Archive for 三月, 2013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31日 星期日

爭取僑胞回台投資
--對現行制度應通盤加以改善

在中共瘋狂展開所謂「文化大革命」與港共進行殺人放火恐怖暴動的一段時間內,海外的僑胞,遙望寶島台灣,仰慕欣羨和自傲之心,非常普遍與堅定,大眾在心理上都把未來的命運,寄託給一片寧靜和安定的自由祖國。祇要看看過去一年來香港與台灣道上的旅客絡繹於途,有的舉家遷台卜居,有的考察投資,有的遊覽名勝,此種情形,的確是前所未見。這說明台灣的安定環境,已成為亞洲的楷模。國內朝野人士,對此諒有同感。

海外僑胞對政府的希望,因此也就較前尤覺殷切。軍事行動取決於反攻條件成熟之時,何時兵發大陸,胥視當局的當機立斷;但對若干行政措施的改善,則應儘早展開,使其能配合客觀環境和需求,此等事自可隨時進行,與軍事行動不能同日而語。例如關係重大的海外華僑回國投資一事,雖然各方疾呼必須改善,但迄今為止,仍未聞有重大措施。本報昨日第三版所刊台北通訊,對此有極詳盡的報導。因鑒於這一工作的迫切需要,爰再提出下列意見,以供我國當局的參考。

第一、我國經濟的長足進步,世人有目共睹,美援中止後,經濟上已踏入自給自足的階段。這是十餘年來辛勤努力的成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此可證明事在人為,不能一味意存依賴。但在經濟步步趨向穩定之時,對外貿易方面仍不理想。台北的「徵信新聞」於三月廿八日報導此事時說:去年我對外貿易總額為十四億九千五百萬美元,其中輸出為六億六千九百萬美元,輸入為八億二千五百萬美元,入超達一億五千六百萬美元。這與前年和大前年的入超比較,增加極大,前年入超是八千六百萬美元,而大前年則是六千餘萬美元。對外貿易逆差的出現如果逐年增加,反映生產力還沒有充份提高,無法適應外銷市場的需求。這點說明全力吸收華僑回國投資,設廠增產,厥為當務之急。

第二、若以從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六七年六月期內華僑回國投資的總額七千零七十五萬六千餘美元而觀,則此一數字殊不值得驚奇,十六年期間竟僅得如此少量的僑胞投資,顯然令人失望。在香港建築業黃金時期,南洋華僑投資於香港的,數字以億元計,相形之下,愈顯得我國當局對華僑回國投資這一重大工作,未盡全力。

第三、台灣的生產條件(原料、人力、廠址、運輸、港口),無一次於香港或東南亞其他地區,環境優美和社會安謐,尤勝於他處,何以華僑對回國投資「望而卻步」,而寧選風險較大的地區作為投資對象?此為耐人尋味的問題,有識之士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應該予以透徹檢討。

我們如根據上述三點加以綜合分析,則其結論不外乎三:

(一)官僚政治的陋習,仍然存在。當局雖然力行新政,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官僚陋習的癌症仍未根除。以華僑回國投資要填同式表格三十五份和奔走廿餘衙門這件事而觀,完全是官僚政治的寫照。我們不是反對應行的申請手續,這是合法保障必須履行的步驟,但同樣一份表格要填寫三十五份之多,不能不說是一種浪費;而要與廿餘機關洽商,亦似乎有點「婆婆太多」之嫌。華僑滿懷熱心和信念回國投資,頭一道關就如此難過,不啻使他們的精神沮喪,不作投資之想。上述十六年中有三百二十八宗申請投資核准後自動撤銷,其原因想係由此而起。

(二)簡政工作仍未全面推行。負責審核華僑回國投資申請的工作,現在似是「多頭主義」,幾乎所有部會,俱參與其事。「多頭主義」的毛病,就是凡事人人要「管」,但人人不「做」,與簡政的原則,完全背道而馳。當局似應指定一個部會,專責處理此事,遇有與其他機關發生縱橫關係的問題時,由專責機構進行諮商。此舉既可使華僑回國投資事宜能夠集中處理,效率大增,而且也可使華僑不為公文往返和奔走衙門而備嘗辛勞。

(三)法令過於繁複。此種毛病,源自形式主義和「科員政治」,終日案牘勞形,刻意在公文和表格上做工夫,但對公文和表格的實際效用與目的,卻完全不顧。凡回國投資的華僑,大多數長期居住海外,對填寫表格一事,已感費力,何況表格之內所列項目,非精通填表技術的人,殊難下筆。當局應顧及這一事實,使表格盡量簡化,扼要淺顯。投資不同於考試,此點應予以區別。

爭取僑胞回國投資,建廠增產,目前還是大好時機,希望我國朝野,能夠針對現時制度所存在的弱點,加以通盤改革,使熱心自由祖國經建的僑胞,能貢獻他們的財力和智慧,以促成我國經濟的更穩定和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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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9日 星期五

的士公司應堅拒左仔復工的要求

港共頭目現正陷入絕路窮途,一方面是「微笑攻勢」被揭穿之後,狐狸尾已盡露,社會人士一見左派分子,都避之若浼,不與這班蟊賊為伍或有所交往。即使在過去有過交情的,現在也千方百計加以斬斷,不願再與瘟神為友。這一失敗,對港共的打擊,甚為沉重,使他們再度策動暴亂的可能機會,減至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去年七月所發動的「總罷工」,據一般估計,參加的工人祇有四千左右,其中以服務交通部門的佔最多數。這群人,八個月來過的是半失業生活,因為他們還有「鬥爭津貼費」可領。現在這一筆津貼費,傳說將不繼續發放了。這是可想而知的必有結果,港共的錢來自中共主子和對本港左派商業機構的「搾取」,如果長期發付下去,將是一個無底深淵,港共自難支持。最近港共提出「總復工」的口號,就可證明他們已羅掘俱窮,再也無法找到「鬥爭費」了。

那班罷工的左派分子之中,有二千六百名是的士司機,他們最近通過港共的「摩總」,自本月中旬起,先後三度向的士車商公開要求「復工」,同時揚言如不獲復工,他們就強行上班,而且限期答覆,其勢洶洶,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的士車商面對這一「文鬥」和「武鬥」的壓力下,猶豫難決,不知所措;過去雖曾向立法局議員請求指點,但迄無下文,港府發言人則於前晚發表一項評論,謂的士公司資方在選用司機上,完全自由。他們有權不僱用他們認為是搗亂分子,也有權重新僱用工作良好而未曾參加過搗亂的司機。言外之意,的士公司有權自由僱用司機,當局無意干預。而勞工處處長郟亮同則承認此是一件困難問題,該處正在尋求解決的辦法。

對於這件事,我們認為性質頗為重要,港府有關單位與港九四十家的士公司,應該研商一項通盤方案。凡事必須區別利與害和是與非,若持此種原則,則我們認為這些罷工司機,絕對不能任其集體「復工」,理由如下:

第一、凡是參加港共策動罷工的司機,顯然如非是共黨分子,亦是港共同路人,他們公開向法律挑戰,企圖使港九公用交通事業陷於癱瘓。他們的罷工,明明是以港九良善居民為敵,增加居民的生活困難。這班人,港九居民早已把他們視為害群之馬,目前他們陷於山窮水盡而厚顏無恥的要求「復工」,社會對此無半分同情之感,反而認為這是他們罪有應得的因果報應。如果的士公司對「摩總」的恫嚇低頭,讓罷工司機集體復工,則此風一開,不啻是鼓勵未來的罷工,而對利害是非觀念完全不加審度。天下如果有這樣要罷工就罷工,要「復工」就「復工」的事,今後廠商還怎能肆應?

第二、在港共分子罷工期內,深明大義的的士司機,不畏危害生命的恫嚇,照常行駛港九街頭,使公用交通得以維持,這些人,早已贏得社會的無限崇敬,他們能為全體居民的利益設想,堅拒港共的誘惑和煽動,浩然正氣,的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中堅分子。如果的士公司接納「摩總」的要求,現在服務的的士司機勢必有一部分被遣散解僱。港共「摩總」已公開提出將新僱司機去職,讓罷工的司機補缺。不論在情在理,這種方式絕對使不得,的士公司如果這樣做,顯然是過河拆橋,良心上如何能對得起安分守己和勤於服務的現職司機?是非從何辨別?如果稍稍從長遠的觀點而言,這樣的措施就會產生非常惡劣的後果,例如守法司機反遭歧視,而對那班喪盡天良的破壞分子,卻加以「獎勵」,這不是鼓勵居民去向法律挑戰嗎?

所以,當此港九的士商人正面臨港共直接威脅的時候,當局應該義不容辭的加以切實保護和支援,對的士公司提供具體指點,協助他們克服困難,僅僅發表一些談話,無補於事,必須以行動或命令方式出之。至於社會各界人士,也應伸出援手,堅決作的士公司的後盾,峻拒港共無理的要求。港共是一小撮欺軟怕硬的社會公敵,祇要大家正面站出來支持的士公司的正義行動,港共就會知難而退的。

這一事件的今後發展如何,現難逆料;不過,當局與居民萬萬不能對此過度漠視,因為港共對此可能另有企圖,利用罷工司機的「復工」要求,為製造另一次暴亂點火,據說警方已加強戒備,實有必要。我們對港共的估計,不能存有主觀的低估,雖然他們已成一群困獸,四面楚歌,但他們策動暴亂的陰謀並未放棄,時刻在尋找藉口和機會,企圖捲土重來。英軍後勤處長新近就料定港共必再滋事,看法相當正確。作為港九居民一分子,人人必須居安思危,堅持涇渭分明之外,仍要時時保持警惕,隨時準備展開另一回合的抗暴努力,把港共分子徹底擊敗。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7日 星期三

香港經濟復興的遠景

西方國家流行的財政年度,由四月開始,至翌年三月底止。一般商業機構年度業務的總檢討,亦經常在每年三月杪時舉行,通盤檢討過去一年的業務得失,同時決定新一財政年度的營業大計。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幾家組織龐大的商業機構和工商業團體,它們如同香港經濟的大動脈,與香港的繁榮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每年召開年會,發表綜合報告,向各方提供了我們當前的經濟輪廓。最近,滙豐銀行、香港總商會和置地公司等組織,已先後開會,發表報告。我們認為這類報告的重要性,遠超過於官方文件,因為它們是根據現實觀點,言之有物,具體而不抽象,使社會人士既可了解過去一年香港的經濟趨勢,同時也可以摸到未來經濟脈搏的跳動。特別是在今年,經過去年五月以還港共的瘋狂搗亂後,今後香港經濟的展望究竟是好是壞,從這類報告中可以尋出軌跡。

第一、港共自遭受空前慘敗之後,他們一面在幕後「招兵買馬」,企圖伺機再舉;一面展開宣傳工作,除了全力傳播「毛澤東思想」之外,對香港經濟,進行最惡毒的「醜化」宣傳,左報幾乎每天連篇累牘刊登閉門造車式的文章,捏造香港經濟接近「破產」的天大謊話。他們這種作法,具有兩項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造成港九居民對經濟信心的動搖,使工商業人士猶豫徘徊,不知所措;二是使海外投資人士和旅遊客人,對香港「望而生畏」,不作任何投資和觀光的計劃。港共這種伎倆,無容諱言一度曾產生某種作用;但時間是真理的最可靠證人,他們的惡毒謠言攻勢,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從去年五月迄今,香港在表面上雖然受到重大創傷,但它的經濟基礎則未受動搖。不僅此也,在港共策動的暴亂稍稍平靖之後,香港工商業就鼓足幹勁,重新展開爭取新的繁榮和復興的遠景。香港總商會主席李洽在其報告中有幾句話,非常中肯。他說:「去年是香港居民接受考驗的一年,但是經受考驗之後,比以前更堅強,以前從未流露的和衷共濟精神,如今已呈現出來。」這幾句話,可以說是今天港九居民,不論站在那種職業崗位上,人同此心的總趨向。再就去年的對外貿易數字來看,總數是一百九十二億三千萬元,比前年的一百七十六億六千萬元,增加了百分之九。從人心和數字兩者觀察,徹底暴露了港共一切宣傳的無稽,事實勝於雄辯,港共真不知醜!

第二、港共的搗亂,現在可以具體證明是一種「自虐」和「自殘」行為,毛澤東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恰可應用於港共一敗塗地的暴亂陰謀。香港總商會年報中透露:一九六六年中共向香港的輸出,總值二十七億六千九百萬元,佔香港入口百分比的二十七;但在一九六七年,中共對香港的輸出,總值降到二十二億八千二百萬元,佔香港入口百分比的十七點六。換句話說,中共向香港的「饑餓輸出」,去年較前年減少了四億八千七百萬元,對北平而言,這是一筆可觀數目的外匯損失,但孰令致之?當然是一小撮港共頭目「冒動冒進」發動的暴亂。俗話說:「偷雞不成蝕把米」,以此來形容港共,真確切不過!從這一點來說,社會人士可以獲得一個結論,此即港共「搗亂再搗亂」的結果,香港的經濟基礎不但絲毫未受創傷,蒙其害者反是出錢供港共搗亂的中共主子!

第三、在港共未發動暴亂之前,香港曾遭遇了兩次經濟打擊,一次是建築業的從黃金時代退到一厥不振的低潮,一次則是銀行擠提風潮。這兩件事,曾經是刺傷香港經濟活力的兩把利刃。但經過了一個短暫時期的療傷後,低潮總算已退。滙豐銀行董事長桑達士和置地公司董事長在年會中的報告,清晰反映這一事實。前者去年的盈利雖比前年減少,但較一九六五年的卻增多。去年盈利減少的原因,則是因為該行繳付了外匯基金三千七百五十萬英鎊,用以增發紙幣,因此運用資金減少,連帶使收益降低,與港共的搗亂,毫無關係。後者去年的盈利達三千六百八十二萬元,較前年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反映社會人士對香港的長治久安,信心日趨堅定。

上述三項事實,使我們對香港經濟的復興,信心百倍。不過,我們除了有信心之外,必須同時具有恆心,須知我們若沒有像去年那樣團結果敢的抗暴,若沒有對港共的搗亂陰謀逐一加以粉碎,則經濟復興的契機早已無存。團結就是力量,抗暴纔是生路,這十二個字應該牢記於心。面對經濟復興的美好遠景,本港官民尤應淬勵奮發,不驕不懈,為香港的再度繁榮而努力。港府當局宜對與經濟復興有關的重大障礙,徹底加以清除,諸如勞資關係的合理改善,青年問題的妥善解決,工商業生產技術的提高等等,俱屬當務之急。凡是生活在這一蕞爾小島上的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熱望能有一個安定的社會與繁榮的經濟,人人自會竭其才智,配合當局的措施,戮力以赴,以求達到香港經濟重見繁榮的共同目標。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6日 星期二

我們不能接受交通當局的「遁詞」!
--對灣仔碼頭「長蛇怪路」再質疑

為了灣仔碼頭「長蛇怪路」的深為廣大市民所詬病,本報記者曾分別訪問了交通事務處、工務局、灣仔街坊會、中巴司機等,所得答覆是:灣仔街坊會首長李運源表示,這條「怪路設計」確屬不合理,並建議政府在最近碼頭的柯布連道建築一條行人隧道,以利市民。中巴的一位八號綫司機坦白指出,這條彎曲怪路增加了他們的許多困難和危險。據該司機說:由於這條「怪路」路面狹窄,灣角急速,除了容易撞倒或輾傷行人道上的行人外,他們經常駕駛巴士行走這樣多彎曲的新路,對身體更有壞影響。據稱:他們多日來由於行車困難增加,彎角多,駕駛用力大,已影響到胸部疼痛,如果這條通路不加改善,減少急速彎角,司機們會視為畏途,不再願意駕駛這條路綫的巴士。這是說,街坊首長和巴士司機都認定這條「長蛇怪路」是「充滿危險」和「絕不合理」了。

那「官方」的意見又如何呢?據交通事務處發言人答覆本報記者詢問時說:該項建設,事實上帶給市民一些不便,但是,這種不便祇是一年半載的事,由菲林明道伸展過去的天橋建成後,市民便有直路可走了。交通事務處發言人在答覆本報記者問題中,最主要的有兩點:㊀關於新路彎多而又急速,會否形成一處新的「死亡彎角」問題?據答稱:該處從未收過有關中華巴士公司的投訴,指摘該路面帶來駕駛上的困難的。據稱:照一般慣例,工務局每建成一條新路而容許巴士行走的,交通事務處必定去函巴士公司,徵詢他們的意見。但自該碼頭新路啟用以來,中巴祇提供過碼頭前的停車場問題,對路面的彎曲情形,未有投訴過,故此相信它不會給行車帶來太大的麻煩。㊁關於為何不在碼頭廣場東便鋪設一條行人道,而要迫使許多渡海市民在爛路上行走的問題。據該處發言人稱:他對行人走捷徑,不表驚訝。他說:「人們都有惰性的,以港島天星碼頭外來說,當局好好地建成一條隧道,讓人行走,可是,他們何嘗不是改走隧道旁的爛路,寧嘆『行路難』,因此,一條美觀的道路而不為人們採用,不全是建築當局的過失。」此外,工務局發言人又在本報記者訪問時答稱:目前這條彎曲新路是「暫時性」的,待菲林明道天橋明年落成啟用後,這條彎路便予取消,另行改建,但在目前,不考慮修築另一條道路。

對於交通事務處發言人給予我們的答覆,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意圖規避「設計錯誤」的遁詞,尤其這種遁詞存有無視廣大市民四大基本權利(衣食住行)之一的用心,我們站在港九市民的立場,不僅無法接受,且亦不能同意。因此,我們還要對負責當局和「設計專家」提出如下的質詢:

第一、交通事務處發言人對我們的第一點答覆,這是有意將該「長蛇怪路」的危險因素,把責任推給中巴當局。交通事務處有無向中巴當局徵詢該路意見,我們尚無所知,但中巴的高級負責人不是駕車司機,在他們未接獲該綫司機投訴有關該路的行車困難和危險經驗前,其尚未正式提出異議,衡之情理,殊不足異。但據本報記者直接訪問司機的結果,業已證明這條狹窄彎路的危險因素不一而足,這還能說是「相信」他們行車不會有「太大麻煩」嗎?再說我們乘坐該綫巴士之所見,當前面有車輛相對駛來時,其中一方必須停駛讓路,否則就有摩擦乃至相撞的危險,這樣駕車的「麻煩」,還不夠「大」嗎?如照交通事務處發言人所說,倘使這條「長蛇怪路」將來發生了車禍,是否就可藉口中巴當局沒有提出異議,而把責任推給巴士公司呢?

第二、我們要問,公共交通是否要以便利市民為第一大前提?否則,政府當局又何必花費數百萬元的鉅資,去聘請那些「專家」作許多交通的「設計」?自灣仔碼頭的「長蛇怪路」出現後,就因為渡海市民都無法忍受這種「人為的虐待」,所以如不能乘坐巴士出入,就祇有「捨遠圖近」的走捷徑,甚至在這廣場爛地中,作「跳欄比賽」(這欄杆是用來阻止行人通過的)亦所不惜。試問人們這樣的被迫「活受罪」,還能說是出於「惰性」嗎?就拿天星碼頭的隧道說,也是因為它的一邊出口在「文華酒店」旁,那些市民如果要跟着干諾道向西走,或在干諾道的那邊走來,就祇能走旁邊爛路而不能走隧道,這也能夠歸咎於市民「惰性」,而替這條隧道設計不週解嘲嗎?古語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是「人走出來」的路,一定有它的事實需要,亦即是「合理的路」,交通事務處發言人豈連這種基本道理也不懂?

第三、現在許多市民為了爭取時間或不願走「冤枉路」,已被迫必須乘搭巴士來代替來往碼頭的一段怪路,這不僅造成八號巴士的擠迫,和因延長行車時間而減少了八號和十一號兩綫巴士的班次,更為許多市民感到無法容忍的,是在他們一般正感生活高壓下,又要每月增加數元車費的支出,這樣對公共交通和市民經濟俱屬有害無利的「怪路」設計,又豈能以甚麼「城市計劃」或建築天橋為理由,而推卸其無視市民基本權利的錯誤?

為此,我們再次呼籲立法、市政兩局議員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而為要徹底了解這條「怪路」的設計荒謬和廣大市民身受的痛苦,他們就必須親臨視察,才會獲得真實的印象。因為現時香港政府正要盡力取得市民的信賴和合作,而這條萬人詬病的「長蛇怪路」卻是與這原則完全相反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3日 星期六

金日成醜.毛澤東更醜!
--金日成的「醜史」恰是毛澤東的寫照

北韓與中共,自毛幫與「克修」公開反目後,雙方即已陷於貌合神離和互相猜忌的狀態,祇是為了彼此各有隱衷,才不願出以公開的決裂。北韓與中共無法相處的原因,主要是金日成走的是「蘇修路綫」,同時也不滿中共援助不多,但卻事事採取干涉內政的態度,以此兩三年來,雙方關係都冷淡如冰,不再是甚麼「親密的戰友」了。

到了最近,北韓與中共的關係更趨惡化,金日成也受到大陸紅衛兵刊物的無情攻擊。據本年二月廿五日廣州毛派組織「機關紅司」出版的刊物「文革通訊」稱,金日成是個極端講究個人享受的大富翁,將這個韓共頭子攻擊得不遺餘力。在該「文革通訊」中,以「今日朝鮮」為題,揭發了金日成窮奢極侈的腐化生活說:(一)「金日成是朝鮮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又是朝鮮的百萬富翁、大貴族、大資產階級分子,金日成的住宅在平壤市普通江區域金剛山,從他的住宅可以四處瞭望,整個平壤牡丹峰、大同江、普通江一目了然,住宅面積達幾萬平方米,四面有高大的圍牆,四週哨崗林立,經過五、六道大門才能進院內,實在叫人想起歷來皇帝的大宮殿。」(二)「金日成在北朝鮮到處修建了自己的宮殿,第一個別墅在平壤市郊三面區域松林區,第二個在金山風景區,第三個在太乙溫泉,第四個在新義州地區,第五個在清津碼頭近海岸區,所有這些別墅是大規模的。雖然一年之中金日成沒住上幾天,然而大批部隊和安全員們是忙得不可開交。」(三)「金日成對自己的先輩、父母是非常『孝忠』的,他把誼父母、父母的墳墓都遷到萬景台,專設一個墓地,大興土木花草,並派專門人員站崗放哨、掃除、管理。」(四)「朝修幹部之間賄賂、請客、送禮是相當可觀的,一九六五年朝鮮遞信相(郵電部長)朴某過六十壽辰時,擺每桌二十多元的酒席幾百桌,請中央各大人都來光臨,那次去參加宴會的中央大人們,有的送禮少者幾十元,多者幾二百多元。」金日成那種帝皇式生活,和韓共官員貪污腐化的形像,經過這份「文革通訊」的報道,可謂已給「鬥臭」無遺了。

共黨領袖假「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實,絕不止一個金日成為然,為甚麼廣州的「毛派」(其實是反毛派,容後說明)不算其他人的賬,而單獨宣揚金日成的「醜史」呢?就我們所分析,其中主要原因有兩點:

第一、北韓與中共關係已經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毛共中央雖然不便直揭金日成「穢史」,但已把他的腐化資料分發到許多「文革」組織去,所以它們能夠如數家珍,知道得清清楚楚,否則這些地方組織不會知道得許多,而且也不會公開宣揚的。

第二、就因此類資料在大陸各地已成「公開的秘密」,所以廣州的反毛分子就利用該項資料來反毛澤東,亦即是借金日成的腐敗來反映毛澤東生活思想的醜惡。這種「移花接木」法,與吳晗、鄧拓、田漢等人的「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無大差別,但手段巧妙則尤過之。

這話怎麼說呢?我們知道,金日成的腐化和毛澤東的腐敗,兩者在伯仲之間,亦有許多相似之處。譬如金日成修建有許多豪華「宮殿」,以供個人享樂,毛澤東也曾動用公款修葺他的韶山故居,以求顯露其出身「富農家庭」的氣派。而在前年老毛大攪「文化革命」後,更以藉口方便人們到韶山「朝聖」的理由,不惜勞民傷財的,特別由湖南長沙築一條直通韶山的鐵路,該路長凡二百餘華里,經過晝夜趕工,已於去年秋間完成,還大吹大擂的報道過「盛大通車典禮」。金日成對他的許多豪華別墅「一年之中沒有住上幾天」,毛澤東則更一年之中難得返韶山一次,現在為了滿足他的「帝皇」思想,竟要特別築一條通到長沙的鐵路(按,原來是有公路的),而且還要在韶山火車站前,塑造一個巨大的毛澤東銅像,以供赴韶山「進香」的人朝拜,如果金日成的作風就是「大資產階級分子」,那毛澤東不是比他更「大」嗎?又據去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的情報,毛澤東在北平西北郊外廿五里建造了一個極端秘密的「禁宮」,外面警衛森嚴,利用叢林掩護,非親信官員無機會進入,因此外界知道的很少,這比之金日成所住的「宮殿」,難道又有甚麼遜色嗎?

事實上,毛澤東以前就是個「小地主」,現在則是全世界最大的「大地主」,這是大陸人人心裡有數,無人不知的。同時我們還不斷發現,自去秋至今的幾個月來,許多暴露毛幫內部醜史的報道,都是由廣州的各「派」組織發出,他們雖未明顯攻擊毛澤東,但其有意拆毛家王朝的台,卻已絕無疑問。因此有理由相信,這次金日成醜史的出現於廣州刊物,那正是反毛分子「項莊舞劍,志在沛公」的手法,祇要人們稍為留心大陸「內亂」的情況,對此自會默會於心的。

我們在此不禁要問,生活糜爛和徹頭徹尾是資產階級的港共黑幫看了此文,有何話說?有何感想?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2日 星期五

展望英新預算案對香港的影響

英國的新預算案已提出下院了,全部預算的基本精神,寓於節約二字。財政大臣占金斯在提出預算案時稱:「它的目的是對國際金融制度的穩定及其健全發展,作一項重大的貢獻,而使英國支付平衡最後產生一種實質與持久的盈餘。」我們不能把這一預算案當作「勒緊腰帶」看待,因為節約是撙節不必要的消費,性質不同於要求人民勒緊腰帶。這一點,可以從新預算案中所列的擬增稅項目見之,此中包括:(一)賽馬和跑狗賭博稅增加百分之五;(二)香煙廿支庄的增稅兩便士;煙斗煙絲每安士增稅三便士或四便士;(三)汽油每加侖增稅四便士;(四)公路稅由現時的十七鎊十先令,增至廿五鎊;(五)薪額稅增加百分之五十;(六)威士忌酒和毡酒增稅二先令六便士;(七)足球徵稅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八)奢侈品購買稅增加百分之五十;(九)賭博牌照費增至一百廿五鎊,(十)日常用品如衣服、糖果、汽水、家庭電氣用具等,提高購買稅率。

除了上列的增稅之外,英政府將獲得新的權力,在一年之內,延遲工資、租金、物價或股息等項的任何增加。對海外私人投資,仍繼續管制。所有這些措施的目標,就是想每年減少全國消費百分之二,而使每年支付平衡獲致五億鎊的盈餘,使英國的經濟情況趨於好轉。

新預算案公開後,反應雖然不一,但就各方的意見綜合而觀,譽多於毀。事實上,英國在去年十一月宣佈英鎊貶值後,英鎊的地位並未完全鞏固,根據一般人士的估計,今年上半年仍可能出現貿易逆差,如果不以斬釘截鐵的手腕施行全面節約,則英國經濟危機總爆發的可能性就無法抹殺。英國權威的「泰晤士報」批評新預算案時,也表示節約事屬必要。美國財政界人士,亦認為英國減少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措施,可能會使目前的經濟困難趨於和緩。英國的貧窮,已成為公開的事實,衝破貧窮情勢的最可靠途徑,顯是自力更生。新預算案雖被英國人民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生活水平最大的一次下降」,但為拯救舉國的經濟頹局,英國人民自然會咬緊牙齦以赴,何況增稅的範圍,大部分屬於奢侈性的消費品,若與倫敦遭受希特勒飛彈瘋狂轟炸下的日子比較,人人會同意今勝於昔的。

香港與英國,在政治上前者是後者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同屬英鎊集團,貿易關係極為密切(一九六七年香港對英國的直接出口總值是十一億四千六百七十二萬零五百七十四元),因此,對英國工黨的新預算案,無比重視,因為它與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根據工商界首腦的看法,英國新預算案對香港產品的輸英,可能帶來新的有利因素。他們所持的理由頗為正確,引用貿易發展局經理柏治的話,就可舉一反三了。他說:香港出品之中,僅有數種是屬於英政府擬增稅百分之五十的範圍,其餘的產品俱列入了增稅百分之十一的那一範圍,此舉無異是替香港產品帶來了銷售的新機會。另外是英國駐港貿易專員韓楠,他對上述意見,尤較樂觀。據他的預料,今年的港、英之間的貿易總額,必定因新預算案的實施而互相增加,特別是香港輸英產品,因為向來以低廉見稱,一定可以廣大招徠英國的購買者。韓氏並強調所謂低廉產品,並非是指品質而言。而「工業聯合總會」主席鍾士元博士,也表示了與韓氏相同的意見。

由此而觀,英國政府的新預算案一旦付諸實施,香港可能首蒙其利。如果這種展望與未來的事實符合,則對香港工商業的繁榮,不啻帶來了又一次新的機會。求仁得仁,這也許是香港光明前途的吉兆!港府當局昨日正式宣佈,港督戴麟趾爵士將於下月下旬飛往英倫,有所商談。我們相信,對英國新預算案與香港產品輸英可能發生的影響,自在討論之列。

在國際間與英國國內,抨擊英國新預算案的,其來源可分為兩方面:一種是共黨集團的意見,一種是英國工會領袖的。蘇俄集團以及中共,向來對西方大國凡百措施,俱採敵視和抨擊態度。莫斯科指英國新預算案仍救不了英鎊,祇加緊「剝削」工人。這種攻擊言論,世人當不屑一顧。就目前英國工人的生活與蘇俄工人的生活相比,真正剝削工人階級利益的是共黨政權。蘇俄中亞細亞地區的工人,至今仍無法購到膠靴;頓巴斯煤鑛區的工人家庭,一年以來縫衣無綫。而英國工人的生活,卻樣樣無缺。至於中共,更無資格抨擊了,大陸工人根本被視同牛馬,枵腹作工,衣不蔽體,面有菜色,那裡可與英國工人的生活相比。英國工會領袖對新預算案的不滿,主要是因為新預算案要繼續凍結工資,這是一種自私觀念的意氣用事,他們縱使全力反對,但不足以阻止新預算案的通過和執行。經濟情況的逆轉,影響所及是英國全體人民,全面節約也是要求英國人民人人節衣縮食,為舉國的利益而忍受有限度的和暫時的困難,不能因一部分社會人士的自身利益而忘了大我。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1日 星期四

毛派「小人得志」的悲慘下場!
--冷眼看「文革打手」戚本禹的垮台

在前年毛澤東策動「文化革命」之初,有兩個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小丑,那就是姚文元和戚本禹。這兩個原本在大陸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因為迎合毛澤東意旨,分別對鄧拓、吳晗、田漢、周揚等人展開猛烈攻擊,自居為「文革」的打手,大為毛澤東賞識,便一躍而為毛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隨着紅衛兵運動的展開,他們兩人更是目空一切,炙手可熱。而由那時開始,戚本禹為要與姚文元爭寵,以求取得更多的權力,更拚命的走「江青路綫」。這至少有兩點事實可以證明:一是去年二月一日,江青和戚本禹一同接見中共「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的「革命群眾代表」,在這個集會上,江青每次提及兩廠負責人如錢杏邨、錢筱章、夏衍、陳荒煤等人時,戚本禹一定先意承旨,落井下石,以求爭取江青的寵信。二是毛幫後來清算曾在大陸上映的國語影片「清宮秘史」,戚本禹更寫了一篇洋洋萬言的長文,指這部電影為「大毒草」,把賬算到劉少奇身上。為了插贓嫁禍,戚本禹還假借有關電影故事大聲質問劉少奇說:「這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在戚本禹的筆下,劉少奇和這部「清宮秘史」的電影,當然都是「賣國主義」了。戚本禹如此得意洋洋的作江青的幫兇,事實上也的確大有所獲。首先他在王力接管了陸定一的「宣傳部」後,便繼王力出任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後來「北京革委會」成立,他又與王力、姚文元等同被任為「副主任委員」。到這個時候為止,戚本禹和陳伯達、謝富治已屬於「同起同坐」的同僚,出入有汽車代步,也有堂皇的辦公室和「官邸」,可以說,他所希望獲得的「富貴、名譽」,都已得到了。

可是好景不常,王力、關鋒、林杰之流,紛紛以反動或「極左」罪名遭受整肅,一個個的由「文革」台上倒了下來,現在的清算矛頭,又指向曾經是「文革社員」的戚本禹了。據先後來自北平的外電報道說,由本月開始,北平紛紛出現猛烈攻擊戚某的大字報,據最近這些大字報宣稱:在去年七月間,戚本禹反對發表劉少奇所寫的一篇「自我批判」文章,又故意拒絕把這些批判資料供給某些機構,「有意在革命階層中引起分裂」。據「法新社」說,在這幾天來,北平各處墻上貼出攻擊戚本禹和其他人物的巨型大字報,跟去年共幫「十.一」偽慶「大清除」前的情況差不多。這可表示戚本禹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了。又據大陸的來人透露,戚本禹已被抄家,目前正在扣留看管,所謂「牛鬼蛇神,永遠不得翻身」的悲慘下場,看來已落在戚本禹的身上。

也許有人覺得奇怪,戚本禹曾經是毛澤東的打手,陳伯達的助手,又是江青裙下的佞臣,為甚麼現在會一變而為劉少奇的「支持者」,而他的「後台老闆」又反眼若不相識,沒有人給他打一張「保票」呢?對於這些問題,我們以為,戚本禹等一批「文革」大將的「旋起旋滅」,固然是由毛幫內部矛盾混亂和瀕於整個瓦解的形勢所造成,但基本的原因,還在他們讀書太少,初出茅廬,而對毛澤東則一無認識。由戚本禹等的「文章」去看他們的學問,他們除了略懂一點毛共八股之外,簡直可說空所無有。這樣一種祇可小知不可大受的貨色,當然不會讀過王船山史論,和懂得幾個古代現代人物的成敗史。唯其是「小器速成」而又不知自量,則在大陸這個「風大浪大」的尖銳政治鬥爭中,無論他們怎樣自命不凡,也決無倖存之理。而毛澤東此人,本來就靠反覆無情的陰謀起家,無所謂「敵人」,亦無所謂「同志」,有所利用時是「戰友」,失去利用價值時是「叛逆」。過去有不少共產黨人,就是這樣給他玩弄於股掌之上,或者在政治鬥爭中成為犧牲品。可是毛澤東這種卑鄙作風和性格,他們不僅一無所知,而且還妄想恃寵邀功,以為把一些為老毛猜忌的「當權派」亂揪亂鬥,就可平步青雲,達到他們的欲望。孰不知,老毛利用他們的結果,不僅不是「文革」運動的成功,而是引起了內部嚴重的分裂。就在這種情勢下,毛澤東為了救命要緊,首先就犧牲了聲言「揪出軍中一小撮」的關鋒,俾有以安撫那些隨時可能兵變的新地方軍閥,但戚本禹之流還不知死活,仍要以「極左」姿態大鬧「派性」,使毛共號令不出「都門」,到處出現「無政府狀態」,形勢之壞一至於此,於是乎,即使戚某之流天天奔走於江青裙下,日日給毛澤東山呼「萬歲」,他也祇好施其「愛之加膝,惡之墮淵」的故技,不要這些「沒用東西」了。

在大陸目前這個亂作一團的局面,毛澤東、陳伯達都感自身難保,當然更不會有愛於戚本禹之流。王力可以被指為「國民黨特務」,戚某又為甚麼不可被指為劉少奇同黨?就憑這一點看,今天毛共內亂顯然方興未艾,港共黑幫所以誓死反對被解返大陸,也就一點也不難於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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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昨日社論第三段第十九行「寮國國內政治腐敗」句,「寮國」乃「柬國」之誤,合校正,並向讀者致歉。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9日 星期二

對灣仔碼頭「怪路設計」的質疑
--立法、市政兩局議員對此有作實地視察的必要

最近落成啟用的灣仔新渡海碼頭,在由高士打道銜接碼頭的一大段填海地區中,有一條左彎右曲的長蛇形「怪路」,使許多渡海市民都感到不便和費解。自該新路通行後,因為市民渡海非要經過「遠足旅行」不能抵達新碼頭,而「怪路」兩旁又毫無遮蓋,不蔽風雨,無不有「行路難」之嘆。渡海碼頭原在利便市民交通,但灣仔碼頭的通路正好相反,市民是未見其「利」而先蒙其「害」,因此有人把這條長蛇怪路稱之為「怨聲載道」,正可反映市民不滿的情緒。

本報記者曾就有關該路引致市民不便的問題,分別就詢於交通事務處和工務局。據交通處長黎保德答稱:他認為這地區目前尚在繼續擴建中,一切都不斷地改變,所以對這些問題表示「全無意見」。照黎氏的語氣含義,他對該路建築是否合理這一點,顯然是寧願採取保留態度,而不願作涉及「其他方面」的批評。又據工務局發言人宣稱:目前這條長蛇形的道路,是將來這一地區城市計劃的一部份。意即謂這條蛇形「怪路」是根據原定的「設計」而建築,將來這一地區的土地,也根據其彎曲程度而劃分使用。談及通路興建上蓋的問題,據稱:該項計劃早已擬訂,且已呈送了有關當局在審核中,如果獲得批准,本年中將可興建上蓋,以減少來往旅客日曬雨淋之苦,這項工程預期六個月內可以完成。由於工務局發言人所說的種種,我們覺得這條為市民詬病的「怪路」問題不僅未獲得圓滿答覆,而且因其事前設計的不可思議,事後開放的問題多多,更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第一、香港有四個主要的渡海碼頭,即是中環統一碼頭,愛丁堡廣場的天星碼頭,灣仔碼頭和北角碼頭(筲箕灣至鯉魚門和茶果嶺綫暫不計算在內),除統一碼頭有離島各綫,渡海旅客包括各區市民外,其餘三線的渡海人士,天星碼頭以中區商行的職員居多,灣仔碼頭則以東區的居民為主,其包括範圍,大致西由分域街或盧押道起,東至銅鑼灣的清風街或水星街止,所有灣仔、跑馬地、銅鑼灣三區的居民,都以灣仔碼頭為最近的渡海線,而每逢賽馬和重要球賽,九龍市民使用灣仔航線渡海的更多,如果工務局的「設計」人員對這種情況有充分的了解,並且認識到「方便市民」是水陸交通的不易前提,那為甚麼這條新碼頭通道,不從「方便市民」的東便「設計」,而要在「虐待市民」的西便建築呢(東西兩便市民的多寡,根本是不成比例的)?

第二、這條長蛇形的「怪路」,中間「左彎右曲」,不僅硬迫渡海市民多走許多「冤枉路」,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往來汽車的危險性,因為這「怪路」接近碼頭的一段,有一個急速大轉彎,先轉左,再轉右,作曲尺形,與一般習稱的「死亡彎角」,有過之而無不及。照我們乘坐該綫巴士所得的印象,當汽車在這段彎路行走時,即使以技術熟練見稱的巴士司機,也因轉彎的過於急速,顯得十分費神而吃力。以這樣對汽車交通充滿危險而又並非必要的「設計」,萬一將來發生車禍,試問應該由誰去負責?但我們知道,港九市內的許多危險彎路,都是受了原來地形、地物的限制,即使明知不安全,也每有難於變更之苦。而灣仔碼頭廣場是一塊新填地,絕無這種先天限制的存在,那些設計人員又為甚麼在第一個大彎之後即直通碼頭,而要故意造成多一個危險彎角呢(請讀者參閱昨日本報刊出的圖片)?難道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考驗」司機技術而不必顧及乘客安全嗎?

第三、說到所謂通路的上蓋建築,照工務局發言人所說,即使獲得有關當局的批准,也要在本年中才能興建,又須預期六個月始能建設完成。換句話說,渡海市民要想免於日曬雨淋之苦,起碼要到明年才有希望。但在那新碼頭落成啟用後,舊碼頭的填海工程事實並未緊接進行,這種工程何時開始,目前還沒有明顯跡象,那為甚麼不讓通路上蓋建好之後才要碼頭遷徙,卻要先徙碼頭才等待批准建築上蓋呢?又該長蛇「怪路」對市民交通既屬害多於利,又為甚麼不在廣場東面開闢一條臨時行人路,卻任它泥石堆積,崎嶇不平,使人們有寸步難行之嘆呢?

根據上述三點,可知這條漠視市民交通權利和行車安全的「怪路」設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向社會交代。這樣的閉門造車,是否可為鄧律敦治議員指稱港府缺乏領袖人才一點提供佐證,也不無值得研究。為此,我們建議立法、市政兩局的議員,要想明白這條灣仔「怪路」的設計建築是否合理,他們應該以普通市民身份,或安步當車,或乘坐巴士,親自到這裡實地視察,看看這條「怪路」對市民引起的反感,究竟到了何種程度。香港許多公共交通的毛病,都是出在主管官吏或設計人員從來沒有走路或乘坐公共車輛,兩局議員負有為民喉舌的職責,趁灣仔碼頭廣場現尚空地一塊,還有時間機會補救這種錯誤之前,他們是非要來一次實地視察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7日 星期日

看羅湖橋頭的醜劇
--「銀色夫妻」被當作木偶,還不知回頭是岸嗎?

港共「影星鬥委」傅奇和石慧,經當局羈押了整整八個月之後,大前天被遞解至羅湖橋,準備讓這對「銀色夫妻」返回大陸。不料共方拒納,在羅湖橋上表演了廿多小時的「活劇」後,終於又押返羈留所,受警方拘管。兩人是否將再度起解或另作安排,此刻猶無下文。事實上,今後他兩人的何去何從,主要是靠自己的明智抉擇。在港共「評價單」上,他們兩人不但已失盡利用價值,而且因為他們在被拘禁以前所過的百分之百「資本主義腐朽生活」,「私」字掛帥,共方根本不會認作「革命鬥士」,縱使讓他們返回大陸,也將視為「社會主義的寄生蟲」,其最後命運一定是下放勞改,嘗嘗北大營的奴隸滋味。傅、石兩人如果能夠稍稍想遠一點,就很容易作出最後的抉擇了。

若以羅湖橋頭廿多小時的拒解過程而言,幼稚無聊,不屑重述;但若就此事而透視港共背後的鬼計,我們所能看出的,約如下述:

(一)它是港共有計劃的陰謀,企圖利用一對活的「標本」,進行一次新的「鬥臭港英」的「活用」宣傳。根據官方消息所示,傅、石起解前三天,當局曾通知共方。此項措施似為一項「公文慣例」,作用是徵求對方的同意;但共方對此迄無反對表示,當局始決定擇大前天起解。共方的未作表示,現在已看出來是一種預定步驟,誘香港當局墮入圈套,將傅、石遞解出境,而俟兩人抵達一線之隔的羅湖橋出入口之處,才撕破面具,拒納兩人入口,同時出動「民兵」和「群眾」,展開一項政治宣傳把戲。港共自從敗得抬不起頭迄今,何來如此大好機會,進行煽動性的宣傳?用傅、石作木偶,演出橋頭「活劇」,港共當然不會錯失這一機會。觀於共報全體動員,在旁吶喊叫囂一事,我們就可以設想到這是他們事前曾有縝密部署的陰謀。可憐復可憫的,這對「銀色夫妻」飾演了木偶戲的主角,胸前掛滿「毛章」,振筆大書阿諛標語,但他們內心的感觸如何,祇有問問他們自己!

(二)它是共方對傅、石「打完齋不要和尚」的手法。共方對他兩人特別「青睞」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職業是電影演員,不容諱言曾獲得若干觀眾的「捧場」,驅使他們站在督轅大門前高舉「寶書」,港共判斷必可博取居民的「同情」。這一階段過去後,傅、石兩人的利用價值,已告無存。對於他們今後的一切,共方其實早已漠不關心。港府既然決定把他倆遞解出境,共方若正面拒絕,必定引起港共分子內部的空前虛怯和分化,人人自感前路已盡,港共可能因此而全面解體。考慮結果,想出這套最毒辣的手法,既可搾取傅、石所剩餘的最後一分利用價值,復可使他兩人望門興嘆,不得踏入。一石兩鳥,港共毒招的作用在此。傅、石在起解之時,携帶細軟七箱,這證明他們一心一意以為從此告別拘留所,甚至可能陶醉於「回到祖國接受英雄式的歡迎」的幻想中,他們若早已決心反對遞解,試想何必整理行囊?這點證明共方的拒納,連傅、石也可能懵然無知,上了一次大當。

(三)它是港共對港府的一項新的挑戰和恫嚇。港共慘敗之後,一直在進行新的暴亂陰謀,花樣不同,方式互異,但其最終目的仍為「鬥垮港英」,其所展開「微笑攻勢」和「活學活用」等伎倆,都是他們重新集結部署力量的戰術。港共目前最怕得要死的,是一小撮港共頭目的自保問題,如果把他們一網打盡,港共分子就成了海角孤魂,頓失憑藉。因此,港共決定利用傅、石起解的機會,演出一幕醜劇,藉此達成兩項企圖:一是向港府挑戰和恫嚇,要它放棄遞解的主意,更不要「碰一碰」其餘的港共頭目。二是警告港共分子,不要以為萬事一走即了,死活要拼下去,「逃役」或開小差絕對辦不到。北平為此事向英方提出的「抗議」,顯然是有計劃的配合行動。

總之,不論共方使用甚麼花招,其結果一定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港共分子和一部分受中共僱用的「統戰走卒」,對傅、石起解回解這一幕戲,應該「活學活用」。他們應該冷靜的想一遍,毛澤東所說「以損人開始,以害已告終」,就是中共的自繪像,他們作了中共的工具,拼死拼活去「鬥爭」,自己以為是對中共「立功」,但中共對他們的一切,根本不放在眼裡,大陸也不會「歡迎」他們回去。他們目前的處境,正如後有追兵,前無退路。能拯救他們的人是他們自己,毅然棄暗投明,站到抗暴陣營裡來,作一個正大光明的人。傅、石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早一天覺醒,早一天獲得自救。港共因為害怕傅、石事件可能發生連鎖反應,共報昨天就口出充滿恫嚇的語調,說甚麼「把任何人綁到」別的地方,港英「最好先考慮一下後果」。共報這種恫嚇,絕對嚇不倒任何人,他們這種毒計,更難獲逞。要考慮後果的是港共一小撮頭目,不是別人!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6日 星期六

略論港府「領袖人才」不足的問題

批評政府是民意代表的責任,這在民主政治上稱為代議制。如果民意代表而對政府無所批評,則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其政治必無改良和進步,且亦談不上「民主」。在民主政制下的國家,監督政府之權在國會,所以國會議員享有最大發言權,而平日協助議員表達民意的是報紙,因此言論自由也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原則。本港目前雖然已有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但還沒有最高民意代表的議會組織,以此歷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避重就輕,無法達到民意「代議士」的標準。而這一點,無可諱言對香港政治興革是一種無形的障礙。

但是,在這次立法局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辯論會上,鄧律敦治議員卻不談那些枝節問題,而對香港政府提出一項近於「言人所不敢言」的抨擊,那就是關於所指港府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鄧氏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面對一個最重要問題,它比較款項與稅項重要,甚至比較改組政府、學校及醫院等問題更重要,這是領袖人才的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律敦治議員特別以港共暴亂一事支持其意見,據稱:「港共在第一回合中,慘遭敗北,面目無光,但經過短暫的歇息後,甚至當這個(立法局)辯論進行的時候,他們已東山復起,開始第二個回合了。」鄧氏說:「我們不要欺騙自己,除非我們有能力和準備保持優勢,否則,這將是一段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局面。」鄧氏指出,這個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批少數而堅決的(共黨)極端分子,認識到他們去年所犯錯誤之後,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鬥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被那些奉行一種信條的人幹出來的暴行弄得清醒和覺悟了,直到最近為止,那種信條曾經有很大的情緒上的吸引力。」鄧氏對此說話較為含蓄,但其所指顯然是說香港中國居民那種「民族意識」的感應。因此鄧氏認為,自去年五月起,他常常聽到「事情永不會重演」這一類話是不可思議的。

為了儘速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的真空,他在立法局大聲疾呼說:「我促請香港政府--促請督憲閣下,在還不太遲之前,把這種真空填補。……」鄧氏連帶指出:「在去年,本港的真正人民以驚人的甚至英雄的姿態,清楚地表現他們忠於甚麼………如果在這次辯論中,將那些英勇及悲壯對抗港共分子進行的野蠻行為而為社會捐軀或受傷的人士,輕輕放過而不予以適當讚揚或追思的,將是我個人的不是,也是我們大家的不是。」鄧氏還很情緒激動地說:「一九六七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個考驗時期,我們有些已準備甚至挺身而出,極有擔當,其他的,最好是不提了。但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不足道的人,而是值得我們百般感謝的本港廣大民眾。」鄧氏這些痛切之言,質直之論,在香港立法局的歷史上,在許多非官守議員,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自鄧律敦治議員這些偉論發表後,顯然已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反應,德臣西報在著論贊成鄧律敦治的觀點時稱:「假如香港不想走上滅亡的途徑,本港政府有必要立刻改革,立即執行解決當務之急的措施。」該報強調,香港的前途,不應該掌握在沒有蓬勃生氣,而正在等待退休中的老年人手上。因此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談談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

就香港現狀而談政治領袖人才,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應付共黨陰魂不息的新挑戰,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出,是許多港府的高級官員,似乎除了等待共黨發動「進攻」外,沒有在積極或消極方面提出任何的對策。這一現象的形成,可能出於現有的政治者一半,出於傳統觀念者也一半。也就是說,因為香港還沒有擺脫「殖民地」形式,所以港府官員就祇能在這種形式下工作,而政治上的任何興革,那是殖民地官員所不願說並不願做的,因為他們的願望,祇是在這種制度下做到「退休」,而不想作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以此多少年來,除非在任港督有改革政治的眼光和決心,否則等而下之的官員,決不會有人敢於提出改革的意見。特別是有關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問題,如果英國官員不想理,那中國官員是更不會有人願理的,原因就在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港府的高級官員,平日接觸的祇限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與廣大的華人群眾可說完全脫節,而這正與共黨的「群眾運動」完全相反,因此必須能夠了解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真空的問題。

對抗共黨有好多方法,而鼓勵正義人士與安撫貧苦市民,則是港府起碼應做的工作。但自五月暴動的高潮過去後,港府對於這些工作都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就不能不使廣大市民,多少感到失望,因此我們以為,港府能否填補人才真空還是另一問題,但港府官員必須把「眼睛向下看」,這無論如何也是他們的應有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