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二月, 2013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4日 星期六

毛幫自己製造另一「定時大炸彈」
--對北平五十萬紅衛兵被迫參軍的剖析

中共區的紅衛兵本來不是「兵」,是在各級學校攻讀中的青年,後來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許多產業工人也紛紛成立一種所謂「革命組織」,有些目的在向上級奪權,有些則旨在與紅衛兵對抗。他們的組織形態,雖與紅衛兵大同小異,但「界綫」卻是分明的。

最近北平外交界人士傳出消息,說有五十萬紅衛兵在過去數週已被編入軍隊服役。據消息可靠人士稱:有人見到在酒店或「政府機構」工作的積極分子,在上週末紛紛爬上軍車而去。他們穿軍服,但未配證章或紅星,有顯著跡象表明他們在受軍訓,預料新入伍的青年,至少要服役一年。北平的觀察家相信,將五十萬紅衛兵徵召入伍,係逐步訓練他們為忠於一個派系的一種手段。照此消息來看,如果北平有五十萬紅衛兵被編入共軍隊伍,其他若干省區亦將如法泡製,那本來是學生身份的紅衛兵,就真的要變成「兵」了。

毛幫早就製造一種宣傳,把紅衛兵說成為「解放軍的後備隊」,要他們向「解放軍學習」。在東南沿海省區,早在紅衛兵運動發生前,也有不少中小學生被強迫參加軍訓,故毛幫要把一些學生青年強制當兵,其事並不足異。就人們所知的事實,共軍的基層幹部多數來自貧下中農,祇有「當兵吃糧」的心理,並無政治思想,而一些資格較老的,更以「老革命」自居,自視為「特權階級」,凡事斤斤計較待遇高低,已經消失了當初「革命」的氣慨。為了這些共軍基幹愈來愈成為毛幫統治階層的包袱,因此在較早以前,曾試圖用各種宣傳運動予以補救,其中,如被毛幫大力吹噓的甚麼「四好連隊」、「模範排」等等,都是以「不怕死、不怕苦」作為教育中心的。可是,毛幫這種「精神教育」對共軍基幹並無多大影響,因為大家都知道這是甚麼的一回事,所以這些所謂「四好連隊」或「模範排」,說來說去就祇有三幾個。在另一方面,沿海地區中小學生的被迫參加軍訓,實際也是虛有其表,有名無實,原因是那些稚齡學生對這種軍訓根本不感興趣,這由過去「人民畫報」刊出的圖片,此類學生十九獃頭獃腦,苦口苦面,可以證明。這亦即是說,儘管毛幫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誇稱甚麼「解放軍天下無敵」,但在事實上,共軍基層早已變質,無論思想、戰力都有問題的。

中共長期養着幾百萬大軍,而他們卻是「怕死、怕苦」和不可靠的一群,這在毛幫看來,當然是最大的憂患。也因此,這次北平有五十萬紅衛兵被驅加入共軍行列,其為出自毛幫「重新建軍」的企圖,自不難於理解。但衡諸事實,問題是否如此簡單,卻值得研究。照我們初步的觀察,北平有許多紅衛兵被迫參軍,毛幫的作用祇有兩點,就是除了「建軍」要求,還有強力消滅「派性」的意義,因為在這幾個月來,紅衛兵的派性鬥爭把整個大陸弄到烏煙瘴氣,儘管毛幫報紙天天對「派性」猛烈攻擊,和提出所謂「支左不支派」的主張,但其中許多爭執,連毛澤東也無法解決,有些經毛奸作出「決定」的,不久之後又再起糾紛,無可收拾。如河北省會的石家莊,不久之前宣佈成立的「革委會」,在「大聯合」名義下,原有紅衛兵各派首領六十三人參加組織,最近因為派性衝突,無法調和,由毛派紅衛兵開會議決,將該批首領名額減少至十七人,那個被指為大鬧派性的「紅衛兵總部」,也被限令撤出其原來的四層樓房子,遷到另一處小屋。其他許多地區,也有類似的情形,北平也當然不會例外。在這種情況下,毛幫除了強迫紅衛兵參軍之外,實也沒有任何消滅派性鬥爭的辦法。

但我們知道,紅衛兵經過「文革」運動後,大部份已變了「野孩子」,養成一種好勇鬥狠、爭名爭利或「好食懶飛」的習慣,復因他們到處「串連」,「見過世面」,了解共幫高層的許多矛盾,如今被迫參軍,無論他們是否所謂「積極分子」,都與他們當初從事「文化革命」的旨趣目的,背道而馳。祇由這一點看,足見紅衛兵的參軍運動實非所願,唯其出於被迫,結果也必成了毛幫自己製造的一個「計時大炸彈」。同時我們還可了解,紅衛兵與「解放軍」教育程度有別,階級背景不同,紅衛兵曾經鬥過任何人,一定瞧不起共軍,而共軍多數出身寒微,也必因自卑心理而對他們心存嫉忌,紅衛兵以前沒有槍,其飛揚跋扈已如此難於控制,如今有槍在手,這也豈是毛幫的一些政治教條所能加以約束嗎?

據廣州消息,在昨天粵共宣稱「革委會」成立的大會上,因各派紅衛兵互相火併,當場死傷數百人,昨天英文南華早報特用大字標題予以報道,表示對該消息來源的可靠。這更足證明,「革委會」把戲固然挽救不了毛幫垂危的命運,而紅衛兵參軍,更必成為毛幫的定時炸彈無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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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3日 星期五

我國當局應迅速拯救逃港難胞

中共大陸的全面混亂狀態,日甚一日,由於大混亂的持久和擴大,民不聊生,饑寒交迫,如陷水火。華中和華南地區的人民,不堪中共的政治迫害,不願長期熬受非人的生活,近來紛紛結群逃亡,大多數循水路逃至香港,尋求光明與自由。前天本報曾對大陸難民逃港的情形,向讀者提出詳盡的報導。據國際拯救委員會負責人估計,今年一月間由大陸分路逃抵香港的難民,人數約一千;本月份迄今為止,約有五百人以上。這些數字並非經官方統計後發表的,可能稍有出入,但大致說來,農曆新年迄今為止,從大陸逃出的難民,人數與時俱增,這種集體逃亡情況如果繼續下去,另一次可歌可泣的「五月逃亡潮」,很可能要重現於世人眼前。

大陸人民甘冒死亡的危險,用購船和奪船等方式,有計劃的進行逃亡,這種置生死於度外的勇氣和決心,一方面是反映他們堅持「不自由,毋寧死」的精神,一方面則充分證明中共暴政已成為全民公敵,無人肯再忍受它的殘酷蹂躪。中共的宣傳機器不停渲染大陸是「天堂」,可是難民的集體逃亡,不啻是以行動揭穿中共的無稽謊話。對此地執迷不悟的左派分子來說,這也是對他們上了一課,他們盲目聽信港共一小撮頭目的宣傳和欺騙,踏上賊船,甘心做港共的鷹犬,他們大多數的家鄉故里都在廣東,逃出來的難民之中,不乏有桑梓舊雨,此情此景,他們應該捫心自問一聲:作共黨的走卒究竟所為何來?家鄉已成地獄,難道自己甘心犧牲自由而去作中共的奴隸?他們如果仍存一分良知的,一定會幡然覺悟和及早回頭了。

千辛萬苦逃到港九的大陸同胞,就當地的法律觀點而言,屬於「非法入境」,除已安全抵達的難民之外,凡是被當地警方在逃亡中途發覺的,當然要經當地法律程序的處理。但是,世界各地的法律,儘管條文有別,但總不外乎人情。這裡所謂人情,指的是顧及人道和正義。我們常言法無可恕,情有可宥,即寓此意。這班難民吃盡苦頭而逃脫中共魔掌,完全出於追求自由和反抗役奴的堅強意志,自由既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權利,而尊重和維護他人的自由,則是任何社會所應盡的義務。港府當局對入境難民處理所採取的彈性原則,顯然是考慮及此。

拯救已逃出難胞的最大責任,我們認為應由我國政府負起。在道義上,我國當局曾對大陸同胞的陷入魔掌,不時公開引咎自責,以弔民伐罪自許。對逃出生天的同胞,我們就應竭盡全力,把他們接運至台灣安居,完成他們追求自由的心願。據中央社台北電訊,謂「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負責人,曾就新近大批難民逃到港九一事,一方面致電駐港有關單位,迅加慰問救助,並協助接運赴台;一方面籲請港府當局,本人道立場,對難民予以庇護。此項措施,原則上是我國政府責無旁貸的事,但在執行時,貴於講求迅速實際。我們提出此點意見的原因,就是凡被港方拘禁的逃出難民,中共無時不在企圖把他們「解返」大陸,北平可能通過種種途徑,迫使港方接受。中共這種伎倆的目的有三:一為對反抗其暴政的人民展開進一步的迫害和報復;二為藉此恫嚇其餘計劃逃亡的人民,使他們因畏懼而放棄出逃;三為防阻揭露中共暴政統治下千瘡百孔局面的真相,杜絕難民報導的一切可能。我國當局若不迅速搶救,夜長夢多,倘使中共之計獲逞,試問我們怎能對得起這些已逃出生天的難胞?此外,我們並且建議我國當局,對於接運難胞一事,應列為較長期性的工作,不能以應急的心情待之,因為中共大陸的混亂,今後一定步步加劇,中共迫害人民的手段,也一定一天比一天毒辣,其結果必有無數同胞,爭先逃亡,而目前香港已成主要路綫,我國當局不能不未雨綢繆,事前能有妥善安排,使獲見自由的難胞,能重投祖國的懷抱。

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氏本星期二日在立法院報告施政時,曾說:「我們必須提高警覺,正因為中共潰亂的形勢已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毛澤東為作垂死前的掙扎,採取任何瘋狂的行動。我們當前的急務,就是要趕快將這個瘋人擊倒,不容他為中華民族和世界人類帶來更大的災禍。」嚴氏這段話,字字中肯,不過,我們願再度說明我們一再提出的觀點,此即要擊倒毛澤東這個歷史上少見的瘋人暴君,眼前是大好機會,復國機運,千載難逢。至於我們肯定目前是大好機會的理由,現在無須多談,任何人放眼大陸,遍地武鬥,不論是中共的黨、政和軍隊,俱處於尖銳對立狀態,而毛澤東本人,則已失盡一切憑藉,一綫希望現在寄託在共軍的槍桿,但可靠性殊為渺茫。這種情勢,就是中共政權趨向解體的具體事實,換句話說,也就是我國當局復國的空前絕好機運,外攻內應的條件已存在,我當局似不宜再事猶豫。推翻中共政權,拯斯民於火水,難民逃亡的問題也就不會發生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2日 星期四

越共在「總崩潰」中!
--是美國予北越致命打擊的時候了

香港的市民,現在每天看報紙,如果不作全面的觀察和分析,很容易會產生一種印象,以為南越局勢不易迅速恢復,美越各軍還得隨時準備應付越共的「新攻勢」,因為那些由外國記者在西貢發出的消息,都會使人產生這種錯覺。但在事實上,南越危機已成過去,而越共更在「總崩潰」中,目前南越的主要問題,乃是善後救濟的工作。

早在兩週前,我們除了肯定的指出越共新春攻勢「不僅失敗,而且敗得很慘」,還向讀者提供一個對越局發展的基本看法,就是不要過份重視來自西貢的許多紛歧消息,而該根據「時間因素」作為判斷的前提,我們明確指出,時間對越共「絕對不利」,時間一長,他們目的不達,後援不繼,「如不願束手就擒,就祇有坐待就殲的命運」,現在的局勢發展,已完全符合我們的論斷。譬如,唯一企圖據守順化王城作絕望掙扎的越共,現已不願「坐待就殲」,正急於突圍逃竄了。

或者有人會問,如說越共已在「總崩潰」中,為甚麼最近還有所謂「第二次攻勢」,除了炮轟西貢的新山一機場,還在若干地區發動突擊呢?照我們從有關新聞資料所作的判斷,那些射入西貢機場的火箭砲或迫擊砲彈,是越共在去年農曆歲暮時候,假借「死人出喪」從棺材運入的,但因此類武器砲彈都數量有限,打完之後無法補充,所以他們就祇能選擇西貢機場作為轟擊的目標。這是所謂「宣傳戰」和「心理戰」,目的在影響外界視聽,此外並無其他意義。如本港「國泰」航機因此暫時取消了西貢班期,即係受了這種影響。可是越共經過這次沒有軍事價值的無聊砲轟後,它的隱蔽砲位已立即為美軍測出,現正進行清剿中,這一小撮越共,當然又是「死路一條」。至於若干地區的尚有「狙擊戰」發生,那是一些「漏網之魚」的殘餘越共在「流竄」,祇是「釜底游魂」的一撮,更發生不了作用。因此所謂越共的「第二次攻勢」,實際是被一些外國駐西貢記者誇大了的。

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去年香港發生的共黨暴亂作例子,當時由各國記者發到海外的新聞,也差不多把香港描寫成為「危在旦夕」的城市,以致有些外國遊客,紛紛取消預定旅遊香港的日程,更有不少美國華僑,看了有關港共暴亂的新聞和電視,也紛紛寫信給他的在港親友,勸告他們早日離開,「走為上着」。這原因,就在許多外國記者為職業關係和所謂「新聞觀點」,他祇能報道共黨如何投放炸彈及聚眾叫囂,而對於香港市民、警察、工人等如何堅強應付共黨搗亂的事實,卻頗感於「內容空泛」,無處着筆。因此在國外人士眼中,就祇能看到共黨行為披猖的一面,而沒有看到全港市民所予他們堅強反擊的一面。其實港共的失敗,我們香港市民早就看得清清楚楚的。

目前南越情況也大致如此,越共已經一敗塗地,各地秩序也逐漸恢復,祇因許多軍民團結抗共的動人事實尚未為外界所知,致會使人產生一些以為南越非短期所能平靜的錯覺。就我們直接間接獲得的消息,西貢區內已普遍設置公價食物發售站,配米數量按戶口紙的人口多寡發給,市場也恢復各種食物供應,一度發生的「糧食恐慌」,實際已告消除。而在越共的陰謀突搫失敗後,西貢各慈善團體皆紛紛推動各項救濟難民工作,市民捐出現款、衣物、糧食、煉奶的為數甚多,充分表現他們守望相助的精神。關於房屋被毀的重建,現正由阮高祺副總統領導的國家救濟委員會處理,該委員會已在西貢及南越各區次第成立。據最近離開公職而現已復任該委員會秘書長的阮德清將軍表示,在西貢及堤岸被砲火所毀的地區,政府準備重建一萬個單位住宅,以便安置那些失去家園的人民。他曾這樣說:「說來也真可笑,許多人將來可安居於較新年假期前更好的住宅,竟是間接受越共所賜,這不奇怪麼?」更難能可貴的是,以前西貢市民對越共分子及潛匿地點多不敢向政府舉報,但這次卻敵愾同仇,一經發現越共踪跡就向政府通風報信,有些更自行逮捕越共分子送交政府,使越共沒有潛踪匿跡的餘地。堤岸的華僑,更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事實,包括自動組織起來對付越共「敢死隊」,及把自己店中糧食貨物照原價售給僑胞等,這都是促成越共失敗和目前在「總崩潰」中的有力因素。

正如南韓的駐越軍司令蔡命新指出,越共經過這次慘敗後,至少四個月內無力發動「新攻勢」,這是「知兵者」之言,可以幫助讀者對南越局勢的了解。而目前美國態度也比前更強硬,從詹森總統全力支持韋斯摩蘭,和眾院武裝委員會主席李佛斯的主張封鎖海防及進攻其他目標,都可能是加強打擊越共的前奏,讀者是可以拭目俟之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1日 星期三

對港共不能姑息!
--最近四件事,證明港共準備新暴亂

遭受一連串失敗後的港共分子,近來似又蠢蠢欲動,製造事端,再度掀起暴亂。由上星期四日迄至前天為止,先後發生的四件事,性質上俱屬於港共分子的點火企圖。這四件事,根據時間的先後而排列,就是㊀港共用「港九工聯」名義,偷偷摸摸在港九通衢大街,張貼「發米」登記通告。港共分子利用夜闌人靜之際,進行此種破壞「緊急法例」的違法勾當,而且結隊唱歌叫囂。警方曾在港九兩地,拘捕了四十八人,但不旋踵即予釋放。㊁三家被判停刊半年的左報,「刑滿」復刊,港共一小撮頭目,對此大事宣傳,酒會之中,乘機發表煽動性言論。港共的「鬥委會」代表致詞時,公開大喊「高舉愛國反英大旗,更廣泛聯繫和發動群眾,為反英抗暴鬥爭作出更大的貢獻」。㊂新蒲崗一間毛織廠,因除人問題發生勞資糾紛,前天清早即有百餘工人,在廠外靜坐和站立,一時情勢頗為緊張,似是去年五月港共以新蒲崗為製造暴亂火種時的重演,經警方巡邏監視後,始告無事。㊃九龍橫頭磡徙置區第廿三座一所天台學校的女生,揚言身上懸掛的「毛章」被毀,在前天晚上偕家長返校「理論」,竟要求該校校長與教師道歉認錯,惡人先告狀,聲勢洶洶。警方接報後,到場調查,將雙方帶返黃大仙警署,進行調解。此時黃大仙警署之外,已有二百餘港共分子聚集,似有包圍該署企圖,叫囂之外,高唸「毛語錄」,離開警署後,又在該天台學校一帶麕集,似有所企圖,因防暴警車尾隨監視,該批港共分子見情勢不妙,怕得要死,於是作鳥獸散。

上述四件事,我們不能把它當作孤立事件看待,因為都是港共分子一手策動的,其目的俱是製造事端和煽動居民,企圖從事新一回合的暴亂。此點,我們最近曾一再指陳過,港共目前展開的「微笑攻勢」,祇是笑裡藏刀的伎倆,希望藉虛偽笑容,掩飾陰謀,同時博取港九居民的「好感」。事實上,他們正在背後磨刀,準備對港九居民,展開另一次的血腥迫害。過去一週期間內港共製造的事件,就充分證明我們的估計完全正確。我們不但估計港共一定企圖從事新的搗亂,而且曾正告社會人士與港府當局,千萬不要粉飾太平,以為風暴已過,從此雲散日見,鬆弛戒心。鑑於上列四事件的發生,我們深以為有再度強調此項警告的必要。須知港共正在等待時機,準備再舉,我們如果對目前的不可靠安定自我陶醉,或者過度低估港共困獸猶鬥的力量,我們就會墮入港共的陷阱,而港共也就可以暢所欲為了。

因此,我們願提出下列問題,籲請港府當局予以注意與澄清:

(一)港共過去的慘敗,有目共睹,屬於鐵般事實;但他們在慘敗之後,顯然仍未甘心認輸,僅僅對他們「策暴戰略」,予以修正,以「微笑攻勢」爭取喘息時間,背後重新集結力量,組織暴亂單位,企圖捲土重來,港府當局對此,自然充分了解,例如港府新聞處副處長史允信,就曾公開促請社會各階層人士,認清港共「微笑攻勢」的陰險企圖。不過,僅僅認清港共的新企圖,尚嫌不足,港府當局必須根據港共的新企圖,採取粉碎行動,使港共的新企圖,永遠不能獲逞。港府當局也許已在行動,但不夠堅決。例如天台學校這件事,港共能驅使二百餘人包圍警署,可見得他們對重新組織暴亂力量一方面,未曾受阻;倘若港府當局堅持去年五月以後的抗暴努力,拿堅決果斷的態度,嚴格執法,港共的新企圖就無法一步又一步的展開。

(二)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這是一般人的生活哲學,屬於一種消極的與無為的觀念。對付港共,我們就不能用此方法,否則,不啻是對人面獸心的港共施行姑息與安撫,反使他們得意忘形之餘,張牙舞爪傷人。那四十八名張貼「發米」通告的港共分子,其行為顯然與「緊急法例」抵觸,甫拘即釋,反映港府當局對他們的「息事寧人」,純粹是一種安撫作風。破壞法律的必須繩之以法,中外皆然;特別是對無惡不作的港共分子,尤應嚴格執行法律條文的規定,不能稍縱。此外,三家左報的「復刊」,停刊半年之外,「復刊」前曾否履行罰鍰的判決?港府當局對此迄無正式表示,此是否又含有一種姑息作用?我們當然希望所猜想的全部不對,否則,港府當局應該對港九抗暴居民有所交代。過去一段期間內,港九善良居民獻身抗暴,一切犧牲在所不計,對此似有過問與獲知的權利。

就目前港九居民對港共分子的同仇敵愾情緒而觀,港共如貿然發動新的暴亂,必遭港九善良居民更沉重的反擊,此點已是毫無疑問的一致趨勢。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則在港府當局的繼續堅持抗暴政策,勸居民勿被港共「笑臉攻勢」愚惑而自己卻為虛偽的笑容而意亂情迷,鬆弛戒心與採取姑息措施,將是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的錯誤觀念和行動,願港府當局深思及此。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0日 星期二

對中學會考改制問題的檢討
--設法提高香港中學生的中文程度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多年來存在着的香港「中學會考」問題,自教育當局宣佈改制後,各方反應不一,但對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及格文憑」這一項措施,卻甚為許多私立學校和學生所歡迎,因為以前的中學會考制其弊有二:一是「五科及格」和「分組方式」,考生如要獲得及格文憑,必須在同一次考試中,獲得英文一科及其他四科及格,而這四科又至少包括在兩組科目中,每組至少有一科及格,以致有些考生雖然獲得五科或五科以上的及格,但如不能符合「分組」標準,仍然無法獲得「及格證書」;二是考生如果不幸名落孫山,得不到會考文憑,不僅升學沒有希望,可能連就業機會也受到扼殺,因為他無法向僱主證明,他是受過中學完整教育的。其中還有最不公平的一點,是有些考生儘管中英兩科和其他科目都考試及格或者優良,但如理科(包括數學、生物、化學等)不及格,其他成績便化為烏有。對考生來說,這種淘汰辦法實在過於殘酷,且亦不近人情。也因此,在每次中學會考放榜之後,那些「榜上無名」的考生,其所受精神打擊決非典試當局所能想像。而照近年的應考人數和及格人數作比例,及格的考生名額通常不超過應考人數的三分之二,這亦即是說,每年總有三四千人在一次會考中被淘汰。這許多不幸的青年,由於不堪挫折而憤世嫉俗者有之,甚至因此而演出「厭世輕生」悲劇者亦有之,這實在完全違反了中學設教的宗旨。現在新的會考制度改用「各科成績表」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總算把這種錯誤矯正過來了。

但是,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在消滅「及格」與「不及格」的分別上,雖然不失為新會考制度的優點,但對考生的升學就業是否有所便利或幫助,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檢討的問題。如連日本報發表文教界人士李會桃所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就是屬於一項可供討論的意見。就我們所知的事實,在新會考制度下的考生,雖然可以避重就輕的選考若干科目,而對不及格科目(據說用「E」字以下作代表符號),亦可獲得下年補考的權利,但在考生的升學途徑上,卻沒有甚麼「利益」可言。例如,現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已經有一項無形規定,即是祇有英文中學的學生,才可報考香港大學亦可選考中文大學,但中文中學的學生(包括官立學校的),卻祇許報考中文大學,而中文大學卻必須中英兩科都達到合格標準才予錄取,如果有任何一科不及格,那是根本沒有機會的。又如考生有志到台灣升學,這更要中、英、數三科及格,任何一科不夠水準,這也不會有被錄取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如果考生志趣不在升學而在就業,但如所考的及格科目是屬於聖經、家政之類,則在僱主心目中,這些都是不切實用的科目,除了「敬謝不敏」外,大抵也不會有「破格錄用」的雅量。這亦即是說,縱然新會考制度可以給考生消除「不及格」這個恥辱的烙印,但如考生趨易避難,不從主要的科目用功,這還是足以貽誤終身,受害不淺的。

李會桃氏這次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顯然是針對上述各種問題而發,頗有補缺拾遺的意義。但我們衡量當前現象,「全面會考」能否獲得大多數學校和學生的支持,未經廣泛諮詢,恐怕也不易找出結論。因為事實上,現在的中學課程本已相當繁重,許多中學為了便利學生升學,在四年級便已將文、理分科,這種趨勢既成,如果一旦實施「全面會考」,將有不少學校提出反對。另外還有一個政治性原因,是過去港共陰謀煽動的學潮,原是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為了不使他們有挑撥青年的口實,這也是一個不能不加考慮的因素。因此不得已而思其次,我們認為,為了保證中學生對中、英文程度有一定的水準,把該兩科列為「英中」與「中中」的必考科目,這不僅是事簡易行,而且也有必要的。

關於中文效用應與英文等量齊觀的事實,不僅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如果青年學生對中文認識不多,像現時許多中學會考及格生連寫一封普通中文函件也感無從措手的毛病,無論對他本人或社會關係,都決不會有何好處。尤其在各方熱烈要求將中文規定為「法定語文」之一的趨勢下,更不容許青年學生有任何輕視中文的心理。昨天消息傳來,英國的教育與科學部和蘇格蘭教育部所發表的「現代語文研究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書,就公開承認由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未來角色日趨重要,故研究中文亦應列於最優先的地位。據悉,該報告書提議各英國大學之間應該合組一所中文學院,設有中文系的六間大學現正研究這一項建議。準此以觀,香港中學教育必須重視中文,從而提高在學青年的中文水準,這也是無待煩言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17日 星期六

籲請香港居民促予南越救濟

越南駐港代總領事成光然,為越共發動「新春攻勢」所造成南越人民的嚴重災禍,公開向港九人士呼籲請求予以救濟。據該項呼籲通函稱:「最近越共利用他們自己所提議的農曆新年停火期間,當全國人民歡樂過年之際,突於年初二凌晨,襲攻南越許多城市,包括首都,使無辜老百姓慘遭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兩週來,受害者全國約五十萬人,單在西貢已有二十萬人之多。對此慘禍,越南共和國政府和盟國當局已經進行一項緊急救濟辦法,我們亦……懇切呼籲熱心人士急予援助,惠捐糧食、衣服、藥物以及輕便建築材料等。除捐贈財物外,任何援助方法,亦為我們所歡迎,並且十分感謝。」

這次越共所作孤注一擲的突擊戰爭,事實已告慘敗,除順化舊王城的殘餘越共尚待肅清外,南越各地的情況,業已逐漸恢復,如曾經停頓兩週的西貢各華、越文報紙,現已恢復出版,堤岸地區的宵禁,南越政府也考慮放寬至晚上執行,一俟軍方首腦同意,即可成為事實。由副總統阮高祺領導的「國家重建委員會」,原為應付共亂的臨時性組織,現因局勢緩和,已正式宣告解散。香港寄南越西貢的空郵函件,郵政當局亦經通告照常收遞。這些都可說明西、堤秩序正在漸復正常的事實。

可是經過這一次戰亂,越南人民和與我們有密切關係的華裔華僑遭遇都很慘。我們從電訊報道中獲悉,當越共發動「死亡進軍」時,竟以暴力脅迫一些老弱婦孺為掩護,以圖阻止美越軍隊的進剿和追擊,後來暴亂不逞,又竄據堤岸的華人住區作垂死掙扎,以致堤岸一隅,房屋被毀了甚多,平民死傷也極重大。越共這種殘暴行為,誠足使人言之痛心,聞之髮指。我們知道,堤岸是南越的商業中心,與香港貿易向有密切關係,而在八九十萬的華裔華僑中,絕大部份都住居堤岸,故他們遭遇的慘禍,與我們香港居民實有切膚之痛。旅越華僑以廣東和福建人為主,以前分為七幫,最高的僑團組織稱為「七幫公所」,但各幫組織則以「廣肇公所」為最大,因為堤岸華僑以「廣府人」佔大多數。現據西貢來客的口頭消息,堤岸的商業中心區水兵街、古都街、參辦街(此係舊名稱,現多已易名)等幸未被戰火波及,但比較近郊的平民區,因被越共一度盤踞蹂躪,人命財產的損失,目前尚難估計。當此大亂之後,救死扶傷和安頓流亡實為當務之急,因此我們以為,對越南共和國駐港領事請求救濟的迫切呼籲,我們香港居民,自應予以熱烈的響應。

在此我們有請香港居民必須注意的一點,就是越共在南越所逞的暴行,與中共以前盤踞江西和流竄各地時的焚燒擄掠,固無二致,而共黨的無惡不作,從香港過去幾個月的騷動,亦為我們有目共睹。現在港共分子雖已計窮力絀,抬不起頭,但要知道,越南的剿共戰爭不僅是保衛自己,同時也等於保衛了東南亞洲,包括香港在內。人們可以想到,假如南越有失,則泰國、星、馬俱將發生問題,香港更不會例外。這次越共突擊本已遭遇慘敗,但因人民受災嚴重,一些受港共操縱的左派工會,仍然恬不知恥的開會「祝捷」,企圖藉此向那些左派嘍囉「打氣」,作為死灰復燃的張本。單從這一點看,我們就決不能對南越的剿共戰爭隔岸觀火,對南越請求外界救濟的呼籲,出以一種冷淡的反應。我們可以說,這次越共突擊一敗塗地,我們香港居民實已受賜良多,否則「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誰敢保證香港還會有今天的「寧靜」。香港居民已感受過「五月暴動」的教訓,再也不能把這個地方看作「世外桃源」,因此大家一致起來支持南越政府的善後救濟運動,這無論如何也是義不容辭的。

同時,我們也希望本港一切負有文化宣傳責任的人士,認識目前的南越局勢是滅共第一,無論美國軍方或南越政府對這次共亂是否有所疏忽,這都不是我們追究責任而嚴加指摘的時候。我們可以積極督促美國徹底修正其現時的「不求勝」戰略,但在大原則上,我們仍應給予對越共拚死奮戰的駐越美軍以支持。我們論事必須重實際,而對緩急輕重之分尤不應忽略。美國青年離家萬里參加南越戰爭,他們為的是什麼?難道還不是為了正義、自由的崇高理想嗎?如果我們此時不集中全力於對越共暴行的聲討,卻斤斤於對我們的盟國友軍加以非難,這不是徒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

語謂「救災如救火」,為了使南越的善後工作早日展開,我們籲請香港居民儘速發起各種救濟運動,這不僅是一種救災恤鄰的應有之義,而且也非此不足表示我們對南越休戚相關的高度熱忱。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14日 星期三

粉碎港共在新界的新搗亂陰謀!

港共繼續搗亂之心猶未死,眼前的各種事實,在在俱可證明他們正在全力策動新的暴亂,而以「微笑攻勢」作為新陰謀的掩護。從港共最近的活動觀察,新界地區很可能是他們演出新搗亂的「舞台」。不久之前,我們曾就港共慫恿新界學生在假期結束後展開搗亂的陰謀,予以揭穿;同時籲請港府當局和新界善良居民提高戒心,針對港共的新陰謀,採取防範措施。昨天,本報進一步報導了港共嗾使新界學童進行各種搗亂的最新情況,愈可證明港共在新界準備滋事的詭計,漸漸接近於全面展開的階段,港府當局應該及時加以遏止,粉碎港共的企圖,不容他們在一連串失敗之後,有再度作惡的機會。

迄目前為止,受港共驅使的新界學生,他們搗亂的方式,不外乎三種:一是擇易於吸引居民注目的空曠地區開會,插紅旗,喊「毛語」,吵鬧一番之後,再轉至另一處,演出同樣的把戲;二是強登行走新界巴士,在車內大肆胡鬧,乘機宣傳「毛澤東思想」;有的則排立公路之旁,在巴士經過時,亂投石子;三是威脅新界各校校長,要求將「毛澤東思想」,列入課程之內。就上述三種搗亂形式而論,表面上似尚不十分嚴重,屬於「小搗亂」而已,但我們絕不能因搗亂程度似屬輕微而低估它的危險性,凡是共黨策動的搗亂,其進行公式是先偷偷摸摸的在背後醞釀,再透過組織的力量加以擴展,而後展開零星的和性質不嚴重的搗亂,一方面考驗自己的實力,一方面試探外間的反應。當上述要求俱到達時,他們就不顧一切,拚命搗亂。這一公式就是去年五月以後港共的搗亂計劃。目前他們在新界的行動雖說仍在試探階段,倘若港府當局和善良居民對此漠不關心,主觀上就犯了錯誤判斷敵情的嚴重過失,墮入了港共的陷阱。等到港共展開全面的瘋狂搗亂時,可能就措手不及了。對付共黨的任何陰謀,必須在一經發覺之時,立即用全力將其粉碎,不能稍存觀望或猶豫心理。

港共擇新界地區為新搗亂目標,自然是事前經過反覆考慮後的決定。分析他們的動機,可能約如下述:

(一)去年五月開始的暴動,重點在港九市區,特別是當他們展開殺人放火恐怖行動的時候,幾乎集中於熱鬧市區,新界一帶,甚少發生。港共在市區暴行的結果,天怒人怨,過去對港共心壞叵測認識不深的市區居民,至此也全部認清了他們的殘酷和醜惡面貌,對他們「以華制華」的毒辣手段,完全識穿。因此,港共於一敗再敗之後,在市區之內,已成了過街老鼠,不敢見天日,東躲西藏,因此轉移到新界一帶去搗亂,企圖爭取有利環境,建立新巢穴。

(二)新界居民,大多數世代務農,荃灣工業區工人的人口,僅佔新界總人口的少數。農民的傳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勤勞耕耘,不問政治。港共就利用這一弱點,乘機撒播邪說,進而慫恿農民,作港共的工具。一般農民子弟,就近讀書,港共便利用其家長的愚昧和盲從,縱容兒女,任其受港共擺佈,為他們作代罪羔羊。此輩學生青年,見聞無多,黑白難分,最易上港共的政治圈套。

(三)新界與中共大陸接壤,港共在展開新的搗亂時,中共可在邊境地區,遙為「聲援」,例如製造更多的邊境事件和搖旗吶喊「助陣」等等方式,過去已司空見慣。港共如再度慘敗,一小撮發號施令的頭目,可以逃入大陸庇護,避免捱受鐵窗滋味。在殺人放火的工具的供應方面,佔盡地利,進可以擴大搗亂,退可以一逃了之。

上述三項動機,就是港共選擇新界地區作為新搗亂目標的緣故,同時也可以了解港共陰謀的惡毒用意。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加以深入分析,這也是港共施用「農村包圍城市」伎倆的初度嘗試,如果在新界搗亂成功,港共就會逐步把搗亂範圍伸入市區。這一點,不是神經過敏的推測,而是根據現時的跡象所作的客觀判斷。在新界駐防兩年多的啹喀旅指揮官馬田准將,上週調職返英時,曾在機場發表談話,肯定港共的第二回合暴亂,將會出現。馬田准將對新界邊境情況,所知最詳,其言當有所本。

港府當局和新界居民目前所面臨的抗暴任務,非常艱鉅。以港府而言,徹底肅清新界港共分子的潛伏,厥為當務之急。另一必要步驟,為摧毀港共在新界的全部「巢穴」,使他們的搗亂力量,無法發揮作用。工會、左校和若干親共社團,必須加以嚴格控制和調查,不能姑息。以新界居民而言,大家要站定崗位,發揚守望相助的美德,互相自衛,與港共分子劃清界綫,不許他們輕舉妄動。新界居民必須堅持一項信念,此即凡是企圖破壞新界治安和秩序的俱是公敵,必以集體的力量加以制裁。如果官民能協力同心,則港共的新搗亂陰謀,最後必歸慘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12日 星期一

改善勞資關係可以「英國為師」嗎?
--請港府當局注意我們提出的意見

經過港共暴亂之後,有些由英國來港訪問的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認為香港今後的亡羊補牢之策,應該要設法改善勞資關係。如最近來港訪問的保守黨議員巴貝就曾這樣的說過:香港工人的待遇,在亞洲國家來說算是好的,但與英國的工人比較,卻是壞的。據說港府當局為了這個問題,已向英國聘到一位專家,來港研究勞工立法問題,以求改善勞資關係。

在尚未獲知港府聘請的英國專家如何提出意見之前,我們卻有一些意見必須提請香港政府注意。首先是那些來港訪問的英國官員或議員,他們留港期間最多十日八日不等,除了其他活動節目,就是找一兩家工廠,作走馬看花的觀察,這種「旋風式」旅行,對香港認識實在小之又小,他們是否這樣就能深入了解香港的勞資問題,和同時充份了解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們根本就抱有極大的疑問。其次,他們都以英國的眼光來看香港,我們不談勞工問題則已,否則照英國現時的情況,實為我們所不敢苟同。記得在英鎊貶值之前,英國碼頭工人曾經作了為期逾月的罷工,直至英鎊貶值之後,該項工潮才告結束。在這些碼頭工人罷工期間,英國許多外銷貨物不能運出,廠家無法依期交貨,對公私損失都異常重大。據當時一些觀察家說,英鎊貶值雖不全由碼頭罷工風潮所引起,但亦不能否認這不是因素之一。照此看來,英國勞工制度之是否值得香港取法,根本就是一個大堪研究的問題。

根據我們所了解,英國儘管還算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但英國的工會組織,其擁有權力實際大過資方。最簡單的一些事例,任何廠家如果不取得工會同意,不能減少或開除任何工人,否則就會引起如全體罷工之類的嚴重後果。英國廠家多數重保守,不肯裝置新型機器,結果生產不能增加,工人無法減少,不僅外銷力量比不上西德和義大利,而且還被法國堅拒加入共同市場。又因英國工會具有「無上權威」,對工人的工時限制有嚴格規定,因此也常常發生這種現象,在碼頭工人起落貨物時,如果時鐘到了下班時間,那些鈎在起落機上的貨物,不管數量多寡,或與輪船開行時間有無抵觸,他們都任由它作「半天吊」,必須留待下午或明日來處理。由於這一種習慣,以致有些由英開出的輪船,每因星期六那天不能起落貨完畢,非要候至星期一不可。英國許多廠家、輪船對此種工人習慣無不嘔氣,但又莫奈伊何。英國工人制度之不宜於移用於香港,這也是其中的一例。

在此我們還可指出,在工黨執政之下的英國,不僅工人制度不能作為香港的榜樣,就是它現時實施中的許多國民福利計劃,是否可以作為香港借鏡,恐怕亦有問題。就我們所知的事實,英國工黨的社會福利計劃,是工黨贏得廣大選票的最大資本,在它實施初期,也幾乎得到舉世人士的贊美,但是此項計劃實施的結果,現已證明不是英國資產而是負債。例如有關「失業救濟」這一項,英國人向來重自立,非萬不得已不請求救濟,但有西印度群島的大量移民,他們卻寧願依賴救濟金為活,也不去找工作,現已成為工黨政府一項沉重的負荷,但也毫無辦法。又以「免費醫療」為例,英國有不少老婦或老人,為了生活枯寂無可排遣,不少藉詞稱「病」,到各公立醫院找醫生「聊天」,興之所至,更要進入醫院住其一個時期。因為此類「假病人」在每家醫院都佔了相當比例,以致有些真正有病而需要住院的人,反而不得其門而入。就因這些福利計劃支出龐大,使到英國的財政「破產」,現時工黨政府已考慮取消嬰兒免費配給牛奶、奶粉,和要求各業工人每週增加醫療費用的捐獻。但話雖如此說,能否順利實施而不受到英國人反對,目前尚未可料。但工黨這些良法美意之愈來愈多大漏洞,這是無可置疑的。

談到改善勞工待遇,自然少不免也要談到增加工資,但我們知道,增加工資並不單純是勞工問題,而是一個牽涉到整個社會經濟的問題。在大原則上,假如增加工資是「改善」勞資關係的不二法門,並且無礙於香港工業的輸出,也不足影響社會的經濟,我們決無異議。但就已知的事實,香港現時的工業輸出,已經受到日本、台灣、南韓三個地區的競爭,比以前形勢有了很大的改變。據廠商會的一位首腦告訴我們說,單就工資一項作比較,香港約高出台灣一半,比南韓更約高出三分之二。人們知道,工資是工業的主要成本之一,在香港面對這許多外地競爭勢力的今天,增加工資會否無礙於輸出,實在大有疑問。同時,如因增加工資的結果,影響各業店員一律加薪,物價也必隨之普遍上漲,則工人增加工資之所得,還是等於零的。因此,在港府聘請英國專家提出改善勞資關係意見之前,對這些問題都必須加以注意。而英國勞工制度之不宜實施於香港,則是我們可以確信不疑的。要是因處理勞工問題不善,又給港共以從中挑撥的可乘之隙,亦更是非要警惕防範不可。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9日 星期五

港共的笑裡藏刀毒計
--準備搗亂新界區學校就是明證

港共現正傾全力展開「笑臉攻勢」,作為其暫時「龜縮」的掩飾,準備在有利時機到來時,再度從事新的搗亂。港九各方有識之士,對此早已看透,不時疾呼居民加倍警惕,莫墮港共的陷阱。港府新聞處副處長史允信星期二日在「扶輪會」午餐席上的演講,對此也有論列,呼籲居民千萬莫自驕自滿,對港共的微笑攻勢,必須保持最大的戒心。中國俗語所說的「笑裡藏刀」,就是指滿面笑容而心地險惡之徒,防不勝防;中國古籍則稱此輩人為「笑中刀」,唐書李義府傳描述「笑中刀」者為「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於心,凡忤意者皆中傷之。」這些都是日前港共嘴臉和心腸的綜合寫真,居民們如果偶一大意,就會中其毒計。

港共為甚麼緣故要改採「笑臉攻勢」呢?對此,我們過去已有論及。具體說來,不外乎二:(一)在一連串失敗之後,他們深知去年五月以後一段期間內的暴行,不但不能「鬥垮」港英,反是把他們自己的兇惡原形徹底暴露,成為港九居民的公敵和社會的蝨賊。過去有不少居民對他們的陰險奸毒所知無多的,還把他們當做「安份守己」良民看待,他們的兇相一旦暴露後,凡是善良守法的居民,心理上就自然而然的與港共劃清界限。這一形勢的產生,已使港共成了一小撮「海角孤魂」,被絕大多數的居民所隔離,生存於一個不見天日的黑窟之中。港共為了衝出這一黑窟,他們就要籠絡人心。「笑臉攻勢」所上演的節目如同「供應淡水」、「派送白米」和「互相幫忙」等等,其企圖俱是為了籠絡人心,希望透過這些偽善行動,能夠減少和改變絕大多數居民對他們的恨得要死。(二)在「笑臉攻勢」廣泛展開的同時,港共則全力準備新的搗亂行動,這是他們一貫的狡猾手法,因為當社會人士的注意力集中於他們的「笑臉攻勢」時,甚少有對他們在背後磨刀霍霍之聲,加以聽聞。在共黨的傳統策略上,這就是轉移視綫的方式之一。

因此,對港共的「笑臉攻勢」加以分析之後,我們對它的作用和企圖就有較明確的了解。換句話說,「笑臉攻勢」所代表的,就是港共暫時的戰略撤退,爭取時間,再度集結力量,準備一場新的暴行。港九居民如果能洞察港共的詭計,全力瓦解他們的「笑臉攻勢」,則港共的一切企圖,就會逐個歸於失敗。例如大家不為港共的「笑臉」而濫用感情,堅持忠奸不兩立的大原則,不為小恩小惠而「心軟」,在每個人的心理上,建立起與港共不能共存的堅強基礎。我們如果能夠人同此心的做到這樣地步,則港共的「笑臉攻勢」,一定會以哭喪面孔而慘然收場。

本報港聞版昨天發表的一段消息,就是港共「笑臉攻勢」背後所隱藏的企圖。一個新界領袖表示,港共準備在新界假期結束後,在新界各校發動更多的搗亂。他說新近已有不少新界學生,在沙田、大埔、元朗、上水和沙頭角等地,聯群遊蕩,喊唱「毛語錄」,身佩「毛章」,「預演」返校後的搗亂「節目」。這班左派學生的家長,都是港共「死硬派」分子,因此鼓勵兒女,全力搗亂。此外,沙頭角角關公立學校,曾有十四名村民,於上月十四日前往該校「示威」,叫喊一番之外,並對兩名教員加以辱罵和恐嚇,他們因此擬不再返校授課。

上述消息,絕非神經過敏之談。沙頭角角關公立學校已發生的事件,證明港共確有這種陰謀,先在沙頭角一地發動,試探當地居民與港府當局的反應。港共擇新界各校發動新的搗亂,顯然是鑒於過去在港九市區遊行的搗亂,大敗特敗,而將新的搗亂目標,轉移到新界一帶,由於地理上接近大陸,接濟便捷,萬一要逃竄時也易於「散夥」。此點可以證明港共目前的「笑臉攻勢」,如同我們在上面所陳述的,目的在部署力量,準備新的暴行。

港府教育當局已採取措施,保護新界區各校教員的安全。我們則認為此類措施,雖屬重要,但仍非治本之計。教育當局必須了解一項事實,即沙頭角角關公立學校上月發生的事件,絕非「意外」或「偶發」,而是港共有計劃的陰謀開端。保護教員的人身安全,性質上屬於治標措施,並未針對根本問題而加以解決。教育當局要做的事,應該是協同警方,徹底調查新界邊區各校學生的家庭背景,個別學生的思想行為,如果查獲有港共分子混跡其中的,第一步給予省悔機會,着其棄暗投明,重新做個安份的學生,由家長具保。第二步是對那班至死不悟的港共控制下的學生,把他們全部驅逐出校。第三步是對一班繼續在校內外鼓動搗亂的學生,加以拘捕,遞解出境,永絕後患。能如此,港共對新界各學校準備進行新的搗亂這種陰謀,就無從展開,其「笑臉攻勢」的毒計,也就難逞了。

此外,我們籲請新界的青年學生和家長們,時時保持警惕,不要受港共的唆使和威脅。新界青年品性敦厚,向來勤儉敏事,具有優美傳統。面對港共的「笑臉攻勢」,宜格外提高戒心,莫為港共所乘。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3日 星期六

從法治觀點看台北「裸照」案

最近台北發生有一宗「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公案,因為美國「時代週刊」登載有一幅北投妓女在旅館陪美軍「裸浴」的照片,被治安機關認為「有辱國體」,首先對這家旅館勒令停業一星期,跟着又把該妓女拘捕,正式向地方法院提出控告。一個旅業團體為免同業再陷覆轍,亦開會決定,要求各旅館的公共浴室必須下鎖,並派人看管,以免此類陪浴事件的再度發生。後來該被捕妓女定期審訊,社會又謠傳這個「妓女」是替身,不是此案原來的當事人。有些衛道之士也大放厥詞,不是指摘北投旅館和妓女不知檢點,就是對刊登該項照片的「時代週刊」諸多責備,其「庸人自擾」的程度,誠使海外人士不勝其啼笑皆非之感。

自這公案發生後,「時代週刊」曾經發表一項挑戰式的聲明,認為這個責任與北投旅館和妓女無關,台北司法機關沒有理由處罰他們,如果該刊登載該項照片有法律問題,大可依法提出控訴,該刊願意負起一切法律責任。據最近消息傳來,這個曾被拘控的妓女,已由台北地方法院下不起訴處分,這宗公案大抵不了了之,差幸不致鬧出更大的笑話,但那家曾被勒令停業的旅館,就祇有自嘆倒霉了。

由於此事的發生,我們覺得台北的治安機關不僅「小題大做」,而且還不明法理,不知治體,結果是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卻做了。幸而主審該案的法官並不糊塗,否則我們平日所稱的「法治觀念」,就不知作何解釋了。

所有到過台灣的人都知道,北投是由台北市府劃定的所謂「風化區」,區內旅館都領有合法執照,並按營業收益向政府繳納稅款。至於那些「應召女郎」是否領有「合法執照」,我們雖暫無所悉,但她們也被規定每星期要到指定醫務機關檢驗一次,以前甚至「應召女郎」的代價,亦由警局明文規定,懸在各旅館之中,這顯然是被政府「認許」了的。而一個人所共知的秘密,北投旅館都設有溫泉浴室,那些應召女郎亦久有陪客裸浴的習慣,這種風氣的形成,可說是日治殘跡遺留的一部份,因為日本至今還有男女同浴的風尚,彼邦人士並不引以為怪,而台灣妓女制度的形成,則是由於長期以來有人藉一些窮家「養女」作為搖錢樹,這亦可說是日治「遺毒」之所賜。但無論如何,這種「應召女郎」既然享有「合法」(不成文法)地位,則她們陪客人在旅館裸浴,就沒有甚麼抵觸法律之可言。這便可見,北投旅館執業既完全合法,而妓女陪浴習慣也人所共知,試問治安機關為了一張照片而出以「封舖拿人」的舉動,這不是自己在法律方面已經站不住腳嗎?

在另一方面,這個妓女陪浴的地方,是在旅館的房間,不足構成「當眾暴露」的解釋,且該妓女在被拍照時,可能以為祇屬私人玩意,其公開發表與否,事前固無所知,亦非所能控制,何足構成犯法行為?而客人開了房間,在理論上是屬於私人臨時所有,客人在房間內作些甚麼事情,實為旅館主人所無權過問,就算這個客人是刑事現行犯,旅館主人知之也大抵祇能請求警方出「拘捕令」逮捕,他是無權代警察執行職務的。所謂妓女陪浴的真相既然如此,則台北治安機關對於「時代週刊」刊登的照片,根本就可以不理。現在不應理而理,而在法律方面卻完全說不過去,這豈不正是弄巧反拙麼?

如所了解,美國人一般都有一種「好奇心」,尤其是那些報紙和刊物,它們為了引起讀者興趣,無不對一些所謂「奇聞怪事」動腦筋,雖出以誇張手法亦所不惜。也因此,儘管北投妓女陪客人裸浴沒有甚麼新奇,但因他們初見初聞,卻不免認為「奇事」。要是他們能夠多去幾次新北投,發覺妓女對任何客人都有裸體陪浴的習慣,那就將會見怪不怪,連拍攝照片的興趣也會消失的。我們又何必管他許多呢?

再從法律觀點看,假定刊登該項裸浴照片的雜誌,事實已違反了中國出版法,則應該受到控告的是出版人,而不是那些旅館和妓女。「時代週刊」對於這一點已經表明,但為甚麼台北的司法當局又對此默不作聲呢?

因此,我們雖不以為北投妓女的陪客人裸浴是合理,也未嘗認為這種風氣不可以改變,但我們知道,有關移風易俗的事情,都祇能因勢利導,從教育的根本上着手,不能單以強制手段而希望收效。即如那妓女制度本身,現代許多國家為了面子問題,都在宣稱「禁娼」,但卻絲毫影響不了娼妓存在的事實。近者如香港、日本,遠者如英、美、法,都已禁娼,但娼妓還不是一樣的多?這就可證明「徒法不能以自行」。這種平凡的道理,衛道之士可以不懂,但負有政治責任的人,卻是非懂不可的。

對於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本來不值得我們提出討論,但因它牽涉到一個法治觀念的問題,這就有提出討論的必要。而我們今天所希望的,就是台北官員知法守法,凡事多從大處着眼,不要無事生風,給人以一個「閒得無聊」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