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八月, 2012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8月31日 星期四

「鷹派」乎?「鴿派」乎?
--市政局議員能夠濫發違反民情的言論嗎?

最近港共分子加強恐怖活動,以殺人放火為賞心樂事,把殺人兇手稱之為「抗暴英雄」,每一爆炸事件的發生,左報都必興高彩烈,向暴徒們發出「歡呼」,對被害者露出獰笑,所謂「炸得好,炸得漂亮」,就是它們慣用的名詞。於是乎,北角清華街的兩個小童被炸慘死了,「商業電台」的廣播員林彬及其從弟林光海被汽油彈活活燒死了,一個外籍軍火專家在檢驗炸彈過程中,不幸被炸殉職了,行經西區的一個過路市民,給暴徒從茶樓上投下炸彈,炸至腹部洞開,送到醫院無法救治,含冤而死了。這如山血債,無一而非由港共分子一手所造成,也足見在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香港法律」的存在。

那許多被港共分子殺死的香港市民,無論少的、壯的、老的,都不能代表「港英」,也與「港英政府」毫無關係,就是那個外籍軍火專家,他也祇是為香港市民的安全而工作,暴徒把他殺死了,也不能說是對港英鬥爭的勝利。但是,那些卑怯無恥、雙手沾滿血污的港共暴徒,仍不以此為滿足,更不畏懼香港現行的法律,他們還開出了一批名單,聲言要繼續謀殺幾個知名人士,向香港法律作更瘋狂的挑戰。

港共分子殺了這許多人之後,因為事前謀定後動,事後逃去無踪,儘管警方懸紅緝兇,但那些共黨組織還在開其「慶祝會」,警察受了現行法律的種種約束,似也莫奈伊何。面對此等涼血動物,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可能成為被殺目標,誰也沒有「安全感」,也因此,全港市民都在發出怒吼,充滿怒火,恨不得把所有主持謀殺和執行謀殺的港共分子生擒活捉,食其肉而寢其皮。因為有許多事實證明,香港的「民主法律」對共黨暴徒不能發生「嚇阻作用」,如果港府還不對此等殺人兇手處以最嚴最高的刑罰,則任何居民都有權利要求修改現行的法律,乃至於用他們認為適當的行動來制裁兇徒,保衛自己了。

就在這時候,有幾位市政局議員對此項問題發表意見,根據他們意見的性質也可分為「鷹派」和「鴿派」。在「鷹派」這方面,張有興議員主張應該對「街上謀殺」者執行「公開絞刑」,以消滅本港現有的恐怖行為。張議員並且相信,該項措施雖然比較激烈,亦會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但在「鴿派」這方面,沙利士和黃夢花兩位議員卻表示反對。據沙氏表示意見稱:採取這種「趕狗入窮巷」的政策是錯誤的,因為暴徒可能做出更狠毒的還擊。因此,他認為對付共黨暴徒不應採取激烈行動,而應運用巧妙的「心理戰術」,以「銀彈」把共黨主謀者的爪牙收買。沙利士議員說,他反對這種公開絞刑的理由,是「無論敵人怎樣激怒我們,道德範圍不許我們作出此等退化的行動」。黃夢花議員對沙氏意見表示贊同,他也認為「不適合潮流」的公開絞刑是沒有用的,真正需要的是「教導市民盡量與警方合作」。繼此之後,另一市政局「鷹派」議員胡寶星,就日來一些憤怒青年,分別在中環、香港仔等地手持標語,抗議共黨暴徒殺害林彬一事表示稱:他將在革新會會議時提議討論「公開反恐怖主義示威遊行」的問題,如獲得警方的支持和合作,一個有數千群眾以上的「反恐怖示威遊行」,將能使許多市民一洩他們的怒火。但是作為「鴿派」議員的葉錫恩和馬超常卻大不謂然,葉錫恩議員希望這些反共青年「不要採取過激行動,不要自己執行法律,以免造成香港『內戰』的危機」。馬超常議員也說:「我們的社會是由法律統治的,應讓法律來解決問題,而不必採取示威行動。」看了市政局這兩派議員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明顯的分別,就是「鷹派」顯然發覺目前香港的法律,已無法有效壓制那些到處殺人放火的共黨暴徒,非要改絃更張,加強刑罰,即不足作為市民安全的保障。而那些「鴿派」議員則堅持其民主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觀點,不管港共分子如何兇狠嗜殺,也不管廣大市民如何死亡相繼,也要把這種法律、道德作為唯一對付共黨暴行的武器。

在我們聽取了這兩派的不同意見後,我們雖然承認任何市政局議員都有他們發表意見的自由,但對於那些主張用「銀彈」把共黨的爪牙「收買」,和反對群眾作「反恐怖示威」,認為將會引起香港「內戰」的女士、先生們,卻不能不認為他們在基本觀念上犯了極大的錯誤。正如人們所有目共睹,目前香港的每一個市民,他們並非不尊重法律,也非不愛護道德,更非不「盡量與政府合作」,但在事實面前,他們並未受到這種「法律、道德」的應有保障,反之,卻無時無刻而不受着共黨暴徒「街上謀殺」的威脅,就是那些負有保護市民安全責任的軍火專家和警察,也一樣無可避免的有被謀殺之虞。試想想,那些市政局「鴿派」議員的高論,豈不等於把共黨暴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階級」,而根本置全港市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嗎?如果說,他們也能算是「民意代表」,這豈不更是拂逆民情,有虧職守嗎?因此,我們願意奉告那些「鴿派」議員們,在全港市民都對港共暴行充滿怒火的今天,你們那些「紳士」高論決不足影響群眾的情緒。日來許多讀者向報界投書,對你們提出譴責,正好說明這一點事實。那麼,你們是究竟站在市民立場抑或甚麼立場,不是連自己也難於解釋嗎?如果你們並不否認對香港市民負有責任,那就應該痛自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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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31日 星期四

誓為徐田波等烈士復仇!

港英「法庭」宣稱徐田波烈士是「意外死亡」以後,廣大港九愛國同胞莫不義憤填膺,痛斥港英妄圖推卸罪責,聲言一定要追究到底,此仇不報,誓不罷休!

徐田波是在黃大仙警署內被活活打死的。連港英的「法醫官」檢驗的結果,也不得不承認徐田波曾被打到遍體鳞傷,肋骨折斷,插入肺部而致死。港英初則欺騙他的家屬說已放人,被追問到無法狡賴時才讓家屬認屍,但仍拒絕宣布死因,暗中把他的遺骸埋葬。事隔兩個多月,才突然玩弄「研究」、「裁定」等花樣,把他的死亡說成「意外」,企圖就此含糊了事,這是絕對辦不到的。

除徐田波外,還有何楓、黎松、曾明、鄧自強、羅進苟、鄒松勝、李安、馬烈、鄭浙波、蔡南、余秀文、蘇全、何傳添等十多人,都是這百多天來港英向港九愛國同胞進行大迫害、大鎮壓、大搜捕中被殺害了的。至於遭到港英軍警特務殘殺毀屍滅跡的,還未計算在內。再至於遭到濫捕被打到殘廢以及在黑獄中受盡磨折的,更不可勝數。最近港英鎮壓的手段更加殘酷,動輒開槍殺人,前天東頭村群眾示威時,又有人被港英軍警用槍擊斃,事後一聲「暴徒」,事情便算過去。其殘忍暴戾,連當年納粹的集中營和日寇的憲兵隊都望塵莫及。是可忍,孰不可忍?

無論港英怎樣格殺打捕,港九愛國同胞的反迫害鬥爭絲毫沒有被壓倒,反而更向深廣發展。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香港愛國同胞,完全「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港英如果以為大大揮舞屠刀,就能使愛國同胞屈服,那是愚蠢的夢想。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今天的中國同胞再不能白白受人凌辱迫害。血不能白流,命不能白送。港英殺害徐田波等烈士以及種種血債,是逃不掉,賴不掉的,港九愛國同胞完全有權追討血債,並且一定要為他們報仇雪恨。

最近港英通過它的御用「議員」簡悅強、張有興之流,叫嚷要搬用「死刑」、「公開絞刑」來對付反英抗暴的愛國同胞,這顯然是港英陰謀製造更大規模的屠殺,企圖用加倍的殘暴和瘋狂來掩蓋它的懦怯和虛弱。事實上,港英已不斷在殺人,現在要搬用「死刑」的「法令」,不過企圖把罪行打扮成為「合法化」罷了。這百多天來,港英的「法治」早已被它自己的法西斯暴行宣告了破產,就像徐田波那樣分明被打死,經過「法庭」「裁定」一番之後,便被顛倒黑白地說成「意外死亡」,如此「合法化」,無非說明港英的「法律」只是民族壓迫的工具,所謂「法治」只是恐怖統治。

任何人都知道,這場反迫害鬥爭,是港英從反華的陰謀出發,有計劃地挑起來的。它一面用盡暴力大舉鎮壓,一面利用其所控制的一切宣傳機器,包括美蔣報紙在內,對於被迫而進行自衛反擊的愛國同胞極盡其詆譭誣衊之能事,滿口「暴徒」、「不法分子」,認為一律「該死」,天天出謀獻策,製造「輿論」,不僅對於大批愛國同胞被殺、被打、被捕這些血淋淋的事實一筆抹煞,反而大放厥詞,必欲把港九愛國同胞殺絕而後快。喪心病狂,一至於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英勇抗暴的愛國同胞,早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誰還怕你什麼「死刑」!

毛澤東時代的香港中國同胞已經不再是任人宰割的豬羊了。有壓迫,就有反抗,壓迫愈大,反抗愈烈。何況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港九同胞和中國人民才是這裡的主人。香港的命運只有港九同胞和中國人民才能決定。港英糾集一小撮民族敗類這樣瘋狂殘害港九同胞,港九同胞為了維護祖國的尊嚴,保衛毛澤東思想和本身的生存權利,奮起反抗,對於那些萬惡的英帝國主義分子,以及對於那些死心塌地為英帝國主義效力的漢奸走狗加以制裁,於情於理,有什麼可以非議呢?

北京曾對那一小撮英國帝國主義分子和極少數為英帝效勞的民族敗類提出這樣的警告:「我們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哪有這個道理!誰要想在香港殺害我國同胞,而又不受到應得的懲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港英已經欠下港九同胞這麼多新的血債,還要擴大殘害,只許他們這一夥肆無忌憚地行兇施暴,卻不許港九同胞進行反迫害鬥爭和執行民族紀律,甚至要動用什麼「死刑」,來把法西斯暴行加以「合法化」,試想港九同胞會容忍嗎?骨肉相連的七億中國人民會容忍嗎?

港英的瘋狂做法已使它日益被動與孤立。反動報在詬罵社會名流不出來為港英說話,又指摘他們不熱心捐助什麼「警察教育基金」。據說港英最近又想叫一些名流簽名贊成用「死刑」對付抗暴同胞,因為這種勾當是見不得人的,民族大義所在,良心未泯,很多人不顧港英壓力,決予拒絕。他們這種立場是正確的,他們肯定會得到廣大愛國同胞的支持擁護的。

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30日 星期三 (2)

「擴大檢查」無非擴大迫害

港英的傳聲筒「星島」、「華僑」等報一齊大叫要港英出動警察,擴大「突擊檢查」範圍。它們主張「不分時間地點」地進行,「不論婦女、青少年、兒童,亦應一律檢查」,「對婦女所携物件」尤要「嚴密查察」。它們認為「衣冠襤褸」和「衣冠楚楚」的中國同胞都是「擾亂社會之暴徒」,一律要予「搜身」。「在市面行駛之貨車、的士、九人客貨車、白牌車或名貴私家車」都應在搜查之列。

照它們的辦法,人人都要受到人身侮辱,人人都不必再有什麼生活和行動的自由和便利了。它們既然是港英的傳聲筒,它們同時出來叫嚷,反映出港英有意出此一手,嗾使它們製造「輿論」。

這表明了什麼呢?首先是港英政治上的進一步破產。它耍了好多年的那套「民主」、「法治」的花招,已經徹底破產。多如牛毛的「法律」不濟事了,於是推出一連串「緊急法令」。在「緊急法令」之下,警察已經可以採取法西斯行動,闖入民居,隨街盤查,打人拉人,無所不為。港九中國同胞不但工作上、思想上、生活上種種自由受到侵犯,連生存的權利都受盡威脅,完全生活於白色恐怖之中了。現在竟企圖連任何人出街,不管是坐車或行路,也不能稍有安全與便利,赤裸裸實行法西斯的恐怖統治。港英要如此這般現形示眾不要緊,四百萬居民的安全與權益卻不容這樣隨便侵害的。

事實上,港英這種「突擊檢查」車輛行人,早已實行多時,並未見檢查到什麼港英能防止任何抗暴活動,無非騷擾居民一番,它的檢查曾經刁難和阻撓由「新界」開來運載副食品的車輛,曾經毆打駕駛「國貨專車」的司機曾經給行人的騷擾和刁難,而給予檢查的警員作威作福和敲詐勒索的機會。縱使它擴大檢查,也只能增加它的這種惡行,而不可能再達到其他目的的。

從這種「擴大檢查範圍」的哀鳴中,人們可以看到港英和那一小撮民族敗類也自知坐在火山上了。反英抗暴的鬥爭怒潮日益洶湧,他們有草木皆兵和四面楚歌的感受。他們覺得除了自己這一小撮人之外,任何中國同胞都是危險的「暴徒」,若非把這四百萬人隨時隨地搜查一下,他們這一小撮人就睡不着覺了。

港英不是自吹自擂有百分之九十五或百分之九十九居民是支持它的嗎?為什麼這些所謂「支持者」忽然又變得這麼不可靠,叫港英對他們提心吊膽起來呢?所謂「信心」那裡去了?叫人怎樣去「寄柬報平安」?

曾在日寇侵港時期經過三年多黑暗日子的居民都能指出,今天居民所受的侵犯、恐怖、騷擾,比諸當年,已有過之而無不及。但今天港九同胞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胞,他們決不會再忍受帝國主義的欺凌,強大的祖國決不坐視港九同胞在中國的領土香港長此遭受到這麼慘烈的迫害。中國同胞在這裡有其不容剝奪的種種權益。如果港英一意倒行逆施,香港同胞和中國人民是知道怎樣進一步對付它的。

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30日 星期三 (1)

港英變本加厲迫害愛國新聞事業

港英「法庭」經過九天的非法審訊,昨天悍然以莫須有的「罪名」「判」「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商報督印人兼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及南昌印務公司經理翟暖暉「入獄三年」,非法判罰「新午報」、南昌印務公司各一萬二千元,並迫令「新午報」停刊六個月。這是對愛國新聞事業明目張膽的迫害。

胡棣周等被控的「罪名」,據說是刊載什麼「虛偽報道」、「煽動」等,完全屬於「莫須有」之類。港英及其糾集的美蔣宣傳工具,那一天不在煽動反華?那一天不在誹謗中國文化大革命?那一天不在醜詆港九愛國同胞?它們的報道才是虛偽。尤其是港英的法西斯暴行,在在煽動起港九同胞起來反抗它。它卻把「煽動」的「罪名」加在愛國新聞工作者身上,除了因為他們站在愛國立場,反對港英的民族迫害,以及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解釋?

港英非法「審判」了這三位愛國報人之後,還要再審「香港夜報」和「田豐日報」,據說對於他們三人還要以其他「罪名」進行「審訊」。總之,迫害的魔手並不收歛。

與此同時,「商報」記者沈啟林昨天在聽「審」時被拘捕了,「罪名」是「藐視法庭」。

更叫人憤慨的是,本報記者黃澤被港英特務毒打昏迷後,綁到警署去,初時通過反動報播放謠言,指他是學生遊行的「指揮人物之一」,說他在場手揮紅旗等等,這類謊言太騙不了人,經報上駁斥,港英交不出人來,竟搞「缺席提堂」,另給他製造了什麼「毆打警目」,「身藏匕首」等等「罪名」。黃澤當時在現場採訪,雙手捧着照相機拍照,被特務突然從人群中閃出,加以毒打,拖入廁所再下毒手,滿臉傷痕血迹,陷於昏迷。人們只要看看港英特務把他拖到市場門首由反動報記者拍攝的照片,就可以知道實情如何了。港英這樣誣衊他,硬指被成群特務打到身負重傷的人「毆打警目」,還插贓陷害他「身藏匕首」,這種做法更騙不了人。當時在場目擊港英鷹犬行兇的人多着呢。

港英這樣不擇手段來迫害愛國新聞工作者,只能使它更加在世人面前暴露出它的法西斯猙獰面目。

這百多天來,在港英血腥鎮壓港九愛國同胞當中,迫害新華社和各愛國報紙及其工作人員的罪行,已是罄竹難書。但是在港英種種迫害之下,所有愛國新聞工作者沒有被壓下去,大家更加堅定正義立場,在宣傳陣線上鬥爭不懈。被非法逮捕「審訊」和「判刑」的愛國報人一直表現出堅強不屈,不斷用本身所受的迫害,向世界控訴港英,並得到祖國和亞非國家以及歐洲等國家的公正輿論的同情與支持。他們在「法庭」上大義凜然,聲聲抗議,斥責港英暴行,進一步拆穿港英「民主」、「法治」、「新聞自由」的西洋鏡,使港英在政治上更加破產,增加了人們對它的仇視、鄙視、蔑視,促使人們加倍對它進行反擊。

在我外交部照會英政府,限令四十八小時停止迫害愛國新聞事業,無罪釋放所有被捕新聞工作者及撤銷對愛國報紙的非法訴訟後,港英變本加厲地進行這種迫害,這更是故意向中國人民挑釁,充分顯露出它敵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同中國七億人民作對到底的死硬態度。

中國人民絕不會對此加以容忍。如果港英不及早停止這些法西斯迫害,依照我外交部的照會辦事,它就必須準備接受嚴厲的懲罰。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9日 星期二

論香港向外採購副食品問題
--港府官員能夠無視台灣的合理要求嗎?

月來大陸各地「武鬥」如狂,各處水陸交通都發生故障,影響所及,大陸副食品的輸港數量,已比前銳減,由於來源稀疏,價格便上漲不已。又在不久以前,香港共黨組織攪了一次為期四天的「罷市」,事前大陸對此毫無所知,許多副食品運港之後被打回頭,腐爛損失,不計其數,事後大陸毛幫向港共分子追究責任,要求賠償損失數百萬元,港共對這筆「爛賬」互相推諉,無人負責,結果由毛幫的某駐港貿易機關責成「五行鬥委會」(包括豬牛、雞鴨、鮮魚、蔬菜、蛋類等)按批發價每擔附加「鬥爭費」百分之二十,藉以補償大陸副食品因這次「罷市」所受的損失。如此一來,這些副食品價格又高漲了二成,變成「貴上加貴」。就是為了這些原因,香港居民的生活費用便大大增加,每個家庭主婦都受到重大壓力,各區市場攤販因貨源短絀,生意萎縮,也莫不有苦難言。這種現象的形成,港共暴亂分子至少要負一大部份責任,許多居民都認為必須跟他們清算這筆賬。

為了解決此項副食品問題,最近港府派出三位官員到日本、琉球、韓國等地區,採辦本港當前所需各種副食品,同時也準備派出一批商人,到台灣洽商有關各項食物擴大輸港的事宜。據日前台北合眾國際社的一則消息報道:此間官方人士稱:中華民國有能力供應香港所需的一切食品,但祇能在訂立長期合約的基礎下行之。上述官員說,在穩有取得香港銷場的把握時,台灣省將加緊生產蔬菜一類的副食品,以應港方的需要。因此,該官員希望香港政府派遣有權簽訂長期合約的官員前來,而非派遣商人前來。對於這個消息,直至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知道港府當局有何反應,但在香港副食品亟需增闢來源的今天,我們認為有提出討論和力促其成的必要。

讓我們首先指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為中國人,目前大陸副食品輸港奇缺,其所造成的價格飛漲,亦以中國居民為受害最大,如果港府當局有意切實解決這問題,自應首先向台灣採購該項糧食,才是辦法。因為各地糧食產品都與當地人民生活習慣有其密切關係,其中有些可以「互相適應」,有些卻不盡然。譬如肉類,香港的中國居民喜食鮮肉,而不習慣食凍肉,故雖有大量的澳洲等國凍肉輸港,並不能解決香港現有的肉荒問題。又如蔬菜,一般外國人以馬鈴薯、番茄等為主,但中國居民卻喜歡吃季節不同的菜蔬,因此雖然薯、茄之屬不乏充場,也無法適應一般中國居民的需要。故如香港政府派出官員到鄰近地區採購糧食,寧願遠赴日本、琉球而不就近求之台灣,這不僅不切合香港民情,且亦未必有良好結果。再據前項合眾國際社的消息報道,假如港府派遣商人前去台灣採辦糧食的動機,是希望於解決糧食問題之中,仍然抱有不顧「刺激中共」的意思,那更是莫名其妙的觀念,為我們所不敢苟同。

正如許多人所知,過去大陸以大量副食品輸港,控制了香港的市場,無論其價格是否便宜,始終都對香港居民存有一種精神的威脅。過去有等肉食商人曾向台灣採購豬隻,欲與大陸競爭,以謀消除這個陰影,但因經不起大陸「毛豬」的貶價衝擊,虧累甚鉅,無法支持,結果使這個陰影更為擴大,而商人損失也無法補償。現在事實證明,當毛共一旦發生內亂,香港即首先受到大陸食品來源不繼的打擊,足見香港糧食如不徹底擺脫大陸的依存性,根本就不是辦法。而因香港商人對抗大陸的土產競銷,誰也沒有把握,即使到台灣採購,也祇能視市場需要,量力而為,決不敢冒太大的風險,這樣就非要由港府官員出面,與台灣官方訂立長期合約,當無法確保台灣食物源源而來,根本解除了大陸土產對香港市場的控制。像這樣簡單的道理,香港政府是沒有理由一點也不了解的。

至於台灣本身,中國官員已一再聲明願意供應香港的民食,但要使此項供應源源不斷,就得要視實際需要配合農民的生產,這樣又非要有長期合約,不能確保農民生產的信心。照我們所知,台灣土地肥沃,能夠大量生產任何副食品,而台灣人民與香港中國居民有「同胞」之愛,假定他們為了增加供應香港所需的糧食,在土地利用上需要減少種植其他外銷農產品(如香蕉、鳳梨等),他們也必樂於優先照顧香港的同胞,而改變其原來種植的農作物。這又非香港政府和台灣官方訂有長期合約,台灣農民是不會這樣做的。

因此,我們以為香港當局的急要之圖,應該是一方積極鼓勵新界農民增加生產,同時與台灣訂立長期性供應合約,以確保香港所需的副食品來源。這是一個現實而迫切的問題,香港當局是再也不應心存規避的。

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29日 星期二

反華招數一一宣告破產

港英反華的招數正逐一宣告破產。

前一陣,借水反華,在此風雨季節裡,存水有了幾十億加侖,卻抓緊水喉不放,硬叫居民過四天放水四小時的生活,在宣傳上一味叫嚷「東江不供水」。終於因為連場大雨,使存水量超過一百五十億加侖(那些未啟用的大水塘存水還未算在內),有些水塘到了飽滿狀態,溢水滾滾奔流入海。在輿論的指摘下,港英實在無法交代了,迫得宣布全日放水幾天,但從昨天起,仍要每天只放水四小時,並且聲言以後是否這樣維持下去,還要看十月以後大陸是否供水,依然伏下續寫借水反華文章的一筆。

在副食品問題上,反華的伎倆就更其笨拙了。港英把文錦渡邊境無理封鎖了半個月,使副食品價格飛漲,豬、牛、三鳥、鮮蛋等等來源減少,使飲食行業大受影響,家庭主婦叫苦不迭。大家都知道,文錦渡是內地惠陽的龍崗雞和附近縣份的生豬、三鳥、果菜、鮮蛋等輸港的集中地,每天由文聯運輸公司汽車隊三十多輛汽車常川往來輸運。據有關方面提供的材料,由中國大陸供應港九的副食品,在正常情況下,由文錦渡輸入約佔三成,在風季遇到船舶或火車因風雨發生故障,文錦渡是最可靠的路線。

港英這段時期封鎖了文錦渡邊境,造成副食品供應的緊張,從「工商處長」蘇弼的談話裡就把港英的意圖暴露無遺了。他把這種緊張歸咎於所謂什麼「中國動亂影響」,表示「現在已到了下決心的時候」,去「尋找新的供應來源」。並且預言「新的食品來源」的格價一定比過去貴,叫居民「忍耐」與節約。更荒謬的是,他自稱港英是「織布機的主人」,把中國比方作「賣織布機的人」,說什麼正在要決定「等候賣織布機的人來修理」,還是「另行買一部新機」;「假如找到新機,就可以不必用舊機了」。

與此同時,港英觸角四伸,到處打探行情,曾向印尼打聽生牛入口的可能性,又同南朝鮮商人斟生豬和凍肉輸港的問題。直到最近,台灣的報道還說,港英派遣一個代表團去「研究」由台灣增加對港糧食的供應。雖然港英官員否認港英組織這種代表團,但表示相信已有這種商人的代表團到台活動。

由於文錦渡工農群眾的自衛反擊以及解放軍向港英提出警告後,港英被迫把文錦渡邊境恢復開放,副食品的供應已逐見增多,用事實粉碎了蘇弼的讕言;但是人們從這點也看到港英反華在經濟上是有一套陰謀的。它一貫歧視和刁難經營中國貨品的商人,在這次血腥大鎮壓中不斷襲擊國貨和土產商號,無理吊銷招商局等貨倉的存米執照,以及最近對凍肉入口改為註冊儲存商申請入口等等,都是這套陰謀的一部分。

港英這種破壞中國食品輸港,以達到政治上反華目的的做法是注定失敗的。對於香港四百萬同胞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數量如此龐大,除了中國大陸之外,沒有其他地區可以代替的。縱使有些商人肯冒風險去搜購一些東西來,一般居民也不會無端忍受這種高昂的價格,更不會聽從什麼「忍耐」、「節約」的勸告,因為沒有這種必要,也沒有這種道理。

港英瘋狂反華,千方百計企圖割斷港九同胞同祖國的各種關係,在經濟上竟亦玩弄這種不合情理和不合實際的辦法,可謂心勞日拙。

對於以「織布機的主人」自居的英帝國主義分子,應該提醒他們一聲:北京最近明確地聲明,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它是要重歸中國的版圖的。香港的事情只能由香港中國同胞和中國人民來決定。蘇弼所說的什麼「織布機」以至廠房地皮等等的主人,並不是你們,而是香港同胞和中國人民。你不要再打錯算盤了。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8日 星期一

解決困難穩定局勢

在這個月來的動亂,本港最受影響的是公共交通的缺乏,其他方面當然是由於公共交通不足而引起的商業縮退。所以第一個先決條件去應付當前的局面就是恢復公共交通的常態。我們知到負責公共交通的當局與機構,已經設盡一切辦法去訓練新的人才去擔任各種工作,相信在一兩個月內公共交通會有極顯著的改進。

應付當前局勢第二個重要的條件,是信心的加強。所謂信心的加強即指全港市民不單獨是照常工作,而需要有堅決的態度去增加生活的活動。例如本港的各種旅遊促進計劃,學校的各種活動,商業的各種展覽,團體的各種活動,不應該因時局的關係而停頓,更須加強推進,一方面可以使業務繼續發展,而另一方面表現出堅決的信心,來對抗左派的捏造的惡意宣傳。

至於生活費用的增漲,在目前局勢是不能避免的。但我們認為在公共交通恢復常態之後,及本港當局調整各種副食品來源成功之時,日常生活費用會回復以前的低落。因此,在目前的階段中,本港居民務必採取鎮定的立場,正常生活,照常營業,以免商場上發生動盪,而引起不良的後果。

我們不否認在這幾個月來的動亂中,本港各界人士都遭遇到各有不同的困難。但我們香港人素以堅忍見稱於世,任何困難都曾經利用我們的才智去克勝。此次的困難若每一個居民都能以以前的堅忍去應付,那些困難必會很快的渡過,只要我們的信心堅定,不屈不撓去沉着應付,香港的繁榮安定必能恢復的。

我們知道本港當局有許多建設是繼續進行,商業的發展推進計劃加緊實施,例如機場的擴建,渡海隧道的興建,十月杪的香港週舉行,海洋博物館的開辦,年終的工商展覽的繼續等等,都是表明當局與各社團對香港將來是全沒有喪失信心,所以本港市民必須支持這一個信念,宣傳這一個信念,不獨令我們本港市民都一致具有同樣的信念,更使外來的旅遊人士見到我們這種堅決的信念,而代我們到世界各地去宣揚。這對本港在外的聲譽和印象是有重大的影響,同時推進本港第二大的工業--旅遊事樂。

有人會發問左派的搗亂將繼續到何時?這一個問題當然只有攪事的左派人士才能答覆,但我們可以不管這一個問題,我們不理搗亂何時停止,不論其繼續下去多久,我們只有一個信念,我們繼續努力建設,繼續繁榮香港,繼續改進社會,繼續保持治安,繼續致力事業。有了如此的信念和實行,任何困難都可以克服的。

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28日 星期一

血債是抵賴不掉的

港英殺害徐田波烈士後,事隔兩個多月。最近突由「法庭」「研究死因」,「裁定」「死於意外」。這樣玩弄花招,推卸罪責,引起愛國同胞極大憤慨。各界鬥委會昨天指出,港英指望用這種手法來掩蓋它的法西斯暴行,實際是欲蓋彌彰,自露其醜。愛國同胞完全有權追究到底,此仇不報,誓不罷休。

徐田波六月八日在港英「防暴隊」襲擊「工務局九龍機械部」時,被捉入黃大仙警署活生生地打死的。他的家屬幾次到警署追問下落,港英初時企圖毀屍滅跡,謊說已經釋放,在被追問到無法自圓其說,才讓徐妻去認屍。徐的遺屬和治喪委員會要求港英宣佈死因,港英不敢宣布,暗中把徐的遺體入殮,企圖含糊了事。等到現在突然「裁定」他是「死於意外」,整個過程,就表明港英殺人不敢認罪,乞靈到絕對無人相信的辦法了。

連港英的「法醫官」在六月九日下午檢驗的結果,也承認徐田波十二條肋骨被打斷,內部重傷致死。這是港英鷹犬在警署內圍着毒打的結果,證據確鑿,怎能抵賴呢?

還應該指出,這三個多月來,港英對我愛國同胞進行大迫害,迄今已經查明被港英殺害的,除了徐田波之外,還有黎松、曾明、鄧自強、羅進苟、鄒松勝、李安、馬烈、鄭浙波、蔡南、何楓、余秀文、蘇全、何傳添等十多人,至於遭到毒打重傷以及殘廢的還不計其數。這筆大血債將來是一定要清算的。

港英三個多月來的格殺打捕,絲毫沒有達到它鎮壓愛國同胞的目的,反而激起更廣泛、更激烈的反抗。一個徐田波倒下去,千百個徐田波站起來。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是:「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迹前進吧!

港九愛國同胞在街頭,在「法庭」,在黑牢,一直鬥爭得那麼英勇,就是在學用毛主席的教導。如果港英還把今天的愛國同胞當作馴服的羔羊看待,繼續行兇施暴,那末,他們只能加重它自己的罪孽。

北京曾經對那一小撮英國殖民主義者和那些罪大惡極、怙惡不悛、甘心充當敵人劊子手的鷹犬發出這樣的警告:「我們要更嚴厲地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哪有這個道理!誰要想在香港殺害我愛國同胞,而又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近來港英嗾使它的鷹犬行兇打人特別瘋狂,他們在下毒手時不要忘了這個嚴正的警告。他們如果以為可以一味欠債不必償還,或以為搬弄一些什麼「研究」、「裁定」之類的小花招就可以「過骨」,那就大錯特錯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7日 星期日

中共在外交上到處樹敵
--曾與中共建交各國應認真權衡得失了

中共於星期二日在英國駐平代辦辦事處放了一把火,火光照耀之下,中共政權的野蠻和殘暴,原形畢露。甚至在共黨集團裡,也難找到一個像中共那樣野蠻和殘暴的政權;若以文明世紀的行為標準來衡量,中共政權根本是一群強盜的結夥,殺人放火職業兇手的「俱樂部」!

在過去十餘年來,中共政權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則,就是以威脅敲詐、欺騙煽惑和仇視一切做基礎。敲詐企圖獲逞時,繼之以煽惑;如果企圖受挫,使用仇視一切作為報復。它的主要目標則是以外交達成政治滲透和顛覆的要求,同時廣泛散播反美思想,打擊其心目中的最大勁敵--美國。英國雖然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六日搶先承認中共政權,但此舉並沒有促使中共對英國「破格優遇」,而把英國視為一個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這次中共用如此野蠻的手段對付英國駐北平的外交人員,就是具體證明。其實,凡是與中共政權已經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其所受中共的外交虐待和仇視,與英國所遭受的,並無異致。

中共的野蠻行徑,從所謂「文化大革命」瘋狂展開後,更變本加厲。在過去一年多時間內,於北平設有外交代表機構的國家,差不多先後俱遭受到中共種種難堪的侮辱。法新社列出了英國、蘇俄、印度、印尼、荷蘭、法國、匈牙利、波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外蒙、南斯拉夫、緬甸、丹麥、瑞士、瑞典、怯尼亞、錫蘭、尼泊爾、北韓的外交人員,都曾被「紅衛兵」包圍辱罵。此外,與中共無外交關係的日本和義大利,新近也被中共公開侮辱。中共政權這種普世樹敵的作風,在國際歷史中,無法找到一個先例。台北外交界在不久之前,發表了一項意味深長的統計,說明中共在去年半年之中,曾向十六個國家,提出了八十一次「抗議」。在國際歷史上,何時何地出現過這樣一個靠「抗議」為生的政權?

對這麼多遭受中共侮辱的國家,我們唯一的反應祇得四個字:咎由自取。曾幾何時,國際間一度出現了承認中共政權的一窠風作法,以為外交承認的是既成事實(指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並非接受中共政權的行為,這種荒謬的說法源自英國的工黨,後來復被美國一些政客「發揚光大」,成為「兩個中國」的理論體系。這些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本身對於中共政權的先天本質,根本無知,更故意無視中共政權不能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的意志這一事實,以為祇要加以承認,就可與中共共存共榮。十多年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想法不獨荒誕無稽,而且在在鼓勵中共政權的自大狂和橫行無忌。說他們咎由自取或者「自作孽」,大概沒有半分冤枉!

北平向來以「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自拉自唱,照現在的趨勢而觀,實在是「我們的敵人遍天下」。世界上每一角落,不論信仰和膚色,現在祇要提起中共,無不咬牙切齒。一個成為全世界千夫所指的強盜政權,還能容它繼續生存下去?中共的「人民日報」,於十天之前發表了一篇文章,把中共對各國的暴行,用倒轉寫法,說是「反華」。它悍然宣稱:「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反來反去,損傷不了中國(共)一根毫毛。」像這種公開鼓吹仇恨的論調,除了患有先天自大狂的中共政權之外,實在史所未見。與北平仍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像英國、印度、印尼、緬甸等國,應該好好的想一想了。

分析中共到處樹敵的變態心理,有不同的說法。例如有的認為中共由於內部情勢的極端危急,唯有乞靈於仇外,製造大小外交衝突,把大陸人民的視綫轉移為對外,進而促成內部的恢復「團結」,共同「攘外」。有的則認為中共的外交政策,其決定大權現在已不在周恩來或陳毅之手,而落入於那班殺人放火的「紅衛兵」頭目手上,因此,「文革」以還,中共仇視外國的心理愈益猖狂。對於上述的推論,說法儘管互異,但俱具有理由。我們願指出一點,此即現時中共外交政策的中心利益,置於「毛澤東思想」的輸出和推售上面,任何國家如果禁止中共這一行動,北平就把它視同仇敵,儼然以「順昌逆亡」的不可一世姿態,企圖用思想或武力征服他國(緬甸就是例證)。許多過去對中共這種野心認識不清的國家,此時此際就必須用最現實的眼光,認真權衡與中共繼續維持外交關係的得失問題了。

另外一點,就是西方幾個大國以及若干與中共已建交的國家,對中共暴行的長期容忍和安撫態度,實際上是促成了中共對各國橫行無忌的動力。中共看穿了,即使用最野蠻、最殘暴的方法來對待各國,對方仍「寬宏大度」,毫無怒色,更談不到報復。這種「忍讓」態度如果不徹底放棄,轉而採取以牙還牙的對抗行動,則凡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今後必將遭受中共無休止的侮辱。不想自找被奚落痛苦的國家,還是趁早覺悟吧!

大公報社論 1967年8月27日 星期日

港英必須立即放回黃澤

昨天一千五百餘名學生在中區舉行示威遊行時,本報記者黃澤適在現場,進行正常採訪及攝影工作,港英特務竟突從人群中閃出,把他強行綁架。

這些特務先把黃澤推入中央市場側的廁所內,加以圍毆毒打,血流披面,衣上血漬斑斑。在武裝警員幫同下,他們又把黃澤拖到市場門前寫有抗暴標語的牆壁下,糾集反動報記者拍照,其時黃澤已被毆至昏迷。他們把他綁上車時,還輪番進行毒打。

在光天白日之下,在鬧市之中,港英鷹犬膽敢這樣綁架記者,行兇施暴,展覽它的法西斯行徑,實在駭人聽聞,令人髮指。

黃澤和我報另一位記者以前在新蒲崗採訪時,曾一度被港英特務毆打受傷,經過多時治療,恢復工作未久,現又被港英特務再下毒手,可見港英對於我們中國人民報紙的工作人員蓄意迫害,完全不擇手段。

自從我外交部照會威爾遜政府,限令四十八小時停止迫害香港我愛國報紙的一切措施,無罪釋放愛國報人及撤銷對愛國報紙的非法訴訟,港英不僅拒絕照辦,反而加控被濫捕三報五負責人的「罪名」;對於我報一再進行恫嚇挑釁,我報記者鍾式讌一度被綁去警署,遭到毒打,被磨折了五個多小時。我報兩名工友由新華社取稿件返館被截途捉去,經我們抗議,隔了一夜才放回。

這不獨是對中國人民的報紙變本加厲的迫害,更是故意向我國挑釁,表示港英死硬敵視我國人民到底。港英這種挑釁的性質是極其嚴重的,它必須準備承擔一切後果。

現在我們向港英再一次提出最強烈最嚴重的抗議!港英必須立即將我報記者黃澤放回,並必須進行道歉及賠償一切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