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9年1月1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9年1月1日 星期三

確保安定．迎接繁榮
－－一九六九年元旦獻詞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今天是一九六九年元旦吉日。當大家滿懷歡樂與希望踏入新年時，回顧過去一年的局面和展望未來的演變，憂喜參半。但是，祇要我們能夠堅持奮鬥下去，化憂為喜，絕非難事。誠如當時是代理總督的祁濟時氏於去年十二月三日第廿六屆「工展」開幕時所說：「依照數字與其他跡象顯示，香港貿易與工業將在一九六九年初期，進入實質的繁榮，這是香港居民在緊張危難日子裡仍具信心的酬報，因他們的集體努力，克服了我們所遭遇的許多困難。」這段話既是對我們全體居民在過去一年所作努力的最公平評價，也是表示祇要大家不懈不怠的實幹和永遠保持最大的信心，天下便無難事，甚麼已存在和可能出現的困難，俱會逐一突破。在歡樂的今朝，這點是我們確信無疑的。

在過去十二個月來，香港居民向全世界表現了無可匹敵的果敢和永不言餒的決心，已經贏得舉世贊譽。港共在前年發動的搗亂，他們的野心不但要徹底破壞社會的法治秩序，屠殺手無寸鐵的居民，而且要把香港的生存基礎－－工商業予以摧殘。港共當時所喊的口號「鬥垮港英」，其真正的企圖和目的即在於此。港共卻沒有把香港居民抗暴的決心和努力估計精確，因此遭遇到無比堅強的還擊，最後全面慘敗。港共之敗，敗在不得人心；香港居民之勝，勝於同心同德，戮力抗暴。因此，若說一九六八年是香港居民抗暴勝利年，未始不可。

我們的勝利碩果除了粉碎港共的造反陰謀之外，還有工商業的在戰鬥中再度茁壯而欣欣向榮。根據官方的數字，一九六八年一月至十一月間，香港出口總值高達八億五千七百萬元，較前年同一期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點二。各銀行所吸收的存款，去年年底時逾百億，而前年各銀行的存款僅有七十九億五千八百萬元。有「無煙工業」之稱的旅遊事業，一片好景，六十萬遊客，曾先後來港觀光採購。這些數字是香港復興的鐵般事實，共黨雖然不斷在製造謠言，對香港的經濟重建橫加中傷的詆譭，但事實俱在，豈容他們顛倒黑白？

除了上述的事實外，其餘比較重要的數字，例如：㊀截至去年九月底止，新登記的工廠有一千三百七十家，工人數字由前年的四十四萬三千九百七十二人，增至四十九萬零二百三十九人。㊁貿易發展局在過去一年之內，曾參加五個海外貿易展覽會，組織兩個貿易代表團，在美國全國發動了歷時三個月的港貨推銷運動，該局每月所接獲的海外貿易詢問，平均達三千五百次。㊂昨天的消息，謂今年將有一百家以上的海外廠商，以大量資金投入香港市場，有的計劃設廠，有的準備與香港廠商聯營。此外，據估計美商將以一億八千餘萬元的資金，在今年投資香港。㊃在前年港共瘋狂搗亂時期，曾有七百名上下的工業人士，探問移廠台灣的有關事項，但僅有一家小型工廠遷台，其餘的俱已放棄原來計劃。

從上面所引的一系列統計而觀，任誰也無法否定我們的經濟已逐步復蘇。與經濟復元平行發展的，則是社會秩序的漸見恢復，一般而言已趨安定。工商業的復甦雖是帶來安定的主要動力，但有一點因其難為肉眼所能見而經常被人疏忽的，此即居民對港共的敵愾同仇心理長城的牢不可破。在前年港共未曾明目張膽進行暴動之前，一般居民對港共分子的態度，大多數保持一種各掃門前雪的心理，祇要互不干犯，大家便不理會。等到港共展開恐怖行動後，全體居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頓受威脅，為了社會也為了個人，大家無法袖手旁觀，所以下定決心，要肅清破壞社會秩序的港共分子，同時要與他們劃清界綫。這一心理迄今不但沒有減弱，反是歷久彌堅。這對我們目前社會秩序的確保和穩固，發揮了無法估計的力量，而港共在慘敗後始終「龜縮」不敢發動新的正面挑釁，就是因為他們懾於眾怒難犯，「怕得要死」的緣故。

眼前的一切，使我們在慶祝元旦的時候，格外高興；不過，在萬眾騰歡之際，應該對過去一年的成就，特別珍惜，以往所有的收穫俱是血汗的結晶，倘若因勝而驕而懈，則得之易失之亦易，我們所辛勤創造的成果，仍可能被港共分子所摧毀，他們像一群惡魔，永遠不會「改邪歸正」。我們如果能確保安定，再度的繁榮就為期不遠了。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不戮力同心確保安定，再度繁榮的可能性也就會溜走。如何確保安定？答案是大家應該一方面不休不眠的辛勤努力，另方面則要分秒保持對港共分子的戒心，繼續發揚團結抗暴的偉大精神，使港共永遠不能捲土重來。讓我們一條心，手携手，邁入新的一年，迎接新的繁榮！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5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5日 星期三

聖誕述感

今天是耶穌聖誕節，普世歡騰。在歌樂聲中，人人為光明和幸福而祝禱。香港經過共黨暴徒在去年的瘋狂搗亂後，現已逐步復常，向再度繁榮而邁進。聖誕節的美麗點綴和歡樂氣氛，反映這一社會具有何等巨大的韌力，既能同心抗暴，制服港共，又能戮力共圖復興，奠下了不敗之基。願明年此日，我們將見香港一片昇平，共慶繁榮。

祇有民主和法治的社會，人們纔會有歡樂。共黨極權統治下的地方，視人為牛馬，永世作奴隸，祇有悲愴和憂愁，何來騰歡？我們如想世世代代能歡度聖誕佳節，首先要作的事，就是下定決心，不與共黨兩立，對他們斬斷一切關係。有共黨分子寄生的社會，永遠無法保持長久的安定。港共雖被制服，但他們仍隱藏於社會每個角落，戴起假面具，繼續進行其顛覆活動。我們若以為港共分子今後將放下屠刀，不再殺人放火，那就犯了主觀輕敵的嚴重錯誤。港共分子不但沒有放棄其發動新暴行的野心，而且正在利用人們的虛妄安全感，四處滲透潛伏，企圖再舉。「路加福音」中有說：「………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這段話，正是我們現時分秒不能忘記至理。我們必須時刻張眼，觀察港共分子的詭計和活動，不讓自己的眼睛閉上，使港共分子能暢所欲為。換句話說，我們一定要以千百倍於往昔的戒心，防範港共再度蠢動，破壞這個社會的安寧。這是我們在歡度聖誕佳節時的首一感想。

另外一項感想，是我們陶醉於歡樂氣氛之中時，應該思念困身在大陸的同胞們，他們在水深火熱中已過了十九個聖誕節，受中共暴政的奴役和屠殺，連牛馬都不如。「文化革命」發動後，大陸同胞恍如被投入恐怖地獄，無時不有殺身的威脅。過去一年來大陸同胞冒生命的危險而舉家逃來香港，與海上浮屍不斷自大陸飄來香港海面，就是大陸同胞陷於生死邊緣悲慘遭遇的寫真。北望神州，無限惆悵，拯救斯民，我們都有一部份的責任。此時此際，大家對此應拿出勇氣來，效法耶穌基督救世精神，快快拯救大陸同胞，讓他們早日重享聖誕節的溫暖和歡樂！

越南戰場為正義自由而出入槍林彈雨的戰士，我們在歡度聖誕節之際，對他們的崇高行為，寄以無限敬意，對他們與家人遠離而在前綫度節的感受，尤其同情。若不是共黨侵略，他們怎會離別家人而開上前綫？他們流血犧牲，為的是人類和平與光明。如今共黨侵略雖被阻遏，但共軍未被徹底擊敗，也未受到應得的膺懲，而擴大和談則正在全力籌劃之中。這是一場甚麼戰爭？不勝不敗豈就是「光榮和平」？在此佳節之時，美國朝野應該有所反省，昔年既毅然決然派軍援助南越作戰，以堂堂之陣，抵抗共黨侵略，贏得舉世歌頌，如今卻虎頭蛇尾，不顧一切的遷就共黨，全心希望儘快儘早進行和談，甚至損及南越主權，也在所不計。這種心理，無異迫南越作城下之盟，使戰士鮮血白流。越南前綫戰士在慶祝聖誕節時，放眼戰場，一定百感交集，而對現實的矛盾，大惑不解。

今年聖誕節最值得人類難忘的，就是美國三位太空人的繞月飛行。「太陽神」八號太空船，正依照正常航程，直趨月球，這是人類空前壯舉，將使人類登陸月球的夢想，提早實現。三位太空人將在月球軌道上歡度聖誕佳節，他們將與哥倫布、麥哲倫、史葛特的名字，長留青史。這不僅是美國的光榮，也是人類的光榮。我們希望三位太空人能完成其壯舉，為人類登月建起一道大橋。

現代科學的發展，已可使前人的夢想由後人來逐一實現。蘇俄雖然在探月方面而急起直追，但現可證明它已落於美國之後。莫斯科報紙對三位美國太空人的探月壯舉，故意貶毀，謂美國過於冒險，將三位太空人送上月球，作為「俘虜」。俄報這種酸溜溜的論調，完全是因為蘇俄自己無力出此而心存妒忌。在共黨統治下，科學是為政治利益而服務，一切科學的研究工作，其目的俱是為了共黨統治階層的私益，並不是為人民的福祉。蘇俄向來樣樣自封「第一」，在今年聖誕節美國三位太空人繞月飛行時，看它如何自我解嘲。

最後，我們謹以虔誠之心，恭祝大家聖誕快樂，自強不息！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3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3日 星期一

毛澤東向大陸青年開刀！
－－分析毛酋「最新指示」的陰險作用

中共「人民日報」昨天以顯著地位，刊出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該報未發表之前，「新華社」於前天先行發出一則電訊，予以預告，證明毛酋對其「最新指示」何等「鄭重其事」，也可以看出類如這種行動，完全是毛在事前經過周密安排而採取的。

所謂「最新指示」講的是甚麼？原來是說：「甘肅省會寧縣的『長期脫離勞動』的居民，紛紛遷居至農村落戶。這些居民說：『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麼一定要住在城裡吃閒飯，靠別人養活？』」「人民日報」除了對此大事「捧場」之外，於是搬出「毛主席」這塊「神位」而畫蛇添足般的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在未進一步對這件事加以論列之前，我們要說明所謂「長期脫離勞動」這六個字，在共黨語彙裡所含的意義。否則，我們就無法了解毛酋「最新指示」的內涵了。

共黨自稱是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宣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會有失業者。祇有資本主義的國家，纔有失業。可是，共黨向來是以說謊起家，不論是蘇俄、東歐和大陸中共區，失業者到處都是，共黨為了掩飾，於是「發明」了「脫離勞動」這四個字，用來代替失業，而所謂「長期脫離勞動」，即是說長期失業者。「人民日報」的報導，不啻是公開承認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失業問題不但長期存在，而且現已日趨嚴重。失業就是勞動力的虛耗，換言之，中共的工農生產儘管天天自我吹擂「超額完成」，實際是扯謊。「人民日報」自揭瘡疤，也許是潛伏在內的「走資派」故意搗毛的蛋吧！

毛酋把失業者逃亡到農村謀生這件事，與知識青年下放聯繫起來，表面上似乎是強詞奪理，實際上是毛的有計劃陰謀。因為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經濟難關，是農業生產的全面銳降。造成這一危局的主因，則是農村人口的流向城市，產生了大批「失業軍」。農民奔向城市，就是他們對毛的殘酷剝削的報復，特別是自所謂「文化革命」以還，農民對中共政權的仇視心理，空前強烈。一個偏僻的甘肅會寧縣情形已如此嚴重，其他大城市的失業問題，可能已接近「爆發點」。毛可以利用槍桿鎮壓反毛分子，裶除異己，但面對千千萬萬的失業者，可能束手無策。這一情況如果無法打破，毛政權就要面臨崩潰邊緣。

知識青年問題是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毛可以運用政治和軍事雙管齊下的恐怖整肅，把反對者加以個別芟除；但以此施諸青年，就難收成效。毛對青年，一向是採取懷柔政策，加以驅使。青年對政治認識一無定見，而且血氣方剛，經不起甜言蜜語的哄誘。在「長征」時期，青年被中共編為「小鬼隊」，專門刺探軍情，為共軍作特務。在延安時，青年被關入「陝北公學」和「抗日大學」，受中共毒素的灌輸。一九四九年時，青年又被編入「南下工作團」，作為中共渡江後南攻的先遣砲灰。「文革」開始後，青少年復被拉入「紅衛兵」的行列，為毛澤東殺人放火。所有上述的中共驅使青年的方式如出一轍，在使用價值發生貶值或無存時，它就把青年當作代罪的羔羊，此因青年多了一次見識，就增多一番閱歷，隨年齡的遞增，他們逐漸了解到中共對他們並不是「培養」或「扶植」，而是希特勒對付德國青年方法的翻版，在利用之後，便加以拋棄。經過「文革」場面的青年，他們的心理感受就是如此，而毛要求他們下放農村，則是針對青年的不滿，用把他們驅逐到農村去的毒計，分散青年的聯合。這就是毛為甚麼要借甘肅會寧縣所發生的一件小事，乘機加以運用，希圖藉此解除青年「造反」的嚴重危機。

在毛澤東未發出這一「最新指示」之前，中共曾發動城市中小學交由工廠辦理，而「公辦」小學則下放到農村生產大隊。這一措施一直無法推動，本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曾坦白承認，因為教室、桌櫈、師資和經費的「四大皆空」，困難極多。工廠和生產隊辦學的企圖，無非是毛澤東想試圖把青少年交由工農幹部「改造」，而後予以控制。現在既發覺此路不通，他就喊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盡驅大陸城市青年，充軍到農村去，使他們與反毛鬥爭最尖銳的城市隔離，失去作用。

這件事顯示甚麼？一是毛在揚言「文化革命基本上已獲勝利」之後，劉少奇一系人馬雖然暫時「蟄伏」，而繼續出現的敵人，卻為數尤眾，失業者和對毛幫不滿的青年，就是現階段與毛「針鋒相對」的「敵人」。二是受中共利用的青年，在其經毛酋敲骨吸髓以後，就會被他視同「廢物」，千方百計要將他們驅之戮之。香港受港共利用的青年，對此應該引為殷鑒，儘早與港共斬斷關係，否則就無法自救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綜論香港升中試和高等教育兩問題

關於升中試的存廢問題，因為這制度本身有利亦有弊，故社會人士觀點也頗不一致。但有一點是並無異議的，即是把現時官津小學的六年制，擴大為兼辦初中班的九年制，那些官津小學生，如有成績優異，可以參加升中試獲得政府補助，和分發到「有名」中學的固佳，否則，他們仍可免直升原校初中班，接受九年的基本教育。這樣他們可以轉變為香港工業的「後備軍」，而不致幼年失學，歧路徬徨，走向「不良少年」的途徑。日前有關人士在電台談及這個問題，一位高級教育官也認為這個辦法頗有「可取」，但問題是政府沒有這一筆經費。但據日前我們在表列各新區官津小學學位分佈的實際情況所顯示，在那十七多萬個小學學位中，屬於「空置」的學位超過二萬個，這些學位本來已有經費預算，如果把它改為「初中班」，即令還要增加經費，亦屬有限，香港政府決不會擔負不起。至於教師方面，人才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們所教的不過限於初中學科，祇要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小學教師，或香港二年制和「特別一年制」的師範畢業生，就有執教的資格。如此則經費和人才都不成問題，即使不能馬上把全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至少先將那新區空置二萬餘學位作為開辦的基礎，這也可以補救目前升中試存在的一項主要缺點的。

根據日前本報刊出的一位讀者投書所指出，目前本港官津小學的學生一般分為兩部份，那些成績良好的列為「六年甲班」，讓學生自由參加升中考試，考到學位的，可照政府指派的中學就讀，大都也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則是那些成績較差一般稱為「六乙」、「六丙」等班級學生，因為他們連升中試的機會亦被剝奪，讀完了小學六年，就是「畢業即失學」。而因這些學生多數出身貧苦家庭，又以年紀尚輕，未到就業年齡，這樣就難免因走投無路，游手好閒，走入阿飛的行列。但如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他們可以留在原校就讀至初中畢業，這時已有十五、六歲，即使無力升學，亦可到工廠習藝，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而且，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之後，如有參加升中考試落第的學生，亦可設法收容，給他一條上進之路，這亦必有助於減少一些對社會不利的「問題少年」。因此這可說是在保留升中試制度之中，一個能夠補救其現有缺點的辦法。

就我們所了解，現在香港的一般中上人家，都不大熱心把兒女送讀官津小學，因為他們認為官津小學管教並不很嚴，讀了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一些所謂「有名」的中小學，因為學生小學畢業之後可以在原校「直升」，也多無意參加「升中試」，因此升中試的或存或廢，對這些學校並無多大影響。祇有新區兒童，他們的家庭環境祇能就近讀官津小學，如果升中試名落孫山，或連參加應試的機會也沒有，這就成為失學失教的少年，而為我們不容諉卸的責任。

此外，升中試還有一項應該改善的缺點，就是分發學生的辦法。據若干家長公開指出，除一些成績優異的考生，可以依其所填「志願」分發到「有名」學校外，大部份的及格考生，就隨便派給了學位便算。由於這點原因，以致有些考生雖然在升中試「入圍」，但因被派學校離家太遠，許多家長不願兒女長途跋涉，難於照顧，或不堪交通、午膳等費的負擔，寧願放棄學位和補助，轉到就近的私校就讀。這樣的「硬派學位」，即使不完全失去升中試的原意，也顯與家長、學生的願望背道而馳。這在升中試仍然保留的今天，實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至此，我們還要附帶一談香港高等教育的問題。由於近年中學畢業生一年年的增多，而「港大」和「中大」這兩家官立大學也沒有許多學位供青年們升學，除了小部份可以到國外留學外，大部都要投考各私立專上學院，但是那些專上學院畢業生，無論他們成績如何，其學位概不被港府所承認，甚至連執教小學，其資格也不如官立師範生，因此，一旦到社會就業，就發生不少困難。港府這種「不承認政策」，也許是認為私立大專學院設備不足，程度不齊，不夠大學畢業生的水準，但現在若干私立大專學生發出呼籲，要求港府舉辦「統一文憑考試」，邀請有聲望的社會人士監考和評閱試卷，如果成績合格，就給以學歷的承認。我們以為，這種要求實在合情合理，假如港府認為考試是一種公平的競爭，這自不應「偏愛」兩家官立大學的學生，而剝奪了他們參加競爭的機會，而且更可由此考試制度，促使各私立專上學院加強管教，力爭上游，則其有利於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也比那種「不承認主義」高明許多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9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9日 星期四

為台北教育部及教育界進一言
－－再論有關香港僑生保送升學的問題

關於香港僑校保送僑生赴台升學的問題，據日前本報駐台記者報道稱：教育部獲悉香港僑校對「取消」決定的不良反應後，現已改變初衷，原則上可保留保送制度，但為防止弊端，對保送辦法將作部份修改。據悉，我教育當局今後可能採取對保送僑生先作一次學科測驗的辦法，以判別其程度，然後就其實際程度來作分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的根據，以免造成過去分發不公平的錯失。至於保送名額，明年度起，可能較今年度減少。教育當局「從善如流」，自足使香港僑教人士同感欣慰。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尚有再予申諭的必要。

由於教部認為某些僑校因「濫用保送」而造成「弊端」，而有取消整個保送制度之議，但經過這次事件後，我們相信某些僑校為了愛惜本身名譽，將不會再有不符規定的「濫保」。不過，保送就是「保送」，如果僑校保送了學生，而教部還要先行測驗再予分發，這就好像是變相的「考試」，制度儘管保留，但已不免予人以「名存實亡」的印象。而學生鑒於這種辦法等於「送而不保」，他們是否還會重視這種保送，因而勤奮用功，以求達到保送的標準，恐怕亦有問題。如果說，鑒於各家僑校情況不同，水準不能劃一，非經一番測驗，難免失諸公平，我們以為，教部既然握有此等僑校成績參差的資料，那亦大可把保送辦法分為「甲」「乙」兩級，過去辦理成績優良的列為「甲」級，准予保送某些「有名」大學和某些科系，成績不如理想的列為「乙」級，祇限保送某些院校和若干科系。同時，為了鼓勵僑校力爭上游，更不妨採取三年考績的「升降制度」，即是根據僑生學業的成績表現，好的「乙」級僑校可以升為「甲」級，不好的「甲」級僑校就要降落「乙」級。這種辦法對僑校是一種鞭策，但畢境是公平的競爭，這總勝於「事前測驗」的離開「保送」原意，亦可免使僑校、僑生認為如此「保送」是「似是而非」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要為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申述一些意見：

第一、我政府當局必須確認爭取香港僑生是當前僑教的一個重大政策，而不是一種恩惠的「施與」，因為今日的海外地區，許多僑校教授中國語文都已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祇有香港仍然保有「僑教」的自由。但自近年來，香港華人青年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僑校經營已頗不容易，而那些赴台升學的僑生，由於顧及將來出路，非有本身的國家意識，與及師長啟迪和家長鼓勵等等，不足堅定其意志。我們知道，一個高中畢業的中國青年，在香港或到外國升學與赴台升學，對他本人的思想意志和未來事業可能是個分水嶺，台灣每年多招一千幾百個香港僑生，政府負擔不會很多，但對海外人心和華僑文教前途都關係至大。如果有人認為這會「分薄」了台灣學生「升大」的名額，因而私心不快，這種近視觀念是非要認真改變不可的。

第二、海外赴台就讀的僑生，原不限於香港，但台灣有等教育界人士，或對海外僑社完全隔膜，似乎對僑生存有一種「成見」，祇要有少數僑生學行不佳，就故意張大其詞，作為要求修改僑生政策的藉口。但據有些了解僑生情況的人士說，那些被指為不守校規或出外滋事的「太保僑生」，多數來自印尼星馬，少數來自緬甸，而他們所以會有越軌行動，或因在當地受排華影響而失教，或因家長接濟斷絕而陷於經濟困難，復以人地生疏，沒有親屬照顧，遂不免要以不當行為來發洩其內心的苦悶。而他們的家長把兒女送到台灣就學，除了希望兒女成材，還有國家觀念的驅使，認為我們政府愛護華僑青年，值得付託。就教育原則說，如非這些華僑子弟真正冥頑不靈，實在應有辦法導之使善，否則便不是他們之過，而是我們教育政策之失，也是教育工作者之羞。同時，台灣省內也非沒有「太保少年」，不應獨責少數僑生，譬如最近台中有一個省立一中的朱姓學生，用刀刺傷軍訓教官之後，逃到台北公園服毒自殺（現已獲救），如果我們公平論事，這又應該怎麼說呢？

還有，香港有些頗有地位的大專學院，近年每有學生到我教部立案的學院轉系就讀，但因他們的原讀學校未向教部立案，其學分不被承認，常常陷於困難，這種墨守成規的限制，常使有志於中國文化的青年失望，教育部對此，也是非要另訂補救辦法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2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2日 星期四

論港僑赴台入境保證的問題
－－台北「警總」所稱「從嚴審核」值得商榷

有關台灣入境保證的問題，據台北有關當局最近宣稱：港澳地區來台旅客的入境手續，警備總部今後將從嚴審核。據僑委會官員說，自去年八月，准許港澳地區人士以個別觀光名義入境以來，已發現有些旅行社，代旅客尋找保證人，破壞了設立保證人制度的意義。這就是台北官方對港澳旅客入境需要加強審核的理由。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有若干地方值得提出討論。

現時台灣的入境保證，主要是為「港澳僑胞」而設，照台北「警總」迭次的解釋，這種保證措施是為了防止匪諜的混入。但海外其他地區的華僑，如果領有外國護照的，那就可以視為「外國籍民」，不必另辦保證入境。台灣為了內部安全，因而規定港澳僑胞入境必須保證，本屬無可厚非，但因有了上述的差別，這就產生了兩點意義：一是因為港澳僑胞甚少領取外國護照，所以需要保證入境；二是別地僑胞如果持有外國護照，那不僅入境無需保證，連忠貞也不成問題了。這在港澳的僑胞看來，作一個單純的中國人，與作一個雙重國籍的華人，兩者的入台權利就有很大的出入，但人們也不免要問，現在東南亞各地的僑胞，很多都已成為外國公民，領有外國護照，這是否就可表示他們一點也沒有問題呢？假如其中也有一些背景不詳的「問題人物」，則其這樣取得免保入台的權利，我政府當局又如何去防範他們呢？

其次說到「從嚴審核」的問題，現行的保證制度，係由主辦入境機關所擬訂，旅行社代旅客尋找保人，那是為了符合我們政府的規定，總不算犯法，至於有些保人與被保旅客並不相識，則他們亦有責任，自不能獨責旅行社。我們姑且承認，台灣保人擔保了一些素昧生平的旅客入境，其中可能會有保安的漏洞，但據所知，願作這種「盲目保人」的，大多數都是台北的「小市民」或「小公務員」，他們為了這樣可以獲得若干的報酬，故也沒有計及可能發生的後果，但該項制度係由政府所定，如果認為這種保證不夠安全，則政府本身亦有可供檢討之處，然則所謂「從嚴審核」，又是甚麼意思呢？

可是，我們今天認為需要徹底檢討的，還不止這些，而是由這種制度產生出來的矛盾，和對港澳僑胞在心理上所構成的不良影響。

我們知道，近年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觀光事業，盡可能的吸引外地遊客，台灣不甘後人，近年也有良好的進展。行政院鑒於觀光事業可以賺取大宗外匯，而台北的現有觀光旅館還不能容納大量遊客，因此也訂有獎勵辦法，鼓勵私人興建更多的觀光旅館。但就台灣的觀光遊客言，外國遊客所佔的比率，總不及港澳僑胞之多，因為香港與台灣交通便利，航程亦短，許多人都負擔得起這種旅遊的消費。但是為了入境保證這問題，那些在台沒有親友可供擔保的僑胞，除了每年「十月慶典」，可以利用團體名義向僑委會申請免保入境外，平日要想到台觀光，就祇能參加旅行社主辦的「旅遊團」。照我們推想，那些參加「旅遊團」的人士，留台期間大抵不過十天八日，又因參觀節目早有安排，即令真有甚麼「匪諜」利用旅行社的「代覓保證」而入境，如此來去匆匆，也決不會有何所得，當然更「造不了反」。但如「警總」所稱，今後香港僑胞的入境保證必須「從嚴審核」，那便將是對台灣整個觀光事業的打擊，而不是僅僅制裁了那些旅行社了。

反看香港，今年觀光遊客多達六十萬人，在這幾個月來，所有大小旅館全部客滿，而各方對爭取遊客還是不遺餘力，所以當台北宣稱將對入境保證「從嚴審核」時，香港移民局長認為這是「新聞」，如此評論，這還不值得我們引為深思嗎？

因此，我們以為，為了一面顧及台灣的安全，同時也不妨礙觀光，現行的保證辦法，就得要作適當的修改，例如：

一、已經到過台灣若干次的人士，其本身已可證明不會有「問題」，「警總」有案可稽，自應免除他們入境的保證，或給予他們一份一年至三年有效的長期出入境證，免除那些無謂的手續。

二、對現行保證辦法，酌量變更，除共諜之外，其他可以放寬，並得准由此間教育界、工商界、「同鄉會」、「宗親會」等忠貞團體，以及社會知名人士，負責保證，不必以在台親友為限。

三、對一些無法覓保的香港僑胞，准以「聯保」辦法入境，為了防止「疏虞」，得由在港的忠誠可靠航空或旅運機構，如「中華航空公司」或「華僑旅運社」之類，負責諮詢，從中審核。

這三點，對促進台灣觀光事業固屬有利無害，也不會影到台灣「安全」，而對旅行社「覓人代保」的漏洞，亦將不禁自絕，這不是比之強調「從嚴審核」，予人譏諷，高明了許多嗎？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星期一

「工廠辦學」是毛幫「教育改革」的破產

「工人必須佔領教育陣地」，這是毛澤東存心摧毀大陸教育制度的手段之一。最近在毛幫控制之下的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又以「改革教育」為名，定出有所謂「工廠辦學」的辦法。據這些地區的毛幫電台在廣播中透露，「工廠辦學」的原則是這樣：學校由工廠直接管理，大廠管中學，小廠管小學，廢除校長制和班主任制，學生按軍隊的編制改為連、排、班、組等形式，各單位學校成立「革委會」，由工廠「革委會」負責人兼任主任，「工人宣傳隊」隊長任副主任，並把「毛澤東思想」課、階級教育課、軍事體操課列為最重要科目。至於農村學校，公立小學則由「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接辦，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行政。凡此狂妄措施，對毛澤東扼殺大陸青少年教育權利的猙獰面目，業已表露無遺。

毛澤東這樣做，毫無疑問是毛幫走投無路的垂死掙扎，究其原因，有如下數點：

第一、挽救「工人宣傳隊」佔領學校無法立足的頹勢。照毛澤東今年七、八月間的連番「指示」，「工宣隊」開進學校的政治任務，是執行「鬥、批、改」，而鬥批工作又分兩方面進行，一是揪鬥那些紅衛兵首領，把他們由「革命派」打成「牛鬼蛇神」，藉以減少毛幫政權所受的威脅。二是鬥批那些「資產階級」的教師，從他們手上奪回教育的大權，俾對各級學校進行毛式的改革。但由實際施行的結果，工人宣傳隊雖然依靠共軍為後盾，摧毀了許多紅衛兵組織，但卻佔領不了那些教育陣地，因為各校學生都瞧不起這些工人階級「大老粗」，反而更加同情那些資產階級的教師，誰也不去認真「鬥批」他們。這種反抗意識最為強烈的是高中學生，他們鑒於許多大學都要關門，再沒有升學機會，因此那些應屆畢業生，便提出了一句「鬥、批、走！」口號，對毛幫「工宣隊」作「橫眉」的抵制。「工宣隊」打着「毛澤東思想」旗幟進入學校，結果站不住腳，下不了台，這對毛幫的「戰略部署」顯然是個沉重打擊。為了挽救這個面臨崩潰的頹勢，他們便祇好更加倒行逆施，定出了這個「工廠辦學」的政策了。

第二、圖使農工子弟生生世世作工役農奴。由過去兩年「文化革命」的事實指出，大陸青年儘管受的是共產教育，但有了知識就必反對共產暴政，特別是知識程度較高的大學生，他們的反毛言行也較普遍而顯著。毛澤東心裡明白，這以千萬計的大陸知識青年的存在，對他來說是個危險最大的「定時炸彈」，他的「教育改革」既無從着手，硬迫青年「上山下鄉」也不是根本辦法。在此惡劣情勢下，毛澤東對待知識青年簡直束手無策，這便唯有使出「工廠辦學」這一招，把學校變為工廠的附屬體，讓工人去管理學校，使大陸青年無法接受現代知識，除了生生世世作工役農奴之外，別無出路。但毛澤東還怕「工廠辦學」會受到青年學生的堅強反抗，因此又把學生按軍隊編制，強迫他們接受軍事訓練，作為壓制學生思想行動的張本。因為根據「軍管、軍訓」的原則，毛幫是可以絕對禁止青年學生「亂說亂動」的。

第三、藉此為毛幫節省一大筆教育經費。大陸人口眾多，每年支出的教育經費一定為數不菲，假如這種教育對毛幫政權有利無害，毛澤東也許還不認真計較這點開支，但因事實並非如此，這就不能不要另打算盤。由許多事實可以看出，大陸經過兩年有多的「文革」破壞，經濟情況至為惡劣，譬如對香港土產的輸出，今年價值就已經落在日本貨之後，香港是毛共政權的「荷包」，大陸土產銷港的減少，正是毛幫經濟不景的明證。大陸的宣傳機器雖然攻擊「資本主義」，諱言「經濟投帥」，但事實勝於雄辯，毛幫長期壓搾大陸人民的目的，根本就是殘民自肥，以供他們窮兵黷武，和供少數統治階層的揮霍。如今毛幫經濟既有問題，而教育的「老大難」現象又非他們的一些政治口號所能解決，為了節省這筆教育經費的開支，「工廠辦學」便儼然成為毛幫的「救命水草」。因為如此一來，農村學校委之公社，城市學校委之工廠，毛幫不必再為教育經費付出分文，這算盤倒是打得挺響的。

綜如前說，「工廠辦學」是毛澤東「教育改革」破產的鐵證，也是毛幫經濟搖搖欲墮的象徵，但因此項暴政的施行，一方面迫使農村公社與城市工廠的負擔增多，農工生活更無法改善，另一方面，此舉又附有迫使大陸青年淪為工役農奴與「後備砲灰」的雙重目的，祇要大陸的農工階級不願自己的子弟兒孫生生世世為牛為馬，他們又非要多方破壞和反抗這種毛奸暴政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