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6日 星期六

略論港府「領袖人才」不足的問題

批評政府是民意代表的責任,這在民主政治上稱為代議制。如果民意代表而對政府無所批評,則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其政治必無改良和進步,且亦談不上「民主」。在民主政制下的國家,監督政府之權在國會,所以國會議員享有最大發言權,而平日協助議員表達民意的是報紙,因此言論自由也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原則。本港目前雖然已有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但還沒有最高民意代表的議會組織,以此歷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避重就輕,無法達到民意「代議士」的標準。而這一點,無可諱言對香港政治興革是一種無形的障礙。

但是,在這次立法局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辯論會上,鄧律敦治議員卻不談那些枝節問題,而對香港政府提出一項近於「言人所不敢言」的抨擊,那就是關於所指港府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鄧氏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面對一個最重要問題,它比較款項與稅項重要,甚至比較改組政府、學校及醫院等問題更重要,這是領袖人才的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律敦治議員特別以港共暴亂一事支持其意見,據稱:「港共在第一回合中,慘遭敗北,面目無光,但經過短暫的歇息後,甚至當這個(立法局)辯論進行的時候,他們已東山復起,開始第二個回合了。」鄧氏說:「我們不要欺騙自己,除非我們有能力和準備保持優勢,否則,這將是一段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局面。」鄧氏指出,這個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批少數而堅決的(共黨)極端分子,認識到他們去年所犯錯誤之後,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鬥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被那些奉行一種信條的人幹出來的暴行弄得清醒和覺悟了,直到最近為止,那種信條曾經有很大的情緒上的吸引力。」鄧氏對此說話較為含蓄,但其所指顯然是說香港中國居民那種「民族意識」的感應。因此鄧氏認為,自去年五月起,他常常聽到「事情永不會重演」這一類話是不可思議的。

為了儘速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的真空,他在立法局大聲疾呼說:「我促請香港政府--促請督憲閣下,在還不太遲之前,把這種真空填補。……」鄧氏連帶指出:「在去年,本港的真正人民以驚人的甚至英雄的姿態,清楚地表現他們忠於甚麼………如果在這次辯論中,將那些英勇及悲壯對抗港共分子進行的野蠻行為而為社會捐軀或受傷的人士,輕輕放過而不予以適當讚揚或追思的,將是我個人的不是,也是我們大家的不是。」鄧氏還很情緒激動地說:「一九六七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個考驗時期,我們有些已準備甚至挺身而出,極有擔當,其他的,最好是不提了。但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不足道的人,而是值得我們百般感謝的本港廣大民眾。」鄧氏這些痛切之言,質直之論,在香港立法局的歷史上,在許多非官守議員,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自鄧律敦治議員這些偉論發表後,顯然已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反應,德臣西報在著論贊成鄧律敦治的觀點時稱:「假如香港不想走上滅亡的途徑,本港政府有必要立刻改革,立即執行解決當務之急的措施。」該報強調,香港的前途,不應該掌握在沒有蓬勃生氣,而正在等待退休中的老年人手上。因此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談談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

就香港現狀而談政治領袖人才,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應付共黨陰魂不息的新挑戰,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出,是許多港府的高級官員,似乎除了等待共黨發動「進攻」外,沒有在積極或消極方面提出任何的對策。這一現象的形成,可能出於現有的政治者一半,出於傳統觀念者也一半。也就是說,因為香港還沒有擺脫「殖民地」形式,所以港府官員就祇能在這種形式下工作,而政治上的任何興革,那是殖民地官員所不願說並不願做的,因為他們的願望,祇是在這種制度下做到「退休」,而不想作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以此多少年來,除非在任港督有改革政治的眼光和決心,否則等而下之的官員,決不會有人敢於提出改革的意見。特別是有關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問題,如果英國官員不想理,那中國官員是更不會有人願理的,原因就在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港府的高級官員,平日接觸的祇限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與廣大的華人群眾可說完全脫節,而這正與共黨的「群眾運動」完全相反,因此必須能夠了解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真空的問題。

對抗共黨有好多方法,而鼓勵正義人士與安撫貧苦市民,則是港府起碼應做的工作。但自五月暴動的高潮過去後,港府對於這些工作都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就不能不使廣大市民,多少感到失望,因此我們以為,港府能否填補人才真空還是另一問題,但港府官員必須把「眼睛向下看」,這無論如何也是他們的應有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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