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9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9日 星期五

論增發的士牌照的風波

增發新的士牌照問題，爭論曾達數月之久。提出增發牌照建議的是交通諮詢委員會，最初擬發的牌照是五百個。港九各的士公司聞訊後，群起反對，該委會乃於二月間召開一次座談會，邀集各的士公司代表列席，聆取意見。會議的結果，決定把這件事押後再決定。這是第一階段。到了本月八日，該會再度集議，席間決定建議當局，增發新牌照二百五十個，並交由交通事務處處理。此項決定，顯屬折衷之計，將原擬增發五百個牌照減半，藉示對港九各的士公司的同情。這是第二階段。到了四月十一日晚上，交通事務處處長突然宣佈，決定暫時不增發的士牌照，準備在今後數月內搜集有關的士營業情形，至今年九月時再從長計議。這是第三階段，也是最新的演變情況；但這一階段並未完全過去，因為交通事務處處長事前未與交通諮詢委員會諮商，即行宣佈暫停增發的士新牌照，以致引起該會委員屈臣公開發表談話，指摘其處理不當於先，又有若干名委員，傳聞要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於後，致觸發了軒然大波。因此，增發的士新牌照，現在已不是純粹的發與暫時不發的問題，而牽涉到行政程序和制度問題。我們身為香港居民一分子，對此未敢緘默，特提出下列意見，與社會人士商榷。

第一、我們認為交通事務處處長的否決措施，法律人情俱欠正當。交通諮詢委員會如同其他諮詢委員會一樣，委員人選係由港政府委出，俱是社會碩彥，熱心公益的人士，任勞任怨，義務為社會服務。當局設立各種諮詢委會的目的，顯是為了集思廣益，俾各項行政措施能照顧到居民的利益。諮詢委員會顧名思義，性質上是顧問組織，類如「智囊」，它們所提出的意見，僅供當局採擇施行，雖然不一定統統被接納，也不一定全部遭拒絕。當局倘若拒絕其建議時，自然應把理由清楚說明，這是行政程序和制度。此次交通事務處處長否決交通諮詢委員會的發牌建議，事前既未對該委會提出充份的解釋，事後復宣稱：「在現時的環境下，我所得到的結論是暫時最好不發出更多的牌照。」此種「一意孤行」（委員高士德語）的行動，與他所提出的主觀結論，無怪乎屈臣指為是一種「獨裁」行為。這種作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多而且大，例如交通諮詢委員會（其他的諮詢委員會也是一樣）的存在，豈不是僅僅為了「點綴」？委員會所通過的建議，是經過全體委員慎重考慮之後而決定的，怎可讓一個政府官員一手推翻？此風一開，今後誰肯為社會的公眾利益服務？委員之中有人準備辭職，表面上雖說有點感情衝動，但如果設身處地一想，大家對他們也就會寄以莫大同情了。誠如屈臣所言：「本來我們的決定祇向政府負責，但現在顯被另一個法定團體從中作梗。」這幾句話，一方面反映出委員們對此事的無比憤懣，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當前的行政制度，仍然存在着許多重大弱點。

第二、談到增發的士牌照問題，社會人士贊否不一，凡是與社會發生直接利害關係的事，反應往往不一致，這是法治社會的健全現象。我們認為是否應該增發牌照，其決定性的關鍵問題，是目前港九的士是否供過於求，抑或求過於供。根據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六七年年報」附錄的「交通統計」所載，港九的士總數是三千六百四十九輛，若以接近四百萬人口的都市而論，殊嫌不足。觀於逢下雨、賽馬或賽球之日，以及在僻靜地區搭的士之難，即可證明求過於供現象。至於若干的士拒絕載客，早已為社會人士所詬病。此可說明一方面的士不敷，一方面管理欠善。既然實際情形如此，我們何必諱疾忌醫，不如增發的士牌照。因此，這個問題的決定，應該以實際需要為前提，絕不是高談闊論的理論之爭。如果想測驗實際需要，那又輕而易舉，最簡單的莫如看看有無人肯投承，如有人出而投承，即表示有此需要。因為總無人肯蝕本或無利可圖而投標的。這是起碼常識，無須深述。

第三、公用事業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交通事業如果過度壟斷化，無形中被極少數財團所操縱，以專利權為「護身符」，不求改善。在去年五月以後的暴亂期間，港九巴士、電車和渡海小輪的左派工人罷工，行車和輪渡密度大減，升斗小市民出門如登蜀道，叫苦連天，凡此都是由於公用交通事業的專利權所致，形成獨門生意，無慮競爭，導致發生內部腐化，管理不嚴情形，為左派分子乘機把持。原則上，這是與我們自由企業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的。增發的士牌照除了能解決上述求過於供的問題之外，而且寓的士業合理開放的積極作用，使個別有資格駕駛的士的人，能領牌成為車主，從事公平的競爭，不使的士的經營，受少數集團所壟斷或控制。此不僅可使若干居民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且能令社會蒙益。本港過去的政策，不容諱言太遷就勢大財雄的少數集團，而對大多數的居民切身利益，未曾加以周全的照顧，一錯不能再錯，願當局深思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8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8日 星期四

論官方提倡「新潮舞會」的不當！

市政局主辦「新潮舞會」，社會人士議論紛紛，本報記者曾經訪問過若干社會名流，有「贊成派」也有「反對派」。但贊成派的意見，多數十分牽強，無法使人折服，因此我們今天也要談談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由「披頭四」型花花公子樂隊演奏助慶的「新潮舞會」，如果它的演出地點和主辦人是「夜總會」及其老闆，那是屬於商人為「迎合潮流」而想出來的「新噱頭」和「生意經」，正如他們也經常僱請一些脫衣舞女郎作「大膽演出」一樣，我們當然沒有必要予以置評，但是這個「新潮舞會」的演出地點是卜公碼頭的露天花園，主持其事的是港府機關市政局，這便含有一種來自「官方提倡」的性質，我們自非有所評論不可。

我們承認厭故喜新是人之常情，更是一般青年共通的習性，他們喜歡「新事物」和「新刺激」，這也一點不足驚奇。但問題在於，青年是我們的下一代，現代青年的習尚如何，更會直接影響再下的一代，是否因為他們「喜新」，我們就不管好與不好的東西都要讓他們獲得滿足？以這次官方主辦的「新潮舞會」來說，無論它的音樂舞蹈是多麼「新奇有趣」，無可否認都是與「披頭四」樂隊屬於同一源流。「披頭四」對西方音樂起了「劃時代的革命」，許多新式舞蹈也是由此而來，「披頭四」到世界各地循迴上演，到處受青年們熱烈歡迎，替英國賺了許多外匯，並且獲得英女皇的Ｍ．Ｂ．Ｅ勳銜，這都是「披頭四」被某些人認為「成功」的地方。但我們要問，「披頭四」對現代青年有何裨益？是使「心靈空虛」的青年在精神上獲得滿足嗎？抑或在經過一陣狂熱刺激後會變得更為放蕩和頹廢？如果人們不想抹煞事實，則繼「披頭四」之後而有「嬉皮士」，繼「嬉皮士」之後再有「孽癖士」，美國舊金山有一個青年浪人聚集的地區，叫做「嬉皮士街」，上萬長長頭髮、穿着奇裝異服的男女青年在這裡胡鬧度日，他們自稱尋求精神的解放，以脫離家庭、脫離社會、不務正業算是「自由」，我們是否認為這就是甚麼「新潮」呢？有些青年還感覺這種「嬉皮士」生活不夠「前進」，最近又有所謂「孽癖士」出現，參加這種組織的青年男女，可以開「無遮大會」，可以吸食大麻煙，可以做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以在「迷幻藥」中過活，我們又是否認為這是甚麼應讓青年接受的「新潮」呢？假如香港將來也有許多青年流為「嬉皮士」或「孽癖士」，這對香港整個社會或許多家庭又有甚麼好處呢？

有些贊成「新潮舞會」的人說，成年人與青年因年齡關係，嗜好不同，像飲茶和飲咖啡一樣，應該「各適其適」，老一輩的人反對青年參加「新潮舞會」是不公平的。這種「引喻失義」的理由，我們認為比擬不倫，無法接受。我們知道，「老一輩的人」對青年們是負有極大責任的，因為青年們身心皆未成熟，對辨別利害是非的能力非常膚淺，性格嗜好也游移不定，真可說是「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這都有賴於成年人的善為教導，才不致誤入歧途，否則，許多家長又何必把兒童送入學校，讓他們接受「老一輩人」教導呢？同時我們又知道，音樂舞蹈絕不同於「飲食嗜好」，飲食可以「各適其適」，不會有甚麼大問題，但音樂舞蹈則對青年身心意志都有直接影響，所以中國古代有「樂教」之說。左傳也有「季扎觀樂而知興亡之國」的紀載。現在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承認，「樂教」比「禮教」功能更廣大，祇因秦火以後「樂經」失傳，而宋儒又孜孜致力於提倡「禮教」，這才使近人有所謂「禮教的縛束」。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即使無力從事於「樂教」，至少也不應對青年的音樂嗜好完全採取放任的態度。語謂「履霜而堅冰全，由來者漸矣」，有了「披頭四」音樂就有「嬉皮士」和「孽癖士」出現，我們怎可以為成年人和青年的嗜好不同，就贊成這種「新潮舞會」呢？

有些贊成者又說，現代青年對「披頭四」型狂熱喜愛，是他們對現實不滿，內心苦悶，無處發洩，如果讓他們「狂熱地跳一番」，這種苦悶「便可以減少」。這種說法，我們也認為很有問題。人們知道，青年興趣是有多方面的，並不限於音樂舞蹈，但為甚麼，人們不從其他方面找出更多娛樂方式去發洩他們的苦悶，而祇知乞靈於這種「新潮舞會」呢？抑以目前香港青年以百數十萬計，即令他們都喜歡這種「新潮舞會」，試問主辦機關又是否能夠天天舉行，好讓他們都有機會參加，而無向隅之嘆呢？如其不能，則祇有極少數人的「苦悶」獲得發洩，而絕大多數青年還是那麼的「苦悶」，這又有何意義呢？

音樂舞蹈每為社會風氣的先導，亦常與社會風氣互為表裡，因此除非我們不想對這一代青年負起責任，更不願顧及下一代青年所得的後果，否則提倡這種新潮舞會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可以肯定有害無利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6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6日 星期二

揭開「廣州交易會」的「大黑幕」！
－－且看毛幫怎樣公開暴露他們那種見不得人的嘴臉

代表「經濟主義」、「利潤掛帥」的廣州「春季交易會」，據說已在昨天開幕，滿腦子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香港左報，少不免又要妖聲怪氣，大肆宣傳。但是，這個為港澳與外國「資本家」們提供賺錢機會的「交易會」，這塊帳幕不「揭」則已，一經揭開，卻有甚於以前廣州「天光墟」所作各種見不得人的醜惡買賣。

現在，且讓我們揭開廣州這一塊「黑幕」，看看裡面有甚麼牛鬼蛇神在活動，有多少見不得人的勾當。

據左報宣傳說，這次經由香港前去廣州參加交易會的「中外商人」，達二千五百名，「其中港商即逾千人」，行業超過一百個。左報描寫前天尖沙咀火車站那些「踴躍」赴穗的人群說：「許多華僑及港九工商界人士和職工，胸前都佩帶着金光閃閃的毛像章。」這「最多」的一批人數據說有一千四百餘人，但「外商」祇不過「近四百人」，並且「包括十多個國家和地區」了。也就是說，在這二千五百人中，「外商」還不到六分之一，其餘都由「華僑及港九工商人士和職工」所包辦。顧名思義，這個「交易會」是講生意買賣的，為甚麼除了左派「商人」外，還有「許多華僑」和港九「職工」去湊熱鬧呢？在表面看來，這當然是毛幫要製造一個「打破紀錄」的人潮，替那個醜惡不堪的「交易會」蓋上一塊「遮醜布」，遮住毛幫那種「見錢眼開」的卑鄙面目。但實際並不那麼簡單，那些所謂「華僑」和「職工」們，其實即是罪孽滿身的港共黑幫和「工棍」，他們赴穗的主要任務不僅不在「買貨」或參觀一下「交易會」，而是要利用這個機會向上級請示或受訓，最低限度的一點，也是向毛幫表示「交心」，作為今後在香港活動的憑藉，否則他們此去是毫無作用的。由此可知，那些由港赴穗的人群，左派或「靠左」商人並沒有許多，大部份都是由一些光怪陸離的左派分子濫竽充數的。

再說那些受到毛幫「熱烈歡迎」的外國商人，他們赴穗也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當然是要買點能夠「賺錢」的東西，另一個目的是要看看廣州經過天翻地覆的「大亂」之後，究竟變成個怎麼的樣子，其中當然包括有所謂「經濟特務」的分子在內。廣州共幫對於這些來自不同地區的外商，一方面固然想用大陸的農工血汗去賺他們的錢，另一方面仍然抱有極大疑忌不安的心理。他們為了不願那些外商看到許多毛幫「文攻武鬥」的黑幕，更不願外商們目睹廣州經過長期大亂的各種痕跡，因此在這「交易會」揭幕之前，就拚命做着許多洗刷粉飾的工作。這就是某左報所說的：「全市廣大革命群眾最近還掀起了大規模的整頓市容和春季衛生運動，進一步鞏固革命秩序，使經過一年多文化大革命戰鬥洗禮的廣州市，……更加鬱鬱葱葱。」在此人們可以了解，粵共的所謂「整頓市容」，主要是清除到處張貼的大字報，以免毛幫的內部醜聞公開展覽；所謂「衛生運動」，就是要清除各派頻頻打鬥而無人料理的滿街垃圾，並把一些帶有破壞痕跡的公私建築物，予以修補；所謂「進一步鞏固革命秩序」，就是到處抓人殺人，實行「恐怖主義」，以防各派的紅衛兵又來造反鬧革命。毛幫所以不惜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做這些掩飾工作，唯一理由就是「經濟掛帥」，為了錢，不惜對外國「資本家」們打拱作揖，為了錢，更不惜亂抓亂殺那些「毛澤東戰士」。這還不夠說明，粵共的「春季交易會」，是怎樣一塊不堪拉開、揭破的「大黑幕」嗎？

再看毛幫另一醜惡的嘴臉，那個用來對外國「資本家」們表示「慇懃招待」的「廣州賓館」，是剛剛落成啟用的新建築物，據說樓高廿七層，面積比舊「愛群酒店」大兩倍，內部設備都十分現代化。可是，這座設備豪華的「賓館」，是怎樣產生的呢？據左報報道說，它的動工日期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也就是陶鑄炙手可熱，並在廣州大興土木建造許多亭臺樓閣和各種豪華賓館的時期，譬如同年的六月廿五日，香港「大公報」就曾經刊出廣州三元里新建「羊城礦泉客舍」的幾幅圖片，來表示對陶鑄那種「資產階級」作風的讚嘆，而這個賓館的動工日期距離陶鑄被鬥垮台最多不過三、四個月，照理是地基工程還沒有造好，假如粵共當權派真要實行「文化大革命」，這個勞民傷財的「賓館」建築就應該立予停止，並且正好作為「鬥臭」陶鑄的罪證。但現在事實證明，粵共當權派也像陶鑄一樣，事事講排場，講享受，根本不要「毛澤東思想」，因此廣州雖然已經有了「羊城賓館」、「新愛群」酒店和「礦泉客舍」等等許多新建築物，他們對於陶鑄這個「廣州賓館」一切未完成計劃，寧願「蕭規曹隨」，也不肯放棄。試問這個賓館的所有豪華設備，除了一年兩度可以用來招待外國參加「交易會」的資本家外，還不是要來供毛幫權貴作「資產階級」的享受嗎？就是這個大耗民脂民膏建設而成的賓館，還不夠說明這次廣州交易會是怎樣的「黑幕」重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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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昨日社論末段第十三行「林彪亦無可信之人」句，「彪」誤植「彬」字，合校正。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6日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6日 星期二

迅速無罪釋放集中營裡愛國同胞

港英當局在過去十一個月中，先後無理逮捕了我們數以千計的愛國同胞，加以莫須有的「罪名」，投於黑獄。另有五十多人被拘禁在摩星嶺集中營裡，這裡面，包括了湯秉達、黃建立、黃祖芬、廖一原、任意之、傅奇、石慧、張烈、劉三等人。他們被長期拘禁，飽受折磨。

他們或被綁架於街上，或被拉走於家中，或在工作的場所被逮捕。港英對他們的綁架是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甚至不敢公開宣佈逮捕之事，這完全是一種見不得人的可鄙勾當。

他們之中，有人是港英已承認其無罪，而加以釋放了的，卻又被拘禁於集中營裡。如打石工會主席劉三，被港英警察無理逮捕，在港英「法庭」受到非法審訊，法官無法入罪，迫得宣佈放人，才出法庭，馬上就被港英的特務綁架到集中營去。這一幕放而又捉的法西斯把戲，十分無理，也十分卑鄙！

也有人只在港英警署被無理拘留數日就獲釋返家，但數日之後，卻又在家中被綁架到集中營去。九巴工友梁業就是在和劉三不同的另一幕放而又捉的法西斯把戲中，被如此這般投入黑獄。這也是十分無理，十分卑鄙！

又如傅奇、石慧夫婦，港英明明已經宣佈釋放，只因他們拒絕「遞解」，港英又將他重新綁架，再關進集中營裡。這又一幕放而又捉的法西斯把戲，一樣是既無理又卑鄙！

事實分明，所有被拘禁於集中營的愛國同胞，都是無罪的，而港英對他們的綁架卻是令人憤慨的法西斯暴行。

而尤其令人憤慨的是，他們在集中營裡飽受了港英的迫害，吃不飽，穿不暖，病乏有效治療，還要加上疲勞審訊非法毒刑等折磨。此外，港英更無視中國人民有權在中國的領土香港九龍和新界自由居住的權利，要強行將他們「遞解」出境。

港英的「遞解」陰謀，都受到了集中營裡愛國同胞的堅決抵制，痛予粉碎。愛國同胞不怕種種折磨，視法西斯酷刑如無物，針鋒相對，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鬥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大長愛國同胞志氣，大滅港英威風。黑獄紅心向太陽，他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反擊敵人。他們不屈不撓，愈鬥愈勇，充分體現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教導的精神，「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我們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更要嚴正警告港英當局：必須迅速無罪釋放集中營裡我們所有的愛國同胞！你們將他們拘禁已是無理的，加以折磨就更是罪惡，拘禁得越久，折磨得越深，罪行就越重！罪責就更難逃！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5日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5日 星期一

為祖國成就歡呼！為交易會開幕祝賀！

今年春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今天在廣州開幕了。交易會每年分春、秋兩季舉行，這是舉辦以來的第二十三屆。交易會一屆比一屆開得好，開得成功，反映了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過去十多年來在政治戰線和經濟戰線上所取得的重大勝利，在工農業生產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績。這些事實，久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和重視，因此，五大洲的商人們，參加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的一屆比一屆多，對於發展對中國貿易的信心也越來越大。

以這一屆的參加人數和熱烈情況來說，更顯示了各地區的人們對這一屆交易會的特別重視。在過去短短的幾天中，由香港或通過香港去廣州參加交易會的就數達兩千五百多人，除了港九各行業商人、海外華僑外，還有來自日本、法國、坦桑尼亞、肯尼亞、瑞士、瑞典、挪威、荷蘭、科威特、澳洲、西德、摩洛哥、丹麥、意大利等地的外商。這一屆交易會還是剛剛開始，可以預料，再過一些時間，參加交易會的人會更多，地區會更廣泛。

人們如此重視這一屆交易會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這一屆交易會是在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舉行的。自從上屆交易會閉幕到這一屆交易會開幕這短短的四個月當中，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已由取得決定性勝利階段進入了奪取全面勝利的階段；在這短短的四個月當中，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己由九個省、市、自治區增加至二十個省、市、自治區。交易會舉行的所在地廣州市，在今年二月二十一日與廣東省同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從此紅日高照南大門，春風萬里傳喜訊。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去年年底所指出的：「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再有幾個月的時間，形勢將會變得更好。」已一一通過事實呈現在世界人民面前。在這樣一個基礎上舉行的春季交易會，引起各方面的特別重視是十分自然的。

由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全國人民的思想覺悟有了空前的提高，落實和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已成為高於一切、大於一切、先於一切、重於一切的任務。這樣就使到全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每一條戰線上有了最重要的保證和飛躍的發展。例如去年糧食和各種經濟作物獲得了空前豐收，工業和科技方面有了很重要的發展和發明，完全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推動一切革命事業的火車頭；忠於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是取得巨大成績的最高保證。在此全國一片沸騰，生產蓬勃發展的情況下，這屆交易會就更具有特殊意義，為全世界所重視。

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幾個月當中，西方國家不斷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英鎊貶值於前，搶金風潮發生於後，美元遭遇強烈衝擊，地位至今仍岌岌可危。西方國家的金融危機，已使它們在貿易和生產各方面都受到很大影響。大禍確已臨頭，日子並不好過。這屆交易會卻向全世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明，帝、修、反天天肆意造謠詆譭，說什麼中國「生產停滯」，「發生糧荒」等等，統統是鬼話。事實上是它們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這樣鐵一般的事實，每一個參加這一屆交易會的公正人士，都能夠通過他們身臨其境而體現出來的。

參加這一屆交易會的港九同胞，海外華僑以及各國的貿易界朋友，他們居留的時間可能有長短，接觸面也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同沐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旗幟的春風裡，將會獲得無限的鼓舞和啟發。讓我們熱烈預祝這屆交易會的成功，為我們偉大祖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歡呼罷！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3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3日 星期六

論有關台灣入境及「中國護照」的問題

據本報駐台記者報道，台灣警備總司令部發言人，本月八日向新聞界說明有關港澳僑胞申請赴台入出境證辦理問題，明確指出該部核發入出境證的主管單位，每宗僅收工本費港幣六元，而且入、出證件均同時發給，並無先發入境證、後發出境證等情事。「警總」發言人又指出：「聞有少數旅行社包辦僑胞赴台入出境證手續，超收費用甚多，並大登廣告招徠顧客藉牟不法之利，政府對此極為重視，歡迎愛國僑胞檢舉弊端，使不法之徒有所戒懼。」關於香港某等旅行社代客辦理赴台入出境手續而超收額外費用這一點，我們亦早有所聞，尤其在去年港共暴亂期間，許多人急於赴台「避難」，以不明申請入出境手續，因而付出一、二百元代價委託旅行社代辦該項證件的，據說為數頗不少。這種情況的出現，最大原因還是由於許多香港僑胞不知道本港亦有若干正當經營、依法定收費代辦領證手續的旅行社，否則那些非法牟利的旅行機構也不會如此容易施其訛詐的。

這次「警總」對發放證件手續有所澄清，用意當在使香港僑胞明瞭真相，勿再受愚，但有關台方「保證人」被人以金錢利用這一點，這是所謂「物腐而後蟲生」，除非「警總」能夠查出這種包攬組織的有關人物予以究辦，否則要想從此弊絕風清，恐怕還是不大容易的。而就這制度本身言，由於擔保責任過於繁重，許多台灣正當居民事實都不大願意替人作保，那些不管張三李四也肯作保的人，當然是為了金錢的利益，因此這種保證辦法是否可以酌量變更，除共諜之外，其他可以放寬，並且在私人之外准由「同鄉會」、「宗親會」等負責簽保，這也未嘗不是一項可供考慮的措施。

除此之外，我們認為有關香港僑胞領證赴台，以及海外僑胞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赴台或出國的效用問題，其中有使僑胞失望而有待於我政府當局予以改善補救的，亦有不少值得提出討論的事實。茲就我們所知而有事實可稽的，舉例如下：

一、去年有些香港僑胞申請赴台觀光，雖經「警總」主管單位核准發證，但在對代辦機關的覆文，卻有如下的批詞：「………嗣後該僑如商務考察、探親、投資等必須來台，務請轉知按照規定據實申請，不應頻頻假借觀光名義申請，復請查照。」對於此項批詞，我們認為十分不妥的一點，是香港僑胞的赴台，除了商務考察、探親、投資等之外，實以「觀光」的佔大多數，就是那些以「商務考察」或「探親」理由提出申請，恐怕也不離「觀光」之實。那位被指為「頻頻假借觀光名義申請」的僑胞，是否有甚麼問題值得「警總」注意，我們當不得而知，但因此項批詞涉及對事而非對人，這就顯然有點欠缺考慮。我們知道，近年興起的觀光事業，已被公認為「無煙工業」，因為此類觀光旅客都祇能花錢，而不可能賺錢，所以各國政府都歡迎爭取之不暇。台灣當局有見及此，除已設有「觀光局」作為指導發展該項事業的機構外，並由行政院通過一項辦法，獎勵民間對現代化觀光旅館的興建。這可證明，吸引港澳僑胞到台觀光是政府已定的政策，因此「警總」主管單位所稱「頻頻假借觀光名義申請」之說，不僅容易引起僑胞誤會，且亦與政府所定政策不符的。

二、香港僑胞前去美國，本來可以憑香港居民身份證明書辦理簽證手續，但有等僑胞基於愛國心理，卻仍不憚煩的要領取中華民國護照，可是最近有這樣的一個例子，有人於領得我國護照後，因其中護照持有人得自由出入國境這一頁，被外交部加上一個「不適用」的戳印，等到該人持着護照到美國領事館辦理簽證手續時，領館人員對他說：這張護照是不准你去台灣的，你將來怎可返回自己「國家」呢？結果，這位僑胞祇好放棄這護照不用，改用香港身份證明書辦理手續，才得成行。外交部此項措施，不管理由為何，都足予香港僑胞以不良印象，實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三、照我外交部規定，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可以憑護照入境，不必另辦手續，但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人，卻沒有這種便利。最近有一位旅美僑胞，偕同子女數人經港赴台，子女皆在美國出生，領有美國護照，這位僑胞不願歸化美國，仍然保持中華民國國籍。當他們到了香港後，這些持有「外國護照」的子女，依規定不必再辦赴台手續，但這位老人家卻非另辦不可。他的子女生長異國，少不更事，無不譏詆這位父親「頑固不化」。這種情形，不僅大傷僑胞愛國之心，即衡情論事，也是完全說不過去的。

同時我們也知道，有過一些曾經早年參加革命的旅美華僑，不知道到港以後仍要另辦赴台手續，以為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和政府獎狀之類就可隨時就道，不料事實並非如此，而致狼狽不堪或怨懟叢生的，亦時有所聞。凡此考慮不週的辦法，我政府當局為了不使忠義灰心，僑胞失望，這更非要訂立補救辦法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2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2日 星期五

對港共分子不能姑息
－－從大陸英僑被扣談到此地的種種

中共無理拘扣在大陸的英國僑民，邇來越發猖狂，根據英官方的消息，先後已有七名英人（其中包括一家三人的英僑），遭中共毒手，有的拘禁，有的「失踪」。倫敦為此事已向中共進行交涉和查詢，但迄無結果。自從去年駐北平的英國代辦辦公處被紅衛兵縱火焚燒之後，中共對待英國的敵視態度，較過去更為惡劣，縱火燒檔和拘扣英僑的手段，卑鄙下流之外，而且是野蠻行徑。

英國政府在十九年前搶先承認中共政權，當時是工黨艾德禮執政，他以保護英國在大陸的商業利益為遁詞，不惜違背民主世界的共同利益，把一個竊國大盜的政權，當作了「事實上存在的政府」看待。一失足成千古恨，十九年來英國並沒有因為承認中共政權而受北平的「優遇」，反是不斷遭受侮辱和誹謗；而英國在大陸的所謂「商業利益」，則被中共逐個排斥或封閉，甚至有的被其沒收。艾德禮九泉有知，應該後悔吧！

但是，從那時迄今，英國政府不論是由工黨或保守黨執政，對中共的外交政策，一直蕭規曹隨，並沒有任何修改。為英國辯護的所謂「專家」們，認為英國對中共政策，並無錯誤。他們堅持一項最簡單的理由，來支持他們的見解，此即了解中共的動向，必須與它保持不同形式的聯繫，把中共隔離，反可以促成它對西方的仇意敵視。若以此項見解衡量一個合法政府，當然理由正確；但若以此對待中共政權，則就絕對錯誤了。試問自從英國承認中共政權以來，它對英國的仇意敵視是增還是滅？答案當然是前者，而且變本加厲。這班「專家」們如何能自圓其說？自由世界有識之士，長期以來即勸諫倫敦立下決心，與北平割斷關係，但英國政府仍我行我素，甘心忍受侮辱，今日的一切，正如我們俗話所說「不聽好話勸，吃虧在眼前」。

大陸有七名英僑被拘扣。此地卻有七名因騷動入獄而在服刑期滿後應予遞解出境的左派囚徒，最近已服刑告滿，官方中止執行遞解的決定，把它們釋放，改受警方監管行為。港府發言人除了證實上述一事之外，並謂類似的案件，可予個別考慮。兩件事都與「七」這個數字有關，可謂無獨有偶，不過前者是無端端被拘禁，後者卻踏出獄門，恢復「自由」。這該是何等矛盾而諷刺的對照，反映出一方面的橫行無理，而另一方面卻忍讓姑息！

與此同時，各方盛傳經過倫敦與北平的「談判」結果，港府已採取「冷靜政策」，本港一家英文報紙連日來即對此有所報導。是否確有其事，無法證實，官方對此，料將不會正面表示。此外，一份稱為「紅色海員」的紅衛兵報紙發表了一段消息，謂中共「人民日報」的一名高級幹部揚言，「香港現已無重大的鬥爭」。言外之意，就是中共將不許可港共再度亂動。我們如果把這種疑信參半的紅衛兵報紙消息當作其來有自，則我們就會上當了。中共以及它的奴僕港共，從來說話是正反面顛倒的。縱使港共不再搗亂，亦非出於他們的主觀願望，而是客觀形勢促使他們不敢亂動，過去八、九個月來所受的打擊，已給予他們重創，無力再舉。可是一旦等到他們自以為「頹勢重振」之後，必然毫無疑問的捲土重來，再度展開恐怖搗亂。這是大眾的看法，而且也是人人必須保持高度戒心的緣故。

因此，我們認為如果在現時對港共採取所謂「冷靜政策」，不啻是自己鬆懈抗暴努力，使港共可以獲得機會，重新招兵買馬，部署新的搗亂，豈是智者所應為？所以對於這一傳說，我們殊難全部相信，如果我們信以為真，一個顯而易見的不良後果，就會立即產生，此即抗暴意志的麻痺和敵我不分心理的重見。

今天的局勢，雖然已久久未聞炸彈之聲，較前平靖，但我們如果以為目前的情況在今後能夠一成不變的繼續下去，那就有點自我陶醉。須知我們過去以及現時的抗暴努力，絕不像有些人口中的「左」與「右」問題，而是港九善良居民為了捍衛法律的尊嚴和社會的安定，結成一條陣綫，對付一小撮以破壞法律和治安為企圖的不法之徒，而港共則是他們的主使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性區別問題，不能混淆。從去年五月迄今，港九善良居民的英勇抗暴事蹟，以及他們嚴格劃清界綫的立場，已證明上述原則性區別的何等重要和正確。依據這一原則，凡是過去參加搗亂的左派暴徒，經過法庭的判決在刑滿之後予以遞解出境的，原則上似不應有所改變。凡是被判服刑而在刑滿後遞解出境的左派暴徒，俱曾是罪行重大者，其中有的而且當街擲彈或私藏煽動物品，這是一小撮怙惡不悛的「浪人」，社會人士為了未來的安寧，誰都主張把他們送入大陸地獄，永絕後患。因此，我們籲請當局，對這一措施，殊有慎重考慮的必要，出爾反爾，可能損及法律的神聖和莊嚴！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1日

大公報社論 1968年4月11日 星期四

港英應即放回非法扣留的新聞工作者

我們多家愛國報紙的負責人，前昨兩天由新華社負責人偕同探視了被港英非法扣留的愛國新聞工作者。

這次探視，是在我們偉大祖國的關切和支持下，經過交涉，促使港英作出特別安排的。

從報上發表有關探視的情形，大家都可以看到，黑獄中的戰友們雖曾受到不少折磨，但都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在鬥爭中表現出嶄新的精神面貌，保持着革命的樂觀主義情緒，意志堅強，完全不負祖國人民對他們的關切與愛護。

所有現在港英黑獄中的愛國新聞工作者，都是無罪的，他們被投入黑獄，都是無理的，非法的。就以本報兩位記者為例，王寧在進行採訪工作回來時，半路被港英鷹犬攔截綁架，胡亂製造「罪名」，非法「判刑三年」。黃澤在中環拍攝學生遊行的照片時，港英鷹犬從旁向他撲來，當場拉入市場的廁所毆打到滿臉流血，暈厥過去。當時鬧市中萬目睽睽，人人都不值港英這種暴行。而港英鷹犬實行插贓陷害，誣告他「藏有匕首」以及其他莫須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五年」。他們兩人在「法庭」上駁得「證人」面青口啞，所謂「證供」都是破綻百出的。港英這樣胡亂綁架，胡亂「判刑」，充分表明它敵視愛國新聞事業，故意對愛國新聞記者進行政治迫害。

港英這些迫害手段早已證明是達不到他們所預期的任何目的的，而愛國的正義事業在港英迫害下，只有得到廣大同胞更加熱烈的支持；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熱愛毛澤東思想的愛國新聞工作者，面對敵人的迫害，越鬥越堅強，正如毛主席的教導所說的：「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廣大愛國同胞和四千萬廣東人民以至全國七億人民決不會容忍港英把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愛國新聞工作者關在黑牢，任意折磨下去的。同時，港英也應該自己知道，這樣無理非法地迫害新聞工作者，是港英摧殘新聞自由和粉碎它一向所標榜的什麼「法治」等等的鐵證。這批受害的新聞工作者被關在黑獄一天，就等於把港英的法西斯措施展覽一天，在各方面都只有使港英越來越狼狽與被動。

現在我們再一次促港英立即連同所有被非法扣留的其他愛國同胞一起，把獄中的愛國新聞工作者無罪釋放！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7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7日 星期日

港九自由工人必須加強團結
－－港共仍圖策動新搗亂，我們不能鬆弛戒心

港共從去年五月以還所遭受的空前大敗，具體而生動地證明了堅決要維護秩序與和平的港九居民，是一股無敵的巨大力量，若無他們的熱誠支持，港府當局的抗暴努力，殊難在短短時間內，制服失盡理性和人性的港共分子。這一事實，人所公認。在支持港府當局全力抗暴的港九居民之中，自由工人的貢獻，尤見突出；特別是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自由工人，例如服務於交通、水電和海運等部門的自由工人，他們不顧生命的安全，不因港共的恫嚇而畏縮，站穩工作崗位，為居民大眾服務，粉碎港共「癱瘓香港」的毒計，厥功尤偉。目前港九雖已雲開日見，但社會人士談起自由工人的貢獻，仍贊不絕口，同表崇敬。

由這一事實，我們同時可以聯想到，凡是一個社會，必然存在兩種敵對力量：一種是正義力量，它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中流砥柱；另一種是邪惡力量，它無時不在謀求破壞社會秩序和公眾安寧，製造黑暗與混亂，港共分子就是這種邪惡力量的代表。祇要正義力量堅毅奮鬥，邪惡力量一定不能得逞，而正義力量和邪惡力量展開搏鬥時，自由工人又是站在最前線，負起衝鋒陷陣的艱鉅任務。

參加抗暴的自由勞工，大部分是屬於「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簡稱「工團總會」）一百零三個工會的，少數則是不隸屬工會而深明大義者。「工團總會」最近為了應付港共分子的挑戰和滲入，決定加強工會與工會之間的聯繫和互助，使自由工人能進一步團結，誓為抗暴而奮鬥到底。它所採取的辦法，是把屬下工會分別編為十一個組，各按性質劃分任務，貫徹分工合作的要求。這一措施，不但有其迫切的需要，而且也反映出自由工人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抗暴努力後，檢討經驗，作出得失的總比較，然後釐訂新的努力方針，因此，它是一項正確的行動。

我們向來不贊同也不鼓勵「政治活動」，海外華人，長期以來就恪遵地方法令，安份守己。「工團總會」的加強屬會聯繫，其出發點是團結自由工人，提高警惕，協同港府當局，繼續抗暴，此是純粹為了港九居民的利益和社會秩序與和平，性質上絕非「政治活動」，而是履行每個居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公眾安寧。它更不同於港共控制下的「工會」活動，他們向來是懷有不可告人的陰謀，如同挑撥勞資情誼，製造爭執藉口，煽動工潮，慫恿工人對港府當局正面為敵等等。港共用「工會」的名稱祇是一種掩飾，實際上是在幹着顛覆的勾當。關於這一完全不同的性質，有鐵一般的事實為證，此即在去年港共進行瘋狂暴動時，港九自由工人堅決為港府作後盾，從無貳志。於此可見港九自由工人不但是守法的，而且具有維護法律不受破壞的決心。

港共控制下的「工會」，經過去年的一連串失敗後，它們所駕馭的「會員」，其中已有不少逐步覺醒，罷工的失敗，使他們淪為失業的一群，「鬥爭費」的停支，生活頓告無靠。他們思前想後，逐漸了解到受港共之愚，落到今天這般田地，假以時日，他們之中必有不少人會棄暗投明，決心新生。對於這班人，他們是迷途知返者，自由工人應該伸出雙手，歡迎他們參加抗暴行列，同時以最大力量，教育他們，增強他們的認識和決心。這是當前自由工人要作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要作的事，則是繼續保持高度戒心，隨時準備展開新的抗暴努力。港共頭目是一小撮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浪人」，他們為了貪圖個人的物質享受和地位，一定要驅使受欺騙的「群眾」，策動新一回合的搗亂，甚至可能孤注一擲，企圖「重振頹風」。因此，自由工人千萬莫以為目前的情勢將可長久維持下去，因而產生自懈自憜和鬆弛警惕的錯覺。祇要大家堅持以荏的抗暴鬥志和毅力，我們就無懼於港共任何新的陰謀，從勝利中迎接新的勝利，此點可說信心百倍。

上面所說的，並非我們危言聳聽。最近有兩件事，證明港共頭目仍在全力部署新的搗亂，祇要時機成熟，他們就會點火。第一件是港共利用清明節，曾抬出「港九各業工人鬥委會」的招牌，舉行了一次「千人大會」，說是「追悼抗暴烈士」。那個躲躲藏藏不敢見天日的楊光，擔任「大會主席」，在其「致詞」之中，充滿了挑撥煽動詞句，說甚麼「堅決抓緊戰機，給港英以一次又一次的狠狠打擊」。楊某這話，明明是對港九居民的新挑釁，其陰謀也已昭然若揭。另一件事是港共控制下的「摩總」，對參加罷工的的士工人復工問題，發表了一篇「聲明」。在那一「聲明」之中，一方面毫不知醜的為港共辯護，自言自語說「罷工乃大義所在，復工乃為了照顧居民利益」，矛盾百出，一篇典型的「厚黑學」聲明！一方面悍然恫嚇港府和的士商人，謂復工「不容橫加阻撓，如不立即停止在復工問題上的迫害措施，由此而產生的嚴重後果，祇能由港英負責」。這兩件事，充分暴露港共正在加緊製造新藉口和新搗亂，站在抗暴第一線的自由工人，不能稍掉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