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報社論 1967年8月28日 星期一

抗暴鬥爭能清洗自己的污濁

我們的反英抗暴鬥爭，等於一場革命戰爭。革命戰爭必須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所以戰無不勝者，以其總結了一切真理，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世界革命人民鬧革命的強大思想的武器。章太炎在駁康有為書中說：「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又說：「公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則以革命去之。」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教導我們說：

「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能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於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着，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着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燄，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

我們的抗暴鬥爭將近四個月了，這一場革命戰爭，雖不以若干天計算，也不以若干年計算，看來以若干月計算吧，四個月時光，說長不算長，說短也不算短。「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在近四個月中，愛國同胞犧牲生命的至少有十九人。被犧牲的人第一個在港英「法庭」判定的有徐田波烈士。港英「法庭」怎樣判法？它用四字－－「死於意外」。其意與「死於非命」相同。大家都知道，在這「死於非命」四字下，還有四個字，是「與人無尤」。

港英用殖民地法律來統治香港，亦百多年了，請問，在紀錄上，有用這四個字來判定一個英國人或白種人之死嗎？如謂有之，則這個人必是自殺。倘非自殺，而是他殺，決不會用這四個字。至於中國人，是自殺的當然用這四個字，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的，如果使他「死於意外」的是英國人白種人，或港英之鷹犬，也經常用這四個字，像五十年前那個華探長賣魚寶，常用腳踢人，踢的是陰部，不知多少人死在他腳下，賣魚寶從來未被「法庭」裁定為殺人兇手，就因為有這四個字在，被他踢死的都是「死於非命」，於是「與人無尤」了。

中國人之死，常常會「死於非命，與人無尤」，百多年來已成為習慣了，以受暴力迫害始，而以「死於非命」終，蓋亦不知千千萬萬人矣。這「習慣」，太可怕啊！可是，大英帝國亦確有「習慣法」在。

據說，九世紀時，英國的威塞克斯王阿爾非烈，把統治英國的丹麥人勢力消滅後，英格蘭乃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阿爾非烈從事內政的建立，改革法律並編成法典，國王控制法庭，地方法庭的負責人均由國王委派。因為處理的案件有許多是大同小異，法官便常常參考以前案件作為審判的根據，慢慢形成一種普通法，或稱習慣法。

大家知道，英國在九世紀時分為七個王國。威塞克斯是七個王國中之一，亦只有這一個威塞克斯未被丹麥人征服。每一王國，風俗習慣不同，法律是根據風俗習慣而制定，故各地法律有許多不同地方，阿爾非烈統一了英國後，對各地不同的法律，不能強之使全部相同，這就用「習慣法」以輔之。

那末，今天徐田波烈士之死，「法庭」不追究兇手，不問是非，不理曲直，用「死於意外」四字了結，大抵是根據「習慣法」吧。因百多年來，中國人凡受暴力迫害而死者，「習慣法」於「與人無尤」，埋冤九泉了事。

中國人為什麼有此「習慣」，歐榘甲先生於六十年前在一篇以「新廣東」為題的文章中寫道：「蓋廣東人愛國趨義之心甚淡，而諂諛洋人與官之心則甚濃。試舉一二事言之：如香港賀維多利亞萬歲，立域多利亞紀念碑，此英人自尊其君耳，何與華商之事，乃相率而捐款者，數十萬矣。英募恤南非洲戰士之死者，此英人自愛其同類耳，亦何與華商之事，乃相率而捐款者又數十萬矣，多於英人自捐數倍矣。至於我中國頻年喪亂，骨肉流離，新運稍開，義舉斯眾，並未聞有首倡撫恤，襄助新政者。北人淒慘南人笑，南部煙花北部荒，則又何也？夫其視同胞如秦越，引異類為膠漆，托洋人之大腳，甘之為阿更羊牯，惟恐不得其當也。」

廣東人真是這樣麼？則歐榘甲所指的廣東人，是指香港的廣東人，而且指那些買辦之類的「華商」。

中國人這種「習慣」是與生俱來的嗎？不是。歐榘甲發表這文章時，香港已給英帝統治已五十年了，中國人在米字旗下，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能有一絲一毫中國氣。如敢有之，就要你「死於意外」或「死於非命」。死於非命是「與人無尤」的。

因此，我們所以蔑視港英的殖民地法律者，以其有此「習慣」法。此法是專為順民而制定，是用以鞏固其法西斯統治機器的。用以「合法」地去繼續迫害中國同胞的，時至今日，我們堂堂中華民族還要當帝國主義的順民麼？

然則，我們的抗暴鬥爭，目的就是要粉碎港英的法西斯統治機器了，消除它的「習慣法」了。則不寧唯是，我們還要改變我們的「習慣」。物先生虫而後腐，如果凡我中國人根本沒有當順民、做牛馬的習慣，沒有「愛國趨義之心甚淡，而諂諛洋人之心則甚濃」的習慣，沒有「視同胞如秦越，引異類為膠漆」的習慣，港英又從何而定出「死於非命，與人無尤」的「習慣法」呢？

說只是廣東人有當順民的習慣是不公道的，說只是香港的中國人有當順民的習慣也是不公道的。庚子之役，「聯軍入國（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大日本順民，大英順民之旗滿於道」。這就不是廣東人，也不在香港了。當「順民」習慣是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是我們自己的污濁。我們現在的抗暴鬥爭，就是要消除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清洗自己的污濁。

文化大革命亦然，「公理（真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習慣）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現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正陰謀反華，口口聲聲要再來一個八國聯軍打中國，難道我們想，屆時又歷史重演，「大美帝順民、大蘇聯順民、大英帝順民、大印度順民之旗滿於道」麼？

不，今日中國，這種當順民的習慣，在大多數人民中已消除了，我們有的是毛澤東思想，人人準備當徐田波，抱成仁之決心，求成功之偉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