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7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7日 星期四

反對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

正當以關祖堯議員為領導的「賭博政策諮詢委員會」所擬訂的禁絕賭博報告書公開發表，為香港四百萬市民所絕對贊同，為香港政府所重視，大家正慶幸官民對禁絕賭博有了絕大的信心與決意的時候，竟然有人主張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其理由說賽狗是娛樂，不是賭博，又說，這是最好的繁榮新界的方法。真是使我們驚語不已。

我們看看港九新界的實際情況好了，香港賭外圍馬與外圍狗，處處皆是，大小報章，莫不刊載狗經馬經，政府對此種極其惡劣的現象，並未採取有效的對策。同樣的，一般市民亦不知自愛，不知警惕，沉迷賭博，上至富豪教授公務人員，下至學生小童，販夫走卒，男女老男，莫不沉迷於賭狗賭馬。以之視賭字花牌九者，更不可同日而語。社會風氣之敗壞，人心之頹喪，百數十年來，未有甚於今日者。是故明智之士，愛護香港及願對香港承擔責任之市民，無不奔走呼號，一方面籲請政府當局採取有效辦法，澈底掃蕩賭博。一方面希望市民自愛自發的摒絕賭博。可是，今天竟然有人公開請求政府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居心何在，誠屬難解。

那些主張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的人，他們所陳述的理由，都是錯誤的，不足相信的，何止是「似是而非」，簡直是有毒，如果他們的建議為政府接納了，政府真的准許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的話，首先受毒的是新界的鄉民、農民、工人甚至是新界的婦人也難逃劫難，其次受毒害的是港九一般市民，而永遠受毒害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及香港政府，當然，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及新界鄉議局現任議員們同樣是受毒害的。因為歷史將清清楚楚記載，在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任內，在關祖堯，簡悅強，馮秉芬，李福樹，黃宣平，唐炳源，謝雨川，司徒惠，張永賢，彭富華先生等等議員在內，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及因此而將賭博的禍害引進新界，引進港九，假如真有一天有此事實，後之讀香港歷史者，將視此為莫大之污點也。

我們不必再申述更多理由來反對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因為華僑日報已不下十次著論反對賭博，要求禁絕賭博了。現在我們有誠心誠意的希望：

第一、主張在新界開辦賽狗娛樂場的人士，請作最後的考慮，冷靜的考慮，為新界地方着想，為叔伯兄弟們着想，為港九前途着想，為後代着想，拿出良心與勇氣來，收回建議，如果他們能夠這樣做，一定為四百萬市民所讚揚和感激的。

第二、誠懇的請求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千萬不可接納此種建議，誠懇的請求立法局、行政局、市政局、新界鄉議局議員們盡力反對這種建議。

第三、各界人士，全體市民，尤其是報章雜誌，一致起來反對這種建議，發出正義的呼聲，粉碎用任何方式，任何理由來開賭計劃之實現。這是為了維護四百萬市民之幸福，為了香港遠大之前途，為了我們子子孫孫，大家應有決心，有勇氣，團結一致，反對到底，深信正義一定可以獲致最後勝利的。

歐洲二十四國共黨會議

歐洲共黨會議自星期一起在捷克舉行，蘇聯及東歐西歐共黨均以主席或第一書記級的首腦參加。此次會議將表示怎樣的共同姿勢？採取怎樣的行動方針？關係世界局勢甚大。

共黨國際會議最主要的有兩種：一為全球規模的世界共黨會議；一為單是已獲政權的共產國家會議。此次會議卻非上述任何一種，而是以歐洲區域為限，由已掌握政權的蘇、波、捷、東德等國共黨和仍然在野的英、法、義等國共黨聯合舉行：這是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特色是：議題以討論歐洲的安全保障為限。它們採取此種限制，或許是為了欲使會議比較容易成功。所謂成功，第一、盡可能拉攏多一些共黨出席；第二、對於可以稱為共同綱領的基本方針達成協議。因為觀察歐洲共黨最近一兩年來的動向，若干共黨對於共黨會議應以怎樣的型式召開，意見頗為分歧。

蘇聯及其他東歐諸國的共黨首腦去年七月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華沙公約組織的諮詢委員會議、東歐國家在那次會議中，為了鞏固歐洲的和平乃安全，曾決議呼籲歐洲人民共同書記，加緊努力。因此，從蘇聯及東歐共黨看來，此次會議是依循去年布加勒斯特會議要強化歐洲和平安全的路綫而舉行的；理由極其正當充份。

但是另一方面，西歐共黨怎樣看呢？它們去年五月曾經開過一次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共黨的代表大會。這可說是為了共同的利害，舉行區域性會議，交換情報及意見，以便決定統一的活動方針。在那次會議中，它們也討論了歐洲的安全保障問題。所以西歐共黨認為：此次會議是它們過去共同努力的延長與擴大。雙方以歐洲安全保障為此次會議議題，或許就是基於上述背景。這一點，也是與蘇聯最近的外交動向一致的。蘇聯正在轉採一項以緩和歐洲緊張為主要目標的外交；對於蘇聯此一政策，無論東歐或西歐的共黨，都是準備予以支持的。

回顧過去，歐洲共黨對於蘇聯純以國家權益為本位的外交策略，迭表困惑；此種事例，不勝枚舉。它們因有以往的痛苦經驗，遂對蘇聯抱有某種程度的疑慮。此次會議以安全保障為主題，大概就是要求蘇聯在希望歐洲共黨合作之際，首應表明它堅持和平外交方針。

至於蘇聯，贊同歐洲共黨的建議，並非一種特別讓步；在目前，歐洲安全實際上是有利於蘇聯的。

蘇共近年力圖儘速舉行世界共黨會議，此次歐洲共黨會議卻是朝向這種境界前進一步。不僅如此，這次會議有二十四個主要的歐洲共黨參加，無論在數量上或素質上，比較前年三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十九國共黨協商會議還更重要；可說是在未能舉行世界共黨會議以前的一個「代用品」。

蘇共總書記在會議上演說，除了關於歐洲安全譴責美國及西德之外；對於越南問題，一方面抨擊美國，一方面指摘中共「斷絕與其他共黨及國家合作，對於世界共黨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有重大損害」；其重點似尤置於後者，念念不忘打擊中共。儘管會議對於中共問題的決定，不起多次作用；但是如果形成一條聯合陣綫，實施壓力也就影響不小

至於美國，正當歐洲共黨會議之際，竟加強轟炸北越，刺激各國代表情緒，這在政略的運用上，未免有欠高明；必須反省。我們同時希望，參加會議的共黨國家萬勿衝動，對於歐洲問題固應以緩和緊張為方針，對於越南問題亦應以合理解決為原則；因為世界和平是不可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7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7日 星期四

九龍中央的士糾紛解決「好得很」！
－－這是左派分子無端鬧事的又一大失敗

也是左派分子製造出黎的九龍中央的士公司「勞資糾紛」，在港府勞工處調處之下，勞資雙方在前天舉行談判，由上午談到下午，終於達成五項協議，獲得完全解決。這一次九龍的士糾紛的結束，是左派分子無理取鬧的失敗，又一次證明那些赤色工棍是「害人蟲」、「紙老虎」，結果在法理面前，他們祇好現出原形，不敢「亂說亂動」，真正是「好得很」！「好得很」！

這次九龍的士糾紛的解決，對那些存心鬧事的左派分子來說，不僅是「得不償失」，而且還因眾怒難犯，孤掌難鳴，連續犯了許多錯誤，把本身弱點暴露無遺，不啻是「搬起石頭打自己腳」。這一切，由下列各點，足資說明：

第一、在左派分子鬧事之初，他們自知情虛理屈，一再聲言反對「港英插手」，拒絕由勞工處仲裁，並想以「怠工」行動，達到他們要脅資方的目的。但是，當資方發出最後警告，對任何怠工司機不論年資長短一律開除時，他們以要脅失敗，訛詐不來，結果不能不「改變初衷」，接受了由「勞工處調處」的「公開認輸」這一途了。

第二、他們向資方鬧事的題目，是要求公司當局將一名在今年一月（即去年農曆年底）開除了的姓孫工友復職，這工友當時因違反公司規則被開除，由公司根據勞工條例補薪一月解僱，這工友和其他司機都表示接受，並無異議。現在事隔三月，左派分子竟向公司提出復用這個去職工友的要求，除了顯出他們為「無事生風」之外，還說明了一點事實，即是這個在三個月前被開除了的工友，不僅本身無法獲得工作，而那些左派分子也始終無力替他解決職業問題，假如有辦法的話，這個去職工友早就應該「另有高就」，不必有勞左派分子要用鬧事手段來要求公司給他「復職」了。在此人們可以想到，左派分子平日大言不慚，而對於這區區一名失業工友，在三個月內也無法替他解決職業問題，這次香港中央、上海南的士公司結束，左派司機因此失業的以百數十計，難道那些赤色工棍就有辦法「安置」他們嗎？左派分子千不該，萬不該，攪出這個自暴其短的鬧事提目，這何止「弄巧反拙」，簡直是最愚蠢不過的一着了。

第三、這次勞資雙方，在勞工處調處和見證之下，訂了五項條件，這些條件規定：（一）「工方同意在公司廠內盡量避免孫亮（即該復職工人）與其他工友間之摩擦，孫亮不主動向工友挑釁，若在廠內發生打鬥事情，雙方滋事人同時開除。」這個條件的含義，就是要該姓孫工友必須循規蹈矩，不得「撩是鬥非」，也等於反而承認了這個工友因違反公司規則而被開除的事實，現在為了「飯碗問題」，卻非接受資方約束不可了。（二）「孫亮工友每日營業額需達合理水準（修理車輛不在此限），倘若收入低過平均水準，公司有權開除孫亮工友。」這條件寫得很清楚，就是規定該姓孫工友必須「盡忠職守，不得怠工」。（三）「公司復用孫亮工友為正更司機，公司又同意孫亮工友「揸硬車」（按：意即「原則上」不調其他工作），但不作嚴格保證。」（四）「孫亮工友同意上午七時十五分正到廠。」這兩條件表示，公司對該姓孫工友的工作調度有權作適當支配，但該工友必須「依時上班」，不得藉故延誤。（五）如孫亮工友與公司間再有糾紛，請勞工處調解。」這條件表示，左派分子今後將不能再操控該姓孫工友，亦不敢為該工友與公司發生的糾紛「出頭」，為資方堅持「勞工處調解」這個法理原則的一大勝利。

由上述三點顯示，這次九龍中央的士糾紛的解決，實為左派分子無端鬧事的一大失敗，而且失敗得很「慘」。這不難看出，九龍中央的士公司與香港「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屬於同一系統，左派分子假借一個去職工友來製造糾紛，原本是對香港的士風潮的「呼應」行動，他們當初急不暇擇，固沒有料到後來發展的結果。到了香港兩家的士公司斷然結束，左派分子的要脅計劃完全落空，他們（九龍方面的）此時已騎上虎背，進退兩難，為了不蹈港方的左派覆轍，祇好臨崖勒馬，「趁熱收兵」，接受了上述五項條件，作為下台的地步。如此失敗，可謂自取其咎，與人無尤。

另一方面，他們當初也是聲勢洶洶，儼然有恃無恐，但由後來事實證明，那些鬧事分子祇是「一小撮」，大部份守法司機均以職業為重，不受蠱惑，重以資方堅持法理立場，益使他們感到計窮力絀，無處下手。就是由於這兩點因素，那些左派分子便無法而不在現實面前，乖乖的就範。至此香港各業工人可以明白，左派分子祇能害人，不能福人，對於他們的「鬼話」，誰也不應上當了。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6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6日 星期三

越戰的危險界線

越南戰爭已迫近危險界線，怎樣說迫近危險界線？

第一、美國開始轟炸北越工業區，這是過去所沒有的。據美聯社西貢廿四日電稱：「美國飛機星期日衝過密集高射炮炮火和滿佈米格機的天空，作第十一次轟炸河內附近的大鋼廠。在一連串的空戰中，美國空軍的Ｆ四Ｃ型機飛行員報告擊落一架米格廿一型噴射機，可能擊落另一架這種新式共黨截擊機，它使美國飛行員飛機在戰爭期間擊落的米格機數目達到四十架，以及可能被擊落的數目增至七架。在星期日的猛烈空襲中，沒有任何美國空中損失的宣佈，飛行員宣稱，河內以北三十八哩太原鋼廠的露天熔爐，被直接擊中六次。自美國飛機三月十日開始轟炸該鋼廠以來的十一次空襲中，三次被列為大攻擊。在星期日的空襲中來自泰國和越南基地的空軍飛機，以鋼廠的焦煤生產和鑄造地區為轟炸目標。飛行員報告：在露天熔爐被命中後，濃煙升空四千尺。可見美國轟炸北越工業區並不是偶然的，實在是政略與戰略之結合行動。

第二、轟炸米格機機場，據西貢廿四日消息：「美國飛機在越戰發生以來，首次轟炸北越米格式戰鬥機基地。西貢美軍事發言人說，空軍及航空母艦艦上的飛機出動襲擊河內附近兩個基地。他說，攻擊嚴格限制對地面飛機及補養設備進行。」

過去美機只是轟炸飛彈基地，交通線和補給基地而已，絕未轟炸米格機機場，此舉也可以視為越戰的升級。

第三、泰國出兵援助南越作戰，據路透社曼谷二十四日電稱：「泰總理乃他農本日稱：泰國已決定派一個作戰營前往南越，並准許美國部隊利用泰國境機場。乃他農係對報章消息發表評論。報章謂：蘇政府要求泰國勿准美機使用泰基地，並放棄派兵入越。乃他農在記者招待會中稱：已自蘇聯大使館接到消息，現正等待詳細報告。乃他農稱：在接到蘇聯之聲明後將予審慎考慮。渠稱：共黨不僅侵略於越南，且圖在東南亞擴張，泰因為越南鄰邦，必須猶為未晚以前，對共黨威脅採防衛措施。」

泰國與越南為鄰，泰國出兵援助南越作戰，比較其他亞洲國家出兵援越作戰更具意義。

第四、美國繼續增兵，目前在南越作戰美軍已超過四十三萬人，為什麼要再增兵？我們可看下述的消息，據路透社華盛頓廿二日電稱：「預料南越美軍司令威斯摩蘭將軍，在他現時訪問美國的期間，將親自向詹森總統獲得較多人員，俾供停戰之用。美國在越南現時約有四三〇、〇〇〇人。一項消息說：預料威斯摩蘭將軍（他留在此間，由表面上是於明天向紐約美國編輯發表演說），將請求再獲得十萬人。在過去一週，各項官方聲明和報紙消息。對於抽調南越若干地區的美軍，把他們調動南越北部一點，會逐漸表示關切得很。那項重新調動辦法，是旨在應付越共越過非武裝地帶，發動一次進攻，或者襲擊的存在威脅。一項消息引述國會方面人士的談話：威斯摩蘭將軍另外需要十萬人，另一項消息，則謂他至少要一兩個師的步兵。」

問題並不簡單，此時美國如果再增兵十萬到越南作戰，用不着解釋，這是大打，長期打。

第五、美國國內已一再強調越南和平談判之可能性已消失了，甚至美總統詹森和國務卿魯斯克，都是有此暗示，越戰和談的機會不易獲得。這就是大打與長期打的準備，是在輿論與意識形態方面及早作好的準備。

越戰就是如此惡劣，和談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升級大打的趨勢越來越明顯，而且到了無可阻止的階段。這是我們所最憂慮的，因為越戰升級或演變為更大戰爭的話，誰也不能預料要擴大到若何程度和怎樣收場了。

希望對越戰有關係，有責任的國家與領袖，就在這危險界線之邊緣，作最後的考慮罷！

我們不要擴大越戰，我們需要和平；不僅是越南的和平；是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增學費與免費學額

一九六五年發表的教育政策白皮書，同意根據教育委員會的建議的辦法，增加政府中學及津貼中學的學費，白皮書同意加費的數目如下：中一班至中五班的學費：市區文法中學每年自三百二十元增至四百元。市區工業中學在數年內每年學費自一百六十元增至四百元。鄉村區文法中學每年學費自一百六十元增至二百元。鄉村區工業中學每年學費定為二百元。中六班學費則訂定如下：市區中學每年自三百六十元增至四百五十元，鄉村中學定為每年二百二十五元。

在增加學費同時增加免費學額，中一班至中五班，免費學額自百分之四十增至百分之四十五。中六班免費學額自百分之四十五增至百分之五十。

對於教育委員會上述建議，華僑日報已再三表示不同意，這並不是我們單方面不同意，而是我們廣大讀者與市民們不同意。因為在求香港發展，建設這個新城市當中，當急之務，莫過於發展教育，培養青年，訓練人才。增加學費適足以阻礙這一連串計劃的實施，所以我們認為這是最不智之決定。

但當局並未作最後之考慮與抉擇，這是我們所深感遺憾的。我們不能任令一種不智的措施毫無約束的推行下去，我們一定要想辦法補救。如何補救，暫時有效的辦法是（一）不斷增加免費學額，俾得真正沒有力量繳交學費的學生有機會繼續求學，（二）處理申請免費學額必須公平，更要明白教育的對象是大多數人，不是極少數的天才學生。天才學生誠然可貴，但要使免費學額真真正正為沒有能力繳交學費的學生獲得，是同樣重要的。

若能利用免費學額來補救增加學費之不智，亦屬無可奈何之做法，在沒有辦法中想的辦法，如果連這一步都做不到，我們不能不為香港教育前途而深感憂慮矣。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5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5日 星期二

蘇聯太空XXXX

蘇聯□□□□□□□□□地球時出事，太空□□□□□□□，在科學立場言，這是殊可痛□□□□□□□□太空之進程，並未因此受到影響。□□□□□蘇聯太空人柯馬洛夫當中所要認識的。

蘇聯前天發射一艘新太空船，外為聯合一號；這是蘇聯二十五個月來恢復載人太空飛行的第一次。

今年適值俄國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歐洲共產黨會議自二十四日起在捷克舉行，再過幾天又是五一節。同時，美國方面，由於阿波羅太空船本年初起火事件，釀成了幾個太空人喪命的慘劇，人才的損失非常嚴重，打擊整個太空計劃；在今年以內，殊難作太空飛行。這對於蘇聯，可說是一個最好的「表演」機會。

蘇聯在沒有從事載人太空飛行的兩年零一個月的長時期中，做了些什麼準備呢？各國予以莫大的期待。從蘇聯發展太空工作的多年經過看來，它並非模仿美國的實驗亦步亦趨的，它常常竭力設法，企圖超越美國的成績，跑到前面。

聯合一號的目的，據蘇聯官方的塔斯社宣佈是：一、試驗有人駕駛的新太空船；二、測驗太空船的構造系統及在太空飛行中的各種要素；三、進行廣泛的科學和物理技術的試驗及調查；四、繼續作醫學及生物學的研究，並研究太空飛行中各種因素對人體的影響云。這是很籠統的說法，沒有提到各國最關切的許多重要事項。

蘇聯以往的東方號、日出號等等，儘管西方國家都習慣叫作太空船；惟依照俄文翻譯，實為「衛星船」。現在蘇聯對於聯合一號，始改稱為「宇宙船」。所以可能像美國的阿波羅太空船那樣，乃以旅行月球為目標。因為所謂衛星船，其目的只在地球週圍的軌道環繞飛行；如果離開地球飛到月球或其他天體，就不宜稱為衛星船了。

事前各方推測：蘇聯太空飛行的次一目標是發射巨型太空船，載兩個駕駛員，一個醫師，一個技師，一個預備員；共計五人。高飛至一千公里以上，以期調查那分着強烈放射綫的「泛阿連帶」。飛行的時間約一個月。

聯合一號距離地面的最近位置，比較過去蘇聯衛星船距離地面的最近位置約高十八公里，與大氣的摩擦較少，似乎可在軌道上飛行得更長的時間；這又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對於聯合一號的重量及性能，蘇聯雖仍緘默，惟其重量估計可能在三十噸以上，是歷史上最重的。這樣大的太空船，只由一人駕駛，則船艙內料必裝載許多器材。

在聯合一號之後，蘇聯自必繼續發射許多太空船；西方國家特別關切下述一項可能的發展。這就是蘇聯有意在太空軌道設置「研究站」。去年五月間，蘇聯太空計劃的一位首腦布拉哥努拉波夫教授說：「下一步是發射太空研究站。如能熟習太空漫步技術，即可在太空軌道上建立此種XXXX作軍事上的示威。

和平探究太空是舉世所歡迎的；如果充作軍事用途，就非常危險。蘇聯太空工作雖又領先，惟據蘇聯中央統計局日前發表：一九六六年以工業總生產等於同期美國工業總生產百分之六十五強云。美國在太空競賽中不會長此落後的。蘇聯既已與美英簽訂了「和平利用太空條約」，務須嚴格遵守。這對於蘇、美以至其他國家的命運，都大有關係。

香港工業的前途

據中央社引述台灣中信局接獲一項來自日本的商情報告指出：香港、台灣、南韓、菲律賓等地產品，近年在美國市場與日本貨抗衡競銷，已以後來居上之勢，奪取了日本曾獨霸一時的廉價商品市場，其中尤以台灣與香港成績最好。

這報導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則以香港這樣缺乏先天條件的地區，竟能與資源豐富的台，韓、菲並駕齊驅，在一個先進工業國家的市場，擊敗了一向稱雄的日本。懼則日本已為前車之覆，香港可成後車之轍。

回憶英國會工黨議員康倫在去月訪問台灣後過港說：在十年之內，台灣工業－－特別是日用品工業－－可能凌駕香港之上，值得香港提高警惕，以求不斷進步。

站在中國人立場，我們該引台灣的成就為慶幸，但以香港經濟為出發點，確如康倫議員所說：「值得提高警惕的」。

這報導未有說明港、台產品在美國廉價貨市場壓倒日本的因素，但廉價貨暢銷的最大條件，當然要價廉物美，日本貨在美受挫，可能因失卻價廉的優點，這與日本工資在亞洲最高有關，但返顧香港的工資，似除了日本之外，該首屈一指了。倘這趨勢繼續維持下去，日貨在今天受制於港、台，焉知不是港貨在他日受制於台灣的寫照

不過，我們面對台灣的威脅，不應有所妬忌，亦無用其畏怯，有競爭始有進步。雖然台灣有其豐厚資源，但香港自有其優越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門戶比較開放，故較易於吸收工業新知識與技術，且早與歐洲市場有傳統貿易關係。

但香港斷不能因工資過高，讓價廉的條件消失，當然，我們不是主張壓抑工資相就，欲維持合理的工資，而又不致抬高貨價，影響在海外市場競爭條件，祇有提高生產力。這即是要以較少人力來獲得更高的效率，又即以費用少而效率高的方法，來生產低廉而價值高的出品。這責任將落在行將成立的生產力中心與工業界對它的擁護

（XXXX／□□：文字丟失）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5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5日 星期二

違反社會公理者必敗！
－－對香港「的士風潮」結束的檢討

「眾怒難犯，專欲難成」，這一句中國老話，不僅適用於「古代」，且亦應驗於今日，這可由香港左派分子製造的士風潮的全盤失敗，足資說明。

隨着「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的宣告結束，「新車主」紛紛辦妥手續領車出廠，被遣散司機也按「勞資協議」領取遣散費，曾經被左派分子攪得烏煙瘴氣的的士風潮，至此煙消雲散，雨過天青，香港又回復了原來的「寧靜」。可是，此中卻有一個分別，那就是在「鬧事工人」與「守法工人」之間，彼此的甘苦得失，卻不可同日語。那些守法工人，很多都變了「新車主」，無論是獨資或合股，都對他們的美好前景充滿信心，精神至為愉快，因為香港「的士」牌照有限制，這門生意是勝過許多別的行業的。可是那些「鬧事工人」卻相反，他們聽信工棍唆擺，想以「怠工」行動擊到資方，進而控制公司內政，沒有想到公司斷然結束，一了百了，結果，他們「造反」不成，又買不到車，即使領得若干遣散費，亦馬上便陷於失業。也許他們真個悔不當初，所以要向公司請求保留那些鬧事工人的名單，以免影響他們今後找尋工作。同是這個機構的司機，有人作了「車主」而笑逐顏開，有人卻面臨失業而徬徨無措，這還不夠說明，左派分子的無理取鬧，「製造事端」，恰恰是「搬起石頭打自己腳」嗎？

也許有人說，這次的的士風潮，祇是鬧事工人和公司當局的「兩敗俱傷」，並非左派分子的單方失敗，更於幕後發縱指使的工棍無損。這「道理」在表面上似乎成立，而實際卻不盡然，因為資方不做的士生意還可做其他生意，而現在賣車「首期」收回的款項，已超過百萬港元，在今後三年間，還可陸續收回更多的資本，這對一個企業家來說，這種損失，可謂雖「傷」有限。但那些鬧事工人的基本情況就不是這樣，他們十九有家庭負擔，遣散費雖能應付目前之急，但決不足為今後生活的憑藉，而因這次鬧事完全超越了正常勞資糾紛的範圍，試問還有甚麼東主尚敢輕於僱用？即令舊日公司當局「故主情深」，願把他們的名字代為「保密」，但社會人士對於此類分子莫不懷有戒心，對於一些「來歷不明」的司機，若非得有充分保證，仍將不敢貿然錄用，即使未必永遠如此，至少目前亦必然。這樣，鬧事工人面臨的失業威脅與資方所受的金錢損失比較，便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再說那些在幕後策動風潮的工棍，他們這次所打的是絕對「無把握的仗」，而且還是許勝不許敗的冒險賭博，如今敗局已成，無可挽救，他們就不容易脫身，而必須應付那些失業司機的追究，要想辦法解決這許多人今後的生活。如果他們不能挑起這個擔子，就算馬上藏匿起來，亦因失信於人，「威風」掃地，以後決不可能再「號召群眾」。但要解決一百幾十「戶」人的生活，又談何容易，過去他們證明沒有這種力量，現在相信也沒有，試想，這次的士風潮失敗得那麼慘，難道他們還可逍遙自在，連一根頭髮也不會丟掉嗎？

我們曾經說過，那些赤色工棍祇知利用工人，而工人卻沒有可能利用他們，這次怠工司機鬧事失敗，馬上便有失業之憂，當可切身體驗到這一無情事實。同時，我們也說過，在香港現狀下，祇有勞資合作，「和平共處」，彼此才有兩利的前途，要是香港騷動不安，嚇跑了現有和外來的投資，則首先受害的，仍將是各業的工人。以這次的士風潮為例，除非那些鬧事司機甘願回去大陸過奴役生活則已，否則他們鬥不到資方卻先害了自己，這種被人愚弄的無代價犧牲，那就萬二分不值得，而即使人們寄以同情，但如他們沒有覺悟表現，也是「愛莫能助」的。這一點，對於那些尚與左派接近的工人，真不可不引為教訓了。

在此我們還應指出，這次左派分子攪的士風潮雖告慘敗，但難保他們不伺機生事，捲土重來，因此任何一個工商大機構的主持人，都不可不對勞資關係和工人背景，予以較多的注意。當前的經驗告訴我們，香港的左派工人力量雖然不大，一般的勞資糾紛因素也不很多，但如出自左派存心製造的「工潮」，卻必來勢洶洶，不易應付。如果遭遇到這種情況，那資方就一定要堅持法理立場，絕對不可在他們的威脅面前，有所退縮。我們知道，左派分子總是「吃軟不吃硬」，就是他們在退卻前一刻，也會裝腔作勢，擺出「不甘罷休」的樣子，這就必須持以鎮靜，才不致為其所紿。眼前的事實證明，香港人心畢竟要「治」不要「亂」，「公理」仍然是一切資方可供運用的武器，如果資方相信公理站在自己這一邊，那就無須對左派鬧事挑戰有所畏縮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4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4日 星期一

嚴厲抗議印尼排華

印尼暴徒一直排斥華僑，現在不止是排斥華僑，簡直是迫害華僑，印尼暴徒，不僅掠奪華僑的財產，更且傷害華僑的生命，這是每一個中國人。（不管是居住在國內或海外）所不能容忍的。我們再三再四抗議少數印尼暴徒排華，嚴厲抗議少數印尼暴徒排華。

根據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合眾社耶加達廿二日電稱：「印尼首都今日緊張氣氛增加：軍事化好鬥的印尼行動陣綫學生及暴躁的青年人，現已組織起來，他們要作進一步的排華行動。數以百計的一群一群學生及青年，紛紛到他們總部報到。他們徵用一批汽車對駕車人說：送他們參加印尼青年大集會。耶加達城的觀察家相信：印尼青年份子，正籌備作某項行動，衝往華僑區、報復華僑於星期四的反印尼政府示威。同時，印尼武裝部隊，透過他們的報紙，發出警告說：印尼青年不可把國家法律握在他們自己手裡，而不理國家綱紀，尋求對華僑報復行動，掀起種族大衝突。印尼的學生及青年結集行動於昨夜開始，軍警在耶加達中部曾開槍制止印尼青年衝入華人區，阻止他們蹂躪華僑住所。其中一印尼暴徒中彈，另一為軍隊刺刀刺傷。耶加達衛戌司令部參謀長蘇托波佐和魯准將今日訪各學生行動組織領導人物開會，討論鬆弛目前緊張局勢的辦法。並研究解決耶城的華僑財產，不致受這類暴躁印尼青年的攻擊。蘇托波准將另下令軍事當局：凡耶加達郊外的華僑，不許入城破壞暫時施行的入市條例。同時他已告各村的社團首長，如有華僑踏入他們村落以求避難者，立刻報告耶加達衛戌司令部。」

對上述報導：我們很清楚的看出，印尼暴徒是找尋藉口來排斥華僑的。華僑在海外，一向奉公守法，特別是印尼華僑，百數十年來對印尼發展之貢獻，雖印尼民族領袖亦不能抹煞，他們雖然不是印尼人，但一向視印尼為第二故鄉，愛護印尼，建設印尼不遺餘力。過去事實可謂明證。今天印尼政局之變化，與華僑實際毫無關係，安能入以罪名，作為排斥之藉口？

又據合眾社古晉二十二日電稱：印尼婆羅洲軍區司令部參謀長西可辛上校今日透露：他訪區內的三十五萬（三五〇、〇〇〇）華人，正分別遣返中共區。又說：華僑正陸續被徙置他防區內的各縣城及婆羅洲南部的港口區，等待船隻返中國大陸。

為什麼要將三十五萬華僑驅出印尼國境？三十五萬華僑在印尼落地生根有年，一旦離開，其工作與生活自然大受影響？這是印尼政府應作充份考慮的。

印尼華僑之悲慘遭遇，是不敢想像的，我們再三再四希望，印尼政府與人民，不可違反國際公法，不可抹殺人道主義，如果認為華僑真正有問題的，也應該顧念華僑在印尼之貢獻，在法律與人情的大前題下尋求合理的解決。在印尼而言，自然以不損失印尼利益及尊嚴為條件，在華僑而言，亦希望獲得公平合法及人道主義之待遇，好好的生活下去，好好的工作下去。華僑一向奉公守法，勤儉工作，華僑絕無野心，更不會過問政治，華僑最大的希望只是公平合法及人道主義之待遇，好好的生活下去，好好的工作下去而已。

何去何從？每一個中國人都等待印尼政府與人民作最後的抉擇，而且希望他們作正確的抉擇。若稍有差錯，損害華僑，造成嚴重後果，他們是不能逃避責任的。

新訂的小學課程問題

教育司於本月十九日宣佈本港小學六年之新訂課程已在排印，不久將可分派各校。在同一公佈中指出，新訂之課程將加強英語學習，同時若干科目，同時若干科目亦用英語講授。自這一公佈發表後，社會人士的反應頗為複雜，要將這些反應綜合起來，殊不容易；但以小學的教育界人士的反應來作評論的根據，可綜合到一種共同的意見。這共同的意見是教育司的新訂加強實用英語學習，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而亦不會是中文教育喪鐘的敲起，只要教育司的六年新訂課程，是確實根據最新的教育概念而編訂，並端視各校校長在實施此項政策時是否能夠運用得宜。

教育司改訂小學課程所舉的理由，是設法盡量減少小學學生升讀中學一年級時在學習所遭遇的困難。在加強英語學習方面所提出的理由，則是根據教育政策白皮書的提議，認為加強學習英語的工作，不獨使小學生在將來進入英文中學時容易學習，並且可提高中文中學之英文程度，終而提高香港中文大學之英文程度。這兩個理由是相當充份的，特別是教育司在公佈中已經指出，加強實用英語學習，並無減削現行國語科之上課節數。在這合理的原則下，我們認為教育當局的措施是正確而可接納的。

但我們卻有一個憂慮，不能不提出來討論的。我們認為教育司在新訂各科課程的引言中所提及的意見，為何只提及英文一項而不涉及其他科目？在引言中教育司指出：「此政策顧及英語在香港社會上所佔之重要地位，同時指出在上英文課外，學習實用英語，不但可以維持英語學習之興趣，並且可以達到純熟運用英語之地步。至於如何實行此政策，則有待教師靈活之處理及教師之英文水準，以建立一正確之語文學習方法。」假若教育司能同時指出，此政策亦顧及中文在香港社會上所佔之重要地位，維持中文學習的興趣，及建立正確之中國語文學習方法，那麼我們就不會有這一個憂慮。教育司是否認為目前之香港小學的中文教育是已經達成完滿的地步，而不需要加強？所以僅提及不削減國語科之上課節數，就可以算是中文教育不會受到英語加強的影響的保證呢？

事實告訴我們，本港的中文教育的目前情況，並不是達到圓滿的地步。新訂的小學課程中，國語一科的改革如何，我們在現在是無法得知，須等待課程出版之後才能夠評論。但以現行的小學國語課程而論，並不是根據最新之教育概念而編訂的，需要有重大的修改，才能成為一引起學習興趣的資料。我們可以舉出國語科的學習困難，第一是語言的問題，第二是資料的問題，第三是輔助讀本的缺乏，第四是教師教法的錯誤。以廣東話去教國語科雖然不是十分困難，但仍有相當的阻礙。由於升中會考的關係，課本的資料是完全根據會考的課程去編訂，是十分狹隘，而不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不切現實。除了課本之外，本港出版的小學學生中文輔讀物品是缺乏得可憐，教師將從何處去供給學生這些讀物？教師的教授法是完全陳舊不堪，是數十年前的舊法，這是因為香港沒有研究中文教授的機構，但我們又不便向鄰近的國家去請求協助，所以就因循下去而沒有改變。所以我們憂慮，不是因為加強英文學習，而恐怕到中文學習受到影響，而是因為本港小學的中文學習，根本上是不完備，事實上是日漸退後。

新訂各科課程雖已編訂，到現在仍可以有補充的挽救方法，我們希望教育當局能夠對中文的課程，加意去探討，特別是在我們上文所提出的四個問題上，澈底去研究一下，而設法加以改善。這樣我們相信社會人士對於新訂的課程，會有更良好的反應。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2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2日 星期六

美越和議與戰爭局勢

美國南越乘加拿大提出四點建議的機會，主張北越與反共盟國軍隊自南北越分界綫非軍事區後退十哩，同時要求國際監督委員會在分界綫兩端設立觀察站。美國還說，如果北越贊同上述建議，華府與西貢準備作公開或私人的談判，以便採取新的縮小越戰措施，及一項全面的解決辦法云。這是值得河內考慮的。

越戰最近有擴大之勢，非常可慮；如能採取措施，作為戰爭降級的步驟；甚有意義。

北越或許認為：這是華府西貢的和平資態，目的在於宣傳，但是反過來看，倘若北越拒絕，豈不令世人一方面對河內失望，一方面同情華府西貢。

北越還可能指出，華府西貢完全忽視了河內無條件停止轟炸北越的要求。但是，美國迭次表示，只要北越同意戰爭降級的行動，美國是可以停止轟炸北越的。河內何妨一試呢？

誠然，假若北越軍隊由分界綫非軍區後退十哩，國際監督委員會在非軍事區兩端設立觀察站；則北越的人員物資今後很難從該處滲透南越。南越共軍及北越駐南越軍隊勢將缺乏接濟補給，有日趨弱化的危險。但是，除了非軍事區之外，北越尚有其他路綫可以滲透，只是沒有這樣便捷而已。

北越還不願意改變戰爭政策，特別是，最近在南越境內，美軍總司令部把原來派駐西貢西北泰寧的第一九六步兵旅四千人空運中部的朱萊、受海軍陸戰隊指揮。美國陸軍大部隊撥歸海軍陸戰隊指揮，是很罕見的；這反映非軍事地帶以南地區美軍兵力的不足。

南越最北端的廣治省廣治市本月六日被共軍大肆攻擊。佈署於這地區的北越正規軍兵力，好像超出美軍總部預料之上。該部過去認為：北越軍在從洞哈通到寮國邊境的第九號公路沿綫有兩個師，在非武裝地帶及其以北有一個師。現在種種迹象顯示，似乎估計過低了。

駐防廣治省的南越軍達三萬五千人，竟不能防衛作為省會的廣治市，美海軍陸戰隊不能不派遣主力部隊往增援。美海軍陸戰隊負責的第一軍區，其範圍由廣治至廣義等五省。該隊總兵力雖有七萬五千人，惟派主力部隊赴廣治後，就不敷分配。因此，美軍總部遂急調一九六旅前往協助。

從這一點來看，北越殊有繼續派兵滲透必要。一方面直接向第一軍區的美軍及南越軍加強壓力；一方面企圖間接發生如下的影響：一、美軍如從西貢週圍抽出軍隊，調往北部；則本來準備用於湄公河三角洲的兵力必將弱化；無法依照原定計劃進行掃蕩作戰。二、美國與南越的平定計劃，是美軍掃蕩越共之後，由南越政府軍接防，把收復區確保及重建，美軍則可調到另一地區作戰。但以第一軍區方面來說，此項計劃已被破壞了一次，並且美軍不能不會同防衛

但是，現在駐越美軍儘管已有四十三萬五千人。美國防部仍預定在今年年底以前陸續增至五十萬。此外，泰國已宣佈增派二千四百人，南韓醞釀增派三萬，南越亦在擴軍中：共軍頗難應付。

至於北越方面，美機連續空襲太原鋼鐵廠之後，前天首次轟炸海防的兩個發電廠，主要目的是予北越運輸作戰中心以癱瘓性打擊；這是空戰的重大升級。加以海軍砲不斷轟擊，長此下去，北越不知將陷於怎樣悲慘的境地。河內已面臨重大的抉擇。

必須重視中文教育

今天許多有志之士，及愛護中國文化之士，都為了香港一部份觀點錯誤，想法錯誤，立場錯誤的教育工作者，過份重視英文教育，輕視中文教育而憂慮。他們的憂慮不是為己，而是為人，不僅為人，抑且為中國文化前途，這是光明磊落的態度，值得讚揚，值得支持，值得喝采。

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華洋雜處須講中國語，讀中國書，使用中國文字，乃是天經地義的，為什麼要壓制中文教育？為什麼要使到中國人而不懂中國話，不識中國字，這是忘本，愚蠢而可恥。

香港政府並沒有強迫香港市民人人非學英語，使用英文不可，雖然香港政府仍然以英文為官方文字，但香港政府在行政方面，早已照顧到那些不懂英語，不識英文的市民。這證明，政府並非有意的提倡英語英文，更不是歧視中文。是誰要低估中文教育？是誰要「開口英文，埋口英文」是誰「數典忘宗」？是誰「愚蠢可恥」？不過是極少數的份子。我們希望有志之士，有見識的市民，千萬不可跟他們走，不但不可跟他們走，而且要批判他們，改正他們的錯誤，以防止因為少數份子的喪心病狂，措施失當，而影響到中文教育之前途，而影響到四百萬香港市民的文化教育。而「君子愛人之德」，我們這樣做，也是搶救少數份子的唯一有效辦法。

我們並非歧視英語英文，我們並不反對發展英文教育，更不反對市民學習英語英文。因為學習英語英文是好的，是需要的，並非錯誤的。但我們反對只知有英文英語，而不知道有中文中國語的做法。

我們為什麼不以中文中國語為主呢？如果辦不到，為什麼不可以做到中英文並重呢？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2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2日 星期六

的士糾紛的演變值得注意！

由左派分子一手造成的「中央」和「上海」兩家的士公司的糾紛，由於資方寧願關廠賣車也拒絕給這些左派分子所控制，他們以陰謀失敗，轉而遷怒於非共報紙的新聞記者，首先，他們嗾使了一些暴徒，非法搶去了本報和「新生晚報」為採訪新聞而拍攝的菲林，在這項非法行動中，某左報記者在場執行其「提名點相」的工作，使那些暴徒不致認錯了目標。昨天，「大公」、「文匯」等報把這些有關事件作了大量的歪曲報道，並以「賊喊捉賊」的姿態，對各報記者和「香港報業公會」拋出危言恐嚇，以求顛倒黑白，為不法之徒破壞香港公安狡卸其責任。但是，「遁詞知其所窮」，他們講多錯多，愈要詭辯，愈加暴露出他們的真正面目。

為了使那些左派分子無所「遁」形，現在再把他們的醜惡嘴臉，逐件揭開如下：

一、關於的士糾紛的部份，就在這兩三天前，左派報紙還在大登那些鬧事工人的談話，指摘中央的士公司當局「兩假一真」，說是「假關廠、假賣車、真除人」，為資方的「大騙局」，但在昨天「大公」等報報道左派工人「招待記者」報告的士糾紛經過時，卻自打嘴巴的承認了資方賣車「是真不是假」的事實，據刊登在「大公報」上的消息說：「關於資方所謂『賣車』一節，工人代表說，這種賣車是先收首期三千多元，以後每月（本報按，資方是說每日，不是『每月』）供三十五元，供三年長。如不能轉名，中央、上海資方可以隨時收回車輛，發還首期款項。必須指出，資方這個花招是毒辣非常的，是企圖渙散工人的鬥志，欺騙社會人士，如果工人一旦鬆懈下來，資方可以不惜損害新車主的利益，隨時將車收回。所以，工人們的堅決鬥爭既維護了工人利益，亦保障了新車主的利益。」這裡兩次提到「新車主」，恰恰證明資方「賣車」是真不是「假」的了。這同一消息最後又說：「此外，工人代表還向一些已買了中央、上海的士公司的車輛之社會人士作出一個誠懇的勸告：他們如果已經買了車，希望在這個勞資糾紛解決之後才拖車，不要為資方火中取栗，以免勞資糾紛複離化。」這又再次證明，「社會人士」的確已有不少人向資方「買了車」，左派工人恐怕向資方無所要脅，所以「希望」那些「新車主」不要馬上「拖車」而已。那麼，兩三日前他們還在指摘資方「賣車」是「假局」，如今以訛詐不來，又迫得承認是「真」的，這豈不證明了他們製造的糾紛，根本就是懷有存心搗亂的不可告人的目的麼？

二、關於報業公會為維護會員正當權益發表聲明的部份，報業公會雖然對「本月十九日有兩位攝影記者在灣仔景隆街於執行其供應民眾以有關的士糾紛新聞之職責時遭受恫嚇一事」，表示「至感遺憾」，但還沒有明指那些「恫嚇」新聞記者和非法搶去他們菲林的暴徒是甚麼人，可是昨天「文匯」、「大公」、「新晚」各報卻指摘報業公會說：「這個聲明是在不問事實，祇信謠言，這是不能容忍的。」該消息又稱：「當報業公會理事會發表聲明後，文匯報、大公報及新晚報立即向該會理事提出抗議，指出：報業公會理事會做得太過份了，太無理了。我們現在要你們立即收回這個聲明。如果不收回，我們準備採取相應措施，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這三家左報指報業公會聲明為「不問事實，祇信謠言」，那麼，它們為甚麼不根據「事實」，提出答辯呢？它們要什麼要為那些不法之徒做了為公論不容的壞事，在「事實」面前，站不住腳，而代他們詭辯呢？而且，它們還聲勢洶洶的要脅報業公會「收回」這個與它們毫無干係的聲明，否則「我們準備採取相應措施，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云云，這種違法的「恫嚇」，豈不反證它們與這些「事端」有着某種關係，而它們在詞窮理屈之下，除此刁難作態就別無辦法麼？

三、關於那左派記者對其他非共報紙記者「提名點相」的部份，昨天「大公」、「文匯」等報把在中央的士公司現場執行攝影工作的各報記者，逐一指名道姓的「點」出，包括有「工商日報」、「工商晚報」、「明報」、「真報」等各報記者在內，它們指名道姓的「點」得那麼清楚，那豈不證明十九日發生本報和新生晚報記者被搶菲林的事件，都是有人從中「點相」而一點也不偶然的麼？然則那些有意在「挑釁」、在「製造事端」的妄人，又豈事後抵賴所能「賴」得了的麼?

的士糾紛的演變到了今天，有人在「製造事端」，已經非常明顯，他們的目的究竟何在，這是值得香港當局和社會人士密切注意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0日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0日 星期四

廣泛推動新界慈善醫療工作
從擴展博愛醫院增設福利機構說起

因為新界與九龍香港交通方便，許多人便忽略了新界之慈善醫療工作有其獨立性與地方性。過去，我們大部分的力量用於推動港九慈善醫療工作，而忽略了新界對這一方面之需要，實在是十分錯誤的。

新界原來居民不斷增加是大家知道的，居民增加了，原有之慈善醫療機構自然不足應付，此其一。

近年來港九不少居民遷入新界，本來是人口不多的元朗、大埔、沙田、粉嶺、乃至新界任何一個城市鄉鎮人口大量增加，原有慈善醫療機構自然亦不足應付，此其二。

新界是鄉村地區，衛生醫療設備欠佳，居民健康情況更值得關注，此其三。

新界居民散居各鄉村市鎮，並非集中一處，對接受醫療衛生之宣傳與教育，比較港九市民為難，這是造成新界一部分居民衛生醫療常識較為低落之主因，正因為他們的衛生醫療常識低落，我們更要多方面的、時刻的照顧他們，此其四。

政府既有計劃發展新界衛星城市，若干工廠學校既有計劃遷往新界，如荃灣、元朗等新界市場，在不久將來，可能有更大之發展，一個城市之發展，並非單方面的，而是各方面配合的。此時推動新界慈善醫療工作，正是配合新城市計劃所必要。此其五。

然則如何推動新界之慈善醫療工作？茲就管見所及，提供意見如次：

第一、先求現有政府之醫療機構擴展，及分別在各市鎮設立醫療機構，以適應居民需要。

第二、從速協助博愛醫院，實現擴展計劃。博愛醫院是新界慈善醫療機構，為居民坊眾及海外人士所支持。其性質一如東華三院，都是為居民服務，為街坊服務的。東華三院之擴展一日千里，成就偉大，不但香港市民稱譽，海外人士，亦莫不一致稱譽。這當然是由於東華三院歷屆主席總理努力任事，捨己為公所獲得之良好結果，但海內外人士之支持，政府之大力補助，也是主要的因素。今天我們呼籲海內外人士，呼籲港九四百萬市民，呼籲香港政府，應以支持東華三院，協助東華三院的精神與力量，同樣的支持博愛醫院與協助博愛醫院，俾得博愛醫院能夠不斷發展，有一天成為另一東華三院的為新界居民作有效的、全面的服務。博愛醫院丁未年主席總理已定期本月廿二日（星期六）就職；主席馬紹章，副主席梁哲若，黎錦源，趙不弱，周立根，總理歐煦昭，伍偉森，鄧英來，古道誠，廖潤琛，尹培，何連根，莊木穩，趙士海，陳仲銘，杜文光，梁展雲，黃學儀、黃近明、張錦雄、李柏基、蔡準、吳紹璘、黃玉倫、陳紹洪、池大衛、呂榮光、戴東嶽等，呼籲各界人士支持，希望就職之日，各方知好，社團領袖，將花牌花籃慨折現金，撥作善款，以充裕經費，是最實際的做法，深信各界人士必能接納他們的要求，廣為響應。同時，我們更呼籲政府與市民，今後繼續在經濟、人事、輿情、物力各方面支援博愛醫院，俾得博愛醫院能夠按照既定計劃，一一實施。這是推動新界慈善醫療工作所必要的，也是最有意義的。

第三、增設對貧苦兒童及殘弱老人的救濟機構，除了志願服務之外，政府應盡可能推動關於這一方面之工作的。

第四、社會福利處的工作，無疑是兼顧全面的，但我們希望社會福利處能夠派出專員對新界作廣泛的，深入的調查，這樣，自然明白新界居民所需的慈善救濟與醫療協助是如何重要了。

以上四點：是推動新界慈善醫療工作的初步計劃，我們只是提出原則性的意見，至於如何擬訂具體計劃，求其實現，自然仰賴有關方面之決定了。

遠東經委會本屆大會成果

聯合國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及第二十三屆大會在東京舉行兩週，已於十七日閉幕。有了一些什麼成果？對於這個地區的發展前途影響如何？都是非常值得檢討的。

遠東的新興國家頗多，這些國家要想走上發展的大道，一般說來，有三條途徑：自力更生、區域合作、及外國援助。

亞洲遠東經濟委員會本來是一個着重於遠東各國區域合作的機構。為了推進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必須多方設法，把這些國家的人的和物的資源，作最大限度的動員。同時促請各先進國家，儘可能地以其資本，物資、技術等等，用於這個區域。

就以上所述來說，自力更生，區域合作，外國援助都是互相關連，而且是可以並行不悖的。作為發展的方法，亦應在這三方面同時計劃。

本屆大會的最大成果，在於區域合作的推進。諸如設置亞洲統計研究所，着手於寮國首都永珍與泰國廊開間架橋工程的調查，籌劃擴大遠東區域的貿易；同時設法促使遠東各國統一步驟，以便能在聯合國明年舉行第二次貿易發展會議之前，儘先召開專家會議及部長級會議，採取一些擴大本區域貿易的必要措施；並藉以調查各國的經濟發展計劃。關於高棉境內的湄公河開發計劃，則要求亞洲開發銀行設置基金，俾能展開工作。

關於外國援助，遠東經委會本屆大會要求各先進國家對本區域的產業發展給予合作；並於上週通過的東京宣言中，呼籲各先進國家對各低度開發國家，一方面儘可能以有利的經濟條件給予援助；一方面使貿易自由化。

關於遠東各國自力更生，經委會大會決議發展椰子產業，開發鑛物資源，建造房屋，及培育兒童青年等。

遠東經委會每年開會一次，檢討以往一年間的工作，原屬地方性質的會議。談到以上各種措施，同時面對亞洲目前的貧困情形，深感無論是遠東經濟委員會的活動，或是各國本身的努力，都還是極其不夠的。

舉例來說，印尼自蘇哈圖政權成立以後，僅在一年餘的短期間中，已獲得兩億美元以上的外援，為數不少。但因自力重建的精神不足；加以全國公務人員約三百五十萬至四百萬，軍隊亦達五十萬之多；如不先行調整，要想發展經濟，殊鮮可能。

根據遠東經委會秘書處的調查，本區域的經濟增長率甚為緩慢，大多數國家人民的收入低得驚人；非加緊努力設法推進不可。

對於遠東國家的自力開發，最重要的是先進國家抑低它們由落後國家輸入商品的關稅，並儘可能大量購買。關於這個問題，遠東經委會在此次大會中，已把它們不滿之處明白說出。這是各先進國家必須同情諒解及予以支持的。

在全世界的落後地區中，亞洲遠東發展經濟的條件可說最為惡劣。這並非完全在於物質方面，而是若干大國把這地區作為實施政略的角逐之場。因此，亞洲遠東發展的前途，與國際和平的關係極大。我們希望有關各國對於此點，務須高瞻遠矚，作週詳縝密的考慮；否則亞洲遠東的繁榮進步，絕難順利達成。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0日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0日 星期四

見不得光、「怕得要死」的一群
－－論左派分子強搶本報記者菲林的事件

昨天本報記者和新生晚報記者前往「中央」的士公司車廠附近執行採訪工作，有一群存心鬧事的不法分子，發現本報記者在場拍攝照片，立即聲勢洶洶的包圍本報記者，在一片「打」的聲中，以非法暴力搶去本報記者的菲林。就在此光天白日之下，這些赤色暴徒又一次把「牛鬼蛇神」的醜惡面目，帶到香港來。在事件發生時，因為沒有警察在場，這些不法分子自恃「人多勢眾」（指當時比例而言），儼然有恃無恐，這又是他們欺善怕惡另一醜態的暴露。

月來左派分子迭次在港九兩地製造糾紛，揚言要在香港重演「澳門事件」，早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新聞記者以職責所在，對這些糾紛加以報道，目的在使社會人士明瞭真相，更為他們本身任務所應爾。但當前的事實告訴我們，那些存心製造糾紛的不法分子，儘管他們表面上「兇神惡煞」，自以為無所顧忌，但在新聞記者的攝影機面前，卻始終有如魑魅夜行，見不得光，與那些鼠竊狗偷的祇能晝伏夜出，殊無二玫。

為什麼他們如此畏懼拍照，一見記者携有攝影機，就「急得要命，怕得要死」呢？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自知情虛理虧，不敢面對事實報道，更怕一旦陰謀失敗，無所遁形，影響到他們今後的活動。所以便祇能鬼鬼祟祟，幹其不可告人的勾當，否則，他們是應該歡迎新聞記者替他們作「義務宣傳」，而不致這樣「氣壯如牛，膽小如鼠」，唯恐別人認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的。

在此人們更會想到，那些左派分子們，不是人人都有一本奉旨必讀必備的「毛語錄」嗎？在他們心目中，這毛語錄不就是法力無邊的「寶書」嗎？但為甚麼，這些左派工友向資方刁難作態時，就裝模作樣的高唸「毛咒」，而對着攝影的新聞記者，卻不敢一顯這「寶書」威風呢？是否他們知道新聞記者「不信邪」，他們害怕邪不能勝正，所以就寧願靠「拳頭」嚇人，而不敢乞靈於這邪氣「寶書」呢？但是，我們得要提醒那些左派分子們，任何一個忠於職務的新聞記者，是不會畏懼拳頭的。在新聞記者的日常工作中，本來就是一方面作市民之友，另一方面作壞人之敵，如那些走私販毒、開賭窩娼的黑社會敗類，又有那個不敵視新聞記者，而想用「拳頭」把他們「嚇阻」的，但在全世界的自由地區，試問有那個黑社會惡霸，是曾經用他們的拳頭征服了新聞記者呢？然則，今天香港左派想用拳頭要脅新聞記者，以求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想法不是太過愚蠢可憐嗎？而他們這樣做，豈不等於證明其本身行為是如何的怯懦，在公理面前，一點也經不起考驗嗎？

其實，香港左派分子的所作所為，即使沒有新聞報道，社會人士也是知之有素，洞若觀火的，他們的力量如何，由他們過去鼓動的「羅素街事件」，「迎親人事件」，這也早已「見底」的，如果他們還不記取過去失敗的教訓，好好的與一切社會人士「和平共處」，則在時移勢易的今天，那些出面攪風攪雨的左派走卒，就祇有注定要作赤色工棍的陰謀犧牲者。像這樣一種絕無希望的「鬥爭」，對他門來說是一條「黑路」，永遠也沒有光明的前途。而且，他們長期生活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積習已深，決不可能在旦夕之間脫胎換骨，搖身一變而為「無產階級的鬥士」，即使他們真的有此志氣，但人人視如「瘟神」，避之若浼，其如現實生活何？其如妻子啼饑號寒何？當前就有一個最好的考驗，那些左派分子受工棍指使製造了的大糾紛，迫使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採取關廠賣車的堅決行動，這結果顯示，首先因此失業的當是那些存心搗亂的左派工人。那個負責發號施令的某左派工會，不是揚言「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向他們作一種精神安慰嗎？這所謂「要人有人」，我們不知道它是否含有發動暴亂的意思，暫且不加忖測，但說到「要錢有錢」，則這個赤色工會對於因鬧事失業的左派司機，就應有負責解決他們生活乃至「長期供養」的義務，那麼，他們是否真的能夠這樣做，就讓這個工會向左派司機們用事實答覆好了。拳頭固然嚇不到新聞記者，空言也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一次，那些不法分子同時用暴力搶去了本報和新生晚報記者拍照的菲林，雖然當時沒有警察在場，這也等於向香港警方挑戰，向香港的法律挑戰，向香港的自由安定挑戰。我們固無畏於那些不法分子，但香港的有關當局，是否願意讓他們橫行，予人以「無政府狀態」的印象，這就涉及一個原則性問題，亦即是香港今後經濟榮枯的問題。這點我們倒要看看香港當局的真實態度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