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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報社論 1967年8月28日

晶報社論 1967年8月28日 星期一

抗暴鬥爭能清洗自己的污濁

我們的反英抗暴鬥爭,等於一場革命戰爭。革命戰爭必須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所以戰無不勝者,以其總結了一切真理,故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世界革命人民鬧革命的強大思想的武器。章太炎在駁康有為書中說:「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又說:「公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之俱在,則以革命去之。」毛主席在「論持久戰」中教導我們說:

「國內政治的改進,是和抗戰的堅持不能分離的。政治越改進,抗戰越能堅持;抗戰越能堅持,政治就越能改進。但是基本上依賴於堅持抗戰。國民黨的各方面的不良現象是嚴重地存在着,這些不合理因素的歷史積累,使得廣大愛國志士發生很大的憂慮和煩悶。但是抗戰的經驗已證明,十個月的中國人民的進步抵得上過去多少年的進步,並無使人悲觀的根據。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雖然很嚴重地阻礙着人民抗戰力量增長的速度,減少了戰爭的勝利,招致了戰爭的損失,……這就是使得愛國志士們大為發愁的地方。然而我們是在革命戰爭中,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燄,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凡屬正義的革命戰爭,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為改造事物開闢道路。」

我們的抗暴鬥爭將近四個月了,這一場革命戰爭,雖不以若干天計算,也不以若干年計算,看來以若干月計算吧,四個月時光,說長不算長,說短也不算短。「要奮鬥就會有犧牲」,在近四個月中,愛國同胞犧牲生命的至少有十九人。被犧牲的人第一個在港英「法庭」判定的有徐田波烈士。港英「法庭」怎樣判法?它用四字--「死於意外」。其意與「死於非命」相同。大家都知道,在這「死於非命」四字下,還有四個字,是「與人無尤」。

港英用殖民地法律來統治香港,亦百多年了,請問,在紀錄上,有用這四個字來判定一個英國人或白種人之死嗎?如謂有之,則這個人必是自殺。倘非自殺,而是他殺,決不會用這四個字。至於中國人,是自殺的當然用這四個字,不是自殺而是他殺的,如果使他「死於意外」的是英國人白種人,或港英之鷹犬,也經常用這四個字,像五十年前那個華探長賣魚寶,常用腳踢人,踢的是陰部,不知多少人死在他腳下,賣魚寶從來未被「法庭」裁定為殺人兇手,就因為有這四個字在,被他踢死的都是「死於非命」,於是「與人無尤」了。

中國人之死,常常會「死於非命,與人無尤」,百多年來已成為習慣了,以受暴力迫害始,而以「死於非命」終,蓋亦不知千千萬萬人矣。這「習慣」,太可怕啊!可是,大英帝國亦確有「習慣法」在。

據說,九世紀時,英國的威塞克斯王阿爾非烈,把統治英國的丹麥人勢力消滅後,英格蘭乃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阿爾非烈從事內政的建立,改革法律並編成法典,國王控制法庭,地方法庭的負責人均由國王委派。因為處理的案件有許多是大同小異,法官便常常參考以前案件作為審判的根據,慢慢形成一種普通法,或稱習慣法。

大家知道,英國在九世紀時分為七個王國。威塞克斯是七個王國中之一,亦只有這一個威塞克斯未被丹麥人征服。每一王國,風俗習慣不同,法律是根據風俗習慣而制定,故各地法律有許多不同地方,阿爾非烈統一了英國後,對各地不同的法律,不能強之使全部相同,這就用「習慣法」以輔之。

那末,今天徐田波烈士之死,「法庭」不追究兇手,不問是非,不理曲直,用「死於意外」四字了結,大抵是根據「習慣法」吧。因百多年來,中國人凡受暴力迫害而死者,「習慣法」於「與人無尤」,埋冤九泉了事。

中國人為什麼有此「習慣」,歐榘甲先生於六十年前在一篇以「新廣東」為題的文章中寫道:「蓋廣東人愛國趨義之心甚淡,而諂諛洋人與官之心則甚濃。試舉一二事言之:如香港賀維多利亞萬歲,立域多利亞紀念碑,此英人自尊其君耳,何與華商之事,乃相率而捐款者,數十萬矣。英募恤南非洲戰士之死者,此英人自愛其同類耳,亦何與華商之事,乃相率而捐款者又數十萬矣,多於英人自捐數倍矣。至於我中國頻年喪亂,骨肉流離,新運稍開,義舉斯眾,並未聞有首倡撫恤,襄助新政者。北人淒慘南人笑,南部煙花北部荒,則又何也?夫其視同胞如秦越,引異類為膠漆,托洋人之大腳,甘之為阿更羊牯,惟恐不得其當也。」

廣東人真是這樣麼?則歐榘甲所指的廣東人,是指香港的廣東人,而且指那些買辦之類的「華商」。

中國人這種「習慣」是與生俱來的嗎?不是。歐榘甲發表這文章時,香港已給英帝統治已五十年了,中國人在米字旗下,只能當順民,做牛馬,不能有一絲一毫中國氣。如敢有之,就要你「死於意外」或「死於非命」。死於非命是「與人無尤」的。

因此,我們所以蔑視港英的殖民地法律者,以其有此「習慣」法。此法是專為順民而制定,是用以鞏固其法西斯統治機器的。用以「合法」地去繼續迫害中國同胞的,時至今日,我們堂堂中華民族還要當帝國主義的順民麼?

然則,我們的抗暴鬥爭,目的就是要粉碎港英的法西斯統治機器了,消除它的「習慣法」了。則不寧唯是,我們還要改變我們的「習慣」。物先生虫而後腐,如果凡我中國人根本沒有當順民、做牛馬的習慣,沒有「愛國趨義之心甚淡,而諂諛洋人之心則甚濃」的習慣,沒有「視同胞如秦越,引異類為膠漆」的習慣,港英又從何而定出「死於非命,與人無尤」的「習慣法」呢?

說只是廣東人有當順民的習慣是不公道的,說只是香港的中國人有當順民的習慣也是不公道的。庚子之役,「聯軍入國(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大日本順民,大英順民之旗滿於道」。這就不是廣東人,也不在香港了。當「順民」習慣是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是我們自己的污濁。我們現在的抗暴鬥爭,就是要消除歷史積累下來的腐敗現象,清洗自己的污濁。

文化大革命亦然,「公理(真理)之未明,則以革命明之,舊俗(習慣)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現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反動派正陰謀反華,口口聲聲要再來一個八國聯軍打中國,難道我們想,屆時又歷史重演,「大美帝順民、大蘇聯順民、大英帝順民、大印度順民之旗滿於道」麼?

不,今日中國,這種當順民的習慣,在大多數人民中已消除了,我們有的是毛澤東思想,人人準備當徐田波,抱成仁之決心,求成功之偉業,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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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明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星期六

敬悼林彬先生!

商業廣播電台著名播音員林彬先生前日遭左派暴徒暗殺,不幸於昨日不治逝世。消息傳出,廣大市民無不哀悼,而每日收聽「欲罷不能」、「大丈夫日記」的聽眾,想到從此不能再在收音機中聽到他親切而幽默的聲音,更是不禁泫然淚下。

林彬先生擁有廣大聽眾,每逢他主持的「欲罷不能」、「大丈夫日記」播出之時,全港千千萬萬人微笑傾聽,有些家庭婦女在播放這節目期間,必定停止一切工作和應酬,不肯錯過了一天。這千千萬萬聽眾本來未必都反對共產黨,但林彬先生一死,他們都成為共產黨的敵人。

港共以罷工、罷市等正當手段所無法達到的目標,絕對不能以擲炸彈、放火暗殺等卑鄙殘暴的手段來達到。殺害一個林彬,使得無數本來完全不理政治、不懂政治的普通市民對港共強烈的憎恨。港共所以採取這種手段,那是在鬥委會分崩離折,吳叔同、高卓雄等人高飛遠走之後絕望中的對策。在任何一件政治鬥爭中,勝利的一方決不需要採取暗殺等手段。國共內戰之時,數十年中,中共幾時暗殺過一個擁護國民黨的文化工作者?李公樸、聞一多的被暗殺,適足以證明右派人士在正當鬥爭中的無能為力。

我們謹對林彬先生的逝世致以深切的悼念。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個暗殺的文化工作者。他的逝世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卻也標誌着中共的衰敗和沒落。

天天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星期六

我們控訴!

我們控訴!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殘殺我們香港無辜良民,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迫害我們香港自由輿論界。

在北角黃家兩稚齡姊弟被殺之後,繼之以商業廣播電台播音員林彬和其宗弟林光海遭暴徒攔截焚燒,林彬終因傷逝世,其宗弟亦未脫離險境。

我們痛悼林氏之死,不徒因其在生前擁有廣大聽眾,因其死於代表香港絕大部份民眾發出的心聲,他是代表這絕大部份民眾而死的。林氏在遇襲之前,曾受到左派暴徒警告,但他不受威迫,繼續播出他們所要求停止的節目,這是為了它是香港千千萬萬人所愛聽的。故林氏之死亦為了這廣大聽眾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林氏之死是重於泰山,死亦可以瞌目了。

以殺戮手段來拑制異己言論,這是過去專制時代暴君之所為,亦是法西斯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港共口口聲聲說「港英」專制與法西斯分子,現在竟用這些手段,無疑自摑咀巴,更顯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但欲以這種殘酷與卑鄙手段,圖控制輿論,倘果能收效,古之桀紂秦皇,近之希墨二魔,早已成功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滔滔洪流,不是隻手所能掩塞的。

倘左派份子認為他們的「愛國行為」是有理,他們不該怕人批評,因為真理是批評不倒的,但他們偏偏用野蠻手段圖拑制輿論,證明他們的言論與行為是恨批評的,怕批評的,而且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他們聲聲說:「香港的事務必須由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真想讓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的話,應該讓他們多聽些真正的事實,纔能作明確的決定,掩着異己的咀巴,祇讓人民聽自己的說話,愚民政策而已,人民抉擇云乎哉。

明報社論 1967年8月15日

明報社論 1967年8月15日 星期二

亂是亂了,未必很好

這幾日從大陸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令人感到擔憂。廣州在大鬥、武漢在大鬥、上海在大鬥、浙江金華在大鬥………幾乎每一省中都有大大小小的武鬥在發生。而且武鬥的規模不斷的增大,殘酷的程度也是不斷的升級,什麼割鼻、挖眼等等情況都出現了。昨天,有人從廣州來,說及親眼見到有人抬了許多死屍遊街,抬屍者口銜短刀,滿臉殺氣。這種情況,比之香港騷動最厲害的那幾天中,更是要恐怖得多。

所以令人擔憂,是這種鬥毆遍及全國,而且是長期的延續不斷,甚至於,很少有人能分辨清楚,到底是那一派的人在跟那一派鬥。不一定是毛派與劉派鬥,也不一定是外來的紅衛兵與地方幹部鬥,總之是混戰一場。這情形,頗有些像東漢末的天下大亂,像東晉末的天下大亂,總之是中央政府失卻了控制,於是各地強凌弱,眾暴寡,有的是爭權奪利,有的是唯求自保。最近一個來自北京的挪威記者說,目前北京政府已到了號令不出都門的地步。毛澤東去年號召「天下大亂,越亂越好」,經過一年多的「努力」,這目的總算是達到了,但是否能「治在其中」呢?那就難說得很了。看樣子,事實上已到了一發而不可收拾的魚爛之局。

為國家着想,為全國人民着想,我們盼望這種大亂特亂的局面能夠儘快結束。即使眼光放得近些,對於香港,大陸上的大亂也是對我們大為不利的,這中間包含着許多危險的因素。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29日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29日 星期六

戲院外的一個炸彈

這幾日港共集中精神於用炸彈、魚炮等爆炸物來攻擊港九的廣大居民,到處發現爆炸物,尤以屈地街電車站炸傷九名候車市民(包括三個學童)最為嚴重。軍警日夜出動清除,而港共極力阻撓軍警的工作,在真炸彈之外,又佈置了許多假炸彈,企圖使軍警和軍火專家疲於奔命,來不及清除所有的真假炸彈。連日左報以大量篇幅報道他們戲弄軍警的傑作,認為引得大批軍警小心翼翼的清除一個真炸彈或假炸彈,是他們的大勝利。昨天大公報港聞版的頭條大標題就這樣寫:「電車廠昨晚又有爆炸。真假爆炸物到處出現港英驚魂,稻草人鐵罐紙盒難倒軍火專家」,小題是:「電車廠內,兩聲巨響,火煙直衝,高達三樓」,「國都戲院,街燈懸罐,專家到場,果然爆炸」。文中這樣報道:

「『最大陣仗』的,要算是懸掛在北角國都戲院對面的交通燈上的一個鐵罐。鐵罐是昨晚十時被發現的,雞皮紙裹着,長約三呎。大批殘暴隊到場,封鎖附近一部分交通,行人繞道。……待得十一時過後,『軍火專家』希路到場,在殘暴隊的『嚴密戒備』下,將這個雞皮紙包裹的物件移至五洲大廈左旁的空地盤。……雞皮紙拆開,原來裡面的物件是個鐵罐。『軍火專家』未明內容,不敢貿然解拆,只得蓋上三個沙包……『軍火專家』惶恐的點燃藥引,『轟隆』一聲巨響,火光四射,震動四鄰,鐵罐爆破了。」

從大公報這段報道中我們至少可以看到:

第一、港共這枚炸力強烈的炸彈,是佈置在國都戲院之前,於晚上十時被發現。如果遲了一個半鐘頭沒有發現,適逢戲院散場時爆炸,那將有多少善良市民身受其害?

第二、國都戲院當時上映的是粵語片「飛哥跌落坑渠」,不見得會有港共所反對的港英人士去看戲,他們所要爆炸的,只是普通市民。

第三、軍警所以這般緊張辛苦的去清除炸彈,乃是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從大公報這篇報道中,人人可以清楚的看出來,到底是誰在與廣大市民為敵?是誰在為廣大市民服務?

星島日報社論 1967年7月22日 星期六

看日本的外交攻勢

日本在踏入本年夏季以來,對於參加國際事務的活動備極頻繁,尤其是對外交方面,派出的信使包括在朝與在野的人物,到世界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作種種的訪問,由今日起,更展開全面的外交攻勢。

最令注目的當以日本外相三木武夫於前天飛赴莫斯科出席日蘇部長級會議。據說三木於會議完畢後,將繼續訪問東歐幾個共黨國家,這是日本在近年來與共黨集團接觸最密切的一次,雖然日本公佈外相三木訪問東歐的任務,祇為促進日本與波蘭、捷克、匈牙利等三國的貿易關係及文化交流,但一般觀察已知日本顯欲與蘇聯及整個共黨集團尋求進一步的關係。而三木武夫此行則實為佐藤總理訪蘇安排會談的秩序。

日本與蘇聯之間的關係,依據傳統方面來看,是有其複雜而矛盾的因素存在着。即以日本北方領土問題而言,蘇聯長期拖延此項談判,曾使日本陷於困擾之中,此次佐藤訪問蘇聯如果能對此疆土問題作出決定性的商談,或獲得蘇聯若干讓步,則佐藤政府的外交攻勢可以說是「好的開始」,在其國內也能樹立一種威望,打擊政敵的指責。惟如會談毫無收穫,祇屬普通外交酬酢表現,則此項共黨集團外交攻勢,可能招來內部更多的訾議。

日本除向蘇聯及東歐共黨國家展開外交活動之外,更向亞洲及太平洋反共國家作親善訪問,這是佐藤政府的所謂圓滑外交的得意之作。佐藤準備訪問漢城、台北、西貢這三個亞洲堅強反共堡壘,是想配合其多元化外交政策的推行,在其如意算盤上本來是企圖做到左右逢源的境界,日本外相三木在黨內外交會議中強調:「日本作為一個亞洲大國,為了提高在國際上發言權,應該盡可能對東南亞各國給予經濟與技術的援助。」此種論調始終是為佐藤訪問反共國家一舉,預作迴旋的說法,應付黨內另一派系的領袖--藤山愛一郎的抨擊。

此外,日本面臨對付中共關係的問題,自始即陷於迷離撲索的情況,過去多年來所採取的對中共「政經分行」政策,由於時勢與環境的變遷,已迫使日本面臨抉擇的階段,雖然在最近於曼谷舉行的第二屆亞太部長會議中,三木外相仍然巧妙地閃避正面的表現,又極力標榜與中共和平共處的「長期觀點」,但這一項政策已首先受到其黨內的批評,認為日本的亞洲外交政策,使人有一印象,證明是「虛偽多於真實」。

從日本一般輿論反映的綜合來看,日本面臨外交抉擇的決定,要想避免虛偽的指責,應該正視當前局勢的現實趨向,而這一個現實早擺在日本的面前-中共在其週圍的鄰居如香港、星馬、印尼、緬甸、尼泊爾、印度,製造糾紛,日本雖欲「和平共處」,亦不能逃避現實的威脅。

港府頒佈緊急法例

英國外相布朗於星期四晚在下議院發表聲明「英政府正盡力支持香港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持香港的和平與安全」。在此聲明中,顯示英國政府對維護本港和平及安全是決心堅定、立場鮮明。而本港政府亦在同一時期內,公佈九項緊急法例,立即執行。

港府頒佈緊急法例,當為針對目前動亂情況,防止危害居民安全的必要措施,必能獲得守法市民一致的支持,實際上九項緊急法例所取締的都是非法行為,任何人祇要不去觸犯法令,當不會有引起任何不便之處。

誠如政府發言人云:「由於虛偽之謠言已被大事利用,故將規則所訂發生效力,使一切散播虛偽報告或聲明,而可能引起大眾恐懼與沮喪者,成為違法行為」,此已說明不論以口頭或文字造謠之一切行為,皆屬犯法。其他八項規定,禁止聚眾滋事,及有權啟封或封閉任何屋宇,皆為維持和平與安全措施有必需的法律根據作用。

港府宣佈此項法例生效後,對於散播謠言及虛偽報導的非法行為,將不能繼續令其存在,過去兩月內本港居民蒙受無稽謠言的損害,確已無可估計,即以金融的波動,米價的上升,日常生活秩序的混亂,無一而非拜造謠者所賜,相信緊急法例頒發後,雷厲風行,當能使社會回復安定。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14日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14日 星期五

為何要燒貝夫人健康院?

五月間,左派人士對於焚燒車輛,毀壞財物等暴行並不承認,左派報章對於這些暴行絕口不提。當他們焚燒第一輛巴士時,焚燒的鏡頭只有在非共報紙上出現,左派報章還說這種暴行是「港英特務」所為,用意在於嫁禍於左派人士,以挑起廣大居民對他們不滿。那個張姓青年高叫「打倒左仔」而在希爾登酒店外被左派群眾所圍毆,這類事件,左派報章也完全不予報道。

但曾幾何時,衝突升級,雙方死傷人數不斷增加,這一類的亂暴行為,在左派人士眼中成為英雄行為了。左報以巨幅照片顯示焚燒巴士、焚燒私家車、推倒私家車的情景,認為是鬥爭港英的成績。當一個警員被利鈎鈎死時,次日左報以「生劏黃皮狗」這樣大字標題來加以報道。這種行動的範圍越來越加擴展,連刺殺警員的事都在報上公開加以鼓勵,爆炸警署的事,被左報稱為「炸得好,炸得妙,炸得痛快」!

左派人士與警方進行文鬥武鬥,可以說是和港英作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焚燒公共車輛,毆打巴士、電車、的士司機,認為他們「破壞罷工」,也有他們自己說得出的道理。我們最不能了解的是,為什麼要一次又一次的去焚燒貝夫人健康院?眾所週知,貝夫人健康院長期來為貧民診療疾患,是一個貢獻極大的慈善事業。他們為什麼又去破壞彩虹村的食水水管?難道港英統治者會到貝夫人健康院去求診?難道港英統治者會住在彩虹村的廉租屋裡?除了和貧苦大眾為難之外,這種行動有什麼意義?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13日

明報社論 1967年7月13日 星期四

恐怖世界 人人自危

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如果說「人人自危」,那決不是誇張的說法。燒巴士、燒電車、殺警察、打巴士電車司機、燒貝夫人健康院、炸郵政局、用定時炸彈爆炸大埔鄉事局,攻打茶樓,大石投擲行人和汽車、向警察投擲魚炮、爆炸水管、焚燒報館車輛……而左派報紙發表「鬥爭委員會」的談話,公然讚揚這一類行動。

這幾日中,本報收到了許許多多讀者的來信,指責這種種恐怖行為。許多來信中都十分憤慨的表示,這些暴行是有組織的,是在公開的煽動之下進行的,長此以往,到底本港廣大居民的生命和安全還有什麼保障?

「明報」是為讀者而存在的。當「明報」在六月二十三日被左派人士組織進攻而遭遇困難的時候,廣大讀者熱誠地支持我們。今日廣大讀者的安全和生命遭遇到脅威,本報和全體工作人員的安全遭遇到威脅,我們的命運相同,我們的意見和要求也是相同。讀者支持我們,我們也支持讀者。我們呼籲左派的領導人立即下令,制止這種種和廣大市民為敵的恐怖行為;我們也呼籲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對策,恢復治安與和平。這些恐怖行動如果繼續下去,香港非垮不可,所有居住在香港的人,不論是港英當局、左派人士還是普通市民,人人都跟着一起垮。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28日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28日 星期日

中東衝突 不致擴大

在香港動亂最嚴重的那幾日中,中東局勢也是急劇惡化,以色列與四鄰的阿拉伯國家列兵邊界,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今日天下的大勢,是誰都不願進行大規模的戰爭。今日戰爭的消耗勵害之極,如果沒有那一個大國在後面搧風點火,加以支持,任何小國都無力量長期的打仗。大國不願打,小國不能打,所以天下大勢,基本上是和平的局勢。當日印度和巴基斯坦乒乒乓乓的打了幾個回合,雙方不得不就此收兵,便是為此。唯一的例外是越戰,美國有打長期戰的能力,而北越有長期戰的決心,是以數年僵持不決,然而雙方的作戰行動,均自克制,都沒有出盡全力,可見主流仍然是和平,越戰只是和平大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以色列國小人少,處於阿拉伯國家的包圍之中,但國家組織比較進步,全國皆兵,經常處於哀兵的狀態。最主要的是,美蘇英法四個大國都不願中東燃起戰火,造成國際危機,暗中都在出盡法寶,盡力抑制。今日的局面,比之英法聯軍攻打蘇伊士運河之時,已是大不相同,當時蘇聯全力為埃及撐腰,美國也暗中對英法大施壓力,四個大國分成了三條陣綫,英法不得不屈服。今日四大國的根本意見卻是一致的,大家都願制止衝突。因此中東火藥氣雖重,看來也只限於火藥氣而已,有人正在火藥上大潑冷水,這堆火藥便爆炸不起來。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8日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8日 星期四

中共是否即要收回香港?

連日來九龍的騷動此伏彼起,無有已時,全港人士都是人心惶惶,極大多數人心頭都存着一個問題:香港的前途怎樣?

香港的前途決於三個因素:第一,中共是否要在目前收回?第二,英國是否有堅守的決心?第三,香港大多數居民的意向和行動如何?

顯然,中共在目前並不想收回香港。中共如果要收回香港,問題簡單得很,中共外交部只須以一個正式照會交與英國駐北京的代辦,通知英國政府:香港是中國的土地,現在中國政府決定收回,請你的軍隊與行政人員於某月某日前全部撤出。相信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決計不會以武力強守香港,除了撤退之外,別無他途可循。

然而在目前的情形下,香港對中共有許多利用價值。中共能在香港賺得很多外匯,這是眾所周知的了。除了直接向香港的輸出外,中共經由香港而吸取了許多僑匯。中共開設在香港的銀行、保險公司、國貨公司、出口公司等商業機構有大筆錢賺回國去。中共目前與蘇聯交惡,對外貿易的重心逐年移向西方國家,香港是它最主要的外匯來源。據統計,中共每年自加拿大、澳洲等國輸入大量糧食,但從香港得去的外匯,足可支付這些糧食的價款而有餘。那等於是,在香港不到四百方英里的土地上,中共每年可以收穫五六百萬噸的糧食,這是中共一個極富庶的穀倉。但只有維持香港的現狀,這穀倉才能為中共生產糧食。

最近中共從倫敦運回大量黃金。這些黃金,都是用外匯買來的,而這些外匯,當然又有很大的一部份經由香港得來。黃金之多,連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也運輸不及,必須代為包了美國的波音飛機來運。則對於中共而言,香港又是一個金庫。

中共和蘇聯交惡後,科學技術的資料都須取自西方工業國家。要迅速工業化、現代化,科學技術非加速發展不可。在這方面,香港也有它的重要性,那是中共吸取西方科學知識的一道門戶。

中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和蘇聯力爭雄長,對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各落後國家,力圖發展勢力。要從事這些活動,必須從香港間接派遣人員出去,才不受注意,才有活動的可能。蘇聯沒有香港,正正式式派出去的外交人員與武官一做活動便受監視。再者,中共經由香港向台灣做統戰工作,作「解放台灣」的準備。香港是中共「解放全人類,在全世界推行毛澤東思想」的一個極重要的前哨據點。

另一方面,中共收回香港有什麼好處?好處當然也有。第一,堵死了大陸逃亡者的出路。第二,香港是傳播資本主義思想的溫床,收回香港,大陸人民就極難接觸到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第三,驅除了在臥榻之旁酣睡的英美勢力,消除蘇聯一再冷嘲熱諷的藉口。第四,肅清在香港的右派勢力和資產階級勢力,整肅左派人士的修正主義生活和思想。

然而權衡輕重,對於中共,收回香港的好處較小而不收回的好處要大得多。只有當中共經濟繁榮,國力充裕,台灣問題已經解決,在共產陣營中大握優勢之時,那時再來收回香港,對中共最為有利。(明日續談第二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