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20日 星期四

見不得光、「怕得要死」的一群
--論左派分子強搶本報記者菲林的事件

昨天本報記者和新生晚報記者前往「中央」的士公司車廠附近執行採訪工作,有一群存心鬧事的不法分子,發現本報記者在場拍攝照片,立即聲勢洶洶的包圍本報記者,在一片「打」的聲中,以非法暴力搶去本報記者的菲林。就在此光天白日之下,這些赤色暴徒又一次把「牛鬼蛇神」的醜惡面目,帶到香港來。在事件發生時,因為沒有警察在場,這些不法分子自恃「人多勢眾」(指當時比例而言),儼然有恃無恐,這又是他們欺善怕惡另一醜態的暴露。

月來左派分子迭次在港九兩地製造糾紛,揚言要在香港重演「澳門事件」,早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新聞記者以職責所在,對這些糾紛加以報道,目的在使社會人士明瞭真相,更為他們本身任務所應爾。但當前的事實告訴我們,那些存心製造糾紛的不法分子,儘管他們表面上「兇神惡煞」,自以為無所顧忌,但在新聞記者的攝影機面前,卻始終有如魑魅夜行,見不得光,與那些鼠竊狗偷的祇能晝伏夜出,殊無二玫。

為什麼他們如此畏懼拍照,一見記者携有攝影機,就「急得要命,怕得要死」呢?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們自知情虛理虧,不敢面對事實報道,更怕一旦陰謀失敗,無所遁形,影響到他們今後的活動。所以便祇能鬼鬼祟祟,幹其不可告人的勾當,否則,他們是應該歡迎新聞記者替他們作「義務宣傳」,而不致這樣「氣壯如牛,膽小如鼠」,唯恐別人認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的。

在此人們更會想到,那些左派分子們,不是人人都有一本奉旨必讀必備的「毛語錄」嗎?在他們心目中,這毛語錄不就是法力無邊的「寶書」嗎?但為甚麼,這些左派工友向資方刁難作態時,就裝模作樣的高唸「毛咒」,而對着攝影的新聞記者,卻不敢一顯這「寶書」威風呢?是否他們知道新聞記者「不信邪」,他們害怕邪不能勝正,所以就寧願靠「拳頭」嚇人,而不敢乞靈於這邪氣「寶書」呢?但是,我們得要提醒那些左派分子們,任何一個忠於職務的新聞記者,是不會畏懼拳頭的。在新聞記者的日常工作中,本來就是一方面作市民之友,另一方面作壞人之敵,如那些走私販毒、開賭窩娼的黑社會敗類,又有那個不敵視新聞記者,而想用「拳頭」把他們「嚇阻」的,但在全世界的自由地區,試問有那個黑社會惡霸,是曾經用他們的拳頭征服了新聞記者呢?然則,今天香港左派想用拳頭要脅新聞記者,以求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這種想法不是太過愚蠢可憐嗎?而他們這樣做,豈不等於證明其本身行為是如何的怯懦,在公理面前,一點也經不起考驗嗎?

其實,香港左派分子的所作所為,即使沒有新聞報道,社會人士也是知之有素,洞若觀火的,他們的力量如何,由他們過去鼓動的「羅素街事件」,「迎親人事件」,這也早已「見底」的,如果他們還不記取過去失敗的教訓,好好的與一切社會人士「和平共處」,則在時移勢易的今天,那些出面攪風攪雨的左派走卒,就祇有注定要作赤色工棍的陰謀犧牲者。像這樣一種絕無希望的「鬥爭」,對他門來說是一條「黑路」,永遠也沒有光明的前途。而且,他們長期生活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一切積習已深,決不可能在旦夕之間脫胎換骨,搖身一變而為「無產階級的鬥士」,即使他們真的有此志氣,但人人視如「瘟神」,避之若浼,其如現實生活何?其如妻子啼饑號寒何?當前就有一個最好的考驗,那些左派分子受工棍指使製造了的大糾紛,迫使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採取關廠賣車的堅決行動,這結果顯示,首先因此失業的當是那些存心搗亂的左派工人。那個負責發號施令的某左派工會,不是揚言「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向他們作一種精神安慰嗎?這所謂「要人有人」,我們不知道它是否含有發動暴亂的意思,暫且不加忖測,但說到「要錢有錢」,則這個赤色工會對於因鬧事失業的左派司機,就應有負責解決他們生活乃至「長期供養」的義務,那麼,他們是否真的能夠這樣做,就讓這個工會向左派司機們用事實答覆好了。拳頭固然嚇不到新聞記者,空言也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一次,那些不法分子同時用暴力搶去了本報和新生晚報記者拍照的菲林,雖然當時沒有警察在場,這也等於向香港警方挑戰,向香港的法律挑戰,向香港的自由安定挑戰。我們固無畏於那些不法分子,但香港的有關當局,是否願意讓他們橫行,予人以「無政府狀態」的印象,這就涉及一個原則性問題,亦即是香港今後經濟榮枯的問題。這點我們倒要看看香港當局的真實態度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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