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9日 星期五

論增發的士牌照的風波

增發新的士牌照問題,爭論曾達數月之久。提出增發牌照建議的是交通諮詢委員會,最初擬發的牌照是五百個。港九各的士公司聞訊後,群起反對,該委會乃於二月間召開一次座談會,邀集各的士公司代表列席,聆取意見。會議的結果,決定把這件事押後再決定。這是第一階段。到了本月八日,該會再度集議,席間決定建議當局,增發新牌照二百五十個,並交由交通事務處處理。此項決定,顯屬折衷之計,將原擬增發五百個牌照減半,藉示對港九各的士公司的同情。這是第二階段。到了四月十一日晚上,交通事務處處長突然宣佈,決定暫時不增發的士牌照,準備在今後數月內搜集有關的士營業情形,至今年九月時再從長計議。這是第三階段,也是最新的演變情況;但這一階段並未完全過去,因為交通事務處處長事前未與交通諮詢委員會諮商,即行宣佈暫停增發的士新牌照,以致引起該會委員屈臣公開發表談話,指摘其處理不當於先,又有若干名委員,傳聞要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於後,致觸發了軒然大波。因此,增發的士新牌照,現在已不是純粹的發與暫時不發的問題,而牽涉到行政程序和制度問題。我們身為香港居民一分子,對此未敢緘默,特提出下列意見,與社會人士商榷。

第一、我們認為交通事務處處長的否決措施,法律人情俱欠正當。交通諮詢委員會如同其他諮詢委員會一樣,委員人選係由港政府委出,俱是社會碩彥,熱心公益的人士,任勞任怨,義務為社會服務。當局設立各種諮詢委會的目的,顯是為了集思廣益,俾各項行政措施能照顧到居民的利益。諮詢委員會顧名思義,性質上是顧問組織,類如「智囊」,它們所提出的意見,僅供當局採擇施行,雖然不一定統統被接納,也不一定全部遭拒絕。當局倘若拒絕其建議時,自然應把理由清楚說明,這是行政程序和制度。此次交通事務處處長否決交通諮詢委員會的發牌建議,事前既未對該委會提出充份的解釋,事後復宣稱:「在現時的環境下,我所得到的結論是暫時最好不發出更多的牌照。」此種「一意孤行」(委員高士德語)的行動,與他所提出的主觀結論,無怪乎屈臣指為是一種「獨裁」行為。這種作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多而且大,例如交通諮詢委員會(其他的諮詢委員會也是一樣)的存在,豈不是僅僅為了「點綴」?委員會所通過的建議,是經過全體委員慎重考慮之後而決定的,怎可讓一個政府官員一手推翻?此風一開,今後誰肯為社會的公眾利益服務?委員之中有人準備辭職,表面上雖說有點感情衝動,但如果設身處地一想,大家對他們也就會寄以莫大同情了。誠如屈臣所言:「本來我們的決定祇向政府負責,但現在顯被另一個法定團體從中作梗。」這幾句話,一方面反映出委員們對此事的無比憤懣,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當前的行政制度,仍然存在着許多重大弱點。

第二、談到增發的士牌照問題,社會人士贊否不一,凡是與社會發生直接利害關係的事,反應往往不一致,這是法治社會的健全現象。我們認為是否應該增發牌照,其決定性的關鍵問題,是目前港九的士是否供過於求,抑或求過於供。根據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六七年年報」附錄的「交通統計」所載,港九的士總數是三千六百四十九輛,若以接近四百萬人口的都市而論,殊嫌不足。觀於逢下雨、賽馬或賽球之日,以及在僻靜地區搭的士之難,即可證明求過於供現象。至於若干的士拒絕載客,早已為社會人士所詬病。此可說明一方面的士不敷,一方面管理欠善。既然實際情形如此,我們何必諱疾忌醫,不如增發的士牌照。因此,這個問題的決定,應該以實際需要為前提,絕不是高談闊論的理論之爭。如果想測驗實際需要,那又輕而易舉,最簡單的莫如看看有無人肯投承,如有人出而投承,即表示有此需要。因為總無人肯蝕本或無利可圖而投標的。這是起碼常識,無須深述。

第三、公用事業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交通事業如果過度壟斷化,無形中被極少數財團所操縱,以專利權為「護身符」,不求改善。在去年五月以後的暴亂期間,港九巴士、電車和渡海小輪的左派工人罷工,行車和輪渡密度大減,升斗小市民出門如登蜀道,叫苦連天,凡此都是由於公用交通事業的專利權所致,形成獨門生意,無慮競爭,導致發生內部腐化,管理不嚴情形,為左派分子乘機把持。原則上,這是與我們自由企業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的。增發的士牌照除了能解決上述求過於供的問題之外,而且寓的士業合理開放的積極作用,使個別有資格駕駛的士的人,能領牌成為車主,從事公平的競爭,不使的士的經營,受少數集團所壟斷或控制。此不僅可使若干居民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且能令社會蒙益。本港過去的政策,不容諱言太遷就勢大財雄的少數集團,而對大多數的居民切身利益,未曾加以周全的照顧,一錯不能再錯,願當局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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