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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綜論香港升中試和高等教育兩問題

關於升中試的存廢問題,因為這制度本身有利亦有弊,故社會人士觀點也頗不一致。但有一點是並無異議的,即是把現時官津小學的六年制,擴大為兼辦初中班的九年制,那些官津小學生,如有成績優異,可以參加升中試獲得政府補助,和分發到「有名」中學的固佳,否則,他們仍可免直升原校初中班,接受九年的基本教育。這樣他們可以轉變為香港工業的「後備軍」,而不致幼年失學,歧路徬徨,走向「不良少年」的途徑。日前有關人士在電台談及這個問題,一位高級教育官也認為這個辦法頗有「可取」,但問題是政府沒有這一筆經費。但據日前我們在表列各新區官津小學學位分佈的實際情況所顯示,在那十七多萬個小學學位中,屬於「空置」的學位超過二萬個,這些學位本來已有經費預算,如果把它改為「初中班」,即令還要增加經費,亦屬有限,香港政府決不會擔負不起。至於教師方面,人才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們所教的不過限於初中學科,祇要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小學教師,或香港二年制和「特別一年制」的師範畢業生,就有執教的資格。如此則經費和人才都不成問題,即使不能馬上把全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至少先將那新區空置二萬餘學位作為開辦的基礎,這也可以補救目前升中試存在的一項主要缺點的。

根據日前本報刊出的一位讀者投書所指出,目前本港官津小學的學生一般分為兩部份,那些成績良好的列為「六年甲班」,讓學生自由參加升中考試,考到學位的,可照政府指派的中學就讀,大都也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則是那些成績較差一般稱為「六乙」、「六丙」等班級學生,因為他們連升中試的機會亦被剝奪,讀完了小學六年,就是「畢業即失學」。而因這些學生多數出身貧苦家庭,又以年紀尚輕,未到就業年齡,這樣就難免因走投無路,游手好閒,走入阿飛的行列。但如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他們可以留在原校就讀至初中畢業,這時已有十五、六歲,即使無力升學,亦可到工廠習藝,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而且,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之後,如有參加升中考試落第的學生,亦可設法收容,給他一條上進之路,這亦必有助於減少一些對社會不利的「問題少年」。因此這可說是在保留升中試制度之中,一個能夠補救其現有缺點的辦法。

就我們所了解,現在香港的一般中上人家,都不大熱心把兒女送讀官津小學,因為他們認為官津小學管教並不很嚴,讀了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一些所謂「有名」的中小學,因為學生小學畢業之後可以在原校「直升」,也多無意參加「升中試」,因此升中試的或存或廢,對這些學校並無多大影響。祇有新區兒童,他們的家庭環境祇能就近讀官津小學,如果升中試名落孫山,或連參加應試的機會也沒有,這就成為失學失教的少年,而為我們不容諉卸的責任。

此外,升中試還有一項應該改善的缺點,就是分發學生的辦法。據若干家長公開指出,除一些成績優異的考生,可以依其所填「志願」分發到「有名」學校外,大部份的及格考生,就隨便派給了學位便算。由於這點原因,以致有些考生雖然在升中試「入圍」,但因被派學校離家太遠,許多家長不願兒女長途跋涉,難於照顧,或不堪交通、午膳等費的負擔,寧願放棄學位和補助,轉到就近的私校就讀。這樣的「硬派學位」,即使不完全失去升中試的原意,也顯與家長、學生的願望背道而馳。這在升中試仍然保留的今天,實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至此,我們還要附帶一談香港高等教育的問題。由於近年中學畢業生一年年的增多,而「港大」和「中大」這兩家官立大學也沒有許多學位供青年們升學,除了小部份可以到國外留學外,大部都要投考各私立專上學院,但是那些專上學院畢業生,無論他們成績如何,其學位概不被港府所承認,甚至連執教小學,其資格也不如官立師範生,因此,一旦到社會就業,就發生不少困難。港府這種「不承認政策」,也許是認為私立大專學院設備不足,程度不齊,不夠大學畢業生的水準,但現在若干私立大專學生發出呼籲,要求港府舉辦「統一文憑考試」,邀請有聲望的社會人士監考和評閱試卷,如果成績合格,就給以學歷的承認。我們以為,這種要求實在合情合理,假如港府認為考試是一種公平的競爭,這自不應「偏愛」兩家官立大學的學生,而剝奪了他們參加競爭的機會,而且更可由此考試制度,促使各私立專上學院加強管教,力爭上游,則其有利於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也比那種「不承認主義」高明許多的。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嚴正的控訴 正義的要求

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昨天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列舉出一宗宗無可爭辯的事實,對於港英當局一年多以來對我愛國同胞所進行的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提出了憤怒的控訴!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的法西斯面目是何等的猙獰,手段是何等的殘暴,所作所為又是何等的無法無天!自去年五月以來,我愛國同胞,被港英殺害的近三十人,被非法毒打、非法逮捕、非法投入黑獄的達數千人。直到今天,還有近四百人被非法囚禁於黑獄及集中營中,繼續遭受着折磨和虐待。而且非法的逮捕和審訊,最近還在繼續進行。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和赤裸裸的法西斯罪行,任港英有千口萬詞,都是無法掩蓋和洗脫的!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既可以不具任何理由而捕人,也可以不擇手段而殺人;既可以在住宅、工會和街道上非法捕人和殺人,也可以在警署、法庭、黑獄和集中營裡非法打人和殺人。只要它認為須下毒手,則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由他任意指為罪犯,不但可以非法逮捕,非法投獄,而且投獄時間,竟有達十年以上者!被非法投獄的我愛國同胞,既有年齡高達七十八歲的商人,也竟有尚在少年的學生!至於港英在黑獄和集中營中對我愛國同胞的種種非人虐待,更是駭人聽聞,除了飢寒壓迫之外,有病的得不到治療,受傷的還屢遭毒打,甚至身上留有港英法西斯槍彈的仍續受折磨,被毆至吐血的仍得不到藥物。港英獄中有獄,動輒把我同胞打入「水飯房」和「天台」;且又自毀自「法」,竟使暗無天日的「釘倉」長達八個月之久!總之,纍纍罪行,處處血腥,法西斯的暴行之兇殘,為舉世所罕見。

港英欠下了中國人民這樣多的血債,而且其暴行至今還在繼續未停,可是最近以來,遠自倫敦,近至港英,竟借路透社記者格雷被我政府限制行動自由一事,大叫大嚷,企圖轉移世人視線,淆亂黑白,污衊中國,真可謂是無恥之極!一面在殺害、虐待、壓迫中國同胞,一面還要別人承認它「文明」和「人道」,這樣的日子,在英帝國主義的歷史上確曾有過,不過那是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好」日子,早就過去了。如果他們的眼睛不是長在腦後,就不應該再看錯皇曆。而且,港英一年多以來犯下的血腥罪行,舉世共知,如果以為嗡嗡亂叫幾聲,就可以隻手遮天,蒙蔽和欺騙盡世界的輿論,並掩蓋其法西斯的醜惡真面目,豈不是癡心妄想?

誰都知道,我政府在去年七月廿一日宣布限制路透社記者格雷行動自由,是由於英帝國主義非法迫害我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和其他愛國記者。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在此之後,仍然不顧我政府的嚴重警告,反而變本加厲,繼續野蠻和瘋狂地對我愛國新聞工作者進行法西斯鎮壓,且至今仍有我愛國新聞工作者十三人在黑獄裡續受迫害。所以,如果誰真的在關心格雷的事情,誰都會明白責任完全在於英方。

我在獄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在中外記者招待會所嚴正提出的要求:港英必須立即停止虐待我仍在獄中的同胞!立即廢除所有「緊急條例」!並立即釋放仍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和黑獄裡的我全體愛國同胞!以上要求港英應即接受。我們相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外輿論,都會認識港英的法西斯真面目,都會認清問題的實質,都會承認我愛國同胞所提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要求。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9日 星期四

為台北教育部及教育界進一言
--再論有關香港僑生保送升學的問題

關於香港僑校保送僑生赴台升學的問題,據日前本報駐台記者報道稱:教育部獲悉香港僑校對「取消」決定的不良反應後,現已改變初衷,原則上可保留保送制度,但為防止弊端,對保送辦法將作部份修改。據悉,我教育當局今後可能採取對保送僑生先作一次學科測驗的辦法,以判別其程度,然後就其實際程度來作分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的根據,以免造成過去分發不公平的錯失。至於保送名額,明年度起,可能較今年度減少。教育當局「從善如流」,自足使香港僑教人士同感欣慰。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尚有再予申諭的必要。

由於教部認為某些僑校因「濫用保送」而造成「弊端」,而有取消整個保送制度之議,但經過這次事件後,我們相信某些僑校為了愛惜本身名譽,將不會再有不符規定的「濫保」。不過,保送就是「保送」,如果僑校保送了學生,而教部還要先行測驗再予分發,這就好像是變相的「考試」,制度儘管保留,但已不免予人以「名存實亡」的印象。而學生鑒於這種辦法等於「送而不保」,他們是否還會重視這種保送,因而勤奮用功,以求達到保送的標準,恐怕亦有問題。如果說,鑒於各家僑校情況不同,水準不能劃一,非經一番測驗,難免失諸公平,我們以為,教部既然握有此等僑校成績參差的資料,那亦大可把保送辦法分為「甲」「乙」兩級,過去辦理成績優良的列為「甲」級,准予保送某些「有名」大學和某些科系,成績不如理想的列為「乙」級,祇限保送某些院校和若干科系。同時,為了鼓勵僑校力爭上游,更不妨採取三年考績的「升降制度」,即是根據僑生學業的成績表現,好的「乙」級僑校可以升為「甲」級,不好的「甲」級僑校就要降落「乙」級。這種辦法對僑校是一種鞭策,但畢境是公平的競爭,這總勝於「事前測驗」的離開「保送」原意,亦可免使僑校、僑生認為如此「保送」是「似是而非」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要為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申述一些意見:

第一、我政府當局必須確認爭取香港僑生是當前僑教的一個重大政策,而不是一種恩惠的「施與」,因為今日的海外地區,許多僑校教授中國語文都已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祇有香港仍然保有「僑教」的自由。但自近年來,香港華人青年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僑校經營已頗不容易,而那些赴台升學的僑生,由於顧及將來出路,非有本身的國家意識,與及師長啟迪和家長鼓勵等等,不足堅定其意志。我們知道,一個高中畢業的中國青年,在香港或到外國升學與赴台升學,對他本人的思想意志和未來事業可能是個分水嶺,台灣每年多招一千幾百個香港僑生,政府負擔不會很多,但對海外人心和華僑文教前途都關係至大。如果有人認為這會「分薄」了台灣學生「升大」的名額,因而私心不快,這種近視觀念是非要認真改變不可的。

第二、海外赴台就讀的僑生,原不限於香港,但台灣有等教育界人士,或對海外僑社完全隔膜,似乎對僑生存有一種「成見」,祇要有少數僑生學行不佳,就故意張大其詞,作為要求修改僑生政策的藉口。但據有些了解僑生情況的人士說,那些被指為不守校規或出外滋事的「太保僑生」,多數來自印尼星馬,少數來自緬甸,而他們所以會有越軌行動,或因在當地受排華影響而失教,或因家長接濟斷絕而陷於經濟困難,復以人地生疏,沒有親屬照顧,遂不免要以不當行為來發洩其內心的苦悶。而他們的家長把兒女送到台灣就學,除了希望兒女成材,還有國家觀念的驅使,認為我們政府愛護華僑青年,值得付託。就教育原則說,如非這些華僑子弟真正冥頑不靈,實在應有辦法導之使善,否則便不是他們之過,而是我們教育政策之失,也是教育工作者之羞。同時,台灣省內也非沒有「太保少年」,不應獨責少數僑生,譬如最近台中有一個省立一中的朱姓學生,用刀刺傷軍訓教官之後,逃到台北公園服毒自殺(現已獲救),如果我們公平論事,這又應該怎麼說呢?

還有,香港有些頗有地位的大專學院,近年每有學生到我教部立案的學院轉系就讀,但因他們的原讀學校未向教部立案,其學分不被承認,常常陷於困難,這種墨守成規的限制,常使有志於中國文化的青年失望,教育部對此,也是非要另訂補救辦法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2日 星期四

論港僑赴台入境保證的問題
--台北「警總」所稱「從嚴審核」值得商榷

有關台灣入境保證的問題,據台北有關當局最近宣稱:港澳地區來台旅客的入境手續,警備總部今後將從嚴審核。據僑委會官員說,自去年八月,准許港澳地區人士以個別觀光名義入境以來,已發現有些旅行社,代旅客尋找保證人,破壞了設立保證人制度的意義。這就是台北官方對港澳旅客入境需要加強審核的理由。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有若干地方值得提出討論。

現時台灣的入境保證,主要是為「港澳僑胞」而設,照台北「警總」迭次的解釋,這種保證措施是為了防止匪諜的混入。但海外其他地區的華僑,如果領有外國護照的,那就可以視為「外國籍民」,不必另辦保證入境。台灣為了內部安全,因而規定港澳僑胞入境必須保證,本屬無可厚非,但因有了上述的差別,這就產生了兩點意義:一是因為港澳僑胞甚少領取外國護照,所以需要保證入境;二是別地僑胞如果持有外國護照,那不僅入境無需保證,連忠貞也不成問題了。這在港澳的僑胞看來,作一個單純的中國人,與作一個雙重國籍的華人,兩者的入台權利就有很大的出入,但人們也不免要問,現在東南亞各地的僑胞,很多都已成為外國公民,領有外國護照,這是否就可表示他們一點也沒有問題呢?假如其中也有一些背景不詳的「問題人物」,則其這樣取得免保入台的權利,我政府當局又如何去防範他們呢?

其次說到「從嚴審核」的問題,現行的保證制度,係由主辦入境機關所擬訂,旅行社代旅客尋找保人,那是為了符合我們政府的規定,總不算犯法,至於有些保人與被保旅客並不相識,則他們亦有責任,自不能獨責旅行社。我們姑且承認,台灣保人擔保了一些素昧生平的旅客入境,其中可能會有保安的漏洞,但據所知,願作這種「盲目保人」的,大多數都是台北的「小市民」或「小公務員」,他們為了這樣可以獲得若干的報酬,故也沒有計及可能發生的後果,但該項制度係由政府所定,如果認為這種保證不夠安全,則政府本身亦有可供檢討之處,然則所謂「從嚴審核」,又是甚麼意思呢?

可是,我們今天認為需要徹底檢討的,還不止這些,而是由這種制度產生出來的矛盾,和對港澳僑胞在心理上所構成的不良影響。

我們知道,近年世界各國都在積極發展觀光事業,盡可能的吸引外地遊客,台灣不甘後人,近年也有良好的進展。行政院鑒於觀光事業可以賺取大宗外匯,而台北的現有觀光旅館還不能容納大量遊客,因此也訂有獎勵辦法,鼓勵私人興建更多的觀光旅館。但就台灣的觀光遊客言,外國遊客所佔的比率,總不及港澳僑胞之多,因為香港與台灣交通便利,航程亦短,許多人都負擔得起這種旅遊的消費。但是為了入境保證這問題,那些在台沒有親友可供擔保的僑胞,除了每年「十月慶典」,可以利用團體名義向僑委會申請免保入境外,平日要想到台觀光,就祇能參加旅行社主辦的「旅遊團」。照我們推想,那些參加「旅遊團」的人士,留台期間大抵不過十天八日,又因參觀節目早有安排,即令真有甚麼「匪諜」利用旅行社的「代覓保證」而入境,如此來去匆匆,也決不會有何所得,當然更「造不了反」。但如「警總」所稱,今後香港僑胞的入境保證必須「從嚴審核」,那便將是對台灣整個觀光事業的打擊,而不是僅僅制裁了那些旅行社了。

反看香港,今年觀光遊客多達六十萬人,在這幾個月來,所有大小旅館全部客滿,而各方對爭取遊客還是不遺餘力,所以當台北宣稱將對入境保證「從嚴審核」時,香港移民局長認為這是「新聞」,如此評論,這還不值得我們引為深思嗎?

因此,我們以為,為了一面顧及台灣的安全,同時也不妨礙觀光,現行的保證辦法,就得要作適當的修改,例如:

一、已經到過台灣若干次的人士,其本身已可證明不會有「問題」,「警總」有案可稽,自應免除他們入境的保證,或給予他們一份一年至三年有效的長期出入境證,免除那些無謂的手續。

二、對現行保證辦法,酌量變更,除共諜之外,其他可以放寬,並得准由此間教育界、工商界、「同鄉會」、「宗親會」等忠貞團體,以及社會知名人士,負責保證,不必以在台親友為限。

三、對一些無法覓保的香港僑胞,准以「聯保」辦法入境,為了防止「疏虞」,得由在港的忠誠可靠航空或旅運機構,如「中華航空公司」或「華僑旅運社」之類,負責諮詢,從中審核。

這三點,對促進台灣觀光事業固屬有利無害,也不會影到台灣「安全」,而對旅行社「覓人代保」的漏洞,亦將不禁自絕,這不是比之強調「從嚴審核」,予人譏諷,高明了許多嗎?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12日 星期四

港英必須立即放人

法西斯侈談「文明」,殺人犯誇說「人道」,這是最近一段時期內,英國某些負責官員及港英當局的非常卑鄙虛偽的表現。這種表現,不但不能為他們在香港對我愛國同胞進行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的纍纍罪行遮羞;相反的,只有把他們自己的醜惡面目,暴露得更其徹底!

自從去年五月以來,我愛國同胞,被港英當局殺害的近三十人,被非法拘禁的達二千餘人。至今仍被虐待於集中營和黑獄中的,還有四百餘人。在這一年多的期間,港英當局動用了一切統治機器和鎮壓手段,來迫害我愛國同胞:由警棍、實彈槍以至於海陸空軍,由街頭殘殺以至於獄中迫害,由公開鎮壓以至於黑夜綁架,由一般「法律」以至於「緊急條例」,肆意妄為,無所不用其極!港英當局在短期間內,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以血手製造出無數血債,把自己的法西斯面目,徹底暴露了出來。不止暴露於香港四百萬居民之前,抑且暴露於世界正義人士之前。罪證昭彰,盡太平山上之泥,無法掩藏;臭名遠揚,傾九龍海峽之水,亦難洗脫!

港英用其所謂「緊急條例」,可以不宣布任何理由,把人關進集中營,且關禁時間,可以年復一年,繼續不已。它可以不要人證、物證,隨意捕人,並把人非法關進黑獄。黑獄裡,不但使人飢不得以足飽,寒不得以足暖,而且凌辱毆打,暴虐頻施,由強迫作苦工以至於釘倉,而且釘倉之期,竟長達七八個月之久!港英獄中有獄,「法」外加「法」。集非法拘捕、非法判刑、非法殘害、非人待遇於一手,以對我愛國同胞,實施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實在太暗無天日了。以至於連某些英方人士,也認為它的所作所為,是「行使着極權性質的權力」,「這種極權,是民主政府歷史上從來不曾設想過的」;而香港中國同胞所受到的迫害,則是駭人聽聞的不人道。

可恥的是,就是這樣無法無天的港英當局,卻開口談「法治」,閉口說「自由」。而尤其可恥和可笑的,是英國的某些負責官員以及港英當局,在最近這段時期,竟假借路透社記者格雷的事情,胡說什麼中國的做法「不人道」、「不尊重文明行為的正常標準」。

格雷之被限制行動自由、不准離開住所的原因,早經我政府公開宣布,是大家都明白的。僅僅是限制行動自由、不准離開住所,就被說成為「不人道」及「不文明」;那麼,如果人們拿來與我愛國同胞在港英毒手下所受到的殺害和迫害相比,請問那些英國負責官員及港英當局:你們的胡作非為,究竟該用什麼來形容?

其實,人們都不難明白,正當英國的政治、經濟都更深一步地陷入危機之際,他們卻撿起了所謂格雷問題來挑撥輿論,誣衊中國,不過是妄圖轉移視線,推卸罪責,以期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罷了。但我們要正告他們,他們這樣做,實際只是心勞日絀,是絕不能達到目的的。

我們更要正告港英當局:到目前為止,我愛國同胞還有四百多人,他們不但仍舊被你們非法拘禁於集中營及黑獄之中,而且仍舊遭受着你們的諸般虐待。你們這種法西斯行為,才是名符其實的極端不文明、不人道的暴行!你們必須立即停止對他們的諸般虐待,並必須迅即將他們全部釋放出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星期一

「工廠辦學」是毛幫「教育改革」的破產

「工人必須佔領教育陣地」,這是毛澤東存心摧毀大陸教育制度的手段之一。最近在毛幫控制之下的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又以「改革教育」為名,定出有所謂「工廠辦學」的辦法。據這些地區的毛幫電台在廣播中透露,「工廠辦學」的原則是這樣:學校由工廠直接管理,大廠管中學,小廠管小學,廢除校長制和班主任制,學生按軍隊的編制改為連、排、班、組等形式,各單位學校成立「革委會」,由工廠「革委會」負責人兼任主任,「工人宣傳隊」隊長任副主任,並把「毛澤東思想」課、階級教育課、軍事體操課列為最重要科目。至於農村學校,公立小學則由「人民公社」的生產大隊接辦,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行政。凡此狂妄措施,對毛澤東扼殺大陸青少年教育權利的猙獰面目,業已表露無遺。

毛澤東這樣做,毫無疑問是毛幫走投無路的垂死掙扎,究其原因,有如下數點:

第一、挽救「工人宣傳隊」佔領學校無法立足的頹勢。照毛澤東今年七、八月間的連番「指示」,「工宣隊」開進學校的政治任務,是執行「鬥、批、改」,而鬥批工作又分兩方面進行,一是揪鬥那些紅衛兵首領,把他們由「革命派」打成「牛鬼蛇神」,藉以減少毛幫政權所受的威脅。二是鬥批那些「資產階級」的教師,從他們手上奪回教育的大權,俾對各級學校進行毛式的改革。但由實際施行的結果,工人宣傳隊雖然依靠共軍為後盾,摧毀了許多紅衛兵組織,但卻佔領不了那些教育陣地,因為各校學生都瞧不起這些工人階級「大老粗」,反而更加同情那些資產階級的教師,誰也不去認真「鬥批」他們。這種反抗意識最為強烈的是高中學生,他們鑒於許多大學都要關門,再沒有升學機會,因此那些應屆畢業生,便提出了一句「鬥、批、走!」口號,對毛幫「工宣隊」作「橫眉」的抵制。「工宣隊」打着「毛澤東思想」旗幟進入學校,結果站不住腳,下不了台,這對毛幫的「戰略部署」顯然是個沉重打擊。為了挽救這個面臨崩潰的頹勢,他們便祇好更加倒行逆施,定出了這個「工廠辦學」的政策了。

第二、圖使農工子弟生生世世作工役農奴。由過去兩年「文化革命」的事實指出,大陸青年儘管受的是共產教育,但有了知識就必反對共產暴政,特別是知識程度較高的大學生,他們的反毛言行也較普遍而顯著。毛澤東心裡明白,這以千萬計的大陸知識青年的存在,對他來說是個危險最大的「定時炸彈」,他的「教育改革」既無從着手,硬迫青年「上山下鄉」也不是根本辦法。在此惡劣情勢下,毛澤東對待知識青年簡直束手無策,這便唯有使出「工廠辦學」這一招,把學校變為工廠的附屬體,讓工人去管理學校,使大陸青年無法接受現代知識,除了生生世世作工役農奴之外,別無出路。但毛澤東還怕「工廠辦學」會受到青年學生的堅強反抗,因此又把學生按軍隊編制,強迫他們接受軍事訓練,作為壓制學生思想行動的張本。因為根據「軍管、軍訓」的原則,毛幫是可以絕對禁止青年學生「亂說亂動」的。

第三、藉此為毛幫節省一大筆教育經費。大陸人口眾多,每年支出的教育經費一定為數不菲,假如這種教育對毛幫政權有利無害,毛澤東也許還不認真計較這點開支,但因事實並非如此,這就不能不要另打算盤。由許多事實可以看出,大陸經過兩年有多的「文革」破壞,經濟情況至為惡劣,譬如對香港土產的輸出,今年價值就已經落在日本貨之後,香港是毛共政權的「荷包」,大陸土產銷港的減少,正是毛幫經濟不景的明證。大陸的宣傳機器雖然攻擊「資本主義」,諱言「經濟投帥」,但事實勝於雄辯,毛幫長期壓搾大陸人民的目的,根本就是殘民自肥,以供他們窮兵黷武,和供少數統治階層的揮霍。如今毛幫經濟既有問題,而教育的「老大難」現象又非他們的一些政治口號所能解決,為了節省這筆教育經費的開支,「工廠辦學」便儼然成為毛幫的「救命水草」。因為如此一來,農村學校委之公社,城市學校委之工廠,毛幫不必再為教育經費付出分文,這算盤倒是打得挺響的。

綜如前說,「工廠辦學」是毛澤東「教育改革」破產的鐵證,也是毛幫經濟搖搖欲墮的象徵,但因此項暴政的施行,一方面迫使農村公社與城市工廠的負擔增多,農工生活更無法改善,另一方面,此舉又附有迫使大陸青年淪為工役農奴與「後備砲灰」的雙重目的,祇要大陸的農工階級不願自己的子弟兒孫生生世世為牛為馬,他們又非要多方破壞和反抗這種毛奸暴政不可的。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星期一

注視港英這種加重的迫害

最近港英續將一部分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移往芝蔴灣監獄。此事正受到各界同胞的關切和注視。

在各界同胞堅決促港英釋放所有獄中愛國同胞的時候,港英這種做法,不能不被認為是蓄意敵視港九愛國同胞的一種新罪行。

赤柱等監獄的黑暗情況,經過這一年多來出獄同胞的揭露,人們早已認為駭人聽聞;但以與芝蔴灣相較,則只算小巫見大巫。

芝蔴灣是最黑的黑獄,這不是最新的發現,而是多年前少數不堪虐待逃出的「犯人」早就約略透露過的。在這個大黑獄裡,港英的爪牙及其縱容包庇的「蛇頭」,對獄中同胞殘忍毒辣,無惡不作。拳頭打胸口,手腳撞小腹,皮靴踢身軀,視同請客,稱為吃「薯仔」、「雞翼」和「雞脾」。毒打一頓只當是「見面禮」。什麼「踎班」、「放飛機」、「打水針」,與乎煙頭灼腹,鐵釘刺指,木板夾指,灌頭髮水及糞溺等等酷刑,不勝縷數,言之髮指。如果有那些曾於戰時被關進過納粹監牢的英國人看到這一切,相信也會為之「大開眼界」,並對於他們當年反抗納粹侵略的宣傳和號召,也要大惑不解了。

在這個大黑獄裡的同胞,除了隨時會受到種種酷刑外,平日被罰作苦工,從事於遠遠超過他們所能應付的強度勞動,營養是談不到的。港英把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送去,其中還有青少年在內,被捕時才十四歲的劉英羣就是其一。當今之世,環視各國,像港英這樣無法無天的行徑,實在少見,甚至使人聽到也不敢置信。然而,事實的確如此。

港英從來是有膽為非作歹,卻無膽向人承認的。港英當局把這個大黑獄稱為「不設防」的「模範監獄」,它的發言人把內部情形描寫得像「天堂」一樣。但是,人們知道這個道理:「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港英文過飾非的「好話」,既掩蓋不了它的惡行,更推卸不了它的罪責。港英對港九同胞進行政治迫害和民族壓迫,新債舊帳,將來總有一天要清償。任何暴橫無理的迫害,絕對嚇不倒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胞,卻只能增加港英的債務。

港英必須停止酷刑毒打獄中同胞的暴行,必須停止將非法拘禁的同胞移送芝蔴灣。現在廣大同胞強烈要求港英釋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港英反而進行加重的迫害,究竟打算造成什麼局勢?達到什麼目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