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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星期一

注視港英這種加重的迫害

最近港英續將一部分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移往芝蔴灣監獄。此事正受到各界同胞的關切和注視。

在各界同胞堅決促港英釋放所有獄中愛國同胞的時候,港英這種做法,不能不被認為是蓄意敵視港九愛國同胞的一種新罪行。

赤柱等監獄的黑暗情況,經過這一年多來出獄同胞的揭露,人們早已認為駭人聽聞;但以與芝蔴灣相較,則只算小巫見大巫。

芝蔴灣是最黑的黑獄,這不是最新的發現,而是多年前少數不堪虐待逃出的「犯人」早就約略透露過的。在這個大黑獄裡,港英的爪牙及其縱容包庇的「蛇頭」,對獄中同胞殘忍毒辣,無惡不作。拳頭打胸口,手腳撞小腹,皮靴踢身軀,視同請客,稱為吃「薯仔」、「雞翼」和「雞脾」。毒打一頓只當是「見面禮」。什麼「踎班」、「放飛機」、「打水針」,與乎煙頭灼腹,鐵釘刺指,木板夾指,灌頭髮水及糞溺等等酷刑,不勝縷數,言之髮指。如果有那些曾於戰時被關進過納粹監牢的英國人看到這一切,相信也會為之「大開眼界」,並對於他們當年反抗納粹侵略的宣傳和號召,也要大惑不解了。

在這個大黑獄裡的同胞,除了隨時會受到種種酷刑外,平日被罰作苦工,從事於遠遠超過他們所能應付的強度勞動,營養是談不到的。港英把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送去,其中還有青少年在內,被捕時才十四歲的劉英羣就是其一。當今之世,環視各國,像港英這樣無法無天的行徑,實在少見,甚至使人聽到也不敢置信。然而,事實的確如此。

港英從來是有膽為非作歹,卻無膽向人承認的。港英當局把這個大黑獄稱為「不設防」的「模範監獄」,它的發言人把內部情形描寫得像「天堂」一樣。但是,人們知道這個道理:「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港英文過飾非的「好話」,既掩蓋不了它的惡行,更推卸不了它的罪責。港英對港九同胞進行政治迫害和民族壓迫,新債舊帳,將來總有一天要清償。任何暴橫無理的迫害,絕對嚇不倒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胞,卻只能增加港英的債務。

港英必須停止酷刑毒打獄中同胞的暴行,必須停止將非法拘禁的同胞移送芝蔴灣。現在廣大同胞強烈要求港英釋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港英反而進行加重的迫害,究竟打算造成什麼局勢?達到什麼目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5日 星期四

論香港「緊急條例」的存廢問題

香港大律師公會秘書列顯倫最近提出一項有關香港緊急法例存廢問題的意見。列氏形容目前香港政府的態度「極權」,因所賦予輔政司的權力是等於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據他說:大多數人,一如他本人,不知在本港真正有多少人被扣留,甚至不知他們被扣的真正原因。列氏為此建議,輔政司無須宣示理由而扣留任何人的權力應予廢除,而代以相同於在英國所運用的緊急條例。英國條例規定,被扣留者可以向覆查委員會提出合法的反對。最低限度應通知被扣留者因何被扣。列氏並指出,律政司曾承認此等權力「極端與危險」,但是祇限於最緊急時才謹慎使用。列氏說,大律師公會反對授予此種權力與輔政司和反對繼續賦與此種權力,因為此種權力「太大和不必要」。對於列顯倫氏這些批評和建議,因為涉及到一個香港法治的基本原則,現在我們也想在此表達一些意見。

就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言,我們並不贊成任何政府擁有太大的權力,因為政府的權力愈伸張,民主法治的精神必隨之減締,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民主法治的國家,立法議會必以種種手段限制政府權力的膨脹,也是出於這一點理由。就香港現狀言,它是英國海外的殘存殖民地,在政治上可供討論的問題相當多,固不限於「緊急條例」的權力。但以我們的觀感,近年香港政府的許多措施,雖然尚未凡事符合民主的精神,惟在可能範圍內,尚能適當顯到一般法治的原則,所以我們也不想稱之為「極權政府」。譬如香港政府容許批評,若干政治弊端也容許指摘,這比之共產國家極權政府的全力壓抑言論自由,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說到「緊急條例」的利害問題,我們以為,無論任何臨時或永久性的法律,都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害,所以各國法律也要不時加以修正。以香港的「緊急條例」性質言,假如香港的社會秩序一向和平,從未發生過足以威脅公眾安寧的騷動事件,而在其內外政治關係中,也沒有一些可能產生「緊急狀態」的因素存在,則這些「緊急法例」根本是沒有必要的,更用不着討論它的存廢問題。但由去年「五月暴動」的過程所顯示,無論香港的法律秩序與公眾安寧都受到空前嚴重的挑戰,這樣才迫使香港政府不能不運用「緊急法例」予以必要的制裁,其中如不必持有入屋搜查令而授權警察搜查藏有非法武器和暴亂分子的樓宇,不必宣佈理由而拘捕了一些聲名狼藉的非法分子,並逕予囚禁而不經由法庭審訊,都是根據「緊急條例」行事。假如「以法言法」,這自然與法治原則不相符,但是如果我們並非善忘,當可清楚記得去年港共暴亂期間,他們不僅到處鬧事示威,而且還隨時殺人放火,假如政府沒有一種「緊急」行動予以對付,則這個局面會如何演變,將是我們所不敢想像的。譬如港府拘捕了好幾個惡跡昭彰的「鬥委」,要是根據平日法律,因為他們都是躲在幕後發號施令的「頭頭」,不是暴動現行犯,這就沒有可能加以拘捕,又或拘捕之後必須經由法庭處理,他們也可利用法律為護符,逍遙法外,使港府無法動他們的毫髮。在這種「法律效力有時而窮」的情況下,試問港府採用「緊急條例」去對付他們,剝奪他們危害公安的自由,難道又有甚麼「過份」麼?

正如人們所了解,在某種情況下,法律也有例外的,所謂「例外」,是應罰者不罰,應禁者不禁,譬如某處發生大火,其鄰居是私人住宅,非經主人許可不得進入,但如逃火者破門而入,這在法律上就稱為「緊急避難」行為,違犯者不禁。又如有人遭暴力威脅,非奮起反抗不足維護自己的安全,如果因此而傷及對方身體,這在法律上也稱為「緊急防衛」行為,違法者不罰。這就不難明白,個人在「緊急」情況之下做出無可避免的「不法」情事,也可不受正常法律的約束,則香港政府曾經根據「緊急法例」而拘捕了一些危險分子,又有甚麼不可以呢?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緊急條例」的適用,應該限於「緊急」時期,而其執行也必須非常慎重,不能濫施,我們要想評判香港政府是否「極權」,亦當以此作為衡量的根據。由目前事實看,曾於去年被港府拘捕的那些左派暴亂分子,最近已因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紛紛獲釋出獄了,這至少可以表示,在正常狀態下,港府是無意濫用這種「緊急」權力的。但是誰也不敢保證,香港已永遠沒有騷亂再起的危機,那麼我們就必須注意,在討論「緊急條例」廢止之前,也得先要想想,我們是要等事故發生而束手無措好呢?還是暫時保留「緊急條例」以防患未然好呢?這是兩個必須先決的前提,也必須我們對這兩個問題有了解答,然後才可決定「緊急條例」的存廢。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日 星期一

對香港「升中試」存廢問題的檢討

關於香港升中試的存廢問題,最近頗引起社會和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升中試以前稱為「小學會考」,後來為了不使一些幼齡兒童受到「會考落第」的心神打擊,所以才正名為「升中試」。政府舉辦升中試的作用,原在使小學畢業的兒童,經過會考的測驗,保證給予他們「升中」的學位,那些成績好的,撥送到官立中學或「有名」的私立中學,並且給予他們獎助學金,成績稍次的,亦可分發到其他有足夠水準的中學就讀。這一政策,當然亦與教育當局發展官津小學的計劃有關。

自這一政策實施以來,似乎有利亦有弊,所謂「利」者,是那些經過會考及格的兒童,可由政府安排升中學位,並有機會獲得學費或其他的補助,不必如以前在小學畢業後,要分頭報考好幾家中學,但還沒有必被錄取的把握。因為那些所謂「有名中學」,儘管祇有一百或幾十個學位,但報名考生動以千計,除了使兒童應考深受精神威脅外,也使許多家長不勝「人情請託」之勞。而有些人多投考的學校,更不惜把學位「善價而沽」,要家長作額外「捐輸」,作變相的勒索。但是有了升中試之後,這種現象業已大為減少,無論對家長或兒童,都總有一定的好處。

惟由歷年升中試的事實顯示,因為該項考試屬自願性質,並無限制,參加會考的兒童,恐怕不足小學畢業生的半數,而在約三萬考生中,每年入選的,也大多不超過三分之一。由於這點原因,遂致產生另一現象,就是那些家庭環境較好的兒童,家長們為了使自己子女在升中試上順利「過關」,減少尋求升學學位的麻煩,多在高小階段開始,便要另聘私家教師給兒女補習,頗有類於台灣所稱的「惡補」,以致許多兒童,由於功課繁忙,而運動和休息娛樂的時間不足,不是身心疲憊,就多患上「近視眼」。這種情形,近年已相當顯著,對於兒童的體力發展,至為可慮。在另一方面,有些家境困難的兒童,自知小學畢業之後無力升學,很多就不參加升中考試,有些即使在升中試「入圍」,假如沒有獲得公費補助,或因分配學校離家太遠,家長不勝交通和午膳等費的種種負擔,即令勉強升學,亦常會中途而廢。照現在一般小學生由入學至畢業的年齡計算,多數為十二、三歲,如果在此時失學,無論對家庭社會都是一個問題,而即令他們能夠讀到中學畢業,假如無力升讀大學,在當前的香港社會亦不見得有多大出路。因此現在有些社會人士,便提出廢除升中試而改作「高中試」的主張,好讓一些讀到初中畢業,而經濟或智力都不許可繼續升學的兒童,可拿此「高中試」文憑,轉到工業界就業。他們所持的理由,兒童初中畢業的年齡,一般為十五、六歲,因為他們有了基本的知識,在英文程度也可認識一般的工業名詞,祇要在工廠當上兩三年學徒(或稱「養成工」),就可升為正式的技工。而目前香港技工人才甚感不足,正需要大量中等知識青年以補其缺,如此則青年就業問題可以解決,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前途更有莫大的幫助。

但就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升中試對香港社會環境的並不適宜,既有如上述,但因現在已有中學(畢業)會考制度的存在,如果把升中試改為「高中試」,則五年制的英文中學生要在兩年之內經過兩次考試,部份六年制的中文中學生,也要在三年之內連過兩個考試關,這對中學生的精神負擔如何,不能無所考慮。在未徹底研究清楚此中利弊之前,我們以為,為了引導許多適齡兒童走向工業之路,應該先將各新區的官、津小學一律擴辦初中班,即把現在的小學六年制改為八年或九年制,凡是就讀這些小學的兒童,可以不必經由其他考試而升讀原校中學。至於「升中試」應否立即廢除,不妨博採輿情,再定取捨。我們所以認為各新區小學應先一律擴辦初中班的理由,是根據最近官方與民間團體調查的結果,各新區官津小學的學位與空置學位有如下述:

地  區     學位數目      空置學位數目
石硤尾      六七〇〇      九〇〇
大坑東      四五七一      二一一
李鄭屋      五〇四〇      一三〇〇
紅磡       一三〇〇      一五〇
老虎巖      九五〇〇      一五〇〇
黃大仙      一九六九七     三六五六
柴灣       一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佐敦谷      八一四九      四〇六
觀塘       一五七七〇     一九〇〇
東頭       一七七六〇     一九〇〇
橫頭磡      二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秀茂坪      一〇八〇〇     三五〇八
慈雲山(西部)  三一四〇      ----
慈雲山(南部)  八六二三      四八
慈雲山(東部)  五四六〇      五〇
田灣       三一〇五      一二三
油塘       二二九〇      七〇
咸田       一〇八〇〇     三三二〇
石排灣      一七五五      六六
牛頭角      五八五六      一二一六
總  數     一七五、三一六   二四、三二四

就前項統計顯示,在新區小學十七萬五千多個學位中,空置學位竟達二萬四千餘,究其原因,即在許多兒童家境困難,家長自知無力負擔兒女接受十一、二年的中小學教育,與其小學讀書「略識之無」,就不如讓他出作童工或操作家務,假如這些小學擴辦初中班,並與工業界取得聯繫,兒童畢業之後就可順利進入工廠工作,由此影響所及,雖貧苦家庭亦必樂於送其兒女入學,如此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學兒童進入工廠,這對提高新區居民生活水準和發展本港工業,都會有其好處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30日 星期六

論教部取消本港僑校保送升學辦法

頃據我國政府教育部宣佈,港澳僑校中學保送成績優良畢業生回台升學的辦法,將於明年度起完全取消。據教部提出的理由說:「此項辦法實施以來,因港澳各高級中學對學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辦理成績高下,亦頗懸殊。……又國內高中畢業學生保送制度,因諸多弊端,業已廢止,港澳似無繼續辦理之必要。」我們不知道,教育當局作此決定是不是還有「不便宣佈」的其他原因,但如就此所舉理由看,是否漠視了當前華僑教育的重要性,我們站在海外文化教育的立場,對我教育當局此舉有予以評論的必要。

我們先要追述一項事實,那是台灣各大專學校在港澳辦理聯考招生,和對港澳僑校成績優異高中畢業生訂有保送升學的辦法,那是由十二、三年前大陸毛幫大力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升學的政治陰謀引起,當時許多港澳僑生鑒於就地升學有不少困難,每年被騙回去共區的青年動以千計,不僅華僑家長大感憂心,即香港政府亦深為震動,其時鄭彥棻與張其昀兩氏分任僑務、教育首長,為了決心爭取港澳青年,幾經協商,才有在港澳招考僑生和對成績優異僑生給予保送升學的辦法。美國政府為了協助我方此項教育配合政治的工作,又在美援項下撥出一筆專款,作為補助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各種增加開支之用。現在台灣若干大學獲得擴充設備和增建的「僑生宿舍」(事實並不祇限僑生住宿的),都係來自美援項下的撥款。由此政策的結果證明,大陸毛幫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接受赤化教育的政治陰謀已一敗塗地,而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源源不絕,亦已在海外發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足見這一政策的本身,誰也不能否定了它的正確性。

現在再談「保送」得失的問題,就我們所知的事實,目前海外各地的僑生,都有保送回台深造的辦法,並不限於港澳為然,但港澳地區以外的僑生,因為各地程度不一,回台以後還要經過測驗甄別,才給他們分發到不同學校,而港澳僑生則須高中畢業以後,並須成績優異才有資格獲得保送。就這一辦法言,港澳僑生與海外其他地區僑生所獲得的待遇,並無不同。目前華僑教育政策之應以香港(澳門情形已有變化,故不論)為中心,爭取海外人心亦應以香港為目標,這是不爭之論。記得去年港共暴亂,許多教會和官私學校都被左派學生滲透而出過若干亂子,祇有各自由僑校平日能防患未然,才使港共分子無尋隙抵瑕的餘地,我教育當局應體察這點事實,並顧及許多僑校長期艱苦奮鬥的勞績,對於保送升學辦法,即使有須改善之處,亦宜從詳計議,博探輿情,而不應一舉便予取消,以使香港僑校感受精神打擊。

我們可以指出,近年香港華僑子弟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英文學校學生比中文學校學生多三至四倍,許多私立僑校皆感學生不足,經營日趨吃力。港府為了扶植私校,原有津貼辦法,但許多僑校基於維護中國文化的苦心,迄今尚少接受港府「津貼」。但在另一方面,有些未經向我教部立案的僑校,因為學生不足,無法支持,現在受到港共金錢收買的誘惑,原因是那些左校聲名狼藉,他們需要利用其他私校「借屍還魂」。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教育當局更應對這些自由僑校多予鼓勵,使其能力挽狂瀾,不中港共之計,方是上策。

即令如教育部所稱:港澳保送僑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成績亦有懸殊,則教部為了水準劃一,防止流弊,事屬大公,原則上無可厚非,但在此原則下,仍有改善辦法可行,例如指定以本港中文中學會考成績為標準,凡若干基本科目成績在「良」以上的,始有保送資格,亦無不可,這總比現在的一筆勾銷,在情在理,都較為妥善。

我們知道,香港那些成績優異的僑生,他們可以考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到外國留學,並不一定要到台灣升學,但有了保送辦法,他們卻會基於榮譽心理,選擇後者,如我教育當局一定要把這種保送辦法取消,這祇能使自由僑校和「中華文化」受到傷害,對僑生升學是不會有多大影響的,但應指出,此舉必然牽涉到一個「因果」問題,這卻是我們教育當局不可不知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8日 星期四

兩個問題考驗香港政府
一是肅清貪污的問題、二是新界徵用民地的問題

任何政府都會受到各種問題的考驗,或為政治,或為經濟,或為能力,或為作風,事例至多,不勝枚舉。現在也有兩個問題在考驗香港政府,一是肅清貪污的問題,二是新界民地的處理問題。

先談第一個問題。香港之有貪污,可由警方設置一個獨立部門「反貪污部」獲得答案,不必多加解釋。照「貪污」一詞的定義,當然是指「公務人員收受任何非法金錢」而言,否則一般市民的財物交接,是不成其為「貪污」的。為了防止變相的貪污,港府對一些「杜漸防微」之處,也不肯忽略,例如每年接近耶穌聖誕或農曆歲暮的期間,港府必然提醒市民,不可對任何公務員「送禮」。就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言,公務人員私自收受市民「禮物」固然不許可,就是市民「送禮」也是犯法的。因此港府也一再告訴市民說,要想杜絕貪污,首先就須市民不向公務員賄賂。

但在最近,香港卻發生了一宗為社會矚目的九人車被勒收「保護費」案。這案的揭發,係因有若干九人車司機,派了「保護費」之後,仍未獲得真正「保護」所引起。九人車所以會被勒收「保護費」,那是因為該項車輛尚未取得「合法」的地位,因此有些人可以在職務上玩法弄權,向他們勒索,那是不待智者而知的。為了這事,據說警方已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並採取安全措施,向該等被勒索司機徵集有關資料,照此估計,警方在司機合作之下,應該不難獲得全部的線索。惟在另一方面,就在警方該項調查進行中,據說這個勒收「保護費」組織,也立即「調整人事」,以備不虞,此即表示,他們業已準備與「反貪污部」鬥法。

對於這宗貪污集團向「反貪污部」瘋狂挑戰的事件,其發展如何,我們不願多加忖測,但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這些貪污分子能否受到無情整肅,正是港府有無力量肅清貪污的一塊試金石。照常理看,懲治貪污的最大障礙是缺少被勒索方面的「人證」,但這宗九人車被勒索「保護費」案,那些司機敢於挺身而出,「人證」顯然不成問題。假如有關方面無所瞻徇,則那些是貪污集團的首腦,那些是勒索分子的爪牙,這都應該可以根據掌握的資料,執法以懲,不致無從下手的。但古語有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些貪污分子既有一個集團組織,亦不能說他們絕無「反反貪污」的力量,因此港府如何接受這個嚴肅的考驗,我們便祇有等待有關方面今後提出的答案。

再談第二個問題,前日新界鄉議局舉行會議,許多議員對港府在新界各區執行土地政策的漫無標準,大施抨擊,其中對理民府隨便徵收民地的違情背理,尤多憤憤不平。有些議員為此提出主張,要把鄉議局改為「議會」機構,由鄉人自定政策,藉以維護本身的權益。這事不僅牽涉到港府對新界的「土地使用權」問題,同時也牽涉到新界鄉民有無獲得民意、民權合理保障的問題。就前者來說,新界各區在滿清政府與英國訂立的「擴展條約」上是「租借地」,租期為九十九年,尚有三十餘年即告期滿。因此歷來習慣,新界鄉民被視為當地土著,享有土地使用權,包括他們的耕地、建屋和私人墳墓在內。戰後香港工商業發展迅速,新界若干地區也劃為衛星城市,港府為了發展的需要,曾有限制農地改建住屋和屋宇高度的規定。此項限制,曾經成為新界鄉民與港府一項長期爭執的問題,最近建屋限制雖已稍為放寬,但基本爭執仍未獲得解決。衡之香港的當前環境,港府為了改善新界交通,促進各區經濟,適當的徵用土地應為事實所許可,新界鄉民也對此並不反對,但如沒有原則和缺乏法理根據的濫徵民地,那就是違反了新界租借條約的「侵害民權」,勢必引起新界鄉民的強烈反感。即令不談「條約」而談事實,這種不得物主同意而濫徵民地的手段,亦為任何民主法治政府所不允許的。而關於新界土地使用的問題,港府的限制政策既為新界鄉民普遍所反對,現在該項基本爭執依然存在,則在該項問題未獲解決前,港府實亦不應再濫徵民地,以增加鄉民的反感,因為此舉等於漠視民意或違反民意,港府即有蘇張之舌,也恐不能自圓其說的。因此港府如何就這土地使用問題設法改進其對新界鄉民的關係,現在也可說是受到另一個的嚴肅考驗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7日 星期三

從西歐金融風暴看香港經濟
--西德的經濟發展與成就,值得我們借鏡

西歐金融風暴仍未全部過去,法郎的「硬撐」不貶值,祇能使風暴的「風速」減低,並非危機的根除。戴高樂的孤注一擲,可以暫時「拯救」法郎,但另一個後果他可能沒有考慮到(也許不容他多事考慮),這就是此舉迫使法國人民更普遍的貧困。本報昨天刊出合眾國際社傳真照片,說法國人合唱「囊空的憂鬱」,就是現實情景的寫真。

這次的金融風暴本身,對香港的影響尚不大,這因:㊀法郎或馬克究不同於美元或英鎊,前者的波動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足以造成國際性的全面波動;㊁港幣受巴塞爾協定的保障,縱受到影響,也是微乎其微。但是,西歐金融風暴雖然對我們無太大的連鎖作用,但英國政府三天前所宣佈的新入口措施,對香港顯然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措施包括:㊀自今天起,英國進口商輸入的多種貨物,須繳付貨物價值百分之五十為按金。這筆按金,須在一百八十天後纔可發還。㊁對普通消費品增徵百分之十購買稅。㊂進一步限制銀行貸款。上述三項措施中,影響香港最巨的,當然是第一項和第三項。例如香港去年輸英貨物總值為十一億四千餘萬港元,其中紡織品和成衣佔七億二千八百萬港元;餘亦多為消費品,一旦徵收購買稅後,必然會影響到香港的輸出額。最敏感的股票市場,紗廠股票昨日報跌,就是最具體的說明。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香港廠商已接英商訂單的(據業中人士估計,訂單數額達一億元港幣以上),是否因購方須付按金而起變化?英商會不會因此而向港商提出削價要求,藉以彌補損失?

倫敦這一新的措施宣佈後,此地工商界人士的反應,大多數表示焦灼和憂慮,有把此舉指是英國工黨祇顧節省外匯而不顧香港環境,屬於短視政策。工商業諮詢委員會,已於昨天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由此而觀,可以設想到香港對此事的何等關注。

不過,情勢雖然對我們不利,但不致於使我們沮喪或悲觀。香港經濟情況正在好轉之中,各銀行的存款總數字已超過百億元。各銀行為了協助香港出口,同時運用手頭上的資金,大可向英商舉辦按金貸款,使港貨輸英不因英國政府徵繳百分之五十的按金而受到削減。這不過是獻議之一,是否尚有其他可行的補救方法,工商業人士以其豐富的經驗和獨到的眼光,當可逐一提供出來,共同研究。在過去,香港工商業曾屢遭困難與打擊,俱能克服,此次自不例外。

自由世界的金融風潮,僅僅在最近一年之內,就連續出現了三次之多(英鎊貶值、黃金搶購與美元危機、和此次法郎的欲貶不貶)。在第一與第二次金融風潮中,香港俱受到頗大的波動。鑑往知來,我們就不能不設身處地為香港的利益而設法,致力於確保經濟的穩定。在這一方面,我們深覺西德實在堪資借鏡。香港與西德所處的政治地位不同,固無法相提並論,但我們認為可以借鏡之處,並非政治地位,而是西德的經濟努力和方法。戰後的西德,其經濟發展的神速,人皆贊許。西德所獲致的經濟成就,絕不是幸運或奇蹟,而是依賴對經濟發展的縝密計劃、科學管理和講求效率。此次馬克的「一枝獨秀」,就是西德經濟政策成功的證明。

香港的經濟發展,無可否認已獲重大的成就,特別是在去年五月以前,進展奇速,中間雖經遇港共的瘋狂破壞和搗亂,但現在已逐步復元,雖然距離再度繁榮仍需一段時間,但祇要我們能勇往直前,同時分秒不要鬆弛對港共野心的警惕,則重見繁榮,必能達致。但從長遠的觀點而論,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有若干弱點,具體而言,我們所無的就是西德所有的。迄今為止,我們仍缺乏一種經濟發展的長遠和全面的計劃,當局雖然以全力推進對外貿易,但對工業生產尚無全盤方案,現在的工業似採取重點發展,對於新興的工業欠缺計劃和扶助。工業資金的籌集與人才的培養,未曾全力策劃,有之,也不過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至於講求效率,年來廠商的努力,已有表現,但仍未達到理想境界。諸如此類的弱點,我們大可吸取西德的優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名言。

最後願附帶一提的,就是我們今後在遭逢到自由世界任何金融危機時,必須冷靜思索,鎮定應付,萬萬不能墮共黨謠言攻勢的圈套。共黨一貫的宣傳伎倆是幸災樂禍,此次法郎與過去英鎊和美元危機發生時,共報無不誇大宣傳,報稱為「西方經濟制度總崩潰」,不惜篇幅,大登特登。共報這種手法,無非是藉此動搖自由世界的人心,在各國製造社會混亂。自由經濟無論從任何角度分析,俱是適合現代社會的需求,金融危機的發生,並不足以證明自由經濟的失宜,而祇是金融調劑的脫節。共黨另有企圖的惡毒宣傳,反足暴露它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虛弱與貧困。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4日 星期日

略論有關振興粵劇的問題
--由港大召開「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說起

昨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了一項「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由港大馬蒙教授擔任主席,討論分話劇、平劇、粵劇等三組舉行,應邀出席的戲劇及教育文化界人士數十人,在港大及香港戲劇界來說,均屬破天荒之舉。其中粵劇一項,在香港地區具有代表性,而近年則有日漸式微之象,與會人士也提出了不少「復興」的意見,因此我們也想把這個問題提出談談。

戲劇為藝術的一種,粵劇源遠流長,為崑曲的流派,在近三四十年來,經過唱工、佈景等等「改良」,已明顯具有廣東「地方戲」的特色。愛好藝術為人類共通的天性,尤以戲劇、音樂為然,在香港四百萬人口中,粵籍居民估計超過三百萬,除了潮州人士外,其中「廣府」人士想也不下二百五十萬,戰前香港人口不足一百萬,也有幾家戲院經常演出粵劇,如照此人口增加作比例,則目前港九兩地起碼應有十家粵劇戲院經常演出才算合理,但現在事實卻完全相反,整個港九地區沒有一家粵劇戲院,現有的粵劇藝員,除各區街坊會演戲籌款,及新界各鄉週有慶典演「神功戲」外,平日難得有演出的機會。依此估計,粵劇藝員每年有戲可演的時間可能不超過三個月,這不僅對許多藝員生活為一嚴重威脅,即對粵劇前途也是一個可怕的陰影。因為現時的臨時組班為期甚暫,藝員排練戲劇,無法認真,能夠演出水準已屬不易,更如何能作藝術演技的改進,但無論如何,以香港粵籍居民的眾多,而粵劇的無發展機會竟有如此,這總是一個絕對反常的現象。

造成粵劇這種「厄運」的原因,照粵劇人士的看法,主要是由於缺乏固定演出的場所,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假如政府肯撥出公地興建劇場,這種基本困難便不難解決。但亦有人認為,粵劇受電視發展的影響極大,要想復興粵劇,問題殊不簡單。但以我們的觀感,粵語的戲劇電影近年已偏於武俠與神怪故事的畸形發展,雖有「粵劇」形式,但不能代表粵劇,此對粵劇稍有認識者,不辨自明。因此今天粵劇劇運的大不如前,實在尚有其他的因素,例如:

一、近年新編粵劇一般缺少了足夠文藝水準的劇作家及撰曲家,所撰歌詞類多俚俗不堪,缺少歌曲應有的「美感」,不僅遠不逮「京曲」,甚至連「潮曲」也相形見拙,以致一般婦孺外,無法引起知識分子的興趣,甚至還會產生一種「厭惡」的反感。這在粵劇藝術價值上,實在是個致命傷。

二、年來粵劇班過份側重一兩個「大老倌」,其他配角等於附庸,難有充分發揮他們表演的機會,而此等「大老倌」的薪金高於一切,使任何「班主」負擔均感吃力。復以「班底」太重,而戲院票價卻不能不顧及市民的消費,以致雖有全場滿座而獲利不多甚至還要虧折的現象,使到戲院商人,也祇好對上演粵劇敬謝不敏。

三、粵劇人才本已產生不易,復以前述這些因素的影響,學習粵劇的人越來越少,無法培養後起之秀,對觀眾產生一種新號召。

四、有等粵劇藝員演劇態度不夠嚴肅,戲劇最重製造「氣氛」,其感人之處亦在此,但有等丑角之流,每在一個悲劇高潮的場合,故意來些「爆肚」口白,或無聊動作,把原來氣氛破壞無餘,這不僅違反了「插科打譚」的原則,而且簡直是個不知所云的惡習。

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粵劇當前普遍存在的缺點,實有徹底矯正的必要。因此如要振興粵劇,便亦不能不要從下述幾點着手:

第一是首先提高編劇與撰曲之水準,此非有高級知識分子為之鼎力贊助不為功。基於這一原則,我們以為像港大這些學府,就應增設戲劇學系,設立各種劇藝社,讓學生實習編劇及撰曲,並經常公開演出,俾有以提高粵劇水準,而矯正人們輕視粵劇的觀念。此項學生初期也許不很多,但祇要樹之風聲,其影響是一定非常深遠的。

第二是「廣東音樂」與粵劇有密切淵源,現有的官私中學,亦應大力提倡「廣東音樂」,舉行校際比賽,並利用電視及廣播方式,多作公開表演,俾能蔚成風氣,作振興粵劇之一助。

我們知道,戲劇是社會教育之一環,其潛移默化之功,有時比正規教育還要大。粵劇對倫理尊卑之分甚有教育意義,而其有比平劇更能接近現代化和適合大眾化的一點,是它劇目可以推陳出新,亦可吸收若干西方音樂之所長,但卻不會變更其原來的特色。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有感於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要,則振興粵劇便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0日 星期三

有關中文報紙生存的問題

全世界中文報紙在港成立協會和舉行有關改進本業的會議,這是中文報紙的歷史性大事,也是海外一千多萬僑胞和國際自由新聞界一致矚目的大事。就世界各地中文報紙的出版數量和以人口比例的銷量說,香港的中文報業都可說得上是首屈一指。但也正如本報董事何鴻毅在大會提出的報告中所說,在香港辦報,是全世界最容易的地方,因此香港今天擁有大大小小、五光十色的中文報紙五十多家。但因力量分散,利害不統一,各自為政,無法團結,以致形成一盤散沙,不能為本業謀求改進。結果是,由於各報競爭劇烈,零售價太低,從銷紙上賺錢不易,以致對新聞從業員的工作待遇和業務改進都幾於無從談起。這亦即是說,香港的中文報紙雖多,但要其能在質量方面皆能有所提高和改進,還有待於今後大家共同的努力。

又據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在大會致詞中指出: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我國僑民,雖然身居異國,仍不忘中國文化,閱讀中文書籍,即使歐美各國及世界各地的各國人士,都紛紛學習中文,在這方面,中文報刊是最重要的。因此李氏希望中文大學和世界中文報業人士能通力合作,以發揚中國固有文化,提高世界的學術水準。李氏又談到中文報紙改進的問題,據指出:在今日事事講求迅速的原則下,中文報紙的編排,實有改進的必要。例如排字機械化、報館企業化,都是迫不及待應予改善的地方。這是說,當前中文報紙有兩個問題必須正視和解決,一是文化方面的使命,二是技術和經營方式的改進。

就這些問題加以比較分析,我們以為,改進技術誠然是重要之事,其所指的當然不在印刷而在排版,但中文字體與英文不同,有關排版技術的改進,非有更多專家參與研究,這些困難仍非短期之間可以克服,譬如現在已有中文自動排字機,惟因受到字體數目使用的限制,事實仍然不如理想,所以各報採用的仍非十分普遍。因此這些問題,我們便祇能留待專家去解決。但以文化使命言,這卻與技術無關,而其有待中文報紙提高認識,卻比技術改進更為迫切,就我們現有的觀感,需要在此略為指陳的,就有如下這幾點:

一是中文報紙為誰服務的問題。我們知道,閱讀中文報紙最多的毫無疑問是中國人,故中文報紙也不消說是以華人、華僑為服務的對象。但以香港來說,在這五十多份「五光十色」的中文報紙中,有些為了爭取銷路,其內容取材是可能不擇手段的,足見其中需要加以「淨化」的,恐怕也不在少數。如照現在的情形,由於香港政府對報紙出版不加限制,除了事涉私人誹謗,報紙以內容「不潔」而受到法律取締的也很少,這便不能不要各報本身善為「自律」,否則這個服務問題是不會獲得答案的。

二是中文報紙為誰生存的問題。我們以為,中文報紙要有生存的空間、生存的餘地,是絕對不能不顧及中國文化的消長,更不能置國家命運於不顧的。說得更具體一點,中文報紙的生存,應該不單純在辦報者本身,而該寄託於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上。換一句話,中文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是因為使用這種文字的有七億人口,但在海外,閱讀中文報紙的讀者,恐怕不超過二千萬人,因此,中文報紙要生存,和表示其具有足夠生存的能力,除了必須提高內容水準,使每個海外僑胞都視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還得要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否則僑胞下一代學習外文的日多,閱讀中文的日少,這危機是不可忽視的。在這個現實問題下,我們始終確認,中文報紙的生存意義,應該是在文化思想的功能,其他尚在其次。譬如說,為了喚醒海外僑胞,共同致力於討毛救國的大業,每一個新聞工作者,就該本着最高最大的熱誠,發揮他們的「筆權」,伸張我們的「人權」,俾能萬眾一心,達到消滅毛偽政權的使命。我們知道,筆桿是新聞記者最大的武器,報紙則是發揮這種「筆權」最好的工具,這工具掌握在手中,祇要大家善為利用而不加以糟蹋,這力量之大是無可估計的。

為了達到前項的目的,也為了讓更多有志青年都樂於參加中文報紙的工作,不僅報人待遇需要適當的提高,更要社會各方予以積極的鼓勵,譬如台灣嘉新水泥公司的設置新聞獎辦法,就很值得香港乃至海外的華人大企業機構借鏡。如果說,中文報紙與華人社會關係不可分,新聞工作者除了待遇之外還要講興趣,這種來自社會的鼓勵也是必不可少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19日 星期二

發揮輿論力量擊敗共黨侵略
--由「情報文摘」的警告說到「中文報協」的使命

「現在已是晚上十一點鐘,距離午夜已很近了。如果我們不趁現時糾合自由世界的力量,一個核子大戰的午夜就要來臨了。」這是十月份英國「情報文摘」在泛論目前世界局勢時所提出動人的警告。

在「情報文摘」這篇警告文章中,它概述了蘇俄在自由世界各地侵略勢力的進展,其中有說,「在美國從事內爭的人,已得到莫斯科和北平雙方的鼓勵」。「由莫斯科指導的世界宣傳機器,不分晝夜進行工作,以圖傾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基礎,和摧毀一切好名聲的東西」。由此引起的後果,是最近蘇俄的出兵侵略捷克,其所產生的一個局面是:蘇俄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行動,「西方除了使用核子武器之外,是不能抗拒的。西方國家終會有要在屈服和核子戰爭二者之中,選擇其一的一天,西方現在已很接近這樣的選擇了」。

據「情報文摘」的分析,造成「核子大戰」日漸迫近的原因,主要有如下這幾點:

一是敵友不分,據指出:「自由中國六十多萬精銳陸軍被閒置着,而有髀肉復生之嘆。蔣總統也遭逢大部份西方世界的白眼。潛力極大的日本、南韓和菲律賓,也被忽視。南非在某種意義下,是西方的重要盟國,但也被西方責罵、誹謗和侮辱,而且被停止軍械的供給。西班牙被擠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外,希臘的第一個忠實和能幹的政府,也在多年來被怠慢和被壓抑。」這對共產勢力的步步進迫,不啻是個極大的鼓勵。

二、英美政治的墮落,據指出:「英美兩國的政治,逐漸變成自私和惡毒的壓力集團的工具,人民在議會的權力,因為多年來受職業的政治團體所侵蝕,現在幾已不復存在了。為眾所周知的性慾變態者,也被承認為領袖。民眾受了被人收買的新聞機構所洗腦,因此對上述的一切都加以認可。」英美政治墮落的現象,「情報文摘」誠不勝其「慨乎言之」。

三、西方舉棋不定,據指出:許多國際危機的形成,是「西方國家跟共產主義的鬥爭,大都是游移不決。當每一種鬥爭已達到臨近有所決定的關頭時,西方每一次都臨時變卦,因為希望舉行一些新會議來解決問題,而放棄了積極進行」。但是「情報文摘」說:西方「每一次退卻雖然是微小,但失地的總和是很大的,從前有過一個時候,如果跟共產主義和蘇俄侵略鬥爭,祇消從事一次小戰爭就可以成功了。現在如果作這樣的鬥爭,就要打一場歷史上最大和最可怕的戰爭。而每一次退卻,都會增大我們將來必須負荷的重擔」。

上面這些事實,「情報文摘」稱之為是自由世界「一幅黯淡的畫面」,也等於說,核子大戰的危機,將會因西方國家的愚蠢自私,而日趨迫近。但是,「情報文摘」認為,在整個力量對比上,自由世界仍比共產集團大得多,這包括道德與物質的兩大資源。其中最值得人們注意的一點,是輿論的力量。據「情報文摘」說:「培養一個主要輿論製造人階級是必要的。照約略的估計,世界共有主要輿論製造人一千萬,這數目雖然不大,但他們已能控制每一個人的思想。如果他們能源源不絕得到確實情報的供給,和因此造成明確的信念,那麼整個世界局面就會大受影響了。」「情報文摘」並提出呼籲,這些「主要的輿論製造人,要用事實來訓練,一切負責的反共運動和團體,必須同心協力」。「情報文摘」說的這些話,可以代表英國民主自由人士的觀點,也祇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士,才會懂得「輿論」對抗共產侵略的重要性。

由於「情報文摘」這些警告和主張,也使我們更加感到現在香港舉行的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成立意義的重大。由事實指出,這次參加中文報協會議的報刊單位超過八十家,每日銷數約為三百萬份,這是自有中文報紙以來一次空前盛大的歷史性會議。如果祇從這些報刊銷量看,也許還比不上美、英或日本的一些有名報紙,但我們知道,這幾十家的中文報紙和刊物,實際已影響了包括香港、台灣和海外華僑的三千萬人,而因香港毗連大陸,其對大陸人民發生的影響,還是無可估計。記得法國有一位作家說過這些話:「拿破崙寶劍不能到達的地方,我的筆桿能夠到達。」正如人們所了解,文化思想的傳播,是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今天海外千萬華僑所以始終站穩反共的立場,微中文報紙宣傳之功不及此。因此如何使中文報紙經由技術改進、內容充實、進而擴大它對群眾教育的功能,這不僅為當前事實所需要,亦為我們中文報一個共同的目標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