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香港大學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綜論香港升中試和高等教育兩問題

關於升中試的存廢問題,因為這制度本身有利亦有弊,故社會人士觀點也頗不一致。但有一點是並無異議的,即是把現時官津小學的六年制,擴大為兼辦初中班的九年制,那些官津小學生,如有成績優異,可以參加升中試獲得政府補助,和分發到「有名」中學的固佳,否則,他們仍可免直升原校初中班,接受九年的基本教育。這樣他們可以轉變為香港工業的「後備軍」,而不致幼年失學,歧路徬徨,走向「不良少年」的途徑。日前有關人士在電台談及這個問題,一位高級教育官也認為這個辦法頗有「可取」,但問題是政府沒有這一筆經費。但據日前我們在表列各新區官津小學學位分佈的實際情況所顯示,在那十七多萬個小學學位中,屬於「空置」的學位超過二萬個,這些學位本來已有經費預算,如果把它改為「初中班」,即令還要增加經費,亦屬有限,香港政府決不會擔負不起。至於教師方面,人才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們所教的不過限於初中學科,祇要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小學教師,或香港二年制和「特別一年制」的師範畢業生,就有執教的資格。如此則經費和人才都不成問題,即使不能馬上把全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至少先將那新區空置二萬餘學位作為開辦的基礎,這也可以補救目前升中試存在的一項主要缺點的。

根據日前本報刊出的一位讀者投書所指出,目前本港官津小學的學生一般分為兩部份,那些成績良好的列為「六年甲班」,讓學生自由參加升中考試,考到學位的,可照政府指派的中學就讀,大都也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則是那些成績較差一般稱為「六乙」、「六丙」等班級學生,因為他們連升中試的機會亦被剝奪,讀完了小學六年,就是「畢業即失學」。而因這些學生多數出身貧苦家庭,又以年紀尚輕,未到就業年齡,這樣就難免因走投無路,游手好閒,走入阿飛的行列。但如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他們可以留在原校就讀至初中畢業,這時已有十五、六歲,即使無力升學,亦可到工廠習藝,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而且,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之後,如有參加升中考試落第的學生,亦可設法收容,給他一條上進之路,這亦必有助於減少一些對社會不利的「問題少年」。因此這可說是在保留升中試制度之中,一個能夠補救其現有缺點的辦法。

就我們所了解,現在香港的一般中上人家,都不大熱心把兒女送讀官津小學,因為他們認為官津小學管教並不很嚴,讀了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一些所謂「有名」的中小學,因為學生小學畢業之後可以在原校「直升」,也多無意參加「升中試」,因此升中試的或存或廢,對這些學校並無多大影響。祇有新區兒童,他們的家庭環境祇能就近讀官津小學,如果升中試名落孫山,或連參加應試的機會也沒有,這就成為失學失教的少年,而為我們不容諉卸的責任。

此外,升中試還有一項應該改善的缺點,就是分發學生的辦法。據若干家長公開指出,除一些成績優異的考生,可以依其所填「志願」分發到「有名」學校外,大部份的及格考生,就隨便派給了學位便算。由於這點原因,以致有些考生雖然在升中試「入圍」,但因被派學校離家太遠,許多家長不願兒女長途跋涉,難於照顧,或不堪交通、午膳等費的負擔,寧願放棄學位和補助,轉到就近的私校就讀。這樣的「硬派學位」,即使不完全失去升中試的原意,也顯與家長、學生的願望背道而馳。這在升中試仍然保留的今天,實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至此,我們還要附帶一談香港高等教育的問題。由於近年中學畢業生一年年的增多,而「港大」和「中大」這兩家官立大學也沒有許多學位供青年們升學,除了小部份可以到國外留學外,大部都要投考各私立專上學院,但是那些專上學院畢業生,無論他們成績如何,其學位概不被港府所承認,甚至連執教小學,其資格也不如官立師範生,因此,一旦到社會就業,就發生不少困難。港府這種「不承認政策」,也許是認為私立大專學院設備不足,程度不齊,不夠大學畢業生的水準,但現在若干私立大專學生發出呼籲,要求港府舉辦「統一文憑考試」,邀請有聲望的社會人士監考和評閱試卷,如果成績合格,就給以學歷的承認。我們以為,這種要求實在合情合理,假如港府認為考試是一種公平的競爭,這自不應「偏愛」兩家官立大學的學生,而剝奪了他們參加競爭的機會,而且更可由此考試制度,促使各私立專上學院加強管教,力爭上游,則其有利於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也比那種「不承認主義」高明許多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30日 星期六

論教部取消本港僑校保送升學辦法

頃據我國政府教育部宣佈,港澳僑校中學保送成績優良畢業生回台升學的辦法,將於明年度起完全取消。據教部提出的理由說:「此項辦法實施以來,因港澳各高級中學對學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辦理成績高下,亦頗懸殊。……又國內高中畢業學生保送制度,因諸多弊端,業已廢止,港澳似無繼續辦理之必要。」我們不知道,教育當局作此決定是不是還有「不便宣佈」的其他原因,但如就此所舉理由看,是否漠視了當前華僑教育的重要性,我們站在海外文化教育的立場,對我教育當局此舉有予以評論的必要。

我們先要追述一項事實,那是台灣各大專學校在港澳辦理聯考招生,和對港澳僑校成績優異高中畢業生訂有保送升學的辦法,那是由十二、三年前大陸毛幫大力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升學的政治陰謀引起,當時許多港澳僑生鑒於就地升學有不少困難,每年被騙回去共區的青年動以千計,不僅華僑家長大感憂心,即香港政府亦深為震動,其時鄭彥棻與張其昀兩氏分任僑務、教育首長,為了決心爭取港澳青年,幾經協商,才有在港澳招考僑生和對成績優異僑生給予保送升學的辦法。美國政府為了協助我方此項教育配合政治的工作,又在美援項下撥出一筆專款,作為補助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各種增加開支之用。現在台灣若干大學獲得擴充設備和增建的「僑生宿舍」(事實並不祇限僑生住宿的),都係來自美援項下的撥款。由此政策的結果證明,大陸毛幫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接受赤化教育的政治陰謀已一敗塗地,而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源源不絕,亦已在海外發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足見這一政策的本身,誰也不能否定了它的正確性。

現在再談「保送」得失的問題,就我們所知的事實,目前海外各地的僑生,都有保送回台深造的辦法,並不限於港澳為然,但港澳地區以外的僑生,因為各地程度不一,回台以後還要經過測驗甄別,才給他們分發到不同學校,而港澳僑生則須高中畢業以後,並須成績優異才有資格獲得保送。就這一辦法言,港澳僑生與海外其他地區僑生所獲得的待遇,並無不同。目前華僑教育政策之應以香港(澳門情形已有變化,故不論)為中心,爭取海外人心亦應以香港為目標,這是不爭之論。記得去年港共暴亂,許多教會和官私學校都被左派學生滲透而出過若干亂子,祇有各自由僑校平日能防患未然,才使港共分子無尋隙抵瑕的餘地,我教育當局應體察這點事實,並顧及許多僑校長期艱苦奮鬥的勞績,對於保送升學辦法,即使有須改善之處,亦宜從詳計議,博探輿情,而不應一舉便予取消,以使香港僑校感受精神打擊。

我們可以指出,近年香港華僑子弟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英文學校學生比中文學校學生多三至四倍,許多私立僑校皆感學生不足,經營日趨吃力。港府為了扶植私校,原有津貼辦法,但許多僑校基於維護中國文化的苦心,迄今尚少接受港府「津貼」。但在另一方面,有些未經向我教部立案的僑校,因為學生不足,無法支持,現在受到港共金錢收買的誘惑,原因是那些左校聲名狼藉,他們需要利用其他私校「借屍還魂」。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教育當局更應對這些自由僑校多予鼓勵,使其能力挽狂瀾,不中港共之計,方是上策。

即令如教育部所稱:港澳保送僑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成績亦有懸殊,則教部為了水準劃一,防止流弊,事屬大公,原則上無可厚非,但在此原則下,仍有改善辦法可行,例如指定以本港中文中學會考成績為標準,凡若干基本科目成績在「良」以上的,始有保送資格,亦無不可,這總比現在的一筆勾銷,在情在理,都較為妥善。

我們知道,香港那些成績優異的僑生,他們可以考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到外國留學,並不一定要到台灣升學,但有了保送辦法,他們卻會基於榮譽心理,選擇後者,如我教育當局一定要把這種保送辦法取消,這祇能使自由僑校和「中華文化」受到傷害,對僑生升學是不會有多大影響的,但應指出,此舉必然牽涉到一個「因果」問題,這卻是我們教育當局不可不知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4日 星期日

略論有關振興粵劇的問題
--由港大召開「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說起

昨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了一項「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由港大馬蒙教授擔任主席,討論分話劇、平劇、粵劇等三組舉行,應邀出席的戲劇及教育文化界人士數十人,在港大及香港戲劇界來說,均屬破天荒之舉。其中粵劇一項,在香港地區具有代表性,而近年則有日漸式微之象,與會人士也提出了不少「復興」的意見,因此我們也想把這個問題提出談談。

戲劇為藝術的一種,粵劇源遠流長,為崑曲的流派,在近三四十年來,經過唱工、佈景等等「改良」,已明顯具有廣東「地方戲」的特色。愛好藝術為人類共通的天性,尤以戲劇、音樂為然,在香港四百萬人口中,粵籍居民估計超過三百萬,除了潮州人士外,其中「廣府」人士想也不下二百五十萬,戰前香港人口不足一百萬,也有幾家戲院經常演出粵劇,如照此人口增加作比例,則目前港九兩地起碼應有十家粵劇戲院經常演出才算合理,但現在事實卻完全相反,整個港九地區沒有一家粵劇戲院,現有的粵劇藝員,除各區街坊會演戲籌款,及新界各鄉週有慶典演「神功戲」外,平日難得有演出的機會。依此估計,粵劇藝員每年有戲可演的時間可能不超過三個月,這不僅對許多藝員生活為一嚴重威脅,即對粵劇前途也是一個可怕的陰影。因為現時的臨時組班為期甚暫,藝員排練戲劇,無法認真,能夠演出水準已屬不易,更如何能作藝術演技的改進,但無論如何,以香港粵籍居民的眾多,而粵劇的無發展機會竟有如此,這總是一個絕對反常的現象。

造成粵劇這種「厄運」的原因,照粵劇人士的看法,主要是由於缺乏固定演出的場所,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假如政府肯撥出公地興建劇場,這種基本困難便不難解決。但亦有人認為,粵劇受電視發展的影響極大,要想復興粵劇,問題殊不簡單。但以我們的觀感,粵語的戲劇電影近年已偏於武俠與神怪故事的畸形發展,雖有「粵劇」形式,但不能代表粵劇,此對粵劇稍有認識者,不辨自明。因此今天粵劇劇運的大不如前,實在尚有其他的因素,例如:

一、近年新編粵劇一般缺少了足夠文藝水準的劇作家及撰曲家,所撰歌詞類多俚俗不堪,缺少歌曲應有的「美感」,不僅遠不逮「京曲」,甚至連「潮曲」也相形見拙,以致一般婦孺外,無法引起知識分子的興趣,甚至還會產生一種「厭惡」的反感。這在粵劇藝術價值上,實在是個致命傷。

二、年來粵劇班過份側重一兩個「大老倌」,其他配角等於附庸,難有充分發揮他們表演的機會,而此等「大老倌」的薪金高於一切,使任何「班主」負擔均感吃力。復以「班底」太重,而戲院票價卻不能不顧及市民的消費,以致雖有全場滿座而獲利不多甚至還要虧折的現象,使到戲院商人,也祇好對上演粵劇敬謝不敏。

三、粵劇人才本已產生不易,復以前述這些因素的影響,學習粵劇的人越來越少,無法培養後起之秀,對觀眾產生一種新號召。

四、有等粵劇藝員演劇態度不夠嚴肅,戲劇最重製造「氣氛」,其感人之處亦在此,但有等丑角之流,每在一個悲劇高潮的場合,故意來些「爆肚」口白,或無聊動作,把原來氣氛破壞無餘,這不僅違反了「插科打譚」的原則,而且簡直是個不知所云的惡習。

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粵劇當前普遍存在的缺點,實有徹底矯正的必要。因此如要振興粵劇,便亦不能不要從下述幾點着手:

第一是首先提高編劇與撰曲之水準,此非有高級知識分子為之鼎力贊助不為功。基於這一原則,我們以為像港大這些學府,就應增設戲劇學系,設立各種劇藝社,讓學生實習編劇及撰曲,並經常公開演出,俾有以提高粵劇水準,而矯正人們輕視粵劇的觀念。此項學生初期也許不很多,但祇要樹之風聲,其影響是一定非常深遠的。

第二是「廣東音樂」與粵劇有密切淵源,現有的官私中學,亦應大力提倡「廣東音樂」,舉行校際比賽,並利用電視及廣播方式,多作公開表演,俾能蔚成風氣,作振興粵劇之一助。

我們知道,戲劇是社會教育之一環,其潛移默化之功,有時比正規教育還要大。粵劇對倫理尊卑之分甚有教育意義,而其有比平劇更能接近現代化和適合大眾化的一點,是它劇目可以推陳出新,亦可吸收若干西方音樂之所長,但卻不會變更其原來的特色。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有感於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要,則振興粵劇便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5日 星期一

論港大有左派「職業學生」活動說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一份刊物,頃向會員發出警告,當心滲入大學的左派學生散播共產黨宣傳。在最近出版的一期「學苑」會報中指出,顯然有若干學生係親共者,他們負有政治任務,而此係共黨滲透計劃之一部份。據提出該項警告的「學苑」專文稱:此等職業學生藉「學生運動」為掩飾,從事「販賣政治」的勾當。他們出版有一份「新香港大學」的刊物,以散播「毛澤東宣傳」。其內容大體上與共黨的整個「鬥爭政策」相符合。該文章並同時指出,有訓練的共黨學生也滲入中小學校,在許多學校中任「鬥爭委員」,進行顛覆活動。

港大有多少親共學生,他們所作的政治活動如何,我們是局外人,並不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港大學生有左派分子,有販賣政治的「職業學生」,這點卻不會使我們感到任何意外,反之,如說港大的傳統作風「不談政治」,因此也不會有左派學生,這才是「天下奇聞」。在事實上,共黨或其「同路人」向港大滲透也不自今日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以迄戰後,港大至少有兩至三個中國籍的左派分子在那裡擔任教席,他們當然不會堂而皇之的講授「共產主義」,但卻十分明顯的要把港大作為他們傳播左傾思想的溫床。這些教授或講師,雖然已在較早期間相繼退休,但在共黨的「一貫政策」下,他們如不能從師資之中找到合格繼承人,亦必在學生方面加強滲透,發展組織,藉以承受共黨要傳的「衣絊」。故如港大今天發現有左派的「職業學生」,不論人數多少,這都沒有值得驚奇的理由。

港大所以會被共黨列為必須滲透的目標,不僅因為它是香港的最高學府,無論學生的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內外的視聽,同時也由於港大重視「學術自由」風氣,這對共黨的展開活動或發展組織,都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在某種意義上,港大可說是英國維持其香港統治的精神堡壘,但照共黨的說法,「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所以他們也非設法攻破這個堡壘不可。

也許有人會問,港大是有名的「貴族學校」,而且學位不多,取錄嚴格,近年皆有人滿之患,這些左派學生從何而來?我們的答覆是,港府的教育政策雖以「不談政治」為原則,但卻不能阻止青年學生研究政治的興趣,而因香港至今仍然揹上一個「殖民地」包袱,更無法避免港大學生會研究這個問題。在各種主義學說中,攻擊殖民地最烈的是共產主義,如果港大學生對香港現狀有甚麼不滿,這就足以滋生他們「左傾」的思想。此其一。其次我們也知道,隨着近年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農工群眾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已愈來愈少人信仰共黨「階級鬥爭」的理論,這是一百年前馬克思寫共產主義時做夢也想不到的。可是許多不辨菽麥的富家子弟,他們和社會脫節,有改革政治的空想而不明近代政治經濟變遷的過程,所以他們反而容易給言偽而辯的共產學說所吸引,目前歐美國家就有不少這一類青年,香港當然不會例外。此其二。另一方面,在共黨對香港學校存心滲透之下,港大的左派學生亦有他們發育的來源。人們如非善忘,當可記得去年港共暴亂時,有若干教會學校、官立或私立英文學校的學生,以「反奴化教育」為名,大演其「鬥爭港英」的活劇,其中有某官立英文中學的一位「高材生」,因與警察衝突被拘捕,更在法庭上與主審法官作「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且寧願被判入獄也拒絕由家長簽保,這一類學生,其本身就具備有順利進入港大的資格,以此青年為例,其他學校左派學生透過考試途徑而升讀港大的,即使人數不多,恐怕也不會太少,且亦可以說,祇要有港大存在,和港大的傳統學風一成不變,那就始終無法關閉左派學生的滲透之門,因為祇要學生們能夠應付港大所需的入學水準就行了。此其三。有此三點,可見港大左派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正是遠因近果,兼而有之。

或者又有人說,為甚麼那些官立或教會學校,也會產生左派學生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學校平日對學生並無切實的管教,有些表面行藏不露而事實與共產有關的教員,就正好利用學校不管而他們卻容易和學生接觸的關係,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某些學生誘到左傾路上去,如果任何學校有了這些左傾分子的潛伏,則先生思想影響學生心理的結果,某些青年會由此變成左傾學生、職業學生,實不足異。

照香港共黨現在的處境,他們利用工人已告失敗,自必轉而加強利用學生,作為其政治鬥爭的張本,因為學生社會關係簡單,又無家室之累,不必依賴共黨經濟的照顧,這種材料,無一不合於共黨政治鬥爭的要求。因此,今天港大如何應付此等左派學生的挑戰,這對港府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0日 星期二

對中學會考改制問題的檢討
--設法提高香港中學生的中文程度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多年來存在着的香港「中學會考」問題,自教育當局宣佈改制後,各方反應不一,但對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及格文憑」這一項措施,卻甚為許多私立學校和學生所歡迎,因為以前的中學會考制其弊有二:一是「五科及格」和「分組方式」,考生如要獲得及格文憑,必須在同一次考試中,獲得英文一科及其他四科及格,而這四科又至少包括在兩組科目中,每組至少有一科及格,以致有些考生雖然獲得五科或五科以上的及格,但如不能符合「分組」標準,仍然無法獲得「及格證書」;二是考生如果不幸名落孫山,得不到會考文憑,不僅升學沒有希望,可能連就業機會也受到扼殺,因為他無法向僱主證明,他是受過中學完整教育的。其中還有最不公平的一點,是有些考生儘管中英兩科和其他科目都考試及格或者優良,但如理科(包括數學、生物、化學等)不及格,其他成績便化為烏有。對考生來說,這種淘汰辦法實在過於殘酷,且亦不近人情。也因此,在每次中學會考放榜之後,那些「榜上無名」的考生,其所受精神打擊決非典試當局所能想像。而照近年的應考人數和及格人數作比例,及格的考生名額通常不超過應考人數的三分之二,這亦即是說,每年總有三四千人在一次會考中被淘汰。這許多不幸的青年,由於不堪挫折而憤世嫉俗者有之,甚至因此而演出「厭世輕生」悲劇者亦有之,這實在完全違反了中學設教的宗旨。現在新的會考制度改用「各科成績表」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總算把這種錯誤矯正過來了。

但是,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在消滅「及格」與「不及格」的分別上,雖然不失為新會考制度的優點,但對考生的升學就業是否有所便利或幫助,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檢討的問題。如連日本報發表文教界人士李會桃所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就是屬於一項可供討論的意見。就我們所知的事實,在新會考制度下的考生,雖然可以避重就輕的選考若干科目,而對不及格科目(據說用「E」字以下作代表符號),亦可獲得下年補考的權利,但在考生的升學途徑上,卻沒有甚麼「利益」可言。例如,現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已經有一項無形規定,即是祇有英文中學的學生,才可報考香港大學亦可選考中文大學,但中文中學的學生(包括官立學校的),卻祇許報考中文大學,而中文大學卻必須中英兩科都達到合格標準才予錄取,如果有任何一科不及格,那是根本沒有機會的。又如考生有志到台灣升學,這更要中、英、數三科及格,任何一科不夠水準,這也不會有被錄取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如果考生志趣不在升學而在就業,但如所考的及格科目是屬於聖經、家政之類,則在僱主心目中,這些都是不切實用的科目,除了「敬謝不敏」外,大抵也不會有「破格錄用」的雅量。這亦即是說,縱然新會考制度可以給考生消除「不及格」這個恥辱的烙印,但如考生趨易避難,不從主要的科目用功,這還是足以貽誤終身,受害不淺的。

李會桃氏這次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顯然是針對上述各種問題而發,頗有補缺拾遺的意義。但我們衡量當前現象,「全面會考」能否獲得大多數學校和學生的支持,未經廣泛諮詢,恐怕也不易找出結論。因為事實上,現在的中學課程本已相當繁重,許多中學為了便利學生升學,在四年級便已將文、理分科,這種趨勢既成,如果一旦實施「全面會考」,將有不少學校提出反對。另外還有一個政治性原因,是過去港共陰謀煽動的學潮,原是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為了不使他們有挑撥青年的口實,這也是一個不能不加考慮的因素。因此不得已而思其次,我們認為,為了保證中學生對中、英文程度有一定的水準,把該兩科列為「英中」與「中中」的必考科目,這不僅是事簡易行,而且也有必要的。

關於中文效用應與英文等量齊觀的事實,不僅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如果青年學生對中文認識不多,像現時許多中學會考及格生連寫一封普通中文函件也感無從措手的毛病,無論對他本人或社會關係,都決不會有何好處。尤其在各方熱烈要求將中文規定為「法定語文」之一的趨勢下,更不容許青年學生有任何輕視中文的心理。昨天消息傳來,英國的教育與科學部和蘇格蘭教育部所發表的「現代語文研究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書,就公開承認由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未來角色日趨重要,故研究中文亦應列於最優先的地位。據悉,該報告書提議各英國大學之間應該合組一所中文學院,設有中文系的六間大學現正研究這一項建議。準此以觀,香港中學教育必須重視中文,從而提高在學青年的中文水準,這也是無待煩言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美國削減經軍援外預算

美國國會日前通過由今年七月一日開始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度的援助外國撥款法案,或稱「援外預算」款額為二十二億九千五百萬美元,業已送交美總統簽署,這可說是自一九四八年開始實行援外計劃以來最低的數目。

在過去二十年當中,美國援外撥款最少者是一九五七年,但一九五七年的數額尚達二十七億美元,本財政年度則不到二十三億美元,比一九五七年還要少四億餘美元。

美總統最初要求的本財政年度的軍事經濟援外撥款總額,本來是三十二億三千萬美元,惟遭國會大事削減。雖經美總統及國務卿等迭次力爭,認為倘若不予依照原案通過的話,勢必大大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妨害美國保證自由世界安全的努力云。惟國會方面,則以「美國財政處境非常困難」為由,節約的浪潮洶湧膨湃,堅持削減。就中尤其是眾議院,幾乎「錙銖必較」,一點也不放鬆,主張削減百分之三十一,約十億美元;該院通過的數字,一度低至二十一億九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只因參議院通過者為二十七億三千萬美元,最後經過兩院折衷,謀取協議,才定為二十二億九千五百萬美元。

誠然,這裡所謂援外預算,並非援助外國的全部。如所週知,對於南越的援助,即不包括在內。對於越南的戰費及對南越的軍經援助等等,總數接近三百億美元,比較上述的一般援外預算,超過十倍以上。美國的對外負擔是很沉重的。

同時,在今年最初的九個月期間內,按照季節調整的數字計算,美國今年國際收支的赤字,本來只有二十五億四千五百萬美元,但是由於政府繼續增派軍隊赴越,民間不斷投資海外,及美國人出外旅遊的消費增加等等關係,據華盛頓消息靈通人士最近估計,美國今年的國際支付逆差,可能達三十億美元到三十五億美元,接近一九六〇年三十九億美元的最高紀錄云。果如所言,則與去年的逆差十三億五千七百萬美元比較,幾乎增至三倍;殊屬驚人。當此英鎊貶值之後,美元遭受重大壓力,以致發生黃金搶購潮;雖獲自由世界的大多數國家合作支持,惟非多方設法,加強努力,減少美元的外流不可。

在美國國會通過的二十二億九千五百萬美元的援外撥款中,約有十九億美元是用於經濟援助(和平部隊一億一千萬美元,援助國際難民,援助沖繩及對第二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投資四億七千三百萬美元等亦包括在內);約有四億美元是用於軍事援助。受經濟援助的國家為七十四個,受軍事援助的國家為三十四個;「粥少僧多」,各國平均□□□□□□□□□

以軍事援助的部份來看,在四億美元當中,據說約有四份之三,即三億美元,給予南韓、泰國、中華民國、菲律賓、土耳其、希臘、伊朗等接近中國大陸或蘇聯的國家。南韓及泰國因為派遣逾萬兵力赴越參戰的緣故,獲得較多的援款,作為「補償」;其餘各國所得者就較少。至於距離中國大陸或蘇聯較遠的國家,它們所獲的軍事援助更微乎其微。

美國本財政年度援外預算表面上雖二十二億九千五百萬美元,惟美國達近年早已決定了一項原則,這就是在援外的總額中,必須有百分之七十為實物或向美國購買。因此,美國在援外計劃項下可能流出國外的美元,不過七億美元左右而已。美國如恐美元外流的數額過鉅,儘可提高其援外方案中實物所佔的比率。美國生產力龐大,實可增加對外援助,計不及此,未免失策。

病床與醫生

醫務衛生副總監韋璐醫生最近在市政局週年辯論會中揭露,一九六四年時,本港每千人口有病床二點九一張,現每千人口已有病床三點六〇張,即增加了三千四百張,增加的數目每年超過八百張,目前,由政府或政府補助機構建造中的病床有二千九百張,準備在今後兩年啟用。

香港醫療設備的缺乏,多年已成一個重要問題,經過醫務衛生署在這幾年來的積極建設,病床的缺少,雖然距離全面需求還遠,但如韋氏所說,在不足四年內,本港各醫院的病床總數已增加百分之六十,亦可算相當令人滿意的成就。也是醫務衛生署努力的成就,值得市民感佩與讚譽的。

但另有一個問題,嚴重性不下於缺乏病床,且有變本加厲之勢。這即公立醫院欠缺醫生,不祇招之不來,且留之不住。港府發言人最近承認公立醫院缺乏醫生,目前有八十八個空缺,當局還需要更多醫生,以減少現任醫生的辛勞。

政府醫院有才難之嘆,因素當然不祇一端,除了港府發言人推斷待遇與工作環境不能改善,主因還是香港根本仍缺少有資格的醫生。這情形不從速補救,將來縱使醫院林立,將亦得物無所用。

但補救談何容易,在十年前過去一段時期,這情形不如今天的嚴重,實有賴於中國大陸醫生來港調劑,但他們已考得在港執業資格的,不是自行懸壺執業,就受聘公立醫務機構,其餘他遷的他遷,改業的改業,這來源已枯竭了。

外地具有資格來港執業的醫生,願來港行醫的為數少得可憐,剩下來唯一可靠的來源,祇有香港大學醫學院,但它將學額擴充後,每年產量不過約八十名,縱全以補充本港公立醫院現有的空缺,尚微嫌不足,將來再擴充病床之後更有捉襟見肘之象。

想使公立醫院留得住醫生,應付未來的需要,除了考慮改善他們的待遇,同時祇有擴大港大醫科學額,且資助青年赴海外攻讀醫科,而以回港服務為交換條件。

(XXXX/□□:文字丟失)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3日 星期一

從設立中國文化研究所說起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李卓敏博士最近公佈,香港新近設立的中國文化研究所乃在大學階層中的創舉,其他地方雖有同類的組織,但香港的研究所卻有現代文化研究及與東南亞關係研究的兩部份。李氏透露該研究所共分七個部門,可以說是完全包括中國文化各方面的研究。各部門已有聲望甚高的專門人材主理。該研究所的工作經已開始,特別是編撰一本新的中文字典,定三年內完成,由林語堂教授主理。此一新字典將成為中英學者的主要工具,已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另一工作則為中國與越南及鄰近國家關係的研究。尚有其他計劃工作,如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中國方言考及中國現代經濟史等。這一研究所不獨可以吸引世界各地著名學者來港研究,而且將來可派遣本港學者到外國與專修中國文化學者共同工作。該研究所目前的目標是出版其學者的發現,可協助世界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的七個部門,分古代,中古及現代史,與東南亞關係,中國語言學,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思想史,現代文化之研究等。

本港有此一個中國文化研究所,可以說是一個對中國文化重大的貢獻,以香港為中心,更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對於中西文化交流,將有不可預測的影響,這是我們引以為榮的事實,不能不歸功李卓敏博士的高瞻遠矚的卓見。從前有人提倡設立中文大學時,往往被人認為是多餘之舉,且有人主張在香港大學內附設中文系則足以應付香港的需要。現在事實證明,中文大學的設立,不獨增高香港的學術的地位,而且使香港成為中國文化研究的中心,這是出乎一般人意表者。聞說這一研究所的建築費是由本港熱心人士所捐助,這更是難能可貴之舉。然而該所每年所需的經費,將達五十萬元之鉅,但我們相信這樣的經費當然會獲得本港人士的資助。中文大學的擴展,是將會逐年增大,更需各方面人士的慷慨支持。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設立,確如李卓敏博士所言,中文大學踏進一個新的里程碑,前途是無可限量。

香港向以商業著名於世,現又以工業為世所知,如將來能以學術見著一時,香港地位的提高是必然的事實。若能如是,東方之珠的美名,名符其實了。然而我們要特別注意,香港能否吸引及保存其人材不向外流,這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及早研究。香港社會的安定是我們最關切的問題。維持社會安定的要素是要有良好的政治。在過去數月來,我們會感悟到社會改革的重要,或許我們亦會覺悟到政制方面亦須有改進的必要。

在文化方面,香港可以說是一個荒漠,除了兩間規模頗具的大學之外,我們沒有任何的文化機構是值得我們驕傲的。美術館,博物院,圖書館,科學館及文化館的設備,尚付闕如。我們認為政府與社會人士都應當檢討一下,我們在文化方面確實未有做到任何工作。香港富有之家大不乏人,從前曾有許多先進前賢慷慨捐助教育基金甚多,如現在能見到香港文化的低落,而亦追隨先進,慷慨捐輸,香港大可以在數年間,真正成為文化之邦,而對後代是造福無量的。我們謹向社會人士呼籲,請求盡力支持本港文化教育的工作,使香港成為更圓美的地方。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5日 星期一

我們大學生的優良表現

香港大學學生會,日前首次為本港慈善機構籌募經費而舉行之嘉年華會,獲得圓滿進行,成績超過意料之外,實為一件香港有史以來港大同學之光榮事蹟。查該嘉年華會曾經籌劃歷時六月,而其表現則有獨特之處,非與其他籌款游藝會相同,可見得近日港大同學是有其創作性的表現,而非一班僅知讀書及考取學位的學生。

此次嘉年華會舉行之目的,據報章上所載,一係為本港慈善機構籌款,此舉一方面表達港大學生對社會人士栽培的謝意,另一方面藉此鼓勵港大同學更活動地廁身社會,作社會有建設的一。其二係使港大學生有機會與社會大眾融聚一堂員,共享其樂。但同時在嘉年華會舉行最後的一個節目,就是在晚舞會上,更別開生面,選舉首屆香港大學小姐。選出的港大小姐,將前往東南亞各地作友好的訪問,作為香港的學界大使,俾東南亞對香港的印象更進一步的認識。

這個一舉數得的嘉年華會是值得我們讚揚的。港大同學有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偉大觀念,而能在求學時期分神去付諸實現,確是難能可貴。希望這一種偉大精神,能夠長久地深嵌在各同學的心中,將來在社會服務時,不斷表現出這種精神。此次嘉年華會所表演的節目,所供給的游藝,也是具有相當的意義,例如其禮育表演,具有提倡體育的重要性,其他則有文化的價值,生產的鼓勵,教育的興趣等。這些並不是只顧有新奇玩意,而是一種推進文化的運動。選舉港大小姐的一個節目,如上所言,具有特殊的用意。其選舉的標準,並不是以貌取人,而是以才為重。港大小姐將來的友好訪問,增進東南亞各地人士對香港印象的善意,是今日世界和平使者必須完成的一個舉動。港大同學能有如此理念,值得全港人士一致的喝彩稱道。

嘉年華會雖然是首次舉行,有此成績,港大同學的辛勞籌劃,不致徒然,堪以告慰。除嘉年華會的新穎表現之外,我們不能抹煞港大同學在以往所推進的各種服務社會的事工。其基督教團契的暑期服務,其他同學協助鄉民興建工程,個別學生團體派往各慈善機構義務協助,歷年來表現出其優良精神,是應予讚頌的。我們盼望港大同學在學生會領導之下,繼續加緊努力,擴大其對社會服務,加強對貧苦大眾之關懷,新猷疊出,俾同學能有機會為香港市民服務,令全港人士對港大學生的印象,更有深澈的認識。

除提及港大同學的豐功偉績,我們不能不同樣稱道中文大學同學的重大事工。中文大學自開辦以來,一向注意學生對社會的服務。在暑期中各種服務組織及行動,在報章上曾屢見其表現,可惜不大受人注意。我們謹向中文大學同學們致意,特到指出他們那種沉着的服務,是已經為社會人士所欣賞,而不一定要標奇立異,才會令人稱道者。我們盼望中大同學繼續擴大其服務工作,社會所蒙受的影響,自然會因時而表現出來。

此次港大同學的表現,給我們一個良好的印象,開放我們的眼目,使我們見到本港的大學學生,都是有新見地的有為的青年,是將來社會的柱石,我們對於造就此等青年,應更加積極,我們對我們的大學應更盡力支持,俾他們能獲得充份的設備,足夠的經費,去教育更多的有服務精神的人材,這是將來社會的福祉,我們盼望全港人士不要淡然看之。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0日 星期三

香港醫務衛生之進步與成就

香港醫務衛生工作近年來之偉大成就與不斷進步,當然有多種原因,香港政府重視醫務衛生一也,香港政府不斷增加醫務衛生專款二也,政府醫院與所有醫務衛生機構全體工作人員,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員努力工作,廉潔奉公,力求改進三也,全港市民明白醫務衛生行政實際情況,充份與醫務衛生機構及全體工作人員合作四也,擴建政府醫院,增設醫務衛生機構,採取最新儀器設備五也,不斷的提高工作效率,為市民忠誠服務六也。

有此六大原因與事實,不但全港市民對本港醫務衛生之進步與成就感到莫大之鼓舞,就是海外人士,世界醫務衛生組織及歷次舉行的國際醫務衛生會議,都給予香港好評與讚揚。

然而統籌兼顧,領導指揮,一心一德,為市民為社會工作,而夙夜匪懈,廢餐忘寢,方能獲致上述之成就者,就是醫務總監鄧炳輝一身當其重任,一身繫其榮辱,一身歷其艱苦所得到之成就。站在香港市民立場,本諸就事論事的態度,我們應該大大讚揚醫務總監鄧炳輝,他的忘我之努力,艱苦之奮鬥,無一不是為香港市民幸福着想,無一不是為了辦好香港醫務衛生着想,鄧炳輝總監本人也許不在乎,但市民給予鄧炳輝總監之讚揚與衷心之欽佩,鄧炳輝總監應該當之無愧。

鄧炳輝總監是中國人,正因為是中國人,自然更能認識香港華人社會的實在情況,更清楚貧苦大眾之處境,對四百萬市民更富於愛心與責任心,鄧炳輝總監是學者,是卓著的醫生,正因為是學者與醫生,自然有其廉潔奉公,光明磊落的人格,自然有其存心濟世,救苦救難的品性與志向,在其領導下的醫務衛生處,公立醫院及大大小小的醫務衛生機構,在組織與行政上都受其此種優良品格與高度效率辦事精神之感召,用能不斷的加強,不斷的進步。而所有機構大大小小的工作人員,上至行政人員,醫院院長,下至臨時僱員,雜役司機,亦同樣受其此種優良品格與高度效率辦事精神之感召,無不勇於任事,廉潔奉公,所以我們說,鄧炳輝總監多年來之努力,已奠定了香港醫務衛生進步與成就之基礎,其繼續之努力,與未來更大之貢獻,正是全港市民所引領企望的。

誠然,香港醫務衛生在進步與成就中仍有不少困難,有待解決,例如政府醫生缺乏,據說,政府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有逾百名醫生之空缺,此種情形如何解釋?據一位政府發言人稱:這是由於政府沒有改善業已過份辛勞的醫生待遇及工作環境所致。他承認在今年,至目前為止,有五十八名政府醫官辭職,同時有五十四名醫生加入政府醫院服務,而目前政府醫院有八十八名醫生空缺,除上述空缺外,政府還需要更多醫生應用,使過份辛勞的醫生有休假時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知道鄧炳輝總監已努力從治標治本方面尋求辦法,治標是盡可能調整政府醫生的待遇,但這是牽涉到整個財政預算案之編訂的。治本是多方面訓練醫生及醫務衛生人員,香港大學醫學院不斷的改進,便是適應這個要求而發的,而市民在明白政府實際處境之後,亦再三再四希望香港醫生與醫務衛生工作人員,一本為市民服務之志願,一本公爾忘私之精神,即使個人經濟收入稍為減少,即使工作稍為艱難,亦要參加政府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之工作,協助政府應付困難,才算是盡了市民的責任。但是四月份的英國醫藥雜誌,卻採取了與香港市民相背的態度,勸告英國醫藥協會會員,由於不合理的待遇與工作環境,應該拒絕政府的職位。香港市民看了這種論調,試問有何感想。當然,際茲艱難時會,我們論事論人,都是以香港利益為大前提,人人都是香港市民,應不分國籍,但事實俱在,香港市民之希望如此,政府之困難如此,但英國醫藥雜誌之論調如彼,身為醫務總監的鄧炳輝,主管其事,歷任艱難,對此能不低徊嗟嘆,痛心疾首者幾稀,這是我們所衷心同情的。

最近,中秋節之前,香港中外銀行,凡與市民接觸及有業務關係之政府機構,其主管均公開呼籲市民,千萬不可送禮與其屬下人員。

鄧炳輝總監亦呼籲市民協助醫務當局,制止醫院之低級職員索取個人之服務報酬,鄧炳輝總監說,醫務當局不斷接獲申訴,謂政府醫院之低級職員向病人索取服務報酬。任何職員向任何病人索取款項以為個人服務之酬報者,將受懲戒。鄧炳輝總監又謂:任何政府醫院院長均樂於接受秘密之事實投訴,使彼能制止此項惡劣行為,因此務請病人及其親友不可給予金錢或物品與任何公務員作為個人之服務報酬。鄧炳輝總監這一番話,其積極意義是澈底清除足以助長或引起醫務衛生工作人員可能之貪污或惡劣行為之因素,及盡可能清除可能有的極少數的所謂害群之馬,以表揚絕大多數或全體醫務衛生工作人員勇於任事,廉潔奉公,各守本份為市民服務之美德,用心良苦,態度至為公正。同時亦含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之意思,絕對不是說香港醫務衛生工作者流於貪污或行為惡劣。可惜鄧炳輝總監這一番話。竟為極少數外國人士所誤解,將其談話斷章取義,一口咬定政府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人員貪污,工作效率低落,一口咬定醫務衛生處組織散漫,不足以領導醫務衛生機構,此輩極少數外國人士,用心何在,我們不願推測,但大家本着愛護香港,特別是本着維護香港政府尊嚴的最高原則,我們實在未敢苟同他們的說法,他們的說法可能未能明瞭實際情形,將呼籲市民不要給予金錢或送禮屬下人員談話解釋為屬下人員貪污,實在並不適當。奉勸此輩極少數外國人士到移民局、稅務處、工商處或其他政府機構看看,都懸掛極為當眼之佈告,提醒市民,如認為該機構工作人員工作效率不好,或沒有禮貌,或發現貪污等事實,希望市民立即向所屬機構主管告發。我們可以憑此佈告而說政府所有機構的人員都是貪污,都是工作效率不好或者沒有禮貌嗎?當然不能的。所以,我們站在市民立場,站在維護香港政府尊嚴立場,義無反顧,必須為鄧炳輝總監及其屬下之醫務衛生處、政府醫院及其他醫療機構人員聲辯,不同意此輩極少數外國人士的錯誤說法,維護全體醫務衛生工作人員的榮譽,以增強他們工作的信心,為全體四百萬市民服務的精神。我們認為此輩外國人士的錯誤說法,並不會損害醫務衛生機構工作人員一絲一毫,但可能損害香港政府之尊嚴,損害四百萬市民之信心,其後果是殊堪憂慮的。

不管是外國人士或中國人士,凡是居住香港的便是香港市民,香港市民應該明白今日是什麼時候,動亂事件未了,官民處境艱難,政府各部門工作人員與全體市民,正在加強合作,夙夜匪懈的來應付當前的艱難,以奠定香港安定與恢復繁榮之基礎。在這大前提下,我們不是不主張批評政府施政,但應該事事講求實際,處處顧全處境,從正面的,積極方面批評政府施政,發揚政府施政的優點,以加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貢獻具體辦法,以補政府施政之不足,從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都不能離開這個大前提。如鄧炳輝總監深得民望,雄才偉略,努力任事,公爾忘私,一心一德為市民、為政府做事的公務人員,我們只有讚揚他,鼓勵他,支持他,愛護他才是道理。若反乎此道而行,一定不會有好效果的。全體市民乎!現在是我們進一步團結合作,進一步冷靜堅決,進一步忍辱負重以應付艱難的時候,而來日方長,凡屬市民,都要有此信念,本此決心,以臨大事,共渡難關也。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31日 星期一

香港的青年問題
--當局應該迫切予以正視

過去三個月之中,香港四百萬居民度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日子。一方面是大家手携手的團結抗暴,為社會的安寧和自身的安全而奮鬥,抵抗左派暴徒的野獸行為;一方面從許多現實場面中,吸收經驗和教訓之餘,逐步認識清楚,過去我們對若干存在着的社會問題,未曾加以正視。由於左派策動暴亂的結果,使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愈趨明晰,同時也愈呈尖銳化。痛定思痛,我們應該及時採取步驟,謀求補救。青年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問題的重要性,無須費辭解釋。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永遠是隨時存在和隨時需要解決的。港府當局以及社會團體,對於這個重大問題,過去也曾有過不少的努力,可惜成效未大。原因是過去所有的努力,缺乏有計劃和有系統的發動,所觸及的僅是青年問題的表面,而不是它的實質。祇要舉出一項明顯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如果我們對青年問題已作實質的解決,少數港九青年就不會被左派利用,甘心接受左派暴徒的驅使而去殺人放火,幹出毫無人性的行徑。

共黨一向就利用青年,為他們流血犧牲。中共對此,更是「經驗豐富」。左派分子深知港九的工人力量,微不足道,要「鬥垮港英」,無異螳臂擋車。四十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甘與左派為伍的最多不過十分之一。拿左派發動的所謂「聯合罷工」為例,此地左派揚言參加的有六萬人,北平則說五萬人,足以證明他們不僅對自己的「力量」毫無信心,而且俱在玩弄數字,以少報多。因此,左派分子在其陰謀遭受一連串的挫敗之後,決心動用他們手上所僅餘的第二種「鬥爭資本」--青年學生。中共的「人民日報」,甚至公開鼓勵此地左派分子,「組織廣大青年學生,投入戰鬥」。觀於六月中旬以後港九所發生的大小暴亂,不少青年已被左派威脅利誘,參加暴行,證明左派今後可能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煽惑青年,為他們流血坐監。這事從幾間被圍搜的左派學校中,搜出大批致命武器和煽動性宣傳品一事,可獲進一步的證明。特別是際茲各校正放暑假,學生空閒無事之時,左派將加以利用,擴大暴亂,我們對左派這一毒計,尤須注視。

港府當局若以急起直追的毅力,致力於青年問題的逐步解決,時不為晚,仍有可為。解決青年問題,要從三天方面下手:一是教育機會的普及;二是就業的切實協助;三是康樂活動的適當安排。就教育機會而論,我們無法諱言,能受學的與不能受學的青年,數字可能差距甚大。港大與中大,學位有限,僧多粥少,這班無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他們能對現狀無反感嗎?至於中等教育,年來官校雖增,但升中試一關,使不少學子望官校而興嘆(今年升中試參加學生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名,及格的僅一萬一千零八十名)。私校學費高昂,非一般升斗市民所能擔負。凡此事實,都是當局必須加以考慮而應設法覓取解決之途。須知青年見識無多,心如白紙,一遇打擊,易懷仇意,彼等發覺教育機會被剝奪時,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至於協助就業問題,社會福利署和其他社團,年來已有不少努力。大學畢業生就業較易,最困難者莫如高中學生,特別是會考不及格的,因大小公私企業或機構,僱用條件大多數是必須持有會考及格文憑,會考落第的學生幾乎全被擯棄。這一點,說明會考制度的存廢,的確值得重新考慮。例如最近公教團體發動的暑假交通服務,學生擔任電車售票工作,表現極佳成績,這種短期性的青年服務,今後似仍可擴大推行。

上述種種,俱屬解決青年問題的長遠計劃。不久之前,有識之士曾欲請當局,設置部門,專責辦理青年事務。這一建議,若以目前情勢而論,頗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就是不甘再繼續在左派學校肄業的學生,今後如何安插。這班學生的決心離開左派學校,有的是受家長勸諭,有的是自我覺悟。他們過去雖受過左派毒素思想的教育,有的甚至可能參加過左派的暴亂,如今大徹大悟,立志新生,他們仍是我們這個法治社會的基幹,我們不能對他們加以歧視,他們的教育機會更不應被剝奪。教育當局應該作出具體決定,擬具方案,把他們分別轉讀他校。這件事,非常迫切,必須儘快進行,否則,這班離開左派學校的學生,面臨無校可容之時,可能再度誤入歧途,為左派利用。

總之,港府當局在除暴工作日獲進展之際,安良工作便必須同時展開。特別是青年問題,最為迫切。香港廿一歲以下的青年,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誠如「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指出:「本港必須對今日的青年,作主要和重大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