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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3日 星期一

毛澤東向大陸青年開刀!
--分析毛酋「最新指示」的陰險作用

中共「人民日報」昨天以顯著地位,刊出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該報未發表之前,「新華社」於前天先行發出一則電訊,予以預告,證明毛酋對其「最新指示」何等「鄭重其事」,也可以看出類如這種行動,完全是毛在事前經過周密安排而採取的。

所謂「最新指示」講的是甚麼?原來是說:「甘肅省會寧縣的『長期脫離勞動』的居民,紛紛遷居至農村落戶。這些居民說:『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麼一定要住在城裡吃閒飯,靠別人養活?』」「人民日報」除了對此大事「捧場」之外,於是搬出「毛主席」這塊「神位」而畫蛇添足般的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在未進一步對這件事加以論列之前,我們要說明所謂「長期脫離勞動」這六個字,在共黨語彙裡所含的意義。否則,我們就無法了解毛酋「最新指示」的內涵了。

共黨自稱是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宣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會有失業者。祇有資本主義的國家,纔有失業。可是,共黨向來是以說謊起家,不論是蘇俄、東歐和大陸中共區,失業者到處都是,共黨為了掩飾,於是「發明」了「脫離勞動」這四個字,用來代替失業,而所謂「長期脫離勞動」,即是說長期失業者。「人民日報」的報導,不啻是公開承認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失業問題不但長期存在,而且現已日趨嚴重。失業就是勞動力的虛耗,換言之,中共的工農生產儘管天天自我吹擂「超額完成」,實際是扯謊。「人民日報」自揭瘡疤,也許是潛伏在內的「走資派」故意搗毛的蛋吧!

毛酋把失業者逃亡到農村謀生這件事,與知識青年下放聯繫起來,表面上似乎是強詞奪理,實際上是毛的有計劃陰謀。因為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經濟難關,是農業生產的全面銳降。造成這一危局的主因,則是農村人口的流向城市,產生了大批「失業軍」。農民奔向城市,就是他們對毛的殘酷剝削的報復,特別是自所謂「文化革命」以還,農民對中共政權的仇視心理,空前強烈。一個偏僻的甘肅會寧縣情形已如此嚴重,其他大城市的失業問題,可能已接近「爆發點」。毛可以利用槍桿鎮壓反毛分子,裶除異己,但面對千千萬萬的失業者,可能束手無策。這一情況如果無法打破,毛政權就要面臨崩潰邊緣。

知識青年問題是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毛可以運用政治和軍事雙管齊下的恐怖整肅,把反對者加以個別芟除;但以此施諸青年,就難收成效。毛對青年,一向是採取懷柔政策,加以驅使。青年對政治認識一無定見,而且血氣方剛,經不起甜言蜜語的哄誘。在「長征」時期,青年被中共編為「小鬼隊」,專門刺探軍情,為共軍作特務。在延安時,青年被關入「陝北公學」和「抗日大學」,受中共毒素的灌輸。一九四九年時,青年又被編入「南下工作團」,作為中共渡江後南攻的先遣砲灰。「文革」開始後,青少年復被拉入「紅衛兵」的行列,為毛澤東殺人放火。所有上述的中共驅使青年的方式如出一轍,在使用價值發生貶值或無存時,它就把青年當作代罪的羔羊,此因青年多了一次見識,就增多一番閱歷,隨年齡的遞增,他們逐漸了解到中共對他們並不是「培養」或「扶植」,而是希特勒對付德國青年方法的翻版,在利用之後,便加以拋棄。經過「文革」場面的青年,他們的心理感受就是如此,而毛要求他們下放農村,則是針對青年的不滿,用把他們驅逐到農村去的毒計,分散青年的聯合。這就是毛為甚麼要借甘肅會寧縣所發生的一件小事,乘機加以運用,希圖藉此解除青年「造反」的嚴重危機。

在毛澤東未發出這一「最新指示」之前,中共曾發動城市中小學交由工廠辦理,而「公辦」小學則下放到農村生產大隊。這一措施一直無法推動,本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曾坦白承認,因為教室、桌櫈、師資和經費的「四大皆空」,困難極多。工廠和生產隊辦學的企圖,無非是毛澤東想試圖把青少年交由工農幹部「改造」,而後予以控制。現在既發覺此路不通,他就喊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盡驅大陸城市青年,充軍到農村去,使他們與反毛鬥爭最尖銳的城市隔離,失去作用。

這件事顯示甚麼?一是毛在揚言「文化革命基本上已獲勝利」之後,劉少奇一系人馬雖然暫時「蟄伏」,而繼續出現的敵人,卻為數尤眾,失業者和對毛幫不滿的青年,就是現階段與毛「針鋒相對」的「敵人」。二是受中共利用的青年,在其經毛酋敲骨吸髓以後,就會被他視同「廢物」,千方百計要將他們驅之戮之。香港受港共利用的青年,對此應該引為殷鑒,儘早與港共斬斷關係,否則就無法自救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18日 星期二

港府確定中文為第二官方語文
--這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

將中文列為香港第二官方語文,這是香港市民的一項迫切要求和願望,現由輔政司通令港府各機關,對公眾文件須一律採用中文,已使中文作為官方第二語文的地位,成為合法化。據悉,港府此項決定,係由港督戴麟趾爵士於本年二月在預算案辯論會時作出表示,政府將盡可能採用中文,俾與官方語文的英文一視同仁,無分眕域。最近副輔政司克拉克在一份通告上告知所有機關首長說:為公共利益計,收到中文信函時應用中文答覆,最低限度亦應附以中文譯本。有關之姓名或敘述,應用中文以免被誤會。在輔政司該項通告中,各機關首長已被通知,所用中文不要超過中學程度。各機關所有通告、表格、文告等,皆須用中文,其不使用此種文字,不論有何藉口,輔政司將絕不寬恕。

港府此項決定是一項極其明智和使人大感欣慰的決定,因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使用中國語文的華人,在中文被確定為第二官方語文後,將可減少許多官民隔閡,和消除了某些人們認為港府「重英輕中」的不平心理。這在港府力圖增進官民關係的今天,此舉比許多措施都事簡易行,而又符合實際。這道理很簡單,港府公務員中大部皆由華人出任,他們擬寫中學程度的中文文件,應該不成問題,如果一時書寫不來,祇要施以短期訓練,也沒有不通之理。在另一方面,華人絕大多數都習慣使用中文,他們過去怕與官方接觸,大多由於英文的阻力,現在這種阻力宣告消除,他們可以直接閱讀官方文件,了解官方的各種措施,自然也就減少許多官民之間的誤會,這在溝通官民情感作用上,不管現在或未來,其價值都是無可計算的。

又據我們所了解,現代應用的中文,都是一般常用的文字,絕無「古典文學」的色彩,祇要具有中學生程度,就可以書寫和認識。譬如美國設在亞洲若干地區的使領館,所設訓練中國語文的課程,很多美國人學習一年後,便可講流利國語,第二年便可閱讀書寫一般通順的中文,原因就是現代中文事實並不艱深難學之故。這次輔政司通令港府各機關於公文上採用「摘由」,我們以為,為了增進效率,並可參考台灣公私機關現行的辦法,盡量採用中文打字機代替書寫的人力。由現有事實得到證明,一張文件由中文打字機打成,除了美觀,還可有多繕複本和易於歸檔存查等便利。此項中文打字機有中國、日本和美國華人的製品,對於常用中文的機關,是一種最好的幫助。這種中文打字機使用並不困難,學習也比英文打字機容易上手。如果每個機關購備一至兩副,指定專人負責,則中文文件可以迅速發出,而又花錢不多,實在十分上算。同時,為了協助某些英籍官員便於處理中文文件的能力,港府也可參考美國在亞洲若干地區所設中文訓練班辦法,聘請專家主持其事。好讓英籍官員都有機會學習普通中文的基礎,這樣就不必為了中文問題,動輒就商於華民政務司署和港府新聞處。也正如克拉克氏所指出,港府機關採用中文,並無「特殊困難」的存在,因所謂「困難」也者,將以港府機關的一律須用中文,而消弭於無形了。

現代中文的常用單字祇有兩三千個,足以適應機關習用的各種文書,比較為公務員所不十分習慣的,恐怕是那種公文摘由的技術,但這種問題很少,且亦不難補救,譬如坊間有售的「公文程式」,就可作為學習的工具。其次,公文程式也屬於「應用文」範圍,本港若干大專學校都有該項課程之設,如港府需要公務員很快熟悉這種技術,也可商請中文大學開辦校外課程,使公務員能在公餘進修,而卻無礙於他們正常的工作。

在此我們還可以指出,中文表達能力絕對不遜於英文,許多屬於表達「情感」的字眼,英文有的,中文也無不具備,即使有些不能百分之百的符合,這亦不會相差得很遠。而隨着中文的成為第二官方語文,這更會產生一種良好影響,就是使現時的中小學生,不致一窩蜂的爭着要讀英文,到了高中階段,他們更會為了將來工作的需要,也不致對學習中文過於馬虎,甚至採取「棄之如遺」的態度。而文字是思想的媒介,一個多識中文的青年,就會多懂一點中國式做人做事的道理。英文教育重實用,中文教育較偏於理想,在兩者比較下,如香港青年能夠多讀一點中文,這無論於公於私都是有益的。因此,這次港府確定中文為官方第二語文的措施,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4日 星期六

在西方「新潮」衝擊之下看香港
--且看我們許多青少年是怎樣的墮落了可怕的深淵

由於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航空交通的發展,作為「現代都市」的香港,正不斷受到西方許多「新潮」的衝擊,例如「新潮電影」、「新潮服裝」、「新潮畫派」、「新潮歌舞」等等,一時也說不了許多。這些來自西方的所謂「新潮派」和「新事物」,其本質多為一種「文化倒退」的現象,且亦有許多事實證明其業已產生極其嚴重的不良後果。譬如現時在美國加州流行一時的「嬉皮士」,在西德許多女子表現的「性飢渴」,在巴黎許多職業女性兼作非職業性「應召女郎」,英國「同性戀」之有被法律認可的趨勢,無一不是人類道德崩潰而走向「恢復獸性」的現象。最近美國史丹福大學有一位年青女生出來競選學生自治會主席,她的競選「政綱」祇有一條,就是要把該校內湖作為學生「天體運動」的場所,該女生並書明她自己的三圍尺碼是三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作為競選的資本。這個女生能否競選成功暫不可說,但其行為思想足以代表一種「新潮」,卻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所有這些光怪陸離的東西,都被加上一個「新」字,這對「唯新是尚」的香港青年,就發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其中,如阿飛式的好勇鬥狠(包括劫財劫色),少年學生的吸毒,未成年少女未婚生子等等西方「新」風氣,首先就被接受過來。根據可靠的資料,在這種「新潮」襲擊之下的香港青少年,已有不少墮落於可怕的深淵,例如:

一、最近有逾千少女向社會福利署要求援助,以期脫離出賣色情的苦海。據有關方面的調查報告指出,這些陷身罪惡深淵的少女,她們年輕無知,在社會敗壞風氣影響下,經不起色情販子的誘惑,出幹娼妓、低級舞女、吧女、脫衣舞娘等工作。在最近一件色情案件中,有兩名少女在九龍城砦上演脫衣舞,當脫得清光時被補,她們年僅十四、五歲,事後亦向社會福利署求助。至於未向福利署請求援助的,一時尚難估計。

二、據華民政務司一位高級官員公開指出:他日前參觀過一個戒毒康樂中心,如非目擊,實難以令人置信,在此康樂中心戒毒的,年齡六十歲的祇有一人,三十至四十歲的三、四十人,而由十六歲至十九歲的卻有百多人。他曾訪問過其中戒毒的青少年,發現有幾位是英文書院的二、三年班學生,有幾位是小學畢業,他們父母往探親時都很悲傷。該官員說:為人家長的,應加以警惕!

三、據社會福利署年報發表說:由一九六六年至今,「未婚媽媽」的數字躍升了百分之廿五,顯示社會有道德墮落的趨勢。據保良局現任主席許達三指出,該局第一年協助未婚母親生產者,凡六十九名,此等未婚母親的年齡,平均在十四歲至十八歲,其中有兩女童祇有十二歲,但已經作了「媽媽」了。

這種少年男女墮落的現象,在香港來說,是較早幾年所沒有的,最低限度也可以說,即使香港有些青年因缺乏家庭管教,而致誤入歧途,也決無今日之甚。因此,這許多青少年男女的墮落,我們便不能不認為受了近年西方「新潮」的影響。而現在我們需要提出討論的,也是這種腐敗「新潮」與「道德」衝突的問題。

現在香港有許多青年人,包括一些成年的「知識分子」在內,他們都諱言「道德」,鄙視「道德」,把道德看作是「頑固、落伍」的東西,致有所謂成年人不應以他們的「道德觀念」管束青年人之說。由於這些人都有了一種否定道德價值的「新思想」,當然就充滿了盡量迎接西方「新潮」的心理,其中如官方提倡中的「新潮舞會」,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項。但我們知道,現在西方流行中的各種「新潮」,不僅沒有「新」的意義,而且恰恰是人類「原始生活方式」的復古。譬如那些以「無上裝」、「無下裝」、或脫光衣服、頭髮披肩作為「新潮」表現的「嬉皮士」,在我們人類沒有「衣冠制度」前,就是這樣的過活,他們不過是要作脫離現實的「原始人」而已。又如男女的濫交,「新潮」的人說是「性革命」或「性解放」,其實在我們祖先沒有「婚姻制度」前,也一樣是男女濫交的。就中國歷史說,婚姻制度似乎由周公制禮作樂時開始,在這以前,男女結合絕對自由,毫無拘束,許多孩子長大以後也不知道父親是誰,現代歷史學家稱之為「母系社會」,如周武王的遠祖后稷,在堯帝時任「教民稼穡」之官,史稱其母羌嫄「踐巨人之跡而有娠」,原因就是后稷是個「私生子」,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所以後代史家才會給他編造這種「神話」,免使人們對婚姻制度有所懷疑。因此現在流行西方的男女濫交,事實也祇是向原始人類的「性行為」學樣,說它是「新潮」,簡直是絕頂無知的笑話。

對於這些例子,我們一時舉不了許多,但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人類所以有別於禽獸,主要分別在「道德」,而這種道德的基礎,就是「禮教」和「樂教」,即中國自古所稱的「禮樂」。但要知道,禮樂不是為任何人而設,這是保持社會秩序和人類文明進化決不可少的功能,東西的禮樂制度雖不同,這點卻無分別,否則人類就祇有回到「原始時代」去。目前西方社會人慾橫流,把男女關係視同兒戲,以致許多人都對婚姻和家庭感到失望和痛苦,這是「禮壞樂崩」的現象,除此以外更無合理的解釋。

因此,在香港社會風氣愈來愈壞,但仍有不少人醉心於西方「新潮」的今天,我們必須提出警告,防止青年堕落是成年人的責任,我們先賢所說的「父母心」,不是僅僅對自己兒女而說,而是對「天下」所有兒女而說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8日 星期四

論官方提倡「新潮舞會」的不當!

市政局主辦「新潮舞會」,社會人士議論紛紛,本報記者曾經訪問過若干社會名流,有「贊成派」也有「反對派」。但贊成派的意見,多數十分牽強,無法使人折服,因此我們今天也要談談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由「披頭四」型花花公子樂隊演奏助慶的「新潮舞會」,如果它的演出地點和主辦人是「夜總會」及其老闆,那是屬於商人為「迎合潮流」而想出來的「新噱頭」和「生意經」,正如他們也經常僱請一些脫衣舞女郎作「大膽演出」一樣,我們當然沒有必要予以置評,但是這個「新潮舞會」的演出地點是卜公碼頭的露天花園,主持其事的是港府機關市政局,這便含有一種來自「官方提倡」的性質,我們自非有所評論不可。

我們承認厭故喜新是人之常情,更是一般青年共通的習性,他們喜歡「新事物」和「新刺激」,這也一點不足驚奇。但問題在於,青年是我們的下一代,現代青年的習尚如何,更會直接影響再下的一代,是否因為他們「喜新」,我們就不管好與不好的東西都要讓他們獲得滿足?以這次官方主辦的「新潮舞會」來說,無論它的音樂舞蹈是多麼「新奇有趣」,無可否認都是與「披頭四」樂隊屬於同一源流。「披頭四」對西方音樂起了「劃時代的革命」,許多新式舞蹈也是由此而來,「披頭四」到世界各地循迴上演,到處受青年們熱烈歡迎,替英國賺了許多外匯,並且獲得英女皇的M.B.E勳銜,這都是「披頭四」被某些人認為「成功」的地方。但我們要問,「披頭四」對現代青年有何裨益?是使「心靈空虛」的青年在精神上獲得滿足嗎?抑或在經過一陣狂熱刺激後會變得更為放蕩和頹廢?如果人們不想抹煞事實,則繼「披頭四」之後而有「嬉皮士」,繼「嬉皮士」之後再有「孽癖士」,美國舊金山有一個青年浪人聚集的地區,叫做「嬉皮士街」,上萬長長頭髮、穿着奇裝異服的男女青年在這裡胡鬧度日,他們自稱尋求精神的解放,以脫離家庭、脫離社會、不務正業算是「自由」,我們是否認為這就是甚麼「新潮」呢?有些青年還感覺這種「嬉皮士」生活不夠「前進」,最近又有所謂「孽癖士」出現,參加這種組織的青年男女,可以開「無遮大會」,可以吸食大麻煙,可以做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可以在「迷幻藥」中過活,我們又是否認為這是甚麼應讓青年接受的「新潮」呢?假如香港將來也有許多青年流為「嬉皮士」或「孽癖士」,這對香港整個社會或許多家庭又有甚麼好處呢?

有些贊成「新潮舞會」的人說,成年人與青年因年齡關係,嗜好不同,像飲茶和飲咖啡一樣,應該「各適其適」,老一輩的人反對青年參加「新潮舞會」是不公平的。這種「引喻失義」的理由,我們認為比擬不倫,無法接受。我們知道,「老一輩的人」對青年們是負有極大責任的,因為青年們身心皆未成熟,對辨別利害是非的能力非常膚淺,性格嗜好也游移不定,真可說是「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這都有賴於成年人的善為教導,才不致誤入歧途,否則,許多家長又何必把兒童送入學校,讓他們接受「老一輩人」教導呢?同時我們又知道,音樂舞蹈絕不同於「飲食嗜好」,飲食可以「各適其適」,不會有甚麼大問題,但音樂舞蹈則對青年身心意志都有直接影響,所以中國古代有「樂教」之說。左傳也有「季扎觀樂而知興亡之國」的紀載。現在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人都承認,「樂教」比「禮教」功能更廣大,祇因秦火以後「樂經」失傳,而宋儒又孜孜致力於提倡「禮教」,這才使近人有所謂「禮教的縛束」。然而無論如何,我們即使無力從事於「樂教」,至少也不應對青年的音樂嗜好完全採取放任的態度。語謂「履霜而堅冰全,由來者漸矣」,有了「披頭四」音樂就有「嬉皮士」和「孽癖士」出現,我們怎可以為成年人和青年的嗜好不同,就贊成這種「新潮舞會」呢?

有些贊成者又說,現代青年對「披頭四」型狂熱喜愛,是他們對現實不滿,內心苦悶,無處發洩,如果讓他們「狂熱地跳一番」,這種苦悶「便可以減少」。這種說法,我們也認為很有問題。人們知道,青年興趣是有多方面的,並不限於音樂舞蹈,但為甚麼,人們不從其他方面找出更多娛樂方式去發洩他們的苦悶,而祇知乞靈於這種「新潮舞會」呢?抑以目前香港青年以百數十萬計,即令他們都喜歡這種「新潮舞會」,試問主辦機關又是否能夠天天舉行,好讓他們都有機會參加,而無向隅之嘆呢?如其不能,則祇有極少數人的「苦悶」獲得發洩,而絕大多數青年還是那麼的「苦悶」,這又有何意義呢?

音樂舞蹈每為社會風氣的先導,亦常與社會風氣互為表裡,因此除非我們不想對這一代青年負起責任,更不願顧及下一代青年所得的後果,否則提倡這種新潮舞會不僅沒有必要,而且可以肯定有害無利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7日 星期三

香港經濟復興的遠景

西方國家流行的財政年度,由四月開始,至翌年三月底止。一般商業機構年度業務的總檢討,亦經常在每年三月杪時舉行,通盤檢討過去一年的業務得失,同時決定新一財政年度的營業大計。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幾家組織龐大的商業機構和工商業團體,它們如同香港經濟的大動脈,與香港的繁榮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每年召開年會,發表綜合報告,向各方提供了我們當前的經濟輪廓。最近,滙豐銀行、香港總商會和置地公司等組織,已先後開會,發表報告。我們認為這類報告的重要性,遠超過於官方文件,因為它們是根據現實觀點,言之有物,具體而不抽象,使社會人士既可了解過去一年香港的經濟趨勢,同時也可以摸到未來經濟脈搏的跳動。特別是在今年,經過去年五月以還港共的瘋狂搗亂後,今後香港經濟的展望究竟是好是壞,從這類報告中可以尋出軌跡。

第一、港共自遭受空前慘敗之後,他們一面在幕後「招兵買馬」,企圖伺機再舉;一面展開宣傳工作,除了全力傳播「毛澤東思想」之外,對香港經濟,進行最惡毒的「醜化」宣傳,左報幾乎每天連篇累牘刊登閉門造車式的文章,捏造香港經濟接近「破產」的天大謊話。他們這種作法,具有兩項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是造成港九居民對經濟信心的動搖,使工商業人士猶豫徘徊,不知所措;二是使海外投資人士和旅遊客人,對香港「望而生畏」,不作任何投資和觀光的計劃。港共這種伎倆,無容諱言一度曾產生某種作用;但時間是真理的最可靠證人,他們的惡毒謠言攻勢,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從去年五月迄今,香港在表面上雖然受到重大創傷,但它的經濟基礎則未受動搖。不僅此也,在港共策動的暴亂稍稍平靖之後,香港工商業就鼓足幹勁,重新展開爭取新的繁榮和復興的遠景。香港總商會主席李洽在其報告中有幾句話,非常中肯。他說:「去年是香港居民接受考驗的一年,但是經受考驗之後,比以前更堅強,以前從未流露的和衷共濟精神,如今已呈現出來。」這幾句話,可以說是今天港九居民,不論站在那種職業崗位上,人同此心的總趨向。再就去年的對外貿易數字來看,總數是一百九十二億三千萬元,比前年的一百七十六億六千萬元,增加了百分之九。從人心和數字兩者觀察,徹底暴露了港共一切宣傳的無稽,事實勝於雄辯,港共真不知醜!

第二、港共的搗亂,現在可以具體證明是一種「自虐」和「自殘」行為,毛澤東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恰可應用於港共一敗塗地的暴亂陰謀。香港總商會年報中透露:一九六六年中共向香港的輸出,總值二十七億六千九百萬元,佔香港入口百分比的二十七;但在一九六七年,中共對香港的輸出,總值降到二十二億八千二百萬元,佔香港入口百分比的十七點六。換句話說,中共向香港的「饑餓輸出」,去年較前年減少了四億八千七百萬元,對北平而言,這是一筆可觀數目的外匯損失,但孰令致之?當然是一小撮港共頭目「冒動冒進」發動的暴亂。俗話說:「偷雞不成蝕把米」,以此來形容港共,真確切不過!從這一點來說,社會人士可以獲得一個結論,此即港共「搗亂再搗亂」的結果,香港的經濟基礎不但絲毫未受創傷,蒙其害者反是出錢供港共搗亂的中共主子!

第三、在港共未發動暴亂之前,香港曾遭遇了兩次經濟打擊,一次是建築業的從黃金時代退到一厥不振的低潮,一次則是銀行擠提風潮。這兩件事,曾經是刺傷香港經濟活力的兩把利刃。但經過了一個短暫時期的療傷後,低潮總算已退。滙豐銀行董事長桑達士和置地公司董事長在年會中的報告,清晰反映這一事實。前者去年的盈利雖比前年減少,但較一九六五年的卻增多。去年盈利減少的原因,則是因為該行繳付了外匯基金三千七百五十萬英鎊,用以增發紙幣,因此運用資金減少,連帶使收益降低,與港共的搗亂,毫無關係。後者去年的盈利達三千六百八十二萬元,較前年增加了一百六十四萬,反映社會人士對香港的長治久安,信心日趨堅定。

上述三項事實,使我們對香港經濟的復興,信心百倍。不過,我們除了有信心之外,必須同時具有恆心,須知我們若沒有像去年那樣團結果敢的抗暴,若沒有對港共的搗亂陰謀逐一加以粉碎,則經濟復興的契機早已無存。團結就是力量,抗暴纔是生路,這十二個字應該牢記於心。面對經濟復興的美好遠景,本港官民尤應淬勵奮發,不驕不懈,為香港的再度繁榮而努力。港府當局宜對與經濟復興有關的重大障礙,徹底加以清除,諸如勞資關係的合理改善,青年問題的妥善解決,工商業生產技術的提高等等,俱屬當務之急。凡是生活在這一蕞爾小島上的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熱望能有一個安定的社會與繁榮的經濟,人人自會竭其才智,配合當局的措施,戮力以赴,以求達到香港經濟重見繁榮的共同目標。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2月20日 星期二

對中學會考改制問題的檢討
--設法提高香港中學生的中文程度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多年來存在着的香港「中學會考」問題,自教育當局宣佈改制後,各方反應不一,但對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及格文憑」這一項措施,卻甚為許多私立學校和學生所歡迎,因為以前的中學會考制其弊有二:一是「五科及格」和「分組方式」,考生如要獲得及格文憑,必須在同一次考試中,獲得英文一科及其他四科及格,而這四科又至少包括在兩組科目中,每組至少有一科及格,以致有些考生雖然獲得五科或五科以上的及格,但如不能符合「分組」標準,仍然無法獲得「及格證書」;二是考生如果不幸名落孫山,得不到會考文憑,不僅升學沒有希望,可能連就業機會也受到扼殺,因為他無法向僱主證明,他是受過中學完整教育的。其中還有最不公平的一點,是有些考生儘管中英兩科和其他科目都考試及格或者優良,但如理科(包括數學、生物、化學等)不及格,其他成績便化為烏有。對考生來說,這種淘汰辦法實在過於殘酷,且亦不近人情。也因此,在每次中學會考放榜之後,那些「榜上無名」的考生,其所受精神打擊決非典試當局所能想像。而照近年的應考人數和及格人數作比例,及格的考生名額通常不超過應考人數的三分之二,這亦即是說,每年總有三四千人在一次會考中被淘汰。這許多不幸的青年,由於不堪挫折而憤世嫉俗者有之,甚至因此而演出「厭世輕生」悲劇者亦有之,這實在完全違反了中學設教的宗旨。現在新的會考制度改用「各科成績表」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總算把這種錯誤矯正過來了。

但是,用各科成績表來代替以前的會考文憑,在消滅「及格」與「不及格」的分別上,雖然不失為新會考制度的優點,但對考生的升學就業是否有所便利或幫助,這還是一個值得研究檢討的問題。如連日本報發表文教界人士李會桃所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就是屬於一項可供討論的意見。就我們所知的事實,在新會考制度下的考生,雖然可以避重就輕的選考若干科目,而對不及格科目(據說用「E」字以下作代表符號),亦可獲得下年補考的權利,但在考生的升學途徑上,卻沒有甚麼「利益」可言。例如,現在「香港大學」和「中文大學」已經有一項無形規定,即是祇有英文中學的學生,才可報考香港大學亦可選考中文大學,但中文中學的學生(包括官立學校的),卻祇許報考中文大學,而中文大學卻必須中英兩科都達到合格標準才予錄取,如果有任何一科不及格,那是根本沒有機會的。又如考生有志到台灣升學,這更要中、英、數三科及格,任何一科不夠水準,這也不會有被錄取的機會。在另一方面,如果考生志趣不在升學而在就業,但如所考的及格科目是屬於聖經、家政之類,則在僱主心目中,這些都是不切實用的科目,除了「敬謝不敏」外,大抵也不會有「破格錄用」的雅量。這亦即是說,縱然新會考制度可以給考生消除「不及格」這個恥辱的烙印,但如考生趨易避難,不從主要的科目用功,這還是足以貽誤終身,受害不淺的。

李會桃氏這次提出「通才教育」與「全面會考」的主張,顯然是針對上述各種問題而發,頗有補缺拾遺的意義。但我們衡量當前現象,「全面會考」能否獲得大多數學校和學生的支持,未經廣泛諮詢,恐怕也不易找出結論。因為事實上,現在的中學課程本已相當繁重,許多中學為了便利學生升學,在四年級便已將文、理分科,這種趨勢既成,如果一旦實施「全面會考」,將有不少學校提出反對。另外還有一個政治性原因,是過去港共陰謀煽動的學潮,原是以「反對會考」為號召,為了不使他們有挑撥青年的口實,這也是一個不能不加考慮的因素。因此不得已而思其次,我們認為,為了保證中學生對中、英文程度有一定的水準,把該兩科列為「英中」與「中中」的必考科目,這不僅是事簡易行,而且也有必要的。

關於中文效用應與英文等量齊觀的事實,不僅因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如果青年學生對中文認識不多,像現時許多中學會考及格生連寫一封普通中文函件也感無從措手的毛病,無論對他本人或社會關係,都決不會有何好處。尤其在各方熱烈要求將中文規定為「法定語文」之一的趨勢下,更不容許青年學生有任何輕視中文的心理。昨天消息傳來,英國的教育與科學部和蘇格蘭教育部所發表的「現代語文研究和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書,就公開承認由於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未來角色日趨重要,故研究中文亦應列於最優先的地位。據悉,該報告書提議各英國大學之間應該合組一所中文學院,設有中文系的六間大學現正研究這一項建議。準此以觀,香港中學教育必須重視中文,從而提高在學青年的中文水準,這也是無待煩言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談香港的青年教育
--因為缺乏明確目標,致失敗多於成功

香港的未來,繫於年青一代。一九六六年的「九龍騷動」和今年左派分子策動的暴亂,生動的說明了香港青年與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具有何等重大的關係。年長一輩的,輒以「衝動」兩字責備青年,把他們被帶入歧途的原因,統統諉諸於青年身上。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責備。青年可貴之處是心地潔白,富於衝勁,因此最易感受邪說和毒素,而將其銳氣用於不當之途。港九左派青年,就是受了共黨長期宣傳的煽動,以致成為共黨的思想俘虜,作了他們的代罪羔羊。因此,我們若對這個問題加以歸根究底的深入探討,則不能不承認是我們自己未曾克盡培養青年的責任;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一重大工作的失敗,可以說是導致今天一部分青年誤入歧途的主因。

有遠見的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不乏同感,例如「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李守慧氏,上星期五日在該校畢業典禮中致詞時,就對此發表了頗具見地的言論。綜合李校長所說的話,可以歸納為下列諸點:㊀香港教育由於缺乏明確目的和健全制度,致使全部失敗;㊁教育失敗的結果,使離校學生大多表現既無學問,又無良好的品格,一味追求物質享受;㊂教育制度建立於考試上,學生求學成了為考試而讀書。李校長是實際辦學人士,他所說的自然都從現實觀點出發,並非泛泛之論。事實上,在李校長發表上述見解之前,港九教育人士亦多曾就青年教育問題,提出各自的意見,儘管其中有說法互異的,但從異中求同,至少反映青年教育這一問題的無比重要性,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我們希望熱心青年教育的各界人士,今後能對此不斷提出意見,集思廣益,一定能對青年教育的正當方法和途徑,有所裨助。

教育目的和教育制度,的確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在決定目的和制度之前,我們認為必須先認清對象。香港絕大多數的青年是中國人後裔,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近在咫尺,而中共一向專幹「思想出口」和顛覆滲透,青年又是它的主要對象。青年生活於這樣一個民主與極權絕對尖銳對照下的社會中,青年教育的最大目的,首先就是要培養他們高度的民主觀念和反極權思想。聖士提反女校校長巴克女士,最近曾對此提出極精闢的見解。她說:「自由社會教育是不能向學生灌輸任何思想與意識教條,真正的教育是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判斷力與對變化萬千的世界的迅速反應。」她所說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觀念的教育。

在過去,我們的青年教育,對此殊未重視,因此予共黨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一方面利用左校,大量吸收青年,施以共產教條的灌輸,使青年成為他們的滲透細胞;一方面則引誘苦悶徬徨的青年,供其驅使。如果我們的教育目的早已確定,則青年對共黨極權的弊害自有明確認識,就不會受共黨分子的引誘與煽動了。

另一個問題是考試制度。會考存廢孰得孰失,見仁見智。新近教育當局對英中會考制度的改革,一般認為是合理的措施;但中文會考並未改革,仍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由於考試制度的存在,學生讀書與學校施教,都以應付考試為目標,造成了「讀死書與教死書」的不正確現象。英華女校校長鄭美蓮女士,曾指出應屆會考學生,由於會考範圍的約束,祇顧記誦而不求深解。這一現象,完全是學生為了應付會考所造成。放棄對書本知識的融會貫通,祇一味背誦書本,其結果是所學到的並非真正知識,會考一過,就會忘個一乾二淨。

推動青年教育的力量,來自教育當局、學校、社會和家庭四方面。這四方面必須結為一體,發揮集體力量。目前的青年教育,社會和家庭還沒有盡到推動的責任。教育司簡乃傑不久之前在一項演說中,對此亦曾提及。他說:「學校乃社會之縮影,學生在學校內可獲得機會,參加各種教育活動,爭取經驗,以應付將來社會之需要。」家庭方面,亦不應把子弟教育的全部責任,交給學校。學校是啟迪知識,家庭是培養品德,兩者的結合,纔能達到博學、慎思和明辨的境界。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我們大家既同感於我們目前的教育失敗,就應及時加以補救,萬萬不能演化到教育破產的危機邊緣。如何補救,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能罊,其所涉及的大小問題甚多,必須社會各方面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提供意見,然後彙成一項全面性的建議,供共同討論之需。香港前途,胥賴青年的奮發有為,如何建立正確的教育目的和制度,極端重要。引導青年走上正確途徑,將是香港未來的安定和繁榮的決定因素,不容我們對此掉以輕心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27日 星期一

成立青年協會的建議

最近的地區性青年會議曾提出一項重要的建議,即成立一個青年協會,俾青年透過這一個機構而能向政府及社會表達他們的意見。組織如此的青年協會尚有另一優點,就是青年人會感覺到他們在社會的地位是獲得一般社會人士的尊重,而同時他們會感到他們是屬於這一個社會,因此他們應該為這一個社會着想,他們所發表的意見是有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所以在發表意見之前,青年們必須經過縝密的思慮,莊重地去研究他們自己的問題。有了青年協會的橋樑,青年人可以對他們的環境認識清楚,尤其是他們一向認為不能了解的成年人,而成年人亦因此而能夠清楚知道青年人的思想和要求。我們贊同一班專家的意見,促請政府對於成立青年協會的建議加以注視,和設法組成這一個青年協會。

但組織此一協會並不是一件易舉的事。如由政府出面組織,則極容易被人誤會為一種官式的機構,而政府在這方面也是沒有多大的經驗。其實上述的建議在許多青年工作團體中並不是一件新穎的事,有許多團體已經組有同樣性質的表達意見的青年組織。在教會的青年工作中,家長與子女的研討會是十分成功的表達雙方意見的機構。教會曾利用這一個辦法去消除成年人與青年人間的隔閡,更使雙方互相了解各別的成見。然而在教會的經驗中,發現到這一個表達意見的辦法亦會有其弊害,即家長過於尊重兒女的意見而忘記自己應有的訓導責任,而兒女方面則產生藐視家長的態度。本港是華人居多,我們有我們的民族禮教及傳統,一旦過於利用研討會,則會打破我們家族觀念的維繫,而沒有另一樣更好的維繫來代替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這是非常危險的嘗試。所以我們雖然認為青年協會的建議是一個應該成立的嘗試,但應該慎重考慮其組織及其作用,以免淪為一種單純青年叫囂的機構。因此,我們認為組織青年協會的責任,應交回各有關團體自行討論和負責,政府絕不能有任何插手的餘地。

青年協會的成功與否,端視這一個協會所發表的意見是否純粹由青年本身發出,而不是有成年人從中指導。另一個重要的因素能致令這一個建議生效的,是政府與社會是否真正對青年的意見加以重視。如青年的意見不為人所重視,他們就會感覺得青年協會的組織,不過是成年人的虛偽掩飾,以圖安撫青年人的革命行動。雖然青年人一切意見並不是絕對正確,在反駁的時候,不論任何發言人也應該緊記其對象是青年人而不是成人,他們應以解釋的態度來反駁,而不是採取敵對的態度。因此領導組織青年協會的人士,他們的先決條件是他們本身必須是一個深明青年心理的專家,而對青年心理學有深刻的研究。

青年協會必須包括各階層的青年,因此組織是十分龐大,並非一朝一夕可能組成的。既然如此,我們提議這樣的組織應該分期及分頭去組織,並應採取試驗性的方法,逐步推進,勢不能操之過急的。本港的青年團體必須首先有所接觸,將青年協會的整個問題詳細討論,所得的結論應交回各自團體去分別研討,然後集思廣益,再來一次討論,然後擬定組織的細則,始行着手推進組織工作,方能達到完善之境。我們知道青年工作是重要,而也是非常複什的問題,我們的青年工作人員必須有堅忍的心志,去推進青年工作。組織青年協會的事情,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我們必須慎重其事,始不致有所失敗。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港府對左派學校不能再事姑息!
--封閉與接管,兩種處置方法俱可運用

港共最近期間的暴行,青年學生已成為他們的「主力」。這是因為港九工人對港共不斷迫害中國人的殘暴行徑,經逐漸了解到它是「以華制華」的惡毒陰謀,如果繼續跟港共蠻幹到底,不僅自己的前途從此斷送,甚至連全家老少都要過饑寒交迫的日子。港共發起的「一元捐款」,無異自認行兇本錢告罄,無法再顧及被其利用的工人生活。好些上了當的工人,至此已逐漸覺悟,正個別的設法擺脫港共控制,準備一步一步的離開「隊伍」,放下屠刀。這一趨勢雖然在現時仍未明晰可見,但它已成型,日子稍久,就會逐漸明顯。港共對其所面臨的「工人脫隊」危機,沮喪之餘,便把念頭轉到青年學生身上,不久之前港共所發表的學生「鬥爭綱領」,就是港共向港九青年學生伸出魔手,企圖把他們訓練成為暴徒的訊號。

青年學生因為對世事所知不多,閱歷太淺,再加上他們的感情衝動和英雄思想,成了港共決定向他們下手的主因;此外,青年學生無家室之累,港共大可不費分文便能利用。由此可見港共的居心是何等險惡,不花錢僱用兇手,美其名曰「從鬥爭中學習」。幾間左派學校,因此就成了港共訓練青年暴徒的「養成所」。一般居民現在都認為,如果當局對左派學校不採取嚴厲措施,不但無數青年學生的寶貴生命將被港共扼殺,而且港九社會秩序的重建,可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和影響,抗暴將成為一種持久戰,使人力和物力的損失增加。

教育司除了在八月底頒佈了「十三條法令」,要求左派學校絕對遵守之外,新近又發表談話,強調左派學校如再繼續從事非法活動,當局將予以封閉,在此之後,新界一間小學已被解散。教育司歷次頒佈的法令和聲明,完全是為了公共安寧設想,不幸的是徒有一紙法令或聲明,於事無補,必須以行動來執行。港九左派學校之中,有幾間「臭名遠揚」,盡人皆知已成為港共兇具和兇手的「倉庫」,放過老虎不打而拍蒼蠅,無異是對那幾間劣跡昭彰的左校,予以縱容。舉例來說:港共報紙於星期三日,用斗大的字,報導「香島中學與筲箕灣勞校停課抗議綁人」,這明明是向教育司所頒的「十三條法令」挑戰,竟敢非法罷課,破壞法規。難道教育司對此事毫無所知?加既知其事,為何不依法採取行動?這種作法,是否縱容?政令是須言出必行,然後法律的尊嚴始可發揚;否則,法令成了具文,又有甚麼價值?

除了封閉左派學校的主張之外,新近有人建議由港府接管左校。提出這一意見的人是工商處助理處長麥理覺。他認為封閉左校,可以造成失學,原則上不是一項妥善的辦法,因此獻議用接管來代替封閉。此項新穎的意見,理論上與實際上雖有其缺點和困難,但不失為一項積極性的建議。理論上的缺點,就是他認為封閉左校,可能造成失學。問題在於「學」字上,左校學生所得的知識,與學問根本無關,它訓練青年破壞社會安寧和殺人放火,並不是對青年灌輸真正知識,在學等於失學,甚至比失學更慘。所以為他們的失學而擔心,理論上似通非通。至於實踐的困難,就是師資問題。以普通的師資來教育曾受共黨洗腦的學生,很可能無法勝任。這種教育是「再教育」,啟迪學生走上新生之途的教育,教師必須對政治有深刻認識,對引導誤入歧途學生重返正路,應另有一套教學的方法。在目前港九師資人材並不充裕的時候,這一問題必須先謀解決,然後始能接管左校。港共對麥理覺的建議,已表恐懼。「大公報」昨日對麥氏大肆謾罵和誹謗,可見港共作賊心虛,最怕左校遭法律制裁,使他們的「暴行根據地」一旦被拔除後,將無地可容。

其實,封閉與接管左派學校,似可併行不悖,作為達成社會安寧目的的兩種方法。對那幾間公開抗命而且屢誡不悛的左校,當局捨對他們加以封閉之外,事實上並無別途可循。至於若干左派學校,如果當局認為無須封閉,不妨依法接管;不過,接管絕不是換湯不換藥,除了接管學校行政之外,對原在左校任教的人,必須全部解職,對他們不能稍存溫情思想,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傳播思想毒素的媒介。如果能將這兩種辦法因時因地制宜嚴格執行,不僅予港共以一種最沉重的打擊,而且可以救回無數迷途羔羊,為我們這個法治社會保留可貴的有生力量。

封閉或接管左派學校,現在已成為刻不容緩之舉。港共在前天通過它的宣傳機器,以偌大篇幅刊出了毛澤東「關於學生運動的語錄」,無一段不是煽動青年學生,向法律衝擊。港共此時此際而發表這樣的東西,其企圖何在,不言自喻。有關當局如果再「麻木」下去,便等於是放棄職守。

大公報社論 196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港英放火玩火還不夠嗎?

港英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無所不用其極。在毆捕愛國記者、「封閉」「香港夜報」等三家報紙、襲擊商務、綁架職工、向本報及「文匯報」、「晶報」亂發「告票」之外,昨天竟悍然將「青年樂園」停刊。

「青年樂園」是青年人歡迎的一個普通的周刊,在香港這個環境裡來說,它的內容比較是健康的。自從港英推行反華大陰謀,向港九同胞展開民族大迫害,這個周刊站在中國青年應有的立場,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僅僅這樣,就遭到港英的嫉視。港英向這個周刊的負責人陳序臻先後發出四張「告票」:一「告」他關於「林彬之死」的標題是「煽動性」的;二「告」他刊出內容指「香港政府制水是政治制水」的稿件屬於「煽動性」文字;三「告」他刊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這個標題是「意圖煽動他人犯罪」;四「告」他不應刊登「政府學校學生鬥得好」的文字。這種「罪名」真是荒謬絕倫。

從這些所謂「罪名」,誰也能看得出來這是港英暴橫無理的政治迫害。「青年樂園」的主持人當然堅持愛國無罪的態度,置之不理。港英的「法庭」竟搞「缺席審判」,又要「拘捕」陳序臻,又把「青年樂園」勒令停刊。

港英也許以為依靠法西斯手段,就可以為所欲為,把這個周刊「停刊」,就可以恫嚇青年,不讓他們表示愛國。但是自古迄今,任何專制君主或法西斯政權要箝制思想,無不自招失敗。儘管港英暫時把一個青年刊物「關閉」,它能夠把青年人的腦筋也「關閉」嗎?港英容許光怪陸離的黃色黑色刊物,充斥市面,誨淫誨盜,一意毒害青年;而對於「青年樂園」這樣的刊物,卻視同眼中釘,胡亂羅織「罪名」把它停刊;這就更使廣大青年進一步看穿港英就是要奴化青年,就是不許青年愛國。對於廣大愛國青年,這又是一次反面教育。他們的反應只能是更加反對奴化教育,更加熱愛祖國,絕不會在無理的迫害之下屈服。港英和一切反動派一樣,「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港英強迫「香港夜報」等三家愛國報紙「停刊」後,三報的讀者發行小型報還擊,得到廣泛歡迎和熱烈響應,到目前各界同胞刊行的小型報已多達五、六百種,萬弩齊發,射正港英,使港英更難招架。港英把「青年樂園」停刊,不但在它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纍纍罪行上增加新的一筆,而且一定會使它加倍得到同它預期相反的效果。

與此同時,港英又向「文匯報」飛車遞「票」,揚言定期「最後裁決」由奧利華出面搞的「訟案」。奧利華就是被殺害的工友徐田波所屬的「工務局」九龍電機廠的廠長。他把「文匯報」和本報多月前所登該廠的報道指為「誹謗」,送來「告票」。我兩報已嚴正指出,這既不是奧利華私人的事體,也不是什麼「法律」問題。這只是港英玩弄「法律」手段,向我兩報進行政治迫害與民族壓迫。我們向港英提出強烈抗議,並聲明對這種所謂「訟案」堅決不理。

港英的黑手仍不收歛,現在竟要對「文匯報」進行什麼「最後裁決」。「文匯報」已申明:「你『判』你的『案』,我出我的報」;「如果你們膽敢對本報來個什麼『宣判』,膽敢來進攻,我們定必堅決予以還擊!」

中國人民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發行報紙,報道祖國真相,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為港九同胞的利益說話,是絕不容侵犯的權利。港英企圖用法西斯迫害手段來阻撓中國人民的報紙的經營,阻止中國人民的報紙支持愛國同胞反英抗暴的鬥爭,簡直是不識時務。如果它以為迫害中國人民報紙而又不會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更是白日作夢。現在廣大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密切注視着港英這一陰謀,看它是否硬要擴大放火和玩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