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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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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6日 星期六

略論港府「領袖人才」不足的問題

批評政府是民意代表的責任,這在民主政治上稱為代議制。如果民意代表而對政府無所批評,則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其政治必無改良和進步,且亦談不上「民主」。在民主政制下的國家,監督政府之權在國會,所以國會議員享有最大發言權,而平日協助議員表達民意的是報紙,因此言論自由也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原則。本港目前雖然已有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但還沒有最高民意代表的議會組織,以此歷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避重就輕,無法達到民意「代議士」的標準。而這一點,無可諱言對香港政治興革是一種無形的障礙。

但是,在這次立法局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辯論會上,鄧律敦治議員卻不談那些枝節問題,而對香港政府提出一項近於「言人所不敢言」的抨擊,那就是關於所指港府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鄧氏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面對一個最重要問題,它比較款項與稅項重要,甚至比較改組政府、學校及醫院等問題更重要,這是領袖人才的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律敦治議員特別以港共暴亂一事支持其意見,據稱:「港共在第一回合中,慘遭敗北,面目無光,但經過短暫的歇息後,甚至當這個(立法局)辯論進行的時候,他們已東山復起,開始第二個回合了。」鄧氏說:「我們不要欺騙自己,除非我們有能力和準備保持優勢,否則,這將是一段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局面。」鄧氏指出,這個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批少數而堅決的(共黨)極端分子,認識到他們去年所犯錯誤之後,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鬥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被那些奉行一種信條的人幹出來的暴行弄得清醒和覺悟了,直到最近為止,那種信條曾經有很大的情緒上的吸引力。」鄧氏對此說話較為含蓄,但其所指顯然是說香港中國居民那種「民族意識」的感應。因此鄧氏認為,自去年五月起,他常常聽到「事情永不會重演」這一類話是不可思議的。

為了儘速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的真空,他在立法局大聲疾呼說:「我促請香港政府--促請督憲閣下,在還不太遲之前,把這種真空填補。……」鄧氏連帶指出:「在去年,本港的真正人民以驚人的甚至英雄的姿態,清楚地表現他們忠於甚麼………如果在這次辯論中,將那些英勇及悲壯對抗港共分子進行的野蠻行為而為社會捐軀或受傷的人士,輕輕放過而不予以適當讚揚或追思的,將是我個人的不是,也是我們大家的不是。」鄧氏還很情緒激動地說:「一九六七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個考驗時期,我們有些已準備甚至挺身而出,極有擔當,其他的,最好是不提了。但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不足道的人,而是值得我們百般感謝的本港廣大民眾。」鄧氏這些痛切之言,質直之論,在香港立法局的歷史上,在許多非官守議員,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自鄧律敦治議員這些偉論發表後,顯然已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反應,德臣西報在著論贊成鄧律敦治的觀點時稱:「假如香港不想走上滅亡的途徑,本港政府有必要立刻改革,立即執行解決當務之急的措施。」該報強調,香港的前途,不應該掌握在沒有蓬勃生氣,而正在等待退休中的老年人手上。因此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談談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

就香港現狀而談政治領袖人才,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應付共黨陰魂不息的新挑戰,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出,是許多港府的高級官員,似乎除了等待共黨發動「進攻」外,沒有在積極或消極方面提出任何的對策。這一現象的形成,可能出於現有的政治者一半,出於傳統觀念者也一半。也就是說,因為香港還沒有擺脫「殖民地」形式,所以港府官員就祇能在這種形式下工作,而政治上的任何興革,那是殖民地官員所不願說並不願做的,因為他們的願望,祇是在這種制度下做到「退休」,而不想作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以此多少年來,除非在任港督有改革政治的眼光和決心,否則等而下之的官員,決不會有人敢於提出改革的意見。特別是有關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問題,如果英國官員不想理,那中國官員是更不會有人願理的,原因就在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港府的高級官員,平日接觸的祇限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與廣大的華人群眾可說完全脫節,而這正與共黨的「群眾運動」完全相反,因此必須能夠了解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真空的問題。

對抗共黨有好多方法,而鼓勵正義人士與安撫貧苦市民,則是港府起碼應做的工作。但自五月暴動的高潮過去後,港府對於這些工作都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就不能不使廣大市民,多少感到失望,因此我們以為,港府能否填補人才真空還是另一問題,但港府官員必須把「眼睛向下看」,這無論如何也是他們的應有態度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29日 星期一

除舊迎新.人壽年豐

今天是中國農曆丁未年大除夕,明天則是戊申年元旦。丁未年屬羊,戊申年屬猴,羊去猴來,又是一歲。香港居民以華人佔了絕大多數,至今仍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對於農曆除夕和元旦,家家戶戶歡樂逾常,除舊迎新,大家以人壽年豐互祝,期望新的成就。古人說: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今年我們在除舊迎新之際,祇是炮竹之聲無聞,熱鬧氣氛為之略減;但那是港共搗亂的結果,若不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放彈殺人,港九各處今天的炮竹聲響,一定此起彼落。在此佳節當前之際,港共的與居民為敵,應當值得我們警惕。

回首過去一年,在此除舊迎新之時,百感交集,沉痛和興奮心情併至。現在港九局面雖漸復正常,但我們所面臨的新任務,千百倍繁重於往時,復興和繁榮的責任,落在每一居民的雙肩。謹列其犖犖大端,本除舊迎新之意,與社會人士互相祝勉。

一為與共黨分子劃清界綫,涇渭分明。港共在去年瘋狂倡亂,從其發動至大敗特敗,此中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之時,參加搗亂者僅為一小撮港共分子,他們自知力量脆弱,把搗亂的重心置於惡毒宣傳,企圖透過宣傳和醞釀,擴大暴亂。中期之時,港共悍然展開流血屠殺計劃,正面向和平與法律挑戰。在此期內,不容諱言若干居民,因港共的威脅或利誘,墮入其圈套,參加罷工和示威之外,甚至受港共僱傭,製造炸彈,投放炸彈,屠殺良善居民。此輩受港共利用的人,大多數為盲從者,根本無瞻前顧後的思想能力,成為港共的貓腳爪。到了末期之時,由於港共的喪盡天良,神人共憤,盲從者之中,一部份漸漸覺醒,一部分則毅然與港共斬斷關係,甚至最富衝動心理的左校青年,有的也深明大義,起而與港共脫離。至此,港共變成了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在這一法治社會,他們已無生存的基礎。

這一由「盛」而「衰」的過程,說明港九居民對港共的醜惡面孔,已從具體的教訓中徹底明瞭,劃清界線,人同此心。港共陷於四面楚歌聲中,被迫暫時停手,改採「笑臉攻勢」,企圖「收拾」人心,換取「好感」,以狼披羊皮的偽善姿態,再度展開「統戰」活動。此時此際,港九居民若稍存鬆弛心理,必為港共所乘,因此,堅持涇渭分明的立場,允為港九善良居民目前和今後的最高要求。港共是社會病菌,必須與他們隔絕。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使港共永遠無再搗亂的機會,使過去八個多月來我們經過千辛萬苦而獲得的勝利成果,永遠掌握在手。

二為港府當局對居民的關係,必須改善再改善,最後實現官民打成一片的目標。經過了過去一段時期的携手抗暴,官民之間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互信共信心理長城。誠如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新近所言:「如果政府與民眾之間有隔閡的話,這次對抗共黨分子的行動,已消除了這些隔閡。」我們相信,大多數居民對何氏所言,都表示同意。在過去,一般人認為官民之間發生隔閡現象,大部分責任應由當局負起,因為當局對民意未盡到應予尊重的義務,使官與民之間的距離,未能泯除。當局對居民的利益既不能面面顧到,居民對當局的施政就會漠不關心,這是正常的心理反應。抗暴的成就不僅已粉碎了港共的陰謀,而且使官民的距離縮短,雙方為共同利益--和平與法治--而發生了情誼。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成就,大家應該對它特別珍惜。除了對它愛護備至之外,仍需要繼續培養,讓它茁壯。這一責任,官與民同要分擔,但主動一方面則屬於當局。在今後遇到一切重大施政時,必須分秒不忘全體居民的實際利益,尊重民意,廣闢言路,以虛懷若谷的政治家風度,尋求施政的建樹。這樣,抗暴所得的成果不但可以保持,而且會發揚光大,使全體居民能夠過着康樂安寧的生活。

三為祈禱大陸同胞,早日恢復自由。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已是人間地獄。經過了毛、林的「文革」後,大陸同胞水深火熱的程度,有增無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這兩句詩,正是我們在除舊迎新之時對大陸同胞的內心感觸。我們身處自由、和平的地方,對被困大陸,在無邊苦海中生活的兄弟姊妹,正寄予無限的關切。現在毛、林統治的基礎已漸趨動搖,在其末日將至之時,他們必然兇性大發,實施全面屠殺。於此,我們一方面希望我當局能及時履行弔民伐罪的責任,一方面則希望大陸同胞,加緊團結,心理上建起推翻暴政的堅強準備,忍受體力上和精神上苦楚,黑夜過去,黎明在望,以此來等待自由解放。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人類對我大陸同胞,無時不願伸出援助之手。願光明提早到來,為大陸同胞的重獲自由而乾杯!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市民為暴亂犧牲的代價問題
--港府當局還能與港共黑幫作消極糾纏嗎?

歷時半年有多的港共暴亂,香港市民普遍受到程度不等的犧牲,有許多人被港共暴徒炸傷炸死,更有工商百業因長期暴亂而蒙受了重大損失,而每一個市民,由於經常受到交通阻塞的影響,這種金錢和時間的損失,更是難於估計。如果說,這些市民的巨大犧牲必須要有代價,則在港共黑幫大部仍然逍遙法外,那些不法暴徒還在到處殺人放火的今天,這便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從近日所見,可能由於港共暴亂的時間拖得太長,雖然警察人員還在毫不鬆懈的與暴徒作戰,但港府當局對於鎮壓港共的行動,卻似乎有點「疲」了。這種「疲」的現象,主要表現於消極性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沒有主動性的對港共禍首窮追猛打,給以應有的懲罰,也沒有對那些罪惡機構採取行動,予以斬草除根。結果是,暴徒動,警察才動,暴徒「休息」,警察也好像鬆了一口氣。香港動靜如此操在暴亂者之手,假如長此下去,這豈不恰恰入了港共所謂「長期戰」的圈套麼?姑勿論這種「長期戰」對港府當局和港共黑幫是否利害相等,但廣大市民為此而蒙受鉅大的犧牲,這又有甚麼代價可言呢?

從半年以來的事實顯出,港共黑幫事事與居民為敵,決無不敗之理,但正因他們自知處境必敗,故亦更不能不作困獸鬥。其所以如此,就是希望以他們之「狠」,對港府之「疲」,在重重包圍中,殺開一條死裡逃生的血路,而把暴亂時間儘量拖長,則是為了達到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曾經說過,港共這個無惡不作的敵人,「你不打他他不倒」,而要香港迅速恢復和平、秩序,港府更不應該與港共打「長期戰」。但以近來事實所見,港府對共黨暴亂祇是「應戰」,而不「出擊」,更沒有拿出除惡務盡而不惜掃穴犁庭的決心。這在無形之中等於給予港共黑幫以鼓勵,以此而求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又何異於南轅北轍?今天香港的市民,雖無不切齒痛恨港共暴徒,但對港府當局如此優柔寡斷,卻也不能無所疑惑,當然更難免有不平之感的。

最近我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若干駐港的共幫頭目,已被召回大陸,這意味着港共的暴亂活動將告結束。這個消息出自倫敦電台駐港記者的報道,其來源或有所根據,但以我們的看法,在事實沒有證明港共暴亂真正「結束」之前,無論是否有若干港共頭目被召回穗,這都不應動搖我們的信念。可是這消息本身,卻又十分容易投合人們的惰性,以為暴亂「結束在即」,則「疲者更疲」,不疲者鬆懈,衡諸當前現狀,那就不僅無益,並且可能有害的。

我們撇開消息而看事實,這又如何呢?人們可以看到,港共不僅沒有結束暴亂的跡象,而且還想千方百計的苟延殘喘。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港共自知其「罷工」鬥爭已全盤失敗,也再無力以金錢接濟那些失業工人,最近一度發起所謂「一元運動」,意圖緩和那些失業工人的反感,但以此項捐款備遭白眼,到處碰壁,日來已對這種求乞運動隻字不提,看來當是避免公開出醜,說不定已取消此項計劃。可是港共雖然不惜犧牲被騙工人,但也並非就此「罷手」,因此,他們現正集中全力於鼓煽學生,有意利用左派學生來延長暴亂,挽救他們的命運於垂危。這就可見,所謂港共暴亂即將「結束」之說,是如何的不足置信。

港共利用學生的最佳設想,當然是認為此等青年認識幼稚,血氣方剛,不必用金錢收買,他們就會受騙入彀,甘為港共的反英鬥爭而賣命。但我們知道,那些鬧事搗亂乃至被派投放炸彈的學生,十九都來自左派學校,其他學校縱有一二不肖分子,也唯港共馬首是瞻,出而搖旗吶喊,亦不過是無聊騷擾,絕對起不了作用。但是,由於這些左派學校沒有受到應有的取締,結果這些小嘍囉一旦失手被捕,還要表演「大鬧法庭」,向左報提供宣傳資料,而其他的非共學校,如果校方開除了這些不肖學生,更要成為左報惡意攻擊的目標。人們不禁要問,港府當局既不認真除暴,又不切實安良,這能算是甚麼政策呢?

我們曾經不止一次的說過,香港命運決定於香港市民,自暴亂以後,香港市民一直支持政府,當然是要港府當局拿出決心平亂,而不是與左派暴徒作曠日持久的糾纏。目前的形勢,香港市民仍然無條件的站在港府這一邊,港府掌握的絕對優勢也絲毫沒有變動。可是,假如港府不能順應人心,對現有的優勢不用,則市民自覺這種犧牲沒有代價,他們情緒自會漸漸低落的。因此,為了早日結束當前的暴亂,港府是再也不容不抖擻精神,以果敢決斷的行動,對廣大市民有所安慰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論「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

對到處投放炸彈殺害市民的港共暴徒處以極刑,這是廣大市民的要求,祇有漠視民意的「鄉愿先生」,才會表示「反對」。但直至目前為止,儘管香港的市民、軍警死傷已逾數十人,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仍竟會成為某等人士爭論不決的問題,也未聞有港共暴徒被判死刑的前例,尤不能不說是香港法治的「污點」。我們始終認為,對付港共暴亂絕對不能因循姑息,「治亂世,用重典」,也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否則這些暴徒可以任意殺人而無須償命,香港就非要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不可了。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死刑問題,而是在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這不是說我們同意了對港共暴徒不處死刑的意見,而是認為在死刑之外,港府仍有許多足以消弭暴亂的辦法,可是這些辦法,儘管為「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但港府還是做得太少或有些根本未做。因此,我們不管這個死刑問題如何解決,港府必須儘速採取各種弭亂的步驟,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港府要想香港法律秩序得以迅速恢復,首先就要做到下述這幾點:

第一、對港共暴徒儘量遞解回大陸。兵法有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港共暴徒無不害怕被解返大陸,一聞「出境」兩字就莫不驚心動魄,痛哭流悌。但他們在香港殺人放火,卻必照例以毛澤東信徒自居,「毛語錄」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那自應該把他們遞解回大陸,好讓他們回到「毛主席身邊」,更加「意氣風發」的做個「革命英雄」。當然他們了解,回去大陸會被打成「反革命黑幫」,除了下放「勞改」之外,大抵也不會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剩餘價值」,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沒有替他們考慮的必要。如有這種考慮,根本就是多餘的。語謂「上帝的歸於上帝,撒但的歸於撒但」,香港市民熱愛和平,他們卻需要製造暴亂,我們沒有理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自祇有把他們趕回大陸去。過去的事實證明,那些被解回大陸的左派分子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包括那些自稱「起義」的投機分子在內。港共黑幫是壞蛋「人渣」,他們既不喜歡香港,香港當然沒有容納他們的義務,那在死刑以外的弭亂辦法,自無過於把這些暴亂分子掃數驅逐出境了。

第二、過去以迄現在的事實證明,那些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左派學校等等,絕大部份是港共暴徒出沒的機關,惡跡昭彰,人人切齒,特別是那些天天鼓吹暴亂的左報,更是香港的「毒瘤」,為任何政府、人民所不能容忍。但自「五月暴動」至今,警方雖然已一再搜查了這些罪惡淵藪,但卻始終未見採取法律行動,予以封閉,最多是把一些非法分子逮捕了事。結果是警察去了,他們又來,可憐警察人員疲於奔命,但卻一點收不到除暴安良的效果。這種情形,可說是對港府所稱維持法律秩序的一大諷刺。對於此等製造暴亂的港共機關,香港絕對沒有理由讓它們存在,置全港居民的自由安全於不顧。假如港府真有消弭暴亂的決心,這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從速堵塞這些狐鼠出沒的巢穴。特別是那些已經搜出了非法武器、煽動傳單、真假炸彈的左派機構,更非優先予以封閉不可的。

第三、港共分子過去的亂殺市民,警方事後雖出重賞緝兇,始終一無所獲。這多少證明,這種懸賞緝兇不是有效的弭亂辦法。最近有等正義市民為了公眾安全,曾先後奮起把一些恐怖分子予以拘捕,並且獲得警方公開的讚揚,這可能是日來炸彈案件突然減少的原因之一。我們以為,港共黑幫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的公敵,為了鼓勵更多市民捉拿暴徒的勇氣,警方應該對此等正義市民優給獎金,並且儘可能予以生活、職業的各種幫助。可以了解的,此等市民大抵不會是社會名流或殷商鉅賈,他們都可能有需要港府給以幫助解決的若干生活或職業問題,因此,港府為了酬答他們協助肅奸的義舉,在獎金之外給以更多的照顧,那是不會過分的。

第四、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無論如何傷天害理,他們都要「熱烈歡呼」,引為得意,如果這些炸彈殺死炸傷了無辜市民,那些天良喪盡的左報,更滿紙高呼「炸得好,炸得妙」。但在上週末灣仔天樂里發現一個炸彈,給軍火專家移到「南洋戲院」附近未即予以引爆時,這家左派戲院便頓感大禍臨頭,發出一種「怕得要死」的「抗議」。根據這一事實,那港府當局要使暴徒投放炸彈懷有戒心,以後都該採取同一辦法,把所發現的炸彈移到附近左派機構門前,好讓他們也能切實體驗一下這種炸彈攻勢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如果說,港共黑幫的「怕死」心理不異於常人,則他們對於這種可能自作自受的後果,是不能不要有所考慮的。

能夠做到上述這四點,則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可思過半矣。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港共以炸彈殺人祇是「討厭行徑」嗎?
--向石寶德勳爵請教四個問題

在訪問香港中的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前日上午在大會堂八樓會議室,與市政局非官守議員們就有關香港問題交換意見。據曾經參與該項「閉門會談」的人士透露,會上石氏曾對投擲炸彈的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由於這個問題深為全港市民所注目,而石氏主張則適與市民大眾的要求相反,因此我們特就當日傳出的石氏談話各節,根據我們的不同觀感,有所請教於這位英聯邦事務部次官。

第一、石寶德勳爵說:他認為截至現時為止,所有炸彈案件,都沒有直接性的謀殺意圖,祇是屬於一種「討厭行徑」而已。他又表示:他相信對判處炸彈事件,留待裁判司和法官去決定,是最理想的。

我們請問:在石氏訪問香港的短短幾天來,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少的幾十,多的逾百,這些殺人武器,有的在地上爆炸,有的從樓上投擲,結果市民、軍警被殺死和炸傷的,達七十餘人。還有較早以前,港共暴徒在北角把兩名小童活活炸死,又用燃燒彈對付「商台」廣播員林彬兄弟,燒到他們重傷斃命,像這種如瘋如狂的殺人手段,這也能夠算是「討厭行徑」嗎?我們請問石氏,假如倫敦也有一群中共暴徒,天天在通衢大道投放炸彈,英國人民因此血肉橫飛,死傷相繼,倫敦市民,走出街外就有挨炸被殺的危險,閣下是否也認為「討厭行徑」而非「謀殺」呢?如果說是,為甚麼月前中共的駐倫敦代辦處人員,用刀棒之屬打傷了警察,英國人士又一致指斥這些中共「打手」野蠻粗暴,「禽獸不如」呢?

第二、石寶德勳爵說:他不願贊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的理由,是當年他在馬來亞時,正值恐怖運動,對炸彈案件即處以死刑。但他認為這種措施是錯誤的,特別是在他親睹一名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的時候。

語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有「人性」的人,決不忍以人命為草芥,就是牛羊牲畜,也會「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所以孟子有「君子遠庖廚」之說。但我們要問,如果因為這點理由,而認為港共暴徒的殺人罪行值得寬恕,那麼,日前在灣仔被暴徒炸死的一個十八歲青年,兩個月前在北角被炸到腹裂腸穿而告慘死的兩個小孩子,被汽油燒到面目全非的林彬兄弟,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麼?假如對這些殺人暴徒判處死刑也算「錯誤」,這豈不等於說,港共分子應該享有「殺人的自由」,對法律根本不必負責麼?假如石寶德勳爵也承認,香港居民都該享有「做人」的權利,試問他們生命毫無保障,還要這種法律幹甚麼呢?

第三、石寶德勳爵和若干位議員認為,把放置炸彈者處以死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使情況更趨於惡化。他們說,那些放置炸彈者,通常都是在學兒童、恐怖分子和其他熱心這種行動的人物,若把他們判處死刑,對於此等恐怖行動的真正負責人,幕後領袖,是絕無所損的。

我們知道,現代法律講「刑罰相抵」,犯法者祇要罪證無訛,不能因人而異。以法言法,石氏等的理論,在法律上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姑且撇開這些不談,我們卻要問,如說處死投放炸彈暴徒就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那是否認為許多市民被他們殺害,就一點沒有「反應」呢?也是否認為工商百業備受他們的摧殘,這種情況就不夠「惡化」呢?然則今日的香港,就祇能顧及港共暴徒的「反感」,而不必理會廣大市民的「反感」嗎?同時,既然知道主使這些暴徒殺人的還有「幕後領袖」,但為甚麼,政府任令他們大搖大擺,也不加以通緝拘捕呢?又為甚麼,明知這些「幕後領袖」係以其報館、學校、工會、「國貨公司」等為其非法活動的巢穴,也不加以封閉,任其作為殺人放火的「大本營」呢?

第四、據說石寶德勳爵曾對參加會談的市政局議員稱:「我這次來香港,並非為了保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是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

石氏的話,當然使香港市民聽來十分悅耳,但我們要問,今天香港的市民,無人不受港共「炸彈攻勢」的威脅,也無不對這些港共黑幫恨之入骨,現在他們別無所求,祇望港府能對港共黑幫大力掃蕩,把這些殺人暴徒置之於法,以死相抵,使市民能安居樂業,生命獲得保障,假如港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所謂「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云云,豈不等於空頭支票嗎?

因此,我們以為石寶德勳爵如要對香港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首先就要把廣大市民和港共黑幫的利害輕重置於一個「天秤」之上,如果祇看到港共一面,而忽視了市民的一面,因而失去了對整個問題的平衡,他的答案是將永遠不會正確的,而且也不會為香港市民輕易接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港府應即發動居民自衛組織

廣泛發動港九居民的力量,自衛抗暴,這是我們從五月暴亂以來的一貫主張。我們曾對這一主張,數度陳述它的優點和需要,希望當局與居民採取適當步驟,予以實現,使它成為一種運動,全面抵抗左派暴徒的搗亂,保衛社會與居民的法治和安寧。迄今為止,我們的主張雖然獲得不少人士的贊同,但尚未見官民兩方對此採取任何方式的實踐行動,殊令人憾惜。最近幾天來,左派暴徒越發瘋狂,到處置彈擲彈,截至本星期一為止,官方統計謂已造成死傷逾二百人的流血屠殺。照這樣的情形發展下去,港九居民今後的日子,直似生存在一個恐怖之島,生命安全,分秒俱受威脅。如果港九居民仍不動員起來,展開自衛抗暴運動,豈不是坐等左派暴徒的殺害?因此,我們願重申前議,再度提出港九居民組織自衛機構的主張。

有關發揮民眾力量參與抗暴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港九居民今日所面臨的鬥爭,其性質與內容,是一種沒有前綫的抗暴作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港九居民,為了自由和法治,舉正義之旗,支持港府,站在一條陣綫,同心協力,來打擊左派暴徒毀滅自由和破壞法治的陰謀,正如遠東英軍總司令賈華將軍所言,是站在抗暴的第一綫。如果站在第一綫的戰士不加以組織,又如何能制敵機先?港府當局和港九居民,對此應該深入細想一番。

本港當局從過去五個多月來的事實,現在應該對抗暴必勝的信念,愈趨堅定。此項信念的日益增強,不容否認是由於港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通力合作和一致支持所致。換句話說,當局雖有抗暴的決心,而居民給當局帶來了必勝的信念。此中的相互關係,祇有「休戚與共」四個字可以表達。當局與居民這種關係的維繫,有賴於當局對居民的安全保障和群力發揮,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依目前的情形來看,當局對此顯然尚未加以充分重視,居民的抗暴力量因而無從作有組織的展開,仍處於個別的和分散的狀態之中,坐視左派暴徒不分晝夜,到處置彈擲彈來殺傷居民。軍警的力量究竟有限,終日疲於奔命,防不勝防,無形中使左派暴徒在大膽殺人傷人之後,得以逍遙法外。補救之道,就是當局應及時放手發動居民,組織起來,實行自衛。我們相信港九居民,為了自身的安居樂業與社會的共同安寧,無人不樂於參加自衛行列,與左派暴徒展開戰鬥!

港九居民對聯合自衛,我們認為自身也有主動發動的責任,不能以被動心理,等待當局的「動員令」。我們採取自衛,理由正當,因為左派暴徒的殺害對象,就是港九中國居民!從三歲小童到老弱居民,死傷於左派暴徒的炸彈之下,已有數百人!徙置區大廈、公眾聚散之地、學校和交通要道,都是左派暴徒置彈擲彈的「屠場」,證明這班滿手血腥的兇手,以殺害中國居民為快事!他們高喊「制死港英」,實際上則是制死港九中國人!左派暴徒磨刀霍霍朝我們頭上斫來,我們還不起而自衛?為了這一代的生存,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們也該聯合起來,實行自衛了。

港九各區街坊會,就是組織居民自衛的理想策動單位。我們過去曾說過,自衛的方式頗多,例如成立自衛隊,或者街坊巡邏隊等等,每個街坊會在其會區內,視地區的大小和居民的眾寡,分別組成一隊或數隊,晝夜輪值巡邏,密切了解區內居民的動態,對可疑的左派分子,加以監視或舉報。遇到發現炸彈時,執行安全隔離,勸告居民不要聚觀,同時協助軍警,監視附近屋宇的可能偷襲。如見有左派暴徒在附近大街小巷置彈,立即予以擒拿,交警處理。前幾天,若干位居民分在港九擒獲兩宗置彈事件的左派暴徒,就充分證明居民可以自衛之外,而且能補軍警人力的不足。

我們堅認組織港九居民,實行自衛,已為現階段抗暴的最迫切工作。現實的理由除已如上述的之外,另外還有兩項客觀理由:一是目前港九居民的抗暴意志,已進入新的高潮階段。在五月至六月這段期間,居民容或對左派暴徒的兇惡真面目,仍認識模糊,一部分居民可能採取觀望態度。到了現在,形勢大變,左派暴徒那一副殺人兇相,已暴露無遺,港九居民深知若不起而自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就有遭毒手的可能。因此,人人自發的、自覺的站到抗暴陣綫的那一邊,準備竭盡所能,與左派暴徒從事生死存亡的戰鬥。這種空前旺盛的民意,正是組織起來實行自衛的良好時機。二是港共分子和所僱傭的暴徒,最畏懼的是群眾力量。這是一股無可匹敵的雄厚力量,可使共黨發抖,也可使共黨慘敗。港九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就是這股無可匹敵力量的源泉,我們不能棄之不用,群眾力量所趨,就是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保證。為了徹底擊敗左派暴徒殺人放火的陰謀和行徑,讓我們快快組織起來,堅守民眾崗位,實行自衛!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9月4日 星期一

澈底對抗恐怖行動

暴徒在港九各區施行的恐怖行動,最近一週來更形積極狠毒,尤以昨日所採取的手段,最為殘酷,而其襲擊之目標,不但對付一般婦孺老人市民,並且對付維持本港治安秩序的軍警及消防人員。昨日在邊界暴徒的炸彈炸傷警衛士兵三人;又在油蔴地渡船街預先埋伏,刺傷警察幫辦,並奪去配槍子彈;昨夜在灣仔消防局拋擲炸彈多枚,而致消防分局副區長一名死亡,警員及消防人員十數名受傷。日前在獅子山因暴徒放置計時炸彈,使軍火專家一名墜崖身死;在荃灣亦有警員一名被預放置的炸彈爆傷;軍火專家屢次在執行公務時,遭遇預先埋伏的暴徒乘機偷襲,軍警險被所算,但傷及途人亦有多起。我們相信暴徒此次加緊其恐怖行動的目的,是在打擊防衛及維持本港治安秩序的軍警人員的士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暴徒採取游擊性的恐怖行動,是最不容易防範的,所以愛護本港自由與安寧的人士,必須協助維持治安的當局去對抗暴徒的恐怖行動。有人在報章曾屢次提出,謂本港居民對於暴徒放置爆炸物品或投擲有殺傷性的土製彈時,從沒有人向警方提供情報。對於他們張貼或書寫反動標語,亦沒有人向警方報告。在這種情況下,本港居民是不是確被暴徒的恐怖行動威嚇到如此地步,而不敢出面提供情報,並且採取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不顧及大眾的安全呢?若其如是,則暴徒的目的會有可能達成了。本港警衛人員若沒有市民的協助,很難有效地去執行其職務,不能肅清破壞本港秩序的動亂者。暴亂若拖延下去,對於全港人士都是極為不利的,但若再令致警衛人員士氣消沉,那就更不能控制左派的恐怖行動,這對本港的安全更為不利。所以,本港市民必須協助警方,更須要設法提高警衛人員的士氣。

市民供給警方情報是非常重要:因為警方不獨可依靠情報迅速採取行動來防止暴徒作惡,而且可以先有防範而不致受其襲擊。本港市民若發現其附近有行動詭秘的人物或有可疑的地方,則應以最迅速的方法通知警方。警方已經宣佈歡迎市民提供任何情報,並聲言非惡意的情報即使不甚確實,提供者不會有任何責任。這樣本港市民大可放心,遇到任何可疑之人物及事情,應儘速向警方報告。

市民與警衛當局合作的另一種辦法,警察當局已經數次提出呼籲,即在發生事件地區,市民切勿停留或圍觀,以免阻礙警方的行動,並可避免遭遇危險。但這一呼籲仍然不為一般市民所接納。因此在去週中,有許多市民遭遇到炸傷的危險。目前本港正加緊其恐怖行動,有思想的市民應對這一個呼籲特別留意。

應付暴徒的襲擊,我們認為本港當局應從速採取有效的制裁辦法。目前暴徒的游擊偷襲與分散警方力量的詭計,已經表露其真正目的,本港當局再不能依據以前的舊法去應付,首先我們認為本港的警衛實力必須加強,刑事偵查的便衣警探的增添,防衛邊界的軍力的加強,輔助警察的招募,海空軍的回駐,都要加緊實施。在邊界興建第二條鐵絲網的工程和步驟,應提早完成。暴徒的行動,應採取克制的主動,例如暴徒的游擊突襲,警方亦同樣採取突擊的戒嚴與搜查。我們知道除非加強實力,否則不易與此種恐怖行動對抗的。

至於物力方面,本港當局亦應考慮加強。應付暴徒爆炸的威脅,必要有防範的工具,例如裝甲車的設備,防彈的工具的使用,避彈衣的發給等,都是有效的。

我們提議香港當局向英國聘請更多防暴專家來港,協助主理對抗恐怖行動的事宜。在現時的環境中,本港當局更應設法禁止一切有爆炸性的物質原料的收藏及公開販賣,即使電油一物,亦設法去尋求一種管制的辦法。我們認為暴徒的搗亂,是準備長期性維持下去的,只有使用長期性的對抗,才能消除其威嚇和迫害。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8月31日 星期四

「鷹派」乎?「鴿派」乎?
--市政局議員能夠濫發違反民情的言論嗎?

最近港共分子加強恐怖活動,以殺人放火為賞心樂事,把殺人兇手稱之為「抗暴英雄」,每一爆炸事件的發生,左報都必興高彩烈,向暴徒們發出「歡呼」,對被害者露出獰笑,所謂「炸得好,炸得漂亮」,就是它們慣用的名詞。於是乎,北角清華街的兩個小童被炸慘死了,「商業電台」的廣播員林彬及其從弟林光海被汽油彈活活燒死了,一個外籍軍火專家在檢驗炸彈過程中,不幸被炸殉職了,行經西區的一個過路市民,給暴徒從茶樓上投下炸彈,炸至腹部洞開,送到醫院無法救治,含冤而死了。這如山血債,無一而非由港共分子一手所造成,也足見在他們心目中,根本沒有「香港法律」的存在。

那許多被港共分子殺死的香港市民,無論少的、壯的、老的,都不能代表「港英」,也與「港英政府」毫無關係,就是那個外籍軍火專家,他也祇是為香港市民的安全而工作,暴徒把他殺死了,也不能說是對港英鬥爭的勝利。但是,那些卑怯無恥、雙手沾滿血污的港共暴徒,仍不以此為滿足,更不畏懼香港現行的法律,他們還開出了一批名單,聲言要繼續謀殺幾個知名人士,向香港法律作更瘋狂的挑戰。

港共分子殺了這許多人之後,因為事前謀定後動,事後逃去無踪,儘管警方懸紅緝兇,但那些共黨組織還在開其「慶祝會」,警察受了現行法律的種種約束,似也莫奈伊何。面對此等涼血動物,每一個香港市民都有可能成為被殺目標,誰也沒有「安全感」,也因此,全港市民都在發出怒吼,充滿怒火,恨不得把所有主持謀殺和執行謀殺的港共分子生擒活捉,食其肉而寢其皮。因為有許多事實證明,香港的「民主法律」對共黨暴徒不能發生「嚇阻作用」,如果港府還不對此等殺人兇手處以最嚴最高的刑罰,則任何居民都有權利要求修改現行的法律,乃至於用他們認為適當的行動來制裁兇徒,保衛自己了。

就在這時候,有幾位市政局議員對此項問題發表意見,根據他們意見的性質也可分為「鷹派」和「鴿派」。在「鷹派」這方面,張有興議員主張應該對「街上謀殺」者執行「公開絞刑」,以消滅本港現有的恐怖行為。張議員並且相信,該項措施雖然比較激烈,亦會獲得大多數市民的支持。但在「鴿派」這方面,沙利士和黃夢花兩位議員卻表示反對。據沙氏表示意見稱:採取這種「趕狗入窮巷」的政策是錯誤的,因為暴徒可能做出更狠毒的還擊。因此,他認為對付共黨暴徒不應採取激烈行動,而應運用巧妙的「心理戰術」,以「銀彈」把共黨主謀者的爪牙收買。沙利士議員說,他反對這種公開絞刑的理由,是「無論敵人怎樣激怒我們,道德範圍不許我們作出此等退化的行動」。黃夢花議員對沙氏意見表示贊同,他也認為「不適合潮流」的公開絞刑是沒有用的,真正需要的是「教導市民盡量與警方合作」。繼此之後,另一市政局「鷹派」議員胡寶星,就日來一些憤怒青年,分別在中環、香港仔等地手持標語,抗議共黨暴徒殺害林彬一事表示稱:他將在革新會會議時提議討論「公開反恐怖主義示威遊行」的問題,如獲得警方的支持和合作,一個有數千群眾以上的「反恐怖示威遊行」,將能使許多市民一洩他們的怒火。但是作為「鴿派」議員的葉錫恩和馬超常卻大不謂然,葉錫恩議員希望這些反共青年「不要採取過激行動,不要自己執行法律,以免造成香港『內戰』的危機」。馬超常議員也說:「我們的社會是由法律統治的,應讓法律來解決問題,而不必採取示威行動。」看了市政局這兩派議員不同的意見,其中有一明顯的分別,就是「鷹派」顯然發覺目前香港的法律,已無法有效壓制那些到處殺人放火的共黨暴徒,非要改絃更張,加強刑罰,即不足作為市民安全的保障。而那些「鴿派」議員則堅持其民主社會的「法律」和「道德」觀點,不管港共分子如何兇狠嗜殺,也不管廣大市民如何死亡相繼,也要把這種法律、道德作為唯一對付共黨暴行的武器。

在我們聽取了這兩派的不同意見後,我們雖然承認任何市政局議員都有他們發表意見的自由,但對於那些主張用「銀彈」把共黨的爪牙「收買」,和反對群眾作「反恐怖示威」,認為將會引起香港「內戰」的女士、先生們,卻不能不認為他們在基本觀念上犯了極大的錯誤。正如人們所有目共睹,目前香港的每一個市民,他們並非不尊重法律,也非不愛護道德,更非不「盡量與政府合作」,但在事實面前,他們並未受到這種「法律、道德」的應有保障,反之,卻無時無刻而不受着共黨暴徒「街上謀殺」的威脅,就是那些負有保護市民安全責任的軍火專家和警察,也一樣無可避免的有被謀殺之虞。試想想,那些市政局「鴿派」議員的高論,豈不等於把共黨暴徒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權階級」,而根本置全港市民的生命安全於不顧嗎?如果說,他們也能算是「民意代表」,這豈不更是拂逆民情,有虧職守嗎?因此,我們願意奉告那些「鴿派」議員們,在全港市民都對港共暴行充滿怒火的今天,你們那些「紳士」高論決不足影響群眾的情緒。日來許多讀者向報界投書,對你們提出譴責,正好說明這一點事實。那麼,你們是究竟站在市民立場抑或甚麼立場,不是連自己也難於解釋嗎?如果你們並不否認對香港市民負有責任,那就應該痛自反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