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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30日 星期三

倫敦反越戰示威敗得悽慘!
--英國須知中共是幕後操縱者

事前被共黨渲染為「倫敦風暴」的親共和反越戰大示威,現已過去。它不僅失敗,而且敗得悽慘。參加示威的不及原先計劃五萬人的一半,準備襲擊美國大使館未逞。若與今年五月時的「巴黎風暴」比較,祇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毛澤東洋洋自得的那句「造反有理」,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現已被揭穿是濔天謊言。英國報紙把這次示威能化小事為無事,歸功於警方的忍耐克制,此點自是因素之一;但主要因素仍是這班攪風攪雨的親共分子,因為他們失去了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受大眾的唾棄,所以無法暢所欲為。另外一個主要因素,是工人沒有盲從他們的「造反」,示威的策動者原冀獲得工人的參加,藉壯膽色,但結果是工人袖手旁觀,不願介入。

誰纔是這次示威的真正策動者呢?根據所有的外電報導,毫無疑問是中共站在幕後,發號施令。倫敦經濟學院譽滿士林,人材輩出,對國際學術的貢獻極大,這次成為示威分子的「總部」,不明真相的也許表示詫異,事實上其源有自,因為該院若干研究中共經濟的教授或高級講師,多年來以中共原始資料(例如大陸出版的報刊與官方報告和統計數字等)為研究依據,日而久之,漸漸受了中共宣傳之毒的浸透,對中共所發表的一切,認為是最權威的資料,而對中共大陸以外的任何精闢分析,俱視為「宣傳八股」。這樣的老師,教出來的學生就如同我們所說的「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焉有不親中共之理。北平對此,早有所悉,在脅迫和利誘兼施下,該院內部已成為中共盲從分子的溫床。英國教育的最光榮傳統是不介入政治,但如今已蕩然無存。吾人對此,浩嘆無已。

除了倫敦經濟學院之外,示威者之中有自稱為「英越團結陣綫」的一派,以反對越戰為幌子,事實上是公開親中共的組織。他們一方面反對越戰,一方面反對美、英團結,喊出「英國是美國第五十一州」的口號,企圖鼓動英國人民,參加反美運動。這顯然是中共的伎倆,在海外全面製造仇美情緒,使美國陷於孤立。

「倫敦風暴」雖然未曾出現,但不能抹殺它的「春風吹又生」的可能性。示威首領之一的阿里就公開表示:此次示威祇是運動的開端,由此可知這班受中共駕馭的盲從者,他們絕對不會因此次的慘敗而心甘,一定會伺機再舉。我們希望英國當局莫因此次的「化險為夷」,而認為今後可以安枕無憂,這是治標之道。治本則為英國朝野今後必須徹底檢討對中共的態度,此因自英國承認北平政權後,對中共的優柔寡斷和姑息縱容,直接間接鋪平了中共向英國內部深入滲透的「捷途」,中共在倫敦的「代辦辦事處」,就是進行滲透的指揮所。我們並非故作危言,觀於凡是與中共建交的國家,所遭受中共直接滲透的威脅,較無外交關係的國家嚴重得多。印尼在蘇卡諾被罷黜以前的一段史實,就是鐵證。今天英國國內的情勢,並不太好,經濟危機仍未完全克服,工潮時起就是最好的證明。此種情勢往往是共黨野心分子「造反」的最佳時機,如果稍鬆警惕,共黨分子就會抓住機會蠢動,星火燎原,不能不謹之慎之。

除了中共在幕後操縱示威暴動之外,英工黨政府對越戰態度的曖昧,無法否認不是使英國親共分子愈形猖狂的積因。英國作為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的主席之一,它在道義上和責任上,俱有尊重日內瓦協定的必要。北越發動南侵,就是共黨破壞該協定的具體事實,但英國卻一直袖手旁觀,對於美國的忘我般援越,其態度似贊成亦反對,反是藉口自身為日內瓦會議主席之一,不便直接介入越局。這種態度,實在不像一個對國際負責的大國。坐視南越軍民的被屠殺,不發一言,試問良心安在?在韓戰時,英國出兵,在聯合國軍旗幟下,協同作戰;但對於越戰,英國按兵不動,連澳洲和紐西蘭都見義遣兵,這又是何等的「自暴自棄」?

若說英國因為「明哲保身」而不欲正面與中共對抗,北平因而對倫敦另眼相看,那還可以勉強說得過去。但實際的情況,是北平並沒有因為英倫的「善心」而酬以「善報」,與此相反,它對英國敵意愈濃,駐北平代辦的被軟禁,辦事處的被焚,英國僑民的被判入獄,在香港製造暴亂等等,無一不是對英國的蔑視和侮辱。英倫應該靜靜的思索一番,過去對中共的一切,是不是「培養」了北平對英的仇意?如今它公然在英國本土製造暴亂,英國當局還能繼續忍讓下去?

而對中共的政治滲透和顛覆,一項置諸四海而皆準的原理,就是以牙還牙。在中共面前畏縮後退,它就會得寸進尺,變本加厲。英國朝野有一種傳統的玄想,此即念念不忘中國大陸的商業利益,妄以為善待中共,就有機會在中國大陸重建商業基礎。這種想法,天真幼稚而且可笑。寄語英倫,自保他保之道,在於推翻中共政權。這個天下皆敵的政權如不推翻,英倫自身恐怕也難高枕無憂!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18日 星期日

英與中共斷交此其時矣
--由倫敦輿論主張談大陸現勢

自從英國駐北平代辦霍普遜爵士「虎口餘生」,獲准離開大陸後,英國國內一般輿情的反應,甚多對英國政府是否仍有維持駐北平代辦辦事處的必要,紛紛表示意見。有的認為已無此必要,不如乘此機會,予以結束。例如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在四天之前的社論中,即提出此項主張。另外則有兩家日報(「衛報」和「每日郵報」),亦公開的質問英國當局,為如要在北平設立代辦辦事處,同時對於因霍普遜爵士之獲釋,而泛現的所謂「雙方關係改善的良好跡象」樂觀心理,表示懷疑。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理智的醒悟,指示出英國當局今後應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一條正確大路。

凡是有遠見的人,對英國工黨政府十九年前的承認中共政權,無不認為是養癰貽患之舉。十九個寒暑以來的各種事實,證明抱持此種認識的人士,既非故作危言,亦非杞人憂天,而是一種極度正確的觀察。特別在自從中共瘋狂展開「文化革命」後迄今的兩年中,英國外交官員在大陸所受的精神凌辱和人身危害,英國商人所受的蹂躪和迫害,誠屬古今中外所僅見,證明當年搶先承認一舉,已鑄成了歷史上最重大的錯誤,若不如此,英國輿論也不會首次改變態度,公開要求結束代辦辦事處了。我們對於英國輿論的新覺醒,自然認為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此因一個國家如果長期沉湎於虛妄的玄想,而不顧現實,則遲早必自招其辱。我們日前在論及霍普遜爵士獲釋一事時,即對那種所謂「良好跡象」之說,認為是一項自作多情的想法,既毫無事實根據,而且表示對中共的了解,仍然所知無多。若依亞洲的行為標準而論,持此種說法者,宛似中國俗話所云「在自己臉上貼金」,代辦辦事處被焚,代辦等外交官員被視同「人質」而遭長期羈留,新聞記者遭軟禁,商人被毀約敲搾,受了此一連串的非法虐待和暴行之後,居然說是「良好跡象」,寧非天大奇聞?試問置英國國體於何地,豈不怕中共在旁冷笑?

上述種種,純是從中共對待英國的蠻行,而說明英國當局必須採取行動的理由。英國一部分人士也許自辯,聲稱僅此不足構成與中共切斷關係的理由,他們揚言承認中共政權和繼續維持關係,為的是「世界利益,並非英國一國的利益」(例如霍普遜爵士三天前在記者招待會上即稱:「英國有重要理由,保持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其實,這也是近乎自我解嘲的觀念,倫敦「經濟學人」週刊,對此就提供了一項有力的駁斥。該刊前天登出一篇論文,指出中共現時的半無政府狀態,可能會繼續下去。「經濟學人」向來持論穩重,為世界性的權威刊物之一,它的觀察,英國朝野當可同意。一個半無政府狀態的統治政權,本身已成半癱瘓,距壽終正寢的日子已極接近,英國與它繼續維持外交關係,有甚麼「重要理由」可言?不客氣的說一句,除非英國想參與中共政權的送喪行列,否則還等待甚麼?

「經濟學人」週刊的觀察,與我們尚有一段距離,因為依我們的看法,今天大陸是「無政府狀態」而非「半無政府狀態」。最具體的事實,就是「多中心論」的全面蔓延。所謂「多中心論」,祇不過是毛、林一夥「發明」的名詞,所指的其實就是無政府狀態。中共的「人民日報」在本月五日發表的「社論」中,把「多中心論」描述為「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發展下去而不加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致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這段文字,大膽的暴露了中共經過兩年的「文革」之後,已陷入四分五裂與各自為主的空前混亂局面,以「無政府狀態」來形容中共目前的處境,毫不誇張。

無論從中共政權對待英國的蠻橫態度而言,或者從中共政權本身的岌岌可危形勢而觀,英國朝野若非故意無視事實,則應該看出與中共政權維持關係下去,絕對不會有好下場。多少年來,我們苦口婆心對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曉以大義,勸它們高瞻遠矚,不要與中共沆瀣一氣,當機立斷,撤回承認。英國自為我們勸促的對象之一。若干中共「同路人」,為中共撐腰,故意散播謬論,指我們的論調出於「自私」,甚至謂「不顧自由世界的長遠利益」(在一九五零年英承認中共政權後不久,倫敦「泰晤士報」即曾發出這種荒誕之言)。現在擺在眼前的事實,已證明中共「同路人」和許多西方政客的何等無是非之分!霍普遜爵士今天離港返倫敦,他返國後最優先的任務,當為向工黨政府報告他個人對中共現勢的估評,同時可能檢討今後的對策。因此,我們願在此時,促請英國當局對此,慎重將事。十九年前鑄成承認中共政權歷史大錯的,是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十九年後糾正錯誤的,若亦是工黨政府,則解鈴還是繫鈴人,自由世界將深佩其知過能改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16日 星期五

談談與香港局勢有關的三件事
--「中華中學」取消註冊,港督延任一年與英駐平代辦「獲釋」

在過去四十八小時內,發生了三件事,俱是與香港局勢有密切關連的。第一件事是「中華中學」被取消註冊;第二件事是港督戴麟趾爵士的延任一年;第三件事則是英國駐北平代辦霍普遜爵士,受中共無理的變相羈留後,突然獲得離境許可,跨過羅湖橋而安抵香港。這三事,可以個別來看,也可以連結在一起,因為都與香港未來有分不開的關係。

先談「中華中學」被港府取消註冊事:凡是遵守法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港九居民,對於這一措施的反應,一定是全力支持,而且認為港府當局作得對和作得好。這間被左派把持的學校,若不取消其註冊,則誠如港府發言人所言:「中華中學曾被人蓄意利用,以供非法製造及貯藏危險爆炸品用途,如繼續容許該校註冊,實有違公共利益及妨礙該校學生的幸福」。取消註冊就是封閉該校之謂,今後不得招生授課。港府採取此項措施,開始於上月十九日,將這一決定通知該校,准它提出申訴;但由於申訴理由欠充分,遭予駁斥之外,港府並正式頒令取消其註冊。此一過程,明白表示一個以法治為基礎的政府,對於任何措施,必循一定的法律步驟而進行,雖然「中華中學」製造炸彈,人證物證俱在,絕對不容狡賴,但港府當局仍按部就班的執行法令,充分發揮了法律的莊嚴精神。

左校是過去一段時期內港共從事搗亂的「大本營」之一,就讀的青年被港共脅迫或利誘,驅使他們投彈、放彈和寫貼標語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各方面要求封閉左校的呼聲,一度非常普遍。基此而言,「中華中學」的取消註冊雖然作得很對,美中不足之處是行動稍嫌太遲,應該早就執行了。耶加達、仰光、新德里的左派華校,在過去曾屢遭封閉,此點說明這幾國深知對中共的教育滲透,必須及時封堵。除了「中華中學」之外,尚有一批左校,都是港共製造騷亂的處所,港府當局也應該執行取締措施。

現在談到港督延任一年這件事:戴麟趾爵士的政績,我們在上次他返英度假前夕,曾為文分析。當時並指出某一英文刊物對港督的批評,似存偏見。鑒於民間呼籲港督延任的聲音,此起彼落,我們當時就認為港督應否延任,其政績是最準確的衡量。現在雖祇延任一年,未能全部滿足大多數居民的請求,但至少可以反映英廷對港督的才幹和政治智慧,具有絕對的信心。從去年五月以後,香港所遭遇到的種種危機,不但空前嚴重,而且極端複雜,今天能衝破黑暗而漸復常態,其功固應歸於港九居民的協力抗暴與軍警不眠不休的執法,但港督的態度堅定,亦為重要因素。他現既延任一年,時間雖然無多,我們希望他今後能放手而為,凡是有利於港九居民的事,都應竭力以赴。以過去一年多時間致力抗暴的經驗和信心,我們相信任何困難俱能逐一克服,使香港回到正常,重見繁榮。

最後談一談英駐北平代辦獲准離境這事:霍普遜爵士派駐北平,歷時已有三年,去年八月廿二日英國代辦辦公處被中共「紅衛兵」焚燒後,霍氏與其屬員,遭中共百般凌辱之外,而且橫遭「軟禁」。中共這次突然把他「放行」,曾引起廣泛揣測,有謂此舉是倫敦與北平秘密協議的結果,言外之意,就是英方對中共提供了某種讓步。這種揣測迄現時為止,並未獲得具體事實的支持。霍氏本人在前天的記者招待會上,也沒有談到此事。霍氏能離「虎口」而重返自由世界,當然是件可喜之事;但英方若以為這事是雙方關係「修好」的「良好跡象」,則將是一廂情願的想法。英國承認中共政權已有十九年零六個半月,在這段不短的期間內,中共政權從來沒有以平等地位對待英國,用盡心機,處處打擊英國,堂堂一個代辦,中共竟明目張膽的加以凌辱於先,軟禁於後,古今中外,殊難找出同樣事例,這種公開敵對狀態的存在,從任何角度來說,俱不像有「外交關係」。自由世界有識之士對英倫的自招侮辱,嘆息之餘,深為英國的國格與尊嚴而憂。連英國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對此也不甘默而無言,主張從北平召回外交人員,與中共終止外交關係。英國人士贊同該報此項意見的,想必大不乏人。現時英國對於霍普遜爵士的繼任人,尚未委出,倘若英倫能順從輿情,則大可將這一外交官的空缺長期虛懸。如果再度派人,請問安全有何保證?

由於霍氏離開大陸,一部分人士(其中包括英國和香港若干官員在內)異想天開,自言自語謂中共對香港態度,可望「和緩」。此種觀念的形成,大半是受了想當然意識的支配,把中共抹上了一層偽善外型,結果祇有鬆弛了自身的戒備和警惕,散播出一種虛幻的「安全感」。我們要提醒港府當局的,就是中共及其爪牙港共的搗亂野心,絕對不會因挫折而放棄,某一個時期的「笑臉迎人」,祇是他們的緩兵之計,到機會成熟,他們一定又要喊打喊殺的。此時如果因他們的「笑臉」而意亂情迷,則就會正中他們的詭計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5日 星期一

論港大有左派「職業學生」活動說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一份刊物,頃向會員發出警告,當心滲入大學的左派學生散播共產黨宣傳。在最近出版的一期「學苑」會報中指出,顯然有若干學生係親共者,他們負有政治任務,而此係共黨滲透計劃之一部份。據提出該項警告的「學苑」專文稱:此等職業學生藉「學生運動」為掩飾,從事「販賣政治」的勾當。他們出版有一份「新香港大學」的刊物,以散播「毛澤東宣傳」。其內容大體上與共黨的整個「鬥爭政策」相符合。該文章並同時指出,有訓練的共黨學生也滲入中小學校,在許多學校中任「鬥爭委員」,進行顛覆活動。

港大有多少親共學生,他們所作的政治活動如何,我們是局外人,並不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港大學生有左派分子,有販賣政治的「職業學生」,這點卻不會使我們感到任何意外,反之,如說港大的傳統作風「不談政治」,因此也不會有左派學生,這才是「天下奇聞」。在事實上,共黨或其「同路人」向港大滲透也不自今日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以迄戰後,港大至少有兩至三個中國籍的左派分子在那裡擔任教席,他們當然不會堂而皇之的講授「共產主義」,但卻十分明顯的要把港大作為他們傳播左傾思想的溫床。這些教授或講師,雖然已在較早期間相繼退休,但在共黨的「一貫政策」下,他們如不能從師資之中找到合格繼承人,亦必在學生方面加強滲透,發展組織,藉以承受共黨要傳的「衣絊」。故如港大今天發現有左派的「職業學生」,不論人數多少,這都沒有值得驚奇的理由。

港大所以會被共黨列為必須滲透的目標,不僅因為它是香港的最高學府,無論學生的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內外的視聽,同時也由於港大重視「學術自由」風氣,這對共黨的展開活動或發展組織,都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在某種意義上,港大可說是英國維持其香港統治的精神堡壘,但照共黨的說法,「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所以他們也非設法攻破這個堡壘不可。

也許有人會問,港大是有名的「貴族學校」,而且學位不多,取錄嚴格,近年皆有人滿之患,這些左派學生從何而來?我們的答覆是,港府的教育政策雖以「不談政治」為原則,但卻不能阻止青年學生研究政治的興趣,而因香港至今仍然揹上一個「殖民地」包袱,更無法避免港大學生會研究這個問題。在各種主義學說中,攻擊殖民地最烈的是共產主義,如果港大學生對香港現狀有甚麼不滿,這就足以滋生他們「左傾」的思想。此其一。其次我們也知道,隨着近年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農工群眾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已愈來愈少人信仰共黨「階級鬥爭」的理論,這是一百年前馬克思寫共產主義時做夢也想不到的。可是許多不辨菽麥的富家子弟,他們和社會脫節,有改革政治的空想而不明近代政治經濟變遷的過程,所以他們反而容易給言偽而辯的共產學說所吸引,目前歐美國家就有不少這一類青年,香港當然不會例外。此其二。另一方面,在共黨對香港學校存心滲透之下,港大的左派學生亦有他們發育的來源。人們如非善忘,當可記得去年港共暴亂時,有若干教會學校、官立或私立英文學校的學生,以「反奴化教育」為名,大演其「鬥爭港英」的活劇,其中有某官立英文中學的一位「高材生」,因與警察衝突被拘捕,更在法庭上與主審法官作「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且寧願被判入獄也拒絕由家長簽保,這一類學生,其本身就具備有順利進入港大的資格,以此青年為例,其他學校左派學生透過考試途徑而升讀港大的,即使人數不多,恐怕也不會太少,且亦可以說,祇要有港大存在,和港大的傳統學風一成不變,那就始終無法關閉左派學生的滲透之門,因為祇要學生們能夠應付港大所需的入學水準就行了。此其三。有此三點,可見港大左派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正是遠因近果,兼而有之。

或者又有人說,為甚麼那些官立或教會學校,也會產生左派學生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學校平日對學生並無切實的管教,有些表面行藏不露而事實與共產有關的教員,就正好利用學校不管而他們卻容易和學生接觸的關係,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某些學生誘到左傾路上去,如果任何學校有了這些左傾分子的潛伏,則先生思想影響學生心理的結果,某些青年會由此變成左傾學生、職業學生,實不足異。

照香港共黨現在的處境,他們利用工人已告失敗,自必轉而加強利用學生,作為其政治鬥爭的張本,因為學生社會關係簡單,又無家室之累,不必依賴共黨經濟的照顧,這種材料,無一不合於共黨政治鬥爭的要求。因此,今天港大如何應付此等左派學生的挑戰,這對港府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6日 星期六

對英國商人的「當頭棒喝」!
--論毛幫對一家英國工程公司毀約勒索事

據「新華社」發佈消息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庭」,在本月三日舉行宣判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詐騙案大會」。被告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不敢前來認訴,大會進行缺席宣判」。據稱:毛幫所作的「判決」是:被告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與「中國(共)技術進口總公司」簽訂的工廠合同,自判決之日起立即廢除;限「維克斯--吉瑪公司」在中國(大陸)的人員,自判決之日起在十日內離境;「維克斯--吉瑪公司」賠償「中國(共)技術進口總公司」的經濟損失六十五萬英鎊。

據毛幫的「判決書」指稱:「被告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中國(共)技術進口總公司簽訂了供應中國(共)技術進口總公司工廠的合同。三年多來,在執行合同過程中的大量事實證明,被告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根本不按規定履行合同,蓄意進行詐騙。它派遣來中國(大陸)的所謂技術人員,有的不稱職,有的是冒充技術人員的間諜分子。間諜分子喬治.瓦特(本報譯華特)來中國(大陸)前,接受該公司負責人杰伊布置的搜集情報的任務,在中國(大陸)期間,大量竊取了我國軍事、政治、經濟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重要情報,積極為英帝國主義侵略政策效勞,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該犯已被我國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另一名所謂工程師彼德.迪卡特,也在我國從事間諜情報活動,已被我國公安機關驅逐出境。」

在毛幫的「判決書」中,還一再指摘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違反合約,「沒有掌握合同工廠的主要技術,並且一再玩弄騙局。其他如技術文件的交付,設備材料的供應,及實習人員的安排等方面,被告也一貫採取拖延、推脫、抵賴等手段,進行詐騙」。「新華社」說:「在缺席宣判時,全場熱烈鼓掌,革命群眾還高呼口號。『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英帝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云云。

毛幫自導自演這一幕對英國一家工程公司的「缺席宣判」案,在這事實本身並不使人驚異,但是借用昨天一家香港左派晚報的「評語」,這倒可說是「對英帝分子的當頭棒喝」。因為這事已清楚告訴一些醉心與中共貿易的英國商人,誰想在毛幫身上撈取油水,誰就得要蹈上這家「維克斯--吉瑪公司」的覆轍。譬如月前粵共舉行「春季交易會」,毛幫在香港大力拉攏日本商人參加,有些日本商人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大家爭着去廣州「發財」,人數之多,為所有外商之冠。但結果,他們「發財」的好夢未圓,卻有十幾人被扣留不得脫身,現據查明,這些一度被傳「失蹤」的日商,已被毛幫視為「間諜」,他們的命運如何,刻尚在未可知之數。由此而看這家英國工程公司的被「判」上許多罪名,在這個無法無天的大陸共區,那是一點也不稀奇的。

再就我們的分析,這家英國工程公司在一九六四年與毛幫簽訂了一項工廠合約,那時適在毛俄關係破裂,蘇俄撤走了千幾名「專家」和帶走了所有工廠與機器的圖則之後,毛幫一時手足無措,這才找上這家英國公司訂立新合同,其用意不外向蘇俄「老大哥」表示:你「靠害」不了我,我有英國人幫忙。但在事實上,毛幫祇是利用英國商人為「政治工具」,而不是真正有所「借重」於他們的。到現在,事隔三年多,毛幫顯然認為這家英商的利用價值已告完結,因此它就不惜露出其本來面孔,藉所謂「缺席宣判」而一舉撕毀這宗合約了。

同時我們還可了解,在這次北平宣判之前,這個被指為從事「間諜」活動的英國工程師喬治.華特,早在今年三月間,已被毛幫蘭州「法院」判了三年徒刑,中間英國駐平代辦屢欲與他會晤而不可得,這顯然是毛幫作賊心虛,不願真相外洩,以免英國代辦有提出交涉的機會。現在「北京」法院除重複指控該英工程師的「間諜」罪名外,還加判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賠償「損失」六十五萬鎊(伸約九百四十多萬港元),這種明目張膽的勒索動機,可能有兩點:一是毛幫欠了英國工程公司約六十五萬鎊的債,圖以這種判決作為「賴債」的手段,因為毛幫片面撕毀了合約,英國公司當然不會「遵罰」,毛幫就正好以此為藉口,說是「以債抵罰」了;二是毛幫有意以英工程師喬治.華特作為「人質」,仿強盜「擄參勒索」的辦法,向英國「維克斯--吉瑪公司」勒索一筆鉅款,所謂「賠償」云云,等於是強盜所說的「開門利是」,這種目的在「錢」的卑鄙嘴臉,由毛幫「缺席宣判」的蠻橫無理,業已表露無遺。

綜如前說,北平毛共公演這幕勒索醜劇,對一些利令智昏的英國商人,實在是個無情教訓,特別是念念不忘與大陸貿易的香港英商,其教訓意義更為重大。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2日 星期二

港府有保護漁民安全的責任
--論共幫砲艇越界擄劫本港漁船事件

經常在本港流浮山后海灣從事捕魚作業的香港漁民,日來迭被共方砲艇越界擄劫,劫去漁船達十四艘之多,除部份漁民家屬被擄之後獲釋返港外,那些船主和漁船,現仍被扣留在華界的蛇口,由共幫進行非法勒索的勾當。共方砲艇越界進入本港水域擄劫漁民,這雖然不是第一宗,但以這次被擄的漁船為數最多,性質亦最嚴重。就人們記憶所及,在最近兩三年來,共方砲艇闖入流浮山擄劫蠔民和強攻海中生蠔的事件,已經發生過好幾次,每次都使本港蠔民遭受慘重損失,而事後亦未獲得任何有效的保障。因此這次十四艘漁船的再度被擄,船主被劫,港府究將採取何種對策,以確保漁民的安全,刻正普遍引起本港居民的注視。

這一問題的不容忽視,乃是那些被擄漁船都祇領有本港牌照,因為他們從不到共區水域捕魚,故也沒有人領取共方的牌照。根據流浮山方面漁民的傳說,這次共方砲艇大舉越界擄劫本港漁船,可能係因近日華界蛇口人船俱少,共方漁獲收益發生問題,因此不惜以強盜手段,脅迫本港漁民加入他們的「公社」,好讓他們為所欲為,從中搾取本港漁民的血汗。共黨特權階級慣於對老百姓一切收益坐享其成,不勞而獲,這點原不難於理解,但問題乃在於那些被劫擄、被威脅的是本港漁船,如果香港政府沒有辦法保障他們,則共方的擄掠行動將漫無止境,而該區漁民不敢在海面(指本港水域而言)捕魚,除了使他們生活受苦,亦將影響了本港一部份魚類的供應,這樣牽涉到許多方面的惡果,港府是非有以善為處之不可的。

共方此項越界擄船劫人的事件,與明代日本倭寇的侵擾我國東南沿海,性質十分類似。但這些「倭寇」行蹤飄忽,搶了就走,還不如今天共幫擄劫行為的猖獗。因此為了確保本港漁民不受侵害,港府似應就下述各點採取行動,作為制裁共幫炮艇從事海盜活動的張本。

第一、由港府搜集證據,經由英國當局向北平共幫提出嚴重抗議,責其立令這些粵共炮艇,停止對本港的侵權行為和賠償本港漁民因此所受的損失,並保證以後無同樣事件發生,否則由此引起的一切後果,都應由大陸共幫負其全責。

第二、加派有適當武裝設備的水警輪,在后海灣一帶游弋監視,一經發現共幫炮艇的非法活動,就予以制止,必要時雖出以武力對待,亦所不惜。共幫多是欺善怕惡之徒,他們過去屢次越界擄劫本港漁民之儼然「有恃無恐」,未必真正奉有上級命令,極可能是少數分子利用本港態度審慎的弱點,作伺機「搏亂」發財的勾當。假如本港政府不再對他們示弱,他們自不能不要考慮到許多嚴重後果的問題。

第三、假如向北平共幫提出抗議而沒有獲得滿意答覆,或者這些共幫砲艇採取了明代「倭寇」搶了就走的「游擊」策略,那港府當局便應採取相應措施,限制大陸貨船自由進入本港,或者扣留其若干船隻,作為一種適當的「報復」。誠以共幫的野蠻行為既無可理喻,則除此之外,亦沒有更佳的對付辦法。

就事實去分析,這些共幫砲艇歷來都在后海灣區從事海盜活動,而在其他地區則不敢嘗試,原因之一當是該地距離華界蛇口水程甚近,根據一般強盜「取易不取難」的心理,自會被他們認為這種劫掠行徑有其特殊的「方便」;原因之二就在此等「海盜作業」並非出自大陸共幫的「最高決策」,所以其他地區甚少發生,而祇有后海灣方面卻屢見不鮮,但因港方沒有人理它,大陸共幫也就樂得裝聾扮啞,置若罔聞,其中當然亦有部份共幹互相勾結,「利益均分」的黑幕在內。但無論如何,這些共幫砲艇迭次闖入本港水域擄船劫人,此事對本港安全關係非淺,對人心影響亦有問題,港府自有運用任何可行辦法,予以制裁的必要。

對付共黨的非法活動不能軟弱,這是一個必須堅守的原則,何況這些共艇的越界擄劫,與海盜實無分別,港府更沒有長予容忍的理由。共幫雖然一貫蠻不講理,但太過見不得人的事情,他們多少總有點顧忌。因此港府採取各種必要步驟來保護本港漁民,事實亦責無旁貸。我們可以相信,祇要港府真正拿出勇氣來,則是非曲直世人共見,這亦將不會引起更大的糾紛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4日 星期二

台灣經建遲緩的毛病安在?
--就孫科院長最近演詞略申所見

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最近在台北參加「北平中國大學」校慶時,發表有一篇以「泛論台灣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為題的演說,該演說全文,經台北中央日報和本報相繼發表後,現已普遍引起台灣朝野和海外各方的重視。在孫先生談到的各項問題中,無論為建議或批評,多有所本,絕非空言泛論者可比。而其中一個着眼的重點,就是孫氏透過各項事實中指出,台灣的經濟建設儘管已有不少的成就,但比之日本固望塵莫及,就是南韓,對台灣亦有後來居上之勢。而日本、南韓經建的進步,也不外得力於兩大法寶,一是利用國民儲蓄用於生產性投資,如此循環不已,生產投資便愈來愈大;二是善於吸收外來資金,以解決本身生產的需要。據孫氏舉例說:最近南韓計劃發展石油工業,邀請美國幾家很大的石油公司共同投資,僅此一個計劃,即爭取了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但台灣如何呢?雖然高雄也有一家美國人投資的石油工業,由中國石油公司供給油料,生產一種稱為PE的原料,但其投資金額不過一千五百萬美元,還不及美國在南韓投資的十分之一。

據孫氏指出,在過去十六年來,我政府核准華僑和外人投資的案件,共有六百餘宗,投資金額總計為二億四千餘萬美元,連同歷年美國的經援補助計算,也不過十七億美元。為甚麼台灣爭取外來投資會沒有多大成績呢?主要有幾點毛病:一是手續繁複,一填就是幾十種表格,使那些既不習慣也不明手續的海外僑胞,弄到茫無頭緒,不知所從。二是把這多如牛毛的表格填好後,仍不等於辦妥了手續,還要等候有關機關開會、研究、審查,這樣起碼要經過兩三個月,甚至一年半載,也許還不能批准,許多僑胞等得不等煩,祇好作罷。三是那些準備回國投資的僑胞,往往回去住上兩三個星期,手續辦不好,去了再回來,還是辦不好,如此來回跑了兩三次後,新的問題來了,那是管理出入境證的警備司令部負責人,對他起了懷疑,認為他在一年半載來往幾次台灣,究竟有甚麼作用?有些人怕引起麻煩,也就不想再去了。可以說,台灣吸收華僑投資所以成效不著,都是由於這種「官僚主義」的作祟,去年香港「五月暴亂」時,就有不少熱心僑胞為此廢然而返的。

我們說這種作風是「官僚主義」,可以從許多地方比較出來,譬如說,在香港開設一家新工廠,祇要買到一塊適合建廠的地皮,廠內設備能夠符合工務局、消防局等的安全和衛生規定,那就不會有甚麼手續上的困難,更不需要填上幾十種表格。以此在短短十年間,香港已經由一個商業港口蛻變為一個工業城市,年來出口的貿易數字,動輒以幾十億港元計,使港幣的信用,連英鎊也甘拜下風。而就我們的觀感,香港能有今日的成就,主要還是靠華人投資,而不是「外國」投資,外國資金在整個工業比例中,處於並不重要的地位。而華人的最大「資產」又可分為兩方面,一是有形的「資金」,二是無形的「智慧」。香港工商業家能夠不斷向世界各地爭取和開闢市場,這就並不全仗資金的能力,而是智慧產生的結果。論香港對外關係以台灣為最近,假如台灣能夠給予香港僑胞以投資的便利,這除了能夠吸收他們的資金外,還可以吸收他們的智慧,而就發展工業與對外貿易言,智慧和資金是同等重要的。我們知道英國曾經是個工業先進國家,但今天英國有許多工業已經不如香港,連英國人也喜歡購用香港貨,香港工商業家的智慧過人,略可概見。因此可以說,在台灣需要爭取海外僑胞投資,並有極有機會吸收香港僑胞投資的條件下,如果還不能在這一方面好好利用香港僑胞的資金和智慧,這實在是自由中國莫大的損失。

在我們看來,台灣那些「官僚主義」和「公文主義」的形成,主要出自兩點「習焉不察」的風氣。一是那些機關首長,就是終日忙於開會,權貴愈大的開會愈多,幾乎除了開會就無事可辦。開會好像也很「民主」,但像台灣官員那種疲於開會的風氣,簡直已經成為荒廢政務的病源。二是由於首長開會的終日忙個不休,許多重要業務都祇能交由屬員去處理,假如我們真有「分層負責」制度,這還沒有多大問題,無奈今天台灣的許多機關,雖有「分層」之名,卻無「負責」之實。結果,那些作為「科員政治」中心的公務員,大家都在「等因奉此」上賣弄工夫,雖雞無蒜皮小事也不敢負責。更壞的是那些需要幾個機關會商決定的事情,十之八九一定你推我讓,非把它弄到「胎死腹中」不可。除非有甚麼「利益」,否則誰也不感興趣。這兩點,是台灣妨礙經建的病源,亦為一切興革的絆腳石。我們有感於孫院長指陳的公忠體國,語重心長,故附論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