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簡文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6日 星期六

略論港府「領袖人才」不足的問題

批評政府是民意代表的責任,這在民主政治上稱為代議制。如果民意代表而對政府無所批評,則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其政治必無改良和進步,且亦談不上「民主」。在民主政制下的國家,監督政府之權在國會,所以國會議員享有最大發言權,而平日協助議員表達民意的是報紙,因此言論自由也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原則。本港目前雖然已有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但還沒有最高民意代表的議會組織,以此歷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避重就輕,無法達到民意「代議士」的標準。而這一點,無可諱言對香港政治興革是一種無形的障礙。

但是,在這次立法局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辯論會上,鄧律敦治議員卻不談那些枝節問題,而對香港政府提出一項近於「言人所不敢言」的抨擊,那就是關於所指港府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鄧氏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面對一個最重要問題,它比較款項與稅項重要,甚至比較改組政府、學校及醫院等問題更重要,這是領袖人才的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律敦治議員特別以港共暴亂一事支持其意見,據稱:「港共在第一回合中,慘遭敗北,面目無光,但經過短暫的歇息後,甚至當這個(立法局)辯論進行的時候,他們已東山復起,開始第二個回合了。」鄧氏說:「我們不要欺騙自己,除非我們有能力和準備保持優勢,否則,這將是一段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局面。」鄧氏指出,這個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批少數而堅決的(共黨)極端分子,認識到他們去年所犯錯誤之後,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鬥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被那些奉行一種信條的人幹出來的暴行弄得清醒和覺悟了,直到最近為止,那種信條曾經有很大的情緒上的吸引力。」鄧氏對此說話較為含蓄,但其所指顯然是說香港中國居民那種「民族意識」的感應。因此鄧氏認為,自去年五月起,他常常聽到「事情永不會重演」這一類話是不可思議的。

為了儘速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的真空,他在立法局大聲疾呼說:「我促請香港政府--促請督憲閣下,在還不太遲之前,把這種真空填補。……」鄧氏連帶指出:「在去年,本港的真正人民以驚人的甚至英雄的姿態,清楚地表現他們忠於甚麼………如果在這次辯論中,將那些英勇及悲壯對抗港共分子進行的野蠻行為而為社會捐軀或受傷的人士,輕輕放過而不予以適當讚揚或追思的,將是我個人的不是,也是我們大家的不是。」鄧氏還很情緒激動地說:「一九六七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個考驗時期,我們有些已準備甚至挺身而出,極有擔當,其他的,最好是不提了。但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不足道的人,而是值得我們百般感謝的本港廣大民眾。」鄧氏這些痛切之言,質直之論,在香港立法局的歷史上,在許多非官守議員,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自鄧律敦治議員這些偉論發表後,顯然已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反應,德臣西報在著論贊成鄧律敦治的觀點時稱:「假如香港不想走上滅亡的途徑,本港政府有必要立刻改革,立即執行解決當務之急的措施。」該報強調,香港的前途,不應該掌握在沒有蓬勃生氣,而正在等待退休中的老年人手上。因此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談談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

就香港現狀而談政治領袖人才,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應付共黨陰魂不息的新挑戰,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出,是許多港府的高級官員,似乎除了等待共黨發動「進攻」外,沒有在積極或消極方面提出任何的對策。這一現象的形成,可能出於現有的政治者一半,出於傳統觀念者也一半。也就是說,因為香港還沒有擺脫「殖民地」形式,所以港府官員就祇能在這種形式下工作,而政治上的任何興革,那是殖民地官員所不願說並不願做的,因為他們的願望,祇是在這種制度下做到「退休」,而不想作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以此多少年來,除非在任港督有改革政治的眼光和決心,否則等而下之的官員,決不會有人敢於提出改革的意見。特別是有關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問題,如果英國官員不想理,那中國官員是更不會有人願理的,原因就在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港府的高級官員,平日接觸的祇限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與廣大的華人群眾可說完全脫節,而這正與共黨的「群眾運動」完全相反,因此必須能夠了解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真空的問題。

對抗共黨有好多方法,而鼓勵正義人士與安撫貧苦市民,則是港府起碼應做的工作。但自五月暴動的高潮過去後,港府對於這些工作都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就不能不使廣大市民,多少感到失望,因此我們以為,港府能否填補人才真空還是另一問題,但港府官員必須把「眼睛向下看」,這無論如何也是他們的應有態度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29日 星期一

除舊迎新.人壽年豐

今天是中國農曆丁未年大除夕,明天則是戊申年元旦。丁未年屬羊,戊申年屬猴,羊去猴來,又是一歲。香港居民以華人佔了絕大多數,至今仍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對於農曆除夕和元旦,家家戶戶歡樂逾常,除舊迎新,大家以人壽年豐互祝,期望新的成就。古人說: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今年我們在除舊迎新之際,祇是炮竹之聲無聞,熱鬧氣氛為之略減;但那是港共搗亂的結果,若不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放彈殺人,港九各處今天的炮竹聲響,一定此起彼落。在此佳節當前之際,港共的與居民為敵,應當值得我們警惕。

回首過去一年,在此除舊迎新之時,百感交集,沉痛和興奮心情併至。現在港九局面雖漸復正常,但我們所面臨的新任務,千百倍繁重於往時,復興和繁榮的責任,落在每一居民的雙肩。謹列其犖犖大端,本除舊迎新之意,與社會人士互相祝勉。

一為與共黨分子劃清界綫,涇渭分明。港共在去年瘋狂倡亂,從其發動至大敗特敗,此中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之時,參加搗亂者僅為一小撮港共分子,他們自知力量脆弱,把搗亂的重心置於惡毒宣傳,企圖透過宣傳和醞釀,擴大暴亂。中期之時,港共悍然展開流血屠殺計劃,正面向和平與法律挑戰。在此期內,不容諱言若干居民,因港共的威脅或利誘,墮入其圈套,參加罷工和示威之外,甚至受港共僱傭,製造炸彈,投放炸彈,屠殺良善居民。此輩受港共利用的人,大多數為盲從者,根本無瞻前顧後的思想能力,成為港共的貓腳爪。到了末期之時,由於港共的喪盡天良,神人共憤,盲從者之中,一部份漸漸覺醒,一部分則毅然與港共斬斷關係,甚至最富衝動心理的左校青年,有的也深明大義,起而與港共脫離。至此,港共變成了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在這一法治社會,他們已無生存的基礎。

這一由「盛」而「衰」的過程,說明港九居民對港共的醜惡面孔,已從具體的教訓中徹底明瞭,劃清界線,人同此心。港共陷於四面楚歌聲中,被迫暫時停手,改採「笑臉攻勢」,企圖「收拾」人心,換取「好感」,以狼披羊皮的偽善姿態,再度展開「統戰」活動。此時此際,港九居民若稍存鬆弛心理,必為港共所乘,因此,堅持涇渭分明的立場,允為港九善良居民目前和今後的最高要求。港共是社會病菌,必須與他們隔絕。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使港共永遠無再搗亂的機會,使過去八個多月來我們經過千辛萬苦而獲得的勝利成果,永遠掌握在手。

二為港府當局對居民的關係,必須改善再改善,最後實現官民打成一片的目標。經過了過去一段時期的携手抗暴,官民之間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互信共信心理長城。誠如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新近所言:「如果政府與民眾之間有隔閡的話,這次對抗共黨分子的行動,已消除了這些隔閡。」我們相信,大多數居民對何氏所言,都表示同意。在過去,一般人認為官民之間發生隔閡現象,大部分責任應由當局負起,因為當局對民意未盡到應予尊重的義務,使官與民之間的距離,未能泯除。當局對居民的利益既不能面面顧到,居民對當局的施政就會漠不關心,這是正常的心理反應。抗暴的成就不僅已粉碎了港共的陰謀,而且使官民的距離縮短,雙方為共同利益--和平與法治--而發生了情誼。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成就,大家應該對它特別珍惜。除了對它愛護備至之外,仍需要繼續培養,讓它茁壯。這一責任,官與民同要分擔,但主動一方面則屬於當局。在今後遇到一切重大施政時,必須分秒不忘全體居民的實際利益,尊重民意,廣闢言路,以虛懷若谷的政治家風度,尋求施政的建樹。這樣,抗暴所得的成果不但可以保持,而且會發揚光大,使全體居民能夠過着康樂安寧的生活。

三為祈禱大陸同胞,早日恢復自由。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已是人間地獄。經過了毛、林的「文革」後,大陸同胞水深火熱的程度,有增無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這兩句詩,正是我們在除舊迎新之時對大陸同胞的內心感觸。我們身處自由、和平的地方,對被困大陸,在無邊苦海中生活的兄弟姊妹,正寄予無限的關切。現在毛、林統治的基礎已漸趨動搖,在其末日將至之時,他們必然兇性大發,實施全面屠殺。於此,我們一方面希望我當局能及時履行弔民伐罪的責任,一方面則希望大陸同胞,加緊團結,心理上建起推翻暴政的堅強準備,忍受體力上和精神上苦楚,黑夜過去,黎明在望,以此來等待自由解放。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人類對我大陸同胞,無時不願伸出援助之手。願光明提早到來,為大陸同胞的重獲自由而乾杯!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市民為暴亂犧牲的代價問題
--港府當局還能與港共黑幫作消極糾纏嗎?

歷時半年有多的港共暴亂,香港市民普遍受到程度不等的犧牲,有許多人被港共暴徒炸傷炸死,更有工商百業因長期暴亂而蒙受了重大損失,而每一個市民,由於經常受到交通阻塞的影響,這種金錢和時間的損失,更是難於估計。如果說,這些市民的巨大犧牲必須要有代價,則在港共黑幫大部仍然逍遙法外,那些不法暴徒還在到處殺人放火的今天,這便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從近日所見,可能由於港共暴亂的時間拖得太長,雖然警察人員還在毫不鬆懈的與暴徒作戰,但港府當局對於鎮壓港共的行動,卻似乎有點「疲」了。這種「疲」的現象,主要表現於消極性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沒有主動性的對港共禍首窮追猛打,給以應有的懲罰,也沒有對那些罪惡機構採取行動,予以斬草除根。結果是,暴徒動,警察才動,暴徒「休息」,警察也好像鬆了一口氣。香港動靜如此操在暴亂者之手,假如長此下去,這豈不恰恰入了港共所謂「長期戰」的圈套麼?姑勿論這種「長期戰」對港府當局和港共黑幫是否利害相等,但廣大市民為此而蒙受鉅大的犧牲,這又有甚麼代價可言呢?

從半年以來的事實顯出,港共黑幫事事與居民為敵,決無不敗之理,但正因他們自知處境必敗,故亦更不能不作困獸鬥。其所以如此,就是希望以他們之「狠」,對港府之「疲」,在重重包圍中,殺開一條死裡逃生的血路,而把暴亂時間儘量拖長,則是為了達到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曾經說過,港共這個無惡不作的敵人,「你不打他他不倒」,而要香港迅速恢復和平、秩序,港府更不應該與港共打「長期戰」。但以近來事實所見,港府對共黨暴亂祇是「應戰」,而不「出擊」,更沒有拿出除惡務盡而不惜掃穴犁庭的決心。這在無形之中等於給予港共黑幫以鼓勵,以此而求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又何異於南轅北轍?今天香港的市民,雖無不切齒痛恨港共暴徒,但對港府當局如此優柔寡斷,卻也不能無所疑惑,當然更難免有不平之感的。

最近我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若干駐港的共幫頭目,已被召回大陸,這意味着港共的暴亂活動將告結束。這個消息出自倫敦電台駐港記者的報道,其來源或有所根據,但以我們的看法,在事實沒有證明港共暴亂真正「結束」之前,無論是否有若干港共頭目被召回穗,這都不應動搖我們的信念。可是這消息本身,卻又十分容易投合人們的惰性,以為暴亂「結束在即」,則「疲者更疲」,不疲者鬆懈,衡諸當前現狀,那就不僅無益,並且可能有害的。

我們撇開消息而看事實,這又如何呢?人們可以看到,港共不僅沒有結束暴亂的跡象,而且還想千方百計的苟延殘喘。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港共自知其「罷工」鬥爭已全盤失敗,也再無力以金錢接濟那些失業工人,最近一度發起所謂「一元運動」,意圖緩和那些失業工人的反感,但以此項捐款備遭白眼,到處碰壁,日來已對這種求乞運動隻字不提,看來當是避免公開出醜,說不定已取消此項計劃。可是港共雖然不惜犧牲被騙工人,但也並非就此「罷手」,因此,他們現正集中全力於鼓煽學生,有意利用左派學生來延長暴亂,挽救他們的命運於垂危。這就可見,所謂港共暴亂即將「結束」之說,是如何的不足置信。

港共利用學生的最佳設想,當然是認為此等青年認識幼稚,血氣方剛,不必用金錢收買,他們就會受騙入彀,甘為港共的反英鬥爭而賣命。但我們知道,那些鬧事搗亂乃至被派投放炸彈的學生,十九都來自左派學校,其他學校縱有一二不肖分子,也唯港共馬首是瞻,出而搖旗吶喊,亦不過是無聊騷擾,絕對起不了作用。但是,由於這些左派學校沒有受到應有的取締,結果這些小嘍囉一旦失手被捕,還要表演「大鬧法庭」,向左報提供宣傳資料,而其他的非共學校,如果校方開除了這些不肖學生,更要成為左報惡意攻擊的目標。人們不禁要問,港府當局既不認真除暴,又不切實安良,這能算是甚麼政策呢?

我們曾經不止一次的說過,香港命運決定於香港市民,自暴亂以後,香港市民一直支持政府,當然是要港府當局拿出決心平亂,而不是與左派暴徒作曠日持久的糾纏。目前的形勢,香港市民仍然無條件的站在港府這一邊,港府掌握的絕對優勢也絲毫沒有變動。可是,假如港府不能順應人心,對現有的優勢不用,則市民自覺這種犧牲沒有代價,他們情緒自會漸漸低落的。因此,為了早日結束當前的暴亂,港府是再也不容不抖擻精神,以果敢決斷的行動,對廣大市民有所安慰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論「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

對到處投放炸彈殺害市民的港共暴徒處以極刑,這是廣大市民的要求,祇有漠視民意的「鄉愿先生」,才會表示「反對」。但直至目前為止,儘管香港的市民、軍警死傷已逾數十人,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仍竟會成為某等人士爭論不決的問題,也未聞有港共暴徒被判死刑的前例,尤不能不說是香港法治的「污點」。我們始終認為,對付港共暴亂絕對不能因循姑息,「治亂世,用重典」,也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否則這些暴徒可以任意殺人而無須償命,香港就非要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不可了。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死刑問題,而是在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這不是說我們同意了對港共暴徒不處死刑的意見,而是認為在死刑之外,港府仍有許多足以消弭暴亂的辦法,可是這些辦法,儘管為「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但港府還是做得太少或有些根本未做。因此,我們不管這個死刑問題如何解決,港府必須儘速採取各種弭亂的步驟,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港府要想香港法律秩序得以迅速恢復,首先就要做到下述這幾點:

第一、對港共暴徒儘量遞解回大陸。兵法有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港共暴徒無不害怕被解返大陸,一聞「出境」兩字就莫不驚心動魄,痛哭流悌。但他們在香港殺人放火,卻必照例以毛澤東信徒自居,「毛語錄」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那自應該把他們遞解回大陸,好讓他們回到「毛主席身邊」,更加「意氣風發」的做個「革命英雄」。當然他們了解,回去大陸會被打成「反革命黑幫」,除了下放「勞改」之外,大抵也不會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剩餘價值」,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沒有替他們考慮的必要。如有這種考慮,根本就是多餘的。語謂「上帝的歸於上帝,撒但的歸於撒但」,香港市民熱愛和平,他們卻需要製造暴亂,我們沒有理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自祇有把他們趕回大陸去。過去的事實證明,那些被解回大陸的左派分子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包括那些自稱「起義」的投機分子在內。港共黑幫是壞蛋「人渣」,他們既不喜歡香港,香港當然沒有容納他們的義務,那在死刑以外的弭亂辦法,自無過於把這些暴亂分子掃數驅逐出境了。

第二、過去以迄現在的事實證明,那些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左派學校等等,絕大部份是港共暴徒出沒的機關,惡跡昭彰,人人切齒,特別是那些天天鼓吹暴亂的左報,更是香港的「毒瘤」,為任何政府、人民所不能容忍。但自「五月暴動」至今,警方雖然已一再搜查了這些罪惡淵藪,但卻始終未見採取法律行動,予以封閉,最多是把一些非法分子逮捕了事。結果是警察去了,他們又來,可憐警察人員疲於奔命,但卻一點收不到除暴安良的效果。這種情形,可說是對港府所稱維持法律秩序的一大諷刺。對於此等製造暴亂的港共機關,香港絕對沒有理由讓它們存在,置全港居民的自由安全於不顧。假如港府真有消弭暴亂的決心,這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從速堵塞這些狐鼠出沒的巢穴。特別是那些已經搜出了非法武器、煽動傳單、真假炸彈的左派機構,更非優先予以封閉不可的。

第三、港共分子過去的亂殺市民,警方事後雖出重賞緝兇,始終一無所獲。這多少證明,這種懸賞緝兇不是有效的弭亂辦法。最近有等正義市民為了公眾安全,曾先後奮起把一些恐怖分子予以拘捕,並且獲得警方公開的讚揚,這可能是日來炸彈案件突然減少的原因之一。我們以為,港共黑幫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的公敵,為了鼓勵更多市民捉拿暴徒的勇氣,警方應該對此等正義市民優給獎金,並且儘可能予以生活、職業的各種幫助。可以了解的,此等市民大抵不會是社會名流或殷商鉅賈,他們都可能有需要港府給以幫助解決的若干生活或職業問題,因此,港府為了酬答他們協助肅奸的義舉,在獎金之外給以更多的照顧,那是不會過分的。

第四、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無論如何傷天害理,他們都要「熱烈歡呼」,引為得意,如果這些炸彈殺死炸傷了無辜市民,那些天良喪盡的左報,更滿紙高呼「炸得好,炸得妙」。但在上週末灣仔天樂里發現一個炸彈,給軍火專家移到「南洋戲院」附近未即予以引爆時,這家左派戲院便頓感大禍臨頭,發出一種「怕得要死」的「抗議」。根據這一事實,那港府當局要使暴徒投放炸彈懷有戒心,以後都該採取同一辦法,把所發現的炸彈移到附近左派機構門前,好讓他們也能切實體驗一下這種炸彈攻勢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如果說,港共黑幫的「怕死」心理不異於常人,則他們對於這種可能自作自受的後果,是不能不要有所考慮的。

能夠做到上述這四點,則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可思過半矣。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港共以炸彈殺人祇是「討厭行徑」嗎?
--向石寶德勳爵請教四個問題

在訪問香港中的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前日上午在大會堂八樓會議室,與市政局非官守議員們就有關香港問題交換意見。據曾經參與該項「閉門會談」的人士透露,會上石氏曾對投擲炸彈的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由於這個問題深為全港市民所注目,而石氏主張則適與市民大眾的要求相反,因此我們特就當日傳出的石氏談話各節,根據我們的不同觀感,有所請教於這位英聯邦事務部次官。

第一、石寶德勳爵說:他認為截至現時為止,所有炸彈案件,都沒有直接性的謀殺意圖,祇是屬於一種「討厭行徑」而已。他又表示:他相信對判處炸彈事件,留待裁判司和法官去決定,是最理想的。

我們請問:在石氏訪問香港的短短幾天來,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少的幾十,多的逾百,這些殺人武器,有的在地上爆炸,有的從樓上投擲,結果市民、軍警被殺死和炸傷的,達七十餘人。還有較早以前,港共暴徒在北角把兩名小童活活炸死,又用燃燒彈對付「商台」廣播員林彬兄弟,燒到他們重傷斃命,像這種如瘋如狂的殺人手段,這也能夠算是「討厭行徑」嗎?我們請問石氏,假如倫敦也有一群中共暴徒,天天在通衢大道投放炸彈,英國人民因此血肉橫飛,死傷相繼,倫敦市民,走出街外就有挨炸被殺的危險,閣下是否也認為「討厭行徑」而非「謀殺」呢?如果說是,為甚麼月前中共的駐倫敦代辦處人員,用刀棒之屬打傷了警察,英國人士又一致指斥這些中共「打手」野蠻粗暴,「禽獸不如」呢?

第二、石寶德勳爵說:他不願贊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的理由,是當年他在馬來亞時,正值恐怖運動,對炸彈案件即處以死刑。但他認為這種措施是錯誤的,特別是在他親睹一名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的時候。

語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有「人性」的人,決不忍以人命為草芥,就是牛羊牲畜,也會「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所以孟子有「君子遠庖廚」之說。但我們要問,如果因為這點理由,而認為港共暴徒的殺人罪行值得寬恕,那麼,日前在灣仔被暴徒炸死的一個十八歲青年,兩個月前在北角被炸到腹裂腸穿而告慘死的兩個小孩子,被汽油燒到面目全非的林彬兄弟,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麼?假如對這些殺人暴徒判處死刑也算「錯誤」,這豈不等於說,港共分子應該享有「殺人的自由」,對法律根本不必負責麼?假如石寶德勳爵也承認,香港居民都該享有「做人」的權利,試問他們生命毫無保障,還要這種法律幹甚麼呢?

第三、石寶德勳爵和若干位議員認為,把放置炸彈者處以死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使情況更趨於惡化。他們說,那些放置炸彈者,通常都是在學兒童、恐怖分子和其他熱心這種行動的人物,若把他們判處死刑,對於此等恐怖行動的真正負責人,幕後領袖,是絕無所損的。

我們知道,現代法律講「刑罰相抵」,犯法者祇要罪證無訛,不能因人而異。以法言法,石氏等的理論,在法律上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姑且撇開這些不談,我們卻要問,如說處死投放炸彈暴徒就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那是否認為許多市民被他們殺害,就一點沒有「反應」呢?也是否認為工商百業備受他們的摧殘,這種情況就不夠「惡化」呢?然則今日的香港,就祇能顧及港共暴徒的「反感」,而不必理會廣大市民的「反感」嗎?同時,既然知道主使這些暴徒殺人的還有「幕後領袖」,但為甚麼,政府任令他們大搖大擺,也不加以通緝拘捕呢?又為甚麼,明知這些「幕後領袖」係以其報館、學校、工會、「國貨公司」等為其非法活動的巢穴,也不加以封閉,任其作為殺人放火的「大本營」呢?

第四、據說石寶德勳爵曾對參加會談的市政局議員稱:「我這次來香港,並非為了保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是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

石氏的話,當然使香港市民聽來十分悅耳,但我們要問,今天香港的市民,無人不受港共「炸彈攻勢」的威脅,也無不對這些港共黑幫恨之入骨,現在他們別無所求,祇望港府能對港共黑幫大力掃蕩,把這些殺人暴徒置之於法,以死相抵,使市民能安居樂業,生命獲得保障,假如港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所謂「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云云,豈不等於空頭支票嗎?

因此,我們以為石寶德勳爵如要對香港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首先就要把廣大市民和港共黑幫的利害輕重置於一個「天秤」之上,如果祇看到港共一面,而忽視了市民的一面,因而失去了對整個問題的平衡,他的答案是將永遠不會正確的,而且也不會為香港市民輕易接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港府應即發動居民自衛組織

廣泛發動港九居民的力量,自衛抗暴,這是我們從五月暴亂以來的一貫主張。我們曾對這一主張,數度陳述它的優點和需要,希望當局與居民採取適當步驟,予以實現,使它成為一種運動,全面抵抗左派暴徒的搗亂,保衛社會與居民的法治和安寧。迄今為止,我們的主張雖然獲得不少人士的贊同,但尚未見官民兩方對此採取任何方式的實踐行動,殊令人憾惜。最近幾天來,左派暴徒越發瘋狂,到處置彈擲彈,截至本星期一為止,官方統計謂已造成死傷逾二百人的流血屠殺。照這樣的情形發展下去,港九居民今後的日子,直似生存在一個恐怖之島,生命安全,分秒俱受威脅。如果港九居民仍不動員起來,展開自衛抗暴運動,豈不是坐等左派暴徒的殺害?因此,我們願重申前議,再度提出港九居民組織自衛機構的主張。

有關發揮民眾力量參與抗暴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港九居民今日所面臨的鬥爭,其性質與內容,是一種沒有前綫的抗暴作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港九居民,為了自由和法治,舉正義之旗,支持港府,站在一條陣綫,同心協力,來打擊左派暴徒毀滅自由和破壞法治的陰謀,正如遠東英軍總司令賈華將軍所言,是站在抗暴的第一綫。如果站在第一綫的戰士不加以組織,又如何能制敵機先?港府當局和港九居民,對此應該深入細想一番。

本港當局從過去五個多月來的事實,現在應該對抗暴必勝的信念,愈趨堅定。此項信念的日益增強,不容否認是由於港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通力合作和一致支持所致。換句話說,當局雖有抗暴的決心,而居民給當局帶來了必勝的信念。此中的相互關係,祇有「休戚與共」四個字可以表達。當局與居民這種關係的維繫,有賴於當局對居民的安全保障和群力發揮,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依目前的情形來看,當局對此顯然尚未加以充分重視,居民的抗暴力量因而無從作有組織的展開,仍處於個別的和分散的狀態之中,坐視左派暴徒不分晝夜,到處置彈擲彈來殺傷居民。軍警的力量究竟有限,終日疲於奔命,防不勝防,無形中使左派暴徒在大膽殺人傷人之後,得以逍遙法外。補救之道,就是當局應及時放手發動居民,組織起來,實行自衛。我們相信港九居民,為了自身的安居樂業與社會的共同安寧,無人不樂於參加自衛行列,與左派暴徒展開戰鬥!

港九居民對聯合自衛,我們認為自身也有主動發動的責任,不能以被動心理,等待當局的「動員令」。我們採取自衛,理由正當,因為左派暴徒的殺害對象,就是港九中國居民!從三歲小童到老弱居民,死傷於左派暴徒的炸彈之下,已有數百人!徙置區大廈、公眾聚散之地、學校和交通要道,都是左派暴徒置彈擲彈的「屠場」,證明這班滿手血腥的兇手,以殺害中國居民為快事!他們高喊「制死港英」,實際上則是制死港九中國人!左派暴徒磨刀霍霍朝我們頭上斫來,我們還不起而自衛?為了這一代的生存,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們也該聯合起來,實行自衛了。

港九各區街坊會,就是組織居民自衛的理想策動單位。我們過去曾說過,自衛的方式頗多,例如成立自衛隊,或者街坊巡邏隊等等,每個街坊會在其會區內,視地區的大小和居民的眾寡,分別組成一隊或數隊,晝夜輪值巡邏,密切了解區內居民的動態,對可疑的左派分子,加以監視或舉報。遇到發現炸彈時,執行安全隔離,勸告居民不要聚觀,同時協助軍警,監視附近屋宇的可能偷襲。如見有左派暴徒在附近大街小巷置彈,立即予以擒拿,交警處理。前幾天,若干位居民分在港九擒獲兩宗置彈事件的左派暴徒,就充分證明居民可以自衛之外,而且能補軍警人力的不足。

我們堅認組織港九居民,實行自衛,已為現階段抗暴的最迫切工作。現實的理由除已如上述的之外,另外還有兩項客觀理由:一是目前港九居民的抗暴意志,已進入新的高潮階段。在五月至六月這段期間,居民容或對左派暴徒的兇惡真面目,仍認識模糊,一部分居民可能採取觀望態度。到了現在,形勢大變,左派暴徒那一副殺人兇相,已暴露無遺,港九居民深知若不起而自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就有遭毒手的可能。因此,人人自發的、自覺的站到抗暴陣綫的那一邊,準備竭盡所能,與左派暴徒從事生死存亡的戰鬥。這種空前旺盛的民意,正是組織起來實行自衛的良好時機。二是港共分子和所僱傭的暴徒,最畏懼的是群眾力量。這是一股無可匹敵的雄厚力量,可使共黨發抖,也可使共黨慘敗。港九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就是這股無可匹敵力量的源泉,我們不能棄之不用,群眾力量所趨,就是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保證。為了徹底擊敗左派暴徒殺人放火的陰謀和行徑,讓我們快快組織起來,堅守民眾崗位,實行自衛!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30日 星期六

港共黑幫想借「水」遁嗎?
--由大陸可能恢復供水香港說起

過去每年大陸由十月開始供應香港的「東江之水」,最近有於日內恢復供應的消息,雖然港府當局至今還沒有獲得大陸的正式通知,但香港左派已經放出這種空氣。在過去數月來,當香港受着乾旱威脅的時期,曾經再三要求粵共供水,但粵共對此似有難言之隱,既不答應,亦不拒絕,人們早就逆料其中必有蹺蹊。現在各方證明,大陸所以無法供水香港、但又不能有任何表示的原因,是如本報晚刊最先發佈的消息,乃是由於東江輸水系統的東莞排灌站,曾被反毛派嚴重破壞所致。大抵經過近月來的加工搶修,損壞部份或者已修理完復,因此大陸恢復對香港供水,一般估計有在短期實現的可能。

大陸供水香港是一種買賣性質,中共每年可以賺取港方一千六百萬港元,對任何香港居民,都無所謂「照顧」。而港府這些鉅額水費的支付,實際上也是由香港居民共同負擔,用水多少,都須按額繳納水費,誰也無權「白用白喝」。故大陸對港供水,始終是一種經濟行為,根本與政治無涉。也因此,祇有港共黑幫才會把這供水問題加上許多「政治」邪說,其實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但是,由左派報紙對大陸供水與否的大做文章,我們從各種跡象逐漸發現,這可能就是港共黑幫走投無路的借「水」遁詭計。也就是說,當大陸恢復供水香港之日,他們就藉此向香港居民大賣「順水人情」,表示一場生死鬥爭已告結束,以圖免除其五個月來到處殺人放火的罪責。關於這種跡象,從近日港共黑幫活動和左派報紙的言論報道,可以見其端倪。例如:

一、日前有一個左派「觀禮團」前赴北平參加「十.一」偽慶,但所有團員都是「蝦兵蟹將」之流,絕對不夠「代表性」,而在去年浩蕩北上「意氣風發」的首要分子,全部匿居香港,沒有參加行列。其中有些左派影星,更紛紛傳出赴海外定居和準備遠走高飛的消息。這些每年「十.一」都循例大出風頭的人物,如今個個藏頭捲尾,意志消沉,如果不是恐懼回去大陸會被無情整肅,就是不願再招搖生事,以免「刺激」香港政府。這種蛛絲馬跡,不能說他們沒有借「水」遁的打算。

二、近日港九炸彈案已寥寥可數,社會秩序已漸趨平定,這種情況轉變,是否即為港共黑幫洗濯「血手」的表示,雖還有待於事實證明,但應指出,就在港督戴麟趾爵士由英動程返港之前,那些左報還是揚言要用「土製菠蘿」歡迎港督的,如今港督回來了,那些「土製菠蘿」卻大見減少,與過去兩月的「炸彈橫飛」,不可同日語。我們知道,共黨暴亂分子都有「死不認輸」的習性,目前港共黑幫尚未一網打盡,而他們卻突然「轉性」,這又不能說他們沒有自顧勢窮力蹙,急於作借「水」遁的企圖。

三、過去左報對於那些暴亂分子,祇要失手被擒,就譽之為「愛國同胞」,如果法網難逃,就稱之為「光榮入獄」,如因暴亂被殺,即使是地痞流氓,也要給他一個「烈士」的尊號。但在最近,有四個犯有襲擊巴士、毆打警目罪行的暴徒,被九龍地方法院判處每人入獄八年的刑罰,那些左報竟然作風大變,不稱他們為「愛國同胞」或「抗暴戰士」,而祇目之為「途人」。有理由相信,這四名暴徒在上月彩虹道無法無天的一幕,顯然是出自港共黑幫的收買和慫恿,即使不是「親密戰友」,起碼也是「同路人」。現在他們暴亂失手,而那些左報便以「途人」視之,反眼若不相識,其對左派分子的心理打擊,匪言可喻。姑勿論港共黑幫是否不願「照顧」這些暴徒家屬,省卻每月支出幾筆「生活費」,但以如此寡情薄義的做法,若非他們無人負責,而又大家都有借「水」遁心理,實在難有更好的解釋。

四、今年「十.一」偽慶,香港左派機構都不再侈言「三視」運動,一如往例的向香港政府「依法」申請。其中還有一點特殊的「修正」,就是各左派銀行和「國貨公司」的門面裝飾,所有宣傳標語都不再用大陸簡體字,其中如「戰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現在都全用正文,「修改」得十分顯著。港共此舉,照毛派「文化革命」的標準來說,是猖狂的「反動」,但他們竟然這樣做了,這又能說他們沒有一種借「水」遁的存心麼?

照此看來,港共黑幫自知面臨失敗,有意在大陸恢復供水聲中,借「東江之水」,洗去他們手上的血跡,這未嘗不是一個如意算盤。但香港市民不會忘記,由七月至今的三個月來,左派暴徒投擲炸彈不可以數計,而北角清華街兩個小童之死,林彬先生兄弟之死,西區過路市民之死,東區消防局副局長之死,至今血跡猶殷,沉冤未雪,港共黑幫欠下這許多血債,如果他們想就此借「水」遁,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除非港共黑幫交出那些殺人兇手,給法庭審判,交出所有武器,由警方銷毀,向受害市民賠償認罪,以平公憤,否則對於這些「喪家之狗」,市民是完全有權「砸爛他的狗頭」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5日 星期二

民氣可用.民憤未伸.港府如何?
--在共黨「炸彈攻勢」下,港府必須正視的問題

前天港九兩地,可說「炸彈橫飛」,港島的灣仔至銅鑼灣一段,由晚上九時至零時內,爆炸之聲,「不絕於耳」。這些來自共黨暴徒的炸彈,有些放在通衢大道,有些更自高空投擲,使這個以夜市熱鬧著名的地區,頓變為「炸彈世界」。九龍紅磡的市中心區蕪湖街也大致如此,共黨暴徒把炸彈向人群中投擲,實行「殺傷政策」。結果,在這一天內,共黨製造了一死二十八傷的大血案,受害者包括有消防員、警察、路上市民等。昨天,此類炸彈案仍在港九地區不斷發生,恐怖氣氛,絲毫未減。

與此同時,一名休班中的警察督察在九龍渡船街被暴徒數人伺機突襲,身受重傷,身上配槍亦被奪去,此等暴徒至今在逃未獲,復以警槍落在他們之手,其足以危害公安,自可想見。

由於共黨暴徒的獸性大發,至死不悟,不僅警察人員和軍火專家疲於奔命,即每一個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也毫無保障,結果,香港就好像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恐怖世界,而共黨分子則儼然享有到處「殺人放火的自由」。最使市民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自從共黨暴徒在北角清華街殺害了兩個小童,繼而謀殺林彬兄弟,又繼而炸死西區的一個過路人之後,警方祇知懸賞緝兇,而對於明目張膽指揮殺人的左派分子組織及其首腦,不加追究,請問世界上有那個國家或那個成市,會有這種奇怪的現象?其次,香港政府雖曾一再強調維持法律秩序,並希望取得市民的信賴和合作,但在事實面前,香港市民支持港府的程度,已經超過一般所預期,更為許多英國人士始料所不及,可是目前港府並未能給予市民以應有的保護,反而對左派分子組織的謀殺罪行,則處處曲予容忍,結果是共黨的「炸彈攻勢」愈來愈兇,警察人員也顯得束手無策,試問維持法律秩序之說,又從何談起?

其實,香港左派分子的殺人行動,一直就是「大張旗鼓」的進行,那個所謂「各界鬥委會」,就是公開發號施令指揮暴徒殺人的機關,那幾家倡亂左報,就是「鬥委會」的傳聲筒,那些左報負責人,更是「鬥委」中的首腦,那些「國貨公司」,有不少就是窩藏殺人暴徒的巢穴,那些左派銀行,就是公開用金錢接濟暴徒的「財政部」,那些屬於左派物業的大廈,總有一部是用作囤存共黨殺人武器的「倉庫」,那些左派學校和工會,一般都被共黨假借為謀殺犯罪的「議事堂」。但在歷時四月的共黨暴亂中,這些殺人放火的指揮機關一直未受「騷擾」,那些殺人主兇的「鬥委」之流,大部份仍然逍遙法外,有些學校、工會雖被搜出非法武器,法庭亦未予以封閉。現在香港市民不禁要問:港府的現行政策,究竟算是保護正當市民,抑或保護那些共黨的殺人機關?如說保護市民,那麼,為甚麼要他們天天過着「炸彈生活」,而始終不動那些共黨「殺人公司」和謀殺主兇的毫髮?是否因為共黨雖以「鬥爭港英」為口號,而被殺被害的多為「中國居民」,因而也樂於對那些共黨的元兇大惡賣個「交情」呢?

因此,我們必須在此提醒香港政府,每一個香港居民都有他們生存的權利,當共黨到了無人不殺的今天,他們對這種暴行容忍是有限度的。如果港府再不能給予他們以安全的保障,他們便會被迫起來自衛。如果他們必須這樣做,他們是會懂得怎樣對付那些共黨「殺人公司」及其「頭子」的。目前全港市民的怒火在燃燒,誰也不能保證其不「爆炸」,假如港府認為法律秩序必須維持,對於這種忍無可忍的群眾情緒,便決不能不加考慮了。

同時我們更要指出,有人以為無論「敵人」如何兇暴,市民都應該尊重法律,而不當「執行自己的法律」,這就正常狀態言,祇要是民主法治的社會,誰也不表反對,但在特殊環境下,人們是有權執行自己法律的,例如受到暴力威脅,生死之間問不容髮,被威脅者就可使用任何武器予以反抗,雖把對方殺死,也不必負法律責任,這在法律解釋上,一般稱為「緊急防禦行為」,「犯罪者不罰」。譬如目前共黨暴徒到處投擲炸彈,而法律又祇能追訴事後,不能防患未然,那麼,香港市民便終會有一日,被迫要對共黨暴徒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

最後,我們還不能不要正告「南華西報」,當前的香港暴亂,是共黨對全港四百萬人的瘋狂挑戰,也是對英國統治勢力的挑戰,無論怎樣戴起近視眼鏡,也不能把香港市民的抗暴行動,說成為「左右派之爭」。更坦白的,今天香港政府仍能執行法律,社會秩序仍能勉力維持,微廣大市民的全力支持政府不及此。像這樣鐵一般的事實,難道也能加以抹煞或故為曲解麼?

因此,今天香港的命運,毫無疑問是決定於廣大市民,而不決定於一小撮共黨。目前的情勢,是民氣可用,民憤未伸,港府要撥亂反治,是應該知所抉擇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9月4日 星期一

澈底對抗恐怖行動

暴徒在港九各區施行的恐怖行動,最近一週來更形積極狠毒,尤以昨日所採取的手段,最為殘酷,而其襲擊之目標,不但對付一般婦孺老人市民,並且對付維持本港治安秩序的軍警及消防人員。昨日在邊界暴徒的炸彈炸傷警衛士兵三人;又在油蔴地渡船街預先埋伏,刺傷警察幫辦,並奪去配槍子彈;昨夜在灣仔消防局拋擲炸彈多枚,而致消防分局副區長一名死亡,警員及消防人員十數名受傷。日前在獅子山因暴徒放置計時炸彈,使軍火專家一名墜崖身死;在荃灣亦有警員一名被預放置的炸彈爆傷;軍火專家屢次在執行公務時,遭遇預先埋伏的暴徒乘機偷襲,軍警險被所算,但傷及途人亦有多起。我們相信暴徒此次加緊其恐怖行動的目的,是在打擊防衛及維持本港治安秩序的軍警人員的士氣,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暴徒採取游擊性的恐怖行動,是最不容易防範的,所以愛護本港自由與安寧的人士,必須協助維持治安的當局去對抗暴徒的恐怖行動。有人在報章曾屢次提出,謂本港居民對於暴徒放置爆炸物品或投擲有殺傷性的土製彈時,從沒有人向警方提供情報。對於他們張貼或書寫反動標語,亦沒有人向警方報告。在這種情況下,本港居民是不是確被暴徒的恐怖行動威嚇到如此地步,而不敢出面提供情報,並且採取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態度,不顧及大眾的安全呢?若其如是,則暴徒的目的會有可能達成了。本港警衛人員若沒有市民的協助,很難有效地去執行其職務,不能肅清破壞本港秩序的動亂者。暴亂若拖延下去,對於全港人士都是極為不利的,但若再令致警衛人員士氣消沉,那就更不能控制左派的恐怖行動,這對本港的安全更為不利。所以,本港市民必須協助警方,更須要設法提高警衛人員的士氣。

市民供給警方情報是非常重要:因為警方不獨可依靠情報迅速採取行動來防止暴徒作惡,而且可以先有防範而不致受其襲擊。本港市民若發現其附近有行動詭秘的人物或有可疑的地方,則應以最迅速的方法通知警方。警方已經宣佈歡迎市民提供任何情報,並聲言非惡意的情報即使不甚確實,提供者不會有任何責任。這樣本港市民大可放心,遇到任何可疑之人物及事情,應儘速向警方報告。

市民與警衛當局合作的另一種辦法,警察當局已經數次提出呼籲,即在發生事件地區,市民切勿停留或圍觀,以免阻礙警方的行動,並可避免遭遇危險。但這一呼籲仍然不為一般市民所接納。因此在去週中,有許多市民遭遇到炸傷的危險。目前本港正加緊其恐怖行動,有思想的市民應對這一個呼籲特別留意。

應付暴徒的襲擊,我們認為本港當局應從速採取有效的制裁辦法。目前暴徒的游擊偷襲與分散警方力量的詭計,已經表露其真正目的,本港當局再不能依據以前的舊法去應付,首先我們認為本港的警衛實力必須加強,刑事偵查的便衣警探的增添,防衛邊界的軍力的加強,輔助警察的招募,海空軍的回駐,都要加緊實施。在邊界興建第二條鐵絲網的工程和步驟,應提早完成。暴徒的行動,應採取克制的主動,例如暴徒的游擊突襲,警方亦同樣採取突擊的戒嚴與搜查。我們知道除非加強實力,否則不易與此種恐怖行動對抗的。

至於物力方面,本港當局亦應考慮加強。應付暴徒爆炸的威脅,必要有防範的工具,例如裝甲車的設備,防彈的工具的使用,避彈衣的發給等,都是有效的。

我們提議香港當局向英國聘請更多防暴專家來港,協助主理對抗恐怖行動的事宜。在現時的環境中,本港當局更應設法禁止一切有爆炸性的物質原料的收藏及公開販賣,即使電油一物,亦設法去尋求一種管制的辦法。我們認為暴徒的搗亂,是準備長期性維持下去的,只有使用長期性的對抗,才能消除其威嚇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