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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18日 星期日

英與中共斷交此其時矣
--由倫敦輿論主張談大陸現勢

自從英國駐北平代辦霍普遜爵士「虎口餘生」,獲准離開大陸後,英國國內一般輿情的反應,甚多對英國政府是否仍有維持駐北平代辦辦事處的必要,紛紛表示意見。有的認為已無此必要,不如乘此機會,予以結束。例如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在四天之前的社論中,即提出此項主張。另外則有兩家日報(「衛報」和「每日郵報」),亦公開的質問英國當局,為如要在北平設立代辦辦事處,同時對於因霍普遜爵士之獲釋,而泛現的所謂「雙方關係改善的良好跡象」樂觀心理,表示懷疑。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理智的醒悟,指示出英國當局今後應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一條正確大路。

凡是有遠見的人,對英國工黨政府十九年前的承認中共政權,無不認為是養癰貽患之舉。十九個寒暑以來的各種事實,證明抱持此種認識的人士,既非故作危言,亦非杞人憂天,而是一種極度正確的觀察。特別在自從中共瘋狂展開「文化革命」後迄今的兩年中,英國外交官員在大陸所受的精神凌辱和人身危害,英國商人所受的蹂躪和迫害,誠屬古今中外所僅見,證明當年搶先承認一舉,已鑄成了歷史上最重大的錯誤,若不如此,英國輿論也不會首次改變態度,公開要求結束代辦辦事處了。我們對於英國輿論的新覺醒,自然認為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此因一個國家如果長期沉湎於虛妄的玄想,而不顧現實,則遲早必自招其辱。我們日前在論及霍普遜爵士獲釋一事時,即對那種所謂「良好跡象」之說,認為是一項自作多情的想法,既毫無事實根據,而且表示對中共的了解,仍然所知無多。若依亞洲的行為標準而論,持此種說法者,宛似中國俗話所云「在自己臉上貼金」,代辦辦事處被焚,代辦等外交官員被視同「人質」而遭長期羈留,新聞記者遭軟禁,商人被毀約敲搾,受了此一連串的非法虐待和暴行之後,居然說是「良好跡象」,寧非天大奇聞?試問置英國國體於何地,豈不怕中共在旁冷笑?

上述種種,純是從中共對待英國的蠻行,而說明英國當局必須採取行動的理由。英國一部分人士也許自辯,聲稱僅此不足構成與中共切斷關係的理由,他們揚言承認中共政權和繼續維持關係,為的是「世界利益,並非英國一國的利益」(例如霍普遜爵士三天前在記者招待會上即稱:「英國有重要理由,保持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其實,這也是近乎自我解嘲的觀念,倫敦「經濟學人」週刊,對此就提供了一項有力的駁斥。該刊前天登出一篇論文,指出中共現時的半無政府狀態,可能會繼續下去。「經濟學人」向來持論穩重,為世界性的權威刊物之一,它的觀察,英國朝野當可同意。一個半無政府狀態的統治政權,本身已成半癱瘓,距壽終正寢的日子已極接近,英國與它繼續維持外交關係,有甚麼「重要理由」可言?不客氣的說一句,除非英國想參與中共政權的送喪行列,否則還等待甚麼?

「經濟學人」週刊的觀察,與我們尚有一段距離,因為依我們的看法,今天大陸是「無政府狀態」而非「半無政府狀態」。最具體的事實,就是「多中心論」的全面蔓延。所謂「多中心論」,祇不過是毛、林一夥「發明」的名詞,所指的其實就是無政府狀態。中共的「人民日報」在本月五日發表的「社論」中,把「多中心論」描述為「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發展下去而不加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致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這段文字,大膽的暴露了中共經過兩年的「文革」之後,已陷入四分五裂與各自為主的空前混亂局面,以「無政府狀態」來形容中共目前的處境,毫不誇張。

無論從中共政權對待英國的蠻橫態度而言,或者從中共政權本身的岌岌可危形勢而觀,英國朝野若非故意無視事實,則應該看出與中共政權維持關係下去,絕對不會有好下場。多少年來,我們苦口婆心對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曉以大義,勸它們高瞻遠矚,不要與中共沆瀣一氣,當機立斷,撤回承認。英國自為我們勸促的對象之一。若干中共「同路人」,為中共撐腰,故意散播謬論,指我們的論調出於「自私」,甚至謂「不顧自由世界的長遠利益」(在一九五零年英承認中共政權後不久,倫敦「泰晤士報」即曾發出這種荒誕之言)。現在擺在眼前的事實,已證明中共「同路人」和許多西方政客的何等無是非之分!霍普遜爵士今天離港返倫敦,他返國後最優先的任務,當為向工黨政府報告他個人對中共現勢的估評,同時可能檢討今後的對策。因此,我們願在此時,促請英國當局對此,慎重將事。十九年前鑄成承認中共政權歷史大錯的,是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十九年後糾正錯誤的,若亦是工黨政府,則解鈴還是繫鈴人,自由世界將深佩其知過能改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2日 星期五

展望英新預算案對香港的影響

英國的新預算案已提出下院了,全部預算的基本精神,寓於節約二字。財政大臣占金斯在提出預算案時稱:「它的目的是對國際金融制度的穩定及其健全發展,作一項重大的貢獻,而使英國支付平衡最後產生一種實質與持久的盈餘。」我們不能把這一預算案當作「勒緊腰帶」看待,因為節約是撙節不必要的消費,性質不同於要求人民勒緊腰帶。這一點,可以從新預算案中所列的擬增稅項目見之,此中包括:(一)賽馬和跑狗賭博稅增加百分之五;(二)香煙廿支庄的增稅兩便士;煙斗煙絲每安士增稅三便士或四便士;(三)汽油每加侖增稅四便士;(四)公路稅由現時的十七鎊十先令,增至廿五鎊;(五)薪額稅增加百分之五十;(六)威士忌酒和毡酒增稅二先令六便士;(七)足球徵稅提高至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八)奢侈品購買稅增加百分之五十;(九)賭博牌照費增至一百廿五鎊,(十)日常用品如衣服、糖果、汽水、家庭電氣用具等,提高購買稅率。

除了上列的增稅之外,英政府將獲得新的權力,在一年之內,延遲工資、租金、物價或股息等項的任何增加。對海外私人投資,仍繼續管制。所有這些措施的目標,就是想每年減少全國消費百分之二,而使每年支付平衡獲致五億鎊的盈餘,使英國的經濟情況趨於好轉。

新預算案公開後,反應雖然不一,但就各方的意見綜合而觀,譽多於毀。事實上,英國在去年十一月宣佈英鎊貶值後,英鎊的地位並未完全鞏固,根據一般人士的估計,今年上半年仍可能出現貿易逆差,如果不以斬釘截鐵的手腕施行全面節約,則英國經濟危機總爆發的可能性就無法抹殺。英國權威的「泰晤士報」批評新預算案時,也表示節約事屬必要。美國財政界人士,亦認為英國減少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措施,可能會使目前的經濟困難趨於和緩。英國的貧窮,已成為公開的事實,衝破貧窮情勢的最可靠途徑,顯是自力更生。新預算案雖被英國人民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生活水平最大的一次下降」,但為拯救舉國的經濟頹局,英國人民自然會咬緊牙齦以赴,何況增稅的範圍,大部分屬於奢侈性的消費品,若與倫敦遭受希特勒飛彈瘋狂轟炸下的日子比較,人人會同意今勝於昔的。

香港與英國,在政治上前者是後者的殖民地,在經濟上,同屬英鎊集團,貿易關係極為密切(一九六七年香港對英國的直接出口總值是十一億四千六百七十二萬零五百七十四元),因此,對英國工黨的新預算案,無比重視,因為它與香港的未來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根據工商界首腦的看法,英國新預算案對香港產品的輸英,可能帶來新的有利因素。他們所持的理由頗為正確,引用貿易發展局經理柏治的話,就可舉一反三了。他說:香港出品之中,僅有數種是屬於英政府擬增稅百分之五十的範圍,其餘的產品俱列入了增稅百分之十一的那一範圍,此舉無異是替香港產品帶來了銷售的新機會。另外是英國駐港貿易專員韓楠,他對上述意見,尤較樂觀。據他的預料,今年的港、英之間的貿易總額,必定因新預算案的實施而互相增加,特別是香港輸英產品,因為向來以低廉見稱,一定可以廣大招徠英國的購買者。韓氏並強調所謂低廉產品,並非是指品質而言。而「工業聯合總會」主席鍾士元博士,也表示了與韓氏相同的意見。

由此而觀,英國政府的新預算案一旦付諸實施,香港可能首蒙其利。如果這種展望與未來的事實符合,則對香港工商業的繁榮,不啻帶來了又一次新的機會。求仁得仁,這也許是香港光明前途的吉兆!港府當局昨日正式宣佈,港督戴麟趾爵士將於下月下旬飛往英倫,有所商談。我們相信,對英國新預算案與香港產品輸英可能發生的影響,自在討論之列。

在國際間與英國國內,抨擊英國新預算案的,其來源可分為兩方面:一種是共黨集團的意見,一種是英國工會領袖的。蘇俄集團以及中共,向來對西方大國凡百措施,俱採敵視和抨擊態度。莫斯科指英國新預算案仍救不了英鎊,祇加緊「剝削」工人。這種攻擊言論,世人當不屑一顧。就目前英國工人的生活與蘇俄工人的生活相比,真正剝削工人階級利益的是共黨政權。蘇俄中亞細亞地區的工人,至今仍無法購到膠靴;頓巴斯煤鑛區的工人家庭,一年以來縫衣無綫。而英國工人的生活,卻樣樣無缺。至於中共,更無資格抨擊了,大陸工人根本被視同牛馬,枵腹作工,衣不蔽體,面有菜色,那裡可與英國工人的生活相比。英國工會領袖對新預算案的不滿,主要是因為新預算案要繼續凍結工資,這是一種自私觀念的意氣用事,他們縱使全力反對,但不足以阻止新預算案的通過和執行。經濟情況的逆轉,影響所及是英國全體人民,全面節約也是要求英國人民人人節衣縮食,為舉國的利益而忍受有限度的和暫時的困難,不能因一部分社會人士的自身利益而忘了大我。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8月7日 星期一

香港忠實朋友的勸告

前英工黨議員及貿易部次官羅德斯勳爵,昨由港返抵倫敦,在機場對新聞記者發表關於香港現況的談話,羅氏強調在本港之所謂共黨人士為數甚少,不會多過百份之四為左傾份子。渠又對所謂船塢罷工及炸彈事件作一個幽默之觀察,指出中國沿岸之混亂,比香港的混亂為重大,而渠在港所見的阻礙,實在少得令人驚異。同時倫敦泰晤士報報導香港未受到暴亂傷害,依然屹立無恙。該報並讚掦香港官民合作,完全穩定局面,又特別頌揚警察對付暴亂的勇敢機智。

這兩種的真實報導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假若外國通訊員和來港訪問的人士都能有如此洞察入微的觀察,而忠實地作不渲染不誇大的報導,香港在外人眼中的地位名譽會立即提高得多,而香港的各種工業亦會不受到最近暴亂所影響。不忠實的報導往往是中了奸人的詭計,發起暴亂陰謀的人物就是希望利用他們的詭計來損害香港的名譽,繼而打擊本港的經濟。可幸的是有些如羅德斯爵士和泰晤士報的通訊員的人,能夠為香港在海外而闢謠,並能將其真實的情況作有效的報導,他們不失為香港的忠實朋友。

然而忠實的朋友也往往會對香港發出苦口良藥的勸告。羅德斯勳爵評論謂,香港必能安然渡過此次的風波,但香港政府各部門對市民的態度須有急激的轉變。羅氏提出,無疑地香港政府應設立一個強大的勞工處,該處的人員應為勞資兩方所信任者。羅勳爵所言的兩點,值得我們深澈地去思量的。在此次動盪中,警察的聲譽可以說得是空前的提高,這是一種急切的轉變,市民現在對警察的容忍英勇,刻苦耐勞,以及盡忠職守的各種優良表現,深深印在腦海之中,他們已將以前一切的不良印象一掃而空,市民對警察的態度已經作一百八十度的轉掉,我們盼望警察今後亦能有同樣的感應,保持他們的令譽,永遠受到市民的欽敬。

至於政府其他的部門,在本次暴亂中而能盡忠職守的,亦大不乏人,最顯著的是消防人員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下,冒着生命危險,出動救滅火警。其他部門在動亂中不斷執行職務的,但未為人所知者,亦應對他們致萬二分的敬意。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曾指出,此次左派暴動,反使本港各階層人士更為團結,官民更加合作,這是確實的情況。但我們仍盼望經此動亂之後,政府各部門對市民的態度真確如羅德斯勳爵所言,有良好的急激轉變。以前市民對一般公務員的高傲態度與禮貌工作的問題,曾有多少怨言,政府方面亦曾注意改進公務員對市民的態度問題。我們想在這裡重新提出這些問題,希望政府當局再三考慮去尋找急激改進的方法。

羅德斯勳爵提及設立強大的勞工處一事,也是忠實朋友的勸告。香港勞工處的組織和工會的組織都是有改革的必要。這不單獨是政府立法及行政的問題,而也是勞資雙方了解現實的問題。要本港繼續繁榮,工業繼續發展,勞資合作和了解是先決的條件。經此動亂之後,我們的認識更加清晰,勞資雙方在政府領導之下,應加速去尋求一種永久的合作辦法,排解糾紛的制度,增進雙方了解的措施,和推進雙方福利和關係的種種活動。

泰晤士報的勸告,是叫我們以忍讓的精神去與鄰邦相處。這一句話在表面上看來,可能有多種解釋,但若我們平心靜氣去思量一下,這是中國人傳統的美德,以和為貴,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名言至理。香港市民所盼望的是什麼?是不是安居樂業嗎?在這三個月來,本港居民的容忍與支持政府維護社會和平與秩序的表現,就是為着安居樂業。所以我們盼望市民接納忠實朋友的勸告,繼續保持鎮定,堅忍下去,必能渡過任何的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