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法新社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廣告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不要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
--對「紅旗」雜誌篡黨社論的再分析

多時以來,西方國家對大陸消息的報道,就常常犯了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的毛病,特別在「文革」大亂以後,因為美國早沒有記者派駐大陸,祇能在東京、香港兩地收聽「北京電台」的廣播,而毛幫害怕「家醜外傳」,又先後拘禁了英國路透社記者,和把法新社與日本記者多人驅逐出境,這更使西方國家無法獲得「較為客觀」或「可供研究」的新聞來源,於是有關大陸的新聞報道,便祇好以「新華社」的宣傳資料作為根據。但因西方記者多數看不懂中文,而習慣又喜歡選擇一些所謂「重點」情節來轉述,以致往往給毛幫的「宣傳愚弄」而不自覺。更由於這種關係,又大大影響了西方人士對大陸情況的觀察,如這次「紅旗」雜誌發表那篇叫囂「整黨」(正確的說是「毛澤東篡黨」)的社論,就是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

譬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前天評述「紅旗」雜誌所稱劉少奇已被剝奪一切職權時,就可顯出美國人士對毛幫內亂的現象,仍有許多人缺乏足夠的了解。據「郵報」評論說:注視中共事態的人,對於中共最近發展所含的意義,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解釋的不同是集中於毛澤東頭號敵人劉少奇已喪失官位的消息方面,這是難與外傳毛澤東景況悲慘的消息互相符合的事件。據「郵報」指出:「有人解釋說:毛澤東在北平仍然維持某種操縱力量,不過這並非對大陸各地整體而言。因此毛澤東的御用報紙宣佈劉少奇已正式倒台的事實,並非有甚麼大不了,祇不過是一種策略的運用而已。亦有人解釋說:毛澤東並非真正的那麼處境惡劣,而且他事實上刻正小心翼翼地再糾集實力,以備對中國大陸上的落後再來一次大躍進。根據這些觀點,他是不會真正全部剷除劉少奇的勢力的。」就「華盛頓郵報」所稱美國人對毛幫內爭的看法,他們對劉少奇是否已被剝奪所有官職之說,仍是「半信半疑」,而對毛澤東「篡黨」野心的背景如何,能否得逞,還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究竟事實怎樣呢?根據我們對「紅旗」社論和有關情況的觀察是:毛澤東的「篡黨」陰謀,是他一連串政治失敗中,最後一次也是最沒有把握的一次政治賭博,而不管劉少奇今後的命運如何,毛澤東亦已首先「自已否定了自己」。原來,「紅旗」社論的中心,並不在所謂「中國赫魯曉夫已被掃進垃圾堆」的對劉少奇詛咒,而在毛澤東有關名為「整黨」實則「篡黨」各種理論的提出。為了企圖達成「篡黨」的目的,毛澤東用了「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反對復舊」、「反對保守主義」、與及批判「迷信選舉」等等詭辯,藉以掩飾其勢窮力蹙的處境,和支持其「吐故納新」的說法。但不管毛澤東提出「反對」的事情有多少,至少他已表示不易通過「選舉」這一關,所以他就祇能指為「保守思想」,而不敢侈言「反對」。而問題也就在此,毛澤東的「黨主席」稱謂,與劉少奇「政府主席」的銜頭,不論是真是假,都是經由「選舉」方式產生的,假如毛澤東不能用「投票表決」罷免劉少奇,則「紅旗」所稱「中國赫某已被剝奪一切官職」之說,根本便站不住腳,亦無人信服。反過來說,假如毛澤東硬是不經「選舉」程序而「篡黨」,甚或不顧一切的置劉少奇於死地,則他的「主席」稱呼便毫無根據,其勢非改稱「毛太陽」、「毛舵手」不可,試問這是存心「神化」自己的毛澤東可以接受的嗎?這就不難看出,毛澤東今天的不敢正視「選舉」,而祇能「批判」選舉為「保守」,正是自知「選舉必敗」,因而迄是不敢召開「九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緣故。要是毛澤東真有足夠把握控制「黨」,讓「代表」們名正言順地清除了他所有的敵人,也「一致通過」的「選」他繼續當「主席」,這就用不着這樣咬牙切齒的詛咒「中國赫魯曉夫」了。正唯毛澤東無此力量,也無此信心,更怕在這「選舉決戰」中,被打倒在地、清除出黨的,不是赫某而是他自己,這就「一命嗚呼」,「永遠不得翻身」,那才是毛澤東今天真正「怕得要死」的下場。而僅就這一點看,毛澤東想以主觀願望而「篡黨」,那將是沒有可能實現的幻夢。

再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大罵那些共黨「老幹」為「廢料」,又暗示對各地「革命委員會」的「舊班子」要不斷進行「鬥、批、改」,這分明是孤立無助的悲鳴,也是他篡黨有心而自知不易得逞的反證。在此可以了解,毛澤東的敵人並非僅止劉少奇一個,即使劉少奇因被幽禁而喪失權力,仍有許多劉某信徒和死黨,這是毛澤東所清除不了的。而因那些各級「老幹」都被目為「廢料」,其勢必與「劉派」合流,這對毛酋「篡黨」更增許多阻力。其次是毛澤東即使求助於軍人,軍人也不可靠,羅瑞卿倒了之後有楊成武,目前各地軍人正在擁兵自重,大攪「獨立王國」,毛澤東一定不敢「鬥批」他們,否則激而生變,後果更加嚴重。因此,「紅旗」社論說些甚麼,始終是毛幫一廂情願的宣傳,我們就沒有理由把這種宣傳看作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