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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7日 星期三

從西歐金融風暴看香港經濟
--西德的經濟發展與成就,值得我們借鏡

西歐金融風暴仍未全部過去,法郎的「硬撐」不貶值,祇能使風暴的「風速」減低,並非危機的根除。戴高樂的孤注一擲,可以暫時「拯救」法郎,但另一個後果他可能沒有考慮到(也許不容他多事考慮),這就是此舉迫使法國人民更普遍的貧困。本報昨天刊出合眾國際社傳真照片,說法國人合唱「囊空的憂鬱」,就是現實情景的寫真。

這次的金融風暴本身,對香港的影響尚不大,這因:㊀法郎或馬克究不同於美元或英鎊,前者的波動有其一定的限度,不足以造成國際性的全面波動;㊁港幣受巴塞爾協定的保障,縱受到影響,也是微乎其微。但是,西歐金融風暴雖然對我們無太大的連鎖作用,但英國政府三天前所宣佈的新入口措施,對香港顯然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措施包括:㊀自今天起,英國進口商輸入的多種貨物,須繳付貨物價值百分之五十為按金。這筆按金,須在一百八十天後纔可發還。㊁對普通消費品增徵百分之十購買稅。㊂進一步限制銀行貸款。上述三項措施中,影響香港最巨的,當然是第一項和第三項。例如香港去年輸英貨物總值為十一億四千餘萬港元,其中紡織品和成衣佔七億二千八百萬港元;餘亦多為消費品,一旦徵收購買稅後,必然會影響到香港的輸出額。最敏感的股票市場,紗廠股票昨日報跌,就是最具體的說明。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香港廠商已接英商訂單的(據業中人士估計,訂單數額達一億元港幣以上),是否因購方須付按金而起變化?英商會不會因此而向港商提出削價要求,藉以彌補損失?

倫敦這一新的措施宣佈後,此地工商界人士的反應,大多數表示焦灼和憂慮,有把此舉指是英國工黨祇顧節省外匯而不顧香港環境,屬於短視政策。工商業諮詢委員會,已於昨天舉行緊急會議,商討對策,由此而觀,可以設想到香港對此事的何等關注。

不過,情勢雖然對我們不利,但不致於使我們沮喪或悲觀。香港經濟情況正在好轉之中,各銀行的存款總數字已超過百億元。各銀行為了協助香港出口,同時運用手頭上的資金,大可向英商舉辦按金貸款,使港貨輸英不因英國政府徵繳百分之五十的按金而受到削減。這不過是獻議之一,是否尚有其他可行的補救方法,工商業人士以其豐富的經驗和獨到的眼光,當可逐一提供出來,共同研究。在過去,香港工商業曾屢遭困難與打擊,俱能克服,此次自不例外。

自由世界的金融風潮,僅僅在最近一年之內,就連續出現了三次之多(英鎊貶值、黃金搶購與美元危機、和此次法郎的欲貶不貶)。在第一與第二次金融風潮中,香港俱受到頗大的波動。鑑往知來,我們就不能不設身處地為香港的利益而設法,致力於確保經濟的穩定。在這一方面,我們深覺西德實在堪資借鏡。香港與西德所處的政治地位不同,固無法相提並論,但我們認為可以借鏡之處,並非政治地位,而是西德的經濟努力和方法。戰後的西德,其經濟發展的神速,人皆贊許。西德所獲致的經濟成就,絕不是幸運或奇蹟,而是依賴對經濟發展的縝密計劃、科學管理和講求效率。此次馬克的「一枝獨秀」,就是西德經濟政策成功的證明。

香港的經濟發展,無可否認已獲重大的成就,特別是在去年五月以前,進展奇速,中間雖經遇港共的瘋狂破壞和搗亂,但現在已逐步復元,雖然距離再度繁榮仍需一段時間,但祇要我們能勇往直前,同時分秒不要鬆弛對港共野心的警惕,則重見繁榮,必能達致。但從長遠的觀點而論,我們的經濟發展,仍然存有若干弱點,具體而言,我們所無的就是西德所有的。迄今為止,我們仍缺乏一種經濟發展的長遠和全面的計劃,當局雖然以全力推進對外貿易,但對工業生產尚無全盤方案,現在的工業似採取重點發展,對於新興的工業欠缺計劃和扶助。工業資金的籌集與人才的培養,未曾全力策劃,有之,也不過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至於講求效率,年來廠商的努力,已有表現,但仍未達到理想境界。諸如此類的弱點,我們大可吸取西德的優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名言。

最後願附帶一提的,就是我們今後在遭逢到自由世界任何金融危機時,必須冷靜思索,鎮定應付,萬萬不能墮共黨謠言攻勢的圈套。共黨一貫的宣傳伎倆是幸災樂禍,此次法郎與過去英鎊和美元危機發生時,共報無不誇大宣傳,報稱為「西方經濟制度總崩潰」,不惜篇幅,大登特登。共報這種手法,無非是藉此動搖自由世界的人心,在各國製造社會混亂。自由經濟無論從任何角度分析,俱是適合現代社會的需求,金融危機的發生,並不足以證明自由經濟的失宜,而祇是金融調劑的脫節。共黨另有企圖的惡毒宣傳,反足暴露它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虛弱與貧困。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13日 星期四

港共黑幫還想死灰復燃嗎?
--港府應把這些「灰塵」掃到垃圾堆裡去

在香港四百萬人口中,一小撮不務正業,唯恐天下不亂的左派分子,在去年歷時半載以上的暴亂陰謀失敗後,最近又四出鬧事,圖作死灰復燃的打算。在最近兩月來,他們藉口所謂「復工鬥爭」,不斷分批到各公共交通機構進行滋擾,此去彼來,有如演劇,但以糾黨挾持,無人理睬,近復變本加厲,務以製造事端,妨礙公眾安寧為得計。就在這期間,由港共黑幫「黑手」製造出來的騷擾事件,已有如下這幾項:(一)指派一批「罷工」失業的分子,以「職業搭客」的姿態,故意在下午下班時間,在尖沙咀巴士站大排長龍,藉以破壞該處的交通秩序;(二)嗾使一些早已因「罷工」失職的舊日電車工人,一再乘搭「霸王車」,作為製造糾紛的手段;(三)驅使一些無知農婦,在羅湖邊區叫囂生事,企圖造成一種「邊界緊張」的形勢;(四)派出一批自稱為「工人家屬」的婦女,向若干港府機關進行鬧事,此等身份不明的女人,並曾演出企圖追打某港府官員的一幕。所有這許多卑鄙無恥的事實,都在不久之前由港共分子相繼演出,不惜再度顯示其好亂性成的醜惡面目。

當港共黑幫連續上演這些「我又來也」的醜劇時,港府當局為了息事寧人,曾經儘可能的採取克制態度,不予干涉,不料此等左派敗類得寸進尺,復於前天晚上在深水埗區蓄意生事,利用供公眾遊息的遊樂場所來唱毛歌,叫口號,當警方接獲附近坊眾投訴出面勸阻時,事先麕集該處準備作非法活動的左派分子,便紛紛起而與警察為難,造成一種緊張局面。警方為了確保公眾安寧,迫得向這些騷亂歹徒施放木彈和催淚彈,並把三名首惡分子予以拘捕,其他歹徒始相率散去。根據這次事件的性質,港共黑幫的存心與居民為敵,其事至為明顯。

由最近各種跡象可以看出,港共黑幫在去年長期暴亂慘敗之後還想捲土重來,決不是他們有甚麼「新力量」和「新法寶」,而是出於幾點他們認為「有利」的因素,那是:

一、最近法國發生的大規模工潮學潮,使一向以「硬漢」自居的戴高樂,也不得不被迫對工人和學生讓步,還有其他歐洲國家受了法國局勢的影響,也相繼發生了學生騷動的事件。這種歐洲學潮雖與香港無關,但那些不甘失敗的港共黑幫,卻顯然視為有利於他們「捲土重來」的機會。

二、曾在去年壓制港共暴亂勳勞卓著的警務處長伊達善,最近在原因未盡可明的情形之下,自動宣告提前退休,香港社會人士雖有挽留之議,但伊氏本人去志甚堅,大有「非走不可」之勢。目前新人尚未委出,警方雖不致群龍無首,亦有青黃不接之象,這在港共黑幫看來,無疑也是他們煽風點火的「大好形勢」。

三、港共對罷工分子的生活津貼,一直不勝負荷,為了無法解除這個沉重包袱,不惜厚着面皮驅使他們去作「復工鬥爭」。港共這種政治把戲本來窮極無聊,不值一哂,不料有三家由外人經營的輪船公司,不顧利害的答應了他們的「復工」要求,港共黑幫看看有機可乘,自更認為「加強鬥爭」是他們「起死回生」的最佳辦法。

此外,港共黑幫還有一點不可告人的隱衷,就是去年暴亂的失敗,他們用錢如水,有許多賬目不能對內公佈,又過度誇張自己的實力,事後圖窮匕見,卻無法自圓其說。為了這些責任問題,港共內部首先引起「文」「武」兩派之爭,有些更被上級追究責任,嚴加檢討。其中曾被檢討的「頭頭」,根據共黨的作風,如果不能「戴罪立功」,就祇有坐待整肅的命運。有此原因,所以那些罪孽深重而又冥頑不靈的分子,除卻硬着頭皮的繼續搗亂之外,就將無法洗脫其已被檢討的罪責。

鑒於港共黑幫如此死心不息,陰魂未散,港府的當前決策,就祇有根據公眾利益,出以加強鎮壓的一途。對港共好亂分子的不能姑息,正如「毛語錄」所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港共黑幫經過去年慘敗,雖然已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但他們是「反動的東西」,非要把他們打到倒地不起不可,如果給他們一點喘息機會,他們又將死不認輸,「再爬起來」。對於這些「灰塵」,唯一辦法就是用「掃帚」對待,不能期望它們自己「跑掉」的。

由過去的事實證明,祇要港府有除暴安良的決心,就必能獲得全港市民的擁護,港共黑幫早已眾叛親離,決難與全港市民為敵,要是他們硬是不知死活的妄圖「作反」,港府就應該像「掃灰塵」一樣,把他們掃到垃圾堆裡去,而對於有「掃灰塵」經驗和決心的官員,更不可於此時而讓他們離開崗位!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30日 星期四

論香港市民挽留伊達善
--伊氏真有非辭職不可的理由嗎?

本港警務處長伊達善,最近突然公開宣佈要提前退休,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現已成為全港人士同表關心的問題。日來不少社團首長正紛紛準備發動挽留,希望伊氏改變初衷,打銷辭意。我們在此,也願綜合市民觀感,略為申論。

伊氏在去年「五月暴動」前原任副警務處長,以勇於任事,弭亂有功,推陞今職。照港府現行的公務員退休制度,伊氏到一九七一年始違退休年齡,在一般情形下,凡是享有長俸待遇的公務員,如果有需「提前退休」的,大致不出兩種因素,一是健康不佳,無法正常工作;二是在政治思想或操守方面有疑問,不宜於繼續任職。但這兩個構成「提前退休」的條件,對伊氏本人可說無一具有,因此除非另有第三點原因,否則以伊氏的勳勞卓著,年富力強,如此「急流勇退」,實無必要。

在一個民主制度的國家,官吏任免皆有常規可循,一人去留更屬無關宏旨,因此在西方國家裡,極少有官員退休而被人民挽留的情事。但為甚麼,伊氏自己寧薄警察首長而不為,反而香港市民卻都希望他勉為其難,力任艱鉅呢?主要的原因,當然不是說除了伊氏之外再無人能夠勝任此職,而是香港經過去年共黨暴亂後,伊氏已被證明是個有擔當、有魄力而足以應付非常的人。我們可以說,在這以前,伊氏才幹也許早為當局所認識,但並未為一般市民所熟知,其對公眾威望亦不十分顯著,但自經過歷時半年以上的嚴格考驗後,他已在公眾之間建立了「威望」,取得廣大市民的信仰。在一個警察首長來說,威望需要時間和機會培養,其成就絕不偶然,更不容易僥倖獲致,別人也許具有與伊氏同等的能力,但威望未孚,這就成為伊氏本人的突出條件。假如香港現在已經安如磐石,再沒有任何潛伏的不安因素,則伊氏功成身退,歸隱林泉,這自不會有甚麼問題。但當前情況顯非如此,不甘失敗的港共黑幫依然蠢蠢欲動,香港市民權衡利害,誠恐「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則他們之希望伊氏共體時艱,繼續留任,這就一點也不難於理解了。

如所週知,對付共黨的政治挑戰不僅要有膽識,更要有經驗,兩者缺一不可,而比較之下,仍以經驗為貴。今天伊氏給予香港市民的印象,是膽識經驗兼而有之,正唯如此,故不論港共有無力量死灰復燃,這警務處長一職,衡之香港公共安寧,仍屬匪異人任。也就是說,祇要香港猶有共黨存心搗亂的危機,市民就有要求伊氏留任的理由。而當前的事實告訴我們,自入今年以來,港共的恐怖行動雖然暫告寢息,但其譸張為幻的所謂「政治鬥爭」,仍在多方策動,層出不窮。例如最近美國核子母艦的來港度假,他們便想乘機叫囂生事,妄圖製造風潮,其居心叵測,不言而喻。照我們所理解,港共力量本來微不足道,他們許多大言不慚的政治口號,亦早在事實面前宣告破產,他們所以仍然死心不息,陰魂未散,顯然是受了西方國家頻頻發生內部騷動的影響,特別是這次法國的工潮學潮,對苟延殘喘的港共黑幫,不能謂無多少鼓勵作用。在此我們更可看出,這次巴黎暴亂之一發不可收拾,戴高樂的許多錯誤政策固屬為厲之階,但巴黎警察之應付無方,亦為助長亂源的一項因素。以今天世界各國多數動盪不安,香港要想完全理亂不聞,訤何容易。有此原因,故香港市民之希望伊氏先公後私,不可以個人理由而遽萌去志,衡之人情,自不為過。

再就伊氏本人說,他早年出身軍旅,邇後服務英國屬土警界數十年,這種官職,在英國屬土照例不易獲得好評,而他今天獨能見重於香港市民,為許多英國官員所不及,這在一個警察人員來說,實為難能可貴的榮譽,這種榮譽,比之其現有官階,正不知高出多少倍。而伊氏春秋鼎盛,顯非急於求退不可之人,則他為了與香港警察袍澤同甘共苦,也為了與全港市民建立更高的友誼,他應否打消辭意,照理是無需我們借箸代籌的。

在此,我們也有需要為港府當局進一言的,正如駐遠東英軍總司令嘉華將軍去年一再所說:「香港命運要由香港市民來決定」,去年港共暴亂一敗塗地,正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現在香港市民要求安定,因信賴伊氏保安有方,故有挽留之議,這就是人同此心的「民意」。在此廣大民意之前,港府應否不加考慮而批准伊氏辭職,我們雖不必有所主張,但港府之必須維持對共政策不變,不能對任何姑息主義有委曲求全的幻想,這是絕對沒有商討餘地的。

大公報社論 1968年5月28日 星期二

支持歐美人民正義鬥爭
決不容香港淪為美基地

目前在法國、歐洲和北美興起的革命群眾運動,正如北京「人民日報」所說的,是一場「偉大的風暴」。革命的暴風驟雨猛烈地向舊世界衝擊,全面搖撼着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

西歐、北美是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的巢穴所在,一向控制很嚴。最近的事態已清楚表明,帝國主義不但受到亞非拉各洲革命人民日益沉重的打擊,而且在它的心臟裡也被人民起來大造其反了。在美國,黑人的鬥爭、學生和貧苦群眾反侵越、反飢餓等鬥爭,正在互相配合,匯成巨流,發展的趨勢真是一浪高過一浪。所有帝國主義的命運都是相同的。它們在亞、非、拉人民的鐵拳打擊下,經濟、政治等危機同樣趨於嚴重,它們拚命掙扎,加緊向本國人民進攻,就加深了國內的階級矛盾,形成一個火藥桶,小小火星也能引起大爆炸。

這次法國群眾運動爆發之速、發展之急和蔓延之廣,完全超出帝國主義的意料。學生首先行動,各方支援,工人大軍投入罷工鬥爭,農民群眾也接踵參加戰鬥,僅僅兩三個星期,造成這麼宏偉的群眾造反場面,這不但使所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膽震心寒,手忙腳亂;而且對於歐洲、北美各國革命人民都是強有力的鼓舞。日來,英國、西德、荷蘭、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到處有群眾示威行動,支持和響應法國群眾的運動。西方的報道驚呼這種造反有「傳染性」,勢不可擋。

目前法國的反動統治者正在玩弄政治手法,並利用法修從中分化破壞工人群眾的鬥爭,但是,無論局勢如何發展,法國人民的覺悟已經提高,在革命的大路上已邁進了一大步,法國舊秩序受到巨大的衝擊,革命前途大有希望。

歐洲、北美最近發生的群眾運動,採取學生與工農結合、用暴力對付暴力等方式,以及從反對奴化教育或要求改善待遇,而發展到要求毀滅資本主義制度,都是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這表明這場群眾運動,目標遠大,更加動人的景象將會繼續出現。

西方的報道也不能不承認,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的反映,這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激發了世界人民造反精神的表現。我們早就認定,毛澤東思想是反對帝修反的最強大的武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敲響了帝修反的喪鐘。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勝利發展的時候,帝修反的日子果然越來越難過了。

作為帝國主義頭子的美帝,已被越南人民打得氣息奄奄,正在拚命勾結蘇修,進行騙和,以圖苟延殘喘。在美國國內以及歐洲各國興起的群眾運動,矛頭紛紛指向美帝,既反對它對黑人的階級壓迫,也反對它的戰爭和侵略政策,最後也就非反對它所竭力維持的社會制度不可。毛主席早就斷定:「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自己國內的人民大眾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今天亞、非、拉和歐洲、北美人民空前覺悟起來了,正在加緊給美帝大掘墳墓。

中國人民遵循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一向把各國革命人民的正義鬥爭,當作自己的鬥爭,堅決支持到底。對於反對帝修反的侵略壓迫及其一切罪惡勾當,當仁不讓,義無反顧。連日來,全國各地近兩千萬軍民集會遊行示威,熱烈聲援歐洲、北美群眾的鬥爭。港九愛國同胞,站在中國人民應有的立場,在表示支持歐洲、北美的革命群眾運動的同時,特別提出反對美帝利用香港為侵越和威脅中國安全的活動基地。昨天港九各地,到處出現反對美帝的傳單和大字報、大字標語,喝令「美國核母艦『企業號』立即滾出香港」!

中國人民和港九愛國同胞不能坐視香港這塊中國的領土成為美帝侵略越南和威脅我祖國安全的基地。我外交部曾為此一再向英帝提出警告和抗議。英帝卻用美兵來港純為「度假」的謊言來搪塞,但是,染滿越南人民鮮血的美機美艦來港,是為了休整和補給,它們在港所作所為,是有目共睹的。美核動力艦艇進出頻繁,給香港四百萬居民帶來的危害尤大。現在我外交部再一度向英方提出強烈抗議,要英方着令美核母艦「企業號」立即離開香港,並停止把香港提供美帝作為戰爭活動基地。我外交部照會還指出,英帝如果繼續與中國、越南和東南亞人民為敵,執迷不悟,助紂為虐,必將自食其果。

我們港九愛國同胞衷心擁護我外交部這個嚴正的表示,並堅決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全世界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向着我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幫兇們發動持久的猛烈的進攻」,把反帝愛國運動廣泛地深入地發展下去,首先要把美帝加緊利用香港作為侵略越南和威脅中國安全的基地以及危害港九居民生活的罪惡行動,予以徹底粉碎。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0日 星期一

戴高樂統治的喪鐘響了
--回頭是岸,祇有重返自由世界

戴高樂統治法蘭西,到本月底剛滿十年。在過去十易寒暑之中,法國與西方大國(主要是英國和美國)的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站在一條戰線擊敗希特勒侵略的和諧團結,逐漸隨風而逝,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猜忌和近乎報復心理的不合作。對美國,戴氏除了公開詆毀白宮政要之外,復利用法蘭西銀行掌握的美元,打擊美幣的價值和信用,又對美國在法境的駐軍和軍事設備,悍然限期他遷。對英國,堅決反對英國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而且不時譏笑英國國力的衰退。戴氏這種倒行逆施,與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的以怨報德行為,東西「媲美」!在法國淪於納粹之手時,戴氏的軍階是上校,若無英國的收容和美國的支持,「自由法蘭西委員會」就無法在倫敦成立。若無英、美與其他盟邦健兒的流血苦戰,法蘭西的解放豈能如此容易?這些都是英、美與其他盟國對法國的大恩大德,但不旋踵悉被戴高樂渾忘了。

法國與英、美由疏遠而發生種種歧見,有識之士都為之惋惜不已,但戴高樂於此猶未心滿意足,不顧自由人類的共同利益,他一面與蘇俄接近,巴結東歐共黨國家;一面則承認中共政權,在亞洲慫恿「殖民地革命」,對美國與南越人民的抵抗共黨侵略,不時為侵略者幫腔。亞洲自由人民對他這種助紂為虐的政治變態心理,無不痛心疾首,既為法國人民被戴高樂引入歧途而同情,又為戴氏的甘與自由為敵而憎恨。但我們早就料想到一件事,此即戴氏倒行逆施的日子不會太長,最後必自食苦果。這不是我們對人世報應的迷信,而是鑒於戴氏的一言一行,俱是出諸邪意,多行不義,一定會受到正義的膺懲。

最近一個時期法國的學潮和工潮,規模之大,為自一九三六年以來所首見,已使整個法國陷於全面癱瘓,形勢空前惡劣,頗似反戴高樂革命的遍地爆發,也好像是戴氏統治喪鐘的齊響。他為了「救亡」,不得不縮短其訪問羅馬尼亞的時間,昨天已趕返巴黎,親自料理「善後」。在他返回巴黎之前,自謂將以強硬手段,對付學生。這又是他的政治變態作祟所致,因為今天的法國學生已與工人和公務員緊密團結,這是一股巨大的反戴力量,試想戴氏敢正面與它一碰?我們可以料想到的,就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可能離戴高樂十年統治的「最後關頭」不遠了。

如果戴高樂的政治生命就在這次的學潮和工潮中斷送,則戴氏是遭共黨所陷害和犧牲,此亦即我們前面所說的「自食苦果」。這次由學潮擴大成為全面罷工,背後的佈置者和策動者,顯然有北平的份。這不是我們的「栽贓」,而是北平自己招認的事實。這也不是我們有意「抬舉」北平的力量,把它視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神仙」,唯一原因是戴高樂統治下的法國,無論是對內和對外政策,俱向北平提供了中共遂其陰謀的「自然條件」。北平無法在別的國家攪風攪雨,就可證明戴高樂現在所面臨的嚴重威脅,屬於引狼入室的結果。中共的「新華社」,三天前就發表了一篇「巴黎通訊」,全文無處不是煽動法國人民,「衝斷法國資產階級統治的鎖鏈」,而且引述「毛語」,肆無忌憚的喊出「造反有理」。此間的左報對法國的危急情勢,幸災樂禍,把戴高樂急急忙忙從羅馬尼亞趕返法國一舉,與美國詹森總統上月初改期赴檀香山開會一事相提並論,說後者當時因為黑人暴動,前者則為了政治危機。這些事實,在在證明中共已以「倒戴」統帥自任,全力煽動法國人民,向戴高樂政府「進軍」。戴高樂不顧輿情民意而悍然承認中共政權,現在所得到的卻是中共對他的迎頭猛擊,這真是惡有惡報,天理昭彰了。

戴高樂若想保持他的統治,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那是自悟自新,快快重返西方陣營,用最大的決心,與共黨集團割斷關係,撤消對中共政權的承認。這是政策方面刻不容緩的措施。在行動方面,必須使用嚴峻的抗暴手段,鎮壓受中共慫恿的學生和工人的搗亂。香港官民去年的英勇抗暴努力,大可供法國借鏡。據合眾國際社電訊報導,戴氏在訪問羅馬尼亞時,他曾請美國大使替他向詹森總統致意,並請他對詹氏思念不已。我們希望戴氏此種表示,出於誠摯之忱,不是口是心非之言。戴氏也許逐漸了解自己過去太富於英雄色彩,獨斷擅專,已經誤盡了法蘭西蒼生,有所悔悟,果如此,則他的政治前途,尚有希望。

我們所願指出的,就是擊敗中共和蘇俄的任何政治滲透與軍事侵略,端賴自由國家忘我般的同心團結,任何分裂,都足以助長共黨的氣燄,使自由世界遭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同損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邦如果各自為戰,則希特勒可能已「壯志」獲酬,統治了半個世界。想通了這種大道理之後,戴高樂就會懂得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義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4日 星期六

在西方「新潮」衝擊之下看香港
--且看我們許多青少年是怎樣的墮落了可怕的深淵

由於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航空交通的發展,作為「現代都市」的香港,正不斷受到西方許多「新潮」的衝擊,例如「新潮電影」、「新潮服裝」、「新潮畫派」、「新潮歌舞」等等,一時也說不了許多。這些來自西方的所謂「新潮派」和「新事物」,其本質多為一種「文化倒退」的現象,且亦有許多事實證明其業已產生極其嚴重的不良後果。譬如現時在美國加州流行一時的「嬉皮士」,在西德許多女子表現的「性飢渴」,在巴黎許多職業女性兼作非職業性「應召女郎」,英國「同性戀」之有被法律認可的趨勢,無一不是人類道德崩潰而走向「恢復獸性」的現象。最近美國史丹福大學有一位年青女生出來競選學生自治會主席,她的競選「政綱」祇有一條,就是要把該校內湖作為學生「天體運動」的場所,該女生並書明她自己的三圍尺碼是三十八、三十二、三十六,作為競選的資本。這個女生能否競選成功暫不可說,但其行為思想足以代表一種「新潮」,卻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所有這些光怪陸離的東西,都被加上一個「新」字,這對「唯新是尚」的香港青年,就發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其中,如阿飛式的好勇鬥狠(包括劫財劫色),少年學生的吸毒,未成年少女未婚生子等等西方「新」風氣,首先就被接受過來。根據可靠的資料,在這種「新潮」襲擊之下的香港青少年,已有不少墮落於可怕的深淵,例如:

一、最近有逾千少女向社會福利署要求援助,以期脫離出賣色情的苦海。據有關方面的調查報告指出,這些陷身罪惡深淵的少女,她們年輕無知,在社會敗壞風氣影響下,經不起色情販子的誘惑,出幹娼妓、低級舞女、吧女、脫衣舞娘等工作。在最近一件色情案件中,有兩名少女在九龍城砦上演脫衣舞,當脫得清光時被補,她們年僅十四、五歲,事後亦向社會福利署求助。至於未向福利署請求援助的,一時尚難估計。

二、據華民政務司一位高級官員公開指出:他日前參觀過一個戒毒康樂中心,如非目擊,實難以令人置信,在此康樂中心戒毒的,年齡六十歲的祇有一人,三十至四十歲的三、四十人,而由十六歲至十九歲的卻有百多人。他曾訪問過其中戒毒的青少年,發現有幾位是英文書院的二、三年班學生,有幾位是小學畢業,他們父母往探親時都很悲傷。該官員說:為人家長的,應加以警惕!

三、據社會福利署年報發表說:由一九六六年至今,「未婚媽媽」的數字躍升了百分之廿五,顯示社會有道德墮落的趨勢。據保良局現任主席許達三指出,該局第一年協助未婚母親生產者,凡六十九名,此等未婚母親的年齡,平均在十四歲至十八歲,其中有兩女童祇有十二歲,但已經作了「媽媽」了。

這種少年男女墮落的現象,在香港來說,是較早幾年所沒有的,最低限度也可以說,即使香港有些青年因缺乏家庭管教,而致誤入歧途,也決無今日之甚。因此,這許多青少年男女的墮落,我們便不能不認為受了近年西方「新潮」的影響。而現在我們需要提出討論的,也是這種腐敗「新潮」與「道德」衝突的問題。

現在香港有許多青年人,包括一些成年的「知識分子」在內,他們都諱言「道德」,鄙視「道德」,把道德看作是「頑固、落伍」的東西,致有所謂成年人不應以他們的「道德觀念」管束青年人之說。由於這些人都有了一種否定道德價值的「新思想」,當然就充滿了盡量迎接西方「新潮」的心理,其中如官方提倡中的「新潮舞會」,不過是微不足道的一項。但我們知道,現在西方流行中的各種「新潮」,不僅沒有「新」的意義,而且恰恰是人類「原始生活方式」的復古。譬如那些以「無上裝」、「無下裝」、或脫光衣服、頭髮披肩作為「新潮」表現的「嬉皮士」,在我們人類沒有「衣冠制度」前,就是這樣的過活,他們不過是要作脫離現實的「原始人」而已。又如男女的濫交,「新潮」的人說是「性革命」或「性解放」,其實在我們祖先沒有「婚姻制度」前,也一樣是男女濫交的。就中國歷史說,婚姻制度似乎由周公制禮作樂時開始,在這以前,男女結合絕對自由,毫無拘束,許多孩子長大以後也不知道父親是誰,現代歷史學家稱之為「母系社會」,如周武王的遠祖后稷,在堯帝時任「教民稼穡」之官,史稱其母羌嫄「踐巨人之跡而有娠」,原因就是后稷是個「私生子」,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所以後代史家才會給他編造這種「神話」,免使人們對婚姻制度有所懷疑。因此現在流行西方的男女濫交,事實也祇是向原始人類的「性行為」學樣,說它是「新潮」,簡直是絕頂無知的笑話。

對於這些例子,我們一時舉不了許多,但有必須指出的一點,就是人類所以有別於禽獸,主要分別在「道德」,而這種道德的基礎,就是「禮教」和「樂教」,即中國自古所稱的「禮樂」。但要知道,禮樂不是為任何人而設,這是保持社會秩序和人類文明進化決不可少的功能,東西的禮樂制度雖不同,這點卻無分別,否則人類就祇有回到「原始時代」去。目前西方社會人慾橫流,把男女關係視同兒戲,以致許多人都對婚姻和家庭感到失望和痛苦,這是「禮壞樂崩」的現象,除此以外更無合理的解釋。

因此,在香港社會風氣愈來愈壞,但仍有不少人醉心於西方「新潮」的今天,我們必須提出警告,防止青年堕落是成年人的責任,我們先賢所說的「父母心」,不是僅僅對自己兒女而說,而是對「天下」所有兒女而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