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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日報社論 1969年1月1日 星期三

一九六九年是和平年
展望香港前途

元旦搦管為文,我們最大的希望是能夠過着寧靜安樂的生活。因之我們深切的期望一九六九年是世界和平年。

這並非幻想或單方面的期望,世界大勢是趨向和平的,試列舉數事而言:

第一、足以拉緊亞洲局勢,甚至影響世界局勢之越南戰爭,顯然已一步一步的朝向和平談判前途發展。勿因巴黎擴大和談遭遇困難,便減輕了對越南和平之希望。和談困難是難免的,也許今後困難更多。但困難並非不可以解決的,關鍵在於雙方面要有誠意談判,更要有耐心談判。戰爭危機之形成並非一朝一夕,和平之實現同樣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今天我們真真實實看到的,雙方都是有誠意、有耐心談判的,就是決定河內與越共的態度,莫斯科與北平也改變了策略,不再阻止巴黎擴大和談了。這是值得鼓舞的新形勢。

第二、中共主動的建議與美國重開華沙大使級談判,協商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實現和平共存。雖然尚未成為事實。但中共之建議與美國之反應都值得重視,即此一端,已可證明美國與中共是希望尋求雙方可行之辦法,以結束十多年來之「險惡局勢」,進而「改善關係」的。

第三、蘇聯與美國關係繼續好轉,更是舉世有目共睹之事實。尼克遜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深信美蘇關係更有驚人之改進,因為尼克遜是曾經身歷「大衛營會議」的,美蘇改善關係固以大衛營會議作基礎也。

第四、中東形勢可以說千變萬化,但大戰是不會爆發的。因為英、美、法、蘇今天在中東所致力的,不是擴大戰爭,而是求取一個均衡局勢之實現。

第五、歐洲各國一直在和平共存的基礎上各謀發展,東西德尚且可以締結商務協定,其他歐洲國家又怎會互為敵對?

第六、拉丁美洲形勢也大大改進了,共黨勢力可能減低,亦可能改變政策。凡此,都是在建立拉丁美洲和平局面努力當中所不能缺少之要素。

第七、亞洲雖然仍陷入貧困與落後之中,只要越戰停止,共黨勢力不再向東南亞伸展,亞洲落後地區建設是不成問題的。

第八、尼克遜就任總統後,將實現「談判政策」,而捨棄「對抗政策」,這不啻是促進世界和平之原動力。

我們大路的檢討世界大勢,發現許多事實足以證明我們的期望並非幻想,可以說我們的期望一部份已成為事實了。因之,我們相信一九六九年是和平年,是最值得鼓舞的和平年。

在一九六九年的和平年中,香港前途如何?不必千言萬語,說簡單一句話,香港今年更加繁榮,香港今年更加進步。

但有一點我們必須清楚,也希望市民明白,香港的繁榮與進步不是平空得到的,而是通過香港政府與市民的共同努力,通過各國人士對香港之合作才可以獲得的。明乎此天經地義的道理,我們更要認識本身努力之重要性。換言之,事事要我們自己做,要做得好,要做得適當,要能配合內外新形勢,要符合英國政策與市民之願望。果如是,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進步,更強壯的繁榮。若反乎此道而行,則香港之發展不但遲滯,甚至可能發生許多意想不到的新困難。這是希望香港政府與全體市民提高警惕的。

我們不得不重申過去之立論,香港需要一個全面的「和平共存」的環境。香港是商港,是世界各國貨物的轉口埠,因之,香港一定要保持其為法治、和平、民主的國際性城市,用一句簡單的話說,香港是亞洲的瑞士,是世界各國公認的法治、和平、民主的國際性城市。如何可以達此目的,就是要真真確確的爭取一個「和平共存」的環境。

「和平共存」的含義很簡單,我們與美國、日本等世界國家和平共存,我們更要與中國大陸、澳洲、星馬、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平共存。這樣,香港才可以真真確確的成為法治、和平、民主的國際性城市。

當然,「和平共存」不是單方面努力所能有效的,香港先行努力,以求和平共存,這就是所謂「凡事盡其在我」的做法。但我們再三希望香港的鄰邦能夠明白香港政府的決策與市民之願望,實行同樣的相應的努力,各就本身之立場,採取不同的措施,向「和平共存」的總目標努力。然後「和平共存」才可以成為真實的形勢,不再是幻想或希望。

在「和平共存」的大前提下,香港與其鄰邦許許多多懸案都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甚至格雷事件或其他關係雙方利益的問題,也可以通過倫敦與北平直接談判求其解決。此不僅為了和緩亞洲形勢,抑且是為了增進彼此之利益。如果雙方都致力尋求經濟發展,促進貿易,充裕國家社會財富,除了實現「和平共存」之外,一時實在想不到更好的,或更有效的辦法。這是希望大家冷靜考慮的。

世界大勢已朝向「和平共存」總目標發展,香港當然不會孤立於世界大勢之外的。所以我們深信香港在一個全面性的「和平共存」新形勢下,今年工業生產,對外貿易,工商各業,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等各方面的發展更加進步,成就更堪期待,四百萬市民更能寧靜的過着快樂的生活,使到香港成為世界繁榮的都市,成為世外桃源。謹以斯文斯語,衷誠的向廣大的讀者、全港四百萬市民祝賀新歲!

華僑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30日 星期一

格雷事件與香港

中共軟禁路透社記者格雷,在理論言與香港是沒有關係的。但事實上有密切關係。這是中共的報復措施,據說是為了香港政府囚禁若干名左派記者。合眾社記者的報導已說得很清楚。據合眾國際社香港廿八日電稱:「中共星期六宣佈:將繼續拘留英國記者格雷,直至在香港遭監禁的十三名中共記者獲釋時為止。北京電台就格雷事件解釋中共之立場,並指稱英首相威爾遜及其政府為謊言家,並謂北京有充份理由,拘禁路透社記者格雷。該電台說:英國政府試圖就格雷事件,煽動反中共浪潮,以求中共改變其公正的立場,殊不知這是毫無用處之舉,他們愚蠢的行徑不單無助於解決問題,同時只能將事情弄得更壞。香港收聽該項廣播,稱威爾遜十二月三日在下院之聲明完全無知。該聲明曾說:中共拘留格雷是不公平之舉。該電台又宣稱:由於港英當局繼續拘留十三名報人,中共政府有充份理由,限制格雷的自由行動。該電台就外交聯邦事務大臣史超域及香港政府之聲明,發表意見說:史超域在十一月廿七日發表聲明,扯謊說,格雷受到不文明的待遇。香港當局隨之說:中共當局不尊重文明行為的正常標準。這簡直是一派胡言,簡直是誹謗」

再三研究上述報導,有三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格雷事件所以與香港有關,是中共的看法,並非香港政府的看法。

第二、格雷事件所牽涉到的問題,是倫敦與北平關係之變化。此種變化可能雙方都感到有抑制的必要。但如何抑制?絕非單方面之努力所能有效。北平再三抨擊英首相威爾遜及外相史超域的聲明,對解決事件無補,而且將增加困難。在外交觀點而言,是殊可惋惜的。

第三、中共雖然抨擊英首相威爾遜及外相史超域聲明,但中共並未關閉談判之門。我們特別重視這一點,認定可以通過談判解決格雷事件的。

至於如何談判,我們主張倫敦與北平直接來談判:

(一)倫敦與北平就解決格雷事件談判,事實上類似之談判過去一直在進行中,繼續談判在英國而言,不能說是嘗試或冒險。

(二)不管中共所提出條件為如何,英國可以就本身已定之立場,予以研究,拒絕中共的條件,或是提出反建議,只有在談判中可以實現。

(三)中共是否願意談判,我們不願揣測,但北平既然主動的建議與美國重開華沙談判,研究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其旨在和緩局勢者至為明顯,為什麼不可以與英國談判。如果中共此時通過與英國談判釋放格雷,無疑是有助於和緩局勢的。

(四)在談判中當然牽涉到香港在內,特別是牽涉到香港囚禁若干左派記者在內,應該怎樣答覆中共?我們主張英國政府聽取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的意見,根據香港政府報告作出決定。

總而言之,格雷事件必須解決,問題在於採取那種有效的辦法解決。因為解決了格雷事件,對和緩局勢將有較佳之影響。倫敦與北平直接談判,應該是在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英國及其政治家一向以「辦外交」著稱的,現在是英國及其政治家運用其「辦外交」的才智,來解決格雷事件的適當時機了。

美越必須合作應付和談

巴黎擴大和談現已陷入僵局,如何打破僵局?有待四方面之讓步。然在促成四方面讓步之前,美國與南越必須真誠合作,兩者結成為統一的、牢不可破之陣營,以對付北越與越共的任何策略,才是解決困難,打破僵局之先決條件。

美國與南越之歧見是越來越深了,特別是三數美國官員、議員對南越態度之嚴酷,使到南越處境至為尷尬,據美聯社紐約廿八日電稱:「德州民主黨參議員葉波諾星期六說,南越副總統阮高祺,拒絕在巴黎坐下來與越共和談,是對我們的一種污辱,而非對越共的污辱。葉波諾在此間對記者說,我們在越南花錢及流血來使得阮高祺當權,當阮高祺說他不願與越共談判,他並不是污辱越共而是污辱我們。葉波諾參議員說,當會議進行第一樁事應該是休戰及停火,以停止殺戮。這位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預料:當選總統尼克遜將會解決越戰,雖然他在競選運動中未曾表明。葉波諾說,詹森總統被他的政府連累。他說,這位總統擴大越戰,以為他可以贏得這場戰爭。美參議員葉波諾的論調,在南越國民而言,是殊為難堪的,何況在葉波諾發表上述聲明之前,美國防部長克里福對南越之責備也是十分苛刻的。這或許是美國急於解決越戰,實現和平之表示,但如果想到維護南越之尊嚴,我們覺得葉波諾與克里福對南越之責備,是殊不適當的。

凡此都是美越衷誠合作間之障礙,美越雙方應迅速剷除此種障礙,鞏固合作,一致的應付困難,深信巴黎擴大和談,於短期內可望打破僵局。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嚴正的控訴 正義的要求

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昨天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列舉出一宗宗無可爭辯的事實,對於港英當局一年多以來對我愛國同胞所進行的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提出了憤怒的控訴!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的法西斯面目是何等的猙獰,手段是何等的殘暴,所作所為又是何等的無法無天!自去年五月以來,我愛國同胞,被港英殺害的近三十人,被非法毒打、非法逮捕、非法投入黑獄的達數千人。直到今天,還有近四百人被非法囚禁於黑獄及集中營中,繼續遭受着折磨和虐待。而且非法的逮捕和審訊,最近還在繼續進行。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和赤裸裸的法西斯罪行,任港英有千口萬詞,都是無法掩蓋和洗脫的!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既可以不具任何理由而捕人,也可以不擇手段而殺人;既可以在住宅、工會和街道上非法捕人和殺人,也可以在警署、法庭、黑獄和集中營裡非法打人和殺人。只要它認為須下毒手,則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由他任意指為罪犯,不但可以非法逮捕,非法投獄,而且投獄時間,竟有達十年以上者!被非法投獄的我愛國同胞,既有年齡高達七十八歲的商人,也竟有尚在少年的學生!至於港英在黑獄和集中營中對我愛國同胞的種種非人虐待,更是駭人聽聞,除了飢寒壓迫之外,有病的得不到治療,受傷的還屢遭毒打,甚至身上留有港英法西斯槍彈的仍續受折磨,被毆至吐血的仍得不到藥物。港英獄中有獄,動輒把我同胞打入「水飯房」和「天台」;且又自毀自「法」,竟使暗無天日的「釘倉」長達八個月之久!總之,纍纍罪行,處處血腥,法西斯的暴行之兇殘,為舉世所罕見。

港英欠下了中國人民這樣多的血債,而且其暴行至今還在繼續未停,可是最近以來,遠自倫敦,近至港英,竟借路透社記者格雷被我政府限制行動自由一事,大叫大嚷,企圖轉移世人視線,淆亂黑白,污衊中國,真可謂是無恥之極!一面在殺害、虐待、壓迫中國同胞,一面還要別人承認它「文明」和「人道」,這樣的日子,在英帝國主義的歷史上確曾有過,不過那是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好」日子,早就過去了。如果他們的眼睛不是長在腦後,就不應該再看錯皇曆。而且,港英一年多以來犯下的血腥罪行,舉世共知,如果以為嗡嗡亂叫幾聲,就可以隻手遮天,蒙蔽和欺騙盡世界的輿論,並掩蓋其法西斯的醜惡真面目,豈不是癡心妄想?

誰都知道,我政府在去年七月廿一日宣布限制路透社記者格雷行動自由,是由於英帝國主義非法迫害我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和其他愛國記者。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在此之後,仍然不顧我政府的嚴重警告,反而變本加厲,繼續野蠻和瘋狂地對我愛國新聞工作者進行法西斯鎮壓,且至今仍有我愛國新聞工作者十三人在黑獄裡續受迫害。所以,如果誰真的在關心格雷的事情,誰都會明白責任完全在於英方。

我在獄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在中外記者招待會所嚴正提出的要求:港英必須立即停止虐待我仍在獄中的同胞!立即廢除所有「緊急條例」!並立即釋放仍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和黑獄裡的我全體愛國同胞!以上要求港英應即接受。我們相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外輿論,都會認識港英的法西斯真面目,都會認清問題的實質,都會承認我愛國同胞所提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要求。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6日 星期一

向法國記者馬古斯致敬!

有自由的國家,就有自由的鬥士,而正義是自由思想和力量的泉源,因此一個自由國家的議員或新聞記者,他們就會常常奮不顧身的為正義原則而奮鬥。這種例子一直很多,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使人尊敬的形像。

法國記者約翰.馬古斯,曾在中國大陸居留十五年,也曾親睹一九四九年中共奪取政權的一幕,最近為了營救被毛幫非法囚禁的路透社記者格雷,特自日內瓦致函中共「總理」周恩來,表示願以個人命運交換格雷的自由。他在寫給周酋的函中說,如果格雷獲釋,准許到香港,他願意與此同時,在九龍邊界,自行交給中共。馬古斯在他信中稱:既然在毛幫心目中,批評中共是一種罪名,則他自願把自己和格雷交換。他說:「格雷僅是一個人質,而他本人則是罪犯。」據悉,馬古斯現年五十七歲,在中共奪取政權前,曾經會晤過周恩來多次,在一九六二至六四年間,他任法新社駐北平記者,目前則在日內瓦,為各報撰稿。他曾著有「北平文件」一書,抨擊毛共政權,深為毛幫所嫉視,他的自稱「罪犯」,正是使用了「毛幫的語言」。對於馬古斯這種正義凜然的態度,我們站在同業的立場,願意向他喝采、歡呼,和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我們印象中,以前法新社派駐大陸的記者,對毛共觀點頗不一致,但自近年來,特別是戴高樂承認中共後,法新社駐北平記者卻常能以敏銳觸覺,報道了好些為毛幫不願人知的消息。就在半年前,法新社記者便曾因報道「北大」、「清華」兩派紅衛兵,在北大宿舍各據一方,展開血戰的新聞,在毛幫一怒之下被驅逐出境,但後來,一群清華學生手持三名武鬥死難者照片向偽「國務院」請願的經過,另一留平法新社記者仍然據實報道,並不因毛幫的「驅逐」威脅而畏縮。這便足以證明,法國記者那種維護新聞自由的大無畏精神,在同一時期都比其他外國駐平記者為出色,足稱為一個現代的新聞自由鬥士而無愧。

同時馬古斯還有值得我們欽敬的一點,就在不久之前,他鑒於英國報界對拯救格雷雖然心切,但朝野行動都過於軟弱,曾經投函倫敦「泰晤士報」,就其切身體驗告訴英國人,對付中共不能運用現代「外交的方式」,必須針鋒相對的使用「他們的言語」。可以想見的,馬古斯這種嫉惡如仇的主張,必定深為北平毛幫所痛恨,現在他又不顧利害的向周恩來挑戰,表示願以「罪犯」身份交換格雷的自由,這在現代新聞記者中,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當然我們可以了解,大陸毛幫是無恥無賴的一群,不管他們如何憎恨馬古斯,也決不會接受他「交換格雷」這一聲如雷霆的建議,因為他們需要囚禁格雷向英國作「政治勒索」,而馬古斯卻不成其為勒索的對象。因此他們除了厚着臉皮,裝聾扮啞之外,也決不會有任何的反應。

但由此一事,我們卻也要論及英國政府的態度和香港政府最近採取的政策。自英國報界展開拯救格雷運動以來,儘管倫敦各界群情洶湧,但工黨政府卻一再表示無意對「新華社」記者採取報復的行動,結果是毛幫的駐倫敦「代辦」竟悍然宣稱,非要香港全部釋放廿一名因暴亂入獄的左派「記者」,他們將不會釋放格雷。香港政府可能受了倫敦這種軟弱政策的影響,最近已把大量左囚紛紛開釋,作為替格雷「贖身」的一種政治交易。香港政府這種「苦心」,其本身處境的困難,我們未嘗不可以了解,但因這是完全違反了對中共必須「使用他們言語」的原則,結果不僅於事無補,而且還惹來不少的麻煩。譬如說,最近香港有等英國法界人士提出廢止「緊急條例」的建議,左派報紙便天天對港府展開攻擊,把這種條例稱為「臭法例」。到了前天,銅鑼灣一家大陸土產公司演出歡迎他們「戰友光榮出獄」的鬧劇,有一家西報記者,臨場攝影,竟被這些左派暴徒挾持入該土產公司,肆予毆擊和毀壞了他的相機。此事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地點亦為港島繁盛之區,當時街上數千途人目睹此等左徒過暴,而在場警察竟不敢對受辱記者予以援手,這便足以證明,港府對左派手段的放鬆,不僅無助於格雷的獲釋,而且反使左派氣燄囂張,也使警方受到行動的困擾。目前情形已經如此,則將來如何,自更使人不堪想像。

因此,在我們今天向馬古斯表示崇高敬意的同時,也不能不有所正告於倫敦政府和香港當局,對付共黨絕不能適用「紳士」作風,否則今後麻煩必多,也不是倫敦或香港政府的姑息手段可以應付得來的!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12日 星期四

港英必須立即放人

法西斯侈談「文明」,殺人犯誇說「人道」,這是最近一段時期內,英國某些負責官員及港英當局的非常卑鄙虛偽的表現。這種表現,不但不能為他們在香港對我愛國同胞進行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的纍纍罪行遮羞;相反的,只有把他們自己的醜惡面目,暴露得更其徹底!

自從去年五月以來,我愛國同胞,被港英當局殺害的近三十人,被非法拘禁的達二千餘人。至今仍被虐待於集中營和黑獄中的,還有四百餘人。在這一年多的期間,港英當局動用了一切統治機器和鎮壓手段,來迫害我愛國同胞:由警棍、實彈槍以至於海陸空軍,由街頭殘殺以至於獄中迫害,由公開鎮壓以至於黑夜綁架,由一般「法律」以至於「緊急條例」,肆意妄為,無所不用其極!港英當局在短期間內,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以血手製造出無數血債,把自己的法西斯面目,徹底暴露了出來。不止暴露於香港四百萬居民之前,抑且暴露於世界正義人士之前。罪證昭彰,盡太平山上之泥,無法掩藏;臭名遠揚,傾九龍海峽之水,亦難洗脫!

港英用其所謂「緊急條例」,可以不宣布任何理由,把人關進集中營,且關禁時間,可以年復一年,繼續不已。它可以不要人證、物證,隨意捕人,並把人非法關進黑獄。黑獄裡,不但使人飢不得以足飽,寒不得以足暖,而且凌辱毆打,暴虐頻施,由強迫作苦工以至於釘倉,而且釘倉之期,竟長達七八個月之久!港英獄中有獄,「法」外加「法」。集非法拘捕、非法判刑、非法殘害、非人待遇於一手,以對我愛國同胞,實施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實在太暗無天日了。以至於連某些英方人士,也認為它的所作所為,是「行使着極權性質的權力」,「這種極權,是民主政府歷史上從來不曾設想過的」;而香港中國同胞所受到的迫害,則是駭人聽聞的不人道。

可恥的是,就是這樣無法無天的港英當局,卻開口談「法治」,閉口說「自由」。而尤其可恥和可笑的,是英國的某些負責官員以及港英當局,在最近這段時期,竟假借路透社記者格雷的事情,胡說什麼中國的做法「不人道」、「不尊重文明行為的正常標準」。

格雷之被限制行動自由、不准離開住所的原因,早經我政府公開宣布,是大家都明白的。僅僅是限制行動自由、不准離開住所,就被說成為「不人道」及「不文明」;那麼,如果人們拿來與我愛國同胞在港英毒手下所受到的殺害和迫害相比,請問那些英國負責官員及港英當局:你們的胡作非為,究竟該用什麼來形容?

其實,人們都不難明白,正當英國的政治、經濟都更深一步地陷入危機之際,他們卻撿起了所謂格雷問題來挑撥輿論,誣衊中國,不過是妄圖轉移視線,推卸罪責,以期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罷了。但我們要正告他們,他們這樣做,實際只是心勞日絀,是絕不能達到目的的。

我們更要正告港英當局:到目前為止,我愛國同胞還有四百多人,他們不但仍舊被你們非法拘禁於集中營及黑獄之中,而且仍舊遭受着你們的諸般虐待。你們這種法西斯行為,才是名符其實的極端不文明、不人道的暴行!你們必須立即停止對他們的諸般虐待,並必須迅即將他們全部釋放出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不要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
--對「紅旗」雜誌篡黨社論的再分析

多時以來,西方國家對大陸消息的報道,就常常犯了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的毛病,特別在「文革」大亂以後,因為美國早沒有記者派駐大陸,祇能在東京、香港兩地收聽「北京電台」的廣播,而毛幫害怕「家醜外傳」,又先後拘禁了英國路透社記者,和把法新社與日本記者多人驅逐出境,這更使西方國家無法獲得「較為客觀」或「可供研究」的新聞來源,於是有關大陸的新聞報道,便祇好以「新華社」的宣傳資料作為根據。但因西方記者多數看不懂中文,而習慣又喜歡選擇一些所謂「重點」情節來轉述,以致往往給毛幫的「宣傳愚弄」而不自覺。更由於這種關係,又大大影響了西方人士對大陸情況的觀察,如這次「紅旗」雜誌發表那篇叫囂「整黨」(正確的說是「毛澤東篡黨」)的社論,就是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

譬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前天評述「紅旗」雜誌所稱劉少奇已被剝奪一切職權時,就可顯出美國人士對毛幫內亂的現象,仍有許多人缺乏足夠的了解。據「郵報」評論說:注視中共事態的人,對於中共最近發展所含的意義,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解釋的不同是集中於毛澤東頭號敵人劉少奇已喪失官位的消息方面,這是難與外傳毛澤東景況悲慘的消息互相符合的事件。據「郵報」指出:「有人解釋說:毛澤東在北平仍然維持某種操縱力量,不過這並非對大陸各地整體而言。因此毛澤東的御用報紙宣佈劉少奇已正式倒台的事實,並非有甚麼大不了,祇不過是一種策略的運用而已。亦有人解釋說:毛澤東並非真正的那麼處境惡劣,而且他事實上刻正小心翼翼地再糾集實力,以備對中國大陸上的落後再來一次大躍進。根據這些觀點,他是不會真正全部剷除劉少奇的勢力的。」就「華盛頓郵報」所稱美國人對毛幫內爭的看法,他們對劉少奇是否已被剝奪所有官職之說,仍是「半信半疑」,而對毛澤東「篡黨」野心的背景如何,能否得逞,還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究竟事實怎樣呢?根據我們對「紅旗」社論和有關情況的觀察是:毛澤東的「篡黨」陰謀,是他一連串政治失敗中,最後一次也是最沒有把握的一次政治賭博,而不管劉少奇今後的命運如何,毛澤東亦已首先「自已否定了自己」。原來,「紅旗」社論的中心,並不在所謂「中國赫魯曉夫已被掃進垃圾堆」的對劉少奇詛咒,而在毛澤東有關名為「整黨」實則「篡黨」各種理論的提出。為了企圖達成「篡黨」的目的,毛澤東用了「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反對復舊」、「反對保守主義」、與及批判「迷信選舉」等等詭辯,藉以掩飾其勢窮力蹙的處境,和支持其「吐故納新」的說法。但不管毛澤東提出「反對」的事情有多少,至少他已表示不易通過「選舉」這一關,所以他就祇能指為「保守思想」,而不敢侈言「反對」。而問題也就在此,毛澤東的「黨主席」稱謂,與劉少奇「政府主席」的銜頭,不論是真是假,都是經由「選舉」方式產生的,假如毛澤東不能用「投票表決」罷免劉少奇,則「紅旗」所稱「中國赫某已被剝奪一切官職」之說,根本便站不住腳,亦無人信服。反過來說,假如毛澤東硬是不經「選舉」程序而「篡黨」,甚或不顧一切的置劉少奇於死地,則他的「主席」稱呼便毫無根據,其勢非改稱「毛太陽」、「毛舵手」不可,試問這是存心「神化」自己的毛澤東可以接受的嗎?這就不難看出,毛澤東今天的不敢正視「選舉」,而祇能「批判」選舉為「保守」,正是自知「選舉必敗」,因而迄是不敢召開「九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緣故。要是毛澤東真有足夠把握控制「黨」,讓「代表」們名正言順地清除了他所有的敵人,也「一致通過」的「選」他繼續當「主席」,這就用不着這樣咬牙切齒的詛咒「中國赫魯曉夫」了。正唯毛澤東無此力量,也無此信心,更怕在這「選舉決戰」中,被打倒在地、清除出黨的,不是赫某而是他自己,這就「一命嗚呼」,「永遠不得翻身」,那才是毛澤東今天真正「怕得要死」的下場。而僅就這一點看,毛澤東想以主觀願望而「篡黨」,那將是沒有可能實現的幻夢。

再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大罵那些共黨「老幹」為「廢料」,又暗示對各地「革命委員會」的「舊班子」要不斷進行「鬥、批、改」,這分明是孤立無助的悲鳴,也是他篡黨有心而自知不易得逞的反證。在此可以了解,毛澤東的敵人並非僅止劉少奇一個,即使劉少奇因被幽禁而喪失權力,仍有許多劉某信徒和死黨,這是毛澤東所清除不了的。而因那些各級「老幹」都被目為「廢料」,其勢必與「劉派」合流,這對毛酋「篡黨」更增許多阻力。其次是毛澤東即使求助於軍人,軍人也不可靠,羅瑞卿倒了之後有楊成武,目前各地軍人正在擁兵自重,大攪「獨立王國」,毛澤東一定不敢「鬥批」他們,否則激而生變,後果更加嚴重。因此,「紅旗」社論說些甚麼,始終是毛幫一廂情願的宣傳,我們就沒有理由把這種宣傳看作事實。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18日 星期日

英與中共斷交此其時矣
--由倫敦輿論主張談大陸現勢

自從英國駐北平代辦霍普遜爵士「虎口餘生」,獲准離開大陸後,英國國內一般輿情的反應,甚多對英國政府是否仍有維持駐北平代辦辦事處的必要,紛紛表示意見。有的認為已無此必要,不如乘此機會,予以結束。例如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在四天之前的社論中,即提出此項主張。另外則有兩家日報(「衛報」和「每日郵報」),亦公開的質問英國當局,為如要在北平設立代辦辦事處,同時對於因霍普遜爵士之獲釋,而泛現的所謂「雙方關係改善的良好跡象」樂觀心理,表示懷疑。這種反應,可以說是理智的醒悟,指示出英國當局今後應如何對待中共政權的一條正確大路。

凡是有遠見的人,對英國工黨政府十九年前的承認中共政權,無不認為是養癰貽患之舉。十九個寒暑以來的各種事實,證明抱持此種認識的人士,既非故作危言,亦非杞人憂天,而是一種極度正確的觀察。特別在自從中共瘋狂展開「文化革命」後迄今的兩年中,英國外交官員在大陸所受的精神凌辱和人身危害,英國商人所受的蹂躪和迫害,誠屬古今中外所僅見,證明當年搶先承認一舉,已鑄成了歷史上最重大的錯誤,若不如此,英國輿論也不會首次改變態度,公開要求結束代辦辦事處了。我們對於英國輿論的新覺醒,自然認為是一種可喜的現象,此因一個國家如果長期沉湎於虛妄的玄想,而不顧現實,則遲早必自招其辱。我們日前在論及霍普遜爵士獲釋一事時,即對那種所謂「良好跡象」之說,認為是一項自作多情的想法,既毫無事實根據,而且表示對中共的了解,仍然所知無多。若依亞洲的行為標準而論,持此種說法者,宛似中國俗話所云「在自己臉上貼金」,代辦辦事處被焚,代辦等外交官員被視同「人質」而遭長期羈留,新聞記者遭軟禁,商人被毀約敲搾,受了此一連串的非法虐待和暴行之後,居然說是「良好跡象」,寧非天大奇聞?試問置英國國體於何地,豈不怕中共在旁冷笑?

上述種種,純是從中共對待英國的蠻行,而說明英國當局必須採取行動的理由。英國一部分人士也許自辯,聲稱僅此不足構成與中共切斷關係的理由,他們揚言承認中共政權和繼續維持關係,為的是「世界利益,並非英國一國的利益」(例如霍普遜爵士三天前在記者招待會上即稱:「英國有重要理由,保持與中共的外交關係」)。其實,這也是近乎自我解嘲的觀念,倫敦「經濟學人」週刊,對此就提供了一項有力的駁斥。該刊前天登出一篇論文,指出中共現時的半無政府狀態,可能會繼續下去。「經濟學人」向來持論穩重,為世界性的權威刊物之一,它的觀察,英國朝野當可同意。一個半無政府狀態的統治政權,本身已成半癱瘓,距壽終正寢的日子已極接近,英國與它繼續維持外交關係,有甚麼「重要理由」可言?不客氣的說一句,除非英國想參與中共政權的送喪行列,否則還等待甚麼?

「經濟學人」週刊的觀察,與我們尚有一段距離,因為依我們的看法,今天大陸是「無政府狀態」而非「半無政府狀態」。最具體的事實,就是「多中心論」的全面蔓延。所謂「多中心論」,祇不過是毛、林一夥「發明」的名詞,所指的其實就是無政府狀態。中共的「人民日報」在本月五日發表的「社論」中,把「多中心論」描述為「是一種資產階級山頭主義、個人主義的反動理論,它渙散革命隊伍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團結,妨礙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貫徹執行。倘若各個部門各個單位都要以我為中心,全國有許多個中心,仍舊是無中心。這種思想如果聽任發展下去而不加糾正,就會走到脫離以致對抗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的道路上去………」。這段文字,大膽的暴露了中共經過兩年的「文革」之後,已陷入四分五裂與各自為主的空前混亂局面,以「無政府狀態」來形容中共目前的處境,毫不誇張。

無論從中共政權對待英國的蠻橫態度而言,或者從中共政權本身的岌岌可危形勢而觀,英國朝野若非故意無視事實,則應該看出與中共政權維持關係下去,絕對不會有好下場。多少年來,我們苦口婆心對承認中共政權的國家,曉以大義,勸它們高瞻遠矚,不要與中共沆瀣一氣,當機立斷,撤回承認。英國自為我們勸促的對象之一。若干中共「同路人」,為中共撐腰,故意散播謬論,指我們的論調出於「自私」,甚至謂「不顧自由世界的長遠利益」(在一九五零年英承認中共政權後不久,倫敦「泰晤士報」即曾發出這種荒誕之言)。現在擺在眼前的事實,已證明中共「同路人」和許多西方政客的何等無是非之分!霍普遜爵士今天離港返倫敦,他返國後最優先的任務,當為向工黨政府報告他個人對中共現勢的估評,同時可能檢討今後的對策。因此,我們願在此時,促請英國當局對此,慎重將事。十九年前鑄成承認中共政權歷史大錯的,是當時執政的工黨政府,十九年後糾正錯誤的,若亦是工黨政府,則解鈴還是繫鈴人,自由世界將深佩其知過能改了。

大公報社論 1967年7月23日 星期日

瘋狂挑釁難逃嚴厲懲罰

由於英帝非法迫害新華社和文匯、大公、新晚三報記者,我外交部新聞司受權召見了路透社駐京記者格雷,通知他不得擅離住所,要聽候處理,這是中國政府的決定。

在港英無理將新華社記者薛平逮捕後,中國曾向英方提出過警告。英帝不顧一切,反而把薛平「判刑」,並進而再把新華社、文匯、大公、新晚七名記者濫捕,羅織「罪名」,加以「控告」,簡直瘋狂挑釁,故意表明要同中國人民為敵。北京於是宣布限制路透社記者格雷行動自由的措施,作為對港英一個警告。

威爾遜政府竟為此表示「抗議」,認為格雷沒有犯法。試問薛平犯了什麼法?其他七位記者又犯了什麼法?港英指他們「參加恐嚇性集會」,事實上他們卻是進行正常採訪活動,現場並沒有「集會」,只有港英軍警亂揮武器在「恐嚇」赤手空拳的群眾和到「港督府」提抗議的代表,記者們什麼也沒有「參加」,為什麼要把他們「判刑」和「控告」呢?

港英的做法,就是濫用暴力,一味蠻幹,既不講理,也不合它自己的「法」。他們自封州官,隨意放火,卻不許老百姓點燈。

這兩個多月來,新華社和愛國報紙如實地揭露港英的法西斯暴行,堅持宣傳毛澤東思想,因而成了港英的眼中釘、肉中刺。它出動軍警「防暴隊」不斷製造毆打、搜查記者和恫嚇報紙的嚴重事件之後,竟使出最卑鄙的手段來迫害記者。它也許以為,這麼一來,就可以堵住記者之口,掩盡天下人的耳目,以便它更加肆無忌憚地殘害香港同胞。「人民日報」評論員指出,「這完全是癡心妄想」。

港英最近十天來,襲擊了二十多個愛國工會、學校、社團和商號,槍殺了四個中國同胞,濫捕去工人和其他居民一千多人,新的血債還在增加。隨着港英這些法西斯暴行的升級,它更加作賊心虛,更加企圖掩蓋真相,對於站在中國人民立場的議論和報道,自然就更加恨之入骨了。日前公布什麼「緊急法令」,首先要禁止「口頭和書面的虛偽報告與聲明」,看來就是一種迫害愛國的議論和報道的新工具。

中國人民和政府已一再申明,決不能容忍港英的這種嚴重政治挑釁;港英迫害了港九同胞,還不許把真相揭露,甚至不許宣傳毛澤東思想,這就更加不是中國人民所能容忍的了。

敵視中國人民、敵視毛澤東思想,已成了威爾遜政府的決策。連開入中國港口的英國商船船員也多次發生侮辱中國人民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的事件。我外交部昨天給予英方的備忘錄中指出,這些挑釁行為。「同目前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居民進行法西斯鎮壓和英國政府一貫敵視中國人民分不開的」。事實的確如此,港英這兩個多月來,血腥鎮壓港九同胞,其罪惡目的,就是禁止香港同胞愛自己的祖國,愛自己的領袖和學習毛澤東思想。它這個目的是永遠達不到的,而只可能給它本身帶來嚴重的後果。

對於任何挑釁,中國人民一定會加以切實的回答的。

這次對於路透社記者格雷的處理,並不表示抵銷掉那一筆帳,只算略示「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之意。英帝欠下港九同胞和中國人民那麼多的債,刻骨銘心,絕不忘記,而且也決不讓英帝拖欠太久。「人民日報」的評論說得不錯:「對於你們一百多年來欠下中國人民的纍纍血債,對於你們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我們就是要徹底揭露,徹底清算。……中國人民從來是說話算數的。英帝國主義這樣瘋狂挑釁,絕對逃脫不了偉大中國人民的嚴厲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