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林彬


明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明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星期六

敬悼林彬先生!

商業廣播電台著名播音員林彬先生前日遭左派暴徒暗殺,不幸於昨日不治逝世。消息傳出,廣大市民無不哀悼,而每日收聽「欲罷不能」、「大丈夫日記」的聽眾,想到從此不能再在收音機中聽到他親切而幽默的聲音,更是不禁泫然淚下。

林彬先生擁有廣大聽眾,每逢他主持的「欲罷不能」、「大丈夫日記」播出之時,全港千千萬萬人微笑傾聽,有些家庭婦女在播放這節目期間,必定停止一切工作和應酬,不肯錯過了一天。這千千萬萬聽眾本來未必都反對共產黨,但林彬先生一死,他們都成為共產黨的敵人。

港共以罷工、罷市等正當手段所無法達到的目標,絕對不能以擲炸彈、放火暗殺等卑鄙殘暴的手段來達到。殺害一個林彬,使得無數本來完全不理政治、不懂政治的普通市民對港共強烈的憎恨。港共所以採取這種手段,那是在鬥委會分崩離折,吳叔同、高卓雄等人高飛遠走之後絕望中的對策。在任何一件政治鬥爭中,勝利的一方決不需要採取暗殺等手段。國共內戰之時,數十年中,中共幾時暗殺過一個擁護國民黨的文化工作者?李公樸、聞一多的被暗殺,適足以證明右派人士在正當鬥爭中的無能為力。

我們謹對林彬先生的逝世致以深切的悼念。他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個暗殺的文化工作者。他的逝世是香港文化界的損失,卻也標誌着中共的衰敗和沒落。

廣告

天天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星期六

我們控訴!

我們控訴!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殘殺我們香港無辜良民,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迫害我們香港自由輿論界。

在北角黃家兩稚齡姊弟被殺之後,繼之以商業廣播電台播音員林彬和其宗弟林光海遭暴徒攔截焚燒,林彬終因傷逝世,其宗弟亦未脫離險境。

我們痛悼林氏之死,不徒因其在生前擁有廣大聽眾,因其死於代表香港絕大部份民眾發出的心聲,他是代表這絕大部份民眾而死的。林氏在遇襲之前,曾受到左派暴徒警告,但他不受威迫,繼續播出他們所要求停止的節目,這是為了它是香港千千萬萬人所愛聽的。故林氏之死亦為了這廣大聽眾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林氏之死是重於泰山,死亦可以瞌目了。

以殺戮手段來拑制異己言論,這是過去專制時代暴君之所為,亦是法西斯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港共口口聲聲說「港英」專制與法西斯分子,現在竟用這些手段,無疑自摑咀巴,更顯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但欲以這種殘酷與卑鄙手段,圖控制輿論,倘果能收效,古之桀紂秦皇,近之希墨二魔,早已成功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滔滔洪流,不是隻手所能掩塞的。

倘左派份子認為他們的「愛國行為」是有理,他們不該怕人批評,因為真理是批評不倒的,但他們偏偏用野蠻手段圖拑制輿論,證明他們的言論與行為是恨批評的,怕批評的,而且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他們聲聲說:「香港的事務必須由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真想讓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的話,應該讓他們多聽些真正的事實,纔能作明確的決定,掩着異己的咀巴,祇讓人民聽自己的說話,愚民政策而已,人民抉擇云乎哉。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13日 星期六

論「性教育」與「廢除死刑」兩問題

最近香港有些社會人士,熱心鼓吹兩件事,一是推行「性教育」,二是「廢除死刑」。凡是這一類問題,提倡者方面必定有他們的「理由」,至於是否適合現實環境和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如何,則是另一回事。近年香港人似乎有一種觀念,不管甚麼東西,祇要外人提倡於前,就想學步於後,而對這種東西的為好為歹,是進步抑或退化,是正常抑或反常,概不在考慮之列。目前某些人士所津津樂道的「性教育」和「廢除死刑」,多半也是出於這種心理。因此有關這些問題,我們自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古人有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有說:「食色性也」,人類的兩性生活既是與生俱來,向青年學生灌輸「性知識」,自然沒有甚麼不可以。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人類的生存並不單純為了「性」,而尚有比性更高的意義,此即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關係是「家」的開始,「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故必須「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人有一個正常的「家」,然後男女兩性的生活才得謂之美滿。再引申其義,就是「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看,在周公制禮作樂前,我們祖先的兩性生活並不怎樣正常,那時男女雜交與近親通婚並無限制,詩經鄭、衛之風有不少描寫男女打情罵俏和「淫奔」之詩,可以想見當時的風俗。後來周公定了婚喪制度,禁止同姓通婚,然後中國人倫始得其正。而周公大行「封建」的用心之一,就是要把許多王室貴族「封」到較遠的地方,藉以避免他們因近親通婚而造成後代身心的退化。因此可以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民族的生存繁衍綿綿不絕,人民的聰明才智絕不後人,與這種夫婦關係的相沿不墮,是有其密切淵源的。

中國的古籍並不諱言「性」,甚至比全世界談性都要早,易經所說的「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說的就是「性知識」。但孔子了解夫婦之道比「性」更為重要,所以他有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他的意思是,男女結婚以後,就會懂得「性」是甚麼,未嫁而先學養子,如非不切實際,就會變成「未婚的媽媽」,這對夫婦之道是會有它不良影響的。

再看現代的西方國家,由於人們過度要求「性自由」,而忽略了正常夫婦關係的可貴。就在這種性泛濫之下,現在許多人所感到的生活上威脅,並不是「性知識」的缺乏,而是「夫婦道苦」。那些青年男女們,也有許多在結婚之前已經有了「性經驗」,「性教育」不僅無助於他們對人生真義的了解,反而使他們急於「體驗」,成為青年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大病源。現在香港社會也有這種趨勢,青年所患的不是「性教育」的不足,而是愈來愈不重視「性道德」觀念,所以有「未婚媽媽」,和尚未成年便已因「性」犯罪的男女青年。以這樣的社會風氣而提倡「性教育」,結果將是無補於他們的正確人生觀,反而使這些男女青年有所藉口,認為學校也在進行「性教育」,他們更應享有「性自由」。試想想,這種教育的後果如何,還待著龜嗎?

事實上,青年學生並非不可接受「性知識」,以前中國大陸中學生所讀的「生理衛生」科,就顯然包括有「性教育」在內,而現在香港所以成為問題,乃在以前學校並沒有這一門功課,如今才來加上去,青年由於好奇心影響,這就恐怕難免不因誤解而發生更多的流弊。此就香港現實環境言,捨棄道德教育而先談「性教育」,即使未必有百害而無一利,至少也是本末倒置,離開了教育的最高原則甚遠的。

再談「廢除死刑」的問題,死刑不能防止犯罪,這是主張「廢除」一說的來源。近代國際法學家有兩派,主張用死刑判處重罪的,稱「報復主義」,主張廢除死刑的,稱「感化主義」。但由西方國家所得的經驗,如英國廢除了死刑後,犯罪紀錄祇有增加,並無減少,因此現在又有人贊成恢復之說。中國儒家了解法律不能為治之本,根本不主張嚴刑峻法,但也認為對罪大惡極者不妨處以極刑,故雖力倡「德教」的孔子,也有誅少正卯的一幕。香港現行法律並不太重,除預謀殺人會難免一死外,其他的刑事罪行,大致多判十年不到的徒刑。但目前香港犯罪之風愈來愈烈,譬如去年林彬兄弟的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月前揭發的一宗少婦幼童慘被碎屍案,這種滅絕人性的殺人兇手,如果一朝罪人斯得而亦倖免一死,試問這個社會還有甚麼人身保障可言?因此在此時此地的香港,我們主張「慎刑」是可以的,不顧事實的高談「廢除死刑」,這就等於鼓勵壞人作惡,而使社會秩序更不堪問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1日 星期二

慨論台北的「五月逃亡潮」集會!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香港邊界發生震動世界的「大逃亡潮」,大陸的飢餓難民,每天漫山遍野的從四面八方逃來香港,逃亡成功的達四五十萬之眾,不幸被警方截留送回大陸,或在途中因溺水墮山而死的,為數亦不少,當日的梧桐山、深圳河,就不知灑遍了幾許慘絕人寰的血淚。由於這些逃亡事蹟實在驚心動魄,全世界的逾百記者都雲集香港採訪該項新聞,他們發出的新聞報導起碼以百萬字計,真可以說是現代歷史的人類大悲劇。香港雖然是個輻員有限的城市,但在收容這些逃亡難民的表現上,還算差強人意。可是毛共政權的罪惡,卻已由此暴露於天下。

「五月逃亡潮」之所以發生,是因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造成連續三年大飢荒的結果,當時大陸「人心思漢」,能夠逃亡的逃亡,不能夠逃亡的,也對毛幫公開表露其憤恨不滿的情緒,廣州大沙頭火車站每天擠滿搶購車票準備逃港的人群,該火車站一度被憤怒的群眾所搗毀,據當時一名外國記者在廣州發出新聞報道說,假如國軍有一團部隊登上大陸,大可毫無攔阻的由廣州「步行」到北平。但可惜,這個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由於我們政府事前缺乏情報,毫無準備,一旦事到頭來,又不知如何措手足,結果還是錯過了這個「天與」的時機了。

台北今天有一個紀念「五月逃亡潮」的六週年集會,五百餘名獲得自由的反共義士將在大會上對毛共罪惡提出控訴,他們對於這個日子舊恨難忘,其心理狀態並不難於理解,但對我們政府卻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的鞭策。因為大陸人民向海外逃亡並不是在那年五月過後便完全沒有,更不是我們政府錯過這個時機以後就失去了一切反攻的機會,事實是中共內部一直在「一天天的腐爛」,大陸人民的向外逃亡也從未宣告終止,祇是規模沒有這麼大而已。譬如在今年春季至今,大陸難民仍有千數百人逃亡到香港,毛幫也對內招認此項船隻流失以數百計,何以大陸人民的逃亡自逃亡,而我政府始終沒有什麼行動呢?就已知的事實,除了台北「救總」一本過去精神表示願意全力救濟外,政府還是沒有落過足以振奮人心的「大手筆」。而最有使到海外僑胞感到失望和不耐的是,六年前的五月大逃亡潮還不能算是毛共政權的致命傷,而且這逃亡時間不到一個月便過去了,但由前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舉世公認為毛幫無可救藥的絕症,如果就反攻論反攻,我們政府可說天天都有機會,但迄今為止,這種機會雖然還未消失,而我們政府卻亦祇能望洋興嘆,這又怎樣可以告慰於大陸人民和海外千萬僑胞呢?

又不談這些而談其他有關的問題:一是台灣雖把港澳看作海外反共鬥爭的最前綫,但自前年十二月澳門事件發生後,我們政府除了接運了一部在澳門無法立足的義士赴台,自始至終可說「束手無策」。到了去年五月港共掀起瘋狂暴亂,台北有關方面初時也沒有任何積極反應,後來港共敗象畢呈,那些官員才轉憂為喜。而一個算是關心的表示,是對林彬兄弟被害舉行了一個相當隆重的追悼會,最近行政院認為林彬死事忠烈,已正式通過呈請總統明令褒揚,林彬生榮死哀,對此應無遺憾。但我們知道,香港僑胞不顧生死禍福與共幫作「寸土必爭」的,並不限於林彬一人,特別為文化界人士,他們表現的忘我精神,有許多人比之林彬兄弟決無遜色。但為甚麼他們沒有甚麼人得到政府的鼓勵和嘉勉呢?語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我們政府對港澳反共人士的觀念,是否就是這麼簡單呢?如果說不是,那為甚麼許多有關部門都像懨懨欲睡,無事可為呢?

再從更遠一點說,因為我們政府對大陸的空前大亂一直「巋然不動」,國際上那些死心不息的姑息主義幽靈,又在冉冉出沒,由日本、加拿大至美國,都有這種姑息幽靈的魔影,反而那些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都像我倦欲眠,少有積極支持我們的言論。如果說,國際關係祇有利害而無是非,則毛共政權有必亡之象,還會有人給它打氣,這又是否與我們長期「靜觀自得」的政策態度有關呢?

也許有人說,台灣對大陸天翻地覆而仍不敢輕舉妄動,可能受了中美聯防條約的影響,或者是出於等待越戰發展的心理。且不管真正的原因為何,由現在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亦可以說沒有一個足為我們衷心信賴的朋友,這祇要看看美國怎樣要與北越談和,英國怎樣要急於從遠東撤退,和法國怎樣的發生這次嚴重工學潮,就可明白西方國家那種內部虛弱的事實。也因此,我們覺得台北今天舉行的那個「五月逃亡潮」六週年集會,不管它是「形式主義」或是甚麼,都缺少了一種使人興奮的因素。語謂「需者事之賊」,我們「需」了許多年,始終打不開這個不死不生的局面,現在真非從頭猛醒不可了。

大公報社論 196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港英放火玩火還不夠嗎?

港英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無所不用其極。在毆捕愛國記者、「封閉」「香港夜報」等三家報紙、襲擊商務、綁架職工、向本報及「文匯報」、「晶報」亂發「告票」之外,昨天竟悍然將「青年樂園」停刊。

「青年樂園」是青年人歡迎的一個普通的周刊,在香港這個環境裡來說,它的內容比較是健康的。自從港英推行反華大陰謀,向港九同胞展開民族大迫害,這個周刊站在中國青年應有的立場,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僅僅這樣,就遭到港英的嫉視。港英向這個周刊的負責人陳序臻先後發出四張「告票」:一「告」他關於「林彬之死」的標題是「煽動性」的;二「告」他刊出內容指「香港政府制水是政治制水」的稿件屬於「煽動性」文字;三「告」他刊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這個標題是「意圖煽動他人犯罪」;四「告」他不應刊登「政府學校學生鬥得好」的文字。這種「罪名」真是荒謬絕倫。

從這些所謂「罪名」,誰也能看得出來這是港英暴橫無理的政治迫害。「青年樂園」的主持人當然堅持愛國無罪的態度,置之不理。港英的「法庭」竟搞「缺席審判」,又要「拘捕」陳序臻,又把「青年樂園」勒令停刊。

港英也許以為依靠法西斯手段,就可以為所欲為,把這個周刊「停刊」,就可以恫嚇青年,不讓他們表示愛國。但是自古迄今,任何專制君主或法西斯政權要箝制思想,無不自招失敗。儘管港英暫時把一個青年刊物「關閉」,它能夠把青年人的腦筋也「關閉」嗎?港英容許光怪陸離的黃色黑色刊物,充斥市面,誨淫誨盜,一意毒害青年;而對於「青年樂園」這樣的刊物,卻視同眼中釘,胡亂羅織「罪名」把它停刊;這就更使廣大青年進一步看穿港英就是要奴化青年,就是不許青年愛國。對於廣大愛國青年,這又是一次反面教育。他們的反應只能是更加反對奴化教育,更加熱愛祖國,絕不會在無理的迫害之下屈服。港英和一切反動派一樣,「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港英強迫「香港夜報」等三家愛國報紙「停刊」後,三報的讀者發行小型報還擊,得到廣泛歡迎和熱烈響應,到目前各界同胞刊行的小型報已多達五、六百種,萬弩齊發,射正港英,使港英更難招架。港英把「青年樂園」停刊,不但在它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纍纍罪行上增加新的一筆,而且一定會使它加倍得到同它預期相反的效果。

與此同時,港英又向「文匯報」飛車遞「票」,揚言定期「最後裁決」由奧利華出面搞的「訟案」。奧利華就是被殺害的工友徐田波所屬的「工務局」九龍電機廠的廠長。他把「文匯報」和本報多月前所登該廠的報道指為「誹謗」,送來「告票」。我兩報已嚴正指出,這既不是奧利華私人的事體,也不是什麼「法律」問題。這只是港英玩弄「法律」手段,向我兩報進行政治迫害與民族壓迫。我們向港英提出強烈抗議,並聲明對這種所謂「訟案」堅決不理。

港英的黑手仍不收歛,現在竟要對「文匯報」進行什麼「最後裁決」。「文匯報」已申明:「你『判』你的『案』,我出我的報」;「如果你們膽敢對本報來個什麼『宣判』,膽敢來進攻,我們定必堅決予以還擊!」

中國人民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發行報紙,報道祖國真相,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為港九同胞的利益說話,是絕不容侵犯的權利。港英企圖用法西斯迫害手段來阻撓中國人民的報紙的經營,阻止中國人民的報紙支持愛國同胞反英抗暴的鬥爭,簡直是不識時務。如果它以為迫害中國人民報紙而又不會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更是白日作夢。現在廣大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密切注視着港英這一陰謀,看它是否硬要擴大放火和玩火下去。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左派要向港九居民進行集體屠殺!
--當局必須加緊搜查左巢與封閉左校左報

我們的抗暴勢力,現在正面臨一種新的形勢,這就是左派暴徒因為發覺到他們已身陷重圍和來日無多,獸性大發,伸出毒爪毒牙,逢人就加殺害,來滿足他們的吸血兇念。前晚九龍太子道與荔枝角道交界處三十九人遭左派暴徒炸傷,就是他們瘋狂殺人行徑的又一次「演出」。過去半年來,他們已對不少手無寸鐵的居民,加以殺害;但前晚受傷的無辜居民人數之多,尚屬首見,其嚴重性已不是對個別居民(例如林彬)的殺害,而是對港九居民企圖進行集體屠殺!左派暴徒這種惡毒的企圖,顯然是向港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善良居民挑戰,每一個居民的生命安全,此時已受到最直接的威脅,港府當局和居民若不全面加強除暴努力,我們人人都有遭其毒手的危險。大家祇要閉眼想一想前晚被擊斃的兩個左派兇手,死後手握未爆炸彈和身藏煽動性刊物,就可明白,他們的嗜殺成狂已到了何等程度!

左派暴徒除了用炸彈對港九居民進行集體屠殺之外,現正加緊「培養」兇手。這一企圖,可以從左派頭目控制下的所謂「學生界鬥委會反英抗暴鬥爭綱領」中見之。這一非法組織,昨天悍然提出了十七條「綱領」,公開揚言以「紅衛兵」自視,在港九「造反」。這顯然是左派頭目的另一新陰謀,用威迫利誘手段,驅使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少年,替他們充當兇手,置彈擲彈,以遂其集體屠殺港九居民的大陰謀。

而對上述的港共暴行新形勢,當局就必須針對左派暴徒的陰謀,採取主動的緊急措施,來粉碎他們滅絕人性的企圖。就我們所想到的,這些措施可有如下幾種:

(一)加緊搜查左派暴徒的兇器製造和儲藏巢穴:左派暴徒的兇器,除了炸彈之外,凡是足以致人於死命的武器,都包括在內。警方曾數度搜查港九和新界各處,破獲若干宗左派暴徒的製彈和藏彈巢穴。最近幾天來,警方復在港九各地,採取突擊檢查,掃蕩左派暴徒兇器的製造和儲藏場所。例如灣仔春園街一層樓宇,警方曾於星期一進行突擊檢查,而官方至昨日始發表其事,這說明警方對於此種行動,保持高度秘密。這種搜查工作,我們認為必須不斷進行,不能輟止,凡是可以運用的搜查方式,都可以施用,其目的在於徹底肅清左派暴徒的「彈源」,不讓他們拿來屠殺居民。在過去一個時期中,警方曾接二連三搜查左派巢穴,結果左派暴徒的行兇次數就告減少,這可證明警方如果繼續不斷的展開搜查工作,無形中節省許多精力,去應付發現炸彈現場的一切情況。處理現場的所有行動,祇是治標;搜查左派製彈和儲藏地方的措施,才是治本。我們強調警方必須繼續不斷搜查,出發點在此。

(二)封閉左派學校和左報:這一主張,凡是港九善良居民,無不贊同,而我們在過去也曾數度提出。現在的客觀情勢,已要求當局不能再事猶豫了。我們上面提到的左派學生「十七條綱領」,無一條不是與教育司所頒佈的法例對抗,甚至可以說是針對教育司八月底所發表的「十三條通則」而發表的。當局如果對此縱容無視,請問法律的尊嚴與威信將如何確保?不僅此也,左派學校既如此明目張膽來「培養」兇手,當局若不斷然採取封閉行動,豈不是坐視左派學校成了「兇手養成所」?左派學校存在一日,港九居民的生命安全有何保障?

封閉左報,其理由與封閉左校相似。從五月迄今,左報已公然向法律挑戰,滿紙都是破壞法律的字句,公開煽動殺人放火(「大公報」昨天報導九龍血案時,其中有一段說:「昨晚自衛還擊的炸彈戰……打得十分漂亮,略施懲戒,就把港英打到仆街……」)。像這樣公然對抗法律的「報紙」,當局如果仍一味忍耐和姑息,那就等於承認毛澤東所說的「造反無罪」了!港府一面盡全力抗暴,而一面卻坐視左報鼓勵製造暴行,試想這該是何等嚴重的矛盾?我們願在此提醒當局一件事,如果早把左報封閉,左派暴徒可能經已瓦解,香港的公眾安寧也早已恢復了。左報所刊登的,無一不是謊話,但那一班墮入左派陷阱的暴徒,每天所看的祇有左報,不知真理,自然相信左報的謊話了。現在左派暴徒既然企圖對港九居民進行集體屠殺,封閉左報已成為當局刻不容緩之舉。

(三)居民必須做到自助人助:這裡包括兩件事,一是遠離炸彈現場,千萬不要以看熱鬧的心理,致蒙無妄之災。遠離炸彈現場,一方面使左派暴徒的集體屠殺企圖,無法獲逞,一方面亦使警方執行任務,不受阻障,使行兇暴徒,不會混入人群之中漏網。另一件事是發揚安危與共精神,協捕暴徒和舉報可疑的情況。自助而後人助,抗暴人人有責,為了自身的安全和社會整體的安寧,我們一定要手攜手、心同心的一致努力。

大公報社論 1967年10月23日 星期一

自欺欺人的把戲

港英近日竭力宣傳什麼「市民合作」拘獲「暴徒」的故事,繪影繪聲,煞有介事,好像它的法西斯措施還「頗得人心」似的。那些漢奸報紙也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紛紛報道有人「挺身追截」「不法分子」,大讚這是「模範市民」,並認為這是「最好辦法」。

其實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戲。據小型報「星火報」第十四期揭露,在銅鑼灣電車迴旋處、雲咸街口等地,幫同港英鷹犬行兇捉人的,是便衣特務、美蔣分子。在北角追捕人的,是英籍的消防局官員,他們那配稱為「市民」!

據義務記者的報道,在港九好些地方,都發現有港英特務化裝成商人小販等,伺機暗害愛國同胞。他們向抗暴同胞下了毒手,自吹是「市民合作」罷了。

港英這一手,正好暴露出它十分孤立,陷入愛國同胞反英抗暴的重圍之中。它所謂獲得什麼「市民合作」,無非是政治欺騙。這幾個月來,它這樣狂妄地推行反華的大陰謀,這樣窮兇極惡地格殺打捕我愛國同胞,凡是有血氣的中國同胞,誰不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縱使有些人還未積極投入這場戰鬥,亦何至於為虎作倀,助英為虐,而陷害自己的同胞?

美蔣小特務林彬死後,懸賞三十萬元捉人,也沒有人理睬。現在怎會有「市民」出頭給港英做幫兇隨街捉人?

在這場反侵略、反民族壓迫和反法西斯迫害的大鬥爭中,港英一方只有它豢養的一小撮奴才加上一小撮賣國漢奸、民族渣滓而已。它說什麼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支持」,簡直白日見鬼。近來反動派不是常常在謾罵那些「社會名流」,指他們不開腔支持港英?「社會名流」尚且如此,一般平時受盡壓迫的「市民」反會突然甘充港英噬人的爪牙?漢奸報紙贊成港英大規模搜查行人車輛,不就是承認對廣大居民不放心了嗎?

港英和漢奸們製造「市民合作」這種神話的同時,極力醜詆愛國同胞反英抗暴的正義行動,誣衊愛國同胞危害廣大居民。但是,誰都看到,這幾個月來港英向愛國同胞亂打亂拉亂殺,罪行滔天,血債山積,應該被反對的難道不是港英,反而是飽受殘害的愛國同胞?愛國同胞響應祖國的號召,對港英實行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加以反擊,本來也並不強調暴力。但有一條,就是受到暴力的迫害,一定實行自衛抵抗。抗暴同胞這些日子為了反擊港英破壞我慶祝國慶活動,採取了種種反擊的行動,有些群眾擺下真真假假的炸彈陣,正如「紅尖兵報」所說,「矛頭都是指向港英。……當然,炸彈也會引起市民的一些不便,但這個不便,唯港英是問」。反動派卻把這些抗暴行動描寫成「十惡不赦」,把抗暴同胞當作「人人得而誅之」的「暴徒」,除了自行揭出反動派喪心病狂以外,是達不到任何挑撥的目的。

當港英拿一些真真假假的炸彈問題在亂做文章的時候,培僑中學曾出現用蔣幫廢旗包裹的「可疑物品」,反動報記者隨即引帶軍警到校門尋釁。新僑中學門外也同樣發現過炸彈,其中顯然有陰謀。

但是,廣大中國同胞的眼睛是雪亮的。「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敵人任何陰謀詭計都只能自暴其醜,只能以失敗告終。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論「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

對到處投放炸彈殺害市民的港共暴徒處以極刑,這是廣大市民的要求,祇有漠視民意的「鄉愿先生」,才會表示「反對」。但直至目前為止,儘管香港的市民、軍警死傷已逾數十人,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仍竟會成為某等人士爭論不決的問題,也未聞有港共暴徒被判死刑的前例,尤不能不說是香港法治的「污點」。我們始終認為,對付港共暴亂絕對不能因循姑息,「治亂世,用重典」,也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否則這些暴徒可以任意殺人而無須償命,香港就非要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不可了。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死刑問題,而是在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這不是說我們同意了對港共暴徒不處死刑的意見,而是認為在死刑之外,港府仍有許多足以消弭暴亂的辦法,可是這些辦法,儘管為「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但港府還是做得太少或有些根本未做。因此,我們不管這個死刑問題如何解決,港府必須儘速採取各種弭亂的步驟,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港府要想香港法律秩序得以迅速恢復,首先就要做到下述這幾點:

第一、對港共暴徒儘量遞解回大陸。兵法有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港共暴徒無不害怕被解返大陸,一聞「出境」兩字就莫不驚心動魄,痛哭流悌。但他們在香港殺人放火,卻必照例以毛澤東信徒自居,「毛語錄」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那自應該把他們遞解回大陸,好讓他們回到「毛主席身邊」,更加「意氣風發」的做個「革命英雄」。當然他們了解,回去大陸會被打成「反革命黑幫」,除了下放「勞改」之外,大抵也不會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剩餘價值」,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沒有替他們考慮的必要。如有這種考慮,根本就是多餘的。語謂「上帝的歸於上帝,撒但的歸於撒但」,香港市民熱愛和平,他們卻需要製造暴亂,我們沒有理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自祇有把他們趕回大陸去。過去的事實證明,那些被解回大陸的左派分子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包括那些自稱「起義」的投機分子在內。港共黑幫是壞蛋「人渣」,他們既不喜歡香港,香港當然沒有容納他們的義務,那在死刑以外的弭亂辦法,自無過於把這些暴亂分子掃數驅逐出境了。

第二、過去以迄現在的事實證明,那些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左派學校等等,絕大部份是港共暴徒出沒的機關,惡跡昭彰,人人切齒,特別是那些天天鼓吹暴亂的左報,更是香港的「毒瘤」,為任何政府、人民所不能容忍。但自「五月暴動」至今,警方雖然已一再搜查了這些罪惡淵藪,但卻始終未見採取法律行動,予以封閉,最多是把一些非法分子逮捕了事。結果是警察去了,他們又來,可憐警察人員疲於奔命,但卻一點收不到除暴安良的效果。這種情形,可說是對港府所稱維持法律秩序的一大諷刺。對於此等製造暴亂的港共機關,香港絕對沒有理由讓它們存在,置全港居民的自由安全於不顧。假如港府真有消弭暴亂的決心,這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從速堵塞這些狐鼠出沒的巢穴。特別是那些已經搜出了非法武器、煽動傳單、真假炸彈的左派機構,更非優先予以封閉不可的。

第三、港共分子過去的亂殺市民,警方事後雖出重賞緝兇,始終一無所獲。這多少證明,這種懸賞緝兇不是有效的弭亂辦法。最近有等正義市民為了公眾安全,曾先後奮起把一些恐怖分子予以拘捕,並且獲得警方公開的讚揚,這可能是日來炸彈案件突然減少的原因之一。我們以為,港共黑幫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的公敵,為了鼓勵更多市民捉拿暴徒的勇氣,警方應該對此等正義市民優給獎金,並且儘可能予以生活、職業的各種幫助。可以了解的,此等市民大抵不會是社會名流或殷商鉅賈,他們都可能有需要港府給以幫助解決的若干生活或職業問題,因此,港府為了酬答他們協助肅奸的義舉,在獎金之外給以更多的照顧,那是不會過分的。

第四、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無論如何傷天害理,他們都要「熱烈歡呼」,引為得意,如果這些炸彈殺死炸傷了無辜市民,那些天良喪盡的左報,更滿紙高呼「炸得好,炸得妙」。但在上週末灣仔天樂里發現一個炸彈,給軍火專家移到「南洋戲院」附近未即予以引爆時,這家左派戲院便頓感大禍臨頭,發出一種「怕得要死」的「抗議」。根據這一事實,那港府當局要使暴徒投放炸彈懷有戒心,以後都該採取同一辦法,把所發現的炸彈移到附近左派機構門前,好讓他們也能切實體驗一下這種炸彈攻勢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如果說,港共黑幫的「怕死」心理不異於常人,則他們對於這種可能自作自受的後果,是不能不要有所考慮的。

能夠做到上述這四點,則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可思過半矣。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港共以炸彈殺人祇是「討厭行徑」嗎?
--向石寶德勳爵請教四個問題

在訪問香港中的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前日上午在大會堂八樓會議室,與市政局非官守議員們就有關香港問題交換意見。據曾經參與該項「閉門會談」的人士透露,會上石氏曾對投擲炸彈的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由於這個問題深為全港市民所注目,而石氏主張則適與市民大眾的要求相反,因此我們特就當日傳出的石氏談話各節,根據我們的不同觀感,有所請教於這位英聯邦事務部次官。

第一、石寶德勳爵說:他認為截至現時為止,所有炸彈案件,都沒有直接性的謀殺意圖,祇是屬於一種「討厭行徑」而已。他又表示:他相信對判處炸彈事件,留待裁判司和法官去決定,是最理想的。

我們請問:在石氏訪問香港的短短幾天來,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少的幾十,多的逾百,這些殺人武器,有的在地上爆炸,有的從樓上投擲,結果市民、軍警被殺死和炸傷的,達七十餘人。還有較早以前,港共暴徒在北角把兩名小童活活炸死,又用燃燒彈對付「商台」廣播員林彬兄弟,燒到他們重傷斃命,像這種如瘋如狂的殺人手段,這也能夠算是「討厭行徑」嗎?我們請問石氏,假如倫敦也有一群中共暴徒,天天在通衢大道投放炸彈,英國人民因此血肉橫飛,死傷相繼,倫敦市民,走出街外就有挨炸被殺的危險,閣下是否也認為「討厭行徑」而非「謀殺」呢?如果說是,為甚麼月前中共的駐倫敦代辦處人員,用刀棒之屬打傷了警察,英國人士又一致指斥這些中共「打手」野蠻粗暴,「禽獸不如」呢?

第二、石寶德勳爵說:他不願贊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的理由,是當年他在馬來亞時,正值恐怖運動,對炸彈案件即處以死刑。但他認為這種措施是錯誤的,特別是在他親睹一名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的時候。

語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有「人性」的人,決不忍以人命為草芥,就是牛羊牲畜,也會「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所以孟子有「君子遠庖廚」之說。但我們要問,如果因為這點理由,而認為港共暴徒的殺人罪行值得寬恕,那麼,日前在灣仔被暴徒炸死的一個十八歲青年,兩個月前在北角被炸到腹裂腸穿而告慘死的兩個小孩子,被汽油燒到面目全非的林彬兄弟,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麼?假如對這些殺人暴徒判處死刑也算「錯誤」,這豈不等於說,港共分子應該享有「殺人的自由」,對法律根本不必負責麼?假如石寶德勳爵也承認,香港居民都該享有「做人」的權利,試問他們生命毫無保障,還要這種法律幹甚麼呢?

第三、石寶德勳爵和若干位議員認為,把放置炸彈者處以死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使情況更趨於惡化。他們說,那些放置炸彈者,通常都是在學兒童、恐怖分子和其他熱心這種行動的人物,若把他們判處死刑,對於此等恐怖行動的真正負責人,幕後領袖,是絕無所損的。

我們知道,現代法律講「刑罰相抵」,犯法者祇要罪證無訛,不能因人而異。以法言法,石氏等的理論,在法律上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姑且撇開這些不談,我們卻要問,如說處死投放炸彈暴徒就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那是否認為許多市民被他們殺害,就一點沒有「反應」呢?也是否認為工商百業備受他們的摧殘,這種情況就不夠「惡化」呢?然則今日的香港,就祇能顧及港共暴徒的「反感」,而不必理會廣大市民的「反感」嗎?同時,既然知道主使這些暴徒殺人的還有「幕後領袖」,但為甚麼,政府任令他們大搖大擺,也不加以通緝拘捕呢?又為甚麼,明知這些「幕後領袖」係以其報館、學校、工會、「國貨公司」等為其非法活動的巢穴,也不加以封閉,任其作為殺人放火的「大本營」呢?

第四、據說石寶德勳爵曾對參加會談的市政局議員稱:「我這次來香港,並非為了保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是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

石氏的話,當然使香港市民聽來十分悅耳,但我們要問,今天香港的市民,無人不受港共「炸彈攻勢」的威脅,也無不對這些港共黑幫恨之入骨,現在他們別無所求,祇望港府能對港共黑幫大力掃蕩,把這些殺人暴徒置之於法,以死相抵,使市民能安居樂業,生命獲得保障,假如港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所謂「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云云,豈不等於空頭支票嗎?

因此,我們以為石寶德勳爵如要對香港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首先就要把廣大市民和港共黑幫的利害輕重置於一個「天秤」之上,如果祇看到港共一面,而忽視了市民的一面,因而失去了對整個問題的平衡,他的答案是將永遠不會正確的,而且也不會為香港市民輕易接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向拘捕港共暴徒的市民喝采
--附論官民合作防止共特活動的有關問題

有了共黨暴亂而謀加以消滅,這必然是一場十分艱鉅的鬥爭,惟其是艱鉅鬥爭,故不僅無「廉價的勝利」,也更不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共黨暴亂有與一般匪幫性質相似而本質不同的一點,是匪幫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皆有「犯罪感」,雖有非法組織,究竟還怕軍警和法律,而犯罪之後,也必力謀湮滅證據,決不敢作公開招認的宣傳。但共黨除了一般匪幫的非法組織外,還會假借「辦學」、「辦報」作幌子,利用學校作為他們的訓練場所,利用報紙作為他們的宣傳工具,以配合其各種罪惡活動的需要。而這些所謂「學校」和「報紙」,那是一般匪幫所沒有的;而由這些「學校」傳播的野獸思想,由這些「報紙」鼓吹的犯罪宣傳,更是一般匪幫所不敢公然為之的。但今天香港的情形正是這樣,共黨暴徒殺人放火,那些倡亂左報居然直認不諱,而且還要作出「熱烈的歡呼」;那些左派學校的學生,被利用為遊行示威群眾之不足,還要被驅使為四出放置炸彈的暴徒。試想想,以這樣一種有組織、有宣傳、有訓練的「超級匪幫」,我們如要消滅他們無惡不作的暴亂,是否不能存有幻想?是否必須付出相當高昂的代價?

連日以來,港共黑幫的炸彈攻勢到了前所未有的瘋狂程度,兩三日內放置和投擲了幾百個炸彈,殺死和炸傷了軍警、市民超過六十人,警察人員為此疲於奔命,正為有目所共睹,而港九市民所受的危害,更無待於解釋。這就足夠證明,對付港共暴亂不能全靠警察,而祇要這種共亂一日不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安居樂業的生活,更難保沒有不被暴徒傷害的危險。但今天港共黑幫所希望的,乃是全港市民個個袖手旁觀,好讓他們選擇任何時間地點大擺「炸彈陣」,也好讓他們肆無忌憚的對付警察,作為其所謂「爭取主動」的張本。也就是說,港共黑幫根本無所恃,其所以面臨失敗仍要作此瘋狂掙扎,完全是寄望港九市民畏縮不前這一「假想」之上。假如我們的廣大市民人人挺身而出,隨時隨地監視和舉報港共黑幫的非法活動,並儘可能把這些投彈暴徒拘捕交官,讓這些市民公敵接受法律的裁判,那港共黑幫的滅亡命運,是怎也逃避不了的。

但我們知道,今天全港市民無不對港共暴行言之切齒,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因此連日以來,正義市民因目睹暴徒放置炸彈而奮身加以拘捕的事蹟,已迭有發現。一宗發生於中區「娛樂戲院」附近,有一暴徒在雲咸街與大道中交界處放置炸彈,一過路市民立即上前捕捉,該暴徒企圖掙扎,但為其他過路市民協力制服,交由警察逮捕歸案。另一宗發生於黃大仙新區運動場,一年青暴徒正擬將一包裹炸彈放置場內,事為一過路小販所見,立即趨前查究,該暴徒以行藏敗露,發足狂奔,小販窮追不捨,最後卒予以擒獲,送交警方處理。警察當局對此等正義市民的英勇行動,顯然受到極大的鼓舞,警方發言人為此發表談話稱:日來正義市民協助警方拘捕左派暴徒,對警方協助甚大,警方除對市民深為感激外,更鄭重聲明,決傾全力撲滅左派暴亂分子,必要時格殺勿論。警方更希望市民與警察密切合作,對付此等無恥無良的左派暴徒。警方此種表示,說明了一種事實,即是撲滅共亂固為警方本身的責任,但也同時是每一市民應有的義舉,因為港共黑幫的罪惡活動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與我們市民之間已經勢不兩立,無可「共存」,如果我們不能粉碎他們的「死亡進軍」,他們就會隨意殺害我們的任何人。在這樣一個「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關頭,我們香港市民必須一致起來與港共黑幫週旋到底,這是不應再有疑問的。

對於這些奮起拘捕左派暴徒的正義市民,他們是香港民眾的良好模範,值得我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但要達到更能水乳交融的官民合作,我們認為港府屬下的各行政部門,對於市民投訴左派分子不法活動的報告,也要認真處理,而不當出於敷衍應付的態度。我們現在要以教育司署作例子,據一位有兒子就讀於聖保羅英文書院的黎姓家長向我們直接投訴稱:該校有一名數學教員,在指導學生「班長」「行長」的活動時,竟對這些學生說:「你是毛澤東,你是江青,你是周恩來,你是陳伯達,依次領導,不得爭論」云云,有學生同情林彬的被殺,該教員更當面直斥說:「他是賣國賊,你們談他幹甚麼!」這個黎姓學生把該數學教員的狂妄言論回去告訴家長,該家長當將此嚴重事件分以英文函件投訴該校校長和教育司署,但據稱,該校當局和教育司署一直沒有採取行動,亦未給這位學生家長以任何答覆。這如果不是別有原因,實在可稱駭人聽聞。因此,我們希望聖保羅書院和教育當局對此立即查究,因為這不是學校與一個學生的小事,而是關係無數學生和整個社會的大事。我們必須在此嚴正表示,今天港共黑幫正在盡量利用左派學生來破壞社會的安寧,如果再讓這些共黨教員向非共學校廣泛滲透,這是誰也不容緘默的。尤其在這港府亟須取得居民合作的今天,對此等問題是更須認真處理,而決不容忽然置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