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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日報社論 1967年9月7日 星期四

林彬葬禮

昨日,在秋風秋雨的愁人景象中,香港官民為抗暴殉難的林彬兄弟舉行了英雄式的葬禮。

人們知道,在「八二四慘案」中被共黨謀殺的文化鬥士林彬與林光海,人雖死了,但他們的正義精神確實活躍在香港人心中。林彬兄弟橫被燒死後,即在四百萬居民中爆出了空前猛烈的抗暴怒火,這證明林彬精神不死,無數的林彬正在強有力地站起來!

激於義憤的廣大市民,連日皆為林彬兄弟寫悼文,致唁函,作輓聯,辦祭帳,送花圈,贈奠儀,獻帛金,並提出永久性紀念義士的種種方法。我們相信,此一事件所引起的重大反應,並不單純因為人們對林先生個人之死表示痛惜,主要就是因為人們對共產黨搗亂香港深表痛恨!

林彬的偉大處,就是能夠拋下妻小,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去證明共黨的無恥暴行,因而成為本港抗暴的文心戰綫上捨己為群的第一義士。現在,全港人民都是林彬;林彬真可謂光榮犧牲,成功成仁。

最值得記取的是:在向林彬兄弟表示敬禮、向林氏遺屬表示慰唁的正義人士中,大多數是手搵口食的市民,亦即共產黨所要拼命爭取的「普羅群眾」。我們親見好些事實,曾有不少婦女從遠處走來天天日報,「請替我向林先生的孩子送點錢。」她們一面挖出錢來,一面流下眼淚。

香港有動人的正義感,有鮮明的公德心。我們更說過「疾風知勁草,患難見真情」,在林彬事件中正顯得最為突出。然而,仗義助人者多屬小市民、小工之輩,並不見得是甚麼「大人物」、「大亨」之流。後者在香港大難臨頭,不是渡假遠颺,就是閉門謝客,明哲保身!我們覺得經此考驗,則香港的將來發展,如果要靠一點正氣來支持,政府和民眾就該知道需要甚麼人。

林彬事件更清楚證明:本港共黨的造反行動恰恰就在基本的群眾中受到打搫。他們承認了殺死林彬而激怒了全港民眾,這使他們在真實的政治意義上顯然是「得」不償失。這個事實,決不能用欺人的「林逆」二字可以抹掉;假如再用恐怖手段,可以斷言將只會使造反份子在失盡人心下加速滅亡。這是一個不辯的實情,一個不易的真理:邪惡必敗,正義必勝!

實際上,本港共黨的造反份子,竟要使用暴力和炸彈,早已表明他們已再不能以道理致勝;最不幸的就是,越靠暴力就越陷孤立,越陷孤立就快失敗,越是失敗就靠暴力,共黨現時就是這樣在掙扎!不過,中共方面,前日已下令全面停止造反派的「武鬥」了,本港共黨的造反份子實已完全無可為。

林彬葬禮,實反映了一個時局的變化,更反映了一種民心的歸趨,這使香港更能知道應怎樣去處理她的將來。至於對林氏兄弟的身後事,許多建議都是好意,但不可忘記,因抗暴遇難的還有許多人,我們要同樣關心為民效死的無名英雄--警察、軍人、交通員工、和許多正義工友。對於林先生的遺志,我們認為最好的紀念辦法是:在現局之下,就商業電台的林彬錄音擇要重播。

昨日,林彬兄弟在風雨中的葬禮,並不鋪張,這決無損於義士的榮哀,我們認為這個安排是對的:第一、可以避免許多正在悲憤中的抗暴義士發生情緒上的「爆炸」,第二、可以不使恐怖份子多一個逞兇害人的機會,第三、可以維持市區交通走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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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日報社論 1967年8月26日 星期六

我們控訴!

我們控訴!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殘殺我們香港無辜良民,我們控訴左派暴徒瘋狂迫害我們香港自由輿論界。

在北角黃家兩稚齡姊弟被殺之後,繼之以商業廣播電台播音員林彬和其宗弟林光海遭暴徒攔截焚燒,林彬終因傷逝世,其宗弟亦未脫離險境。

我們痛悼林氏之死,不徒因其在生前擁有廣大聽眾,因其死於代表香港絕大部份民眾發出的心聲,他是代表這絕大部份民眾而死的。林氏在遇襲之前,曾受到左派暴徒警告,但他不受威迫,繼續播出他們所要求停止的節目,這是為了它是香港千千萬萬人所愛聽的。故林氏之死亦為了這廣大聽眾而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林氏之死是重於泰山,死亦可以瞌目了。

以殺戮手段來拑制異己言論,這是過去專制時代暴君之所為,亦是法西斯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港共口口聲聲說「港英」專制與法西斯分子,現在竟用這些手段,無疑自摑咀巴,更顯出其猙獰的真面目。但欲以這種殘酷與卑鄙手段,圖控制輿論,倘果能收效,古之桀紂秦皇,近之希墨二魔,早已成功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滔滔洪流,不是隻手所能掩塞的。

倘左派份子認為他們的「愛國行為」是有理,他們不該怕人批評,因為真理是批評不倒的,但他們偏偏用野蠻手段圖拑制輿論,證明他們的言論與行為是恨批評的,怕批評的,而且恨得要死,怕得要死。他們聲聲說:「香港的事務必須由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真想讓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來決定的話,應該讓他們多聽些真正的事實,纔能作明確的決定,掩着異己的咀巴,祇讓人民聽自己的說話,愚民政策而已,人民抉擇云乎哉。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13日 星期六

論「性教育」與「廢除死刑」兩問題

最近香港有些社會人士,熱心鼓吹兩件事,一是推行「性教育」,二是「廢除死刑」。凡是這一類問題,提倡者方面必定有他們的「理由」,至於是否適合現實環境和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如何,則是另一回事。近年香港人似乎有一種觀念,不管甚麼東西,祇要外人提倡於前,就想學步於後,而對這種東西的為好為歹,是進步抑或退化,是正常抑或反常,概不在考慮之列。目前某些人士所津津樂道的「性教育」和「廢除死刑」,多半也是出於這種心理。因此有關這些問題,我們自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古人有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有說:「食色性也」,人類的兩性生活既是與生俱來,向青年學生灌輸「性知識」,自然沒有甚麼不可以。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人類的生存並不單純為了「性」,而尚有比性更高的意義,此即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關係是「家」的開始,「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故必須「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人有一個正常的「家」,然後男女兩性的生活才得謂之美滿。再引申其義,就是「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看,在周公制禮作樂前,我們祖先的兩性生活並不怎樣正常,那時男女雜交與近親通婚並無限制,詩經鄭、衛之風有不少描寫男女打情罵俏和「淫奔」之詩,可以想見當時的風俗。後來周公定了婚喪制度,禁止同姓通婚,然後中國人倫始得其正。而周公大行「封建」的用心之一,就是要把許多王室貴族「封」到較遠的地方,藉以避免他們因近親通婚而造成後代身心的退化。因此可以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民族的生存繁衍綿綿不絕,人民的聰明才智絕不後人,與這種夫婦關係的相沿不墮,是有其密切淵源的。

中國的古籍並不諱言「性」,甚至比全世界談性都要早,易經所說的「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說的就是「性知識」。但孔子了解夫婦之道比「性」更為重要,所以他有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他的意思是,男女結婚以後,就會懂得「性」是甚麼,未嫁而先學養子,如非不切實際,就會變成「未婚的媽媽」,這對夫婦之道是會有它不良影響的。

再看現代的西方國家,由於人們過度要求「性自由」,而忽略了正常夫婦關係的可貴。就在這種性泛濫之下,現在許多人所感到的生活上威脅,並不是「性知識」的缺乏,而是「夫婦道苦」。那些青年男女們,也有許多在結婚之前已經有了「性經驗」,「性教育」不僅無助於他們對人生真義的了解,反而使他們急於「體驗」,成為青年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大病源。現在香港社會也有這種趨勢,青年所患的不是「性教育」的不足,而是愈來愈不重視「性道德」觀念,所以有「未婚媽媽」,和尚未成年便已因「性」犯罪的男女青年。以這樣的社會風氣而提倡「性教育」,結果將是無補於他們的正確人生觀,反而使這些男女青年有所藉口,認為學校也在進行「性教育」,他們更應享有「性自由」。試想想,這種教育的後果如何,還待著龜嗎?

事實上,青年學生並非不可接受「性知識」,以前中國大陸中學生所讀的「生理衛生」科,就顯然包括有「性教育」在內,而現在香港所以成為問題,乃在以前學校並沒有這一門功課,如今才來加上去,青年由於好奇心影響,這就恐怕難免不因誤解而發生更多的流弊。此就香港現實環境言,捨棄道德教育而先談「性教育」,即使未必有百害而無一利,至少也是本末倒置,離開了教育的最高原則甚遠的。

再談「廢除死刑」的問題,死刑不能防止犯罪,這是主張「廢除」一說的來源。近代國際法學家有兩派,主張用死刑判處重罪的,稱「報復主義」,主張廢除死刑的,稱「感化主義」。但由西方國家所得的經驗,如英國廢除了死刑後,犯罪紀錄祇有增加,並無減少,因此現在又有人贊成恢復之說。中國儒家了解法律不能為治之本,根本不主張嚴刑峻法,但也認為對罪大惡極者不妨處以極刑,故雖力倡「德教」的孔子,也有誅少正卯的一幕。香港現行法律並不太重,除預謀殺人會難免一死外,其他的刑事罪行,大致多判十年不到的徒刑。但目前香港犯罪之風愈來愈烈,譬如去年林彬兄弟的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月前揭發的一宗少婦幼童慘被碎屍案,這種滅絕人性的殺人兇手,如果一朝罪人斯得而亦倖免一死,試問這個社會還有甚麼人身保障可言?因此在此時此地的香港,我們主張「慎刑」是可以的,不顧事實的高談「廢除死刑」,這就等於鼓勵壞人作惡,而使社會秩序更不堪問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1日 星期二

慨論台北的「五月逃亡潮」集會!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香港邊界發生震動世界的「大逃亡潮」,大陸的飢餓難民,每天漫山遍野的從四面八方逃來香港,逃亡成功的達四五十萬之眾,不幸被警方截留送回大陸,或在途中因溺水墮山而死的,為數亦不少,當日的梧桐山、深圳河,就不知灑遍了幾許慘絕人寰的血淚。由於這些逃亡事蹟實在驚心動魄,全世界的逾百記者都雲集香港採訪該項新聞,他們發出的新聞報導起碼以百萬字計,真可以說是現代歷史的人類大悲劇。香港雖然是個輻員有限的城市,但在收容這些逃亡難民的表現上,還算差強人意。可是毛共政權的罪惡,卻已由此暴露於天下。

「五月逃亡潮」之所以發生,是因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造成連續三年大飢荒的結果,當時大陸「人心思漢」,能夠逃亡的逃亡,不能夠逃亡的,也對毛幫公開表露其憤恨不滿的情緒,廣州大沙頭火車站每天擠滿搶購車票準備逃港的人群,該火車站一度被憤怒的群眾所搗毀,據當時一名外國記者在廣州發出新聞報道說,假如國軍有一團部隊登上大陸,大可毫無攔阻的由廣州「步行」到北平。但可惜,這個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由於我們政府事前缺乏情報,毫無準備,一旦事到頭來,又不知如何措手足,結果還是錯過了這個「天與」的時機了。

台北今天有一個紀念「五月逃亡潮」的六週年集會,五百餘名獲得自由的反共義士將在大會上對毛共罪惡提出控訴,他們對於這個日子舊恨難忘,其心理狀態並不難於理解,但對我們政府卻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的鞭策。因為大陸人民向海外逃亡並不是在那年五月過後便完全沒有,更不是我們政府錯過這個時機以後就失去了一切反攻的機會,事實是中共內部一直在「一天天的腐爛」,大陸人民的向外逃亡也從未宣告終止,祇是規模沒有這麼大而已。譬如在今年春季至今,大陸難民仍有千數百人逃亡到香港,毛幫也對內招認此項船隻流失以數百計,何以大陸人民的逃亡自逃亡,而我政府始終沒有什麼行動呢?就已知的事實,除了台北「救總」一本過去精神表示願意全力救濟外,政府還是沒有落過足以振奮人心的「大手筆」。而最有使到海外僑胞感到失望和不耐的是,六年前的五月大逃亡潮還不能算是毛共政權的致命傷,而且這逃亡時間不到一個月便過去了,但由前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舉世公認為毛幫無可救藥的絕症,如果就反攻論反攻,我們政府可說天天都有機會,但迄今為止,這種機會雖然還未消失,而我們政府卻亦祇能望洋興嘆,這又怎樣可以告慰於大陸人民和海外千萬僑胞呢?

又不談這些而談其他有關的問題:一是台灣雖把港澳看作海外反共鬥爭的最前綫,但自前年十二月澳門事件發生後,我們政府除了接運了一部在澳門無法立足的義士赴台,自始至終可說「束手無策」。到了去年五月港共掀起瘋狂暴亂,台北有關方面初時也沒有任何積極反應,後來港共敗象畢呈,那些官員才轉憂為喜。而一個算是關心的表示,是對林彬兄弟被害舉行了一個相當隆重的追悼會,最近行政院認為林彬死事忠烈,已正式通過呈請總統明令褒揚,林彬生榮死哀,對此應無遺憾。但我們知道,香港僑胞不顧生死禍福與共幫作「寸土必爭」的,並不限於林彬一人,特別為文化界人士,他們表現的忘我精神,有許多人比之林彬兄弟決無遜色。但為甚麼他們沒有甚麼人得到政府的鼓勵和嘉勉呢?語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我們政府對港澳反共人士的觀念,是否就是這麼簡單呢?如果說不是,那為甚麼許多有關部門都像懨懨欲睡,無事可為呢?

再從更遠一點說,因為我們政府對大陸的空前大亂一直「巋然不動」,國際上那些死心不息的姑息主義幽靈,又在冉冉出沒,由日本、加拿大至美國,都有這種姑息幽靈的魔影,反而那些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都像我倦欲眠,少有積極支持我們的言論。如果說,國際關係祇有利害而無是非,則毛共政權有必亡之象,還會有人給它打氣,這又是否與我們長期「靜觀自得」的政策態度有關呢?

也許有人說,台灣對大陸天翻地覆而仍不敢輕舉妄動,可能受了中美聯防條約的影響,或者是出於等待越戰發展的心理。且不管真正的原因為何,由現在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亦可以說沒有一個足為我們衷心信賴的朋友,這祇要看看美國怎樣要與北越談和,英國怎樣要急於從遠東撤退,和法國怎樣的發生這次嚴重工學潮,就可明白西方國家那種內部虛弱的事實。也因此,我們覺得台北今天舉行的那個「五月逃亡潮」六週年集會,不管它是「形式主義」或是甚麼,都缺少了一種使人興奮的因素。語謂「需者事之賊」,我們「需」了許多年,始終打不開這個不死不生的局面,現在真非從頭猛醒不可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論「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

對到處投放炸彈殺害市民的港共暴徒處以極刑,這是廣大市民的要求,祇有漠視民意的「鄉愿先生」,才會表示「反對」。但直至目前為止,儘管香港的市民、軍警死傷已逾數十人,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仍竟會成為某等人士爭論不決的問題,也未聞有港共暴徒被判死刑的前例,尤不能不說是香港法治的「污點」。我們始終認為,對付港共暴亂絕對不能因循姑息,「治亂世,用重典」,也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否則這些暴徒可以任意殺人而無須償命,香港就非要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不可了。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死刑問題,而是在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這不是說我們同意了對港共暴徒不處死刑的意見,而是認為在死刑之外,港府仍有許多足以消弭暴亂的辦法,可是這些辦法,儘管為「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但港府還是做得太少或有些根本未做。因此,我們不管這個死刑問題如何解決,港府必須儘速採取各種弭亂的步驟,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港府要想香港法律秩序得以迅速恢復,首先就要做到下述這幾點:

第一、對港共暴徒儘量遞解回大陸。兵法有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港共暴徒無不害怕被解返大陸,一聞「出境」兩字就莫不驚心動魄,痛哭流悌。但他們在香港殺人放火,卻必照例以毛澤東信徒自居,「毛語錄」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那自應該把他們遞解回大陸,好讓他們回到「毛主席身邊」,更加「意氣風發」的做個「革命英雄」。當然他們了解,回去大陸會被打成「反革命黑幫」,除了下放「勞改」之外,大抵也不會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剩餘價值」,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沒有替他們考慮的必要。如有這種考慮,根本就是多餘的。語謂「上帝的歸於上帝,撒但的歸於撒但」,香港市民熱愛和平,他們卻需要製造暴亂,我們沒有理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自祇有把他們趕回大陸去。過去的事實證明,那些被解回大陸的左派分子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包括那些自稱「起義」的投機分子在內。港共黑幫是壞蛋「人渣」,他們既不喜歡香港,香港當然沒有容納他們的義務,那在死刑以外的弭亂辦法,自無過於把這些暴亂分子掃數驅逐出境了。

第二、過去以迄現在的事實證明,那些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左派學校等等,絕大部份是港共暴徒出沒的機關,惡跡昭彰,人人切齒,特別是那些天天鼓吹暴亂的左報,更是香港的「毒瘤」,為任何政府、人民所不能容忍。但自「五月暴動」至今,警方雖然已一再搜查了這些罪惡淵藪,但卻始終未見採取法律行動,予以封閉,最多是把一些非法分子逮捕了事。結果是警察去了,他們又來,可憐警察人員疲於奔命,但卻一點收不到除暴安良的效果。這種情形,可說是對港府所稱維持法律秩序的一大諷刺。對於此等製造暴亂的港共機關,香港絕對沒有理由讓它們存在,置全港居民的自由安全於不顧。假如港府真有消弭暴亂的決心,這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從速堵塞這些狐鼠出沒的巢穴。特別是那些已經搜出了非法武器、煽動傳單、真假炸彈的左派機構,更非優先予以封閉不可的。

第三、港共分子過去的亂殺市民,警方事後雖出重賞緝兇,始終一無所獲。這多少證明,這種懸賞緝兇不是有效的弭亂辦法。最近有等正義市民為了公眾安全,曾先後奮起把一些恐怖分子予以拘捕,並且獲得警方公開的讚揚,這可能是日來炸彈案件突然減少的原因之一。我們以為,港共黑幫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的公敵,為了鼓勵更多市民捉拿暴徒的勇氣,警方應該對此等正義市民優給獎金,並且儘可能予以生活、職業的各種幫助。可以了解的,此等市民大抵不會是社會名流或殷商鉅賈,他們都可能有需要港府給以幫助解決的若干生活或職業問題,因此,港府為了酬答他們協助肅奸的義舉,在獎金之外給以更多的照顧,那是不會過分的。

第四、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無論如何傷天害理,他們都要「熱烈歡呼」,引為得意,如果這些炸彈殺死炸傷了無辜市民,那些天良喪盡的左報,更滿紙高呼「炸得好,炸得妙」。但在上週末灣仔天樂里發現一個炸彈,給軍火專家移到「南洋戲院」附近未即予以引爆時,這家左派戲院便頓感大禍臨頭,發出一種「怕得要死」的「抗議」。根據這一事實,那港府當局要使暴徒投放炸彈懷有戒心,以後都該採取同一辦法,把所發現的炸彈移到附近左派機構門前,好讓他們也能切實體驗一下這種炸彈攻勢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如果說,港共黑幫的「怕死」心理不異於常人,則他們對於這種可能自作自受的後果,是不能不要有所考慮的。

能夠做到上述這四點,則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可思過半矣。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港共以炸彈殺人祇是「討厭行徑」嗎?
--向石寶德勳爵請教四個問題

在訪問香港中的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前日上午在大會堂八樓會議室,與市政局非官守議員們就有關香港問題交換意見。據曾經參與該項「閉門會談」的人士透露,會上石氏曾對投擲炸彈的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由於這個問題深為全港市民所注目,而石氏主張則適與市民大眾的要求相反,因此我們特就當日傳出的石氏談話各節,根據我們的不同觀感,有所請教於這位英聯邦事務部次官。

第一、石寶德勳爵說:他認為截至現時為止,所有炸彈案件,都沒有直接性的謀殺意圖,祇是屬於一種「討厭行徑」而已。他又表示:他相信對判處炸彈事件,留待裁判司和法官去決定,是最理想的。

我們請問:在石氏訪問香港的短短幾天來,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少的幾十,多的逾百,這些殺人武器,有的在地上爆炸,有的從樓上投擲,結果市民、軍警被殺死和炸傷的,達七十餘人。還有較早以前,港共暴徒在北角把兩名小童活活炸死,又用燃燒彈對付「商台」廣播員林彬兄弟,燒到他們重傷斃命,像這種如瘋如狂的殺人手段,這也能夠算是「討厭行徑」嗎?我們請問石氏,假如倫敦也有一群中共暴徒,天天在通衢大道投放炸彈,英國人民因此血肉橫飛,死傷相繼,倫敦市民,走出街外就有挨炸被殺的危險,閣下是否也認為「討厭行徑」而非「謀殺」呢?如果說是,為甚麼月前中共的駐倫敦代辦處人員,用刀棒之屬打傷了警察,英國人士又一致指斥這些中共「打手」野蠻粗暴,「禽獸不如」呢?

第二、石寶德勳爵說:他不願贊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的理由,是當年他在馬來亞時,正值恐怖運動,對炸彈案件即處以死刑。但他認為這種措施是錯誤的,特別是在他親睹一名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的時候。

語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有「人性」的人,決不忍以人命為草芥,就是牛羊牲畜,也會「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所以孟子有「君子遠庖廚」之說。但我們要問,如果因為這點理由,而認為港共暴徒的殺人罪行值得寬恕,那麼,日前在灣仔被暴徒炸死的一個十八歲青年,兩個月前在北角被炸到腹裂腸穿而告慘死的兩個小孩子,被汽油燒到面目全非的林彬兄弟,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麼?假如對這些殺人暴徒判處死刑也算「錯誤」,這豈不等於說,港共分子應該享有「殺人的自由」,對法律根本不必負責麼?假如石寶德勳爵也承認,香港居民都該享有「做人」的權利,試問他們生命毫無保障,還要這種法律幹甚麼呢?

第三、石寶德勳爵和若干位議員認為,把放置炸彈者處以死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使情況更趨於惡化。他們說,那些放置炸彈者,通常都是在學兒童、恐怖分子和其他熱心這種行動的人物,若把他們判處死刑,對於此等恐怖行動的真正負責人,幕後領袖,是絕無所損的。

我們知道,現代法律講「刑罰相抵」,犯法者祇要罪證無訛,不能因人而異。以法言法,石氏等的理論,在法律上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姑且撇開這些不談,我們卻要問,如說處死投放炸彈暴徒就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那是否認為許多市民被他們殺害,就一點沒有「反應」呢?也是否認為工商百業備受他們的摧殘,這種情況就不夠「惡化」呢?然則今日的香港,就祇能顧及港共暴徒的「反感」,而不必理會廣大市民的「反感」嗎?同時,既然知道主使這些暴徒殺人的還有「幕後領袖」,但為甚麼,政府任令他們大搖大擺,也不加以通緝拘捕呢?又為甚麼,明知這些「幕後領袖」係以其報館、學校、工會、「國貨公司」等為其非法活動的巢穴,也不加以封閉,任其作為殺人放火的「大本營」呢?

第四、據說石寶德勳爵曾對參加會談的市政局議員稱:「我這次來香港,並非為了保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是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

石氏的話,當然使香港市民聽來十分悅耳,但我們要問,今天香港的市民,無人不受港共「炸彈攻勢」的威脅,也無不對這些港共黑幫恨之入骨,現在他們別無所求,祇望港府能對港共黑幫大力掃蕩,把這些殺人暴徒置之於法,以死相抵,使市民能安居樂業,生命獲得保障,假如港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所謂「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云云,豈不等於空頭支票嗎?

因此,我們以為石寶德勳爵如要對香港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首先就要把廣大市民和港共黑幫的利害輕重置於一個「天秤」之上,如果祇看到港共一面,而忽視了市民的一面,因而失去了對整個問題的平衡,他的答案是將永遠不會正確的,而且也不會為香港市民輕易接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30日 星期六

港共黑幫想借「水」遁嗎?
--由大陸可能恢復供水香港說起

過去每年大陸由十月開始供應香港的「東江之水」,最近有於日內恢復供應的消息,雖然港府當局至今還沒有獲得大陸的正式通知,但香港左派已經放出這種空氣。在過去數月來,當香港受着乾旱威脅的時期,曾經再三要求粵共供水,但粵共對此似有難言之隱,既不答應,亦不拒絕,人們早就逆料其中必有蹺蹊。現在各方證明,大陸所以無法供水香港、但又不能有任何表示的原因,是如本報晚刊最先發佈的消息,乃是由於東江輸水系統的東莞排灌站,曾被反毛派嚴重破壞所致。大抵經過近月來的加工搶修,損壞部份或者已修理完復,因此大陸恢復對香港供水,一般估計有在短期實現的可能。

大陸供水香港是一種買賣性質,中共每年可以賺取港方一千六百萬港元,對任何香港居民,都無所謂「照顧」。而港府這些鉅額水費的支付,實際上也是由香港居民共同負擔,用水多少,都須按額繳納水費,誰也無權「白用白喝」。故大陸對港供水,始終是一種經濟行為,根本與政治無涉。也因此,祇有港共黑幫才會把這供水問題加上許多「政治」邪說,其實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但是,由左派報紙對大陸供水與否的大做文章,我們從各種跡象逐漸發現,這可能就是港共黑幫走投無路的借「水」遁詭計。也就是說,當大陸恢復供水香港之日,他們就藉此向香港居民大賣「順水人情」,表示一場生死鬥爭已告結束,以圖免除其五個月來到處殺人放火的罪責。關於這種跡象,從近日港共黑幫活動和左派報紙的言論報道,可以見其端倪。例如:

一、日前有一個左派「觀禮團」前赴北平參加「十.一」偽慶,但所有團員都是「蝦兵蟹將」之流,絕對不夠「代表性」,而在去年浩蕩北上「意氣風發」的首要分子,全部匿居香港,沒有參加行列。其中有些左派影星,更紛紛傳出赴海外定居和準備遠走高飛的消息。這些每年「十.一」都循例大出風頭的人物,如今個個藏頭捲尾,意志消沉,如果不是恐懼回去大陸會被無情整肅,就是不願再招搖生事,以免「刺激」香港政府。這種蛛絲馬跡,不能說他們沒有借「水」遁的打算。

二、近日港九炸彈案已寥寥可數,社會秩序已漸趨平定,這種情況轉變,是否即為港共黑幫洗濯「血手」的表示,雖還有待於事實證明,但應指出,就在港督戴麟趾爵士由英動程返港之前,那些左報還是揚言要用「土製菠蘿」歡迎港督的,如今港督回來了,那些「土製菠蘿」卻大見減少,與過去兩月的「炸彈橫飛」,不可同日語。我們知道,共黨暴亂分子都有「死不認輸」的習性,目前港共黑幫尚未一網打盡,而他們卻突然「轉性」,這又不能說他們沒有自顧勢窮力蹙,急於作借「水」遁的企圖。

三、過去左報對於那些暴亂分子,祇要失手被擒,就譽之為「愛國同胞」,如果法網難逃,就稱之為「光榮入獄」,如因暴亂被殺,即使是地痞流氓,也要給他一個「烈士」的尊號。但在最近,有四個犯有襲擊巴士、毆打警目罪行的暴徒,被九龍地方法院判處每人入獄八年的刑罰,那些左報竟然作風大變,不稱他們為「愛國同胞」或「抗暴戰士」,而祇目之為「途人」。有理由相信,這四名暴徒在上月彩虹道無法無天的一幕,顯然是出自港共黑幫的收買和慫恿,即使不是「親密戰友」,起碼也是「同路人」。現在他們暴亂失手,而那些左報便以「途人」視之,反眼若不相識,其對左派分子的心理打擊,匪言可喻。姑勿論港共黑幫是否不願「照顧」這些暴徒家屬,省卻每月支出幾筆「生活費」,但以如此寡情薄義的做法,若非他們無人負責,而又大家都有借「水」遁心理,實在難有更好的解釋。

四、今年「十.一」偽慶,香港左派機構都不再侈言「三視」運動,一如往例的向香港政府「依法」申請。其中還有一點特殊的「修正」,就是各左派銀行和「國貨公司」的門面裝飾,所有宣傳標語都不再用大陸簡體字,其中如「戰无不胜的毛澤東思想」,現在都全用正文,「修改」得十分顯著。港共此舉,照毛派「文化革命」的標準來說,是猖狂的「反動」,但他們竟然這樣做了,這又能說他們沒有一種借「水」遁的存心麼?

照此看來,港共黑幫自知面臨失敗,有意在大陸恢復供水聲中,借「東江之水」,洗去他們手上的血跡,這未嘗不是一個如意算盤。但香港市民不會忘記,由七月至今的三個月來,左派暴徒投擲炸彈不可以數計,而北角清華街兩個小童之死,林彬先生兄弟之死,西區過路市民之死,東區消防局副局長之死,至今血跡猶殷,沉冤未雪,港共黑幫欠下這許多血債,如果他們想就此借「水」遁,那是絕對辦不到的。因此,除非港共黑幫交出那些殺人兇手,給法庭審判,交出所有武器,由警方銷毀,向受害市民賠償認罪,以平公憤,否則對於這些「喪家之狗」,市民是完全有權「砸爛他的狗頭」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14日 星期四

論「鬥委會」為「非法組織」的問題

由港共製造出來的「各界鬥委會」,它是一個「非法組織」,根本上無需討論,而它竟會成為問題,當在於:(一)港府當局一直沒有宣佈它為「非法」;(二)有些「鬥委」雖然已被拘捕,被「訪尋」,但港府如何處置它們,似乎還沒有定出一個明朗的政策。據港府新聞處前天答覆工商晚報提出「所謂『港九各界鬥委會』之類的組織,是否非法組織」這一問題時宣稱:「鬥委會是一個未經註冊的團體,因此,如果它舉行會議,或諸如此類的事情,就違反社團法例,所以在這個理由下,鬥委會是非法的。正如大家都知道,這個所謂鬥委會的組織,是領導着不法活動的,而這些非法活動,警方必予以對付。」照港府新聞處的說法,是否已答覆了這個非法「鬥委會」的全部問題呢?我們以為「並不」,其中有若干要點,尚未獲得澄清,仍有待於港府進一步的表示,特別為「行動上的說明」。

依法律觀點解釋,香港任何社團都要經過註冊手續,由社團註冊官覆文認可,准予登記,才算「合法」,沒有辦妥這種手續的,則為「非法」。在這一基本意義上,「鬥委會」與黑社會同為「非法組織」,絕無疑問,而港府新聞處所答覆工商晚報的,也是着重這一點。但我們知道,「非法」與「犯罪」,在法律上並不能混為一談,例如那些自稱甚麼「堂」的黑社會,如果它沒有做出犯法的事,即使未經社團註冊,警方也多不加干涉,祇是列入檔案中,以便隨時備查而已。但現在這個港共「鬥委會」,不僅是「非法組織」,而且還是個「犯罪組織」,若論其犯罪事實,更是殺人放火,無所不為,故如僅僅因為它沒有辦理「社團註冊」而確定其「非法」性質,這是不夠周延的,而港府當局對此犯罪組織遲遲不採取摧陷廓清的積極行動,尤其在「法律上」說不過去。

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這個「鬥委會」是直接指揮共黨暴亂的機關,由過去左派的「罷工」、「罷市」,到目前的「炸彈攻勢」,無不由它發號施令。其中犯罪最為嚴重的,是在這個港共「鬥委會」公開向左派暴徒發出「使用任何武器和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以反擊港英」的號令之召,那些暴亂分子便立即「奉命行事」,先後殺害了北角清華街兩個小童、林彬兄弟和西區一個過路市民等許多人,而為了「從敵人手中奪取武器」,儘管這些暴徒偷襲警察宿舍和警員住宅不遂,但最後還是在渡船街把一個休班的督察刺傷,並將他的配槍奪去了。這許多嚴重罪犯至今尚未就逮,而「鬥委會」的存在如此,足見港府僅僅說它「非法」而不採取嚴厲對付的措施,對這個「犯罪組織」的影響是不會很大的。

由於前述問題的存在,我們現在更要進一步討論有關的問題:

第一、港府既然早已認定這個「鬥委會」為非法組織,「如果它舉行會議,或諸如此類的事情,警方定必予以對付」,但我們記得,就在不久之前,該「鬥委會」首腦之一的「大公報」負責人費某,曾經大搖大擺的舉行過一個「外國記者招待會」,大吹其如何「鬥垮港英」的謬論。據該費某說,當時警方已在鄰近樓宇派人監視,但為甚麼警方事前不予制止,事後也不採取行動呢?警方任令這個「鬥委」首腦作未經批准的「非法集會」,這豈不等於默認了他為「特權階級」麼?

第二、所有「鬥委會」的「非法命令」,都是經由幾家左報代為發佈,從法律觀點看,這是「鬥委會」的附屬機關,依法律解釋,「鬥委會」是「主犯」,這些左派報是「從犯」,同樣需要承擔法律上的罪責。但因這些左報至今未受法律制裁,這樣發展的結果,即使港府真有決心把全部「鬥委」予以逮捕或驅逐,而一個「沒有鬥委的鬥委會」,還是可以依賴這些左報而「存在」的,還是可以由這些左報盜名欺世,發號施令的。然則港府僅僅認定這個「鬥委會」為「非法組織」,難道就可使共黨暴亂「自然消滅」麼?

第三、也許有人說,在全部「鬥委」名單中,有權指揮行事的首腦分子祇屬少數,其餘的人,大抵出於被迫的居多,如果不分情節輕重的一律通緝拘捕,似乎有欠公允。但我們知道,到目前為止,警方除了拘捕了幾名「鬥委」外,其餘仍未頒令通緝,而在那些逍遙法外的「鬥委」中,也未聞有任何一人向警方表明出於「被迫」,要求「自首」。但為甚麼,港府既已認定該「鬥委會」為非法組織,何以警方又不明令通緝這些罪嫌重大的「鬥委」,和發出通知,准許那些可能是「被迫」加入的鬥委申請自首呢?

由此可知,要想根本解決這個港共「鬥委會」問題,不讓港府之外還有一個變相對抗的「政府」存在,就必須港府當局抱着「壯士斷腕」的精神,採取一切拔本塞源的措施,才足以制港共分子的死命。像目前這樣枝枝節節的應付,不管有多少「鬥委」逃亡避匿,這都不足為撥亂反治之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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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

本月十一日本報社論第五段所提及之「南華西報」,實為「南華星期先導報」之誤,特此更正,並向「南華早報」致歉。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11日 星期一

英國人必須與中國居民同甘苦
--就「風雨同舟」之義,對兩家英文報紙最近言論的檢討

作為一個香港居民,自共黨「五月暴動」至今四個多月來,都必然已深切體驗到中國成語所謂「風雨同舟」的意義。在這期間,不管他是中國人,英國人,或甚麼國籍的人,祇要他居住在香港,而且是愛好自由、崇尚法律和秩序的,就會明白我們都是同處一條「船」上,大家的安危禍福,都決不會因我們的膚色不同而有所差別。也就是說,我們既然有此「同舟之誼」,就得首先要同心協力,粉碎了共黨分子「攪風攪雨」的陰謀,才能談到其他的目的。否則這條船「沉」了,大家都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那裡還有個人利害可言呢?

香港是英國的屬土,也是英國現存的少數海外殖民地之一,但是香港的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故在共黨暴亂挑戰下,如果英國還想繼續保有香港,和維持因保有香港而獲得的各種利益,則今天住在香港的英國人,不論他是政府官員或工商界人士,都必須要與反對共黨暴亂的數百萬中國居民同甘共苦,才有希望把共亂敉平,重建我們和平幸福的生活。要是英國人的想法或做法與中國居民不一致,甚至違反了廣大中國居民的願望,無論他們打的甚麼算盤,都是最不高明、更不「現實」的。

在過去四個多月來,無可否認的,是香港一次有史以來的「大亂」,那些策動暴亂的共黨分子,他們針對香港英國人是「絕對少數」的弱點,故意提出「鬥垮港英」、「收回香港」等口號,圖以「民族主義」的幌子,博取這裡的中國人同情,因此凡屬支持他們暴亂的,即使是牛鬼蛇神的「人渣」,也被加上「愛國」的美名;凡是反對他們暴亂的,縱為賢良方正的君子,也要受到「賣國」的惡號。共黨所以必須發動這種宣傳攻勢,目的就是要完全孤立香港的少數英國人,以求把英國的統治權推翻,滿足他們不可告人的慾望。這一種策略的運用,實為有高度政治作用的陰謀,照說是香港當局所不易應付,也是英國政府所難於措手的。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二十多年來,英國每一個海外屬土的獨立,都是由於無法付當地土著的反對,港共分子用這種方式來「鬥垮港英」,似無「不勝」之理。但在事實上,今天共黨的整個陰謀已告粉碎,徹底失敗也在目前了。這種決定的因素,顯然不在香港政府現有的力量,而在共黨的恐怖暴亂完全沒有獲得中國居民的支持。今天香港政府能夠渡過許多危疑震撼的難關,亦正由於它的現行政策大致尚能符合中國居民願望的緣故。

這一事實說明,有力決定香港命運的是中國居民,不僅現在如此,將來亦必如此。因此任何在香港生活的英國人,不論他擔任政府公職或營商,都決不能無視這一點事實,更不能置廣大的中國居民願望於不顧,我們認為英國人士必須與中國居民同甘共苦,也是基於這個不易的道理。而這個「風雨同舟」的道理,我們相信凡是明達事理的英國人,誰也不會反對的。

但是,在最近這期間,我們發現兩家由英國人主辦的英文報紙,在港府尚需取得廣大中國居民的合作支持中,居然隨便發表一些刺激中國居民的言論,如有關台灣官方主張與港府簽訂長期合約,以便能將大量副食品供應香港這一事,「德臣西報」就發表有一篇反駁性文章,認為香港自有辦法解決這個副食品問題,對台灣提出的供應辦法,可以「置之不理」。再如北角清華街兩個小童和林彬兄弟的被共黨謀殺,所有全港居民都大動公憤,一致要求對共黨暴徒處以極刑,「南華星期先導報」也竟然把共黨那種瘋狂殺人的恐怖行動,稱為「左右派之爭」,對中國居民要求嚴懲兇手的呼聲,曲解為是尋求報復的論調。最近該報刊出有一篇讀者投書,明言對共黨暴徒判處死刑不過是一種「報復心理」,對嚇阻作用「祇是幻想」。這兩家英文報紙,當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英國人的意見,但它們如此向中國居民唱反調,並且有意無意的擺出一種「蔑視」中國人的面孔,如果不是出於一種頑固不化的「殖民主義者」心理的作祟,難道還有其他原因麼?而像這種對共黨暴亂故以「第三者」自居的論調,難道就無礙於中英感情,無損於香港政府尋求恢復社會安寧的努力麼?

我們暫時不想推測,這兩家英文報紙發表那些明顯違反中國居民民意民情的言論,到底有何目的,但我們必須在此表明,它們認為「可以不理」的事,我們站在中國居民的立場,卻「非理不可」。先說副食品,目前每一個香港居民都因物價飛漲,生活受到重大的壓力,他們就有權要求港府廣闢來源,平抑物價。對於共黨暴徒,他們殺害的絕大多數是中國人,每一個中國居民,都有權要求港府對此等殺人兇犯及其主謀,嚴予拘捕懲治,否則他們就可能會有一天被迫執行「自己的法律」。道理就是這麼的簡單,我們但願香港的英國人士注意,更希望香港政府注意,在目前這個局勢下,本港英國人士是否願與中國居民同患難,共甘苦,這是他們接受考驗的關頭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7日 星期四

林彬先生精神不死、死不瞑目!
--我們對林氏兄弟「悄然下葬」表示深切的哀思

昨天上午,香港烏雲四合,大雨滂沱,就在這天愁地慘,淒風苦雨中,林彬義士的遺體,被運到天主教墳場,悄然下葬了。這次葬禮的決定,據說是出自林彬先生遺孀的本意,然而,林彬先生為四百萬市民發出正義的吼聲,生前沒有獲得「法律」應有的保障,死後亦不獲舉行隆重葬禮,如果林彬先生魂兮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當然,由林彬先生主持「欲罷不能」與「時事述評」的節目開始,看他指斥共黨罪行的慷慨激昂,一定早已置個人生死於度外,且亦未必不會料及「卑污、下流,賤格」的共黨暴徒會向他施毒手,但他依然獨往獨來,毫不畏懼,可見共黨陰謀,根本不在他眼內,而他之被全港市民譽為「大丈夫」,亦正由於這點浩然之氣。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又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不貪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不怕死)。」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林彬先生在共黨氣燄囂張之時,暴力威脅之下,不貪生,不怕死,終於為奸人所算,這是孔子所謂「求仁得仁」,孟子所謂死盡其道,如此轟轟烈烈的死,對林彬先生來說,那是死有重於泰山,應該毫無「遺憾」的。

但為什麼,我們仍說林彬先生會「死不瞑目」呢?因為在林氏生前,所以會在毫無戒備中被害,是一定相信香港是「有法律」的,而這種法律,也一定能夠給他安全保障的,即使有甚麼不測,那些犯法之徒,也必無所逃於法律裁判的。但自林氏兄弟慘被謀殺後,兇手至今仍然逍遙法外,警方雖說懸重賞緝兇,但那些指揮殺人的共黨宣傳機關,卻明目張膽的宣佈所謂林彬「罪狀」,直視警方的「緝兇令」如無物。而這次林氏兄弟的悄然下葬,亦使千千萬萬的市民,欲以生徇之奠,一慰林氏英靈而不可得。林彬先生死於「公義」,而非死於「私仇」,如今兇徒未獲,公道不彰,以生人之意度死者之心,生人已覺難堪,死者焉能「瞑目」?昨日大雨傾盆,天人垂淚,祇有共黨暴徒發出獰笑,此情此景,試問我們何以慰身在九泉的林彬義士於萬一呢?

而因林彬先生的悄然下葬,沒有獲得「生榮死哀」的慰藉,這不僅無以對死者,無以對市民,而且無異對共黨的殺人集團示弱。因為在事實面前,林彬先生為正義而死,為四百萬人而死,香港損失了這「百夫之特」,「百夫之防」,誦詩經「交交黃鳥」之篇,已使人不勝哀痛,而治安當局不能保護他於生前,卻要處處顧慮共黨暴徒搗亂於死後,這便使人們不禁要問:今天港府維持「法律秩序」的信心,究竟是寄託在現有的一二萬軍警人員之上,抑或寄託在四百萬市民的支持之上,是寄託在許多不畏強暴誓與共黨週旋如林彬兄弟的義士身上,抑或寄託在那些伈伈俔俔,生怕「開罪」了共黨暴徒的「鴿派」人士的身上?要是香港市民認為林彬白白犧牲,死得不值,因而影響了他們信賴政府精神,他們對抗共黨的勇氣,試問香港當局又將如何去維繫人心,和應付共黨組織今後無惡不作的挑戰?如果說,港府撥亂反治的信心,是以全體市民的充份支持為基礎,那麼,這次林彬先生所受到的近於冷酷無情的待遇,難道對香港市民心理就沒有不良影響嗎?而有關當局這樣做,難道還可說是明智之舉嗎?

但是,不管林彬先生葬禮受到如何委曲,他是永遠精神不死,浩氣長存的。古人有謂「千古艱難唯一死」,死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但要死得百世留芳,永遠活在人們的心坎,這就絕對不容易。香港有史以來,試問有誰能夠像林彬義士這樣名垂竹帛呢?各處墳場墓碑林立,芳草淒淒,這些長眠地下的人,有誰記得許多呢?但今天的林彬先生卻是「天下無人不識君」,無論任何一個香港市民,祇要提起他,莫不肅然起敬,而對於謀殺林彬的共黨暴徒,則人人言之切齒,恨之入骨,憤激之情,匪言可喻。是則林彬先生以身殉道,業已與許多仁人志士並垂不朽,這是他的家屬可以引為安慰的,也是他的「商台」同人,值得引為驕傲的。

今天,台北報界舉行林彬先生追悼會,所有電台,均將播出林氏遺音,表示崇高的悼念。語謂「好人永遠不寂寞」,林先生生前為香港大眾的偶像,死後引起舉世的哀思,足見人間正義,永不消沉,雪恨誅奸,終必實現,有志之士,真可聞風興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