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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6日 星期六

略論港府「領袖人才」不足的問題

批評政府是民意代表的責任,這在民主政治上稱為代議制。如果民意代表而對政府無所批評,則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政府,其政治必無改良和進步,且亦談不上「民主」。在民主政制下的國家,監督政府之權在國會,所以國會議員享有最大發言權,而平日協助議員表達民意的是報紙,因此言論自由也成為民主國家公認的原則。本港目前雖然已有市政局的民選議員,但還沒有最高民意代表的議會組織,以此歷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發言,它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對許多重大問題都避重就輕,無法達到民意「代議士」的標準。而這一點,無可諱言對香港政治興革是一種無形的障礙。

但是,在這次立法局舉行的下年度預算案辯論會上,鄧律敦治議員卻不談那些枝節問題,而對香港政府提出一項近於「言人所不敢言」的抨擊,那就是關於所指港府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鄧氏在致詞中說:「我們今天面對一個最重要問題,它比較款項與稅項重要,甚至比較改組政府、學校及醫院等問題更重要,這是領袖人才的問題。」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鄧律敦治議員特別以港共暴亂一事支持其意見,據稱:「港共在第一回合中,慘遭敗北,面目無光,但經過短暫的歇息後,甚至當這個(立法局)辯論進行的時候,他們已東山復起,開始第二個回合了。」鄧氏說:「我們不要欺騙自己,除非我們有能力和準備保持優勢,否則,這將是一段更為複雜和艱難的局面。」鄧氏指出,這個局面的形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有批少數而堅決的(共黨)極端分子,認識到他們去年所犯錯誤之後,現正準備進行第二次鬥爭。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的人--他們被那些奉行一種信條的人幹出來的暴行弄得清醒和覺悟了,直到最近為止,那種信條曾經有很大的情緒上的吸引力。」鄧氏對此說話較為含蓄,但其所指顯然是說香港中國居民那種「民族意識」的感應。因此鄧氏認為,自去年五月起,他常常聽到「事情永不會重演」這一類話是不可思議的。

為了儘速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的真空,他在立法局大聲疾呼說:「我促請香港政府--促請督憲閣下,在還不太遲之前,把這種真空填補。……」鄧氏連帶指出:「在去年,本港的真正人民以驚人的甚至英雄的姿態,清楚地表現他們忠於甚麼………如果在這次辯論中,將那些英勇及悲壯對抗港共分子進行的野蠻行為而為社會捐軀或受傷的人士,輕輕放過而不予以適當讚揚或追思的,將是我個人的不是,也是我們大家的不是。」鄧氏還很情緒激動地說:「一九六七年對我們每個人來說,是一個考驗時期,我們有些已準備甚至挺身而出,極有擔當,其他的,最好是不提了。但我所關心的,並不是這些不足道的人,而是值得我們百般感謝的本港廣大民眾。」鄧氏這些痛切之言,質直之論,在香港立法局的歷史上,在許多非官守議員,幾乎是前所未有的。

自鄧律敦治議員這些偉論發表後,顯然已引起社會各方的熱烈反應,德臣西報在著論贊成鄧律敦治的觀點時稱:「假如香港不想走上滅亡的途徑,本港政府有必要立刻改革,立即執行解決當務之急的措施。」該報強調,香港的前途,不應該掌握在沒有蓬勃生氣,而正在等待退休中的老年人手上。因此我們也想趁這個機會,談談香港缺乏政治領袖人才的問題。

就香港現狀而談政治領袖人才,最重要的當然是如何應付共黨陰魂不息的新挑戰,而這一問題之所以突出,是許多港府的高級官員,似乎除了等待共黨發動「進攻」外,沒有在積極或消極方面提出任何的對策。這一現象的形成,可能出於現有的政治者一半,出於傳統觀念者也一半。也就是說,因為香港還沒有擺脫「殖民地」形式,所以港府官員就祇能在這種形式下工作,而政治上的任何興革,那是殖民地官員所不願說並不願做的,因為他們的願望,祇是在這種制度下做到「退休」,而不想作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以此多少年來,除非在任港督有改革政治的眼光和決心,否則等而下之的官員,決不會有人敢於提出改革的意見。特別是有關佔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的中國人問題,如果英國官員不想理,那中國官員是更不會有人願理的,原因就在香港乃是英國的殖民地。可是港府的高級官員,平日接觸的祇限於所謂「上流社會」的人物,與廣大的華人群眾可說完全脫節,而這正與共黨的「群眾運動」完全相反,因此必須能夠了解這一點,然後才可以談到填補政治領袖人才真空的問題。

對抗共黨有好多方法,而鼓勵正義人士與安撫貧苦市民,則是港府起碼應做的工作。但自五月暴動的高潮過去後,港府對於這些工作都顯然沒有注意到,這就不能不使廣大市民,多少感到失望,因此我們以為,港府能否填補人才真空還是另一問題,但港府官員必須把「眼睛向下看」,這無論如何也是他們的應有態度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29日 星期一

除舊迎新.人壽年豐

今天是中國農曆丁未年大除夕,明天則是戊申年元旦。丁未年屬羊,戊申年屬猴,羊去猴來,又是一歲。香港居民以華人佔了絕大多數,至今仍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對於農曆除夕和元旦,家家戶戶歡樂逾常,除舊迎新,大家以人壽年豐互祝,期望新的成就。古人說: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今年我們在除舊迎新之際,祇是炮竹之聲無聞,熱鬧氣氛為之略減;但那是港共搗亂的結果,若不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放彈殺人,港九各處今天的炮竹聲響,一定此起彼落。在此佳節當前之際,港共的與居民為敵,應當值得我們警惕。

回首過去一年,在此除舊迎新之時,百感交集,沉痛和興奮心情併至。現在港九局面雖漸復正常,但我們所面臨的新任務,千百倍繁重於往時,復興和繁榮的責任,落在每一居民的雙肩。謹列其犖犖大端,本除舊迎新之意,與社會人士互相祝勉。

一為與共黨分子劃清界綫,涇渭分明。港共在去年瘋狂倡亂,從其發動至大敗特敗,此中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之時,參加搗亂者僅為一小撮港共分子,他們自知力量脆弱,把搗亂的重心置於惡毒宣傳,企圖透過宣傳和醞釀,擴大暴亂。中期之時,港共悍然展開流血屠殺計劃,正面向和平與法律挑戰。在此期內,不容諱言若干居民,因港共的威脅或利誘,墮入其圈套,參加罷工和示威之外,甚至受港共僱傭,製造炸彈,投放炸彈,屠殺良善居民。此輩受港共利用的人,大多數為盲從者,根本無瞻前顧後的思想能力,成為港共的貓腳爪。到了末期之時,由於港共的喪盡天良,神人共憤,盲從者之中,一部份漸漸覺醒,一部分則毅然與港共斬斷關係,甚至最富衝動心理的左校青年,有的也深明大義,起而與港共脫離。至此,港共變成了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在這一法治社會,他們已無生存的基礎。

這一由「盛」而「衰」的過程,說明港九居民對港共的醜惡面孔,已從具體的教訓中徹底明瞭,劃清界線,人同此心。港共陷於四面楚歌聲中,被迫暫時停手,改採「笑臉攻勢」,企圖「收拾」人心,換取「好感」,以狼披羊皮的偽善姿態,再度展開「統戰」活動。此時此際,港九居民若稍存鬆弛心理,必為港共所乘,因此,堅持涇渭分明的立場,允為港九善良居民目前和今後的最高要求。港共是社會病菌,必須與他們隔絕。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使港共永遠無再搗亂的機會,使過去八個多月來我們經過千辛萬苦而獲得的勝利成果,永遠掌握在手。

二為港府當局對居民的關係,必須改善再改善,最後實現官民打成一片的目標。經過了過去一段時期的携手抗暴,官民之間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互信共信心理長城。誠如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新近所言:「如果政府與民眾之間有隔閡的話,這次對抗共黨分子的行動,已消除了這些隔閡。」我們相信,大多數居民對何氏所言,都表示同意。在過去,一般人認為官民之間發生隔閡現象,大部分責任應由當局負起,因為當局對民意未盡到應予尊重的義務,使官與民之間的距離,未能泯除。當局對居民的利益既不能面面顧到,居民對當局的施政就會漠不關心,這是正常的心理反應。抗暴的成就不僅已粉碎了港共的陰謀,而且使官民的距離縮短,雙方為共同利益--和平與法治--而發生了情誼。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成就,大家應該對它特別珍惜。除了對它愛護備至之外,仍需要繼續培養,讓它茁壯。這一責任,官與民同要分擔,但主動一方面則屬於當局。在今後遇到一切重大施政時,必須分秒不忘全體居民的實際利益,尊重民意,廣闢言路,以虛懷若谷的政治家風度,尋求施政的建樹。這樣,抗暴所得的成果不但可以保持,而且會發揚光大,使全體居民能夠過着康樂安寧的生活。

三為祈禱大陸同胞,早日恢復自由。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已是人間地獄。經過了毛、林的「文革」後,大陸同胞水深火熱的程度,有增無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這兩句詩,正是我們在除舊迎新之時對大陸同胞的內心感觸。我們身處自由、和平的地方,對被困大陸,在無邊苦海中生活的兄弟姊妹,正寄予無限的關切。現在毛、林統治的基礎已漸趨動搖,在其末日將至之時,他們必然兇性大發,實施全面屠殺。於此,我們一方面希望我當局能及時履行弔民伐罪的責任,一方面則希望大陸同胞,加緊團結,心理上建起推翻暴政的堅強準備,忍受體力上和精神上苦楚,黑夜過去,黎明在望,以此來等待自由解放。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人類對我大陸同胞,無時不願伸出援助之手。願光明提早到來,為大陸同胞的重獲自由而乾杯!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市民為暴亂犧牲的代價問題
--港府當局還能與港共黑幫作消極糾纏嗎?

歷時半年有多的港共暴亂,香港市民普遍受到程度不等的犧牲,有許多人被港共暴徒炸傷炸死,更有工商百業因長期暴亂而蒙受了重大損失,而每一個市民,由於經常受到交通阻塞的影響,這種金錢和時間的損失,更是難於估計。如果說,這些市民的巨大犧牲必須要有代價,則在港共黑幫大部仍然逍遙法外,那些不法暴徒還在到處殺人放火的今天,這便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從近日所見,可能由於港共暴亂的時間拖得太長,雖然警察人員還在毫不鬆懈的與暴徒作戰,但港府當局對於鎮壓港共的行動,卻似乎有點「疲」了。這種「疲」的現象,主要表現於消極性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沒有主動性的對港共禍首窮追猛打,給以應有的懲罰,也沒有對那些罪惡機構採取行動,予以斬草除根。結果是,暴徒動,警察才動,暴徒「休息」,警察也好像鬆了一口氣。香港動靜如此操在暴亂者之手,假如長此下去,這豈不恰恰入了港共所謂「長期戰」的圈套麼?姑勿論這種「長期戰」對港府當局和港共黑幫是否利害相等,但廣大市民為此而蒙受鉅大的犧牲,這又有甚麼代價可言呢?

從半年以來的事實顯出,港共黑幫事事與居民為敵,決無不敗之理,但正因他們自知處境必敗,故亦更不能不作困獸鬥。其所以如此,就是希望以他們之「狠」,對港府之「疲」,在重重包圍中,殺開一條死裡逃生的血路,而把暴亂時間儘量拖長,則是為了達到這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曾經說過,港共這個無惡不作的敵人,「你不打他他不倒」,而要香港迅速恢復和平、秩序,港府更不應該與港共打「長期戰」。但以近來事實所見,港府對共黨暴亂祇是「應戰」,而不「出擊」,更沒有拿出除惡務盡而不惜掃穴犁庭的決心。這在無形之中等於給予港共黑幫以鼓勵,以此而求香港的安定和繁榮,又何異於南轅北轍?今天香港的市民,雖無不切齒痛恨港共暴徒,但對港府當局如此優柔寡斷,卻也不能無所疑惑,當然更難免有不平之感的。

最近我們聽到一個消息,說是若干駐港的共幫頭目,已被召回大陸,這意味着港共的暴亂活動將告結束。這個消息出自倫敦電台駐港記者的報道,其來源或有所根據,但以我們的看法,在事實沒有證明港共暴亂真正「結束」之前,無論是否有若干港共頭目被召回穗,這都不應動搖我們的信念。可是這消息本身,卻又十分容易投合人們的惰性,以為暴亂「結束在即」,則「疲者更疲」,不疲者鬆懈,衡諸當前現狀,那就不僅無益,並且可能有害的。

我們撇開消息而看事實,這又如何呢?人們可以看到,港共不僅沒有結束暴亂的跡象,而且還想千方百計的苟延殘喘。其中最明顯的一點,是港共自知其「罷工」鬥爭已全盤失敗,也再無力以金錢接濟那些失業工人,最近一度發起所謂「一元運動」,意圖緩和那些失業工人的反感,但以此項捐款備遭白眼,到處碰壁,日來已對這種求乞運動隻字不提,看來當是避免公開出醜,說不定已取消此項計劃。可是港共雖然不惜犧牲被騙工人,但也並非就此「罷手」,因此,他們現正集中全力於鼓煽學生,有意利用左派學生來延長暴亂,挽救他們的命運於垂危。這就可見,所謂港共暴亂即將「結束」之說,是如何的不足置信。

港共利用學生的最佳設想,當然是認為此等青年認識幼稚,血氣方剛,不必用金錢收買,他們就會受騙入彀,甘為港共的反英鬥爭而賣命。但我們知道,那些鬧事搗亂乃至被派投放炸彈的學生,十九都來自左派學校,其他學校縱有一二不肖分子,也唯港共馬首是瞻,出而搖旗吶喊,亦不過是無聊騷擾,絕對起不了作用。但是,由於這些左派學校沒有受到應有的取締,結果這些小嘍囉一旦失手被捕,還要表演「大鬧法庭」,向左報提供宣傳資料,而其他的非共學校,如果校方開除了這些不肖學生,更要成為左報惡意攻擊的目標。人們不禁要問,港府當局既不認真除暴,又不切實安良,這能算是甚麼政策呢?

我們曾經不止一次的說過,香港命運決定於香港市民,自暴亂以後,香港市民一直支持政府,當然是要港府當局拿出決心平亂,而不是與左派暴徒作曠日持久的糾纏。目前的形勢,香港市民仍然無條件的站在港府這一邊,港府掌握的絕對優勢也絲毫沒有變動。可是,假如港府不能順應人心,對現有的優勢不用,則市民自覺這種犧牲沒有代價,他們情緒自會漸漸低落的。因此,為了早日結束當前的暴亂,港府是再也不容不抖擻精神,以果敢決斷的行動,對廣大市民有所安慰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1日 星期六

論「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

對到處投放炸彈殺害市民的港共暴徒處以極刑,這是廣大市民的要求,祇有漠視民意的「鄉愿先生」,才會表示「反對」。但直至目前為止,儘管香港的市民、軍警死傷已逾數十人,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仍竟會成為某等人士爭論不決的問題,也未聞有港共暴徒被判死刑的前例,尤不能不說是香港法治的「污點」。我們始終認為,對付港共暴亂絕對不能因循姑息,「治亂世,用重典」,也是不可避免的手段。否則這些暴徒可以任意殺人而無須償命,香港就非要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黑暗世界不可了。

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死刑問題,而是在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這不是說我們同意了對港共暴徒不處死刑的意見,而是認為在死刑之外,港府仍有許多足以消弭暴亂的辦法,可是這些辦法,儘管為「維持法律秩序」所必需,但港府還是做得太少或有些根本未做。因此,我們不管這個死刑問題如何解決,港府必須儘速採取各種弭亂的步驟,這是十分必要的。我們認為,港府要想香港法律秩序得以迅速恢復,首先就要做到下述這幾點:

第一、對港共暴徒儘量遞解回大陸。兵法有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港共暴徒無不害怕被解返大陸,一聞「出境」兩字就莫不驚心動魄,痛哭流悌。但他們在香港殺人放火,卻必照例以毛澤東信徒自居,「毛語錄」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那自應該把他們遞解回大陸,好讓他們回到「毛主席身邊」,更加「意氣風發」的做個「革命英雄」。當然他們了解,回去大陸會被打成「反革命黑幫」,除了下放「勞改」之外,大抵也不會有多少可供利用的「剩餘價值」,但這是他們自己選擇的道路,我們沒有替他們考慮的必要。如有這種考慮,根本就是多餘的。語謂「上帝的歸於上帝,撒但的歸於撒但」,香港市民熱愛和平,他們卻需要製造暴亂,我們沒有理由與他們生活在一起,那自祇有把他們趕回大陸去。過去的事實證明,那些被解回大陸的左派分子沒有一個有好結果,包括那些自稱「起義」的投機分子在內。港共黑幫是壞蛋「人渣」,他們既不喜歡香港,香港當然沒有容納他們的義務,那在死刑以外的弭亂辦法,自無過於把這些暴亂分子掃數驅逐出境了。

第二、過去以迄現在的事實證明,那些左派工會、「國貨公司」、左派學校等等,絕大部份是港共暴徒出沒的機關,惡跡昭彰,人人切齒,特別是那些天天鼓吹暴亂的左報,更是香港的「毒瘤」,為任何政府、人民所不能容忍。但自「五月暴動」至今,警方雖然已一再搜查了這些罪惡淵藪,但卻始終未見採取法律行動,予以封閉,最多是把一些非法分子逮捕了事。結果是警察去了,他們又來,可憐警察人員疲於奔命,但卻一點收不到除暴安良的效果。這種情形,可說是對港府所稱維持法律秩序的一大諷刺。對於此等製造暴亂的港共機關,香港絕對沒有理由讓它們存在,置全港居民的自由安全於不顧。假如港府真有消弭暴亂的決心,這就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從速堵塞這些狐鼠出沒的巢穴。特別是那些已經搜出了非法武器、煽動傳單、真假炸彈的左派機構,更非優先予以封閉不可的。

第三、港共分子過去的亂殺市民,警方事後雖出重賞緝兇,始終一無所獲。這多少證明,這種懸賞緝兇不是有效的弭亂辦法。最近有等正義市民為了公眾安全,曾先後奮起把一些恐怖分子予以拘捕,並且獲得警方公開的讚揚,這可能是日來炸彈案件突然減少的原因之一。我們以為,港共黑幫已經成為全港市民的公敵,為了鼓勵更多市民捉拿暴徒的勇氣,警方應該對此等正義市民優給獎金,並且儘可能予以生活、職業的各種幫助。可以了解的,此等市民大抵不會是社會名流或殷商鉅賈,他們都可能有需要港府給以幫助解決的若干生活或職業問題,因此,港府為了酬答他們協助肅奸的義舉,在獎金之外給以更多的照顧,那是不會過分的。

第四、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無論如何傷天害理,他們都要「熱烈歡呼」,引為得意,如果這些炸彈殺死炸傷了無辜市民,那些天良喪盡的左報,更滿紙高呼「炸得好,炸得妙」。但在上週末灣仔天樂里發現一個炸彈,給軍火專家移到「南洋戲院」附近未即予以引爆時,這家左派戲院便頓感大禍臨頭,發出一種「怕得要死」的「抗議」。根據這一事實,那港府當局要使暴徒投放炸彈懷有戒心,以後都該採取同一辦法,把所發現的炸彈移到附近左派機構門前,好讓他們也能切實體驗一下這種炸彈攻勢的真正意義是甚麼。如果說,港共黑幫的「怕死」心理不異於常人,則他們對於這種可能自作自受的後果,是不能不要有所考慮的。

能夠做到上述這四點,則死刑以外的弭亂之道,可思過半矣。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9日 星期四

港共以炸彈殺人祇是「討厭行徑」嗎?
--向石寶德勳爵請教四個問題

在訪問香港中的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前日上午在大會堂八樓會議室,與市政局非官守議員們就有關香港問題交換意見。據曾經參與該項「閉門會談」的人士透露,會上石氏曾對投擲炸彈的港共暴徒判處死刑一事,表示了不贊同的意見。由於這個問題深為全港市民所注目,而石氏主張則適與市民大眾的要求相反,因此我們特就當日傳出的石氏談話各節,根據我們的不同觀感,有所請教於這位英聯邦事務部次官。

第一、石寶德勳爵說:他認為截至現時為止,所有炸彈案件,都沒有直接性的謀殺意圖,祇是屬於一種「討厭行徑」而已。他又表示:他相信對判處炸彈事件,留待裁判司和法官去決定,是最理想的。

我們請問:在石氏訪問香港的短短幾天來,港共暴徒到處投放炸彈,少的幾十,多的逾百,這些殺人武器,有的在地上爆炸,有的從樓上投擲,結果市民、軍警被殺死和炸傷的,達七十餘人。還有較早以前,港共暴徒在北角把兩名小童活活炸死,又用燃燒彈對付「商台」廣播員林彬兄弟,燒到他們重傷斃命,像這種如瘋如狂的殺人手段,這也能夠算是「討厭行徑」嗎?我們請問石氏,假如倫敦也有一群中共暴徒,天天在通衢大道投放炸彈,英國人民因此血肉橫飛,死傷相繼,倫敦市民,走出街外就有挨炸被殺的危險,閣下是否也認為「討厭行徑」而非「謀殺」呢?如果說是,為甚麼月前中共的駐倫敦代辦處人員,用刀棒之屬打傷了警察,英國人士又一致指斥這些中共「打手」野蠻粗暴,「禽獸不如」呢?

第二、石寶德勳爵說:他不願贊同對港共暴徒判處死刑的理由,是當年他在馬來亞時,正值恐怖運動,對炸彈案件即處以死刑。但他認為這種措施是錯誤的,特別是在他親睹一名十九歲少女被判死刑的時候。

語謂「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一個有「人性」的人,決不忍以人命為草芥,就是牛羊牲畜,也會「聞其聲而不忍食其肉」,所以孟子有「君子遠庖廚」之說。但我們要問,如果因為這點理由,而認為港共暴徒的殺人罪行值得寬恕,那麼,日前在灣仔被暴徒炸死的一個十八歲青年,兩個月前在北角被炸到腹裂腸穿而告慘死的兩個小孩子,被汽油燒到面目全非的林彬兄弟,難道他們就不是「人」麼?假如對這些殺人暴徒判處死刑也算「錯誤」,這豈不等於說,港共分子應該享有「殺人的自由」,對法律根本不必負責麼?假如石寶德勳爵也承認,香港居民都該享有「做人」的權利,試問他們生命毫無保障,還要這種法律幹甚麼呢?

第三、石寶德勳爵和若干位議員認為,把放置炸彈者處以死刑,不但得不到好處,反而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使情況更趨於惡化。他們說,那些放置炸彈者,通常都是在學兒童、恐怖分子和其他熱心這種行動的人物,若把他們判處死刑,對於此等恐怖行動的真正負責人,幕後領袖,是絕無所損的。

我們知道,現代法律講「刑罰相抵」,犯法者祇要罪證無訛,不能因人而異。以法言法,石氏等的理論,在法律上是毫無根據的。現在姑且撇開這些不談,我們卻要問,如說處死投放炸彈暴徒就會激起港共更大的反感,那是否認為許多市民被他們殺害,就一點沒有「反應」呢?也是否認為工商百業備受他們的摧殘,這種情況就不夠「惡化」呢?然則今日的香港,就祇能顧及港共暴徒的「反感」,而不必理會廣大市民的「反感」嗎?同時,既然知道主使這些暴徒殺人的還有「幕後領袖」,但為甚麼,政府任令他們大搖大擺,也不加以通緝拘捕呢?又為甚麼,明知這些「幕後領袖」係以其報館、學校、工會、「國貨公司」等為其非法活動的巢穴,也不加以封閉,任其作為殺人放火的「大本營」呢?

第四、據說石寶德勳爵曾對參加會談的市政局議員稱:「我這次來香港,並非為了保護英國在香港的利益,而是要保護香港人的利益。」

石氏的話,當然使香港市民聽來十分悅耳,但我們要問,今天香港的市民,無人不受港共「炸彈攻勢」的威脅,也無不對這些港共黑幫恨之入骨,現在他們別無所求,祇望港府能對港共黑幫大力掃蕩,把這些殺人暴徒置之於法,以死相抵,使市民能安居樂業,生命獲得保障,假如港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所謂「保護香港人的利益」云云,豈不等於空頭支票嗎?

因此,我們以為石寶德勳爵如要對香港問題作出正確的答案,首先就要把廣大市民和港共黑幫的利害輕重置於一個「天秤」之上,如果祇看到港共一面,而忽視了市民的一面,因而失去了對整個問題的平衡,他的答案是將永遠不會正確的,而且也不會為香港市民輕易接受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8日 星期三

港府應即發動居民自衛組織

廣泛發動港九居民的力量,自衛抗暴,這是我們從五月暴亂以來的一貫主張。我們曾對這一主張,數度陳述它的優點和需要,希望當局與居民採取適當步驟,予以實現,使它成為一種運動,全面抵抗左派暴徒的搗亂,保衛社會與居民的法治和安寧。迄今為止,我們的主張雖然獲得不少人士的贊同,但尚未見官民兩方對此採取任何方式的實踐行動,殊令人憾惜。最近幾天來,左派暴徒越發瘋狂,到處置彈擲彈,截至本星期一為止,官方統計謂已造成死傷逾二百人的流血屠殺。照這樣的情形發展下去,港九居民今後的日子,直似生存在一個恐怖之島,生命安全,分秒俱受威脅。如果港九居民仍不動員起來,展開自衛抗暴運動,豈不是坐等左派暴徒的殺害?因此,我們願重申前議,再度提出港九居民組織自衛機構的主張。

有關發揮民眾力量參與抗暴的歷史事實,不勝枚舉。港九居民今日所面臨的鬥爭,其性質與內容,是一種沒有前綫的抗暴作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港九居民,為了自由和法治,舉正義之旗,支持港府,站在一條陣綫,同心協力,來打擊左派暴徒毀滅自由和破壞法治的陰謀,正如遠東英軍總司令賈華將軍所言,是站在抗暴的第一綫。如果站在第一綫的戰士不加以組織,又如何能制敵機先?港府當局和港九居民,對此應該深入細想一番。

本港當局從過去五個多月來的事實,現在應該對抗暴必勝的信念,愈趨堅定。此項信念的日益增強,不容否認是由於港九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居民,通力合作和一致支持所致。換句話說,當局雖有抗暴的決心,而居民給當局帶來了必勝的信念。此中的相互關係,祇有「休戚與共」四個字可以表達。當局與居民這種關係的維繫,有賴於當局對居民的安全保障和群力發揮,這是不可推卸的責任;但依目前的情形來看,當局對此顯然尚未加以充分重視,居民的抗暴力量因而無從作有組織的展開,仍處於個別的和分散的狀態之中,坐視左派暴徒不分晝夜,到處置彈擲彈來殺傷居民。軍警的力量究竟有限,終日疲於奔命,防不勝防,無形中使左派暴徒在大膽殺人傷人之後,得以逍遙法外。補救之道,就是當局應及時放手發動居民,組織起來,實行自衛。我們相信港九居民,為了自身的安居樂業與社會的共同安寧,無人不樂於參加自衛行列,與左派暴徒展開戰鬥!

港九居民對聯合自衛,我們認為自身也有主動發動的責任,不能以被動心理,等待當局的「動員令」。我們採取自衛,理由正當,因為左派暴徒的殺害對象,就是港九中國居民!從三歲小童到老弱居民,死傷於左派暴徒的炸彈之下,已有數百人!徙置區大廈、公眾聚散之地、學校和交通要道,都是左派暴徒置彈擲彈的「屠場」,證明這班滿手血腥的兇手,以殺害中國居民為快事!他們高喊「制死港英」,實際上則是制死港九中國人!左派暴徒磨刀霍霍朝我們頭上斫來,我們還不起而自衛?為了這一代的生存,為了下一代的幸福,我們也該聯合起來,實行自衛了。

港九各區街坊會,就是組織居民自衛的理想策動單位。我們過去曾說過,自衛的方式頗多,例如成立自衛隊,或者街坊巡邏隊等等,每個街坊會在其會區內,視地區的大小和居民的眾寡,分別組成一隊或數隊,晝夜輪值巡邏,密切了解區內居民的動態,對可疑的左派分子,加以監視或舉報。遇到發現炸彈時,執行安全隔離,勸告居民不要聚觀,同時協助軍警,監視附近屋宇的可能偷襲。如見有左派暴徒在附近大街小巷置彈,立即予以擒拿,交警處理。前幾天,若干位居民分在港九擒獲兩宗置彈事件的左派暴徒,就充分證明居民可以自衛之外,而且能補軍警人力的不足。

我們堅認組織港九居民,實行自衛,已為現階段抗暴的最迫切工作。現實的理由除已如上述的之外,另外還有兩項客觀理由:一是目前港九居民的抗暴意志,已進入新的高潮階段。在五月至六月這段期間,居民容或對左派暴徒的兇惡真面目,仍認識模糊,一部分居民可能採取觀望態度。到了現在,形勢大變,左派暴徒那一副殺人兇相,已暴露無遺,港九居民深知若不起而自衛,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就有遭毒手的可能。因此,人人自發的、自覺的站到抗暴陣綫的那一邊,準備竭盡所能,與左派暴徒從事生死存亡的戰鬥。這種空前旺盛的民意,正是組織起來實行自衛的良好時機。二是港共分子和所僱傭的暴徒,最畏懼的是群眾力量。這是一股無可匹敵的雄厚力量,可使共黨發抖,也可使共黨慘敗。港九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就是這股無可匹敵力量的源泉,我們不能棄之不用,群眾力量所趨,就是戰勝一切邪惡勢力的保證。為了徹底擊敗左派暴徒殺人放火的陰謀和行徑,讓我們快快組織起來,堅守民眾崗位,實行自衛!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7日 星期二

向拘捕港共暴徒的市民喝采
--附論官民合作防止共特活動的有關問題

有了共黨暴亂而謀加以消滅,這必然是一場十分艱鉅的鬥爭,惟其是艱鉅鬥爭,故不僅無「廉價的勝利」,也更不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共黨暴亂有與一般匪幫性質相似而本質不同的一點,是匪幫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皆有「犯罪感」,雖有非法組織,究竟還怕軍警和法律,而犯罪之後,也必力謀湮滅證據,決不敢作公開招認的宣傳。但共黨除了一般匪幫的非法組織外,還會假借「辦學」、「辦報」作幌子,利用學校作為他們的訓練場所,利用報紙作為他們的宣傳工具,以配合其各種罪惡活動的需要。而這些所謂「學校」和「報紙」,那是一般匪幫所沒有的;而由這些「學校」傳播的野獸思想,由這些「報紙」鼓吹的犯罪宣傳,更是一般匪幫所不敢公然為之的。但今天香港的情形正是這樣,共黨暴徒殺人放火,那些倡亂左報居然直認不諱,而且還要作出「熱烈的歡呼」;那些左派學校的學生,被利用為遊行示威群眾之不足,還要被驅使為四出放置炸彈的暴徒。試想想,以這樣一種有組織、有宣傳、有訓練的「超級匪幫」,我們如要消滅他們無惡不作的暴亂,是否不能存有幻想?是否必須付出相當高昂的代價?

連日以來,港共黑幫的炸彈攻勢到了前所未有的瘋狂程度,兩三日內放置和投擲了幾百個炸彈,殺死和炸傷了軍警、市民超過六十人,警察人員為此疲於奔命,正為有目所共睹,而港九市民所受的危害,更無待於解釋。這就足夠證明,對付港共暴亂不能全靠警察,而祇要這種共亂一日不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安居樂業的生活,更難保沒有不被暴徒傷害的危險。但今天港共黑幫所希望的,乃是全港市民個個袖手旁觀,好讓他們選擇任何時間地點大擺「炸彈陣」,也好讓他們肆無忌憚的對付警察,作為其所謂「爭取主動」的張本。也就是說,港共黑幫根本無所恃,其所以面臨失敗仍要作此瘋狂掙扎,完全是寄望港九市民畏縮不前這一「假想」之上。假如我們的廣大市民人人挺身而出,隨時隨地監視和舉報港共黑幫的非法活動,並儘可能把這些投彈暴徒拘捕交官,讓這些市民公敵接受法律的裁判,那港共黑幫的滅亡命運,是怎也逃避不了的。

但我們知道,今天全港市民無不對港共暴行言之切齒,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因此連日以來,正義市民因目睹暴徒放置炸彈而奮身加以拘捕的事蹟,已迭有發現。一宗發生於中區「娛樂戲院」附近,有一暴徒在雲咸街與大道中交界處放置炸彈,一過路市民立即上前捕捉,該暴徒企圖掙扎,但為其他過路市民協力制服,交由警察逮捕歸案。另一宗發生於黃大仙新區運動場,一年青暴徒正擬將一包裹炸彈放置場內,事為一過路小販所見,立即趨前查究,該暴徒以行藏敗露,發足狂奔,小販窮追不捨,最後卒予以擒獲,送交警方處理。警察當局對此等正義市民的英勇行動,顯然受到極大的鼓舞,警方發言人為此發表談話稱:日來正義市民協助警方拘捕左派暴徒,對警方協助甚大,警方除對市民深為感激外,更鄭重聲明,決傾全力撲滅左派暴亂分子,必要時格殺勿論。警方更希望市民與警察密切合作,對付此等無恥無良的左派暴徒。警方此種表示,說明了一種事實,即是撲滅共亂固為警方本身的責任,但也同時是每一市民應有的義舉,因為港共黑幫的罪惡活動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他們與我們市民之間已經勢不兩立,無可「共存」,如果我們不能粉碎他們的「死亡進軍」,他們就會隨意殺害我們的任何人。在這樣一個「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關頭,我們香港市民必須一致起來與港共黑幫週旋到底,這是不應再有疑問的。

對於這些奮起拘捕左派暴徒的正義市民,他們是香港民眾的良好模範,值得我們表示崇高的敬意。但要達到更能水乳交融的官民合作,我們認為港府屬下的各行政部門,對於市民投訴左派分子不法活動的報告,也要認真處理,而不當出於敷衍應付的態度。我們現在要以教育司署作例子,據一位有兒子就讀於聖保羅英文書院的黎姓家長向我們直接投訴稱:該校有一名數學教員,在指導學生「班長」「行長」的活動時,竟對這些學生說:「你是毛澤東,你是江青,你是周恩來,你是陳伯達,依次領導,不得爭論」云云,有學生同情林彬的被殺,該教員更當面直斥說:「他是賣國賊,你們談他幹甚麼!」這個黎姓學生把該數學教員的狂妄言論回去告訴家長,該家長當將此嚴重事件分以英文函件投訴該校校長和教育司署,但據稱,該校當局和教育司署一直沒有採取行動,亦未給這位學生家長以任何答覆。這如果不是別有原因,實在可稱駭人聽聞。因此,我們希望聖保羅書院和教育當局對此立即查究,因為這不是學校與一個學生的小事,而是關係無數學生和整個社會的大事。我們必須在此嚴正表示,今天港共黑幫正在盡量利用左派學生來破壞社會的安寧,如果再讓這些共黨教員向非共學校廣泛滲透,這是誰也不容緘默的。尤其在這港府亟須取得居民合作的今天,對此等問題是更須認真處理,而決不容忽然置之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16日 星期一

對港共黑幫還有「談判」餘地嗎?
--由文錦渡一歐籍警官被擄走引起的問題

在英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訪問香港的期間,出現有這樣的一種情況,一方面是石寶德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談話說:「英國政府是願意支持香港,不但是現在,將來亦復如此」;但又聲稱:「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問題,若以暴力去謀求解決,是永遠不能得逞的。對香港目前的情況,若依循正常的途徑,我相信港督是願意商量解決的;而我本人在港期內,同樣願意商討這事。」就石氏的談話語意看,他似乎是向港共分子伸出「友誼之手」,希望他們不要用「暴力」去解決問題,而應該依循「正常途徑」。甚麼是「正常途徑」呢?石氏對此沒有說明,但許多人認為,這可能是指甚麼「談判」之類。因為離開暴力而找正當途徑,除了「談判」也幾乎別無所指的。同時,石氏談話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招待記者時,可能還沒有與港督戴麟趾爵士交換過意見,但他卻先說「我相信」港督願意依正當途徑解決問題,和「我本人」也同樣願意商討這事。這兩句話給予人們的印象,好像是石氏此來的最大目的,是要與港共分子打開「談判之門」。而所謂「我相信港督願意」云云,其中有無「先入為主」之意,尤覺耐人尋味。

但在另一方面,就在石寶德勳爵「在港期內」,港共黑幫不僅無意放棄「暴力」,還在港九各區如瘋如狂的大佈「炸彈陣」,造成了六十人以上的重大死傷。這是否為港共黑幫作為對石氏「正當途徑」的答覆,我們不願在此加以忖測,但前天的消息傳來,在文錦渡邊界的一名歐籍警官,因與華界的共方「農民」「談判」鐵絲網問題,結果問題還沒有解決,該警官便給這些「農民」強擄入華界,再次造成一宗新邊界事件。為了這事,港府當局昨天宣佈將文錦渡重行封鎖,港府發言人說:該項措施的執行,是由於無法抵受共方人士的不法行為。港方希望共方負責的有關當局,明瞭該等行動的嚴重性,才可以避免該等事件的再次發生。

由於上述情況的出現,它清楚說明了一項事實,即是不管石寶德勳爵如何「相信」或者熱心與港共黑幫舉行所謂「正當途徑」的談判,而事實證明是此路不通,一切無從「談」起。對於這次事件的發生,我們覺得有三點意見必須在此表示:

第一、有種種理由可以相信,過去邊界一再發生共方人員越境挑釁和劫持港府官員、軍警等事件,是出自港共黑幫從中策動(以金錢賄賂)的卑鄙陰謀,港府有過不止一次的教訓,那個前天被他們擄走的歐籍警官,實在沒有隨便輕身與這些華界暴民舉行「談判」之理。因為一項已經公開的事實,駐防邊界的英方軍警,非奉有特殊命令不准向越境滋事的共方人員開槍,姑勿論此項政策的利弊何若,至少已給予共方人員一項「保證」,不管他們如何行為「不法」,也不會發生「危險」之虞。在這種環境之下,任何港府官員與他們接觸「談判」,他們都可憑藉暴力而把該等官員劫走。像這樣一個基本存在的不利因素,而該歐籍警官依然無所戒備,實在未免使人感覺驚奇。因此,對於這一事件的發生,我們不能不認為是港府有關官員的疏忽,而必須加以切實檢討。否則長此以往,同樣事故是必防不勝防的。

第二、我們不知道香港英國「財團」對港府的影響力量究有多少,但這些財團之中有一部份人主張與港共黑幫舉行「談判」,這已近於公開的秘密。因此幾個月來港府當局對港共暴亂的極力容忍,始終不肯採取大刀闊斧的除暴安良的措施,這是否受了某些「鴿派」人士的從中掣肘,也不能使人無疑。但現在的無情事實擺在眼前,港共黑幫祇要「暴力」,不要「談判」,港府愈對他們容忍,他們暴亂便愈益變本加厲。而日來軍警市民所受的重大死傷,更無可否認正是這種「容忍」所產生的結果。但我們卻要提醒港府當局和一切香港英國人士不要忘記,遠東英軍總司令賈華將軍曾經一再說過,要香港安定無虞,必須全港居民能夠守住「第一線」,目前香港居民的一致支持政府,正是他們守住「第一線」的事實表現。可是,他們支持政府有一不易原則,就是不能對港共黑幫作無條件妥協,這是民意的基礎,如果港府不想失去「民心」,那是沒有甚麼徘徊瞻顧餘地的。

第三、我們也想有所告於石寶德勳爵,用「談判」方式解決政治問題,雖為英國人之所長,但對滅絕人性的港共分子卻毫不適用。歷史告訴我們,當年張伯倫在慕尼黑會議出賣捷克,用意原在避免戰爭,希圖「自保」,但結果卻是促成戰爭加速爆發,並幾乎使英國陷於萬劫不復的深淵。石氏此次來港訪問,我們但願他不要忘記慕尼黑教訓,而對香港有深入的了解,否則他是將會一無所得,虛負其行的。

總括說來,香港居民對港共暴亂無不深惡痛絕,忍無可忍,港府拿出更大勇氣來消除共亂,再也不應有所躊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