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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3日 星期一

毛澤東向大陸青年開刀!
--分析毛酋「最新指示」的陰險作用

中共「人民日報」昨天以顯著地位,刊出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在該報未發表之前,「新華社」於前天先行發出一則電訊,予以預告,證明毛酋對其「最新指示」何等「鄭重其事」,也可以看出類如這種行動,完全是毛在事前經過周密安排而採取的。

所謂「最新指示」講的是甚麼?原來是說:「甘肅省會寧縣的『長期脫離勞動』的居民,紛紛遷居至農村落戶。這些居民說:『我們也有兩隻手,為什麼一定要住在城裡吃閒飯,靠別人養活?』」「人民日報」除了對此大事「捧場」之外,於是搬出「毛主席」這塊「神位」而畫蛇添足般的說:「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導我們,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在未進一步對這件事加以論列之前,我們要說明所謂「長期脫離勞動」這六個字,在共黨語彙裡所含的意義。否則,我們就無法了解毛酋「最新指示」的內涵了。

共黨自稱是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宣傳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不會有失業者。祇有資本主義的國家,纔有失業。可是,共黨向來是以說謊起家,不論是蘇俄、東歐和大陸中共區,失業者到處都是,共黨為了掩飾,於是「發明」了「脫離勞動」這四個字,用來代替失業,而所謂「長期脫離勞動」,即是說長期失業者。「人民日報」的報導,不啻是公開承認在中共極權統治下,失業問題不但長期存在,而且現已日趨嚴重。失業就是勞動力的虛耗,換言之,中共的工農生產儘管天天自我吹擂「超額完成」,實際是扯謊。「人民日報」自揭瘡疤,也許是潛伏在內的「走資派」故意搗毛的蛋吧!

毛酋把失業者逃亡到農村謀生這件事,與知識青年下放聯繫起來,表面上似乎是強詞奪理,實際上是毛的有計劃陰謀。因為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經濟難關,是農業生產的全面銳降。造成這一危局的主因,則是農村人口的流向城市,產生了大批「失業軍」。農民奔向城市,就是他們對毛的殘酷剝削的報復,特別是自所謂「文化革命」以還,農民對中共政權的仇視心理,空前強烈。一個偏僻的甘肅會寧縣情形已如此嚴重,其他大城市的失業問題,可能已接近「爆發點」。毛可以利用槍桿鎮壓反毛分子,裶除異己,但面對千千萬萬的失業者,可能束手無策。這一情況如果無法打破,毛政權就要面臨崩潰邊緣。

知識青年問題是目前毛所遭遇的最大困難。毛可以運用政治和軍事雙管齊下的恐怖整肅,把反對者加以個別芟除;但以此施諸青年,就難收成效。毛對青年,一向是採取懷柔政策,加以驅使。青年對政治認識一無定見,而且血氣方剛,經不起甜言蜜語的哄誘。在「長征」時期,青年被中共編為「小鬼隊」,專門刺探軍情,為共軍作特務。在延安時,青年被關入「陝北公學」和「抗日大學」,受中共毒素的灌輸。一九四九年時,青年又被編入「南下工作團」,作為中共渡江後南攻的先遣砲灰。「文革」開始後,青少年復被拉入「紅衛兵」的行列,為毛澤東殺人放火。所有上述的中共驅使青年的方式如出一轍,在使用價值發生貶值或無存時,它就把青年當作代罪的羔羊,此因青年多了一次見識,就增多一番閱歷,隨年齡的遞增,他們逐漸了解到中共對他們並不是「培養」或「扶植」,而是希特勒對付德國青年方法的翻版,在利用之後,便加以拋棄。經過「文革」場面的青年,他們的心理感受就是如此,而毛要求他們下放農村,則是針對青年的不滿,用把他們驅逐到農村去的毒計,分散青年的聯合。這就是毛為甚麼要借甘肅會寧縣所發生的一件小事,乘機加以運用,希圖藉此解除青年「造反」的嚴重危機。

在毛澤東未發出這一「最新指示」之前,中共曾發動城市中小學交由工廠辦理,而「公辦」小學則下放到農村生產大隊。這一措施一直無法推動,本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曾坦白承認,因為教室、桌櫈、師資和經費的「四大皆空」,困難極多。工廠和生產隊辦學的企圖,無非是毛澤東想試圖把青少年交由工農幹部「改造」,而後予以控制。現在既發覺此路不通,他就喊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口號,一不做,二不休,乾脆盡驅大陸城市青年,充軍到農村去,使他們與反毛鬥爭最尖銳的城市隔離,失去作用。

這件事顯示甚麼?一是毛在揚言「文化革命基本上已獲勝利」之後,劉少奇一系人馬雖然暫時「蟄伏」,而繼續出現的敵人,卻為數尤眾,失業者和對毛幫不滿的青年,就是現階段與毛「針鋒相對」的「敵人」。二是受中共利用的青年,在其經毛酋敲骨吸髓以後,就會被他視同「廢物」,千方百計要將他們驅之戮之。香港受港共利用的青年,對此應該引為殷鑒,儘早與港共斬斷關係,否則就無法自救了。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嚴正的控訴 正義的要求

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昨天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列舉出一宗宗無可爭辯的事實,對於港英當局一年多以來對我愛國同胞所進行的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提出了憤怒的控訴!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的法西斯面目是何等的猙獰,手段是何等的殘暴,所作所為又是何等的無法無天!自去年五月以來,我愛國同胞,被港英殺害的近三十人,被非法毒打、非法逮捕、非法投入黑獄的達數千人。直到今天,還有近四百人被非法囚禁於黑獄及集中營中,繼續遭受着折磨和虐待。而且非法的逮捕和審訊,最近還在繼續進行。這都是活生生的事實和赤裸裸的法西斯罪行,任港英有千口萬詞,都是無法掩蓋和洗脫的!

從我獄中戰友家屬和出獄代表所列舉的事實中,人們都可以看到:港英既可以不具任何理由而捕人,也可以不擇手段而殺人;既可以在住宅、工會和街道上非法捕人和殺人,也可以在警署、法庭、黑獄和集中營裡非法打人和殺人。只要它認為須下毒手,則任何人在任何時間、任何空間、任何情況之下,都可以由他任意指為罪犯,不但可以非法逮捕,非法投獄,而且投獄時間,竟有達十年以上者!被非法投獄的我愛國同胞,既有年齡高達七十八歲的商人,也竟有尚在少年的學生!至於港英在黑獄和集中營中對我愛國同胞的種種非人虐待,更是駭人聽聞,除了飢寒壓迫之外,有病的得不到治療,受傷的還屢遭毒打,甚至身上留有港英法西斯槍彈的仍續受折磨,被毆至吐血的仍得不到藥物。港英獄中有獄,動輒把我同胞打入「水飯房」和「天台」;且又自毀自「法」,竟使暗無天日的「釘倉」長達八個月之久!總之,纍纍罪行,處處血腥,法西斯的暴行之兇殘,為舉世所罕見。

港英欠下了中國人民這樣多的血債,而且其暴行至今還在繼續未停,可是最近以來,遠自倫敦,近至港英,竟借路透社記者格雷被我政府限制行動自由一事,大叫大嚷,企圖轉移世人視線,淆亂黑白,污衊中國,真可謂是無恥之極!一面在殺害、虐待、壓迫中國同胞,一面還要別人承認它「文明」和「人道」,這樣的日子,在英帝國主義的歷史上確曾有過,不過那是他們在十九世紀的「好」日子,早就過去了。如果他們的眼睛不是長在腦後,就不應該再看錯皇曆。而且,港英一年多以來犯下的血腥罪行,舉世共知,如果以為嗡嗡亂叫幾聲,就可以隻手遮天,蒙蔽和欺騙盡世界的輿論,並掩蓋其法西斯的醜惡真面目,豈不是癡心妄想?

誰都知道,我政府在去年七月廿一日宣布限制路透社記者格雷行動自由,是由於英帝國主義非法迫害我新華社香港分社記者和其他愛國記者。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在此之後,仍然不顧我政府的嚴重警告,反而變本加厲,繼續野蠻和瘋狂地對我愛國新聞工作者進行法西斯鎮壓,且至今仍有我愛國新聞工作者十三人在黑獄裡續受迫害。所以,如果誰真的在關心格雷的事情,誰都會明白責任完全在於英方。

我在獄戰友家屬和出獄戰友代表在中外記者招待會所嚴正提出的要求:港英必須立即停止虐待我仍在獄中的同胞!立即廢除所有「緊急條例」!並立即釋放仍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和黑獄裡的我全體愛國同胞!以上要求港英應即接受。我們相信,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外輿論,都會認識港英的法西斯真面目,都會認清問題的實質,都會承認我愛國同胞所提的要求,是合乎正義的要求。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7日 星期二

我們必須正視的事實!
--為格雷事件對銷假回任的戴麟趾爵士進一言

港督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完畢,於昨天返回香港任所。在這期間,香港有一件為舉世矚目亦為全港市民同表關切的事情,就是香港政府紛紛開釋左派囚犯,以圖交換北平毛幫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的動態。雖然昨天港府發表一項坦率聲明說:「以本港扣留中的左派分子交換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之議,絕無考慮之餘地。港府亦不會以釋放彼等交換任何人。」但在這聲明發表之前,人們看到的事實,是許多重要左囚已被開釋,左派分子更紛紛舉行所謂「歡迎戰友光榮出獄」的集會,祇有格雷本人,至今尚為北平毛幫所囚禁。在這種強烈對照下,我們自有對戴麟趾爵士談談這個問題的必要。

北平毛幫不宣佈任何理由而把格雷囚禁十七個月,這種無法無天的手段,應為一切文明人類所切齒。英國是個崇尚人權、法治的國家,為了拯救格雷,不惜答應毛幫前此提出的勒索條件,要港府釋放了八名因暴亂入獄的左報記者,作為格雷被釋的代價,其「委曲求全」的苦衷,固屬無可奈何,亦為我們所不難了解。香港政府受英國政府所管轄,倫敦既然採取了這種政策,則其處境困難,當亦不言可喻。但由現有事實顯示,港府不僅釋放了八名左報記者,也釋放了其他一批不屬新聞界的重要左囚,這是否亦是出於倫敦指示,固為我們所不知,但至少,此舉之無法獲得「交換格雷」,已為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便足以證明,英國政府的決策和香港當局的行動,除卻違反了現代政治的原則,為北平毛幫打開勒索之門外,對格雷本人和香港局面,都絕無好處。

在此我們發現,倫敦報界和英國政府對拯救格雷雖然同樣心切,但兩者的觀點、立場卻有極大差別。英國政府是想以「紳士」態度「感化」中共,使它不好意思不釋放格雷,因此即使北平毛幫提出無恥勒索,使到倫敦輿論群情憤激,英國政府還是一再表明,無意對毛幫駐英人員採取報復行動,但倫敦報界對於這種態度力表反對,由此可見,英國政府的忍辱政策祇能代表工黨政府,並未獲得英國人民廣泛的支持。關於倫敦報紙對格雷事件的批評,可以最近的「衛報」和「經濟學人」週刊的言論為代表。據本月十二日「衛報」的一篇社論稱:英國人質格雷的命運與中共囚犯的命運必須嚴格劃分,互惠原則並不適用,如果予以援引,那將沒有止境。「衛報」說,自從格雷被軟禁後,中共曾提到八名當時在香港坐牢的毛報記者姓名,他們都已被香港當局釋放,可是現在北平政權又玩弄手段,要求釋放其他囚犯。「衛報」指出,格雷等人是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軟禁的,但是在香港入獄的毛報記者,則是發動暴動,造成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三十一人受傷的罪人。

本月十四日出版的「經濟學人」也很激昂陳詞的說:由於中共蔑視英國力量,或至少不相信英國會使用力量,而造成格雷和其他十餘名英國人仍被囚禁在中共監獄中。英國當前的急務,便是表明英國不能再袖手旁觀。該週刊還促請英國政府對北平毛幫採取強硬立場說,英國最低限度應表示,它將把「新華社」人員逐出倫敦,同時,如果中共也對北平的英國使館採取報復行動,則英國應準備驅逐中共在倫敦的「外交」人員,或再度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由此可知,倫敦報界不僅反對犧牲原則去「交換格雷」,且亦認為非對北平毛幫「以牙還牙」,不足對付他們的勒索。

戴麟趾爵士在英國度假期間,當會清楚看到倫敦報界這種反對向毛幫示弱的言論動向,也更不會不明白最近港府大釋左囚的措施,即使是「奉命行事」,也與倫敦輿論和香港民意背道而馳。我們今天需要有為戴麟趾爵士關切陳明的,是任何沒有原則的對毛幫讓步,不僅無補於香港內部的安全,而且還會因拂逆民情,導致使人不堪想像的後果。現在大家依然記得,在去年港共的長期暴亂中,除了許多無辜市民遭受重大死傷,還有軍火專家、灣仔消防局副區長和若干警員等殉難於港共炸彈橫飛之下,有些警員至今斷肢折腿,身成殘廢,也是拜了港共暴徒之所賜。這些公職人員雖有撫恤,但大部分市民依然血仇未報,此恨難忘,但香港之能夠擊敗港共,轉危為安,誰也不能否認是全港市民全力支持港府的結果。如今港共分子死心不息,無時不想製造事端,為死灰復燃之計,假如香港再出亂子,則廣大市民受了這項格雷事件的教訓,他們是否還會勇於對港共鬥爭,不能謂無考慮的餘地。這個問題,正是戴麟趾爵士所必須正視,和港府對最近姑息左派的行動,不能不要詳加檢討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大公報社論 1968年11月19日 星期二

歡迎薛平光榮歸來 港英必須改絃易轍

港九愛國新聞工作者昨懷着激昂的革命豪情舉行集會,熱烈歡迎反英抗暴鬥爭的英勇戰友薛平鬥爭勝利,光榮歸來。與會者一致指出:薛平戰友和其他戰友的勝利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薛平戰友和其他獄中戰友,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對敵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取得了節節的勝利,為我們愛國新聞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與會者同時嚴正指出,目前還有十三位愛國新聞工作者被非法拘禁在黑獄中,還有幾十位愛國同胞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裡,幾百名愛國同胞被非法拘禁在黑牢,他們都是無罪的,港英當局必須立即釋放他們。港九愛國新聞工作者代表們所講的話,代表了廣大港九愛國同胞的心意和要求,我們一千個擁護,一萬個擁護。

薛平戰友是在去年七月十一日在進行正常採訪的時候被港英警察非法逮捕的。港英編造了所謂「非法集會」和「參加恐嚇性集會」的莫須有「罪名」,自行撕毀了所謂「新聞自由」的假面具,對薛平加以毒打和非法審訊,還荒謬地「判決」入獄兩年。但是港英這種法西斯的行徑,並沒有嚇倒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薛平戰友和其他戰友一樣,在現場中、在法庭上、在黑獄裡對敵人進行了頑強不屈的英勇鬥爭,運用毛澤東思想提高自己,團結朋友,打擊敵人,取得了大大小小的勝利。事實證明,港英當局這些卑鄙無恥的做法,瘋狂地踐踏我愛國同胞人身安全和新聞工作者的採訪自由,只能激起港九愛國同胞更大的憤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誓把反英抗暴鬥爭進行到底,已成為今天港九愛國同胞的共同誓言。

港英踐踏我愛國新聞工作者的採訪自由和人身安全的種種罪行,是有目共睹的。就以現仍被港英非法拘禁在黑獄中的本報記者黃澤和王寧而論,都是在進行正常採訪的時候被港英非法逮捕的。被捕後還受到港英的種種迫害,加以毒打、插贓、長期監禁。如王寧,被長期非法拘禁後嚴重地影響了健康,始終沒有獲得合理的治療。港英對於完全無罪的愛國新聞工作者如此殘酷迫害,只能證明它的殘暴,它的罪行纍纍。

被港英非法拘禁的其他愛國新聞工作者,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裡的三十多位愛國同胞,被非法拘禁在各個黑獄裡的幾百名愛國同胞,同樣是無罪的。港英企圖拿那些見不得人的什麼「緊急法令」來做它幹下種種壞事的「依據」,是絕對騙不了人的,只能自揭瘡疤,搞臭自己。從北京新華通訊社發給薛平戰友的慰問電說得對:「港英當局追隨美帝,與七億中國人民為敵,瘋狂迫害我港九同胞,對我新華社分社記者和其他愛國新聞工作者實行法西斯政治迫害的政策,已遭到可恥的失敗。可以肯定:港英反動派的這種政策,將要繼續遭到更慘的失敗。」形勢比人強,這是港英必須認真考慮問題,作出相應行動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19日 星期六

不要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
--對「紅旗」雜誌篡黨社論的再分析

多時以來,西方國家對大陸消息的報道,就常常犯了把毛幫宣傳「當作事實」的毛病,特別在「文革」大亂以後,因為美國早沒有記者派駐大陸,祇能在東京、香港兩地收聽「北京電台」的廣播,而毛幫害怕「家醜外傳」,又先後拘禁了英國路透社記者,和把法新社與日本記者多人驅逐出境,這更使西方國家無法獲得「較為客觀」或「可供研究」的新聞來源,於是有關大陸的新聞報道,便祇好以「新華社」的宣傳資料作為根據。但因西方記者多數看不懂中文,而習慣又喜歡選擇一些所謂「重點」情節來轉述,以致往往給毛幫的「宣傳愚弄」而不自覺。更由於這種關係,又大大影響了西方人士對大陸情況的觀察,如這次「紅旗」雜誌發表那篇叫囂「整黨」(正確的說是「毛澤東篡黨」)的社論,就是一個十分顯著的例子。

譬如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前天評述「紅旗」雜誌所稱劉少奇已被剝奪一切職權時,就可顯出美國人士對毛幫內亂的現象,仍有許多人缺乏足夠的了解。據「郵報」評論說:注視中共事態的人,對於中共最近發展所含的意義,見仁見智,莫衷一是。解釋的不同是集中於毛澤東頭號敵人劉少奇已喪失官位的消息方面,這是難與外傳毛澤東景況悲慘的消息互相符合的事件。據「郵報」指出:「有人解釋說:毛澤東在北平仍然維持某種操縱力量,不過這並非對大陸各地整體而言。因此毛澤東的御用報紙宣佈劉少奇已正式倒台的事實,並非有甚麼大不了,祇不過是一種策略的運用而已。亦有人解釋說:毛澤東並非真正的那麼處境惡劣,而且他事實上刻正小心翼翼地再糾集實力,以備對中國大陸上的落後再來一次大躍進。根據這些觀點,他是不會真正全部剷除劉少奇的勢力的。」就「華盛頓郵報」所稱美國人對毛幫內爭的看法,他們對劉少奇是否已被剝奪所有官職之說,仍是「半信半疑」,而對毛澤東「篡黨」野心的背景如何,能否得逞,還是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究竟事實怎樣呢?根據我們對「紅旗」社論和有關情況的觀察是:毛澤東的「篡黨」陰謀,是他一連串政治失敗中,最後一次也是最沒有把握的一次政治賭博,而不管劉少奇今後的命運如何,毛澤東亦已首先「自已否定了自己」。原來,「紅旗」社論的中心,並不在所謂「中國赫魯曉夫已被掃進垃圾堆」的對劉少奇詛咒,而在毛澤東有關名為「整黨」實則「篡黨」各種理論的提出。為了企圖達成「篡黨」的目的,毛澤東用了「清除廢料」、「吸收新鮮血液」、「反對復舊」、「反對保守主義」、與及批判「迷信選舉」等等詭辯,藉以掩飾其勢窮力蹙的處境,和支持其「吐故納新」的說法。但不管毛澤東提出「反對」的事情有多少,至少他已表示不易通過「選舉」這一關,所以他就祇能指為「保守思想」,而不敢侈言「反對」。而問題也就在此,毛澤東的「黨主席」稱謂,與劉少奇「政府主席」的銜頭,不論是真是假,都是經由「選舉」方式產生的,假如毛澤東不能用「投票表決」罷免劉少奇,則「紅旗」所稱「中國赫某已被剝奪一切官職」之說,根本便站不住腳,亦無人信服。反過來說,假如毛澤東硬是不經「選舉」程序而「篡黨」,甚或不顧一切的置劉少奇於死地,則他的「主席」稱呼便毫無根據,其勢非改稱「毛太陽」、「毛舵手」不可,試問這是存心「神化」自己的毛澤東可以接受的嗎?這就不難看出,毛澤東今天的不敢正視「選舉」,而祇能「批判」選舉為「保守」,正是自知「選舉必敗」,因而迄是不敢召開「九全大會」和「人民代表大會」的緣故。要是毛澤東真有足夠把握控制「黨」,讓「代表」們名正言順地清除了他所有的敵人,也「一致通過」的「選」他繼續當「主席」,這就用不着這樣咬牙切齒的詛咒「中國赫魯曉夫」了。正唯毛澤東無此力量,也無此信心,更怕在這「選舉決戰」中,被打倒在地、清除出黨的,不是赫某而是他自己,這就「一命嗚呼」,「永遠不得翻身」,那才是毛澤東今天真正「怕得要死」的下場。而僅就這一點看,毛澤東想以主觀願望而「篡黨」,那將是沒有可能實現的幻夢。

再從另一方面看,毛澤東大罵那些共黨「老幹」為「廢料」,又暗示對各地「革命委員會」的「舊班子」要不斷進行「鬥、批、改」,這分明是孤立無助的悲鳴,也是他篡黨有心而自知不易得逞的反證。在此可以了解,毛澤東的敵人並非僅止劉少奇一個,即使劉少奇因被幽禁而喪失權力,仍有許多劉某信徒和死黨,這是毛澤東所清除不了的。而因那些各級「老幹」都被目為「廢料」,其勢必與「劉派」合流,這對毛酋「篡黨」更增許多阻力。其次是毛澤東即使求助於軍人,軍人也不可靠,羅瑞卿倒了之後有楊成武,目前各地軍人正在擁兵自重,大攪「獨立王國」,毛澤東一定不敢「鬥批」他們,否則激而生變,後果更加嚴重。因此,「紅旗」社論說些甚麼,始終是毛幫一廂情願的宣傳,我們就沒有理由把這種宣傳看作事實。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9月12日 星期四

毛幫高層在嚴重分裂中!
--且看江青怎樣在「慶祝會」上滿胸悲憤的講話

近日大陸毛幫拚命宣傳「一片紅」,港共黑幫也好像撈了一根「救命的水草」。但在本月九日「新華社」發佈周恩來和江青在「北京慶祝大會」(七日)上的講話,不僅顯示大陸廿九個「革委會」的成立,並不等於毛澤東寡頭「復辟」的成功,而且還可由此看出,因毛澤東倚靠軍人和利用工人大力鎮壓學生紅衛兵的結果,業已使他這個「無恥階級司令部」,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我們甚至於發現,在這「一片紅」呼聲的背後,由於毛澤東的大權旁落,眾叛親離,周恩來固然是野心勃勃的要作「政治大扒手」,而江青也有不惜擺出向毛瘟君「造反」的姿態。現在且讓我們把他(她)兩人講話的不同心事,分別予以剖析:

在「新華社」發表的「江青講話」全文,這個毛家妖婦「苦在心頭,酸到出面」的聲音容貌,可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江青開始這樣說:「今天(七日),我是早晨才知道要開這樣一個盛大的慶祝全國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大會,臨時告訴我,要我來說幾句話(原註:鼓掌)。」這幾句開場白,在江青講話中原不怎樣重要,但卻有極不尋常的意義,亦即是江青忍不住內心酸苦交集而不能不公開發洩的意義。試想想,這個一個據稱有十萬人參加的「盛大慶祝會」,江青要到當天「早晨」才獲得消息,而且又是「臨時」才被通知要她「說幾句話」,究竟這個大會是由甚麼「狗膽包天」的人籌備和主辦的,為甚麼江青竟然被蒙在鼓裡?而「臨時」通知江青說幾句話的,除了毛澤東還有甚麼,但毛澤東為甚麼要這樣做?這些都是由江青親口洩露出來的大秘密和大問題。可想而知的,這個「慶祝會」是由「政治大扒手」周恩來精心泡製的獨幕劇,旨在「混水摸魚」,排斥江青,連毛澤東也毫無辦法,因此江青便忍不住要說出這些滿胸悲憤的酸溜溜的話。

接着江青講話說:「回憶這兩年多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經過多少驚濤駭浪,終於把黨內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徹底粉碎了(原註:鼓掌)。」「我們不要忘記了革命的青年、紅衛兵小將在革命的初期、在革命的中期,都建立了豐功偉績(原註:鼓掌)。現在有少數個別小將犯了這種或那種錯誤,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改正(原註:鼓掌)。就是個別單位,有什麼武鬥,那也很滑稽的。當然這不是好事,我們反對。但是壞事也可以變成好事,就是取得了經驗教訓,鍛鍊了革命小將(原註:鼓掌),暴露了敵人(原註:鼓掌)。」這一節話,江青把各地「軍閥」大力壓鎮紅衛兵的內心悲憤傾吐出來了。她叫人們「不要忘記了」紅衛兵的「豐功偉績」,她認為「個別單位」的「什麼武鬥」都是「很滑稽」的事情,她又強調這種壞事也可「變成好事」,這不僅要替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紅衛兵辯護,而且還是對各地軍閥的一種「抗議」或「警告」。不管江青的話是否還有「力量」,但她總是這樣憤憤不平的說了,所以一再獲得紅衛兵小將的「鼓掌」。

後來,江青在談到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問題時又說:「但是,工人階級,領導的階段,要好好地保護紅衛兵小將(原註:鼓掌)。要幫助他們,教育他們。因此,我建議你們也要(「也要」兩字是大關鍵)好好地學習本月五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紅旗』雜誌編者按這一篇按語,這篇按語是代表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的(原註:鼓掌)。」江青所特別提到要毛幫「好好學習」的那篇「紅旗」雜誌的編者按語,是說要對大中學生甚至「資產階級技術權威」安排「出路」,「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本報曾在七日社論「看毛澤東的無恥階級司令部」一文中予以摘引,請讀者覆按)。在毛澤東「指示」工人階級必須「長期佔領學校」,而各地軍閥又正大捕大殺學生紅衛兵的今天,為甚麼江青要如此叮囑毛幫必須「好好學習」紅旗編著的「按語」呢?我們最初的看法是:「原因就是毛派工人佔領學校的整個形勢糟得很,毛澤東自己的嘴臉已經夠黑了,不想馬上就向知識分子低頭,所以授意陳伯達給他補上這一段黑話,希望緩和知識分子的猛烈反抗。」現在根據江青口氣作進一步分析,陳伯達說的這一段「黑話」,有出自如下兩種情況的可能,一是江青曾和毛澤東發生猛烈吵架,或者演過「一哭二餓三上吊」的活劇,由老毛被迫讓步的結果。二是江青根本不理毛瘟君的態度如何,直接命令陳伯達必須寫出這一段「按語」,以表示他對老毛犧牲紅衛兵這一無恥行為的反抗。陳伯達因為自己在名義上是「文革小組」的組長,也怕共軍這把「一片紅」刀子最後殺到自己的頭上,所以也樂得唯江青之命是從。但不管這兩種情況以何者為接近事實,至少在毛幫高層內,江青對林彪的衝突已經表面化,而毛澤東則變成自身難保的「泥菩薩」,連江青也要「造他的反」了。

最後附帶一談周恩來,在這個「慶祝會」上,周酋的表情剛好和江青相反,他自稱代表毛澤東、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向群眾問好,他那種揚揚得意的「政治大扒手」口吻,似乎在發出「漁人得利」的微笑,他的講話面面討好,不着邊際,更極盡投機取巧的能事。由此可以看出,毛幫高層的明爭暗鬥,各懷鬼胎,不僅說不上「一片紅」,而且顯然正在準備上演一幕「黑吃黑」的你死我活大拚殺。就讓我們看它怎樣演出吧。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9月3日 星期二

大陸報人面臨「再開刀」厄運!
--且看香港左報怎樣應付這整肅風暴的來臨

「把新聞戰綫的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八月卅一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以編輯部名義聯合發表一篇文章的題目,「新華社」把它全文拍發,昨天香港幾家「正牌」左報都用全版篇幅予以登載了。這篇文章是毛幫寡頭統治階層對大陸一切報紙、報人和新聞機構的新整肅訊號,顯示曾經長期替毛澤東造謠惑眾的左派報人,又將面臨着「死無葬身之地」的悲哀。由此可以想像,那幾家奉命必須全文刊登這篇文章的香港左報,在他們編輯部同人一字一句的讀畢這篇文章後,如果不是神經上麻木不仁,那就必有一種末日來臨的感覺。因為祇要毛澤東這個「最高指示」有達到香港左報的能力,他們都是肯定要被「開刀」無疑的。

看這篇文章的論點、結構和許多注釋,那十九是由陳伯達執筆、並經過毛澤東加工泡製的「大毒草」,因此在它所謂「批判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新聞路綫」的大叫大跳中,也無處而不反映出毛澤東對大陸原有那批左派報紙,恨之入骨和急於動手清除的心理。這也證明,祇要毛澤東、陳伯達這些狐群狗黨存在一天,不管是大陸的左派報人或是毛幫的海外傳聲筒,都可肯定他們必受誅鋤,絕難倖免。現在且看這篇文章說了一些甚麼話:

關於對大陸報人的「階級鑑定」,這篇文章開始便說:「中國赫魯曉夫等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派,一貫仇視和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新聞路綫。他們代表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瘋狂進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新聞路綫,把叛徒、特務、走資派安插到各個新聞單位中,妄圖使新聞事業變成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這些罪狀怎樣呢?據指出:「中國赫魯曉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之流」,曾經下令各級黨報「都不必公開宣傳是中共機關報,也不必說是政府機關報,祇稱某地某報即可。」過去大陸共黨是有這種情況,而今天香港左報的自稱為「愛國報紙」,也是根據了「中國赫魯曉夫」定下的準則,毛幫對此沒有說錯了。尤其是,「把叛徒、特務、走資派安插到各個單位中」,香港左報不僅有此情形,而且非常猖獗,毛幫對此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食之而甘心,這也沒有「恨錯」了。

然則怎樣才能算是忠於毛澤東寡頭統治的報紙呢?據毛幫這篇文章說:「新聞事業必定要受一定階級的領導或束縛,所謂不受『束縛』的新聞事業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受無產階級的束縛,就受資產階級的束縛,二者必居其一………。」這篇文章反對新聞報道的「客觀性」,據稱:「新聞是有階級性的、黨派性的,超階級的『客觀的報道』是沒有的。那些客觀、真實、公正之類動聽的言詞,不過是用來掩蓋它們為資產階級服務、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幾片骯髒的遮羞布。」因此毛幫認為,祇要那些左報披上「客觀」、「公正」的畫皮,即使是天天的在說謊造謠,實際上「卻同無產階級的敵人坐在一條板櫈上」。

在清算大陸報人中,毛幫特別舉出幾個「罪大惡極」的例子,據該文章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那位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徐鑄成把持的舊『文匯報』(請香港「文匯報」的嘍囉們聽着!)。這家很合乎中國赫魯曉夫口味的,自稱是『文人論政』、『論政而不參政』的超然的『民辦』的報紙,一九五七年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大量刊發反動言論,大量採用反動編排,呼風喚雨,推濤助浪,妄圖造成天下大亂,以便整垮共產黨,由資產階級右派取而代之。」想當初,徐鑄成當香港「大公報」總編輯,後來香港淪陷,徐鑄成回到大陸,受制於王芸生,一怒之下另創「文匯報」,專以攻擊政府為能事,比王芸生表現得更「左」。當共軍渡江前夕,有一位與他有相當交誼的國民黨人,勸他離開上海,幾至聲淚俱下。談判終宵的結果,徐鑄成始終認為共黨「有前途」,以能迎接上海「解放」為得意,想不到被「整」了十年以後的今日,仍被看作為「反動資產階級右派」的典型。香港左派報人屬於「徐鑄成之流」的多的是,如照那篇毛幫文章所說:「要注意人是會變化的,必須經常清洗那些腐化分子,不讓他們掌握報紙、新聞的工具」,難道他們還會有「好下場」嗎?那篇文章又談到:「那些什麼『羊城晚報』『南方日報』之類放毒造謠的舊報紙,一個一個被封了,被沖了,好得很!好得很!」祇有香港左報至今仍然「逍遙法外」,「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我們不禁要問,他們準備何處去?準備怎樣迎接毛幫這個整肅風暴的來臨?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3日 星期六

中共的「八一」建軍集會無形取消了
--由黃永勝的「廖化作先鋒」看毛幫危機的深刻化

今天是八月三日,離開中共的「八.一」建軍節已經兩天,但到昨天香港左派晚報出版時為止,「北京新華社」祇發出過兩則其實是一則與「八.一」有關的電訊,那是黃永勝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共軍「建軍四十一周年」招待晚會上的講話,「新華社」把他的講話分成兩則電訊發出,一簡一繁,其實還是同一的消息。照此看來,如果不是還有甚麼其他問題,則八月一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顯然沒有舉行「八一建軍節」的集會,更沒有以前按年舉行的「大閱兵」儀式(按:去年有集會,但已取消閱兵儀式),祇是由偽「國防部」來一個招待晚會便算。這是說,在毛澤東存心利用林彪排斥「紅軍之父」朱德,而林彪則懷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鬼胎之下,刻正企圖遮遮掩掩的取消「八一建軍節」了。再看出席招待會人物的名單,毛澤東、林彪都沒有參加,朱德已被排除,「戲劇」的主角是「總參謀長」黃永勝,「副參謀長」吳法憲,其次提到的陳毅和李先念是以「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出席,但共軍中的「元帥」級人馬如劉伯承、葉劍英和曾任「軍中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和聶榮臻等,通通不見露面,反而有問題的「地區部隊負責人」,如韓先楚(福建)、韋國清(廣西)、張國華(四川)、王恩茂(新疆)等,都大搖大擺的作了座上客。另一奇怪的現象,是在「北京革委會」與「首都大專院校」和「中學紅代會」的代表名單中,被稱為江青裙下「四大金剛」的「北大」聶元梓、「清華」蒯大富、「北航」韓愛晶、「師大」譚厚蘭等,通通不知所蹤,祇有「代表」名稱而無名字。像這樣的一個不成名堂的「招待晚會」,毛幫內部矛盾之深,與共軍本身也大鬧「派性」的分裂現象,實已表露無遺。

根據這些事實分析,由於毛澤東和林彪的因急於排除朱德而有意取消「八一建軍節」,不僅使共軍的分裂更為明顯,甚至連林彪和黃永勝之間,也可能因權力衝突而有了「心病」。其中跡象之一是,那些共軍「資深將領」如劉伯承、葉劍英等沒有出席「招待晚會」,顯然是不滿毛澤東企圖一手扼殺「八一」傳統的瘋狂做法。跡象之二是,林彪在今年「八.一」前夕所發表自我吹擂的所謂「重要題詞」,表面上是吹捧「解放軍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隊伍」,藉以否定朱德為「紅軍之父」的地位,但在事實上,林彪這幾句據稱曾在兩年前被「中國赫魯曉夫郵電部代理人」扣壓不許發表的題詞,根本就是毛幫的「老八股」,而林彪今天竟要把它宣傳為了不得的「大事」,這就顯然是在吹捧自己,而非真正吹捧毛澤東。而林彪所以搶先大吹自己,但又不出席黃永勝「招待晚會」的原因,乃是黃永勝屬於毛澤東「秋收暴動」的「三灣派」,不屬於林彪一系的心腹,因此也就認為沒有替他捧場的必要。同時,屬於林彪一系的「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湖南「革委會」主任黎源,也沒有參加這次「招待晚會」,這亦多少可以反映出林彪和黃永勝兩人之間的「心病」。在此我們可以大致看出,今年毛幫「八.一」建軍節之大異於往年,除了朱、毛分家已經無可彌縫外,主要是黃永勝有意拉攏一批後起軍人和地方將領,來樹立自己的勢力,而首先受到威脅的,正是林彪。其次則是黃永勝曾被毛派紅衛兵攻擊為「廣老譚」,所以「文革」一系的人馬,也無人參加這個以黃永勝為中心的招待晚會,表示不願替這個「廣老譚」張目。這亦即是說,在毛澤東否定「八.一」傳統和林彪排除朱德的自私目的還沒有實現之前,毛幫和共軍內部已經四分五裂,亂作一團了。

然則黃永勝如何呢?根據他在「招待晚會」所作的講詞,雖然他也人云亦云的大捧毛澤東,但事實可以看出也是個「不能成事」的土包子。譬如黃永勝說:「我們這支舉世無雙的工農子弟兵,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強大,軍民之間、軍政之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親密無間,我們的國防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鞏固」,以今天大陸到處流血武鬥,殺人如麻的無可掩飾事實,而黃永勝竟說成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好」,那豈不等於說,過去毛幫的軍民關係和軍政關係,比之今天還要亂得更糟嗎?更可笑的,是黃永勝一面叫囂支持越共「打到底」,支持全世界的「人民革命」,一面又氣急敗壞的呼籲:「必須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隨時準備粉碎帝、修、反的一切挑釁和進攻」,如此五中無生,語無倫次,正可反映他們對當前局勢的悲觀恐懼心理。在此人們記得,當去年廣州「大亂」,黃永勝被紅衛兵攻搫至體無完膚時,他是「怕得要死」的躲去「北京」,連一句話也不敢說,現在因緣時會而當上這個危機四伏的「總參謀長」,如果他沒有忘記羅瑞卿、楊成武是怎樣的下場,恐怕他明年是否還有機會再開一個「招待晚會」也有問題呢。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8日 星期一

毛澤東多行不義,「天奪其魄」!
--由大陸「南澇、北旱」說明的事實

大陸漂來香港的浮屍,迄未因粵共「懸賞撈屍」而少減,這許多死於派系打殺的海上冤魂,無一不是由毛澤東一手製造的罪惡。同時亦可證明,目前大陸的真實情況是「形勢大壞,不是小壞」。毛共集團不僅無力控制這種瘋狂打殺的派系鬥爭,而且由於多行不義,刻正面臨「天奪其魄」的悲慘下場。

我們所說的「天奪其魄」,決不是對毛澤東的空言詛咒,而是由大陸「南澇北旱」全面災荒所提供出來的事實。中國大陸由於南北氣候的不同,雨水失調本為常見的現象,但像今年南澇北旱的全面成災,稽之歷史,亦屬少見。先就南方來說,由農曆五月至今的一個多月來,總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下雨,雨量之大,打破了歷年同期的紀錄,結果華南各省無不同患水災,尤以廣東為甚。在較早之前,毛共自欺欺人,還發出有所謂夏季「豐收」的消息,但在無情事實打擊下,終於被迫承認出現了「歷史最大的洪峰」。但是,在毛幫發佈此項水災消息時,他們仍然避重就輕,大打折扣,如藉所謂五十萬人日夜搶救,已使北江大堤和中順大提「化險為夷」之說,就是一種存心掩飾廣東水災的虛偽報道,因為在廣東境內的防洪堤壩,除清遠石角圍和蘆包水閘為北江的主要大堤外,整個珠江三角洲尚有許多大小不一的堤圍,有些堤圍保護幾十條鄉村,有些堤圍保護大量的田畝。照毛幫的新聞報道看,姑勿論北江和中順兩條大堤是否因全力搶險而不致潰決,但其他未被提及的堤圍,顯然都已不是漫頂就告崩塌了。在此我們還可理解,假定粵共的防洪重點是集中於搶救北江、中順兩大堤,這是現代戰爭所謂「守點棄面」的戰略,這等於死力保衛廣州,外圍則全部棄守。這樣的防洪,當然有其人力物力所限,但可想而知的,這些無法宣洩的洪峰,勢必一瀉無前的向珠江三角洲灌注,而首當其衝的南、番、中、順這幾縣,就不堪設想了。證以大陸浮屍的滾滾而來,西江流域水患之深,人民受禍之慘,必定大大超過外界的想像,這祇要稍為熟悉廣東河流情況的人,都是不難了解的。

就因粵省水災已為無可掩飾的事實,所以粵共當局也就預先留下「伏筆」,在宣傳「抗洪搶險」的同時,也指摘某些派系分子不熱心救災而忙於武鬥。這種宣傳的最大用心,就是有意把廣東水災推由「各派」去負責。但人們要問,這種殺人如麻的派系鬥爭,是由誰挑起的?還不是老而狂悖的毛澤東嗎?而在華南各省洪水泛濫的期間,假如人們真的任令農作失收、田園不保也要反抗毛幫的暴政,這種「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心理,難道又不是毛共惡滿貫盈,「天奪其魄」的明顯象徵嗎?

說完「南澇」,再談「北旱」。據「新華社」的六日報道說:「久旱不雨的北京郊區,從五日晚到六日晨普降喜雨。雨後,乾旱嚴重地區的廣大貧下中農和革命幹部,立即行動起來,為一部分尚未播種的農田趁雨搶墒播種,補種缺苗,大部份地區正在為青苗追肥,加強田間管理,決心爭取今年的豐收。」「新華社」同一報道又稱:「北京郊區從去年冬季以來,雨雪稀少,嚴重的乾旱一直在發展,今年的春耕生產受到嚴重的威脅。經過廣大貧下中農、革命幹部發揚了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奮起抗旱,挑水點種,排除萬難,爭得了一片齊壯的好春苗,昨晚這場較大的雨十分有利於春苗的生長。」根據「新華社」這一則所謂「喜雨」的報道,我們又知道北方各地原來「從去年冬季以來」,就患着「嚴重乾旱」的。按農曆的時令計算,現在已是「夏收」的時候了,可是「北京郊區」仍有許多農田尚未「播種」,雖經「廣大農民」和「革命幹部」全力「抗旱」,結果也祇能在有些地方「爭得一片春苗」,因此祇要下了一陣雨,毛幫就不禁歡喜若狂,要「立即行動起來」,忙於「補種缺苗」和為「春苗追肥」等工作。現在「夏天」快要過去,而他們卻仍對着「春苗」「望天打卦」,這是公開的承認,北方「夏收」根本已告絕望了。同時我們還可指出,這次獲降「喜雨」的還祇是「北京郊區」,北方各地顯然仍患「嚴重乾旱」,而「北京郊區」鄰近毛幫「輦轂之地」,他們為了觀瞻所繫,雖經「挑水點種」,也不過「爭得一片春苗」,其他北方的廣大農村,農民知道春耕絕望,當然連一點可供點綴的「春苗」也沒有。即此可知,北方旱災的嚴重情況,比之南方水災,恐怕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這「南澇、北旱」的事實證明,「新華社」日前所謂「夏季豐收」之說,完全是假的。這一全面災荒的形成,對搖搖欲墮的毛偽政權,毫無疑問是個致命打擊,重以大陸群情鼎沸,民怨沖天,如此天怒人怨的結果,試問毛幫還有甚麼辦法捱得下去?大陸形勢一壞至此,若非毛澤東多行不義,天奪其魄,難道這是「偶然」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