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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1日 星期六

綜論香港升中試和高等教育兩問題

關於升中試的存廢問題,因為這制度本身有利亦有弊,故社會人士觀點也頗不一致。但有一點是並無異議的,即是把現時官津小學的六年制,擴大為兼辦初中班的九年制,那些官津小學生,如有成績優異,可以參加升中試獲得政府補助,和分發到「有名」中學的固佳,否則,他們仍可免直升原校初中班,接受九年的基本教育。這樣他們可以轉變為香港工業的「後備軍」,而不致幼年失學,歧路徬徨,走向「不良少年」的途徑。日前有關人士在電台談及這個問題,一位高級教育官也認為這個辦法頗有「可取」,但問題是政府沒有這一筆經費。但據日前我們在表列各新區官津小學學位分佈的實際情況所顯示,在那十七多萬個小學學位中,屬於「空置」的學位超過二萬個,這些學位本來已有經費預算,如果把它改為「初中班」,即令還要增加經費,亦屬有限,香港政府決不會擔負不起。至於教師方面,人才也不成問題,因為他們所教的不過限於初中學科,祇要是國內大學畢業的小學教師,或香港二年制和「特別一年制」的師範畢業生,就有執教的資格。如此則經費和人才都不成問題,即使不能馬上把全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至少先將那新區空置二萬餘學位作為開辦的基礎,這也可以補救目前升中試存在的一項主要缺點的。

根據日前本報刊出的一位讀者投書所指出,目前本港官津小學的學生一般分為兩部份,那些成績良好的列為「六年甲班」,讓學生自由參加升中考試,考到學位的,可照政府指派的中學就讀,大都也不成問題。最成問題的則是那些成績較差一般稱為「六乙」、「六丙」等班級學生,因為他們連升中試的機會亦被剝奪,讀完了小學六年,就是「畢業即失學」。而因這些學生多數出身貧苦家庭,又以年紀尚輕,未到就業年齡,這樣就難免因走投無路,游手好閒,走入阿飛的行列。但如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他們可以留在原校就讀至初中畢業,這時已有十五、六歲,即使無力升學,亦可到工廠習藝,成為社會「有用」的人。而且,在官津小學擴辦初中班之後,如有參加升中考試落第的學生,亦可設法收容,給他一條上進之路,這亦必有助於減少一些對社會不利的「問題少年」。因此這可說是在保留升中試制度之中,一個能夠補救其現有缺點的辦法。

就我們所了解,現在香港的一般中上人家,都不大熱心把兒女送讀官津小學,因為他們認為官津小學管教並不很嚴,讀了也沒有甚麼「好處」。而一些所謂「有名」的中小學,因為學生小學畢業之後可以在原校「直升」,也多無意參加「升中試」,因此升中試的或存或廢,對這些學校並無多大影響。祇有新區兒童,他們的家庭環境祇能就近讀官津小學,如果升中試名落孫山,或連參加應試的機會也沒有,這就成為失學失教的少年,而為我們不容諉卸的責任。

此外,升中試還有一項應該改善的缺點,就是分發學生的辦法。據若干家長公開指出,除一些成績優異的考生,可以依其所填「志願」分發到「有名」學校外,大部份的及格考生,就隨便派給了學位便算。由於這點原因,以致有些考生雖然在升中試「入圍」,但因被派學校離家太遠,許多家長不願兒女長途跋涉,難於照顧,或不堪交通、午膳等費的負擔,寧願放棄學位和補助,轉到就近的私校就讀。這樣的「硬派學位」,即使不完全失去升中試的原意,也顯與家長、學生的願望背道而馳。這在升中試仍然保留的今天,實有急予改善的必要。

至此,我們還要附帶一談香港高等教育的問題。由於近年中學畢業生一年年的增多,而「港大」和「中大」這兩家官立大學也沒有許多學位供青年們升學,除了小部份可以到國外留學外,大部都要投考各私立專上學院,但是那些專上學院畢業生,無論他們成績如何,其學位概不被港府所承認,甚至連執教小學,其資格也不如官立師範生,因此,一旦到社會就業,就發生不少困難。港府這種「不承認政策」,也許是認為私立大專學院設備不足,程度不齊,不夠大學畢業生的水準,但現在若干私立大專學生發出呼籲,要求港府舉辦「統一文憑考試」,邀請有聲望的社會人士監考和評閱試卷,如果成績合格,就給以學歷的承認。我們以為,這種要求實在合情合理,假如港府認為考試是一種公平的競爭,這自不應「偏愛」兩家官立大學的學生,而剝奪了他們參加競爭的機會,而且更可由此考試制度,促使各私立專上學院加強管教,力爭上游,則其有利於本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如何也比那種「不承認主義」高明許多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19日 星期四

為台北教育部及教育界進一言
--再論有關香港僑生保送升學的問題

關於香港僑校保送僑生赴台升學的問題,據日前本報駐台記者報道稱:教育部獲悉香港僑校對「取消」決定的不良反應後,現已改變初衷,原則上可保留保送制度,但為防止弊端,對保送辦法將作部份修改。據悉,我教育當局今後可能採取對保送僑生先作一次學科測驗的辦法,以判別其程度,然後就其實際程度來作分發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的根據,以免造成過去分發不公平的錯失。至於保送名額,明年度起,可能較今年度減少。教育當局「從善如流」,自足使香港僑教人士同感欣慰。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尚有再予申諭的必要。

由於教部認為某些僑校因「濫用保送」而造成「弊端」,而有取消整個保送制度之議,但經過這次事件後,我們相信某些僑校為了愛惜本身名譽,將不會再有不符規定的「濫保」。不過,保送就是「保送」,如果僑校保送了學生,而教部還要先行測驗再予分發,這就好像是變相的「考試」,制度儘管保留,但已不免予人以「名存實亡」的印象。而學生鑒於這種辦法等於「送而不保」,他們是否還會重視這種保送,因而勤奮用功,以求達到保送的標準,恐怕亦有問題。如果說,鑒於各家僑校情況不同,水準不能劃一,非經一番測驗,難免失諸公平,我們以為,教部既然握有此等僑校成績參差的資料,那亦大可把保送辦法分為「甲」「乙」兩級,過去辦理成績優良的列為「甲」級,准予保送某些「有名」大學和某些科系,成績不如理想的列為「乙」級,祇限保送某些院校和若干科系。同時,為了鼓勵僑校力爭上游,更不妨採取三年考績的「升降制度」,即是根據僑生學業的成績表現,好的「乙」級僑校可以升為「甲」級,不好的「甲」級僑校就要降落「乙」級。這種辦法對僑校是一種鞭策,但畢境是公平的競爭,這總勝於「事前測驗」的離開「保送」原意,亦可免使僑校、僑生認為如此「保送」是「似是而非」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要為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申述一些意見:

第一、我政府當局必須確認爭取香港僑生是當前僑教的一個重大政策,而不是一種恩惠的「施與」,因為今日的海外地區,許多僑校教授中國語文都已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祇有香港仍然保有「僑教」的自由。但自近年來,香港華人青年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僑校經營已頗不容易,而那些赴台升學的僑生,由於顧及將來出路,非有本身的國家意識,與及師長啟迪和家長鼓勵等等,不足堅定其意志。我們知道,一個高中畢業的中國青年,在香港或到外國升學與赴台升學,對他本人的思想意志和未來事業可能是個分水嶺,台灣每年多招一千幾百個香港僑生,政府負擔不會很多,但對海外人心和華僑文教前途都關係至大。如果有人認為這會「分薄」了台灣學生「升大」的名額,因而私心不快,這種近視觀念是非要認真改變不可的。

第二、海外赴台就讀的僑生,原不限於香港,但台灣有等教育界人士,或對海外僑社完全隔膜,似乎對僑生存有一種「成見」,祇要有少數僑生學行不佳,就故意張大其詞,作為要求修改僑生政策的藉口。但據有些了解僑生情況的人士說,那些被指為不守校規或出外滋事的「太保僑生」,多數來自印尼星馬,少數來自緬甸,而他們所以會有越軌行動,或因在當地受排華影響而失教,或因家長接濟斷絕而陷於經濟困難,復以人地生疏,沒有親屬照顧,遂不免要以不當行為來發洩其內心的苦悶。而他們的家長把兒女送到台灣就學,除了希望兒女成材,還有國家觀念的驅使,認為我們政府愛護華僑青年,值得付託。就教育原則說,如非這些華僑子弟真正冥頑不靈,實在應有辦法導之使善,否則便不是他們之過,而是我們教育政策之失,也是教育工作者之羞。同時,台灣省內也非沒有「太保少年」,不應獨責少數僑生,譬如最近台中有一個省立一中的朱姓學生,用刀刺傷軍訓教官之後,逃到台北公園服毒自殺(現已獲救),如果我們公平論事,這又應該怎麼說呢?

還有,香港有些頗有地位的大專學院,近年每有學生到我教部立案的學院轉系就讀,但因他們的原讀學校未向教部立案,其學分不被承認,常常陷於困難,這種墨守成規的限制,常使有志於中國文化的青年失望,教育部對此,也是非要另訂補救辦法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2日 星期一

對香港「升中試」存廢問題的檢討

關於香港升中試的存廢問題,最近頗引起社會和教育界人士的注意。升中試以前稱為「小學會考」,後來為了不使一些幼齡兒童受到「會考落第」的心神打擊,所以才正名為「升中試」。政府舉辦升中試的作用,原在使小學畢業的兒童,經過會考的測驗,保證給予他們「升中」的學位,那些成績好的,撥送到官立中學或「有名」的私立中學,並且給予他們獎助學金,成績稍次的,亦可分發到其他有足夠水準的中學就讀。這一政策,當然亦與教育當局發展官津小學的計劃有關。

自這一政策實施以來,似乎有利亦有弊,所謂「利」者,是那些經過會考及格的兒童,可由政府安排升中學位,並有機會獲得學費或其他的補助,不必如以前在小學畢業後,要分頭報考好幾家中學,但還沒有必被錄取的把握。因為那些所謂「有名中學」,儘管祇有一百或幾十個學位,但報名考生動以千計,除了使兒童應考深受精神威脅外,也使許多家長不勝「人情請託」之勞。而有些人多投考的學校,更不惜把學位「善價而沽」,要家長作額外「捐輸」,作變相的勒索。但是有了升中試之後,這種現象業已大為減少,無論對家長或兒童,都總有一定的好處。

惟由歷年升中試的事實顯示,因為該項考試屬自願性質,並無限制,參加會考的兒童,恐怕不足小學畢業生的半數,而在約三萬考生中,每年入選的,也大多不超過三分之一。由於這點原因,遂致產生另一現象,就是那些家庭環境較好的兒童,家長們為了使自己子女在升中試上順利「過關」,減少尋求升學學位的麻煩,多在高小階段開始,便要另聘私家教師給兒女補習,頗有類於台灣所稱的「惡補」,以致許多兒童,由於功課繁忙,而運動和休息娛樂的時間不足,不是身心疲憊,就多患上「近視眼」。這種情形,近年已相當顯著,對於兒童的體力發展,至為可慮。在另一方面,有些家境困難的兒童,自知小學畢業之後無力升學,很多就不參加升中考試,有些即使在升中試「入圍」,假如沒有獲得公費補助,或因分配學校離家太遠,家長不勝交通和午膳等費的種種負擔,即令勉強升學,亦常會中途而廢。照現在一般小學生由入學至畢業的年齡計算,多數為十二、三歲,如果在此時失學,無論對家庭社會都是一個問題,而即令他們能夠讀到中學畢業,假如無力升讀大學,在當前的香港社會亦不見得有多大出路。因此現在有些社會人士,便提出廢除升中試而改作「高中試」的主張,好讓一些讀到初中畢業,而經濟或智力都不許可繼續升學的兒童,可拿此「高中試」文憑,轉到工業界就業。他們所持的理由,兒童初中畢業的年齡,一般為十五、六歲,因為他們有了基本的知識,在英文程度也可認識一般的工業名詞,祇要在工廠當上兩三年學徒(或稱「養成工」),就可升為正式的技工。而目前香港技工人才甚感不足,正需要大量中等知識青年以補其缺,如此則青年就業問題可以解決,對香港工業的發展前途更有莫大的幫助。

但就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升中試對香港社會環境的並不適宜,既有如上述,但因現在已有中學(畢業)會考制度的存在,如果把升中試改為「高中試」,則五年制的英文中學生要在兩年之內經過兩次考試,部份六年制的中文中學生,也要在三年之內連過兩個考試關,這對中學生的精神負擔如何,不能無所考慮。在未徹底研究清楚此中利弊之前,我們以為,為了引導許多適齡兒童走向工業之路,應該先將各新區的官、津小學一律擴辦初中班,即把現在的小學六年制改為八年或九年制,凡是就讀這些小學的兒童,可以不必經由其他考試而升讀原校中學。至於「升中試」應否立即廢除,不妨博採輿情,再定取捨。我們所以認為各新區小學應先一律擴辦初中班的理由,是根據最近官方與民間團體調查的結果,各新區官津小學的學位與空置學位有如下述:

地  區     學位數目      空置學位數目
石硤尾      六七〇〇      九〇〇
大坑東      四五七一      二一一
李鄭屋      五〇四〇      一三〇〇
紅磡       一三〇〇      一五〇
老虎巖      九五〇〇      一五〇〇
黃大仙      一九六九七     三六五六
柴灣       一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佐敦谷      八一四九      四〇六
觀塘       一五七七〇     一九〇〇
東頭       一七七六〇     一九〇〇
橫頭磡      二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秀茂坪      一〇八〇〇     三五〇八
慈雲山(西部)  三一四〇      ----
慈雲山(南部)  八六二三      四八
慈雲山(東部)  五四六〇      五〇
田灣       三一〇五      一二三
油塘       二二九〇      七〇
咸田       一〇八〇〇     三三二〇
石排灣      一七五五      六六
牛頭角      五八五六      一二一六
總  數     一七五、三一六   二四、三二四

就前項統計顯示,在新區小學十七萬五千多個學位中,空置學位竟達二萬四千餘,究其原因,即在許多兒童家境困難,家長自知無力負擔兒女接受十一、二年的中小學教育,與其小學讀書「略識之無」,就不如讓他出作童工或操作家務,假如這些小學擴辦初中班,並與工業界取得聯繫,兒童畢業之後就可順利進入工廠工作,由此影響所及,雖貧苦家庭亦必樂於送其兒女入學,如此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中學兒童進入工廠,這對提高新區居民生活水準和發展本港工業,都會有其好處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30日 星期六

論教部取消本港僑校保送升學辦法

頃據我國政府教育部宣佈,港澳僑校中學保送成績優良畢業生回台升學的辦法,將於明年度起完全取消。據教部提出的理由說:「此項辦法實施以來,因港澳各高級中學對學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辦理成績高下,亦頗懸殊。……又國內高中畢業學生保送制度,因諸多弊端,業已廢止,港澳似無繼續辦理之必要。」我們不知道,教育當局作此決定是不是還有「不便宣佈」的其他原因,但如就此所舉理由看,是否漠視了當前華僑教育的重要性,我們站在海外文化教育的立場,對我教育當局此舉有予以評論的必要。

我們先要追述一項事實,那是台灣各大專學校在港澳辦理聯考招生,和對港澳僑校成績優異高中畢業生訂有保送升學的辦法,那是由十二、三年前大陸毛幫大力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升學的政治陰謀引起,當時許多港澳僑生鑒於就地升學有不少困難,每年被騙回去共區的青年動以千計,不僅華僑家長大感憂心,即香港政府亦深為震動,其時鄭彥棻與張其昀兩氏分任僑務、教育首長,為了決心爭取港澳青年,幾經協商,才有在港澳招考僑生和對成績優異僑生給予保送升學的辦法。美國政府為了協助我方此項教育配合政治的工作,又在美援項下撥出一筆專款,作為補助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各種增加開支之用。現在台灣若干大學獲得擴充設備和增建的「僑生宿舍」(事實並不祇限僑生住宿的),都係來自美援項下的撥款。由此政策的結果證明,大陸毛幫誘騙港澳青年回共區接受赤化教育的政治陰謀已一敗塗地,而港澳僑生赴台升學的源源不絕,亦已在海外發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足見這一政策的本身,誰也不能否定了它的正確性。

現在再談「保送」得失的問題,就我們所知的事實,目前海外各地的僑生,都有保送回台深造的辦法,並不限於港澳為然,但港澳地區以外的僑生,因為各地程度不一,回台以後還要經過測驗甄別,才給他們分發到不同學校,而港澳僑生則須高中畢業以後,並須成績優異才有資格獲得保送。就這一辦法言,港澳僑生與海外其他地區僑生所獲得的待遇,並無不同。目前華僑教育政策之應以香港(澳門情形已有變化,故不論)為中心,爭取海外人心亦應以香港為目標,這是不爭之論。記得去年港共暴亂,許多教會和官私學校都被左派學生滲透而出過若干亂子,祇有各自由僑校平日能防患未然,才使港共分子無尋隙抵瑕的餘地,我教育當局應體察這點事實,並顧及許多僑校長期艱苦奮鬥的勞績,對於保送升學辦法,即使有須改善之處,亦宜從詳計議,博探輿情,而不應一舉便予取消,以使香港僑校感受精神打擊。

我們可以指出,近年香港華僑子弟就讀英文學校的日多,英文學校學生比中文學校學生多三至四倍,許多私立僑校皆感學生不足,經營日趨吃力。港府為了扶植私校,原有津貼辦法,但許多僑校基於維護中國文化的苦心,迄今尚少接受港府「津貼」。但在另一方面,有些未經向我教部立案的僑校,因為學生不足,無法支持,現在受到港共金錢收買的誘惑,原因是那些左校聲名狼藉,他們需要利用其他私校「借屍還魂」。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教育當局更應對這些自由僑校多予鼓勵,使其能力挽狂瀾,不中港共之計,方是上策。

即令如教育部所稱:港澳保送僑生評分標準頗不一致,各校成績亦有懸殊,則教部為了水準劃一,防止流弊,事屬大公,原則上無可厚非,但在此原則下,仍有改善辦法可行,例如指定以本港中文中學會考成績為標準,凡若干基本科目成績在「良」以上的,始有保送資格,亦無不可,這總比現在的一筆勾銷,在情在理,都較為妥善。

我們知道,香港那些成績優異的僑生,他們可以考香港大學、中文大學或到外國留學,並不一定要到台灣升學,但有了保送辦法,他們卻會基於榮譽心理,選擇後者,如我教育當局一定要把這種保送辦法取消,這祇能使自由僑校和「中華文化」受到傷害,對僑生升學是不會有多大影響的,但應指出,此舉必然牽涉到一個「因果」問題,這卻是我們教育當局不可不知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1月24日 星期日

略論有關振興粵劇的問題
--由港大召開「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說起

昨日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舉行了一項「香港中國戲劇概況」的討論會,由港大馬蒙教授擔任主席,討論分話劇、平劇、粵劇等三組舉行,應邀出席的戲劇及教育文化界人士數十人,在港大及香港戲劇界來說,均屬破天荒之舉。其中粵劇一項,在香港地區具有代表性,而近年則有日漸式微之象,與會人士也提出了不少「復興」的意見,因此我們也想把這個問題提出談談。

戲劇為藝術的一種,粵劇源遠流長,為崑曲的流派,在近三四十年來,經過唱工、佈景等等「改良」,已明顯具有廣東「地方戲」的特色。愛好藝術為人類共通的天性,尤以戲劇、音樂為然,在香港四百萬人口中,粵籍居民估計超過三百萬,除了潮州人士外,其中「廣府」人士想也不下二百五十萬,戰前香港人口不足一百萬,也有幾家戲院經常演出粵劇,如照此人口增加作比例,則目前港九兩地起碼應有十家粵劇戲院經常演出才算合理,但現在事實卻完全相反,整個港九地區沒有一家粵劇戲院,現有的粵劇藝員,除各區街坊會演戲籌款,及新界各鄉週有慶典演「神功戲」外,平日難得有演出的機會。依此估計,粵劇藝員每年有戲可演的時間可能不超過三個月,這不僅對許多藝員生活為一嚴重威脅,即對粵劇前途也是一個可怕的陰影。因為現時的臨時組班為期甚暫,藝員排練戲劇,無法認真,能夠演出水準已屬不易,更如何能作藝術演技的改進,但無論如何,以香港粵籍居民的眾多,而粵劇的無發展機會竟有如此,這總是一個絕對反常的現象。

造成粵劇這種「厄運」的原因,照粵劇人士的看法,主要是由於缺乏固定演出的場所,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假如政府肯撥出公地興建劇場,這種基本困難便不難解決。但亦有人認為,粵劇受電視發展的影響極大,要想復興粵劇,問題殊不簡單。但以我們的觀感,粵語的戲劇電影近年已偏於武俠與神怪故事的畸形發展,雖有「粵劇」形式,但不能代表粵劇,此對粵劇稍有認識者,不辨自明。因此今天粵劇劇運的大不如前,實在尚有其他的因素,例如:

一、近年新編粵劇一般缺少了足夠文藝水準的劇作家及撰曲家,所撰歌詞類多俚俗不堪,缺少歌曲應有的「美感」,不僅遠不逮「京曲」,甚至連「潮曲」也相形見拙,以致一般婦孺外,無法引起知識分子的興趣,甚至還會產生一種「厭惡」的反感。這在粵劇藝術價值上,實在是個致命傷。

二、年來粵劇班過份側重一兩個「大老倌」,其他配角等於附庸,難有充分發揮他們表演的機會,而此等「大老倌」的薪金高於一切,使任何「班主」負擔均感吃力。復以「班底」太重,而戲院票價卻不能不顧及市民的消費,以致雖有全場滿座而獲利不多甚至還要虧折的現象,使到戲院商人,也祇好對上演粵劇敬謝不敏。

三、粵劇人才本已產生不易,復以前述這些因素的影響,學習粵劇的人越來越少,無法培養後起之秀,對觀眾產生一種新號召。

四、有等粵劇藝員演劇態度不夠嚴肅,戲劇最重製造「氣氛」,其感人之處亦在此,但有等丑角之流,每在一個悲劇高潮的場合,故意來些「爆肚」口白,或無聊動作,把原來氣氛破壞無餘,這不僅違反了「插科打譚」的原則,而且簡直是個不知所云的惡習。

所有這些因素,都是粵劇當前普遍存在的缺點,實有徹底矯正的必要。因此如要振興粵劇,便亦不能不要從下述幾點着手:

第一是首先提高編劇與撰曲之水準,此非有高級知識分子為之鼎力贊助不為功。基於這一原則,我們以為像港大這些學府,就應增設戲劇學系,設立各種劇藝社,讓學生實習編劇及撰曲,並經常公開演出,俾有以提高粵劇水準,而矯正人們輕視粵劇的觀念。此項學生初期也許不很多,但祇要樹之風聲,其影響是一定非常深遠的。

第二是「廣東音樂」與粵劇有密切淵源,現有的官私中學,亦應大力提倡「廣東音樂」,舉行校際比賽,並利用電視及廣播方式,多作公開表演,俾能蔚成風氣,作振興粵劇之一助。

我們知道,戲劇是社會教育之一環,其潛移默化之功,有時比正規教育還要大。粵劇對倫理尊卑之分甚有教育意義,而其有比平劇更能接近現代化和適合大眾化的一點,是它劇目可以推陳出新,亦可吸收若干西方音樂之所長,但卻不會變更其原來的特色。如果我們的知識分子有感於復興中華文化的重要,則振興粵劇便有其不容忽視的意義。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5日 星期一

論港大有左派「職業學生」活動說

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一份刊物,頃向會員發出警告,當心滲入大學的左派學生散播共產黨宣傳。在最近出版的一期「學苑」會報中指出,顯然有若干學生係親共者,他們負有政治任務,而此係共黨滲透計劃之一部份。據提出該項警告的「學苑」專文稱:此等職業學生藉「學生運動」為掩飾,從事「販賣政治」的勾當。他們出版有一份「新香港大學」的刊物,以散播「毛澤東宣傳」。其內容大體上與共黨的整個「鬥爭政策」相符合。該文章並同時指出,有訓練的共黨學生也滲入中小學校,在許多學校中任「鬥爭委員」,進行顛覆活動。

港大有多少親共學生,他們所作的政治活動如何,我們是局外人,並不知道得很清楚,但是,港大學生有左派分子,有販賣政治的「職業學生」,這點卻不會使我們感到任何意外,反之,如說港大的傳統作風「不談政治」,因此也不會有左派學生,這才是「天下奇聞」。在事實上,共黨或其「同路人」向港大滲透也不自今日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以迄戰後,港大至少有兩至三個中國籍的左派分子在那裡擔任教席,他們當然不會堂而皇之的講授「共產主義」,但卻十分明顯的要把港大作為他們傳播左傾思想的溫床。這些教授或講師,雖然已在較早期間相繼退休,但在共黨的「一貫政策」下,他們如不能從師資之中找到合格繼承人,亦必在學生方面加強滲透,發展組織,藉以承受共黨要傳的「衣絊」。故如港大今天發現有左派的「職業學生」,不論人數多少,這都沒有值得驚奇的理由。

港大所以會被共黨列為必須滲透的目標,不僅因為它是香港的最高學府,無論學生的一舉一動,都足以影響內外的視聽,同時也由於港大重視「學術自由」風氣,這對共黨的展開活動或發展組織,都提供了不少的方便。在某種意義上,港大可說是英國維持其香港統治的精神堡壘,但照共黨的說法,「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的」,所以他們也非設法攻破這個堡壘不可。

也許有人會問,港大是有名的「貴族學校」,而且學位不多,取錄嚴格,近年皆有人滿之患,這些左派學生從何而來?我們的答覆是,港府的教育政策雖以「不談政治」為原則,但卻不能阻止青年學生研究政治的興趣,而因香港至今仍然揹上一個「殖民地」包袱,更無法避免港大學生會研究這個問題。在各種主義學說中,攻擊殖民地最烈的是共產主義,如果港大學生對香港現狀有甚麼不滿,這就足以滋生他們「左傾」的思想。此其一。其次我們也知道,隨着近年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農工群眾的生活水準大大提高,已愈來愈少人信仰共黨「階級鬥爭」的理論,這是一百年前馬克思寫共產主義時做夢也想不到的。可是許多不辨菽麥的富家子弟,他們和社會脫節,有改革政治的空想而不明近代政治經濟變遷的過程,所以他們反而容易給言偽而辯的共產學說所吸引,目前歐美國家就有不少這一類青年,香港當然不會例外。此其二。另一方面,在共黨對香港學校存心滲透之下,港大的左派學生亦有他們發育的來源。人們如非善忘,當可記得去年港共暴亂時,有若干教會學校、官立或私立英文學校的學生,以「反奴化教育」為名,大演其「鬥爭港英」的活劇,其中有某官立英文中學的一位「高材生」,因與警察衝突被拘捕,更在法庭上與主審法官作「針鋒相對」的鬥爭,而且寧願被判入獄也拒絕由家長簽保,這一類學生,其本身就具備有順利進入港大的資格,以此青年為例,其他學校左派學生透過考試途徑而升讀港大的,即使人數不多,恐怕也不會太少,且亦可以說,祇要有港大存在,和港大的傳統學風一成不變,那就始終無法關閉左派學生的滲透之門,因為祇要學生們能夠應付港大所需的入學水準就行了。此其三。有此三點,可見港大左派學生從事政治活動,正是遠因近果,兼而有之。

或者又有人說,為甚麼那些官立或教會學校,也會產生左派學生呢?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這些學校平日對學生並無切實的管教,有些表面行藏不露而事實與共產有關的教員,就正好利用學校不管而他們卻容易和學生接觸的關係,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某些學生誘到左傾路上去,如果任何學校有了這些左傾分子的潛伏,則先生思想影響學生心理的結果,某些青年會由此變成左傾學生、職業學生,實不足異。

照香港共黨現在的處境,他們利用工人已告失敗,自必轉而加強利用學生,作為其政治鬥爭的張本,因為學生社會關係簡單,又無家室之累,不必依賴共黨經濟的照顧,這種材料,無一不合於共黨政治鬥爭的要求。因此,今天港大如何應付此等左派學生的挑戰,這對港府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大公報社論 1968年8月4日 星期日

對港英及時的警告

港英當局上月宣稱企圖取消中華中學的註冊後,不但引起中華中學師生的強烈抗議,受到港九愛國同胞的憤怒譴責,我國有關方面也正在密切注視這一事件的發展。廣東省人民支港鬥委會發言人,昨天特為此事發表談話,表示堅決支持中華中學代表的三項嚴正要求,並警告港英:「如果要一意孤行,變本加厲地迫害港九愛國同胞,後果必須由香港英國當局承擔。」

這項表示,是有力的,及時的,對於愛國同胞抗擊港英這一陰謀的鬥爭,無疑是巨大的支持與鼓舞。

港英這次企圖進一步迫害中華中學,無理已極。它所提出的藉口,在這段時期內已被駁斥得體無完膚。無端把中華中學指為「炸彈學校」,毫無根據,連它自己也無法再自圓其說。港英迫害中華中學的一連串措施,其本身就清楚說明,沒有「保護學童利益」的,正是港英當局。以政治迫害的「法令」暫時封閉中華中學,期滿不想啟封,枝節橫生,出爾反爾,現在又叫嚷什麼要各學校遵守「法令」,這又說明,玩弄所謂「法令」,存心進行迫害的,正是港英當局。

連日來,中華中學師生等曾分别向戴麟趾、祁濟時以次有關的港英官員提出交涉,可是他們都避不見面,他們的代表被中華師生質問到啞口無言,一味推宕。港英曾聲言中華校長黃祖芬於本月六日前可以提出「抗辯」,然而黃祖芬一直被無理拘禁在集中營,到今天還未釋放。他既未能自由處理他的職務,也沒有時間與校董師生進行商討。這不是更說明港英蓄意進一步迫害中華中學,已經不擇手段,不講道理了嗎?

正如各方所曾指出,港英這次對中華中學的進一步迫害,事先勾結美蔣分子製造「輿論」,散佈邪說,完全是有預謀的行徑。從港英和美蔣分子的荒謬議論和狂妄叫囂看來,港英的矛頭顯然還不僅僅指向一間中華中學。人們認定這是港英新的挑釁,其性質特別嚴重。

自去年五月以來,港英對港九愛國同胞的迫害,實際上沒有停止過。大批愛國同胞仍被非法拘禁中;祖國贈送的棉衣和大米,也不能送達;罷工工人復工受盡阻撓。舊帳未清,港英忽又要推出新的迫害花樣。這些事實,充分表明英國政府所說「希望緩和中英關係」,以及港英說要保持香港的「繁榮和安定」,都是空話。它的做法是在製造香港的緊張局勢。所以廣東省人民支港鬥委會發言人質問英方:是否準備把香港局勢再度推向新的緊張?港九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是不好惹的。為了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了維護中國同胞在自己的領土香港辦教育的神聖權利,港九愛國同胞在祖國大力的支援下,一定為此鬥爭到底。如果港英不肯及時縮手,它就非自吃苦果不可!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7月13日 星期六

論「性教育」與「廢除死刑」兩問題

最近香港有些社會人士,熱心鼓吹兩件事,一是推行「性教育」,二是「廢除死刑」。凡是這一類問題,提倡者方面必定有他們的「理由」,至於是否適合現實環境和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如何,則是另一回事。近年香港人似乎有一種觀念,不管甚麼東西,祇要外人提倡於前,就想學步於後,而對這種東西的為好為歹,是進步抑或退化,是正常抑或反常,概不在考慮之列。目前某些人士所津津樂道的「性教育」和「廢除死刑」,多半也是出於這種心理。因此有關這些問題,我們自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古人有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也有說:「食色性也」,人類的兩性生活既是與生俱來,向青年學生灌輸「性知識」,自然沒有甚麼不可以。但是我們必須了解,人類的生存並不單純為了「性」,而尚有比性更高的意義,此即孔子所說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關係是「家」的開始,「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故必須「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人人有一個正常的「家」,然後男女兩性的生活才得謂之美滿。再引申其義,就是「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從中國的歷史發展軌跡看,在周公制禮作樂前,我們祖先的兩性生活並不怎樣正常,那時男女雜交與近親通婚並無限制,詩經鄭、衛之風有不少描寫男女打情罵俏和「淫奔」之詩,可以想見當時的風俗。後來周公定了婚喪制度,禁止同姓通婚,然後中國人倫始得其正。而周公大行「封建」的用心之一,就是要把許多王室貴族「封」到較遠的地方,藉以避免他們因近親通婚而造成後代身心的退化。因此可以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歷史,民族的生存繁衍綿綿不絕,人民的聰明才智絕不後人,與這種夫婦關係的相沿不墮,是有其密切淵源的。

中國的古籍並不諱言「性」,甚至比全世界談性都要早,易經所說的「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說的就是「性知識」。但孔子了解夫婦之道比「性」更為重要,所以他有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他的意思是,男女結婚以後,就會懂得「性」是甚麼,未嫁而先學養子,如非不切實際,就會變成「未婚的媽媽」,這對夫婦之道是會有它不良影響的。

再看現代的西方國家,由於人們過度要求「性自由」,而忽略了正常夫婦關係的可貴。就在這種性泛濫之下,現在許多人所感到的生活上威脅,並不是「性知識」的缺乏,而是「夫婦道苦」。那些青年男女們,也有許多在結婚之前已經有了「性經驗」,「性教育」不僅無助於他們對人生真義的了解,反而使他們急於「體驗」,成為青年問題和社會問題的一大病源。現在香港社會也有這種趨勢,青年所患的不是「性教育」的不足,而是愈來愈不重視「性道德」觀念,所以有「未婚媽媽」,和尚未成年便已因「性」犯罪的男女青年。以這樣的社會風氣而提倡「性教育」,結果將是無補於他們的正確人生觀,反而使這些男女青年有所藉口,認為學校也在進行「性教育」,他們更應享有「性自由」。試想想,這種教育的後果如何,還待著龜嗎?

事實上,青年學生並非不可接受「性知識」,以前中國大陸中學生所讀的「生理衛生」科,就顯然包括有「性教育」在內,而現在香港所以成為問題,乃在以前學校並沒有這一門功課,如今才來加上去,青年由於好奇心影響,這就恐怕難免不因誤解而發生更多的流弊。此就香港現實環境言,捨棄道德教育而先談「性教育」,即使未必有百害而無一利,至少也是本末倒置,離開了教育的最高原則甚遠的。

再談「廢除死刑」的問題,死刑不能防止犯罪,這是主張「廢除」一說的來源。近代國際法學家有兩派,主張用死刑判處重罪的,稱「報復主義」,主張廢除死刑的,稱「感化主義」。但由西方國家所得的經驗,如英國廢除了死刑後,犯罪紀錄祇有增加,並無減少,因此現在又有人贊成恢復之說。中國儒家了解法律不能為治之本,根本不主張嚴刑峻法,但也認為對罪大惡極者不妨處以極刑,故雖力倡「德教」的孔子,也有誅少正卯的一幕。香港現行法律並不太重,除預謀殺人會難免一死外,其他的刑事罪行,大致多判十年不到的徒刑。但目前香港犯罪之風愈來愈烈,譬如去年林彬兄弟的被左派暴徒活活燒死,月前揭發的一宗少婦幼童慘被碎屍案,這種滅絕人性的殺人兇手,如果一朝罪人斯得而亦倖免一死,試問這個社會還有甚麼人身保障可言?因此在此時此地的香港,我們主張「慎刑」是可以的,不顧事實的高談「廢除死刑」,這就等於鼓勵壞人作惡,而使社會秩序更不堪問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18日 星期二

港府確定中文為第二官方語文
--這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

將中文列為香港第二官方語文,這是香港市民的一項迫切要求和願望,現由輔政司通令港府各機關,對公眾文件須一律採用中文,已使中文作為官方第二語文的地位,成為合法化。據悉,港府此項決定,係由港督戴麟趾爵士於本年二月在預算案辯論會時作出表示,政府將盡可能採用中文,俾與官方語文的英文一視同仁,無分眕域。最近副輔政司克拉克在一份通告上告知所有機關首長說:為公共利益計,收到中文信函時應用中文答覆,最低限度亦應附以中文譯本。有關之姓名或敘述,應用中文以免被誤會。在輔政司該項通告中,各機關首長已被通知,所用中文不要超過中學程度。各機關所有通告、表格、文告等,皆須用中文,其不使用此種文字,不論有何藉口,輔政司將絕不寬恕。

港府此項決定是一項極其明智和使人大感欣慰的決定,因為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使用中國語文的華人,在中文被確定為第二官方語文後,將可減少許多官民隔閡,和消除了某些人們認為港府「重英輕中」的不平心理。這在港府力圖增進官民關係的今天,此舉比許多措施都事簡易行,而又符合實際。這道理很簡單,港府公務員中大部皆由華人出任,他們擬寫中學程度的中文文件,應該不成問題,如果一時書寫不來,祇要施以短期訓練,也沒有不通之理。在另一方面,華人絕大多數都習慣使用中文,他們過去怕與官方接觸,大多由於英文的阻力,現在這種阻力宣告消除,他們可以直接閱讀官方文件,了解官方的各種措施,自然也就減少許多官民之間的誤會,這在溝通官民情感作用上,不管現在或未來,其價值都是無可計算的。

又據我們所了解,現代應用的中文,都是一般常用的文字,絕無「古典文學」的色彩,祇要具有中學生程度,就可以書寫和認識。譬如美國設在亞洲若干地區的使領館,所設訓練中國語文的課程,很多美國人學習一年後,便可講流利國語,第二年便可閱讀書寫一般通順的中文,原因就是現代中文事實並不艱深難學之故。這次輔政司通令港府各機關於公文上採用「摘由」,我們以為,為了增進效率,並可參考台灣公私機關現行的辦法,盡量採用中文打字機代替書寫的人力。由現有事實得到證明,一張文件由中文打字機打成,除了美觀,還可有多繕複本和易於歸檔存查等便利。此項中文打字機有中國、日本和美國華人的製品,對於常用中文的機關,是一種最好的幫助。這種中文打字機使用並不困難,學習也比英文打字機容易上手。如果每個機關購備一至兩副,指定專人負責,則中文文件可以迅速發出,而又花錢不多,實在十分上算。同時,為了協助某些英籍官員便於處理中文文件的能力,港府也可參考美國在亞洲若干地區所設中文訓練班辦法,聘請專家主持其事。好讓英籍官員都有機會學習普通中文的基礎,這樣就不必為了中文問題,動輒就商於華民政務司署和港府新聞處。也正如克拉克氏所指出,港府機關採用中文,並無「特殊困難」的存在,因所謂「困難」也者,將以港府機關的一律須用中文,而消弭於無形了。

現代中文的常用單字祇有兩三千個,足以適應機關習用的各種文書,比較為公務員所不十分習慣的,恐怕是那種公文摘由的技術,但這種問題很少,且亦不難補救,譬如坊間有售的「公文程式」,就可作為學習的工具。其次,公文程式也屬於「應用文」範圍,本港若干大專學校都有該項課程之設,如港府需要公務員很快熟悉這種技術,也可商請中文大學開辦校外課程,使公務員能在公餘進修,而卻無礙於他們正常的工作。

在此我們還可以指出,中文表達能力絕對不遜於英文,許多屬於表達「情感」的字眼,英文有的,中文也無不具備,即使有些不能百分之百的符合,這亦不會相差得很遠。而隨着中文的成為第二官方語文,這更會產生一種良好影響,就是使現時的中小學生,不致一窩蜂的爭着要讀英文,到了高中階段,他們更會為了將來工作的需要,也不致對學習中文過於馬虎,甚至採取「棄之如遺」的態度。而文字是思想的媒介,一個多識中文的青年,就會多懂一點中國式做人做事的道理。英文教育重實用,中文教育較偏於理想,在兩者比較下,如香港青年能夠多讀一點中文,這無論於公於私都是有益的。因此,這次港府確定中文為官方第二語文的措施,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讚揚的一件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