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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9月25日 星期三

廢除舊樓管制平議

廢除舊樓租值管制條例的呼聲,邇來頻有所聞;同時,反對廢除管制的意見,也此起彼落。贊成者所持的理由頗多,主要是舊樓自一九五三年加租後(照戰前租值,商業樓宇加百分之五十,連前共百分之一百五十;住宅樓宇加百分之二十五,連前共百分之五十五),歷時已十餘年,在此期內,百物齊漲,唯有舊樓租值,毫無變動,似失公允。遠在去年三月間,一位議員曾在立法局會議席上,即對此提出了他的見解。他認為「戰前舊樓的租客,享受了租務法例的特權,使業主無形受到損失,實屬違反本港社會經濟原則」。因此,他建議:㊀對租務法例,加以重新研究,考慮應否廢除;㊁完全廢止的期間,延長自七年至十年,俾舊樓租客的居住權,獲得保障。事隔年餘,港九物業商會主席李福兆新近在香港扶輪社演講時,透露該會正準備向港府各有關部門,要求逐漸廢除租務法例,准許舊樓加租。李氏並對舊樓租值管制條例的「超齡失效」之處,具體的予以檢討。李氏身任物業商會主席,對本港物業現勢,自然深知,他的意見,當以事實為根據,絕非泛泛空論。

依照李氏的觀察,租務法例雖迭經修訂,但與現時的實際情況,已經全部脫節,亦即所謂法自法、事自事,互不兼顧。他舉出近年來公務員數度加薪,而業主入息則分文未增。以港府經營的廉租屋為例,地價僅及普通私人樓宇的三分之一,興建時成本較輕,但廉租屋也先後加租。言外之意,就是州官可以放火,老百姓卻不許點燈。李氏為佐證他所持的見解,進一步舉出幾項實際事例,如一所擁有萬呎面積的花園洋房,月租僅四百元,遭一次颱風的侵襲後,修理費用逾二千元,相當於五個月的租金收入。如此業主,等於被逼經營蝕本生意!租金過低之外,補償危樓住客的費用太高,因而不時發生舊樓倒塌慘劇。業主因租值大廉宜,往往一次大修的費用,等於十年租金的總和;而住客則一心等待所住舊樓被宣佈為危樓,可以獲得一筆可觀的搬遷費。而且衡諸事實,許多舊樓已為包租人所壟斷,坐收巨利,不勞而穫,真正住客得益無多,而孤兒寡婦之賴一座樓宇收租糊口的,卻苦不堪言了。至於改建,那更非一般小業主所能負擔,必須補助住客搬離之外,尚需拆樓和興建新樓費用。其結果,若干舊樓業主寧願放棄物業所有權,不作任何打算。這是實際情形,盡人皆知。此種反常情形的產生和存在,歸根究底,當為舊樓租值管制未能適應新的社會需要所致。

如果租例不予修改或廢除,則對香港物業復甦,影響頗鉅。例如在熱鬧市區,一間面積不小的戰前商業樓宇,由於租金過低,被用以經營一種可有可無的生意,業主無法收回,又不能加租,既礙市容觀瞻,又無形中使新的商業無法建立。旅遊事業位居本港「第二工業」,要吸引外地旅客,須有繁盛的商業和美觀的市容,但目前情形,在在與此背道而馳。不久之前,本報讀者葉舜田君,曾對此事投書,矑陳十項意見(請參閱八月十九日本報),其所述者,皆屬切中時弊之論。葉君除說明現時民生必須品物價較戰前大增之外,舊樓租金則遠落其後。此外,渠舉新九龍官地為例,港府批期為七十五年(由一八九八年七月一日起),批期屆滿後可續批廿四年,前後為九十九年,而現已過了七十年,僅餘廿九年批期。若以深水埗區的舊樓來說,「樓齡」多在四十年上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四年無租可收,現又受了廿餘年的租務管制,葉君以此譬喻「坐監」,亦應屆期滿「出獄」之時,雖然此兩事無法相提並論,但亦可反映居民對舊樓管制的惡感了。

觀於上述情形,吾人可知舊樓租值管制條例,不能不說已失時效。凡是民主政制,法律的擬訂,其對象俱是照顧人民的基本利益,保障人民的權利。若以此項標準而衡量現仍生效的舊樓租值管制條例,顯然弊多於利。查本港租務法令的制訂,溯源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由軍政府頒佈的「業主與住客法例」,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時,立法局通過了「一九四七年業主與住客條例」,規定戰前的商業樓宇,准加租百分之四十五;住宅樓宇准加租百分之三十。這一條例,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時,復經立法局部分修訂,規定商業樓宇依戰前租值增加百分之一百。一九五三年七月時,又通過了商業樓宇租值再增百分之五十,連前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住宅樓宇租值則再增加百分之廿五,連前共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五。從一九五三年迄今,上述法例並無新的增刪修訂,法律與實際脫節的發生,亦即由此導致。

為今之計,我們贊同採取漸進式的廢除,一方面將租值管制逐步放寬,使其能適應實際需求;一方面則在規定期限內,使法例最後廢除。此種措施如能及時採取,不容諱言對活潑本港經濟,裨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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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銀行放寬貸款協助工商各業

恒生銀行昨日宣佈推進全面放款業務,反映了社會局面改觀與經濟金融界對香港遠大前途之堅強信心。我們預料其他中外銀行,勢必與恒生銀行採取相同之措施,發揮銀行業務對促進本港生產,靈活資金,增加貿易之積極作用,無疑是當前急切之任務,此舉必能獲得預期效果,及獲得各界人士之讚揚者,可以斷言。

過去數月中外銀行放款收縮,甚至陷於停滯或半停滯狀態,不必諱言,中外銀行適應實在情勢,對本身業務作有限度之調整者,亦係理所當然。因為銀行業務本身之穩健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改變的,更因為銀行對整個社會經濟活動所必須擔當的責任,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改變的。香港中外銀行,固然做到了上述兩點之要求,而今天工商各業急待發展,恒生銀行及其他中外銀行迅速採取行動,推進全面放款業務,足見經濟金融界人士之熱心與責任感是如何深切,也是值得我們感佩的。

全面放款業務包括工業、股票、租購、買樓、貨物及進出口貿易等多種,我們希望中外銀行,就上述多種放款業務中,應選擇更富於積極作用者,對繁榮經濟,促進生產有積極貢獻者作為放款業務之優先者,這樣才可以收事半而功倍之實效。基於這個天經地義之原則,我們建議恒生銀行及其他中外銀行,特別重視工業放款,進出口貿易放款,這是當前最急切的。促進生產,增加貿易所必要的。其次是一般市民為了解決居住問題,實現「居者有其屋」之理想,而進行的普遍的買樓放款。在這個要求下,如果銀行貸款二十萬元給一人購買別墅或豪華住宅,當然比不上將二十萬元貸給十人或二十人購買低價樓宇來居住更富於社會的、經濟的積極意義了

至於放款利息問題,在英倫銀行提高利率,而香港外匯銀行又決定提高存款利息當中,銀行對利息支出的負擔增加了,若硬性要求銀行放款不增加利息,實在欠缺理由。但在增加放款利息當中,我們仍然要求銀行盡可能不要增加得太多,特別是對工業放款與進出口貿易放款,尤以暫時不增加利息為宜。這樣才可以使到工商各業,真正受到銀行推動全面放款業務之實惠,而銀行界人士今天的熱心與責任感,才可以產生積極的作用。

最後,我們論及資金外流問題,在過去數月來,銀行存款有限度的減少,並非意味香港資金外流,而近日銀行存款繼續作有限度的增加,則可以證明香港資金外流之可能性今後仍然不會很大的。我們可以從英倫銀行日前提高利率一事觀之,當時若干經濟金融界人士以為香港資金勢必逃去倫敦,但事實證明此種憂慮是多餘的。香港資金一如平時的在香港靈活運用,並沒有外流。而在銀行推進全面放款業務當中,深信更能吸收香港流動資金,更能集中市民的資金作靈活的運用,打開香港遠大前途,在銀行業務之發展及經濟金融之發展諸方面盡最大的努力。

中東新危機與有關各國

以色列驅逐艦伊拉斯號上週被埃及巡邏艇發射飛彈擊沉,並有六十一人喪生。三天後,埃及年產五百五十萬噸的兩間大煉油廠被大炮摧毀,儲油槽亦起火燃燒,埃及百分八十的煉油和儲備慘遭破壞,供應軍需民用燃料的能力大受打擊。埃及則宣稱擊落以色列飛機一架,坦克四輛;中東局勢又突趨險惡。

埃及指以色列軍艦侵入領海;以色列則謂其軍艦乃航行公海之上。埃及在慘敗之後,一大片土地迄仍處於淪陷狀態,聲望一落千丈;利用蘇聯所供飛彈,企圖打擊以色列,作為示威;或許是事實。

至於以色列聲稱:「埃及煉油廠被擊中,乃因處於炮位附近」;大概是一種詭辯。伊拉斯號驅逐艦及六十餘各官兵的損失,以色列輿論沸騰,要求報復,軍方亦強調「以色列人的血不能白流」:於是發炮轟擊埃及煉油廠,也是很可能的。

現在,一方面,蘇聯國防部長轍卡洛夫率領軍事代表團訪問開羅:其任務究竟是為埃及策劃反攻或某種行動,抑或勸告埃及忍耐,尚未可知。如係前者,則頗可慮。

另一方面,美國過去對中東禁運武器,作為釜底抽薪之計;原屬甚善。現卻宣佈局部撤銷禁令,俾能派遣戰鬥機前往以色列、利比亞、摩洛哥,並以較少配備供給沙地阿拉伯、黎巴嫩、突尼西亞。雖顯然旨在平衡中東各國的軍備,免致埃及、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因獲蘇援而躍居優勢;但是此□□□□可能激成可怕的發展。

埃及以色列都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互相指責對方;安理會已召開緊急會議。同時,美國代表提出草案□□求聯合國譴責所有違反蘇彝士運河區停火協議者;並非針對任何一方。比較觀。蘇聯代表籲請安理會譴責以色列在運河區實施的暴行,要求以色列賠償埃及的損失和遵守停火協議云。明白偏袒埃及,殊難獲得多數支持,達成合理解決。

埃及可從蘇聯獲得大量新式武器,但是要想能夠有效運用,卻需相當時間。何況,除了核子強國之外,一般國家決定戰爭的勝負,乃以陸空軍為主。埃及陸空軍人才缺乏,官兵質素甚差;如欲使其強化,需要的時間頗長。

還要注意:埃及喪失西奈半島之後,以色列在戰略地理上已佔有莫大的便宜。它在防禦方面,由於擁有廣闊的空間,已不像從前那樣容易遭受襲擊。至於進攻方面,空軍固可更迅速地予埃及以致命打擊,長程砲的火力亦可達到埃及的重要地區。此一優劣之勢,開羅必須特別重視。

安理會現正處理埃以的控訴;英、加兩國提出的辦法,已成為各方妥協的焦點;經過幕後談判之後,預料即可派出特使。目前最重要的一點,是埃以均不可再有挑釁行動,免致局勢愈趨複雜嚴重,難以收拾。

最後再說一說蘇聯,傳蘇聯又派軍艦訪問埃及。果屬事實,固可在精神上鼓舞埃及,惟實際上並無多大作用。另一方面,對蘇聯目前在安理會活動的誠意,卻難免使人懷疑;這是不能不考慮的。

(□□:文字丟失)

大公報社論 1967年10月27日 星期五

一面吹噓「徙置」 一面無理拆遷

港英一向把它的「徙置計劃」作為對外宣傳的一種得意貨色,表示港英好像還有這樣的一項「德政」似的。它昨天在石排灣新區搞所謂「第一百萬名徙置居民入伙紀念」,戴麟趾前往主持儀式,居然自吹自擂什麼「對於反映我們近年來改進我們社會環境的重大進展的措施,香港人也許可以引以為榮。」

毛主席的教導指出,「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對於港英吹捧它的「徙置計劃」的話,也只能作如是觀。

凡是住在香港的人都知道,港英的徙置大廈都是建立在貧苦居民的血淚酸辛之上的。港英官員曾公開說過,港英的徙置計劃「推行的是一石二鳥的政策,一方面供給木屋居民『較好』的住所,另方面,『整個社會』又可從拆除木屋來興建大廈的措施中得益。」港英的官方報告還說什麼,「每當有關當局計劃興建一座新建築物時,所需用的地盤常常已被『僭建』木屋所佔」。天下就有這麼「巧合」的事情,那些「所需用的地盤」就先後發生了大火災。一九五三年石硤尾木屋區一夜之間燒燬,六萬人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數天之後,災場餘燼未熄,港英即出動大批推土機進行平整地盤工作。在「徙置事務處」成立一年後,九龍大坑東木屋區又發生大火,近三萬人無家可歸。這些所謂「被『僭建』木屋所佔」的地盤上,很快就有多層徙置大廈興建起來。

此外還有許多木屋區被強拆,被掃蕩,木屋居民開山拓地辛苦平整的土地被掠去。徙置大廈就是這樣搞出來的。那些入住「較好」住所的居民每年向港英繳納數千萬元租金,租金已經逐步增加。港英當局透露,大部份徙置工作要「自給自足」,租項的計算是準備將港英以年息三厘半借出的款項全部清償。這就說明,徙置計劃等於港英一項投資。港英設立「徙置事務處」,所僱用職員,包括如狼似虎地對付木屋居民的「寮仔部」三千多人在內,共達四千人以上,這筆費用試問又是出在誰的身上?戴麟趾認為「可以引以為榮」的「重大進展的措施」,其黑幕一揭出,就是這麼一回事。這種措施不過是欺騙加剝削,不過是改良主義花樣中惡劣不堪的一項罷了。

就在港英煞有介事地在石排灣新區搞紀念儀式的同時,港英又在大窩口把千多木屋居民迫遷。這些居民不少是失業和半失業的工人,他們到那裡搭蓋木屋不過兩三個月,其中有些得到「徙置事務處」的許可,並繳交租金的。港英前天一紙「通令」,限他們二十四小時內拆遷,另行劃地重建,否則實行強拆。這些居民東張西羅弄到一點錢把木屋搭好,現在忽然又要換個地方重新蓋搭,他們那裡負擔得起?港英昨天又玩弄暴力,出動大批「防暴隊」去監視和恫嚇這些居民。港英這一手,正好更徹底戳穿它所謂「徙置百萬居民」的鬼把戲。在這個反英抗暴的鬥爭中,港英的「好話」早已騙不了人,暴力也嚇不倒人。如果港英用暴力強行拆遷,只能激起居民更大的憤怒,增加它自己的罪行。大窩口木屋居民要求先行安置,是完全合理的,港英必須立即接受!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不要自毀蕅籬!
--評「遠東經濟評論」對戴麟趾爵士的抨擊

港督戴麟趾爵士,六月秒返英度假,倏倏已三個月。根據港府日前發表的公報,港督預定在後天動身返港,繼續主政。在港督離港的三個月期間,香港的情勢並未發生基本的變化,共黨暴徒仍猖獗無已,繼續製造流血恐怖。社會各方,無不期待港督回任之後,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和更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班喪心病狂的共黨暴徒,使香港居民重享和平安定的生活。共黨暴徒在港督即將返任的消息公佈後,「畏懼與沮喪」心情,已表露無遺。但恰在此際,本港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最近出版的一期,卻刊出了一篇文章,長凡四頁,對港督蒞任迄今的施政成就,頗多批評;甚至表示英倫當局已着手物色未來的港督人選。言外之意,似暗示戴麟趾爵士於明年任期屆滿時,行將不再聯任(該文要點,本報曾自「星報」摘譯,於昨日刊在第五版)。該刊於此時此際發表這樣的一篇文章,不啻對本港現時局勢投下一枚新型「炸彈」,其動機與作用何在,未便妄加臆測;但社會人士的一般反應,對此顯然極感困惑。英文「南華早報」昨日社論評及此事時,認為該文的發表,「不合事宜」。我們對此,頗具同感。

「遠東經濟評論」週刊,已有廿一年歷史,為本港若干大財團所擁有。上月間,該週刊亦曾刊登一篇文章,分析共黨暴徒製造暴亂的目的(見八月三日「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曾「觸怒」共黨分子,「文匯報」且陸續發表八篇文章,對該週刊大肆攻擊。現在該週刊突將詞鋒轉向,對港督諸多批評,而該刊股東之一的滙豐銀行,亦透過其法律顧問,表示對戴維斯論調的支持,還殊易使人懷疑該週刊的「老闆」,對港督所採取的強硬鎮壓共黨暴徒政策,似有不贊同的意念。這一懷疑是否正確,我們不願作何判斷。

依該文所述,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政府行政改革,未曾實踐他就任時所揭業的目標。這是屬於他的施政失敗。第二部分是港督在過去三年之中,遭遇到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地產暴跌、銀行風潮,九龍暴動和現時的暴動。這是屬於他的「政運欠隆」。把這兩部分批評歸納而論,我們初步的感想祇有四個字;殊欠公平。尤其對於無法自辯的公務員予以抨擊,更非適當。

以施政而言,除了行政改革可能無顯著表現外,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三大施政,我們殊難抹殺所有的成就。官立中小學校的逐年遞增,盡人皆知。九龍伊利沙白醫院的落成和揭幕,對擴大醫療服務,發揮了一定的貢獻。至於房屋問題,廉價屋宇的不斷興建(例如現正興工中的薄扶林道華富新村),至少為收入低微的家庭,解決了最嚴重的住的問題。我們深以為對施政得失的評衡,必須基於事實。邱吉爾生前有句名言,那是「天下無十全十美的政治家」。任何政治家,弱點難免,在月旦施政得失之時,最重要的是要從全局觀察,客觀的比較,然後纔能發展真正的得與失。該刊又指港督起用祁濟時為輔政司是「第一個錯誤」,因為祁氏對香港情形並不熟識,但它又提出幾個所認為後任港督的理想人選,而這幾位英國政治家也是對香港實況毫無所知的,這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至於批評港督「政運欠隆」的幾件事,其中如天旱,就與事實不符合,因為在港督蒞任前一年,旱象已成,但他履新之後未及一月,即得雨二吋半,繼之又有「維奧娜」風姐過港,帶來大量雨水,使四日供水一次的限制,得以解除,改為隔日供水,及至六月十一日起,更恢復每日供水,民困大蘇。凡是自然災害,絕非人力所可預防;天下如果有人能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那人一定是「神仙」!

此外,銀行風潮、地產不景氣以及九龍暴動(屬於社會性、經濟性,與此次左派暴動屬於政治性的,完全不同)等等,若因發生的時間而把責任諉諸當時的主政者,似有牽強附會之嫌。任何事件的發生,其過程一定相當曲折,先有一定時期的醞釀,然後到了爆發點;而促成事件的因素極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都有。銀行風潮等等的發生,若把其責任全部諉諸於港督,似有不顧因果律之嫌。中國人有句俗話,此即「前人種樹,後人納蔭」,但是,前人種植的樹無後人灌溉培養,「蔭」從何來?這一道理,非常明顯。此所謂思前顧後,不能籠統批評。

至於戴麟趾爵士是否留任,或下任港督為誰,其權卻操於英廷,不必我們置喙。在此時而提出此一問題,至少可以造成對港督的一種缺乏信心的印象,殊覺不智。港督從五月開始,對共黨暴徒所採取的堅定立場,已贏得了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支持,祇有嫌其施行略遲,絕沒有反對的(當然一小撮左派分子除外),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可以指出的一點,就是不論將來港督是否更動,任何對港共暴徒妥協或安撫的政策,都是違背港九居民利益的。如果採取這種政策,最後將把香港推到內憂外患的深淵,甚至可能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一可怕的未來,大家現在不能不提高警惕。澳門已經「變色」,如果香港步其後塵,其遭遇將較澳門更為悲慘,那些希望保持「既得利益」的人,恐怕更難如願了。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6月26日 星期一

XXXX

XXXX電台及電視向本港市民發表廣播,演詞中表示渠個人以為在相當期間內,本港市民還要忍受使人不安的情況,並且要互相合作,互相勉勵,及容忍本身的才智不能克服的其中一些困難的心情,來應付這種情況。港督又呼籲市民要堅決去防範,他說:「無論那一絕對小部份的人怎樣地有決心,假如我們大多數的人能夠緊守自己的立場,他們斷不能將他們的意志加於我們的身上的。因此,香港市民一定要時刻防範,我們一定要準備對抗任何的恐嚇或壓力,無論這些恐嚇和壓力是來自個人的或是團體的。最緊要的是我們千萬不要讓自己個人的或是一般的恐懼,控制我們。倘若我們鼓起勇氣,並且幫助他人提起勇氣,那麼於對這少數人的一切行動,是根本無需顧慮的。」

在機場時,港督在記者招待會中亦發表談話。渠特別透露渠本人希望在五年任滿之前,將專心從事去達成重要的四項建設,即第二個十年房屋建設計劃,醫務衛生的擴展,下七年的小學建設計劃,及食水問題的解決等。港督在記者席上亦透露,渠返英時將與英聯邦事務部商討者,為勞工法例之訂定,探求此次因勞資糾紛而造成暴亂之重點,如何解決及保障勞工利益等。其次則為建議加強地方政府權力。再其次則為社會安全之問題。

從港督廣播詞及其談話中,我們見到港督對於本港目前所發生的動盪的整個問題,是瞭如指掌,其渡假之前,向本港市民所發出的呼籲,確是一個最好應付當前局勢的善法。我們相信本港市民今後對於本港當局必更具信心,而在其個人的行動上,必更堅定其立場,互相合作,來對抗暴力的壓迫和恐嚇。在實際行動上,我們亦見到本港當局已經XXXX

XXXX去作長期的對抗。數日前輔政司增加高級人員專理動亂事件一事,可以知道政府當局在行動上是有了成竹在胸的計劃了。港督認為本港最需要者,為社會的安定,然後才能夠繼續有經濟的繁榮;但同時亦承認,經濟繼續繁榮,始能對煽動動亂者作有效的對抗。所以在應付動亂之時,不能不繼續發展本港各種的經濟建設,因此輔政司正常的事務,不能因動亂而稍有停頓,於是則須多設副輔政司一人去專心辦理動盪之事務。

港督此次之渡假,不獨對其本人身心有莫大的裨益,而且對本港的政務及將來亦有重要的幫助。港督已經明言其返英後將與聯邦事務部商討幾項重大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是對本港市民的前□□□□□□□□□□□□的訂定,不□□□□□□□□保障和利益,而且對□□□有其利在。勞資合作則能使工業振興,經濟則因此而繁榮。地方政府能夠成立,人民與政府並肩行政,則能夠消除政府與市民間的鴻溝。地方安全是需要政府去維持,除了擴大警衛力量之外,尚須龐大的經費,如英政府不予香港以援助,地方安全則難以實現的。

港督在其發表抱負之時,我們見到四大問題能夠在十八個月內達至最足的進步,是十分愉快,我們感覺到本港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大問題之實現,亦要依賴社會的安寧才能夠一一付諸實施。我們希望本港市民,在港督於九月回港之前,能夠認清局勢,協助政府當局去維持社會的安定與秩序,使本港早日回復正常的局面,而使政府的計劃能一一推行,經濟繼續繁榮,民生更加舒暢,市民得能安居樂業。

進退兩難的蘇聯外交

蘇聯外交現又面臨另一進退兩難的局面。

蘇總理柯錫金二十日在聯合國大會指摘美國支持以色列「侵略」,但卻承認以色列的存在,並表示為了和平,「有意與大國合作」,這一演說的本身,就已頗為微妙。

同一天,蘇共總書記布里滋湼夫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中東情勢時,對於溫和強硬兩派的分歧意見,力謀將其統一。蘇維埃最高會議主席則飛赴開羅,與那塞總統會談,表面上是援助埃及,包括重整軍備等在內,對付以色列。實際上,或許同時促使埃及接受合理的和解。

三位首腦分頭活動,顯示蘇聯當局亟圖解決中東問題的積極性。

自從赫魯曉夫時代以來,蘇聯的主要外交方針是:一方面要和平共存(以美蘇共存以至美蘇妥協為中心),一方面要支持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新興國家民族解放鬥爭。這兩項勢力,本身矛盾衝突,蘇聯卻一直苦心孤詣,多方設法,希望巧妙地同時進行。

但是,對於揭業「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往往損害美蘇的協調,在越南戰爭中,蘇聯援助北越,致與美國對抗,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反過來說,假定不想損害美蘇協調,就非抑制新興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可。蘇聯當古巴危機緊急階段所採的措施,又是另外一個例子。

對於此次中東糾紛,蘇聯究將依循甚麼型式解決呢?「古巴型」,「越南型」,抑或另外創出一個新的「中東型」呢?現在自然尚難逆料,但是無論如何,蘇聯決其不會冒核子大戰的危險,免致與美國攤牌釀成世界的空前浩劫;卻是幾乎可以斷言的。從這一點來看,蘇聯所謂和平共存的基本路綫,大概不會有實質上的改變。

蘇聯過去曾以「和平攻勢」困擾西方,自從古巴事件以後,對於越南戰爭,希臘軍事政變,及此次中東戰爭的以色列「侵略」,以美國為對手,都處於下風;克里姆林宮的首腦未免困窘。以前的「和平攻勢」,現在有轉成「和平守勢」模樣。加以中共抨擊蘇聯的路綫,指為並非與美國對抗,而是迎合投降美國,出賣越南,阿拉伯國家的和平共存云;於是,更加增多一層困難。

目前在蘇聯的領導層中,關於越南問題及中東問題等,傳說意見分歧,形成對立。處於錯綜複雜情形之下,原屬在所難免,與蘇共主流派布里茲湼夫、柯錫金等抗衡,主張採取強硬態度以政治局委員兼書記處書記謝立平,及前任安全委員會主席謝米恰斯內等。有些西方觀察家稱其為「新斯大林派」;因為這些人的氣質作風等等,與斯大林頗為相同。

不過,目前崇拜斯大林者只佔少數,其中以老一輩的人為多。大多數蘇聯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及受過高等教育者,有頭腦,有理性,傾向自由;對於專制、獨裁、殘暴、守舊,殊不以為然。

此次蘇共中全會雖發表聲明,指摘「中東戰爭、越南戰爭與帝國主義有關」,呼籲加強蘇聯與阿拉伯的友誼。但卻同時指摘「毛澤東集團的誹謗運動及分裂運動」。蘇聯是念念不忘對付中共的。

還要指出:第一、此次中全會的議題有二:一為中東形勢;一為革命五十週年問題。關於前一議題,由布里滋湼夫報告;對於後一議程提出報告者,則有政治局委員兼烏克蘭第一書記,哈薩克第一書記,總工會主席,莫斯科省弟一書記,科學院院長等。單單看此名單,即可知道此次全會的重心在於國內問題。蘇聯人不會把國外問題看得比國內問題為重的。第二、柯錫金本已拒絕與詹森會談,現又改變初衷。根本上,對於各項重大問題,兩國首腦均有親自接觸的必要。

年來蘇聯外交誠屬進退兩難,惟以此次中東問題而言,蘇聯儘管要支持埃、敘等國;但正視現實,到了最後,除與美國妥協之外,恐怕別無其他打破僵局的辦法。

(XXXX/□□:文字丟失)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5月1日 星期一

五一勞動節感言

紀念五一勞動節,是全世界工人們實踐改善生活,提高自己地位,促進生產的光輝節日,不管是西方國家的英、美,或是共產國家的蘇聯,工人們都是一樣的重視這個節日之意義的。

談到工人問題,我們首先接觸到兩點:第一是勞資關係如何處理?第二是勞動的剩餘價值說法如何理解。這是自有工人運動以來,或者說得遠一點,自有工農生產以來,一直都不能解決的問題。

關於勞資關係之處理,共產國家的辦法怎樣?很少人明白。並不是說共產國家缺乏處理勞資關係的辦法,而是共產國家事實上沒有勞資關係,即以蘇聯而論,今天只有工方,沒有資方。資方是誰?是共產黨還是莫斯科政府?恐怕布利茲湼夫及柯錫金也不能作具體的答覆。因為他們的事情千變萬化,今天的事,明天變了,明天的事,後天又變了。變得太快,往往是使到外國人士無法理解的。是故今天談共產國家的勞資關係,近乎多餘。而所謂勞動剩餘價值的說法亦是一樣。勞動剩餘價值那裡去了,工人自己收回,問題馬上解決,如果不是?到那裡去了?共產國家一樣是弄不清楚的,是故五一勞動節的意義,在共黨國家中是完全變質了。

在西方國家又如何?每一個研究西方國家社會制度與經濟情況的專家,他們都承認今天西方國家的勞資關係已作質的改變,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的勞資關係在今天的西方國家已經找不到了。今天勞方與資方的關係是完全在一種法律與契約上規定下來的。如果違反這種規定對勞方不利的時候,勞方是經常採取必要的措施反對的,最主要的莫如是合法的罷工,可見西方國家今天所發存在的勞資問題,並不是剝削或被剝削般簡單,而是包括如何實踐合約,如何衷誠合作等許多要素在內,在這大前提下,勞動剩餘價值的說法,當然亦作質的轉變了。

誠然,勞資問題貫連歷史之發展,不是三言兩語便可以解釋清楚的。我們今天在紀念五一勞動節當中,感慨至多,站在工人立場,我們必須看清楚,大大小小的事物都變了,不管變好或變壞,我們廣大的工人們,應該「自強不息,力求進步」,才是保證自己利益與地位,進而對經濟生產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之先決條件。

發展舊式樓宇地產的可能性

昨日本報報導一項關於戰前舊樓宇業主遭遇困難的詳細消息,謂舊式樓宇將有被淘汰而成為危樓的可能,而這些樓宇的業主沒有能力擔負補償住客的搬遷費,亦沒有力量去發展他們的物產。這一段消息並不是新聞,而是最近關於舊式樓宇的一項總報告。以前已經有人在立法局曾經提出解除舊式樓宇的租金管制,總獲不到通過。政府當局亦曾發表過一項發展中區的計劃,只是計劃而未見有什麼實際的行動。在目前地產買賣情況如此呆滯的時候,來討論解除這些舊式樓宇的租金及發展陳舊樓宇的計劃,似乎是不合時宜;但我們不能因為經濟環境的情況好壞而忽略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公平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提出的,是法律是否應該主持正義?立法是因事制宜,抑或是處事公正?舊式樓宇的租金管制的立法是因為當時住屋缺乏,而戰後人口亟增,民生疲敝,若不加以管制,則恐業主貪利忘義,強行加租,而影響社會的安定,這是因事制宜,而也是主持正義的。但在目前來看,住屋雖然不致是十分充足,但新建樓宇大多空置,受租項管制的舊式樓宇業主,被管制了二十多年,而致物業頹敗,若一旦成為危樓,則更成為負債之人,且在二十多年中,其所收得的租項竟不及二房東的收入,到了現在,仍未見政府當局解除管制,這是否因事制宜及主持正義呢?說一句公道的話,不論本港經濟的情況是如何,一部份的納稅人不應該永遠去擔負整個社會的經濟重擔的,為什麼舊式樓宇的業主要受到如此的待遇,而新建樓宇的業主卻不須去分擔一部份的責任,法律不應該保障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令致另一部份人受到損失。所以我們不能不主持正義,向政府呼籲,請求對管制舊式樓宇租金的問題,作重新的檢討。

第二個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舊式樓宇的重新發展在目前環境下並不是不合時宜,而是極其需要,特別是在有計劃發展之情況下,更加有助於恢復本港經濟的繁榮。我們想舉出幾個例證。在一九三二年左右,美國經濟不景,情況十分嚴重,後由羅斯福總統領導施行新政,才將全國經濟挽回。新政之中有一項是清拆貧民窟的建設,是有計劃改變市容,同時供給大量失業工人工作,並改善人民居住生活,而刺激市場,卒收良好的效果。在戰後的英國,經濟何嘗穩定,各工業都市因被敵方轟炸而成為頹垣敗瓦,但復員的工作迅速展開,不獨重新建設,而且趁機清拆舊式樓宇,他們也成功了。說到日本,以戰敗國的地位,而能在二十多年中同樣建設起來。為甚麼香港不能效尤呢?

香港這十年來地產業發展的錯誤,是在於無計劃的發展,而同時是全靠私人企業去進行,所以有供過於求的現象,而引起困難。若目前能在政府領導之下,及銀行界聯合的支持,去進行一項有計劃的發展,採取分期付款購買的辦法,相信有許多舊式樓宇業主是樂意參加,而亦有許多市民願意改善其居住環境去購買合適的住屋的。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19日 星期三

消極批評與積極建議

近來有一種風氣,有一部份人以為事事批評政府,事事攻搫政府,便算是「民主政治」,便算是替市民講話,便算是為民前鋒。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風氣,如果此種風氣不及早制止,前途可能產生政治上的「虛無主義」,流於空談而不講實際了。

我們同意對政府施政的批評,更同意對不合理之事件或不健全的現象批評。但有一點我們應該弄清楚。

第一、批評應該負責任,並不是說了就了,對自己所說的話,及對被批評的事或問題以後不再負責任的。

第二、批評的動機應該是光明磊落,特別是應該基於愛護香港和為大眾利益着想的。這樣庶幾可以避免為識者所笑,譏為「沽名釣譽」,或是「化公為私」。

第三、批評最忌流於消極性,對任何事件或任何問題,隨便發言,東也不是,西也有錯,說者不難,但事事應顧及對方或第三者,做起來的時候是否有困難?如果真有困難,應該怎樣解決?這些都不是消極性之批評所能做得到的

因之,我們誠然不反對消極的批評,但更希望積極的建議。

怎樣說積極的建議?例如,今天香港的居住問題依然未能解決?政府應該怎樣對付這個問題?積極的建議在於提供有效的辦法,多建廉價屋是辦法之一,開拓新界離島疏散港九市民是辦法之一,通過銀行協助,大量興建樓宇,協助市民買樓也是辦法之一。凡此辦法,都是需要你實際的具體的擬訂。切忌言之空洞,而能夠作實際具體建議的,一定要對問題有深切認識,然後方能「言之成理」。

又例如應府香港之醫療問題,徒然指責政府是不夠的,我們應該從多方面想辦法,擴大政府醫院一也,幫助慈善醫藥機構,增加病床二也,鼓勵志願服務機構與善長仁翁為貧病市民服務三也。要求醫療工作者加強服務,真心真意為市民服務四也。

總而言之,對任何事件的態度,積極建議是勝過消極批評,這是有待香港市民深切了解的。要知「民主政治」不在於消極的批評,更非惡意的攻擊。為民前鋒,為市民服務,亦不能空言無物或別有用心,當前環境複雜,香港處境困難,真正為香港謀繁榮,為市民謀幸福之做法,是促進市民與政府衷誠合作,互相信賴,團結努力,苦樂與共,以應付困難,絕不是挑撥離間,事事攻搫而可以獲得效果的。

日本不與偽蒙建交

日本政府外次宣佈,日本目前無意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雖然日本政府與外蒙一直保持非正式的外交接觸。

這是日本明智之處。日本既與中國建交,而且共同為維護亞洲和平而努力,當然不應該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因為外蒙是蘇聯一手造出來的偽組織,是蘇聯侵略中國的產物。蘇聯不但掠奪了中國這一塊領土,同時在外蒙建立軍事基地,作為侵略中國,侵略亞洲的根據地。誰承認外蒙,誰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誰就是與蘇聯妥協,與蘇聯侵略主義妥協。這是中國人所不願見到,抑且不能容忍的。

所以我們特別稱譽日本此舉之明智,由於日本此一明智之決定,將使到外蒙在國際更為孤立,蘇聯希望亞洲國家承認外蒙是絕不可能的。

日本進一步的措施是什麼?這是日本自己應該決定的,就是與中共貿易問題,日本與中共貿易之利何在?其害又何在,此時應該重行估計了。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可引用李國鼎部長的見解。據中央社東京十八日電稱:中國經濟部長李國鼎今天說,中國政府反對日本和中共之間的貿易因為這將助長中共力量,最後用來對付自由國家和人民。李部長今天中午在此間外國記者聯誼會招待他的午宴席間向日本及外國記者說,蔣總統是這個世界上唯一深切認識共黨的政治領袖。李部長說,作為日本的朋友,在日本增加對中共的貿易發生很明顯的危險的時候,他和他的政府不能保持緘默。李部長向報界說,過去中國政府曾一再為此事向日本提出忠告,但是從來沒有實際干涉日本的貿易政策。在答覆記者們所提的問題時,李部長說,當中國大陸由紅衛兵運動」而陷於混亂之時,中華民國正在作更大的努力,以使台灣經濟達成更進一步的發展。他說,這是我們向世界以及中國人民證明,我們的制度比共產主義良好,我們的力量比共產黨壯大。」

李國鼎部長一針見血之論,應該獲得日本政府與及朝野人士之同情的。日本此時與中共貿易,不論對任何方面言,都是害多而利少也。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4月15日 星期六

居者有其屋與延期還款
再論銀行協助市民貸款購屋計劃

恒生銀行前此提出實現市民「居者有其屋」的計劃與現在實行買樓貸款「延期六個月還款」之辦法,不僅是屬於銀行業務一種新計劃之實施,同時亦具重大的社會意義與繁榮香港經濟之積極作用,我們從這一角度評論,並由此說到香港市民所急要解決的居住問題及其對地產業務市道之影響,實為當前重要的經濟課題與社會課題。

如所週知,經過長期之調整後,香港地產物業已進入穩定階段。在現階段我們討論香港的地產物業問題,應有新的觀點,否則難免走入鑽牛角尖,越鑽範圍便越狹隘,最後不但尋求不到結論,抑且可能產生錯誤之觀念。

我們所謂應以新觀點來研究當前之地產物業問題,主要是如何協助市民購樓宇,以達到住者有其屋之理想。我們這種主張,並非低估地產物業界直到今天尚有若干未能解決之困難,而是從根本方面想辦法,以求整個問題之解決,如果大多數市民都能夠有力量購買樓宇,一方面嚴重的居住問題可以解決,一方面空置樓宇可以減少,地產物業界所投下之鉅額資金可以回籠,過去所謂滯市,貶價等等困難問題,自然不復存在了。

協助大多數市民購買樓宇,在銀行言,固然是屬於業務之一種,而銀行在進行此種業務當中,更有積極的意義,便是協助市民漸漸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協助政府解決市民居住問題。如果銀行此種努力能夠擴大,或收到預期的效果,則香港政府對與建廉價屋宇之計劃,也可以修訂,不必每年每年的為了實現這個計劃而付出鉅大之款項,以至影響到整個財政預算案或行政計劃之編訂。換言之,假如銀行之努力能夠在這方面獲致效果,使到政府減少了對解決居住問題與興建廉價樓宇之負擔,俾能集中更多財力用諸發展工業生產與更重要之建設上面,從這一點看,恒生銀行首先提出的協助市民購買樓宇,實現「居者有其屋」,與及進一步實施的買樓貸款延期六個月還款辦法,何止是其業務新辦法的實施,抑且是具有積極的、重大之社會與經濟意義的。

為了幫助市民對「延期六個月還款」辦法有透澈之認識,此處有引述這個辦法要點之必要。據恒生銀行總經理利國偉解釋,這個辦法之要點如次:

第一、通常樓宇分期付款,在借款之日起一個月後,即須攤還本息,但買家為了要繳付首期樓價,律師費用,政府厘印等,可能已用去所儲備現金,遷居入伙所引起之一切費用正在需財。恒生銀行為買家着想,特別提供「延期還款」計劃,使業主解決一切困難。

第二、「延期還款」計劃詳細辦法為:(一)凡採用「買樓付款」購屋人士如有需要,可以向恒生銀行洽商,在借款之日起最長延期六個月還款,即係第一期之還款可以由第七個月起方開始。(二)利息計算辦法,六個月延付期內之利息只照單利計算,加入借款金額,按照分期付款基數,計出按月應還數目。(三)例如借款一萬元,月息一分〇五計,延期六個月,期內利息六百三十元,本利合計共一萬〇六百三十元(假如分七十八期付款,原本基數為一八八四二八,將延期六個月期間較之利息計入七十八期內攤還,則每期攤還二〇〇.三〇元,較之不延期還款之每期一八八〇四三元,每月攤付多一一.八七元而己。)

詳細分析上述辦法,無疑是專門為協助市民購買樓宇而設的,其為利便市民,解決居住問題之重大意義是十分明顯的,但如何進一步求這個辦法迅速推行,迅速見效,我們提出下列意見,以供有關方面參考:

第一、「居者有其屋」與「延期六個月還款」辦法雖然是首先由恒生銀行提出,但這是關係解決市民居住問題與繁榮香港經濟的,希望香港中外銀行,都應該採取相同的辦法,或類似的辦法,以收全面推動之效果。

第二、「居者有其屋」與「延期六個月還款」辦法實施的對象,應以一般市民為第一,因為這些市民佔香港人口的大多數,他們特別需要幫助,因為他們最急切要解決居住問題。到了一般市民都達到「居者有其屋」之後,香港居住問題便不復存在了。

第三、一切手續要簡便,費用要盡量減低。

第四、銀行利息雖然有一定之水準與原則,不能隨便更改,但站在協助市民這一大前提下,我們仍然希望銀行利息盡可能減低的。

第五、銀行應廣為宣傳「居者有其屋」與「延期六個月還款」辦法,俾得市民有透澈之認識。

以上的建議,不但是希望恒生銀行當局研究與考慮,同樣希望香港中外銀行當局研究與考慮。

遠東經委會的東京宣言

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十二日的全體大會,對於由美、日、印尼等十五國聯合提出的東京宣言建議案,一致通過。此舉關係遠東的前途甚大,非常值得注意。

在一九六〇年代前半期的五年間,遠東諸國國民總生產的增長率並不一致:低的雖然只有百分之二點六,高的卻達百分之九點二。大致區別為:泰國、自由中國、南韓及馬來西亞的增長率較高;印尼、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則較低。惟平均計算,在上述期間,遠東各國國民總生產的增長率,估計只有百分之四點五;縱與國民總生產增長率低的先進國家比較,也還不如。此種經濟現實,豈不令人沮喪!

遠東諸國保有的黃金外匯儲備,如不包括澳洲、紐西蘭在內,一九六〇年年底是五十一億美元。到去年第三季增至六十一億美元。增加的十億美元,其中約有一半屬於泰國,泰國的黃金外匯儲備,在最近六年間,由三億七千萬美元增至九億美元。但這與美國增加援助,使用巨額金錢在泰國設立基地,及派駐大批軍隊(最近已增至三萬五千人以上)花費大量外匯有關;並非泰國本身努力的成果。日本、馬來西亞、自由中國、菲律賓的黃金外匯亦略有增加。至於其他國家,則幾乎沒有進益。

此外,遠東諸國糧食不足。緬甸、泰國、高棉、自由中國、南韓有糧食輸出;其他國家則多數無法自給。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口激增,糧食的增產量卻很少。遠東諸國的人口,在一九五〇年代的十年間,約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九六〇年代的增殖率更大。一九六〇年的人口總數約為十六億;預料一九七〇年時可能達到十九億五千萬,誠屬驚人。

至於糧食生產,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前半期,每年增加百分之二點五,雖然稍微高於人口增殖率。但是例如去年,由於歉收,印度立即面臨糧荒。

總之,遠東國家的困難非常多。東京宣言強調:提高各國國民生活水準為當前急務。正在開發中的國家必須有效地開發國內資源。並且指出:為了促進亞洲經濟開發,先進國家對於從那正在開發中的國家進口物資,有實施自由化及放寬援助條件的必要。各國決提高共同意識,採取符合現實的措施云。以貿易自由化來說,先進國向正在開發的國家輸出物資,可說非常自由;惟從這些國家輸入工業品,則設有許多限制。這不僅打擊對方,而且太不公平,先進國家對於本港,就是最顯著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