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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社論 1968年12月9日 星期一

注視港英這種加重的迫害

最近港英續將一部分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移往芝蔴灣監獄。此事正受到各界同胞的關切和注視。

在各界同胞堅決促港英釋放所有獄中愛國同胞的時候,港英這種做法,不能不被認為是蓄意敵視港九愛國同胞的一種新罪行。

赤柱等監獄的黑暗情況,經過這一年多來出獄同胞的揭露,人們早已認為駭人聽聞;但以與芝蔴灣相較,則只算小巫見大巫。

芝蔴灣是最黑的黑獄,這不是最新的發現,而是多年前少數不堪虐待逃出的「犯人」早就約略透露過的。在這個大黑獄裡,港英的爪牙及其縱容包庇的「蛇頭」,對獄中同胞殘忍毒辣,無惡不作。拳頭打胸口,手腳撞小腹,皮靴踢身軀,視同請客,稱為吃「薯仔」、「雞翼」和「雞脾」。毒打一頓只當是「見面禮」。什麼「踎班」、「放飛機」、「打水針」,與乎煙頭灼腹,鐵釘刺指,木板夾指,灌頭髮水及糞溺等等酷刑,不勝縷數,言之髮指。如果有那些曾於戰時被關進過納粹監牢的英國人看到這一切,相信也會為之「大開眼界」,並對於他們當年反抗納粹侵略的宣傳和號召,也要大惑不解了。

在這個大黑獄裡的同胞,除了隨時會受到種種酷刑外,平日被罰作苦工,從事於遠遠超過他們所能應付的強度勞動,營養是談不到的。港英把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送去,其中還有青少年在內,被捕時才十四歲的劉英羣就是其一。當今之世,環視各國,像港英這樣無法無天的行徑,實在少見,甚至使人聽到也不敢置信。然而,事實的確如此。

港英從來是有膽為非作歹,卻無膽向人承認的。港英當局把這個大黑獄稱為「不設防」的「模範監獄」,它的發言人把內部情形描寫得像「天堂」一樣。但是,人們知道這個道理:「帝國主義政府的反革命事業儘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書上,卻總是滿篇的仁義道德,或者多少帶一些仁義道德,從來不說實話。

港英文過飾非的「好話」,既掩蓋不了它的惡行,更推卸不了它的罪責。港英對港九同胞進行政治迫害和民族壓迫,新債舊帳,將來總有一天要清償。任何暴橫無理的迫害,絕對嚇不倒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同胞,卻只能增加港英的債務。

港英必須停止酷刑毒打獄中同胞的暴行,必須停止將非法拘禁的同胞移送芝蔴灣。現在廣大同胞強烈要求港英釋放所有被非法拘禁的愛國同胞,港英反而進行加重的迫害,究竟打算造成什麼局勢?達到什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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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7日 星期一

容罷工工人復工是不顧全體利益!
--從渣甸等三家輪船公司對港共分子的讓步說起

港共策動的「復工運動」,已經攪了一個多月,開會宣傳,排隊求乞,結果大失所望,幾間規模大的公用交通事業組織和工廠,俱以嚴正的態度,拒絕港共分子的要求。它們做得好,做得對,深獲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事實上,「復工」兩字跟本是捏造之稱,從法律和人情的觀點而論,這兩個字都無正當根據。第一、港共分子的罷工,與經濟要求完全無關,祇是企圖使港共的政治陰謀獲逞,這已不能稱為罷工,而是製造騷動的搗亂。第二、歷時一年的「罷工」,殊不多見,一年以後仍稱為「復工」,簡直是荒唐透頂!撇開政治因素不談,試問一家工廠怎可以因工人「罷工」而停產經年和「虛位」以待?一小撮喪心病狂的港共頭目,根本連起碼的知識都缺乏,害得一班盲從工人至今淪於失業,躑躅街頭喝西北風。誰實為之,孰令致之?這班誤入歧途的工人,此時該以冷靜的態度,思前想後一番纔對。

我們不是故意強調失業工人不能就業,適與此相反,我們一向主張全面就業,人人都有貢獻其智力和體力為社會服務的權利。可是港共的「復工運動」,性質上與此根本不同,簡言之,就是大是大非的原則,不能任其混淆不分。對於被威迫、利誘和欺騙而誤隨港共罷工的工人,我們首先希望他們快忕覺悟,與港共斬斷任何關係,重新做人。他們如果能做到這一點,自會換回社會的同情,失業問題就可馬上解決。如果不經這一過程,而以「復工」作為一種要挾,則任何單位俱不會伸手援助。這就是上述大是大非的區別所在。中外古今,絕沒有不想幹活時就罷工,饑腸轆轆時就復工,莫說在民主自由國度無此等權利,就是港共稱為「幸福快樂的祖國」大陸,也休想如此!工人有工人的紀律,自毀紀律的就要自作自受。

基乎此,我們不能不對最近三家輪船公司的接受港共分子的全部「復工」,深感難以苟同。這三家輪船公司是渣華、多利順和渣甸,港共特為此事,擴大宣傳,大喊「罷工有理、復工有權」的荒謬口號。港共報紙對此,大肆渲染,說「由於罷工工人的積極爭取,使雙方(按指渣甸輪船公司與港共分子)的會商逐步取得進展,最後在融洽的氣氛中就安排罷工工人事達成了協議」。共報所說的「融洽氣氛」,就是指資方的讓步,它包括「復用屬下的全體罷工海員,罷工時被無理寫壞的航海證件(紅簿)全部改正,保障復工工人在公司一切基本船員的應有利益,在規定期限內逐步安排復工工人落船,逾期未能安排落船的由公司發薪候職」。看了上面一系列的資方承諾,任何人都能指出是一種不顧大體的措施,而其後果更不堪設想。資方顯然是為了對大陸生意的維持,但不知不覺中卻墮入了港共的圈套。第一、這一系列的承諾,不啻是承認港共的搗亂是「合法的」,港九絕大多數居民的抗暴努力,屬於「多餘之舉」。第二、改正「紅簿」,等於資方自摑嘴巴,既在港共海員證件上註明行為不良,現在又自動修改,出爾反爾,不是資方自認錯誤嗎?第三、「未能安排落船的由公司發薪候職」,更是前所未見的任何資方的「慷慨」。莫說是港共分子,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工人,在未有工作之前,如何能先發薪而「聽候任用」?

每一企業單位有用人的自決權,外人不能置喙。不過,這件事因為牽涉到我們今後抗暴努力的基本利益,殊難使人緘默。此例一開,試問其後果將如何?首先一項顯而易見的後果,當然是使港共分子躊躇滿志,大力宣傳之外,今後就動輒以罷工為要挾。另一項後果是間接鼓勵各業守法工人,與港共接近,視罷工為一種報復的途徑。最後一項後果則是使邪正混淆,港九抗暴居民過去一段時間的堅苦卓絕奮鬥,豈不因此而付諸東流?若說此是完全自私自利的愚不可及之舉,似非責人過甚之言。

不過,我們能在抗暴努力中從勝利邁進新的勝利,關鍵因素在於大多數人能明辨是非,尊重公眾的利益。即使少數人祇顧一己私利而不惜與港共妥協,仍不足以動搖我們堅持抗暴努力的決心。舉例來說,前天一家英文晚報曾為此事走訪幾家大型企業的主持人,探詢他們對此的反應。香港電車公司經理沙爾文說:渣甸輪船公司的決定,「絕對不會影響」到他的態度。他說:「渣甸和其他輪船公司,生存於他們自己的世界………他們的決定不足以改變此地工商業人士的想法。」中華巴士公司發言人,說得尤為徹底。他說:「不論渣甸輪船公司如何做法,中華巴士是不再僱用那班人(指港共分子),更不管那班人的一再要求。渣甸的決定是政治性的決定,屬於該公司對事件的看法;我們的決定也是政治性的,屬於我們對情勢的看法。我們將不步其後塵。」這是多麼值得鼓掌的壯語!可以說是代表社會大眾對港共「復工運動」的心聲。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29日 星期一

除舊迎新.人壽年豐

今天是中國農曆丁未年大除夕,明天則是戊申年元旦。丁未年屬羊,戊申年屬猴,羊去猴來,又是一歲。香港居民以華人佔了絕大多數,至今仍維持傳統的生活方式,對於農曆除夕和元旦,家家戶戶歡樂逾常,除舊迎新,大家以人壽年豐互祝,期望新的成就。古人說: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今年我們在除舊迎新之際,祇是炮竹之聲無聞,熱鬧氣氛為之略減;但那是港共搗亂的結果,若不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的放彈殺人,港九各處今天的炮竹聲響,一定此起彼落。在此佳節當前之際,港共的與居民為敵,應當值得我們警惕。

回首過去一年,在此除舊迎新之時,百感交集,沉痛和興奮心情併至。現在港九局面雖漸復正常,但我們所面臨的新任務,千百倍繁重於往時,復興和繁榮的責任,落在每一居民的雙肩。謹列其犖犖大端,本除舊迎新之意,與社會人士互相祝勉。

一為與共黨分子劃清界綫,涇渭分明。港共在去年瘋狂倡亂,從其發動至大敗特敗,此中過程,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之時,參加搗亂者僅為一小撮港共分子,他們自知力量脆弱,把搗亂的重心置於惡毒宣傳,企圖透過宣傳和醞釀,擴大暴亂。中期之時,港共悍然展開流血屠殺計劃,正面向和平與法律挑戰。在此期內,不容諱言若干居民,因港共的威脅或利誘,墮入其圈套,參加罷工和示威之外,甚至受港共僱傭,製造炸彈,投放炸彈,屠殺良善居民。此輩受港共利用的人,大多數為盲從者,根本無瞻前顧後的思想能力,成為港共的貓腳爪。到了末期之時,由於港共的喪盡天良,神人共憤,盲從者之中,一部份漸漸覺醒,一部分則毅然與港共斬斷關係,甚至最富衝動心理的左校青年,有的也深明大義,起而與港共脫離。至此,港共變成了過街之鼠,人人喊打,在這一法治社會,他們已無生存的基礎。

這一由「盛」而「衰」的過程,說明港九居民對港共的醜惡面孔,已從具體的教訓中徹底明瞭,劃清界線,人同此心。港共陷於四面楚歌聲中,被迫暫時停手,改採「笑臉攻勢」,企圖「收拾」人心,換取「好感」,以狼披羊皮的偽善姿態,再度展開「統戰」活動。此時此際,港九居民若稍存鬆弛心理,必為港共所乘,因此,堅持涇渭分明的立場,允為港九善良居民目前和今後的最高要求。港共是社會病菌,必須與他們隔絕。我們能做到這一點,就可使港共永遠無再搗亂的機會,使過去八個多月來我們經過千辛萬苦而獲得的勝利成果,永遠掌握在手。

二為港府當局對居民的關係,必須改善再改善,最後實現官民打成一片的目標。經過了過去一段時期的携手抗暴,官民之間已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互信共信心理長城。誠如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新近所言:「如果政府與民眾之間有隔閡的話,這次對抗共黨分子的行動,已消除了這些隔閡。」我們相信,大多數居民對何氏所言,都表示同意。在過去,一般人認為官民之間發生隔閡現象,大部分責任應由當局負起,因為當局對民意未盡到應予尊重的義務,使官與民之間的距離,未能泯除。當局對居民的利益既不能面面顧到,居民對當局的施政就會漠不關心,這是正常的心理反應。抗暴的成就不僅已粉碎了港共的陰謀,而且使官民的距離縮短,雙方為共同利益--和平與法治--而發生了情誼。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成就,大家應該對它特別珍惜。除了對它愛護備至之外,仍需要繼續培養,讓它茁壯。這一責任,官與民同要分擔,但主動一方面則屬於當局。在今後遇到一切重大施政時,必須分秒不忘全體居民的實際利益,尊重民意,廣闢言路,以虛懷若谷的政治家風度,尋求施政的建樹。這樣,抗暴所得的成果不但可以保持,而且會發揚光大,使全體居民能夠過着康樂安寧的生活。

三為祈禱大陸同胞,早日恢復自由。中共暴政統治下的大陸,已是人間地獄。經過了毛、林的「文革」後,大陸同胞水深火熱的程度,有增無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這兩句詩,正是我們在除舊迎新之時對大陸同胞的內心感觸。我們身處自由、和平的地方,對被困大陸,在無邊苦海中生活的兄弟姊妹,正寄予無限的關切。現在毛、林統治的基礎已漸趨動搖,在其末日將至之時,他們必然兇性大發,實施全面屠殺。於此,我們一方面希望我當局能及時履行弔民伐罪的責任,一方面則希望大陸同胞,加緊團結,心理上建起推翻暴政的堅強準備,忍受體力上和精神上苦楚,黑夜過去,黎明在望,以此來等待自由解放。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自由人類對我大陸同胞,無時不願伸出援助之手。願光明提早到來,為大陸同胞的重獲自由而乾杯!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11日 星期四

由工展成果看香港經濟的前途
--事實顯出今年是香港工業「好景年」

歷時三十六天的香港工展會,昨天已告圓滿閉幕。據中華廠商會會長蔡章閣在閉幕禮中致詞說:「本屆工展,適逢銀禧盛典,統計入場人數共達一百八十餘萬人,各攤位營業數額超過一千萬元,各地客商前來參觀工展而向本會接洽,分別介紹與各廠家直接談商生意者,亦達一千餘宗,檢討各項成績,均突破歷屆紀錄,實屬盛況空前。」蔡氏並特別指出:「香港人用香港貨熱情洋溢,尤足珍貴。」本屆工展有此良好成績,足以象徵香港經濟「前途似錦」,對香港市民當是莫大的鼓舞。

又據昨天本報晚刊「市場漫步」專欄所報道:今年農曆歲晚香港各主要工業業內廠家開工趕貨,是十年來的最高潮,一般廠家在過去四個月內接入的訂單,現在已要陸續趕製及趕付,預料很多工廠加開夜工趕貨一直到農曆除夕前才告一段落。據工業界人士綜合透露稱:現在本港各主要工業業內廠家,已接入的訂單估計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其中交貨時間最長的,排至一九六八年底,但排至六月底交貨則比較普遍。換言之,本港大多數工廠有半年訂單在手,現在是一九六八年初,各工廠開工生產比去年同期特別忙碌,是一種很好的現象。據悉:目前趕貨最忙的工廠,計有棉紡廠、織布廠、製衣廠、毛紡廠、羊毛衫織造廠、其他針織內衣及外衣廠、玩具廠、塑膠花廠、塑膠用具廠、原子粒收音機廠、搪瓷廠、鋁器廠、膠鞋廠、光學儀器廠、假髮廠、電池廠、電筒廠、及其他小五金製品廠等。香港工業好景足以代表香港經濟的繁榮,這當然又是一個值得使人興奮的現象。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曾被渣打銀行董事長賈乃涵稱為「農曆新年最佳禮物」的消息,是這次美國政府為了防止美元外流,決定對許多國家限制投資,祇有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等幾個國家獲得優待,初時對香港待遇如何尚未確定,後來美國駐港總領事向華府請示之後宣佈,香港與英國、加拿大一樣,美國對港的投資,將維持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度平均百分之六十五,這兩年內美國對港的投資最多,此項決定足證香港業已獲得充分的照顧。記得當時我們評論美國前項措施時,曾經鄭重指出:「香港不是美元外流的最大漏洞,但有許多值得美國重視的因素,因此美國對於香港是應該『另眼相看』,不該與其他地區等量齊觀的。」現在美國的措施,也許未必受了我們的影響,亦與我們的主張不謀而合。香港獲得這個「農曆新年最佳的禮物」,這也無疑是足使香港市民同感欣慰的。

古人謂「自求多福」,「自助人助」,根據香港本身的體驗,足以證明這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為在去年港共暴亂期間內,他們惡毒的陰謀之一,是要打擊香港工商百業,從而攪垮香港的經濟。他們當初煽動的工潮,就是向着幾家華資工廠下手,後因此項陰謀並未得逞,又轉而脅迫交通工人「罷工」,並在港九各區展開恐怖行動,其目的也是要破壞香港工業的生產,影響廠家對外的信譽。就當時情形看,假如港共策動「海員罷工」能像去年英國一樣,碼頭貨物無人搬運,香港外銷產品不能依期運出,這一定使外國買家信心動搖,不敢向香港繼續訂貨,由此產生的結果,可能就是大工廠減產,小工廠倒閉,無數工人陷於失業,而香港經濟就此垮了下來,真的變成一個沒有生機的「死港」。幸而香港的勞工階級絕大多數深明大義,始終緊守工作崗位,不為港共詭計所愚。結果是,外國方面雖然曾經訛傳香港「亂糟糟」,但因香港交貨沒有延期,工廠生產也如常活動,在這事實面前,外界有關香港的流言,業已不攻自破,本年度所獲外國訂單能比過去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這都正是香港「自求多福」的一個明顯效果。現在港共暴亂已完全失敗,短期之內勢難再圖掙扎,由此展望前途,香港今年必有一番好景,那是大可預卜的。

人們知道,香港經濟命脈繫於工業的發展,而和平安定是發展工業不能或缺的前提。香港有足夠發展工業的條件,也不虞缺乏工業發展的資金,現在經過了去年的嚴重考驗,我們能夠經得起共黨挑戰,在騷亂之中保持穩定,這是「無價之寶」,與金錢得失不能相提並論。有理由相信,這次美國對港投資所以特示優待,當是有感我們幾個月來那種「危而不亂」與堅強不撓的精神。古語有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香港有了現在的基礎,祇要我們努力下去,就必能成為一個永遠活滿活力的城市。而由現有的事實指出,各主要工廠在這年關期內都要趕開夜工,祇有極少數左派工人陷於「失業、飢餓」的命運,這對香港工人今後的意志,也必有其長遠影響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談香港的青年教育
--因為缺乏明確目標,致失敗多於成功

香港的未來,繫於年青一代。一九六六年的「九龍騷動」和今年左派分子策動的暴亂,生動的說明了香港青年與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具有何等重大的關係。年長一輩的,輒以「衝動」兩字責備青年,把他們被帶入歧途的原因,統統諉諸於青年身上。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責備。青年可貴之處是心地潔白,富於衝勁,因此最易感受邪說和毒素,而將其銳氣用於不當之途。港九左派青年,就是受了共黨長期宣傳的煽動,以致成為共黨的思想俘虜,作了他們的代罪羔羊。因此,我們若對這個問題加以歸根究底的深入探討,則不能不承認是我們自己未曾克盡培養青年的責任;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一重大工作的失敗,可以說是導致今天一部分青年誤入歧途的主因。

有遠見的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不乏同感,例如「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李守慧氏,上星期五日在該校畢業典禮中致詞時,就對此發表了頗具見地的言論。綜合李校長所說的話,可以歸納為下列諸點:㊀香港教育由於缺乏明確目的和健全制度,致使全部失敗;㊁教育失敗的結果,使離校學生大多表現既無學問,又無良好的品格,一味追求物質享受;㊂教育制度建立於考試上,學生求學成了為考試而讀書。李校長是實際辦學人士,他所說的自然都從現實觀點出發,並非泛泛之論。事實上,在李校長發表上述見解之前,港九教育人士亦多曾就青年教育問題,提出各自的意見,儘管其中有說法互異的,但從異中求同,至少反映青年教育這一問題的無比重要性,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我們希望熱心青年教育的各界人士,今後能對此不斷提出意見,集思廣益,一定能對青年教育的正當方法和途徑,有所裨助。

教育目的和教育制度,的確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在決定目的和制度之前,我們認為必須先認清對象。香港絕大多數的青年是中國人後裔,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近在咫尺,而中共一向專幹「思想出口」和顛覆滲透,青年又是它的主要對象。青年生活於這樣一個民主與極權絕對尖銳對照下的社會中,青年教育的最大目的,首先就是要培養他們高度的民主觀念和反極權思想。聖士提反女校校長巴克女士,最近曾對此提出極精闢的見解。她說:「自由社會教育是不能向學生灌輸任何思想與意識教條,真正的教育是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判斷力與對變化萬千的世界的迅速反應。」她所說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觀念的教育。

在過去,我們的青年教育,對此殊未重視,因此予共黨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一方面利用左校,大量吸收青年,施以共產教條的灌輸,使青年成為他們的滲透細胞;一方面則引誘苦悶徬徨的青年,供其驅使。如果我們的教育目的早已確定,則青年對共黨極權的弊害自有明確認識,就不會受共黨分子的引誘與煽動了。

另一個問題是考試制度。會考存廢孰得孰失,見仁見智。新近教育當局對英中會考制度的改革,一般認為是合理的措施;但中文會考並未改革,仍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由於考試制度的存在,學生讀書與學校施教,都以應付考試為目標,造成了「讀死書與教死書」的不正確現象。英華女校校長鄭美蓮女士,曾指出應屆會考學生,由於會考範圍的約束,祇顧記誦而不求深解。這一現象,完全是學生為了應付會考所造成。放棄對書本知識的融會貫通,祇一味背誦書本,其結果是所學到的並非真正知識,會考一過,就會忘個一乾二淨。

推動青年教育的力量,來自教育當局、學校、社會和家庭四方面。這四方面必須結為一體,發揮集體力量。目前的青年教育,社會和家庭還沒有盡到推動的責任。教育司簡乃傑不久之前在一項演說中,對此亦曾提及。他說:「學校乃社會之縮影,學生在學校內可獲得機會,參加各種教育活動,爭取經驗,以應付將來社會之需要。」家庭方面,亦不應把子弟教育的全部責任,交給學校。學校是啟迪知識,家庭是培養品德,兩者的結合,纔能達到博學、慎思和明辨的境界。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我們大家既同感於我們目前的教育失敗,就應及時加以補救,萬萬不能演化到教育破產的危機邊緣。如何補救,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能罊,其所涉及的大小問題甚多,必須社會各方面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提供意見,然後彙成一項全面性的建議,供共同討論之需。香港前途,胥賴青年的奮發有為,如何建立正確的教育目的和制度,極端重要。引導青年走上正確途徑,將是香港未來的安定和繁榮的決定因素,不容我們對此掉以輕心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26日 星期日

港府對左派學校不能再事姑息!
--封閉與接管,兩種處置方法俱可運用

港共最近期間的暴行,青年學生已成為他們的「主力」。這是因為港九工人對港共不斷迫害中國人的殘暴行徑,經逐漸了解到它是「以華制華」的惡毒陰謀,如果繼續跟港共蠻幹到底,不僅自己的前途從此斷送,甚至連全家老少都要過饑寒交迫的日子。港共發起的「一元捐款」,無異自認行兇本錢告罄,無法再顧及被其利用的工人生活。好些上了當的工人,至此已逐漸覺悟,正個別的設法擺脫港共控制,準備一步一步的離開「隊伍」,放下屠刀。這一趨勢雖然在現時仍未明晰可見,但它已成型,日子稍久,就會逐漸明顯。港共對其所面臨的「工人脫隊」危機,沮喪之餘,便把念頭轉到青年學生身上,不久之前港共所發表的學生「鬥爭綱領」,就是港共向港九青年學生伸出魔手,企圖把他們訓練成為暴徒的訊號。

青年學生因為對世事所知不多,閱歷太淺,再加上他們的感情衝動和英雄思想,成了港共決定向他們下手的主因;此外,青年學生無家室之累,港共大可不費分文便能利用。由此可見港共的居心是何等險惡,不花錢僱用兇手,美其名曰「從鬥爭中學習」。幾間左派學校,因此就成了港共訓練青年暴徒的「養成所」。一般居民現在都認為,如果當局對左派學校不採取嚴厲措施,不但無數青年學生的寶貴生命將被港共扼殺,而且港九社會秩序的重建,可能要受到巨大的阻力和影響,抗暴將成為一種持久戰,使人力和物力的損失增加。

教育司除了在八月底頒佈了「十三條法令」,要求左派學校絕對遵守之外,新近又發表談話,強調左派學校如再繼續從事非法活動,當局將予以封閉,在此之後,新界一間小學已被解散。教育司歷次頒佈的法令和聲明,完全是為了公共安寧設想,不幸的是徒有一紙法令或聲明,於事無補,必須以行動來執行。港九左派學校之中,有幾間「臭名遠揚」,盡人皆知已成為港共兇具和兇手的「倉庫」,放過老虎不打而拍蒼蠅,無異是對那幾間劣跡昭彰的左校,予以縱容。舉例來說:港共報紙於星期三日,用斗大的字,報導「香島中學與筲箕灣勞校停課抗議綁人」,這明明是向教育司所頒的「十三條法令」挑戰,竟敢非法罷課,破壞法規。難道教育司對此事毫無所知?加既知其事,為何不依法採取行動?這種作法,是否縱容?政令是須言出必行,然後法律的尊嚴始可發揚;否則,法令成了具文,又有甚麼價值?

除了封閉左派學校的主張之外,新近有人建議由港府接管左校。提出這一意見的人是工商處助理處長麥理覺。他認為封閉左校,可以造成失學,原則上不是一項妥善的辦法,因此獻議用接管來代替封閉。此項新穎的意見,理論上與實際上雖有其缺點和困難,但不失為一項積極性的建議。理論上的缺點,就是他認為封閉左校,可能造成失學。問題在於「學」字上,左校學生所得的知識,與學問根本無關,它訓練青年破壞社會安寧和殺人放火,並不是對青年灌輸真正知識,在學等於失學,甚至比失學更慘。所以為他們的失學而擔心,理論上似通非通。至於實踐的困難,就是師資問題。以普通的師資來教育曾受共黨洗腦的學生,很可能無法勝任。這種教育是「再教育」,啟迪學生走上新生之途的教育,教師必須對政治有深刻認識,對引導誤入歧途學生重返正路,應另有一套教學的方法。在目前港九師資人材並不充裕的時候,這一問題必須先謀解決,然後始能接管左校。港共對麥理覺的建議,已表恐懼。「大公報」昨日對麥氏大肆謾罵和誹謗,可見港共作賊心虛,最怕左校遭法律制裁,使他們的「暴行根據地」一旦被拔除後,將無地可容。

其實,封閉與接管左派學校,似可併行不悖,作為達成社會安寧目的的兩種方法。對那幾間公開抗命而且屢誡不悛的左校,當局捨對他們加以封閉之外,事實上並無別途可循。至於若干左派學校,如果當局認為無須封閉,不妨依法接管;不過,接管絕不是換湯不換藥,除了接管學校行政之外,對原在左校任教的人,必須全部解職,對他們不能稍存溫情思想,因為他們實際上是傳播思想毒素的媒介。如果能將這兩種辦法因時因地制宜嚴格執行,不僅予港共以一種最沉重的打擊,而且可以救回無數迷途羔羊,為我們這個法治社會保留可貴的有生力量。

封閉或接管左派學校,現在已成為刻不容緩之舉。港共在前天通過它的宣傳機器,以偌大篇幅刊出了毛澤東「關於學生運動的語錄」,無一段不是煽動青年學生,向法律衝擊。港共此時此際而發表這樣的東西,其企圖何在,不言自喻。有關當局如果再「麻木」下去,便等於是放棄職守。

大公報社論 1967年11月23日 星期四

港英放火玩火還不夠嗎?

港英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無所不用其極。在毆捕愛國記者、「封閉」「香港夜報」等三家報紙、襲擊商務、綁架職工、向本報及「文匯報」、「晶報」亂發「告票」之外,昨天竟悍然將「青年樂園」停刊。

「青年樂園」是青年人歡迎的一個普通的周刊,在香港這個環境裡來說,它的內容比較是健康的。自從港英推行反華大陰謀,向港九同胞展開民族大迫害,這個周刊站在中國青年應有的立場,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僅僅這樣,就遭到港英的嫉視。港英向這個周刊的負責人陳序臻先後發出四張「告票」:一「告」他關於「林彬之死」的標題是「煽動性」的;二「告」他刊出內容指「香港政府制水是政治制水」的稿件屬於「煽動性」文字;三「告」他刊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這個標題是「意圖煽動他人犯罪」;四「告」他不應刊登「政府學校學生鬥得好」的文字。這種「罪名」真是荒謬絕倫。

從這些所謂「罪名」,誰也能看得出來這是港英暴橫無理的政治迫害。「青年樂園」的主持人當然堅持愛國無罪的態度,置之不理。港英的「法庭」竟搞「缺席審判」,又要「拘捕」陳序臻,又把「青年樂園」勒令停刊。

港英也許以為依靠法西斯手段,就可以為所欲為,把這個周刊「停刊」,就可以恫嚇青年,不讓他們表示愛國。但是自古迄今,任何專制君主或法西斯政權要箝制思想,無不自招失敗。儘管港英暫時把一個青年刊物「關閉」,它能夠把青年人的腦筋也「關閉」嗎?港英容許光怪陸離的黃色黑色刊物,充斥市面,誨淫誨盜,一意毒害青年;而對於「青年樂園」這樣的刊物,卻視同眼中釘,胡亂羅織「罪名」把它停刊;這就更使廣大青年進一步看穿港英就是要奴化青年,就是不許青年愛國。對於廣大愛國青年,這又是一次反面教育。他們的反應只能是更加反對奴化教育,更加熱愛祖國,絕不會在無理的迫害之下屈服。港英和一切反動派一樣,「他們對於革命人民所作的種種迫害,歸根結底,只能促進人民的更廣泛更劇烈的革命。

港英強迫「香港夜報」等三家愛國報紙「停刊」後,三報的讀者發行小型報還擊,得到廣泛歡迎和熱烈響應,到目前各界同胞刊行的小型報已多達五、六百種,萬弩齊發,射正港英,使港英更難招架。港英把「青年樂園」停刊,不但在它迫害愛國文化出版事業的纍纍罪行上增加新的一筆,而且一定會使它加倍得到同它預期相反的效果。

與此同時,港英又向「文匯報」飛車遞「票」,揚言定期「最後裁決」由奧利華出面搞的「訟案」。奧利華就是被殺害的工友徐田波所屬的「工務局」九龍電機廠的廠長。他把「文匯報」和本報多月前所登該廠的報道指為「誹謗」,送來「告票」。我兩報已嚴正指出,這既不是奧利華私人的事體,也不是什麼「法律」問題。這只是港英玩弄「法律」手段,向我兩報進行政治迫害與民族壓迫。我們向港英提出強烈抗議,並聲明對這種所謂「訟案」堅決不理。

港英的黑手仍不收歛,現在竟要對「文匯報」進行什麼「最後裁決」。「文匯報」已申明:「你『判』你的『案』,我出我的報」;「如果你們膽敢對本報來個什麼『宣判』,膽敢來進攻,我們定必堅決予以還擊!」

中國人民在香港這塊中國的土地上發行報紙,報道祖國真相,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為港九同胞的利益說話,是絕不容侵犯的權利。港英企圖用法西斯迫害手段來阻撓中國人民的報紙的經營,阻止中國人民的報紙支持愛國同胞反英抗暴的鬥爭,簡直是不識時務。如果它以為迫害中國人民報紙而又不會給它自己帶來嚴重的後果,更是白日作夢。現在廣大愛國同胞和中國人民密切注視着港英這一陰謀,看它是否硬要擴大放火和玩火下去。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22日 星期三

青年須建立中心思想
--向「東南亞青工會」提供幾項意見

「青年節」和「東南亞區青年工作研討會」,前夕隆重揭幕。「青年節」將歷時一週,節目的重點置於團體性的康樂活動;研討會的會期為十天,討論主題是「世界急劇轉變中的青年」。參加的代表,除了香港之外,尚有澳洲、印尼、日本、韓國、新加坡、尼泊爾、菲律賓和泰國等地,其代表俱產自各國的青年團體。在十年之前,曾有同樣的會議在香港舉行過,所以這次會議屬於第二屆研討會。「青年節」和研討會同時舉行,顯然表示香港的青年工作,已成了東南亞青年工作最重要的一環,特別在此時此際,香港青年工作正處於受嚴肅考驗的時期。青年人佔香港總人口的一半,今後的青年工作如何展開其重要性可以想像而知。我們願乘此機會,一述所見。

第一、所謂青年,廣泛的是指廿一歲以下的新生一代。他們既是承先啟後的一輩,也是未來社會的棟樑。因此,今日青年自身所負的使命,是空前重大和艱巨。歷史的發展方向是人類不斷創造的,常言說:「路是人走出來的」,歷史發展之路,也是人類一步又一步走出來的。今日青年一方面要繼續年長一輩未走完之路,一方面卻要開拓更新的歷史路程,使人類不會迷失方向。承先啟後四字,所指在此。因此,今日青年不僅要繼承傳統,而且要樹立新的生活觀念,適應兩代之間的不同環境。

處身在這樣一個新與舊交替期的青年,對舊傳統的依戀和對新觀念的追尋,往往產生了思想上的矛盾和心理上的苦悶。年長一輩之中,在這一方面就不應放棄指點迷津的責任,以其豐富的生活經驗,傳授給青年,盡到培養未來社會支柱的天職。同時,對這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和嗜好,不應該加以拒斥。舉例來說,五十歲以上的人與廿歲以下的人,其中的生命差別達三十年,若以三十年以前的「冬烘」觀念強迫青年去接受,那就犯了食古不化的毛病。同樣的,青年在追尋新的生活觀念之時,也不應把舊傳統視為全部是落伍的東西。有古始有今,若無人類祖先的胼手胝足,何來今日的文明?舊傳統有它落伍的一面,但也有其永恆不變的價值。去蕪存精,纔是青年接受和淘汰舊傳統的基本原則。青年若認清這一原則,所謂老與少之間的觀念衝突和由此而產生的生活隔閡,就可以破除。

第二、我們提出上述的見解,就是鑒於中共的思想滲透(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完全利用青年對舊傳統的懷疑心理,煽惑青年衝出所謂「封建藩籬」,用「毛澤東思想」來代替。因此,東南亞區青年既然要討論「世界急劇轉變中的青年」,就應該先把政治大前提確定。換句話說,首先要建立青年的反共觀念。如果無一個共同觀念,討論自討論,對今後東南亞區的青年工作,殊難發生積極的貢獻。

香港在過去半年之中所發生的一切,無疑是對與會諸代表提供了一項最生動的例證。香港青年假定是二百萬人,此中被港共利用的,祇是絕對少數;另外的絕對多數青年,一小部分不容諱言對一切缺乏認識,不介入何任漩渦,大部分則堅定的站在行暴行列,為社會安寧而努力。這點說明今日青年,反共的佔了絕對多數。那一小撮被港共利用的青年,就是受了中共宣傳毒素浸透,以為祇要打破現狀(破舊),就可以獲得所需的一切(立新),認為這一社會的傳統和法統,俱要推翻。由此而觀,當今的青年工作,若不建立中心思想--反對共黨的極權統治和思想滲透,青年仍是「迷失的一代」。青年的整個前途,決定於是否大家結成一條反共陣綫。有了陣綫,青年的集體力量就可以全部發揮。

第三、青年是未來社會的棟樑,任何人俱有這一信念。不過,擔當社會柱石這一歷史任務與能否勝任,完全操諸於青年自身。我們不反對青年的領袖慾,那是向上的進取心理,是人都有的。青年除了要有正確的人生觀之外,知識就是最大的資產。目前的社會風氣,使不少青年視知識為一種無甚價值的東西,一切不求甚解,所知者僅皮毛而已。若想作為未來社會的領袖,必須具有豐富的知識。生活的鍛鍊與書本上所有的,都是知識的泉源。不是我們維護舊傳統,而是深覺今日一部分青年對追求學問,志不夠堅。孔子所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傷害之意);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急切之意);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這一段話,頗值今日青年逐字逐句加以理解,可作為尋求知識的寶筏。青年自身有了豐富的知識(生活的和書本的)之後,就會把握自己一代的厪確方向,為人類的幸福與自由,踏着康莊大道而前進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20日 星期一

有關中共目前情勢的三個問題
--「文革」已結束否?劉是否被鬥垮?紅衛兵命運如何?

中共大陸的情勢,仍然是遍地亂鬥亂殺。目前從表面上觀察,亂的程度似不如一兩個月前那樣全面化,個別地區已靜止下來;但這是表面現象,局部靜止並不是大混亂的結束,祇是更新的和更大規模的混亂在醞釀中。毛澤東與世界其他共黨頭目,深諳列寧所說的「革命漲潮與革命退潮」的理論,以此應用於目前大陸的情勢,可以說就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退潮期」,也是毛、林一夥在準備新整肅的階級。我們如果不把握這一觀點而誤認大陸現已回復到去年八月以前的情況,那就會上了中共宣傳的圈套。

要了解上述論點,不妨從三個大問題加以分析:

第一個問題是「文革」是否已經結束?「文革」是毛、林過去一年多以來整肅異己的殺人武器,大陸上死於「文革」之下的,不知凡幾!最近,毛澤東發表了「大陸目前形勢,不是好,而是大好」的談話後,中共宣傳機器就大聲附和,高喊「文革」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如果毛的話句句是真,中共的宣傳值得相信,則「文革」應該告一段落,毛、林大可「乘勝收兵」。對於毛的話和中共宣傳辭令,世人俱知是不值分文,從來對它不加相信,上述的話,自然也完全不可信。它不但不可信,而且對我們提供了相反的事實,這即「文革」經過一年多的瘋狂推動,現時已遭遇到無法克服的挫折,大陸形勢不祇壞,而且大壞特壞,空前之壞!毛、林一夥不能公開承認「文革」失敗,欲罷不能,因此毛祇有厚顏無恥,發表欺人之言,藉此遮羞。若把毛的話遽下判斷,認為「文革」已告收場,那就過於重視表面現象而忽視實際了。

列寧所說的「革命退潮」,指的是當自身力量脆弱,敵人實力龐大之際,「革命」運動就要採取戰略性的暫時撤退。毛現在所運用的策略,就是如此。他深知目前的客觀形勢,不利於「文革」,因而暫時撤退,伺機再攪。因此,我們對第一個問題的結論,就是「文革」並未結束。

第二個問題是劉少奇是否已徹底被鬥垮?事實上,劉並未被毛、林徹底鬥垮。由於中共宣傳工具現在悉操諸毛、林派之手,劉在精神上和「威望」上,的確已被打擊得體無完膚,但是毛、林所能打擊劉的,祇能「鬥臭」,但不能把他鬥垮。劉難道是「不倒翁」?這一點殊難確定,但根據一年多來的種種發展,至少證明了:(一)劉在中共黨內和一般行政幹部之中,潛力不可低估。有擁毛分子之處,同時也有擁劉力量的存在,從「中央」到地方,處處恃然。這點說明毛、劉的敵對力量的對比,相當平均。(二)劉雖然失去「中央」權力,但迄今為止,毛還不敢公開罷黜他的官職,而且在過去一年多來,中共任何有關「文革」的宣傳,從無隻字提到劉的官職如何處置的問題,這證明毛、林內心,存有某種顧忌。這種顧忌必然是劉的實力,不容毛、林輕率妄動。

迄至最近,毛、林仍在繼續「鬥臭」劉少奇。林彪控制的「解放軍報」,新近就一連發表了兩篇文章,攻擊劉少奇提倡「絕對服從論」和「憲政」,指劉自從加入中共之後,就以反毛為「職志」。如果劉已被徹底鬥垮,此時何需還發表這些目的在「鬥臭」他的文章?

從各方面觀察,劉不但未遭徹底鬥垮,而且大陸各地擁劉的力量,與時俱增,這種力量的來源,一是過去始終支持劉的黨員和幹部,二是從前隸屬於不同派系的反毛和反林分子,經過了一年多時間抵抗毛、林壓力,逐漸匯流,把分散的力量變成團結的力量。這股新的反毛力量,現時顯然站於劉的旗下,一致反毛。因此,我們對第二個問題的結論,就是劉並未被鬥垮。

第三個問題是「紅衛兵」的今後命運。「紅衛兵」出籠之初,世人俱知是毛、林滅絕人性的最大陰謀,企圖利用大陸無知的青少年,為毛澤東獨裁統治賣命。熟知中共從瑞金「長征」到膚施(延安)的人們,總該記得共軍在「長征」途中如何利用「小鬼」,為共軍刺探情報,暗器殺人,兼理「茶僮」之事,侍候共軍將領。毛採用「紅衛兵」的毒計,其實是脫胎自「小鬼隊」,現在祇不過把它擴大而已。「紅衛兵」從開始的時候,先天上就註定它是短命的,毛、林等到他們的利用價值完了,一定把他們解散,或者對他們進行勞改(最近就有不少的「紅衛兵」,放逐到內蒙落籍,參加「公社」)。最近「紅衛兵」突然不見動靜,甚至連「紅衛兵」三個字也極少提及,「紅衛兵」臂章棄如垃圾,在在都是「紅衛兵」這班無知青少年的利用價值,已告不存,毛、林現在已動手從小至大,從個別至全體,把他們打發。去年八月是「紅衛兵」的「呼來」階段,現在輪到「揮去」的時候了。對於這班無知青少年的遭遇,其實也是今日被港共利用的學生青年的殷鑑,他們繼續為港共賣命,未來的前途將與大陸的「紅衛兵」完全相同。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論學校和家長的責任問題
--大家還能無視港共毒害青年學生的事實嗎?

死不認輸的港共黑幫,近日儘可能的驅使學生充當暴徒,由學校鬧到街上,鬧到法庭,乃至於投放炸彈,猖狂搗亂,無所不為。而這些鬧事學生,並不全屬於左派學校,其中就讀於官校或教會學校的,也屢見不鮮。尤其是教會學校,似已成為港共全力「進攻」的目標。在這以前,已有聖保羅中學、皇仁中學等學生鬧過事,最近又有庇理羅士女校、西貢崇真學校的一批學生,因發表煽動言論或行為不檢而被控被罰。在此等犯法學生中,每次在法庭受審都照例大吵大鬧,高呼「抗議」,而在那些「仁慈」法官圖以「簽保」手續給他們了案時,這些學生又幾乎毫無例外的寧願坐牢,也拒絕簽保。如昨天有自稱為「凌紅」、「張紅」的兩名十七歲女生,因拒絕簽保,已被判徒刑一年,並由法官建議刑滿後遞解出境。又有庇理羅士四名女生,因拒絕家人保釋,累到幾個慈母淚灑公堂,傷心欲絕。這些學生都是官立或教會學校的學生,但其深受共黨蠱惑,以能「藐視」香港法律為「光榮」,則如出一轍。

當港共黑幫陷於窮途末路中,他們伸其毒手於各校學生,這是一種可以逆料的發展,並不使人驚異。因為港共過去的利用對象,多為流氓地痞,非錢不行,這些社會人渣,一旦失手被捕,又會自動供出幕後的組織或首領,以求減輕刑罰,更無所謂「信仰」可言。現在由於港共財源枯竭,「收買」政策,宣告破產,那就祇有改絃易轍,出以蠱惑學生的一途。而他們蠱惑學生最「有利條件」的一點,是這些身心都未成熟的青年,沒有家庭負擔,不辨是非黑白,又有一種易於衝動的思想和性格,如果一旦落入共黨魔手,那就不愁其不受利用,雖身陷刑章,也無所顧惜。港共如此毒害青年,雖也不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命運,但這種毒手之足以造成無數悲劇,這卻是無論學校當局和家長,都非要提高警覺,善為防範不可的。

就這些犯罪青年的意識形態看,那完全是大陸「紅衛兵」式的複本。如那認名為「凌紅」、「張紅」的兩個女生,和較早以前一個認名為「陳恨英」的女生,我們可以肯定都是假名而非真名,是思想中毒的現象。為甚麼她們有真名不用而用假名呢?這不是她們畏懼真名暴露,而是認為這樣可以表示她們思想之「紅」,和「恨英」之切。這種改名方式,在大陸紅衛兵的許多故事中,就有過不少的例子,如最初替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一個女學生,原名「宋彬彬」,因毛酋對她說了一句「要武嘛!」她就立即改名為「宋要武」,自此以後,那些改名為「向紅」、「尚武」之類名字的學生,就不知有多少。現在那些受共黨蠱惑的香港學生也以改名為時尚,足見他們已經受到「紅衛兵訓練」相當深度的影響。

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學校當局和學生家長的責任問題。

先說學校當局,我們認為,今天最受共黨敵視也最不堪共黨衝擊的,就是教會學校和官立學校,而港共提出的「粉碎奴化教育」這口號,也顯然是以這些學校為目標。在表面看來,香港的教會學校似乎也很注重「思想訓練」,大規模的天主教學校,更多附設有「教堂」,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宗教形式」的訓練,未必沒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如說這樣就可使每個學生都信仰上帝,「獻身於主」,這卻是絕不實際的天真想法。一項人所共知的事實,本港中學會考設置的「聖經」一科,即使學生為了應考過關而硬啃死讀,但許多在應考之後,就忘記得一乾二淨的。而教會學校還有其不易對付共黨「學運」挑戰的弱點,就是那些天主教學校,多由外籍神父或修女主持,他(她)們有許多不識中文,也嚴禁學生用中文講話,無論這種教育方式是否高明,這都等於替港共所稱「奴化教育」提供了藉口。還有好些近年開辦的學校,掛的是「教會」羊頭,賣的是「學店」狗肉,這對防止共黨的陰謀搗亂,更是最弱的一環。至於那些官立學校,因為教職員都拿着一隻金飯碗,他們大多都祇知「授業」而忽略了「傳道」的意義,對學生思想言行,不願多所過問,以免惹來麻煩,這種風氣由來已久,自也有利於港共黑幫的滲透。而這些,正是香港許多學校當前存在的通病,根據學校對社會的責任和關係,那是非要有所檢討矯正不可的。

再說一般的家長,他們子弟走向歧途,無論如何存心掩飾,也不會毫無跡象,所謂「冰深三尺,非一日之寒」,祇因好些家長平日對子弟疏於管教,也不大留心他們的言行,等到子弟一旦犯罪被控,這才如夢初覺,悔恨交併,實在至堪惋惜。現在許多青年已經被共黨毒害,他們是更不能不善盡其家長責任,好好留心自己子弟的管教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