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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社論 1968年6月15日 星期六

港英必須趁早住手!

連日來,港英橫暴地迫害我愛國同胞,張牙舞爪,顯得更加猖獗了。

煤氣罷工工人前往公司交涉復工問題,雙方正在商談的時候,港英竟派出大批武裝警員闖入,揮拳舞棍,毆打工人,並將一名工人非法拘捕。這位工人昨天被羅織「毆警」的「罪名」,被控開「庭」後,前往旁聽的同胞離開時,又被預伏在鐵閘內的警員借故行兇,毆打之外,非法捕去三人。

在九龍長沙灣的小花園內,港英警察和「防暴隊」繼十一日晚把乘涼唱歌的我同胞毆捕之後,前晚再度出動挑釁,把過路的人也打傷了,並綁走十二人。昨晚港英警員三度衝至,配合預先埋伏的便衣人員把群眾又打一頓,續綁走十六人。

在上述的每一個場合,我工人和群眾都堅持擺事實講道理,同港英的人員進行說理鬥爭,態度是很克制的。他們所說的道理都是堂堂正正,使港英無可辯駁的。誰都知道,愛國工人去年實行罷工,完全是港英對我愛國同胞進行的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所造成的。現在他們要求復工,廣大居民和許多有關的工商界紛紛表示歡迎和支持,認為此舉對各方都有利;可是,港英初則由發言人威嚇資方,對工人復工加以阻撓破壞;繼而動用武裝警員對前往公司交涉的工人代表橫施威脅;最後則實行打人捕人,兇相畢露。罷工、復工都是工人應有權利。工人罷工既受到港英的迫害,復工也受到迫害。世界上最蠻不講理的地方,想亦無此先例。

九龍長沙灣的小花園是公共休憩娛樂的場所,人人都可以進內休憩和進行文娛活動。過去那裡有人唱戲,從來未見受到干涉,為什麼現在一些群眾在乘涼時唱唱革命歌曲,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港英警察人員的毒打濫捕呢?試問他們究竟犯了什麼罪?港英應該記得,北京一再強調,中國同胞在香港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權利是神聖不容侵犯的。須知捍衛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和港九愛國同胞是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

自從去年五月港英瘋狂地向我愛國同胞進行血腥的鎮壓,已欠下早晚必須清償的大筆血債,除了在我國同胞當中廣泛地散播下仇恨的種子外,港英何嘗檢到任何便宜?英帝和港英常局曾迭次表示,願意緩和香港局勢和改善中英關係。然而港英的一連串行徑,同這些「好聽」的話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戴麟趾最近度假回來,不獨未考慮我同胞的強烈要求,讓廣東五千噸大米運入,並無罪釋放所有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和黑牢中的愛國同胞,反而在邊境向我農民挑釁,製造緊張。現在更進一步出動警察和「防暴隊」向要求復工的工人和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亂打亂捉,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無比的憤慨。

還應指出,港英最近這些挑釁的做法,顯然是有預謀的。人們看到,最近美蔣報紙像瘋狗般狂吠,肆意攻擊誣衊我愛國工人和群眾,叫囂要港英加劇鎮壓。「德臣西報」一聽說警員在天星碼頭用催淚彈威脅罷工工人代表,立刻竭力叫好。英文「虎報」前天透露,警方對付我愛國同胞的行動是「早就計劃好了的」,「這種採取新的強硬路線的決定,是上個月作出的。」由此可見,事件不是偶然發生,而且性質十分嚴重。

人們在密切注視着港英是否要把當前的局勢回復到去年五月那樣。港九各界鬥委會的聲明說得不錯:對於港英當局的這種蓄意挑釁,港九愛國同胞萬萬不能容許。在當前內外大好形勢下,已有一年多鬥爭經驗和更好地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愛國同胞,無論面對任何迫害,都更加懂得怎樣去對付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

港英必須趁早住手,否則,只能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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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社論 1968年6月13日 星期四

港英當局放清醒點罷

港九工會聯合會為抗議港英當局最近不斷派出警察干預罷工工人的正當復工活動,限制和侵犯我愛國工人、同胞的正當權益,昨天曾派出代表往找伊達善。伊達善竟然避匿不出,派一名姓何的警官出面,對工聯代表所提的重大問題,不敢正面答覆,支吾以對。這種惡劣的態度,已引起廣大愛國同胞的極大不滿。

正如工聯會給伊達善的信中所指出的,我愛國工人的罷工是正義的、合理的;今天根據形勢的需要,根據廣大居民的利益而決定復工,亦是正義的、合理的。罷工工人的正義行動,獲得了在業工人、各業工人和各界同胞的廣泛支持,亦獲得了不少明白事理的資方的歡迎。但是,港英當局對此正義行動,對廣大居民有好處而受到廣泛歡迎的行動,卻不斷加以破壞阻撓。一開始就以港英「發言人」的名義,大放謬論,歪曲正義的復工行動,同時威脅資方,阻撓復工交涉的順利進行。繼而從暗中破壞走向公開干預,從幕後阻撓走向露骨插手。六月十日天星小輪罷工工人到公司要求與資方商談復工問題時,港英竟派出大批「防暴隊」對工人進行威脅,妄圖挑釁。昨天煤氣罷工工人代表往找資方交涉復工問題時,港英又出動數十名武裝警員,毆打兩位工人代表,其中一位被毒打後還遭無理拘捕。事後港英還以什麼「警員遭受毆打」為藉口,企圖推卸責任,矇混事實真相。港英如此橫蠻無理,如此公然破壞正義的復工活動,如此不擇手段地侵犯我愛國工人的正當權益。人們不禁要問:這難道不是你們蓄意更加惡化香港局勢?這難道不是你們蓄意製造緊張?

我愛國工人進行復工活動時,一向堅持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與此相反,港英當局對此問題卻採取惡劣的態度,因此,連一向為港英說過不少「好話」的「遠東經濟評論報」對於港英機構對待要求復工工人的做法,也不能不有微辭,認為港英但求把「工人代表騙出門外,而不是加以考慮」。港英當局這種態度,適足以證明它嘴裡說的什麼「希望解決問題」,「希望緩和局勢」是假的,蓄意破壞和阻撓正義的復工活動才是真的。

港英當局對於我祖國親人的慰問大米入口問題至今仍在拖延,不肯解決;對於無理被拘的愛國同胞,還不釋放;前天又出動大批警察,對長沙灣道附近居民和紅磡碼頭空地的乘涼群眾橫加毆打和拘捕;對於正義的復工活動,不斷加以破壞阻撓。港英幹下這樣許許多多的壞事,是一定要清償的。正告港英當局:還是放清醒點罷。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談香港的青年教育
--因為缺乏明確目標,致失敗多於成功

香港的未來,繫於年青一代。一九六六年的「九龍騷動」和今年左派分子策動的暴亂,生動的說明了香港青年與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具有何等重大的關係。年長一輩的,輒以「衝動」兩字責備青年,把他們被帶入歧途的原因,統統諉諸於青年身上。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責備。青年可貴之處是心地潔白,富於衝勁,因此最易感受邪說和毒素,而將其銳氣用於不當之途。港九左派青年,就是受了共黨長期宣傳的煽動,以致成為共黨的思想俘虜,作了他們的代罪羔羊。因此,我們若對這個問題加以歸根究底的深入探討,則不能不承認是我們自己未曾克盡培養青年的責任;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一重大工作的失敗,可以說是導致今天一部分青年誤入歧途的主因。

有遠見的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不乏同感,例如「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李守慧氏,上星期五日在該校畢業典禮中致詞時,就對此發表了頗具見地的言論。綜合李校長所說的話,可以歸納為下列諸點:㊀香港教育由於缺乏明確目的和健全制度,致使全部失敗;㊁教育失敗的結果,使離校學生大多表現既無學問,又無良好的品格,一味追求物質享受;㊂教育制度建立於考試上,學生求學成了為考試而讀書。李校長是實際辦學人士,他所說的自然都從現實觀點出發,並非泛泛之論。事實上,在李校長發表上述見解之前,港九教育人士亦多曾就青年教育問題,提出各自的意見,儘管其中有說法互異的,但從異中求同,至少反映青年教育這一問題的無比重要性,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我們希望熱心青年教育的各界人士,今後能對此不斷提出意見,集思廣益,一定能對青年教育的正當方法和途徑,有所裨助。

教育目的和教育制度,的確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在決定目的和制度之前,我們認為必須先認清對象。香港絕大多數的青年是中國人後裔,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近在咫尺,而中共一向專幹「思想出口」和顛覆滲透,青年又是它的主要對象。青年生活於這樣一個民主與極權絕對尖銳對照下的社會中,青年教育的最大目的,首先就是要培養他們高度的民主觀念和反極權思想。聖士提反女校校長巴克女士,最近曾對此提出極精闢的見解。她說:「自由社會教育是不能向學生灌輸任何思想與意識教條,真正的教育是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判斷力與對變化萬千的世界的迅速反應。」她所說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觀念的教育。

在過去,我們的青年教育,對此殊未重視,因此予共黨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一方面利用左校,大量吸收青年,施以共產教條的灌輸,使青年成為他們的滲透細胞;一方面則引誘苦悶徬徨的青年,供其驅使。如果我們的教育目的早已確定,則青年對共黨極權的弊害自有明確認識,就不會受共黨分子的引誘與煽動了。

另一個問題是考試制度。會考存廢孰得孰失,見仁見智。新近教育當局對英中會考制度的改革,一般認為是合理的措施;但中文會考並未改革,仍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由於考試制度的存在,學生讀書與學校施教,都以應付考試為目標,造成了「讀死書與教死書」的不正確現象。英華女校校長鄭美蓮女士,曾指出應屆會考學生,由於會考範圍的約束,祇顧記誦而不求深解。這一現象,完全是學生為了應付會考所造成。放棄對書本知識的融會貫通,祇一味背誦書本,其結果是所學到的並非真正知識,會考一過,就會忘個一乾二淨。

推動青年教育的力量,來自教育當局、學校、社會和家庭四方面。這四方面必須結為一體,發揮集體力量。目前的青年教育,社會和家庭還沒有盡到推動的責任。教育司簡乃傑不久之前在一項演說中,對此亦曾提及。他說:「學校乃社會之縮影,學生在學校內可獲得機會,參加各種教育活動,爭取經驗,以應付將來社會之需要。」家庭方面,亦不應把子弟教育的全部責任,交給學校。學校是啟迪知識,家庭是培養品德,兩者的結合,纔能達到博學、慎思和明辨的境界。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我們大家既同感於我們目前的教育失敗,就應及時加以補救,萬萬不能演化到教育破產的危機邊緣。如何補救,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能罊,其所涉及的大小問題甚多,必須社會各方面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提供意見,然後彙成一項全面性的建議,供共同討論之需。香港前途,胥賴青年的奮發有為,如何建立正確的教育目的和制度,極端重要。引導青年走上正確途徑,將是香港未來的安定和繁榮的決定因素,不容我們對此掉以輕心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7日 星期六

中巴、九巴兩公司有何「妙算」?

任何商人都有它的「如意算盤」,因此打如意算盤不能算是正當商人的罪過。但是,商人打如意算盤,其中也非絕無限制,例如享有專利權的公共交通事業,雖然也是商辦性質,假如它的算盤打得太響了,以致影響公共交通,引起廣大市民的不滿,政府便有權根據合約,責令這些交通機構切實改善,這便是商營的事業而受到限制的一種。

根據這項原則,我們現在需要對中巴、九巴這兩個公共交通機構的服務情況,提出檢討,看看它們是否已經盡了責任,抑或有甚麼「妙算」。一個人所共知的事實,自港共黑幫在六月初攪所謂「大罷工」以來,最初各交通機構都多少受了一點影響,但在四個月後的今日,兩家渡海小輪公司已差不多恢復原狀,電車服務也大致使人滿意,惟有「中巴」和「九巴」兩公司,一直以蝸牛爬行的姿態,來應付交通的擠迫。據英文「德臣西報」前天對這兩巴公司目前的情況報道說:「九巴」方面,現在路上行走的,大約祇有三百七十輛巴士,還不及過去總數八百輛的一半,每日乘客約為九十萬人,亦為過去正常時期的一半。「中巴」方面,在總數三百五十輛巴士中,祇有二百三十四輛在行駛中,以前每天載客五十七萬人,現在祇能載客三十一萬五千人。也就是說,為了這兩巴公司行駛車輛的比前劇減,港九每天有過百萬市民要被迫改乘其他車輛,來解決他們的交通問題,其結果,那些依賴巴士作為主要交通工具的市民,就都蒙受到一種集體而又鉅大的損失。「德臣西報」所稱兩巴公司「刻正面臨增長的指摘」,主要原因,當在於此。

至目前為止,兩巴公司對於它們行車服務久未「復原」的解釋,一直是歸因於司機的不足,而它們據以向市民交代的,就是「訓練新人」,此項訓練工作,目前尚在進行中。但人們要問,在這悠悠四月來,它們訓練的司機究有多少呢?是「象徵」的訓練,抑或把它作為「當務之急」的訓練呢?為甚麼其他交通機構對補充新人都沒有這種「牛步化」現象,祇有這兩巴公司才這樣「困難」呢?如果照它們當局較早的說法,訓練司機有年齡、技術等等條件的限制,而那些罷了工的司機,又多轉業駕駛白牌車或九人的士,因而形成為補充人手的最大障礙,假如這種理由能夠成立,這豈不等於說,除了原有司機外,訓練新人根本就是不切實際的計劃麼?也豈不等於說,要是那些罷工司機始終不復職,「兩巴」目前那種行車劇減的現象,將永遠沒有恢復可能麼?

就因上述這些問題,「兩巴」當局都一直沒有給予港九市民以滿意的答覆,因此現在人們就普遍有一種懷疑,認為兩巴當局對公共服務所以缺少一種「熱誠」,可能是由於現在派出車輛雖然減少,但市民的乘車比例較前增加,亦即是每一輛車都比前儎了更多的人,其反抰出來的事實,是交通不便和乘車擠迫祇屬市民的損失,而公司當局卻因收入超過了支出,在生意經上十分「合算」,結果是,即使它們真有訓練新人的計劃,但已成為「不急之務」了。

市民這種懷疑,也許不盡符事實,但在「兩巴」公司沒有任何事實澄清這種疑念之前,它們自己提出來的解釋,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在另一方面,兩巴公司的高級負責人,對於它們現有員工生活的照顧,似乎也不及社會人士的關切。譬如「中巴」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顏成坤,在香港發生暴亂時,到了外國遊歷,另一董事兼副總經理黃耀南則於七月底退休,在這幾個月來,中巴的高層當局雖然瓜代有人,但卻祇能就日常行政上蕭規曹隨,對於若干應興應革的大事,不敢負責。也許由於這點關係,「中巴」最近就曾發生了職工逾時工作而不獲補薪的爭執。好在顏氏在這期間已返回本港,並發表聲明說是出於職工的「誤會」,此項爭執也許已經順利解決,但這不能說是一個龐大公共機構人事健全的現象,大抵已無可否認了。

「九巴」的內部人事似乎比「中巴」好一點,但也並非沒有問題。該公司訓練新人沒有顯著效果,固屬問題之一,最近據說在九巴部份職工中,有人發起組織「職工聯誼會」,這個新組織的出現,據說係由一些「復職」工友和所謂「無黨派」工友所發起,其真正動機,目前尚不十分明朗,但聞已獲得九巴當局支持。亦正由於這個組織的似乎有點來得「突然」,刻正引起了好些正義工友的疑慮。據他們表示的看法,這個「職工聯誼會」可能是分化正義工友的一個所謂「無黨派」組織,藉「聯誼」之名,另有所活動。我們但願這不是事實,但卻不能不要在此促請「九巴」當局的注意。

但港九「兩巴」目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服務方面使人無法滿意這一點,因此他們是否有甚麼「妙算」,市民就有權提出質問,和要求它們發表正確解釋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不要自毀蕅籬!
--評「遠東經濟評論」對戴麟趾爵士的抨擊

港督戴麟趾爵士,六月秒返英度假,倏倏已三個月。根據港府日前發表的公報,港督預定在後天動身返港,繼續主政。在港督離港的三個月期間,香港的情勢並未發生基本的變化,共黨暴徒仍猖獗無已,繼續製造流血恐怖。社會各方,無不期待港督回任之後,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和更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班喪心病狂的共黨暴徒,使香港居民重享和平安定的生活。共黨暴徒在港督即將返任的消息公佈後,「畏懼與沮喪」心情,已表露無遺。但恰在此際,本港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最近出版的一期,卻刊出了一篇文章,長凡四頁,對港督蒞任迄今的施政成就,頗多批評;甚至表示英倫當局已着手物色未來的港督人選。言外之意,似暗示戴麟趾爵士於明年任期屆滿時,行將不再聯任(該文要點,本報曾自「星報」摘譯,於昨日刊在第五版)。該刊於此時此際發表這樣的一篇文章,不啻對本港現時局勢投下一枚新型「炸彈」,其動機與作用何在,未便妄加臆測;但社會人士的一般反應,對此顯然極感困惑。英文「南華早報」昨日社論評及此事時,認為該文的發表,「不合事宜」。我們對此,頗具同感。

「遠東經濟評論」週刊,已有廿一年歷史,為本港若干大財團所擁有。上月間,該週刊亦曾刊登一篇文章,分析共黨暴徒製造暴亂的目的(見八月三日「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曾「觸怒」共黨分子,「文匯報」且陸續發表八篇文章,對該週刊大肆攻擊。現在該週刊突將詞鋒轉向,對港督諸多批評,而該刊股東之一的滙豐銀行,亦透過其法律顧問,表示對戴維斯論調的支持,還殊易使人懷疑該週刊的「老闆」,對港督所採取的強硬鎮壓共黨暴徒政策,似有不贊同的意念。這一懷疑是否正確,我們不願作何判斷。

依該文所述,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政府行政改革,未曾實踐他就任時所揭業的目標。這是屬於他的施政失敗。第二部分是港督在過去三年之中,遭遇到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地產暴跌、銀行風潮,九龍暴動和現時的暴動。這是屬於他的「政運欠隆」。把這兩部分批評歸納而論,我們初步的感想祇有四個字;殊欠公平。尤其對於無法自辯的公務員予以抨擊,更非適當。

以施政而言,除了行政改革可能無顯著表現外,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三大施政,我們殊難抹殺所有的成就。官立中小學校的逐年遞增,盡人皆知。九龍伊利沙白醫院的落成和揭幕,對擴大醫療服務,發揮了一定的貢獻。至於房屋問題,廉價屋宇的不斷興建(例如現正興工中的薄扶林道華富新村),至少為收入低微的家庭,解決了最嚴重的住的問題。我們深以為對施政得失的評衡,必須基於事實。邱吉爾生前有句名言,那是「天下無十全十美的政治家」。任何政治家,弱點難免,在月旦施政得失之時,最重要的是要從全局觀察,客觀的比較,然後纔能發展真正的得與失。該刊又指港督起用祁濟時為輔政司是「第一個錯誤」,因為祁氏對香港情形並不熟識,但它又提出幾個所認為後任港督的理想人選,而這幾位英國政治家也是對香港實況毫無所知的,這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至於批評港督「政運欠隆」的幾件事,其中如天旱,就與事實不符合,因為在港督蒞任前一年,旱象已成,但他履新之後未及一月,即得雨二吋半,繼之又有「維奧娜」風姐過港,帶來大量雨水,使四日供水一次的限制,得以解除,改為隔日供水,及至六月十一日起,更恢復每日供水,民困大蘇。凡是自然災害,絕非人力所可預防;天下如果有人能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那人一定是「神仙」!

此外,銀行風潮、地產不景氣以及九龍暴動(屬於社會性、經濟性,與此次左派暴動屬於政治性的,完全不同)等等,若因發生的時間而把責任諉諸當時的主政者,似有牽強附會之嫌。任何事件的發生,其過程一定相當曲折,先有一定時期的醞釀,然後到了爆發點;而促成事件的因素極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都有。銀行風潮等等的發生,若把其責任全部諉諸於港督,似有不顧因果律之嫌。中國人有句俗話,此即「前人種樹,後人納蔭」,但是,前人種植的樹無後人灌溉培養,「蔭」從何來?這一道理,非常明顯。此所謂思前顧後,不能籠統批評。

至於戴麟趾爵士是否留任,或下任港督為誰,其權卻操於英廷,不必我們置喙。在此時而提出此一問題,至少可以造成對港督的一種缺乏信心的印象,殊覺不智。港督從五月開始,對共黨暴徒所採取的堅定立場,已贏得了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支持,祇有嫌其施行略遲,絕沒有反對的(當然一小撮左派分子除外),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可以指出的一點,就是不論將來港督是否更動,任何對港共暴徒妥協或安撫的政策,都是違背港九居民利益的。如果採取這種政策,最後將把香港推到內憂外患的深淵,甚至可能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一可怕的未來,大家現在不能不提高警惕。澳門已經「變色」,如果香港步其後塵,其遭遇將較澳門更為悲慘,那些希望保持「既得利益」的人,恐怕更難如願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31日 星期一

香港的青年問題
--當局應該迫切予以正視

過去三個月之中,香港四百萬居民度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日子。一方面是大家手携手的團結抗暴,為社會的安寧和自身的安全而奮鬥,抵抗左派暴徒的野獸行為;一方面從許多現實場面中,吸收經驗和教訓之餘,逐步認識清楚,過去我們對若干存在着的社會問題,未曾加以正視。由於左派策動暴亂的結果,使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愈趨明晰,同時也愈呈尖銳化。痛定思痛,我們應該及時採取步驟,謀求補救。青年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問題的重要性,無須費辭解釋。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永遠是隨時存在和隨時需要解決的。港府當局以及社會團體,對於這個重大問題,過去也曾有過不少的努力,可惜成效未大。原因是過去所有的努力,缺乏有計劃和有系統的發動,所觸及的僅是青年問題的表面,而不是它的實質。祇要舉出一項明顯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如果我們對青年問題已作實質的解決,少數港九青年就不會被左派利用,甘心接受左派暴徒的驅使而去殺人放火,幹出毫無人性的行徑。

共黨一向就利用青年,為他們流血犧牲。中共對此,更是「經驗豐富」。左派分子深知港九的工人力量,微不足道,要「鬥垮港英」,無異螳臂擋車。四十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甘與左派為伍的最多不過十分之一。拿左派發動的所謂「聯合罷工」為例,此地左派揚言參加的有六萬人,北平則說五萬人,足以證明他們不僅對自己的「力量」毫無信心,而且俱在玩弄數字,以少報多。因此,左派分子在其陰謀遭受一連串的挫敗之後,決心動用他們手上所僅餘的第二種「鬥爭資本」--青年學生。中共的「人民日報」,甚至公開鼓勵此地左派分子,「組織廣大青年學生,投入戰鬥」。觀於六月中旬以後港九所發生的大小暴亂,不少青年已被左派威脅利誘,參加暴行,證明左派今後可能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煽惑青年,為他們流血坐監。這事從幾間被圍搜的左派學校中,搜出大批致命武器和煽動性宣傳品一事,可獲進一步的證明。特別是際茲各校正放暑假,學生空閒無事之時,左派將加以利用,擴大暴亂,我們對左派這一毒計,尤須注視。

港府當局若以急起直追的毅力,致力於青年問題的逐步解決,時不為晚,仍有可為。解決青年問題,要從三天方面下手:一是教育機會的普及;二是就業的切實協助;三是康樂活動的適當安排。就教育機會而論,我們無法諱言,能受學的與不能受學的青年,數字可能差距甚大。港大與中大,學位有限,僧多粥少,這班無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他們能對現狀無反感嗎?至於中等教育,年來官校雖增,但升中試一關,使不少學子望官校而興嘆(今年升中試參加學生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名,及格的僅一萬一千零八十名)。私校學費高昂,非一般升斗市民所能擔負。凡此事實,都是當局必須加以考慮而應設法覓取解決之途。須知青年見識無多,心如白紙,一遇打擊,易懷仇意,彼等發覺教育機會被剝奪時,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至於協助就業問題,社會福利署和其他社團,年來已有不少努力。大學畢業生就業較易,最困難者莫如高中學生,特別是會考不及格的,因大小公私企業或機構,僱用條件大多數是必須持有會考及格文憑,會考落第的學生幾乎全被擯棄。這一點,說明會考制度的存廢,的確值得重新考慮。例如最近公教團體發動的暑假交通服務,學生擔任電車售票工作,表現極佳成績,這種短期性的青年服務,今後似仍可擴大推行。

上述種種,俱屬解決青年問題的長遠計劃。不久之前,有識之士曾欲請當局,設置部門,專責辦理青年事務。這一建議,若以目前情勢而論,頗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就是不甘再繼續在左派學校肄業的學生,今後如何安插。這班學生的決心離開左派學校,有的是受家長勸諭,有的是自我覺悟。他們過去雖受過左派毒素思想的教育,有的甚至可能參加過左派的暴亂,如今大徹大悟,立志新生,他們仍是我們這個法治社會的基幹,我們不能對他們加以歧視,他們的教育機會更不應被剝奪。教育當局應該作出具體決定,擬具方案,把他們分別轉讀他校。這件事,非常迫切,必須儘快進行,否則,這班離開左派學校的學生,面臨無校可容之時,可能再度誤入歧途,為左派利用。

總之,港府當局在除暴工作日獲進展之際,安良工作便必須同時展開。特別是青年問題,最為迫切。香港廿一歲以下的青年,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誠如「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指出:「本港必須對今日的青年,作主要和重大的投資」。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27日 星期四

請九龍巴士公司答覆幾個問題

在香港水陸文通機構中,最使市民深感不滿的,是九龍巴士公司。自月前共黨發動所謂「大罷工」以來,其他的交通事業,在公司當局應付有方和許多正義工人全力支持下,對公眾服務效率不斷提高,即使部份未完全恢復原狀,亦已獲得市民的同情,惟有九巴公司的所謂「有限度服務」,在過去一個多月來,幾乎無大改變,直至最近,雖有元朗一線恢復通車,但與其他公共交通事業比較,仍然相差太遠。港九市民對此,無不嘖有煩言,而對該公司內部組織是否健全,尤不無疑問。

自本報根據讀者和曾向九巴公司申請求職的工友投訴,就若干問題向該公司提出質疑後,我們獲得的反應,是九巴公司兩次提出非正式答辯,第一次是本月十八日,據九巴公司發言人稱:在六月左派搗亂分子策動大罷工時,該公司七千四百名工人中,有二千人因未上班而解僱。大部份被解僱者並非真正左派分子,而是觀看風色的騎墻分子。該發言人說:已被解僱的工人,如願意復職而能被證明係曾被恐嚇者,公司將優先錄用。數以千計的居民向該公司申請空缺,目前申請書正陸續甄審中。第二次是本月廿二日,據九巴公司當局表示說:最近接獲各界人士詢問,關於僱用新職員事,該公司現將僱工手續澄清,俾各界人士易於瞭解。該公司對申請復職函件,優先處理,使舊日員工,陸續復職。又云:大量申請者經已復工,或於數日後復工,其他申請者,將於數日後獲得答覆。該公司收到求職信逾一萬五千封,現正在審查中。在復職工作辦理完畢後,便可開始處理新求職者,盡力使各級員工恢復原有人數。

綜合這兩則由九巴公司公開發佈的消息,在這一個月來,該公司所定的基本政策是:㊀一心等待已被解僱工人的申請復職,並且絕對給以「優先」權利;㊁在這些解僱工人復職之前,寧願九巴各線交通陷於「半癱瘓」狀態,不管市民蒙受如何損失,也不考慮僱用新人,補充那些離職工人的空缺。這一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我們不知道享有「專利權」的九巴公司,究竟是對廣大的市民負責,抑或是對策動罷工的左派組織及其工人表示「善意」?這一點,在公司的兩項解釋中,顯然還沒有對社會公眾有所交代。再就該公司的「政策」內容看,它無法獲得港九市民諒解的,至少尚有如下這四點:

一、該公司准許曾經參加左派罷工的工人復職,在原則雖無可厚非,但事實證明,該公司「痴心等待」了一個多月,而九巴的「有限度服務」依然無大改進,至少可以說明這些離職工人尚未覺醒,痛悔自新。然則該公司所謂「優先錄用」云云,究竟算是什麼的政策?而且,像天星小輪、電車公司等都可藉補充新人而維持良好服務,九巴何以非要依賴舊人不可,這也顯然缺乏了足以「自圓其說」的理由,為任何港九市民所無法同意。

二、在這二千多人離職的期間,九巴交通都是賴有現時的正義工人勉力支持,才能維持局部車輛的行駛,他們工作繁重固不待說,而且還一再受到共黨暴徒的暗算襲擊,如今未聞九巴公司對這些正義工友有何鼓勵,反而口口聲聲要對那些離職工人「優先」照顧,似此是非不分,輕重倒置的態度,究竟是在鼓勵工人忠於職守,抑或有意替搗亂分子大開方便之門,俱不能使人無所疑惑。

三、由於九巴交通的不正常,市民蒙受的金錢、時間等種種損失,不可以數計。上月九巴當局透過報紙刊登招請新人的申請書(本報曾照式刊登),許多市民為了反擊共黨的罷工陰謀,致有逾萬人士參加申請,但今由該公司發表的消息證明,九巴當局對於此項申請,歷時月餘,根本未作認真處理,該公司「利用」報紙來和緩輿情,我們姑且暫置之不論,但九巴當局以如此態度對付求職人士,試問又當作何解釋?

四、在這一個多月來,九巴公司既先後收到市民求職信一萬五千多封,假使其中三分之一為司機,即有五千人。如果該公司在登報徵求新職工的初期,於接到申請書後,立刻從中選出具有司機資格者予以訓練,則在歷時一個多月後的今日,必能有三數百人可派出服務,駕駛單層巴士,使各線服務為之大告改進。而該公司不此之圖,祇寄望於罷工工人的復工,寧讓市民在烈日下等待車輛,否則便要改乘其他交通工具,增加負擔。該公司為專利事業,試問何以對本港的市民?

又據交通諮詢委員會主席司徒惠和交通事務處長薛璞最近的談話表示,對於呼籲兩巴工人申請復職,也與九巴當局抱有類似的見解,但前天「新晚報」就故意向他們公開挖苦說:「港巴、九巴及電車的罷工工人們,對這『議員』及乜乜『主席』之言,都當作笑談。他們說:當罷工後,港英早就恐嚇工人要『復工登記』,否則開除,如今這陰謀被工人們粉碎後,又重耍『復工』花招,誰會上當?工人們說,『現在是我們炒他們的魷魚,何來『復工』?」對於這些左報宣傳,我們當然不必重視,但目前九巴有一未向公眾解釋的問題,就是假如那些離職工人始終不復工,該公司的「等待政策」究竟準備維持到幾時?

對於上述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九巴當局在事實面前,能夠給予港九市民一個具體而非空泛的答案。

華僑日報社論 1967年7月26日 星期三

對大陸局勢的看法

近半月來,大陸局勢有了很大變化,如果來自莫斯科、東京、南斯拉夫的報導是真實的,不是造謠的,中共到了今天,事實上已經不能有效的控制大陸了。

許多人早已指出「紅衛兵」不能當作一種力量使用的。古今中外,政爭多若恆河沙數,利用種種手段來從事政爭也很難一一列舉出來,但從來便沒有利用小孩子而可以達到政爭目的。此次不知道是那個「紅鬚軍師」向毛澤東獻此「死計」,一開頭便用紅衛兵來進行文化革命,胡作胡為,毫無教養與約束,結果而弄到天怒人怨,地方破壞,生產停頓,經濟破產。為毛澤東的權力與聲威,埋下了計時炸彈,隨時爆炸,澈底破壞的。而最危險的,是中共軍隊與各地方勢力,對文化革命痛恨得很,對紅衛兵鄙視得很,不但不支持文化革命,而反各據地盤,各自為政,反對文化革命,反對毛澤東思想,公開的支持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迫使毛派讓步,甚至不許毛派危及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的人身安全,此種分裂與鬥爭,在謝富治、王力在武漢被扣之後,已暴露無遺。

然則大陸局勢前途如何?一般人的看法認為:

第一、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之最後勝利是毫無問題的,事實上毛派一直未能剷除他們的權力。

第二、劉派可能迫使毛派讓步,形成暫時妥協形勢。

第三、在劉派與毛派妥協形勢下,周恩來及其派系可能更見重要,即是說,周恩來的權力可以增強。

第四、如果劉派與毛派妥協,中共外交政策勢必大大改變,首先是尋求與蘇聯和解。

第五、內戰是不會爆發的,因為中共領導階層之鬥爭,尚未發展到非爆發內戰不可的階段。

第六、那些紅衛兵,不管是毛派的或劉派的,當然被犧牲了,這才是中國的大劫難,犧牲數百萬小孩子,這是殘暴不過的事也。

增設青年服務事業

這次持續了七十多天的風潮,雖然政治成份多於一切,比過去幾次的短期騷亂,其動機、背景與形式,顯然有很大的差別,但其中有一點卻相同的,這暴徒行列中仍以青年佔最大多數,在青年暴徒隊伍中,其參加搗亂的動機卻又未必盡同。

其中最重要而人數不多的,這是自幼受共產主義薰陶的左派學校學生,一部份是受收買的市井無賴子,還有一部份是所謂憤懣的青少年,他們本對甚麼思想或主義一無認識,祇為了不滿現實,一遇有機會,即以無目的之破壞來發洩憤懣的情緒。

故分析這次事變,不可讓過於濃厚的政治色彩所蒙蔽,而忽略了憤懣青年乃是一個重要因素,倘不徹底解決這問題,縱使沒有政治性的酵素作用,隨時可由一小小事件,釀成軒然大波。過去幾次騷動,已可為前車之鑑,現在尚未平息的動亂,更值得加強警惕。

青年憤懣情緒的形成,由於一般精力充盈的青年,受了本能所驅使,渴求集體的生活與行動,或為了求知慾的滿足,因無適當的出路,陷於精神空虛。意志稍弱的易受惡習所誘,放僻邪侈,漸而無所不為,這就造成了社會一個大問題的阿飛,意志較強的感到不滿現實,形成了憤懣的情緒,遇機一觸即發,橫溢而不可收拾。

想消弭青年的憤懣心情,必要使他們過剩精力有所寄托,將憤懣的心情,引導化為建設性的力量。去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有一段談及「青年的特別問題」,主張青年服務事業應予增設,並須對本港青年作有意義的重大投資。如能對他們提供更多的康樂設施,讓他們獲得機會,發展體格與品格,納他們活動於正軌,造成將來安定社會的有力份子。

我們不願使青年成為馴服的羔羊,更不願他們成為不羈的野馬,甚至野心份子的工具,那麼,祇有多利用青年服務事業,引導他們以正當的方式,發揮他們潛伏的社會責任感,不獨可造福於新一代,且可遏止許多亂萌。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6月29日 星期四

痛論港府容忍左報倡亂之非計!
--護督祁濟時先生對此利害問題應該有所取捨了

自赤色分子的「五月暴動」失敗後,幾家公然鼓吹暴亂的香港左報,因為沒有受到嚴正法律應有的制裁,更是變本加厲的日日造謠,天天倡亂,向香港政府和全體市民作瘋狂的挑戰。它們用了最惡毒的字眼去攻擊警察人員,也使用了最粗鄙的詞句來污衊和恫嚇社會的公正人士,它們悍然提出「毀法」口號,鼓煽人們主動「犯法」;它們極力煽動暴亂分子「向港英進攻」,企圖藉恐怖行動達成「內部顛覆」。它們喪心病狂到這般程度,而其惡跡昭彰又如此顯著,如果我們不願與禽獸為伍,也不願自承香港是毫無法律秩序的野蠻社會,那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

可是,儘管這些左報集了「文字犯罪」的大成,也儘管社會人士紛紛表示對這些倡亂報紙不能容忍,但使人感到大惑不解的,卻是港府當局至今仍然因循坐視,沒有採取斷然手段,繩之以法。港府一方面聚精會神於撲滅這些左派禍亂,另一方面卻又完全放縱了這些倡亂機關,這一奇怪現象的存在,不是滑稽得匪夷所思嗎?

也許港府當局早已注意這問題,亦非無視了這些倡亂左報在法律上所應擔負的罪責,祇因不願被人誤解為干涉了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以致有所顧慮而遲遲不忍下手。假如這就是港府當局對倡亂左報暫時還不採取法律行動的觀念與原因,我們可以在此嚴正表示說,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也是最不健全的想法。現在且讓我們分別申述各項有關的理由:

第一、在全世界任何法治地區內,由古至今,也沒有任何政府能夠容許出版這樣的倡亂報紙,就是大陸共區,自所謂「文化革命」以來,最不受約束的「紅衛兵報紙」,也沒有像今天香港左報這樣的狂妄。事實上,這些左報已經完全變質為鼓吹暴亂的「非法傳單」,也完全違反了世界公認的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準則,港府容許這些報紙出版,這就祇有破壞了本身法律的尊嚴,不斷增加善良居民精神的壓力,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第二、港府頒佈的法令規定,張貼煽動標語的犯法,散發煽動傳單的犯法,但這些左派暴亂分子把其煽動的標語、傳單印在它們「報紙」上,這就可以自由傳播,流通無阻,試問港府法律尚有何用,且又何以對許多真正守法護法的非共報紙?語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現在港府對待許多報紙已經有了「不平等」,這又如何培養公眾「守法」的心理?

第三、港府一再期勉各級公務人員和警察人員盡忠職守,而他們也確實對此作了卓越可敬的表現,但是那些倡亂左報,不僅給予政府和警察人員以「黃皮狗」、「白皮豬」的惡諡,而且天天挑撥市民用暴力對付警察,把這種暴力行動稱之為「劏狗」。警察人員受辱固然是港府本身的受辱,而警察人員所受精神和生命安全的威脅,卻沒有獲得應有的保障,這難道就是港府期勉警察人員盡忠職守之道嗎?而且事實證明,左報這種惡毒宣傳並非毫無效果,昨天筲箕灣一個被通緝的太古工人悍然操刀傷害警察,和最近發生的許多類似事件,都是出自這些左報倡亂宣傳的結果,港府當局為了各級警察人員的安全,又豈能置之不理?而左報的狂妄的還不止此,如前天「新晚報」刊登天星小輪公司向南九龍裁判署申請收回青洲街工人宿舍的消息,該報竟用了「祁濟時及狗法官要擔負此罪責」的標題,對主理法官作史無前例的侮辱,港府希望市民遵守法律,卻任令這些左報罵法官為「狗」,這又將何以維護本港法律的尊嚴?

第四、港府更大疏忽的一點,是這些左報不僅為造謠惑眾的宣傳工具,事實已成為代表非法「鬥委會」發號施令的機關,所有左派分子各種暴亂活動與陰謀,都以這些倡亂左報作為「最高指示」。港府現正全力謀求香港社會的安定,如對這個「顛覆活動」中心竟視若無睹,這又豈是根本的辦法?如以左派策動今天的所謂「大罷市」為例,昨天「文匯」、「大公」兩報就刊發聯合號外,極盡危言聳聽,以致「罷市」之事未成,肉類、蔬菜都隨之飛漲。港府天天呼籲市民信賴政府,而獨對這些萬惡左報不謀斬草除根之計,不要說後患無窮,且亦真正有點對不起四百萬的香港居民了。

我們以為,這些倡亂左報現已成為香港之癌,祇要它們存在一天,香港禍亂即漫無此境,解除毒癌可能有點痛苦,但是如果我們要生存,仍不能不立下決心,操刀一割!對於這個問題,港府當局必須把全港居民的利益,與一小撮左派暴徒的野心,加以公平的衡量,是要顧全居民利益呢抑或要滿足左派野心呢?這利害之間,就應該有一個斷然的取捨。港督戴麟趾爵士未及採取應有措施,也許容有所待,現在形勢急迫,卻不由祈濟時先生不加以鄭重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