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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3日 星期四

綜論港九交通兩問題
--由「九巴」要求修改專利稅說到九人的士合法化

香港原已存在或新近發生的交通問題相當多,其中值得提出討論的也不少,現在我們特就兩個「熱門問題」,提出談談。

第一、有關九龍巴士公司的問題:據「九巴」當局最近宣佈,該公司去年度所獲純利為二百六十七萬餘元,前年(一九六六)度則為五百四十八萬餘元,比較上有顯著的減少。「九巴」因合約關係,其應向政府繳納的「專利稅」係以毛收入計算(百分之二十),故該公司有要求港府修改專利稅之議,以求提高利潤。近年以來,「九巴」當局曾以溢利逐年減少為理由,一再非正式的提出要求,認為為了發展業務的需要,如果港府不肯修改專利稅,就祇有從增加票價着手,但此項主張,並沒有獲得港府或社會人士的同情響應,所以一直維持原狀。為了這個問題,署理財政司祁廉桐在最近表示意見說:政府將研究「九巴」專利權的條件,包括其專利稅在內,以觀察採取何種辦法,以推進該公司的發展。對此官方聲明,我們感覺有些意見需要在此提出,以供各有關方面的參考。

我們以為,要想促進「九巴」業務的發展,在港府考慮修改該公司的專利稅率或採取其他措施之前,首先就要研究該公司現時的內部組織、人事行政、車輛保養、材料消耗採購等等是否健全合理,當是一個主要的前提。因為任何一個專利公用事業大機構,都不可能沒有制度或管理上的漏洞,而即使一個小漏洞,也往往足以減低辦事效率,增加財政負擔,而妨礙了業務的進展。譬如說,「九巴」是一個擁有一千多部車輛的公司,無論行車、休班、調動、保養等等,在在都是一個大問題,該公司的管理技術是否已臻現代科學化,這是需要詳加研究的問題之一。其次是該公司擁有許多職員和技工,其中職員任用是否適當,工作勞逸是否平均,有無事少人多的冗員,有無憑藉人事關係而坐領乾薪的特殊分子,這也是需要全面檢討的問題之二。再其次是,該公司的行車效率,是否已經達到最高水準,修理設備和員工技術,是否已合乎現代要求,購買材料是否經過正當手續,有無嚴格的稽核制度,材料的使用管理是否已上正軌,有無浪費糟塌情事,諸如此類,也是可供提出檢討的問題之三。再就該公司近年來的行車里數與乘客比較,一九六一年度行車為三千六百二十萬英里,乘客為四億四千二百三十萬人,以後逐年遞增,六六年行車為四千七百三十萬英里,乘客為六億四千六百萬人。依此推算,這幾年之內,行車里數增加了百分之三十點六,乘客人數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八點弱。就業務發展言,行車與乘客相對的增加,這是一種正常狀態,但溢利卻與年俱減,則是反常現象,此中原因為何,似乎也有檢討的必要。而一般市民,特別為納稅人,亦應有明瞭的權利。

正如人們所了解,現代的一般大工廠,其生產能力係按其機器的正常轉動者為準,不動者不算。巴士公司也是一樣,現在「九巴」車輛是否足夠,還是要看他經常出動的數目多少為根據,如果車輛多而出動少,就有可能牽涉到管理不善或人手不足等問題,未必添購新車,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其次,工廠愈大則物料的消耗愈多,如果是私人自負盈虧的工廠,物料採購當然可以自由選擇,但一家享有專利權的公用事業機構,由於各項物料採購是一項龐大支出,因此很多都採用公開招標方式,以昭大信。「九巴」公司的辦理情況如何,我們還不大清楚,但這種原則,似乎任何公用事業機構都不應有所例外。像所有這些,在涉及修改「九巴」專利稅的同時,都是可供有關各方提出檢討的項目。

第二、日昨交通事務處長薛璞發表談話,謂九人的士可能在半年內成為合法化。關於這個問題,見仁見智,各具觀點。九人的士在九龍方面行駛市區至新界間,已歷有年所,至其在香港市區出現,則始於去年港共暴動時期,其所以至今仍能繼續活動,純因一般陸上公共交通,尚未能全部適應市民需求所致。現時九人的士濫載乘客,在交通孔道、車輛擠迫的地方,風馳電掣,隨處停車接客,不顧後來車輛安危的情形,已為市民有目共睹,而因此造成的車禍亦特多。故根本措施,是督導各陸上公共交通機構,改善服務,以應居民的需要。如要維持九人的士的存在,亦祇能在九龍方面仍指定其行走市區新界綫,且在市區內以取道非巴士路綫所經的街道為主;在香港方面則可准其行駛銅鑼灣以東,西環以西地區。這樣便可以各方面兼顧,不致輕彼重此,有失公平。我們希望港府當局能再加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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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21日 星期五

評麥理覺的建議

最近工商署助理署長麥理覺發表了一篇演說,其要點有:(一)「為了維持社會的融洽,罷工者應儘量使其就業」。(二)「香港已恢復和平,因此需要使和平能夠繼續下去」。(三)「罷工工人的首領與工業組織,討論安置就業的時機已經到來」。麥氏上述的意見,很容易使社會產生錯誤的反應,因此有加以討論的必要。

首先,麥氏對於去年港共分子進行全面搗亂時,甘心追隨其行動而擅離職守的各業工人,稱之為「罷工者」,這個名詞是錯誤的。這些工人,原是有一份好好職業,但是他們甘受港共頭目花言巧語的誘惑或金錢的收買,離開職業崗位,參加所謂「反迫害鬥爭」。這是與通常的勞資糾紛,絕無關係,安能稱為「罷工」?所以他們的失業,祇能說是「自願失業」。社會人士對於真正失業者,固寄以深切的同情,而且必然盡力予以協助謀職。但是這些左派工人的「失業」,則是受了港共頭目的欺騙,或者受了他們的金錢收買,他們如果要「復工」,祇有向港共頭目要求復工才對,否則便應該公開宣佈脫離港共的羈絆,從新做個自由人。

麥氏認為為了社會的融洽,所以要儘量使「罷工者」就業。此話遽聽之下,頗覺言之成理,但是法治社會最高道德與紀律的標準,就是法律。生活於法治社會的人們,必須具有高度的道德與紀律,而後人與人之間,才會產生一種自然的情誼和關切,這就是「融洽」,也是香港社會所賴以生存的條件。港共所以發動暴動,便是要破壞香港社會的融洽,他們要毀滅法治社會的道德,廢棄法治社會的紀律,而這班曾經參加暴動的工人,如果沒有擺脫港共的控制,將仍是我們這個融洽社會的害群之馬。

麥氏主張左派工人與工業組織展開就業談判,實在是一種極為嚴重的錯誤想法。這班自稱為「失業工人」的左派分子,年餘以來的一切活動,不論是向他人迫害或向社會搗亂,都完全是非法的行動。麥氏所說的工業組織雖未具體指出,想像中當然是指工廠與各工業的聯合機構,它們是合法團體,而且代表法治社會的抗暴力量,怎可以與顛覆分子的首領談判?此舉是不是等於對港共過去和現在的非法行徑,加以「合法化」?又退一萬步言,即使此種談判開成,又豈能便滿足港共的要求?現在港共所叫喊的是「復工」,換句話說,便是要得回原來的職位和原來的一切資歷待遇。這些離職的左派工人,不少是原屬各公用事業的,各公司在他們離職後,為了維持對市民的服務,經已幾乎完全補足新人,試問如果接納這些左派工人的要求,豈不是要把這些冒險犯難,為公司為社會服務的新人撤職,而再造成一批真正的失業者。事之不平,當無過於此!倘若麥氏的意思是要使這些左派工人轉業,則途徑現已存在,又何須舉行什麼談判。

人們可以回憶,在去年五月港共發動暴動以後,港九各公眾交通機構,都受到影響,但是以電車所受的影響為最微。推其原因,就是該公司當局立場堅定,政策明確,與屬下自由工人有良好的關係,使左派工人力量大受打擊,無法搗亂。這是其他各業的一個良好榜樣,也是對今日處置左派工人問題的一個教訓。

自麥氏的演說發表後,港府已立即發表聲明,強調對港共工人「復工」要求的態度,並無改變。但社會上仍有少數人士,為麥氏捧場。我們在此僅願指出一點,此即如果照麥氏的意見做去,顯而易見的一項後果,就是使港共分子以為這個社會已被他們新的威脅行動所嚇倒,不得已對他們祇有示弱。這種情形將是遺患無窮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13日 星期四

港共黑幫還想死灰復燃嗎?
--港府應把這些「灰塵」掃到垃圾堆裡去

在香港四百萬人口中,一小撮不務正業,唯恐天下不亂的左派分子,在去年歷時半載以上的暴亂陰謀失敗後,最近又四出鬧事,圖作死灰復燃的打算。在最近兩月來,他們藉口所謂「復工鬥爭」,不斷分批到各公共交通機構進行滋擾,此去彼來,有如演劇,但以糾黨挾持,無人理睬,近復變本加厲,務以製造事端,妨礙公眾安寧為得計。就在這期間,由港共黑幫「黑手」製造出來的騷擾事件,已有如下這幾項:(一)指派一批「罷工」失業的分子,以「職業搭客」的姿態,故意在下午下班時間,在尖沙咀巴士站大排長龍,藉以破壞該處的交通秩序;(二)嗾使一些早已因「罷工」失職的舊日電車工人,一再乘搭「霸王車」,作為製造糾紛的手段;(三)驅使一些無知農婦,在羅湖邊區叫囂生事,企圖造成一種「邊界緊張」的形勢;(四)派出一批自稱為「工人家屬」的婦女,向若干港府機關進行鬧事,此等身份不明的女人,並曾演出企圖追打某港府官員的一幕。所有這許多卑鄙無恥的事實,都在不久之前由港共分子相繼演出,不惜再度顯示其好亂性成的醜惡面目。

當港共黑幫連續上演這些「我又來也」的醜劇時,港府當局為了息事寧人,曾經儘可能的採取克制態度,不予干涉,不料此等左派敗類得寸進尺,復於前天晚上在深水埗區蓄意生事,利用供公眾遊息的遊樂場所來唱毛歌,叫口號,當警方接獲附近坊眾投訴出面勸阻時,事先麕集該處準備作非法活動的左派分子,便紛紛起而與警察為難,造成一種緊張局面。警方為了確保公眾安寧,迫得向這些騷亂歹徒施放木彈和催淚彈,並把三名首惡分子予以拘捕,其他歹徒始相率散去。根據這次事件的性質,港共黑幫的存心與居民為敵,其事至為明顯。

由最近各種跡象可以看出,港共黑幫在去年長期暴亂慘敗之後還想捲土重來,決不是他們有甚麼「新力量」和「新法寶」,而是出於幾點他們認為「有利」的因素,那是:

一、最近法國發生的大規模工潮學潮,使一向以「硬漢」自居的戴高樂,也不得不被迫對工人和學生讓步,還有其他歐洲國家受了法國局勢的影響,也相繼發生了學生騷動的事件。這種歐洲學潮雖與香港無關,但那些不甘失敗的港共黑幫,卻顯然視為有利於他們「捲土重來」的機會。

二、曾在去年壓制港共暴亂勳勞卓著的警務處長伊達善,最近在原因未盡可明的情形之下,自動宣告提前退休,香港社會人士雖有挽留之議,但伊氏本人去志甚堅,大有「非走不可」之勢。目前新人尚未委出,警方雖不致群龍無首,亦有青黃不接之象,這在港共黑幫看來,無疑也是他們煽風點火的「大好形勢」。

三、港共對罷工分子的生活津貼,一直不勝負荷,為了無法解除這個沉重包袱,不惜厚着面皮驅使他們去作「復工鬥爭」。港共這種政治把戲本來窮極無聊,不值一哂,不料有三家由外人經營的輪船公司,不顧利害的答應了他們的「復工」要求,港共黑幫看看有機可乘,自更認為「加強鬥爭」是他們「起死回生」的最佳辦法。

此外,港共黑幫還有一點不可告人的隱衷,就是去年暴亂的失敗,他們用錢如水,有許多賬目不能對內公佈,又過度誇張自己的實力,事後圖窮匕見,卻無法自圓其說。為了這些責任問題,港共內部首先引起「文」「武」兩派之爭,有些更被上級追究責任,嚴加檢討。其中曾被檢討的「頭頭」,根據共黨的作風,如果不能「戴罪立功」,就祇有坐待整肅的命運。有此原因,所以那些罪孽深重而又冥頑不靈的分子,除卻硬着頭皮的繼續搗亂之外,就將無法洗脫其已被檢討的罪責。

鑒於港共黑幫如此死心不息,陰魂未散,港府的當前決策,就祇有根據公眾利益,出以加強鎮壓的一途。對港共好亂分子的不能姑息,正如「毛語錄」所說:「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港共黑幫經過去年慘敗,雖然已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但他們是「反動的東西」,非要把他們打到倒地不起不可,如果給他們一點喘息機會,他們又將死不認輸,「再爬起來」。對於這些「灰塵」,唯一辦法就是用「掃帚」對待,不能期望它們自己「跑掉」的。

由過去的事實證明,祇要港府有除暴安良的決心,就必能獲得全港市民的擁護,港共黑幫早已眾叛親離,決難與全港市民為敵,要是他們硬是不知死活的妄圖「作反」,港府就應該像「掃灰塵」一樣,把他們掃到垃圾堆裡去,而對於有「掃灰塵」經驗和決心的官員,更不可於此時而讓他們離開崗位!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19日 星期五

論增發的士牌照的風波

增發新的士牌照問題,爭論曾達數月之久。提出增發牌照建議的是交通諮詢委員會,最初擬發的牌照是五百個。港九各的士公司聞訊後,群起反對,該委會乃於二月間召開一次座談會,邀集各的士公司代表列席,聆取意見。會議的結果,決定把這件事押後再決定。這是第一階段。到了本月八日,該會再度集議,席間決定建議當局,增發新牌照二百五十個,並交由交通事務處處理。此項決定,顯屬折衷之計,將原擬增發五百個牌照減半,藉示對港九各的士公司的同情。這是第二階段。到了四月十一日晚上,交通事務處處長突然宣佈,決定暫時不增發的士牌照,準備在今後數月內搜集有關的士營業情形,至今年九月時再從長計議。這是第三階段,也是最新的演變情況;但這一階段並未完全過去,因為交通事務處處長事前未與交通諮詢委員會諮商,即行宣佈暫停增發的士新牌照,以致引起該會委員屈臣公開發表談話,指摘其處理不當於先,又有若干名委員,傳聞要集體辭職以示抗議於後,致觸發了軒然大波。因此,增發的士新牌照,現在已不是純粹的發與暫時不發的問題,而牽涉到行政程序和制度問題。我們身為香港居民一分子,對此未敢緘默,特提出下列意見,與社會人士商榷。

第一、我們認為交通事務處處長的否決措施,法律人情俱欠正當。交通諮詢委員會如同其他諮詢委員會一樣,委員人選係由港政府委出,俱是社會碩彥,熱心公益的人士,任勞任怨,義務為社會服務。當局設立各種諮詢委會的目的,顯是為了集思廣益,俾各項行政措施能照顧到居民的利益。諮詢委員會顧名思義,性質上是顧問組織,類如「智囊」,它們所提出的意見,僅供當局採擇施行,雖然不一定統統被接納,也不一定全部遭拒絕。當局倘若拒絕其建議時,自然應把理由清楚說明,這是行政程序和制度。此次交通事務處處長否決交通諮詢委員會的發牌建議,事前既未對該委會提出充份的解釋,事後復宣稱:「在現時的環境下,我所得到的結論是暫時最好不發出更多的牌照。」此種「一意孤行」(委員高士德語)的行動,與他所提出的主觀結論,無怪乎屈臣指為是一種「獨裁」行為。這種作法所產生的不良後果,多而且大,例如交通諮詢委員會(其他的諮詢委員會也是一樣)的存在,豈不是僅僅為了「點綴」?委員會所通過的建議,是經過全體委員慎重考慮之後而決定的,怎可讓一個政府官員一手推翻?此風一開,今後誰肯為社會的公眾利益服務?委員之中有人準備辭職,表面上雖說有點感情衝動,但如果設身處地一想,大家對他們也就會寄以莫大同情了。誠如屈臣所言:「本來我們的決定祇向政府負責,但現在顯被另一個法定團體從中作梗。」這幾句話,一方面反映出委員們對此事的無比憤懣,一方面也說明了我們當前的行政制度,仍然存在着許多重大弱點。

第二、談到增發的士牌照問題,社會人士贊否不一,凡是與社會發生直接利害關係的事,反應往往不一致,這是法治社會的健全現象。我們認為是否應該增發牌照,其決定性的關鍵問題,是目前港九的士是否供過於求,抑或求過於供。根據香港政府出版的「一九六七年年報」附錄的「交通統計」所載,港九的士總數是三千六百四十九輛,若以接近四百萬人口的都市而論,殊嫌不足。觀於逢下雨、賽馬或賽球之日,以及在僻靜地區搭的士之難,即可證明求過於供現象。至於若干的士拒絕載客,早已為社會人士所詬病。此可說明一方面的士不敷,一方面管理欠善。既然實際情形如此,我們何必諱疾忌醫,不如增發的士牌照。因此,這個問題的決定,應該以實際需要為前提,絕不是高談闊論的理論之爭。如果想測驗實際需要,那又輕而易舉,最簡單的莫如看看有無人肯投承,如有人出而投承,即表示有此需要。因為總無人肯蝕本或無利可圖而投標的。這是起碼常識,無須深述。

第三、公用事業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交通事業如果過度壟斷化,無形中被極少數財團所操縱,以專利權為「護身符」,不求改善。在去年五月以後的暴亂期間,港九巴士、電車和渡海小輪的左派工人罷工,行車和輪渡密度大減,升斗小市民出門如登蜀道,叫苦連天,凡此都是由於公用交通事業的專利權所致,形成獨門生意,無慮競爭,導致發生內部腐化,管理不嚴情形,為左派分子乘機把持。原則上,這是與我們自由企業的經濟政策背道而馳的。增發的士牌照除了能解決上述求過於供的問題之外,而且寓的士業合理開放的積極作用,使個別有資格駕駛的士的人,能領牌成為車主,從事公平的競爭,不使的士的經營,受少數集團所壟斷或控制。此不僅可使若干居民增加就業的機會,而且能令社會蒙益。本港過去的政策,不容諱言太遷就勢大財雄的少數集團,而對大多數的居民切身利益,未曾加以周全的照顧,一錯不能再錯,願當局深思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9日 星期五

的士公司應堅拒左仔復工的要求

港共頭目現正陷入絕路窮途,一方面是「微笑攻勢」被揭穿之後,狐狸尾已盡露,社會人士一見左派分子,都避之若浼,不與這班蟊賊為伍或有所交往。即使在過去有過交情的,現在也千方百計加以斬斷,不願再與瘟神為友。這一失敗,對港共的打擊,甚為沉重,使他們再度策動暴亂的可能機會,減至微乎其微。一方面是去年七月所發動的「總罷工」,據一般估計,參加的工人祇有四千左右,其中以服務交通部門的佔最多數。這群人,八個月來過的是半失業生活,因為他們還有「鬥爭津貼費」可領。現在這一筆津貼費,傳說將不繼續發放了。這是可想而知的必有結果,港共的錢來自中共主子和對本港左派商業機構的「搾取」,如果長期發付下去,將是一個無底深淵,港共自難支持。最近港共提出「總復工」的口號,就可證明他們已羅掘俱窮,再也無法找到「鬥爭費」了。

那班罷工的左派分子之中,有二千六百名是的士司機,他們最近通過港共的「摩總」,自本月中旬起,先後三度向的士車商公開要求「復工」,同時揚言如不獲復工,他們就強行上班,而且限期答覆,其勢洶洶,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的士車商面對這一「文鬥」和「武鬥」的壓力下,猶豫難決,不知所措;過去雖曾向立法局議員請求指點,但迄無下文,港府發言人則於前晚發表一項評論,謂的士公司資方在選用司機上,完全自由。他們有權不僱用他們認為是搗亂分子,也有權重新僱用工作良好而未曾參加過搗亂的司機。言外之意,的士公司有權自由僱用司機,當局無意干預。而勞工處處長郟亮同則承認此是一件困難問題,該處正在尋求解決的辦法。

對於這件事,我們認為性質頗為重要,港府有關單位與港九四十家的士公司,應該研商一項通盤方案。凡事必須區別利與害和是與非,若持此種原則,則我們認為這些罷工司機,絕對不能任其集體「復工」,理由如下:

第一、凡是參加港共策動罷工的司機,顯然如非是共黨分子,亦是港共同路人,他們公開向法律挑戰,企圖使港九公用交通事業陷於癱瘓。他們的罷工,明明是以港九良善居民為敵,增加居民的生活困難。這班人,港九居民早已把他們視為害群之馬,目前他們陷於山窮水盡而厚顏無恥的要求「復工」,社會對此無半分同情之感,反而認為這是他們罪有應得的因果報應。如果的士公司對「摩總」的恫嚇低頭,讓罷工司機集體復工,則此風一開,不啻是鼓勵未來的罷工,而對利害是非觀念完全不加審度。天下如果有這樣要罷工就罷工,要「復工」就「復工」的事,今後廠商還怎能肆應?

第二、在港共分子罷工期內,深明大義的的士司機,不畏危害生命的恫嚇,照常行駛港九街頭,使公用交通得以維持,這些人,早已贏得社會的無限崇敬,他們能為全體居民的利益設想,堅拒港共的誘惑和煽動,浩然正氣,的確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中堅分子。如果的士公司接納「摩總」的要求,現在服務的的士司機勢必有一部分被遣散解僱。港共「摩總」已公開提出將新僱司機去職,讓罷工的司機補缺。不論在情在理,這種方式絕對使不得,的士公司如果這樣做,顯然是過河拆橋,良心上如何能對得起安分守己和勤於服務的現職司機?是非從何辨別?如果稍稍從長遠的觀點而言,這樣的措施就會產生非常惡劣的後果,例如守法司機反遭歧視,而對那班喪盡天良的破壞分子,卻加以「獎勵」,這不是鼓勵居民去向法律挑戰嗎?

所以,當此港九的士商人正面臨港共直接威脅的時候,當局應該義不容辭的加以切實保護和支援,對的士公司提供具體指點,協助他們克服困難,僅僅發表一些談話,無補於事,必須以行動或命令方式出之。至於社會各界人士,也應伸出援手,堅決作的士公司的後盾,峻拒港共無理的要求。港共是一小撮欺軟怕硬的社會公敵,祇要大家正面站出來支持的士公司的正義行動,港共就會知難而退的。

這一事件的今後發展如何,現難逆料;不過,當局與居民萬萬不能對此過度漠視,因為港共對此可能另有企圖,利用罷工司機的「復工」要求,為製造另一次暴亂點火,據說警方已加強戒備,實有必要。我們對港共的估計,不能存有主觀的低估,雖然他們已成一群困獸,四面楚歌,但他們策動暴亂的陰謀並未放棄,時刻在尋找藉口和機會,企圖捲土重來。英軍後勤處長新近就料定港共必再滋事,看法相當正確。作為港九居民一分子,人人必須居安思危,堅持涇渭分明之外,仍要時時保持警惕,隨時準備展開另一回合的抗暴努力,把港共分子徹底擊敗。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26日 星期二

我們不能接受交通當局的「遁詞」!
--對灣仔碼頭「長蛇怪路」再質疑

為了灣仔碼頭「長蛇怪路」的深為廣大市民所詬病,本報記者曾分別訪問了交通事務處、工務局、灣仔街坊會、中巴司機等,所得答覆是:灣仔街坊會首長李運源表示,這條「怪路設計」確屬不合理,並建議政府在最近碼頭的柯布連道建築一條行人隧道,以利市民。中巴的一位八號綫司機坦白指出,這條彎曲怪路增加了他們的許多困難和危險。據該司機說:由於這條「怪路」路面狹窄,灣角急速,除了容易撞倒或輾傷行人道上的行人外,他們經常駕駛巴士行走這樣多彎曲的新路,對身體更有壞影響。據稱:他們多日來由於行車困難增加,彎角多,駕駛用力大,已影響到胸部疼痛,如果這條通路不加改善,減少急速彎角,司機們會視為畏途,不再願意駕駛這條路綫的巴士。這是說,街坊首長和巴士司機都認定這條「長蛇怪路」是「充滿危險」和「絕不合理」了。

那「官方」的意見又如何呢?據交通事務處發言人答覆本報記者詢問時說:該項建設,事實上帶給市民一些不便,但是,這種不便祇是一年半載的事,由菲林明道伸展過去的天橋建成後,市民便有直路可走了。交通事務處發言人在答覆本報記者問題中,最主要的有兩點:㊀關於新路彎多而又急速,會否形成一處新的「死亡彎角」問題?據答稱:該處從未收過有關中華巴士公司的投訴,指摘該路面帶來駕駛上的困難的。據稱:照一般慣例,工務局每建成一條新路而容許巴士行走的,交通事務處必定去函巴士公司,徵詢他們的意見。但自該碼頭新路啟用以來,中巴祇提供過碼頭前的停車場問題,對路面的彎曲情形,未有投訴過,故此相信它不會給行車帶來太大的麻煩。㊁關於為何不在碼頭廣場東便鋪設一條行人道,而要迫使許多渡海市民在爛路上行走的問題。據該處發言人稱:他對行人走捷徑,不表驚訝。他說:「人們都有惰性的,以港島天星碼頭外來說,當局好好地建成一條隧道,讓人行走,可是,他們何嘗不是改走隧道旁的爛路,寧嘆『行路難』,因此,一條美觀的道路而不為人們採用,不全是建築當局的過失。」此外,工務局發言人又在本報記者訪問時答稱:目前這條彎曲新路是「暫時性」的,待菲林明道天橋明年落成啟用後,這條彎路便予取消,另行改建,但在目前,不考慮修築另一條道路。

對於交通事務處發言人給予我們的答覆,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意圖規避「設計錯誤」的遁詞,尤其這種遁詞存有無視廣大市民四大基本權利(衣食住行)之一的用心,我們站在港九市民的立場,不僅無法接受,且亦不能同意。因此,我們還要對負責當局和「設計專家」提出如下的質詢:

第一、交通事務處發言人對我們的第一點答覆,這是有意將該「長蛇怪路」的危險因素,把責任推給中巴當局。交通事務處有無向中巴當局徵詢該路意見,我們尚無所知,但中巴的高級負責人不是駕車司機,在他們未接獲該綫司機投訴有關該路的行車困難和危險經驗前,其尚未正式提出異議,衡之情理,殊不足異。但據本報記者直接訪問司機的結果,業已證明這條狹窄彎路的危險因素不一而足,這還能說是「相信」他們行車不會有「太大麻煩」嗎?再說我們乘坐該綫巴士之所見,當前面有車輛相對駛來時,其中一方必須停駛讓路,否則就有摩擦乃至相撞的危險,這樣駕車的「麻煩」,還不夠「大」嗎?如照交通事務處發言人所說,倘使這條「長蛇怪路」將來發生了車禍,是否就可藉口中巴當局沒有提出異議,而把責任推給巴士公司呢?

第二、我們要問,公共交通是否要以便利市民為第一大前提?否則,政府當局又何必花費數百萬元的鉅資,去聘請那些「專家」作許多交通的「設計」?自灣仔碼頭的「長蛇怪路」出現後,就因為渡海市民都無法忍受這種「人為的虐待」,所以如不能乘坐巴士出入,就祇有「捨遠圖近」的走捷徑,甚至在這廣場爛地中,作「跳欄比賽」(這欄杆是用來阻止行人通過的)亦所不惜。試問人們這樣的被迫「活受罪」,還能說是出於「惰性」嗎?就拿天星碼頭的隧道說,也是因為它的一邊出口在「文華酒店」旁,那些市民如果要跟着干諾道向西走,或在干諾道的那邊走來,就祇能走旁邊爛路而不能走隧道,這也能夠歸咎於市民「惰性」,而替這條隧道設計不週解嘲嗎?古語有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是「人走出來」的路,一定有它的事實需要,亦即是「合理的路」,交通事務處發言人豈連這種基本道理也不懂?

第三、現在許多市民為了爭取時間或不願走「冤枉路」,已被迫必須乘搭巴士來代替來往碼頭的一段怪路,這不僅造成八號巴士的擠迫,和因延長行車時間而減少了八號和十一號兩綫巴士的班次,更為許多市民感到無法容忍的,是在他們一般正感生活高壓下,又要每月增加數元車費的支出,這樣對公共交通和市民經濟俱屬有害無利的「怪路」設計,又豈能以甚麼「城市計劃」或建築天橋為理由,而推卸其無視市民基本權利的錯誤?

為此,我們再次呼籲立法、市政兩局議員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而為要徹底了解這條「怪路」的設計荒謬和廣大市民身受的痛苦,他們就必須親臨視察,才會獲得真實的印象。因為現時香港政府正要盡力取得市民的信賴和合作,而這條萬人詬病的「長蛇怪路」卻是與這原則完全相反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19日 星期二

對灣仔碼頭「怪路設計」的質疑
--立法、市政兩局議員對此有作實地視察的必要

最近落成啟用的灣仔新渡海碼頭,在由高士打道銜接碼頭的一大段填海地區中,有一條左彎右曲的長蛇形「怪路」,使許多渡海市民都感到不便和費解。自該新路通行後,因為市民渡海非要經過「遠足旅行」不能抵達新碼頭,而「怪路」兩旁又毫無遮蓋,不蔽風雨,無不有「行路難」之嘆。渡海碼頭原在利便市民交通,但灣仔碼頭的通路正好相反,市民是未見其「利」而先蒙其「害」,因此有人把這條長蛇怪路稱之為「怨聲載道」,正可反映市民不滿的情緒。

本報記者曾就有關該路引致市民不便的問題,分別就詢於交通事務處和工務局。據交通處長黎保德答稱:他認為這地區目前尚在繼續擴建中,一切都不斷地改變,所以對這些問題表示「全無意見」。照黎氏的語氣含義,他對該路建築是否合理這一點,顯然是寧願採取保留態度,而不願作涉及「其他方面」的批評。又據工務局發言人宣稱:目前這條長蛇形的道路,是將來這一地區城市計劃的一部份。意即謂這條蛇形「怪路」是根據原定的「設計」而建築,將來這一地區的土地,也根據其彎曲程度而劃分使用。談及通路興建上蓋的問題,據稱:該項計劃早已擬訂,且已呈送了有關當局在審核中,如果獲得批准,本年中將可興建上蓋,以減少來往旅客日曬雨淋之苦,這項工程預期六個月內可以完成。由於工務局發言人所說的種種,我們覺得這條為市民詬病的「怪路」問題不僅未獲得圓滿答覆,而且因其事前設計的不可思議,事後開放的問題多多,更有提出討論的必要。

第一、香港有四個主要的渡海碼頭,即是中環統一碼頭,愛丁堡廣場的天星碼頭,灣仔碼頭和北角碼頭(筲箕灣至鯉魚門和茶果嶺綫暫不計算在內),除統一碼頭有離島各綫,渡海旅客包括各區市民外,其餘三線的渡海人士,天星碼頭以中區商行的職員居多,灣仔碼頭則以東區的居民為主,其包括範圍,大致西由分域街或盧押道起,東至銅鑼灣的清風街或水星街止,所有灣仔、跑馬地、銅鑼灣三區的居民,都以灣仔碼頭為最近的渡海線,而每逢賽馬和重要球賽,九龍市民使用灣仔航線渡海的更多,如果工務局的「設計」人員對這種情況有充分的了解,並且認識到「方便市民」是水陸交通的不易前提,那為甚麼這條新碼頭通道,不從「方便市民」的東便「設計」,而要在「虐待市民」的西便建築呢(東西兩便市民的多寡,根本是不成比例的)?

第二、這條長蛇形的「怪路」,中間「左彎右曲」,不僅硬迫渡海市民多走許多「冤枉路」,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往來汽車的危險性,因為這「怪路」接近碼頭的一段,有一個急速大轉彎,先轉左,再轉右,作曲尺形,與一般習稱的「死亡彎角」,有過之而無不及。照我們乘坐該綫巴士所得的印象,當汽車在這段彎路行走時,即使以技術熟練見稱的巴士司機,也因轉彎的過於急速,顯得十分費神而吃力。以這樣對汽車交通充滿危險而又並非必要的「設計」,萬一將來發生車禍,試問應該由誰去負責?但我們知道,港九市內的許多危險彎路,都是受了原來地形、地物的限制,即使明知不安全,也每有難於變更之苦。而灣仔碼頭廣場是一塊新填地,絕無這種先天限制的存在,那些設計人員又為甚麼在第一個大彎之後即直通碼頭,而要故意造成多一個危險彎角呢(請讀者參閱昨日本報刊出的圖片)?難道這樣的設計,是為了「考驗」司機技術而不必顧及乘客安全嗎?

第三、說到所謂通路的上蓋建築,照工務局發言人所說,即使獲得有關當局的批准,也要在本年中才能興建,又須預期六個月始能建設完成。換句話說,渡海市民要想免於日曬雨淋之苦,起碼要到明年才有希望。但在那新碼頭落成啟用後,舊碼頭的填海工程事實並未緊接進行,這種工程何時開始,目前還沒有明顯跡象,那為甚麼不讓通路上蓋建好之後才要碼頭遷徙,卻要先徙碼頭才等待批准建築上蓋呢?又該長蛇「怪路」對市民交通既屬害多於利,又為甚麼不在廣場東面開闢一條臨時行人路,卻任它泥石堆積,崎嶇不平,使人們有寸步難行之嘆呢?

根據上述三點,可知這條漠視市民交通權利和行車安全的「怪路」設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向社會交代。這樣的閉門造車,是否可為鄧律敦治議員指稱港府缺乏領袖人才一點提供佐證,也不無值得研究。為此,我們建議立法、市政兩局的議員,要想明白這條灣仔「怪路」的設計建築是否合理,他們應該以普通市民身份,或安步當車,或乘坐巴士,親自到這裡實地視察,看看這條「怪路」對市民引起的反感,究竟到了何種程度。香港許多公共交通的毛病,都是出在主管官吏或設計人員從來沒有走路或乘坐公共車輛,兩局議員負有為民喉舌的職責,趁灣仔碼頭廣場現尚空地一塊,還有時間機會補救這種錯誤之前,他們是非要來一次實地視察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3月5日 星期二

論統一碼頭的「圓桌事件」

港島統一碼頭巴士總站,前日傍晚因三張圓桌發生一場意外風波,幸賴警方高級官員明智處理,不致釀成不幸事件。此事雖已事過境遷,但因涉及不少問題,仍有評論的必要。

這次意外風波的起因,是中巴工友在該總站附近擺設有三張圓桌,以備下班工友進膳之用,歷來習慣一向如此,也未發生過什麼問題。但當日有一名警目,指該三張圓桌擺在路旁不合規例,將該木桌扣在欄杆的鐵鍊剪斷,把三張桌子搬回警署去。巴士工友因為無桌用膳,大感不平,一時群情激動,紛紛將巴士停駛,以待事件的解決,嗣經中區警司蒞場調查,得明真相,終於將該三張圓桌用警車親自送還,以便各巴士工友及時用膳,這一場意外風波,至此獲得圓滿解決。

這次因三張圓桌引起的巴士停工潮,前後幾二小時,以致擺在統一碼頭的各綫巴士多達七八十輛,頓使正常交通,大受影響,後來事件解決,恢復原狀,市民也莫不同感快慰。

根據前項事件發生的經過,我們大致可以了解,這三張為巴士工友習慣用膳的圓桌被搬走,該執行職務的當值警目,想必有他本身的理由,例如指該三張桌子「阻街」,或「無人負責」之類,都有可能成為干涉理由之一。但不管如何,這些桌子既為巴士工友用膳所必需,而且歷來擺設也向安無異。則該警目在未考慮這些因素之前便加以干涉,實有近於「鹵莽」之嫌。就我們所知,所謂「阻街」之類的事情,每宗的情況、環境都非一致,警察在執行職務時,何者應予取締,何者應予諒解,似可視不同性質而妥為處理,中間就未必無「情法兼顧」的伸縮餘地,否則此等桌子歷來擺設而警方不予過問,又當作何解釋?而我們認為該當值警目尚有職務「執行過當」的一點,是他未完全了解情況便把桌子搬走,也不無「意氣用事」的情感作用。但這種發洩個人情感尚在其次,更重要的乃是中巴車輛為維持港島交通的主幹,在較早兩三月前,這些正義工友和警察,一則維持市面交通,一則維持社會秩序,曾經受到全港市民的讚揚,認為他們這種服務精神,是戰勝港共暴亂的兩大支柱,他們職務雖不相同,但意氣相投,守望相助,亦可說是站在同一戰綫的「戰友」。像這種關係和因素,社會人士了解,警方的高級人士亦了解,祇有該當值警目無所認識,這又豈能不引起中巴工友的反感和不平?幸而警方高級人士對此處理得宜,不致使這意外風波趨於複雜,否則小事變大,又豈該出事警目所能負責?

在此我們還應指出,去年港共暴亂雖然一敗塗地,但實際陰魂不散,死心不息,無時不想死灰復燃,如月來兩巴左派罷工分子頻頻舉行集會,煽動在職工友要求加薪,並放出實行「強硬復工」等等空氣,都是他們尋隙抵瑕、伺機生事的詭計。在這期間,警方為了防止左派分子的挑撥,在情在理都應與這些交通工友和諧相處,而不當為了些雞毛蒜皮小事而引起誤會,產生「裂痕」。這種政治因素,站在香港安定的立場,無論如何比那些警察規章還要重大,這是今天所有全港警務人員所必須了解而不容無所認識的。

人們知道,警察是「親民之官」,與市民關係最為密切,香港警察經過港共暴亂,勞苦功高,聲譽鵲起,與市民關係已大為改善,但警察當局並不以此自滿,最近復增設一「公共關係科」,以期更能增進對廣大市民的感情。這便可以看出,警方對取得市民信賴合作這一點,至今尚不遺餘力。那些在職的各級警員,為了保持警方的良好聲譽,對市民建立起更高的信仰,則像搬走統一碼頭中巴工友用膳桌子之類的事情,以後是必須力求避免,而不當再次發生的。

另外我們還想提醒一些港府低級公務員,最近有兩個徙置事務處人員,未經正式手續而拆去沙田一間貧民木屋,該木屋主人憤憤不平,因追踪他們投擲石塊而被捕,但在粉嶺法庭審理此案時,主審法官不直該徙置事務人員所為,判令銷案,並鼓勵該木屋事主反控原告和招待記者。為甚麼這位法官會這樣做呢?據我們的看法,該寮仔部人員對本身工作「執行過當」,固為「自取其咎」的主因,但離開法律而談其他,則該法官最大的用心,顯然是在體恤民眾,不願因此類微細事情而予不肖分子以可乘之隙。這是所謂「識大體、明大理」的作法,以香港的當前現狀言,實在有此因應環境的必要。

也因此,我們希望警方人員和港府的下級公務員,為了共同促進香港的和平,儘量減少社會不安的因素,在執行工作的時間,都該顧全大體,慎重將事,不要粗心大意的引出任何「意外問題」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18日 星期四

各大社團必須防範港共滲透
--由英軍司令馬田准將的警告說起

即將返英度假的駐新界英軍馬田准將,在新界鄉紳餞別席上,對香港居民提出警告稱:「香港居民目前已有鬆懈的跡象,認為對抗滋事分子的工作已成過去,這是危險的事。若然鬆懈和團結低減,一旦滋事分子捲土重來時,我們便更易受害。」馬氏說:「我們要認識清楚,目前滋事分子的手法可能已經轉變,但他們的目的始終如一,所以我們必須繼續團結,使滋事分子無從得逞。」馬田准將這一番臨別贈言,對香港居民一般存在的弱點,如「易於寬恕敵人」,局勢緩和就忽視了港共可能「捲土重來」的陰謀等,都是一項極其寶貴的意見。

經過八閱月來的暴亂,港共一敗塗地,「不僅無可籌之餉,抑且無可用之兵」,為了苟延殘喘,不能不放棄恐怖行動。但他們原是好亂性成的一群,所謂「人還在,心不死」,目前的偃旗息鼓,旨在避免全軍覆沒,並非真正「罷手」。也正如馬田准將說,他們祇是「手法轉變」,而目的則始終如一。因此我們也不能因為他們「放棄武鬥,改採文鬥」,就誤以為香港從此天下太平,不必再對港共保留警惕的態度。

就目前港共動態看,他們似乎是以「講習班」方式(即所謂「毛澤東思想講用會」)從事訓練「生力軍」,也可能對內部展開「鬥私批修」,清除一些動搖分子。但真值得注意的還不是這些,而是近日各方盛傳港共在「微笑攻勢」和「銀彈攻勢」掩飾下所從事的各項活動:

一是據一家英文報紙所透露,港共現在企圖運用「堡壘要從內部攻破」的戰術,伺機「奪取廠商會」,因為廠商會是一個擁有過千廠家會員的工業大組織,無論對內對外力量都比現受左派控制的「中華總商會」為大。據該項消息說,廠商會將於今年六、七月間舉行改選,現將接受合格廠家申請加入為新會員,港共可能利用這種入會的便利,牽引一些同情左派的廠商鑽進去,如此港共將會在選舉時握有相當選票,達到其「鯨吞」或者「蠶食」廠商會的目的,最後則使之成為一個赤色機構,像現時面目全非的「中華總商會」一樣。

二是新界鄉議局也將在今後幾個月內改選,由於現任的鄉議局首腦,曾經用各種行動給予港共暴亂以打擊,使他們對鄉議局「怕得要命,怕得要死」。據近日一項在新界流傳的謠言說,港共企圖用「銀彈」收買各鄉代表的選票,如果這些代表保證供港共利用,他們將以每人一千元為酬。據傳出該項消息的新界人士稱,各鄉代表雖多深明大義,但在「重賞」之下,也難保沒有人不被「收買」。假如港共這種收買政策能夠超過半數,他們就會在一夜之間使鄉議局變色。因此許多新界鄉紳,現時都在密切注視港共這種卑鄙的企圖。

三是各區街坊會,一般也將在兩三個月內改選。在港共暴亂期間,因為各街坊組織都在支持政府,並發動籌募勞工福利基金等,替維持水陸交通的正義工人打氣。港共在這一方面無可對抗,曾經揚言要暗殺某些街坊首長和演出火燒灣仔街坊會一幕。現在港共自知這種敵視政策完全失敗,聞說也在另打主意,透過原來潛伏各街坊組織的灰色分子和所謂「中立分子」,在改選之前展開活動,對此等街坊組織進行「各個擊破」。照港共黑幫所估計,祇要能把這些街坊組織「奪取」過半數,就可使現有的街坊最高聯合組織陷於分裂,並把整個劣勢扭轉過來。

為甚麼港共要以上述這些機構作為其「內部顛覆」的對象呢?據說就是他們認為這些機構平日組織不夠嚴密,許多成員都是「在商言商」、「不問政治」的「超然分子」,比之「自由工會」與教育團體的「壁壘森嚴」,不可同日語。因此港共的頭子們認為,要使他們的「微笑攻勢」和「銀彈攻勢」有所收穫,就祇有向這些機構尋隙抵瑕,從中下手。

鑒於港共如此譸張為幻,「冤魂不息」,則在港共這種活動尚未真正大舉展開之前,各有關團體為了防患未然,現在就得對內部進行各種「消毒」、「防疫」的工作。我們願意指出,港共儘管蛇蝎為心,豺狼成性,但狐狸到底掩不了尾巴,祇要人們注意防範一些平日言行可疑的分子,即使他們詭計多端,仍將無所施其技。共黨陰謀所以得逞,每是人們失諸大意,要是大家都有所警惕,他們就不容易有「造反」的機會。同時,共黨此類策略的運用,多數都以針對、利用對方矛盾為着手,因此各有關社團,最有效的對策應該是加強團結、和衷共濟,使港共無隙可乘,雖欲挑撥離間而不可得。如果各有關社團能夠做到此類釜底抽薪的工作,港共的許多「攻勢」也便祇有失敗收場的。

對付港共活動不能鬆懈,這種「消毒」、「防疫」的責任,現在就落在各社團首長身上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11日 星期四

由工展成果看香港經濟的前途
--事實顯出今年是香港工業「好景年」

歷時三十六天的香港工展會,昨天已告圓滿閉幕。據中華廠商會會長蔡章閣在閉幕禮中致詞說:「本屆工展,適逢銀禧盛典,統計入場人數共達一百八十餘萬人,各攤位營業數額超過一千萬元,各地客商前來參觀工展而向本會接洽,分別介紹與各廠家直接談商生意者,亦達一千餘宗,檢討各項成績,均突破歷屆紀錄,實屬盛況空前。」蔡氏並特別指出:「香港人用香港貨熱情洋溢,尤足珍貴。」本屆工展有此良好成績,足以象徵香港經濟「前途似錦」,對香港市民當是莫大的鼓舞。

又據昨天本報晚刊「市場漫步」專欄所報道:今年農曆歲晚香港各主要工業業內廠家開工趕貨,是十年來的最高潮,一般廠家在過去四個月內接入的訂單,現在已要陸續趕製及趕付,預料很多工廠加開夜工趕貨一直到農曆除夕前才告一段落。據工業界人士綜合透露稱:現在本港各主要工業業內廠家,已接入的訂單估計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其中交貨時間最長的,排至一九六八年底,但排至六月底交貨則比較普遍。換言之,本港大多數工廠有半年訂單在手,現在是一九六八年初,各工廠開工生產比去年同期特別忙碌,是一種很好的現象。據悉:目前趕貨最忙的工廠,計有棉紡廠、織布廠、製衣廠、毛紡廠、羊毛衫織造廠、其他針織內衣及外衣廠、玩具廠、塑膠花廠、塑膠用具廠、原子粒收音機廠、搪瓷廠、鋁器廠、膠鞋廠、光學儀器廠、假髮廠、電池廠、電筒廠、及其他小五金製品廠等。香港工業好景足以代表香港經濟的繁榮,這當然又是一個值得使人興奮的現象。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曾被渣打銀行董事長賈乃涵稱為「農曆新年最佳禮物」的消息,是這次美國政府為了防止美元外流,決定對許多國家限制投資,祇有加拿大、英國、澳洲、日本等幾個國家獲得優待,初時對香港待遇如何尚未確定,後來美國駐港總領事向華府請示之後宣佈,香港與英國、加拿大一樣,美國對港的投資,將維持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度平均百分之六十五,這兩年內美國對港的投資最多,此項決定足證香港業已獲得充分的照顧。記得當時我們評論美國前項措施時,曾經鄭重指出:「香港不是美元外流的最大漏洞,但有許多值得美國重視的因素,因此美國對於香港是應該『另眼相看』,不該與其他地區等量齊觀的。」現在美國的措施,也許未必受了我們的影響,亦與我們的主張不謀而合。香港獲得這個「農曆新年最佳的禮物」,這也無疑是足使香港市民同感欣慰的。

古人謂「自求多福」,「自助人助」,根據香港本身的體驗,足以證明這是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因為在去年港共暴亂期間內,他們惡毒的陰謀之一,是要打擊香港工商百業,從而攪垮香港的經濟。他們當初煽動的工潮,就是向着幾家華資工廠下手,後因此項陰謀並未得逞,又轉而脅迫交通工人「罷工」,並在港九各區展開恐怖行動,其目的也是要破壞香港工業的生產,影響廠家對外的信譽。就當時情形看,假如港共策動「海員罷工」能像去年英國一樣,碼頭貨物無人搬運,香港外銷產品不能依期運出,這一定使外國買家信心動搖,不敢向香港繼續訂貨,由此產生的結果,可能就是大工廠減產,小工廠倒閉,無數工人陷於失業,而香港經濟就此垮了下來,真的變成一個沒有生機的「死港」。幸而香港的勞工階級絕大多數深明大義,始終緊守工作崗位,不為港共詭計所愚。結果是,外國方面雖然曾經訛傳香港「亂糟糟」,但因香港交貨沒有延期,工廠生產也如常活動,在這事實面前,外界有關香港的流言,業已不攻自破,本年度所獲外國訂單能比過去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這都正是香港「自求多福」的一個明顯效果。現在港共暴亂已完全失敗,短期之內勢難再圖掙扎,由此展望前途,香港今年必有一番好景,那是大可預卜的。

人們知道,香港經濟命脈繫於工業的發展,而和平安定是發展工業不能或缺的前提。香港有足夠發展工業的條件,也不虞缺乏工業發展的資金,現在經過了去年的嚴重考驗,我們能夠經得起共黨挑戰,在騷亂之中保持穩定,這是「無價之寶」,與金錢得失不能相提並論。有理由相信,這次美國對港投資所以特示優待,當是有感我們幾個月來那種「危而不亂」與堅強不撓的精神。古語有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香港有了現在的基礎,祇要我們努力下去,就必能成為一個永遠活滿活力的城市。而由現有的事實指出,各主要工廠在這年關期內都要趕開夜工,祇有極少數左派工人陷於「失業、飢餓」的命運,這對香港工人今後的意志,也必有其長遠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