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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4日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4日 星期日

力持鎮定 安渡難關

這幾年來,本港當真是多災多難,便似一棵欣欣向榮的小樹,它本身雖然不斷的在向上生長,但過不多時,便有一陣暴風雨來摧殘一番。旱災、風災、水災先後出齊不算,更有銀行風潮、去年四月的騷動,今年五月又有騷動。自然災害無法避免,人為的災禍卻是可以避免的,即使發生了,本港大多數居民如果為本港的利益着想,災禍也是可以減輕。

這次騷動的起因是若干勞資糾紛。這些糾紛本來並無太大的嚴重性,或者經由仲裁調處,或者由勞資雙方談判而取得協議,或者是訴諸法律,又或者是由勞行進行和平罷工,都可經由各種正常途徑而取得合理解決。但事情發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範圍,以致演變到今日的嚴重事態,令全港居民受到極大損失。顯然,這種損失是長期性的,本港的經濟勢必受到影響深遠的打擊。

從現場攝得的照片與電視中可以看到,目前參與騷動的群眾,極大多數已不是發生工潮工廠的工人,而是外來的毫不相干的人群。這些人燒巴士、燒私家車,搗毀徙置事務處………種種行動,與原來的工潮早已相距十萬八千里。這些外來者的行動,對於真正的工人其實是不利的。明眼人自然一望而知。

昨日全港謠言滿天飛,家家戶戶,人心惶惶,凡屬正常事務,無不受到影響。這次事件的禍首是誰,自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說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本港極大多數居民都熱切盼望事件儘快平息,任何促使騷動擴大、使火頭燒得更旺的行動,決不會受到廣大居民的歡迎。

我們熱切希望本港儘快恢復安寧和秩序,希望各件勞資糾紛循由正常的途徑謀取解決,也希望工人們的正當要求得到合理的滿足。廣大市民務須力持鎮定,勿信謠言,形勢雖然惡劣,但廣大市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心理,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足可使得本港又一次的渡過了驚濤駭浪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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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2日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2日 星期五

盼望儘早恢復安寧

昨天下午,在膠花廠外的學生與群眾向罷工工人進行慰問,與警方人員言語衝突,進而衝突擴大,演變成為不幸事件,以致有武鬥、拘捕與宵禁。極大多數香港人聽到這消息時有什麼感想?相信大家都感到不安和憂慮,希望事件儘快平息,希望回復平靜與正常的秩序。

在香港,存在着兩種政治思想截然不同的人,這兩種人的思想意識是絕對不能調和的。然而不論是極左或是極右派的人,或是對政治完全不了解或絕對無興趣的人,大多數人卻有一個共同的要求:不希望立即整個改變香港目前的生活方式。有人覺得本港目前某些情況極不合理,有人覺得本港某一部份人非常討厭,但如每個人撫心自問,或者誠實坦白的說一句,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承認:我們已選擇香港為久居之地,希望能在這裡過一些太平日子。

如果目前的環境有變,外國人當然撤退,這裡本來不是他們的家鄉;有錢人大都已安排了退路,可以遷居到外地去。但對於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沒有很多錢的中國人,不管環境如何變化,他們總是留在香港。極大多數香港人沒有能力轉換環境,只有盼望在這所居之地能夠長期安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誠懇希望任何一方面都不要走極端,都不可使用暴力,希望大家為香港全社會的利益着想,也等於是為自己的利益着想,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利益,是和香港整個的利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7日 星期六

格雷事件對英國朝野的教訓

派駐北平的英國路透社記者格雷,自於去年七月給毛幫非法扣留,一直即無消息,中間屢經英國駐平代辦提出交涉,亦因毛幫蠻不講理,無法與格雷接觸。據說,毛幫把格雷囚禁在北平其寓所的房間內,除了供給飲食,絕不許他越雷池半步,當然也禁止了他與外界通消息,所以格雷的真實情況如何,外界根本無從了解。直至前英國駐平代辦霍普遜返國,大抵已獲毛幫告知,他們囚禁格雷是要求作政治人質,藉以「交換」因去年暴亂入獄的香港八名左派記者。到了最近,香港政府可能已獲得倫敦指示,陸續釋放了被扣留的「新華社」及其他左報記者,以及不屬記者如湯秉達等一批人,當港府每次採取此項行動時,便有謠傳說格雷也將獲釋,但謠傳是謠傳,始終不曾成為事實。因為這事,顯已引起了英國全體新聞界的鼓噪,到本月四日,英國記者克萊保爾率領倫敦記者代表團前往中共「代辦處」,遞上一份由二千八百名倫敦記者簽署向周恩來要求釋放格雷的請願書,以為此舉將會獲得滿意的答覆,不料該中共駐英「代辦」卻對他們悍然宣稱:除非香港當局把廿一名被拘捕或判刑的左派新聞工作人員完全釋放,否則北平將不會釋放路透社記者格雷,這是說,儘管英方有意接受毛幫前此提出「以八人交換一人」的勒索條件,但在毛幫勒索得遂後,他們認為格雷「奇貨可居」,又要勒索更多的東西了。

根據毛幫的新勒索條件,在那廿一名犯罪入獄的左報記者中,無疑也包括有胡棣周、潘懷偉、陳艷娟等在內,但在事實上,港府拘捕他們並非使用「緊急條例」,而是根據它們報紙許多誹謗造謠的紀載,經由法庭審訊判處入獄的。現在他們刑期未滿,除非港府來個甚麼「特赦」,否則實在找不出足以提前釋放他們的理由。如此一來,格雷釋放便將遙遙無期,而英國政府卻給毛幫作了一次無情的玩弄。同時也不難了解,毛幫對此事件既敢食言反覆,得寸進尺,即令英國政府不顧香港的法律程序,不理港府威信而接納了它的要求,又誰敢保證它不再提出其他荒謬無恥的勒索條件呢?

為此一事,英國儘管是個號稱最能「克制」的民族,但人們的憤怒情緒,顯已與日俱增。曾經有人提出建議,要發動英國人對格雷投寄大量聖誕卡,藉以表示向毛幫抗議和對格雷處境的關壞,這一點,就英國人來說,也許是所謂「君子之風」,但也適足說明,他們對毛幫本質的認識,卻是天真得可以。他們最大的錯覺,是以為北平也和倫敦一樣,格雷儘管被囚禁,仍有收受外界任何函件的自由,殊不知,假如他們投寄聖誕卡,一經到達大陸海關就要被沒收,決不會落到格雷的手裡,甚麼「慰問」云云,格雷本人根本無所知,毛幫更不會把這種「抗議」當作一會事。因此可以說,除非英國人徹底改變他們的天真觀念和作風,否則他們祇有繼續給毛幫勒索愚弄,但卻永遠找不到格雷獲釋的門徑。

我們以為,英國要想明白怎樣才是「正確對待」毛幫的態度,他們應該好好聽取一下法國記者傑克.馬古斯投函倫敦「泰晤士報」陳述的意見。據馬古斯說:他於一九六二年代表「法新社」前往北平,並獲得保證,任何中共加諸他身上的壓力,將使毛幫的駐巴黎記者受到報復的行動。馬古斯稱:「在數月後,當我受到嚴重警告和恐嚇時,我把這事清楚地向中共『外交部』的新聞處表白,雙方談話的語氣隨即改變。」馬古斯又指出,另一個接替他的「法新社」記者,發覺他並不獲准訪問大陸其他地方時,便通知巴黎方面,隨後,毛幫駐巴黎記者的行動自由即受到限制,突然之間,該法國記者的願望便得到准許。最後,馬古斯提出他一個對待毛幫的基本觀念說:「我完全同意一些人的意見,即任何人向北平官員談話時,應採用他們的言語。但中共他們採用的語言,卻是最不合外交方式的。」這位法國記者的陳述,全是經驗之談,最值得英國人士的參考。對待毛幫的野蠻行動,絕不能講西方一套的「外交禮節」,而應該「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才是毛幫所能了解的言語。昨天倫敦「每日郵報」的社論,對此也有正確的表示,足資英國朝野人士三思。

格雷的獲釋希望已成泡影,這是英國必須接受的一次嚴肅教訓,而香港政府,也不可不認識這一點意義,譬如最近霍士公司在香港拍攝「主席」影片的外景事,事前港府曾經答應該公司以充分協助,後來為了左報一陣叫囂,便臨時禁止霍士公司的拍攝工作,雖公開背信亦所不惜。港府如此對左派示弱,不管是否與格雷事件有關,都是最不聰明之舉。如果大家並不善忘,當可記得去年的「五月暴動」,港府當初的容忍,祇換來左派暴徒的猖獗,後來採取了鎮壓行動,才扭轉了這個惡劣局勢,這些教訓和經驗,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沒有理由還要再犯錯誤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日本必須強硬對付共黨分子
--從學生工人大規模示威,分析日本的最大隱憂

日本學生與工人七十萬人,前天分在全國三百六十處地方,舉行「國際反戰日」示威。他們的口號是反對越戰,要求美軍撤出日本基地和立即交還沖繩島等。示威學生曾襲擊防衛廳和美國大使館,而且一度佔據東京的新宿車站,強阻火車通行。參加騷動的人數之眾與規模之大,為一九六零年那次學生大暴動後所首見,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嚴峻措施,把「防暴法令」再度實施,鎮壓暴眾。

從示威者所提出的幾個口號來看,所有的反對目標俱是美國,「國際反戰日」其實祇是幌子,本質上是反美示威。此因無論是越戰、基地和沖繩島,無一不與美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美國是扶助戰敗日本復興的「恩人」,若無美國的全力提携,日本在今天可能仍是一座廢墟。想不到在日本重新站起來之後,忘恩負義,把「救命」之人當作了仇人對待,這該是何等令人啼笑皆非的絕大諷刺!產生這種反常現象的肇因,美、日兩方俱難辭其咎,而日方更應負大部分的責任。美國戰後對日政策的混亂和縱容,就是重大的失策。日本政府近幾年來的涇渭不分與左右逢源作風,顯然是造成目前國內騷動頻起的主要成因,有遠見的人士早已一再指出:日本現時最大的隱憂潛存於學生和工人,它的危險性與火藥桶一樣,一旦爆炸,可以使日本墮入一個悲慘和黑暗的深淵。遺憾的是日本當局不但對此置若罔聞,而且還有點忠言逆耳之感。此次學生和工人的大規模騷動,絕非偶發事件,種因於先,食果於後,日本政府不能怨天尤人。我們絕無幸災樂禍的邪念,祇希望日本當局能幡然醒悟,避免一次赤色浩劫,因此願提出下列諸點,希能促起日本朝野的注意。

第一、建立一個正確的反共觀念。今天在亞洲的自由國家,如欲獨立自保,不受侵略威脅,祇有集中力量,消除動亂根源,此即無惡不作的毛澤東政權。日本無法否認它是站在反共行列,不管它的態度和行動是否積極與是否符合反共的標準,日本總不能說它是一個不反共的亞洲國家。但是,日本反共的方式絕非吾人所能苟同,在某種表現上,日本似利用反共作為跳板,一方面從西方(特別是美國)獲得「酬報」,一方面卻與中共「暗渡陳倉」,以貿易牟利。這種兩面討好的政策,與反共大業的利益背道而馳,敵我不分之外,而且近乎助紂為虐。日本政府為何出此下策?答案是因為它缺乏一個正確的反共觀念。反共鬥爭是壁壘分明的對陣,有我無敵。毛澤東政權是亞洲的亂源,也是日本的主敵,日本朝野必須以其全力,與自由世界合作,芟除此一政權。凡是利敵之事,絕對不能為,凡是利於反共大業的事,則應該惟恐落人之後,一切為反共。日本朝野如果能建立起這一正確的反共觀念,則國內潛存的隱憂就可以消除。

第二、與我國密切合作。今日亞洲反共陣營之中,我國不僅經驗最宏富,而且決心最大,對反共大業的忠誠,堪稱舉世無雙。回顧戰敗迄今的日本,其對我國的態度,以怨報德之外,而且故意避免雙方密切合作。這種仇快親痛的行為,說穿了祇有一個企圖,此即希望不開罪毛澤東政權,能保持與中共大陸通商。對我國來說,日本政府這種敵我不分的作風,並無太大的損失,此因國與國間能和衷共濟的,纔可建立鞏固的友好合作,若以似迎又拒的曖昧態度相待,縱能建立友好關係,但雙方互信與共信心理,則殊難存在。日本與中共眉來眼去,對我國損失尚微,而蒙受其害的,反是日本自身。明乎此,日本朝野就應該徹底覺醒,加緊與我國合作,築起亞洲反共長城,則日本國內的騷動示威等等,也就不會發生了。

第三、認清共黨與其「同路人」是示威騷動的幕後操縱者。日本近年來由於與中共通商,北平「第五縱隊」喬裝商賈,紛紛進入日本境內,收買失意政客,籠絡「社會黨」,津貼「全學聯」,組織親北平勞工團體,企圖用反美口號作為掩護,廣泛展開政治滲透和顛覆活動,此次的大騷動,顯亦受中共分子的支持和策動。日本政府對此,應該面對現實,不能稍稍寬容。凡共黨挑唆或策動的暴動,必須採取正面迎戰和以牙還牙的方式,方可粉碎毒計;若猶豫不決或示弱,則暴徒必愈形猖獗,橫行無忌。去年五月香港抗暴的初期與後期經過,可資日本當局的借鏡。我們當時若一味忍讓,則無異束手待斃。佐藤政府對付暴徒,僅僅運用「防暴法令」,絕難徹底肅清內憂,必須把親中共分子,一網打盡,治亂世用重典,無須顧慮其他。對潛伏日本境內的中共「第五縱隊」,尤應予以撲滅。能如此作去,則日本內部最大的隱憂,方克解除。苦口良藥,盼日本當局三思之。

大公報社論 1968年6月19日 星期三

各界鬥委會的嚴正表示

港九各界鬥委會昨天舉行大會,強烈抗議港英當局最近迫害我同胞的一連串新暴行,給與港英以及時的嚴正的警告,並再一次促港英必須迅速接受我政府、人民和港九愛國同胞歷次所提出的正義要求。

這是全港九愛國同胞共同的呼聲,表示了全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堅決立場和意志。

正如大會主席楊光在講話所指出,港英現在已經做得太過份了。自去年五月以來,港英向我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格殺打捕,血債纍纍,直到現在還有大批愛國同胞被非法拘禁在集中營和黑獄之中。我祖國撥來的慰問米也遲遲不讓運入。罷工工人復工也受到無理破壞和阻撓。日來更變本加厲地把前往有關機構交涉復工的工人橫加毆捕,非法「審訊」,連到「法庭」旁聽的人也被打被拉。甚至在紅磡和長沙灣道公共場所乘涼唱歌以及宣傳、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都被毆捕和「判刑」。尤其可惡的是:群眾所張掛的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像片和語錄,竟亦被拿走或撕毀。這種行徑充分表明,港英頑固地敵視中國人民,並且無意縮回它迫害我愛國同胞的魔手。人們紛紛在問:港英是否要把目前的局勢回復到去年五月的樣子?港英這樣倒行逆施,究竟想實現什麼樣的企圖?

港英自己心知肚明,去年五月以來,它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部在自行拆台,正吃着越來越大的苦果。同時它手裡那點兒暴力,也早已證明嚇不倒任何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同胞,徒然暴露出它的虛弱的本相和激起人們對它更大的憎恨。有壓迫就有反抗,港英的迫害不停止,反迫害的鬥爭就絕不會停止。楊光說得不錯:港英多幹一些與中國人民和四百萬香港同胞為敵的暴行,只是欠下一筆一筆的債。賬一定要算,債一定要還,欠得越多,還得越重,想要逃賴,萬萬不行。在當前的形勢下,港英還是放聰明一點的好。最近港英這樣橫蠻無理地迫害要求復工的工人和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群眾,港九同胞仍堅持說理的態度,行動極其尅制,但是,港英不要以為港九同胞是可欺的。毛主席的教導說:「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過於衝昏頭腦。我們正式警告他們說:放謹慎一點吧,這種火是不好玩的,……。

各界愛國同胞的代表,在昨天大會上清楚闡明,堅決把罷工工人的復工運動進行下去,非爭取到最後勝利不可。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同胞不容侵犯的權利。為了捍衛毛澤東思想,中國人民和港九同胞決不吝惜任何代價。

英帝和港英當局迭次表示:不干預我愛國同胞學習、宣傳毛澤東思想,以至希望緩和香港局勢,改善中英關係等等。可是港英的所作所為,同這些表示那裡有絲毫合拍之處?表面是一套,暗裡又是一套。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這不是更顯得它兩面三刀嗎?

港九愛國同胞對於香港問題的態度,已經一再向港英強調說明,非常正大光明。港九愛國同胞向港英提出的要求,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例如安排祖國五千噸大米入口,釋放被無理拘禁的愛國同胞,賠償烈屬及其他受害者的同胞,安排罷工工人復工,尊重我愛國同胞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等等,都絕不是什麼難題,如果港英不是存心敵視中國人民和向我愛國同胞進行民族壓迫和政治迫害,早就應該照辦的了。

全中國人民和港九同胞正密切注視港英今後的做法。如果港英仍不看形勢,不顧現實,一意孤行的話,因此引起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其責任將完全由港英負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9日 星期日

冷眼看港共的「求職」醜劇
--左派工人想就業,先要衝出樊籠!

港共支配下的罷工工人,邇來又在滋事,前天就有千餘人,分別在港島、荃灣、觀塘和深水埗的勞工處與其所屬辦事處集合,要求「介紹職業」,除了阻街之外,無結果而散。左報事後為了掩飾其失敗,竟指勞工處宣佈有空缺六千多個,但不肯「介紹」,因此證明這是「港英謊話」。這種強詞奪理的說法,不談還可遮醜,說了出來,實在騰笑中外。第一、任何空缺的填補,必須經過一定的手續和審核,成群結隊求職之事,天下少見;第二、這班自稱為「失業工人」的罷工分子,根本名不符實,中共過去有「職業學生」,專門滲入學校搗亂,現在這班工人,應稱為「職業工人」,他們做工不是為了工資,而是奉命攪勞資糾紛和罷工暴動。這種搗亂分子,各業縱有空缺,誰肯錄用?

他們最近的所謂「求職」,當然是受港共一小撮頭目的指使。就事論事,此舉事實上是天大笑話。一年之前策動罷工和暴動的,是港共頭目;一年之後指使「要求復工」和「求職」的,又是他們!就是三尺小童,對此也會問一句:你們攪罷工和暴動的時候,曾否設想到「何以善其後」這一問題?如果港共頭目沒有想到,那不是他們不肯出此,而是故意不想。為什麼?因為這班祇圖一己名利的港共頭目,他們對工人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從來不顧,死活是你自己的事。祇要工人為他們送命,他們的企圖已經算是達到。這話不是「誹謗」他們,「求職」隊伍之中,不乏飢腸轆轆之人,讓他們冷靜自思自問一番,想通之後一定會幡然覺悟,知道受了港共頭目之騙,而且被他們出賣了!

我們稱他們為「求職」而不稱失業,就是基於上述的見解。不久之前我們論列香港三家英資輪船公司「重僱」左派工人時,我們就強調他們不是失業,他們的情形與普通失業者的遭遇,完全不同。社會人士對此俱表同意,認為他們今日的遭遇,咎由自取,根本不是失業,而是一種政治性的煽動宣傳,企圖博取社會的同情。不過,事實可以證明,他們不但得不到社會的同情,反而成為人見人憎。惻隱之心,本來人皆有之,博取社會的同情並不太難,祇要他們立下決心跳出「赤坑」,用行動來表示新生,社會人士一定樂於伸手援助,安排他們的就業。別的例子不必列舉,祇要看看幾個左派影星的棄暗投明,就可以看出今日社會對大是大非分辨得如何清楚了。他們如果執迷不悟,盲從港共頭目之後,繼續用排隊方式「求職」,其計必難獲逞,那個時候的情形,一定慘過現時,想回大陸,中共拒納(傅奇和石慧羅湖橋頭的一幕,他們總還記在心頭);如繼續留此,則衣食無着。俗話說:「人狠鬥不過肚狠」看那時他們怎樣活下去?一個正義的社會,除了富於同情心之外,而且對迷途知返者具有寬恕器度,他們如果能在此時衝出港共魔掌而新生,社會一定對他們不咎既往的。

另外的一項事實,也可以證明盲從港共之後的工人,已有不少結合了親身遭遇的經驗,毅然與左派工會斬斷關係,例如新近獲得批准成立的中華電力公司自由工會,就有不少會員原屬於左派工會的,他們因為受盡了港共頭目的搾取和利用,現在認清大勢,爭取新生,參加到自由勞工的行列。又港共控制下的電車職工會,以往一度曾是港共工聯旗下的最有力單位,可是經過年來的演變,現已分崩離析,這證明與港共為伍的工人,一定不會有好的下場!回頭之岸,寄語一班仍受港共控制的工人,不論在業的或「求職」的,快快醒悟,重新作人,脫離港共的羈絆,共謀社會的安定和家庭的幸福吧。

當去年「五月風暴」發生後,中外有識之士對暴動行為,堅決抵抗之外,全力合攻,因而擊敗港共所有的惡毒陰謀;但對受港共欺騙、利誘和威迫的工人,深感他們愚不可及,誤登賊船。共黨「起家」是靠利用工人,一旦攫得政權之後,工人不僅不能當起「主人」,反比過去所受的剝削更重更多。蘇俄是個典型例子,中共「後來追上」。今日蘇俄境內的工人,與沙皇時代的生活,並沒有多大的不同。住的是終年不見陽光的房子,連買一雙皮鞋都要等上一年半載。物質之苦,已難捱受,再加上精神思想的迫害,不啻生存於恐怖世界。中共大陸的情形,無須多述,幾年前香港曾有不少司機「還鄉」,結果有的不知所終,有的逃回來時已經骨瘦如柴,而「五月逃亡潮」時那種可歌可泣的鏡頭,迄今仍歷歷如繪。這就是「幸福的祖國」嗎?受港共控制的工人們,你們對此難道一無所知,或者佯為不知?你們應該用良知辨別是非,你們應該弄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此即你們是不是甘心做中共的牛馬奴隸?如果被港共頭目欺騙之餘而又欺騙自己,那就是你們自願毀滅前途了。

現在是自由世紀,迷途的工人應該認清大勢所趨,不要再徬徨下去。港九百分之九十的居民,具有維持社會安定的決心,港共不論攪甚麼詭計,絕對會遭粉碎,成群結隊的「求職」,祇不過為港共添醜而已!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6月4日 星期二

台灣經建遲緩的毛病安在?
--就孫科院長最近演詞略申所見

考試院長孫哲生先生,最近在台北參加「北平中國大學」校慶時,發表有一篇以「泛論台灣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為題的演說,該演說全文,經台北中央日報和本報相繼發表後,現已普遍引起台灣朝野和海外各方的重視。在孫先生談到的各項問題中,無論為建議或批評,多有所本,絕非空言泛論者可比。而其中一個着眼的重點,就是孫氏透過各項事實中指出,台灣的經濟建設儘管已有不少的成就,但比之日本固望塵莫及,就是南韓,對台灣亦有後來居上之勢。而日本、南韓經建的進步,也不外得力於兩大法寶,一是利用國民儲蓄用於生產性投資,如此循環不已,生產投資便愈來愈大;二是善於吸收外來資金,以解決本身生產的需要。據孫氏舉例說:最近南韓計劃發展石油工業,邀請美國幾家很大的石油公司共同投資,僅此一個計劃,即爭取了二億五千萬美元的資金。但台灣如何呢?雖然高雄也有一家美國人投資的石油工業,由中國石油公司供給油料,生產一種稱為PE的原料,但其投資金額不過一千五百萬美元,還不及美國在南韓投資的十分之一。

據孫氏指出,在過去十六年來,我政府核准華僑和外人投資的案件,共有六百餘宗,投資金額總計為二億四千餘萬美元,連同歷年美國的經援補助計算,也不過十七億美元。為甚麼台灣爭取外來投資會沒有多大成績呢?主要有幾點毛病:一是手續繁複,一填就是幾十種表格,使那些既不習慣也不明手續的海外僑胞,弄到茫無頭緒,不知所從。二是把這多如牛毛的表格填好後,仍不等於辦妥了手續,還要等候有關機關開會、研究、審查,這樣起碼要經過兩三個月,甚至一年半載,也許還不能批准,許多僑胞等得不等煩,祇好作罷。三是那些準備回國投資的僑胞,往往回去住上兩三個星期,手續辦不好,去了再回來,還是辦不好,如此來回跑了兩三次後,新的問題來了,那是管理出入境證的警備司令部負責人,對他起了懷疑,認為他在一年半載來往幾次台灣,究竟有甚麼作用?有些人怕引起麻煩,也就不想再去了。可以說,台灣吸收華僑投資所以成效不著,都是由於這種「官僚主義」的作祟,去年香港「五月暴亂」時,就有不少熱心僑胞為此廢然而返的。

我們說這種作風是「官僚主義」,可以從許多地方比較出來,譬如說,在香港開設一家新工廠,祇要買到一塊適合建廠的地皮,廠內設備能夠符合工務局、消防局等的安全和衛生規定,那就不會有甚麼手續上的困難,更不需要填上幾十種表格。以此在短短十年間,香港已經由一個商業港口蛻變為一個工業城市,年來出口的貿易數字,動輒以幾十億港元計,使港幣的信用,連英鎊也甘拜下風。而就我們的觀感,香港能有今日的成就,主要還是靠華人投資,而不是「外國」投資,外國資金在整個工業比例中,處於並不重要的地位。而華人的最大「資產」又可分為兩方面,一是有形的「資金」,二是無形的「智慧」。香港工商業家能夠不斷向世界各地爭取和開闢市場,這就並不全仗資金的能力,而是智慧產生的結果。論香港對外關係以台灣為最近,假如台灣能夠給予香港僑胞以投資的便利,這除了能夠吸收他們的資金外,還可以吸收他們的智慧,而就發展工業與對外貿易言,智慧和資金是同等重要的。我們知道英國曾經是個工業先進國家,但今天英國有許多工業已經不如香港,連英國人也喜歡購用香港貨,香港工商業家的智慧過人,略可概見。因此可以說,在台灣需要爭取海外僑胞投資,並有極有機會吸收香港僑胞投資的條件下,如果還不能在這一方面好好利用香港僑胞的資金和智慧,這實在是自由中國莫大的損失。

在我們看來,台灣那些「官僚主義」和「公文主義」的形成,主要出自兩點「習焉不察」的風氣。一是那些機關首長,就是終日忙於開會,權貴愈大的開會愈多,幾乎除了開會就無事可辦。開會好像也很「民主」,但像台灣官員那種疲於開會的風氣,簡直已經成為荒廢政務的病源。二是由於首長開會的終日忙個不休,許多重要業務都祇能交由屬員去處理,假如我們真有「分層負責」制度,這還沒有多大問題,無奈今天台灣的許多機關,雖有「分層」之名,卻無「負責」之實。結果,那些作為「科員政治」中心的公務員,大家都在「等因奉此」上賣弄工夫,雖雞無蒜皮小事也不敢負責。更壞的是那些需要幾個機關會商決定的事情,十之八九一定你推我讓,非把它弄到「胎死腹中」不可。除非有甚麼「利益」,否則誰也不感興趣。這兩點,是台灣妨礙經建的病源,亦為一切興革的絆腳石。我們有感於孫院長指陳的公忠體國,語重心長,故附論及之。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15日 星期三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對新就職的「民政主任」的勉勵

香港政府為了增強官民之間的感情與諒解,特在港九十個區內,各設立「民政主任」一員,廣求民隱,反映到各主管單位,作為施政與決策時的參考。此是一項新的嘗試與措施,用意良善,頗受社會各階層的贊同。同時,此一措施顯示港府當局具有溫過知新的勇氣,對官民之間存在已久的所謂「鴻溝」,亟欲盡力填平。十員「民政主任」,已有四員的人還發表了,而且已於前天「走馬上任」。我們願乘他們履新伊始之際,略陳數語,藉表賀勉之意。

第一、任何一個政府,它的基礎是建立於民眾的擁戴之上。凡百設施,必須尊重民意,以民眾的福利為依歸。與此相反的,它就會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這是置諸四海而皆準的政治通理,不受空間與時間的因素改變。要獲得民眾的擁戴,政府必須與民眾打成一片,互諒互信。如果任何一個政府把自己當作「象牙塔」看待,與民眾疏遠或隔離,則政府與民眾之間,慢慢的就會出現一道「鴻溝」,這一道「鴻溝」倘若持續與擴大,則往往導致官民的矛盾與對立。就香港的情形而言,不容諱言官民之間存有「鴻溝」,但並未出現尖銳的對立,「五月風暴」那一段時間內,具體證明官民在其共同的與整體利益受到危害時,就會捐除成見,携手團結抗暴。如果有對立,則港九絕大多數的居民就不會如此般的與當局推誠相見,為社會的安寧與秩序而奮鬥了。這是「五月風暴」過去後所帶給我們的重大啟示,它說明了所謂港府與居民之間的「鴻溝」,並非不能填平,而填平它的責任,雙方都要負起來。「民政主任」最重要的使命,譬如運泥工人,要把這道「鴻溝」填平,成為坦途。此一使命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使,祇有任勞任怨,不斷努力,始不致辱命。每個「民政主任」俱應記住在今年一月底,當時的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在立法局提出新的市區行政計劃時所說的話。他說:「民政主任」的任務,就是博採輿情,廣集民隱,了解所屬區域的各種問題,作為釐訂政策時的參考。這是一項不平凡的任務,新任的「民政主任」如何能克盡厥職,胥視他們今後的努力了。

第二、如果某一個社會出現「怕官不怕管」的普遍心理時,那一定是吏治不廉明。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此種心理也時隱時顯,這是反映官僚風氣的存在與蔓延。港府當局年來曾對官僚風氣,不斷展開糾正與「整風運動」,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官僚風氣仍然潛存,此從各報章經常刊出的讀者投訴函件中,可以佐證。因此,「民政主任」的服務態度,就需要平易近人,以德服人,不是以威懾人。虛心與和藹,始能與居民建立起感情。孔子所云「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這八個字應是「民政主任」的服務守則。如果「民政主任」抱着一旦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態度,則他們在居民面前出現時,居民就會把他們當作「官」來看待,心理上就發生「敬而遠之」的感覺。其結果將不但無法填平「鴻溝」,很可能使它更深更闊,此豈是港府設置此項新職的初衷?因此,我們希望擔任此一新職的,在這一方面徹底作到不擺官架,不操官腔,使居民樂於接近,人人願把真情實話相告。

第三、我們這個社會是崇尚自由與法治的,二者互具約束作用,自由不是任意妄行,破壞公眾利益,它必須受法律的約束。在不越出法律範疇時,人人均享受自由,既不分貧富,也不分強弱。「民政主任」在其執行公職之時,必須牢記此一原則,恃強凌弱與欺貧怕富的不正確態度,一定要全力避免。所謂民意,它就是眾人的意見,貧富強弱的發言份量,完全平等,絕無差別。在反映輿情的方法上,尤其要作到忠實,不能稍存歪曲偏見。不如此,下情上陳這條通路就會閉塞,而「民政主任」也會成為有名無實的差使,徒增納稅人的負擔之外,且將成為「點綴官」而已。

我們深以目前港九的情勢,仍然潛存着大小不同的危機,港共並沒有因為慘敗而放下屠刀,他們仍在「爭取朝夕」般的部署新的搗亂,現時的平靜,是因為他們在等待有利時機,並非表示他們從此不再搗亂。日來他們策動的「復工請願」,就是證明。因此,港府當局此刻最迫切的任務,應該是加緊填平「鴻溝」,與港九居民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官民友誼,使大家互信共信,發揚同舟共濟的宏旨。港府朝此一方向努力的路途頗多,而「民政主任」之設,則是一項永久性的努力。祇要港府能獲得居民的支持,港共任何搗亂,必敗無疑。獲得居民的支持,表面上看起來似乎茲事體大,而且極端艱鉅;事實上並非如此,祇要港府能分秒不忘絕大多數居民的利益,而不遷就少數財厚勢大集團的私益,則港九居民就會個個爭先,願做港府一切努力的後盾。我們希望「民政主任」的設立,就是港府朝此方向邁進的起步!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月5日 星期五

粉碎港共的「笑驗攻勢」!
--對伊達善和楊永泰兩氏談話的感想

港共由於搗亂失敗,最近已全面「龜縮」。這由日來真假炸彈的暫告飲跡,市面漸復常態,和居民心理逐趨鎮定,可以見之。我們以前曾經屢度指出:港共是一班不見棺材不流淚的暴徒,雖然遭受過和正在遭受着一連串的大敗特敗,他們並未全部放棄再搗亂的企圖。他們對毛澤東的話,祇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毛所說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句話,現時正應驗在港共自己身上,如果他們再搗亂,其結果無疑將是再失敗。

目前這一階段,對我們的抗暴努力來說,卻是最重要關頭。過去八個月來,港共的殺人放火暴行,善良居民可以有目共睹,大家以救火救人的心理,團結一致,積極的從事除暴安良工作。現在因為港共全面「龜縮」,他們的活動方式有了改變--偽裝的微笑和幕後的準備再搗亂,善良居民可能因為不能看到港共的實際暴行而被迷惑,因而鬆弛了戒心和抗暴努力。如果發生這種虛偽的安全感,則我們就會墮入港共的圈套,心理上受其意亂情迷的侵襲,港共則又可以為所欲為了。

官方對此的看法,可說與我們完全一致。警務處長伊達善和副華民政務司楊永泰前天發表的新年獻詞與接受電台訪問的談話,句句中肯警闢,允是針對現階段局勢的醒世之語。伊達善處長所說「警察部隊絕不能因目前之暫息而鬆懈或減低戒備」這句話,應該拿它作為我們今後抗暴努力的座右銘。伊氏的致詞對象雖然是全體警務人員,但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他的話當作「與眾共勉」來看待。對於全體警務人員在過去這一段期間內的輝煌功績和對應付未來任何事故的技巧,伊氏在其致詞中一方面表示特別嘉許,一方面則充滿信心。這點,港九絕大多數居民,亦具同感。全體警務人員從去年五月迄今,夙夜匪懈,備著辛勞,特別是他們所表現的忍耐、鎮定和堅決的高度優美精神,的確難能可貴,贏得了海外和港九居民的無限崇敬。我們相信經過了八個月的携手抗暴,警察與民眾之間已築起一道堅固的友誼橋樑,往時所有的隔閡,現經一掃而空。在今後應付港共的新搗亂時,我們肯定警、民必能貫徹初衷,比以前更加緊密團結,共同來對付破壞本港安定和秩序的暴徒,確保除惡務盡目標的最後實現。

我們在上面經已說過,港共現在以偽裝的微笑和幕後策動新搗亂,作為一連串失敗後的「整補」準備。副華民司楊永泰呼籲港九居民「不要被他們這種所謂『微笑運動』的手法所瞞蔽,就說是『沒有事』了,而有自滿之感。我們應要提高警惕,因為根本這是他們的一個新手法。我們隨時都要記住,他們實在是用這種軟功,因為硬功是不能成功,故用軟功去爭取人心。」這段話,正是對港共發動「微笑功勢」的透徹揭露,如同我們最近所指出的,本港居民萬萬不可稍存粉飾太平的心理,以為風暴已過,雲散日見。中國古語說:「居安思危」,今天我們的生活環境,實際上離「安」字還有一段距離,思危之心更不可或缺。思危就是要求我們永遠提高警惕,不要以為現在已是高枕無憂的時候。

港共的「笑臉攻勢」,其實非自今日始。一九四九年中共攫奪大陸後,他們從海外就全力展開「統戰」,而「笑臉攻勢」便是中共「統戰」方式的一種。去年「五月風暴」以前,港共不顧死活的發動暴亂,就是他們自認過去多年來的「笑臉攻勢」,可以離間和分化港九居民的團結抗暴。這一估計現已證明是完全錯誤。現在的「笑臉攻勢」,其作用是企圖在港九「重建」他們的「聲譽」,洗脫他們惡貫滿盈的暴行罪責。他們正如楊永泰氏所說的「當做民眾的朋友一樣」的面貌,滲透社會各階層,展開「統戰」。港共這種新伎倆,「糖衣毒心」四字,可以概括一切。我們若不時時保持警惕,貪圖一時的「甜頭」,那遲早一定「毒發」,成為港共的思想俘虜。共產黨徒的臉上,從來不會有真笑,他們是一群「笑面虎」,笑聲之中,可見到他們的猙獰真面貌!

在警方以無比決心和信心迎接任何新搗亂之際,我們覺得有另一個問題,頗值得一提,這就是社會治安的確保。這個問題在去年五月以前,可以視同一個獨立的問題,予以單獨處理;但現時不同於昔,因為凡是破壞治安事故的發生,很可能是與港共暴徒有關。例如新年以來接連發生的盜劫案和劫匪刺死居民事件,性質相當嚴重。警方公佈的數字,從去年五月到年底,曾發生九百五十八宗劫案,而前年同期的劫案祇有三百四十七宗。劫案性質的愈趨嚴重和宗數的劇增,使我們懷疑與港共暴徒有連帶關係,可能是他們故意製造社會不安和恐怖的另一種毒招。警方對此,就要加以徹底調查,全力破案,如果證明與港共暴徒有關,應把真相公之於世,進一步揭穿他們無惡不作的惡辣心腸。

總之,目前的平靜,不論能持續多久,港共一定全力醞釀新的搗亂。不管他們用甚麼方式醞釀和甚麼方式進行新的搗亂,我們必須堅持抗暴的高度警惕和努力,官民同心,毋驕毋惰,不達到完全獲致充份把握和保障時,我們絕對不能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