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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4日

明報社論 1967年5月14日 星期日

力持鎮定 安渡難關

這幾年來,本港當真是多災多難,便似一棵欣欣向榮的小樹,它本身雖然不斷的在向上生長,但過不多時,便有一陣暴風雨來摧殘一番。旱災、風災、水災先後出齊不算,更有銀行風潮、去年四月的騷動,今年五月又有騷動。自然災害無法避免,人為的災禍卻是可以避免的,即使發生了,本港大多數居民如果為本港的利益着想,災禍也是可以減輕。

這次騷動的起因是若干勞資糾紛。這些糾紛本來並無太大的嚴重性,或者經由仲裁調處,或者由勞資雙方談判而取得協議,或者是訴諸法律,又或者是由勞方進行和平罷工,都可經由各種正常途徑而取得合理解決。但事情發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範圍,以致演變到今日的嚴重事態,令全港居民受到極大損失。顯然,這種損失是長期性的,本港的經濟勢必受到影響深遠的打擊。

從現場攝得的照片與電視中可以看到,目前參與騷動的群眾,極大多數已不是發生工潮工廠的工人,而是外來的毫不相干的人群。這些人燒巴士、燒私家車,搗毀徙置事務處………種種行動,與原來的工潮早已相距十萬八千里。這些外來者的行動,對於真正的工人其實是不利的。明眼人自然一望而知。

昨日全港謠言滿天飛,家家戶戶,人心惶惶,凡屬正常事務,無不受到影響。這次事件的禍首是誰,自是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說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本港極大多數居民都熱切盼望事件儘快平息,任何促使騷動擴大、使火頭燒得更旺的行動,決不會受到廣大居民的歡迎。

我們熱切希望本港儘快恢復安寧和秩序,希望各件勞資糾紛循由正常的途徑謀取解決,也希望工人們的正當要求得到合理的滿足。廣大市民務須力持鎮定,勿信謠言,形勢雖然惡劣,但廣大市民要求安居樂業的心理,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足可使得本港又一次的渡過了驚濤駭浪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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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2月18日 星期一

談香港的青年教育
--因為缺乏明確目標,致失敗多於成功

香港的未來,繫於年青一代。一九六六年的「九龍騷動」和今年左派分子策動的暴亂,生動的說明了香港青年與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具有何等重大的關係。年長一輩的,輒以「衝動」兩字責備青年,把他們被帶入歧途的原因,統統諉諸於青年身上。其實,這是不公平的責備。青年可貴之處是心地潔白,富於衝勁,因此最易感受邪說和毒素,而將其銳氣用於不當之途。港九左派青年,就是受了共黨長期宣傳的煽動,以致成為共黨的思想俘虜,作了他們的代罪羔羊。因此,我們若對這個問題加以歸根究底的深入探討,則不能不承認是我們自己未曾克盡培養青年的責任;特別是教育青年這一重大工作的失敗,可以說是導致今天一部分青年誤入歧途的主因。

有遠見的教育界人士,對上述意見不乏同感,例如「李求恩紀念中學」校長李守慧氏,上星期五日在該校畢業典禮中致詞時,就對此發表了頗具見地的言論。綜合李校長所說的話,可以歸納為下列諸點:㊀香港教育由於缺乏明確目的和健全制度,致使全部失敗;㊁教育失敗的結果,使離校學生大多表現既無學問,又無良好的品格,一味追求物質享受;㊂教育制度建立於考試上,學生求學成了為考試而讀書。李校長是實際辦學人士,他所說的自然都從現實觀點出發,並非泛泛之論。事實上,在李校長發表上述見解之前,港九教育人士亦多曾就青年教育問題,提出各自的意見,儘管其中有說法互異的,但從異中求同,至少反映青年教育這一問題的無比重要性,已引起社會的普遍重視。我們希望熱心青年教育的各界人士,今後能對此不斷提出意見,集思廣益,一定能對青年教育的正當方法和途徑,有所裨助。

教育目的和教育制度,的確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在決定目的和制度之前,我們認為必須先認清對象。香港絕大多數的青年是中國人後裔,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近在咫尺,而中共一向專幹「思想出口」和顛覆滲透,青年又是它的主要對象。青年生活於這樣一個民主與極權絕對尖銳對照下的社會中,青年教育的最大目的,首先就是要培養他們高度的民主觀念和反極權思想。聖士提反女校校長巴克女士,最近曾對此提出極精闢的見解。她說:「自由社會教育是不能向學生灌輸任何思想與意識教條,真正的教育是充分發展每個人的判斷力與對變化萬千的世界的迅速反應。」她所說的,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觀念的教育。

在過去,我們的青年教育,對此殊未重視,因此予共黨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一方面利用左校,大量吸收青年,施以共產教條的灌輸,使青年成為他們的滲透細胞;一方面則引誘苦悶徬徨的青年,供其驅使。如果我們的教育目的早已確定,則青年對共黨極權的弊害自有明確認識,就不會受共黨分子的引誘與煽動了。

另一個問題是考試制度。會考存廢孰得孰失,見仁見智。新近教育當局對英中會考制度的改革,一般認為是合理的措施;但中文會考並未改革,仍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問題。由於考試制度的存在,學生讀書與學校施教,都以應付考試為目標,造成了「讀死書與教死書」的不正確現象。英華女校校長鄭美蓮女士,曾指出應屆會考學生,由於會考範圍的約束,祇顧記誦而不求深解。這一現象,完全是學生為了應付會考所造成。放棄對書本知識的融會貫通,祇一味背誦書本,其結果是所學到的並非真正知識,會考一過,就會忘個一乾二淨。

推動青年教育的力量,來自教育當局、學校、社會和家庭四方面。這四方面必須結為一體,發揮集體力量。目前的青年教育,社會和家庭還沒有盡到推動的責任。教育司簡乃傑不久之前在一項演說中,對此亦曾提及。他說:「學校乃社會之縮影,學生在學校內可獲得機會,參加各種教育活動,爭取經驗,以應付將來社會之需要。」家庭方面,亦不應把子弟教育的全部責任,交給學校。學校是啟迪知識,家庭是培養品德,兩者的結合,纔能達到博學、慎思和明辨的境界。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事,我們大家既同感於我們目前的教育失敗,就應及時加以補救,萬萬不能演化到教育破產的危機邊緣。如何補救,茲事體大,非三言兩語能罊,其所涉及的大小問題甚多,必須社會各方面人士,群策群力,共同提供意見,然後彙成一項全面性的建議,供共同討論之需。香港前途,胥賴青年的奮發有為,如何建立正確的教育目的和制度,極端重要。引導青年走上正確途徑,將是香港未來的安定和繁榮的決定因素,不容我們對此掉以輕心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不要自毀蕅籬!
--評「遠東經濟評論」對戴麟趾爵士的抨擊

港督戴麟趾爵士,六月秒返英度假,倏倏已三個月。根據港府日前發表的公報,港督預定在後天動身返港,繼續主政。在港督離港的三個月期間,香港的情勢並未發生基本的變化,共黨暴徒仍猖獗無已,繼續製造流血恐怖。社會各方,無不期待港督回任之後,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和更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班喪心病狂的共黨暴徒,使香港居民重享和平安定的生活。共黨暴徒在港督即將返任的消息公佈後,「畏懼與沮喪」心情,已表露無遺。但恰在此際,本港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最近出版的一期,卻刊出了一篇文章,長凡四頁,對港督蒞任迄今的施政成就,頗多批評;甚至表示英倫當局已着手物色未來的港督人選。言外之意,似暗示戴麟趾爵士於明年任期屆滿時,行將不再聯任(該文要點,本報曾自「星報」摘譯,於昨日刊在第五版)。該刊於此時此際發表這樣的一篇文章,不啻對本港現時局勢投下一枚新型「炸彈」,其動機與作用何在,未便妄加臆測;但社會人士的一般反應,對此顯然極感困惑。英文「南華早報」昨日社論評及此事時,認為該文的發表,「不合事宜」。我們對此,頗具同感。

「遠東經濟評論」週刊,已有廿一年歷史,為本港若干大財團所擁有。上月間,該週刊亦曾刊登一篇文章,分析共黨暴徒製造暴亂的目的(見八月三日「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曾「觸怒」共黨分子,「文匯報」且陸續發表八篇文章,對該週刊大肆攻擊。現在該週刊突將詞鋒轉向,對港督諸多批評,而該刊股東之一的滙豐銀行,亦透過其法律顧問,表示對戴維斯論調的支持,還殊易使人懷疑該週刊的「老闆」,對港督所採取的強硬鎮壓共黨暴徒政策,似有不贊同的意念。這一懷疑是否正確,我們不願作何判斷。

依該文所述,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政府行政改革,未曾實踐他就任時所揭業的目標。這是屬於他的施政失敗。第二部分是港督在過去三年之中,遭遇到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地產暴跌、銀行風潮,九龍暴動和現時的暴動。這是屬於他的「政運欠隆」。把這兩部分批評歸納而論,我們初步的感想祇有四個字;殊欠公平。尤其對於無法自辯的公務員予以抨擊,更非適當。

以施政而言,除了行政改革可能無顯著表現外,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三大施政,我們殊難抹殺所有的成就。官立中小學校的逐年遞增,盡人皆知。九龍伊利沙白醫院的落成和揭幕,對擴大醫療服務,發揮了一定的貢獻。至於房屋問題,廉價屋宇的不斷興建(例如現正興工中的薄扶林道華富新村),至少為收入低微的家庭,解決了最嚴重的住的問題。我們深以為對施政得失的評衡,必須基於事實。邱吉爾生前有句名言,那是「天下無十全十美的政治家」。任何政治家,弱點難免,在月旦施政得失之時,最重要的是要從全局觀察,客觀的比較,然後纔能發展真正的得與失。該刊又指港督起用祁濟時為輔政司是「第一個錯誤」,因為祁氏對香港情形並不熟識,但它又提出幾個所認為後任港督的理想人選,而這幾位英國政治家也是對香港實況毫無所知的,這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至於批評港督「政運欠隆」的幾件事,其中如天旱,就與事實不符合,因為在港督蒞任前一年,旱象已成,但他履新之後未及一月,即得雨二吋半,繼之又有「維奧娜」風姐過港,帶來大量雨水,使四日供水一次的限制,得以解除,改為隔日供水,及至六月十一日起,更恢復每日供水,民困大蘇。凡是自然災害,絕非人力所可預防;天下如果有人能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那人一定是「神仙」!

此外,銀行風潮、地產不景氣以及九龍暴動(屬於社會性、經濟性,與此次左派暴動屬於政治性的,完全不同)等等,若因發生的時間而把責任諉諸當時的主政者,似有牽強附會之嫌。任何事件的發生,其過程一定相當曲折,先有一定時期的醞釀,然後到了爆發點;而促成事件的因素極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都有。銀行風潮等等的發生,若把其責任全部諉諸於港督,似有不顧因果律之嫌。中國人有句俗話,此即「前人種樹,後人納蔭」,但是,前人種植的樹無後人灌溉培養,「蔭」從何來?這一道理,非常明顯。此所謂思前顧後,不能籠統批評。

至於戴麟趾爵士是否留任,或下任港督為誰,其權卻操於英廷,不必我們置喙。在此時而提出此一問題,至少可以造成對港督的一種缺乏信心的印象,殊覺不智。港督從五月開始,對共黨暴徒所採取的堅定立場,已贏得了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支持,祇有嫌其施行略遲,絕沒有反對的(當然一小撮左派分子除外),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可以指出的一點,就是不論將來港督是否更動,任何對港共暴徒妥協或安撫的政策,都是違背港九居民利益的。如果採取這種政策,最後將把香港推到內憂外患的深淵,甚至可能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一可怕的未來,大家現在不能不提高警惕。澳門已經「變色」,如果香港步其後塵,其遭遇將較澳門更為悲慘,那些希望保持「既得利益」的人,恐怕更難如願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31日 星期一

香港的青年問題
--當局應該迫切予以正視

過去三個月之中,香港四百萬居民度過了一段極不平凡的日子。一方面是大家手携手的團結抗暴,為社會的安寧和自身的安全而奮鬥,抵抗左派暴徒的野獸行為;一方面從許多現實場面中,吸收經驗和教訓之餘,逐步認識清楚,過去我們對若干存在着的社會問題,未曾加以正視。由於左派策動暴亂的結果,使這些問題的嚴重性愈趨明晰,同時也愈呈尖銳化。痛定思痛,我們應該及時採取步驟,謀求補救。青年問題,就是其中之一。

青年問題的重要性,無須費辭解釋。在任何國家和任何政治制度,這個問題永遠是隨時存在和隨時需要解決的。港府當局以及社會團體,對於這個重大問題,過去也曾有過不少的努力,可惜成效未大。原因是過去所有的努力,缺乏有計劃和有系統的發動,所觸及的僅是青年問題的表面,而不是它的實質。祇要舉出一項明顯的事實,就可以證明:如果我們對青年問題已作實質的解決,少數港九青年就不會被左派利用,甘心接受左派暴徒的驅使而去殺人放火,幹出毫無人性的行徑。

共黨一向就利用青年,為他們流血犧牲。中共對此,更是「經驗豐富」。左派分子深知港九的工人力量,微不足道,要「鬥垮港英」,無異螳臂擋車。四十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甘與左派為伍的最多不過十分之一。拿左派發動的所謂「聯合罷工」為例,此地左派揚言參加的有六萬人,北平則說五萬人,足以證明他們不僅對自己的「力量」毫無信心,而且俱在玩弄數字,以少報多。因此,左派分子在其陰謀遭受一連串的挫敗之後,決心動用他們手上所僅餘的第二種「鬥爭資本」--青年學生。中共的「人民日報」,甚至公開鼓勵此地左派分子,「組織廣大青年學生,投入戰鬥」。觀於六月中旬以後港九所發生的大小暴亂,不少青年已被左派威脅利誘,參加暴行,證明左派今後可能不惜一切代價,全力煽惑青年,為他們流血坐監。這事從幾間被圍搜的左派學校中,搜出大批致命武器和煽動性宣傳品一事,可獲進一步的證明。特別是際茲各校正放暑假,學生空閒無事之時,左派將加以利用,擴大暴亂,我們對左派這一毒計,尤須注視。

港府當局若以急起直追的毅力,致力於青年問題的逐步解決,時不為晚,仍有可為。解決青年問題,要從三天方面下手:一是教育機會的普及;二是就業的切實協助;三是康樂活動的適當安排。就教育機會而論,我們無法諱言,能受學的與不能受學的青年,數字可能差距甚大。港大與中大,學位有限,僧多粥少,這班無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一想,他們能對現狀無反感嗎?至於中等教育,年來官校雖增,但升中試一關,使不少學子望官校而興嘆(今年升中試參加學生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名,及格的僅一萬一千零八十名)。私校學費高昂,非一般升斗市民所能擔負。凡此事實,都是當局必須加以考慮而應設法覓取解決之途。須知青年見識無多,心如白紙,一遇打擊,易懷仇意,彼等發覺教育機會被剝奪時,心情如何,可想而知。

至於協助就業問題,社會福利署和其他社團,年來已有不少努力。大學畢業生就業較易,最困難者莫如高中學生,特別是會考不及格的,因大小公私企業或機構,僱用條件大多數是必須持有會考及格文憑,會考落第的學生幾乎全被擯棄。這一點,說明會考制度的存廢,的確值得重新考慮。例如最近公教團體發動的暑假交通服務,學生擔任電車售票工作,表現極佳成績,這種短期性的青年服務,今後似仍可擴大推行。

上述種種,俱屬解決青年問題的長遠計劃。不久之前,有識之士曾欲請當局,設置部門,專責辦理青年事務。這一建議,若以目前情勢而論,頗有進一步研究的價值。

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就是不甘再繼續在左派學校肄業的學生,今後如何安插。這班學生的決心離開左派學校,有的是受家長勸諭,有的是自我覺悟。他們過去雖受過左派毒素思想的教育,有的甚至可能參加過左派的暴亂,如今大徹大悟,立志新生,他們仍是我們這個法治社會的基幹,我們不能對他們加以歧視,他們的教育機會更不應被剝奪。教育當局應該作出具體決定,擬具方案,把他們分別轉讀他校。這件事,非常迫切,必須儘快進行,否則,這班離開左派學校的學生,面臨無校可容之時,可能再度誤入歧途,為左派利用。

總之,港府當局在除暴工作日獲進展之際,安良工作便必須同時展開。特別是青年問題,最為迫切。香港廿一歲以下的青年,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誠如「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所指出:「本港必須對今日的青年,作主要和重大的投資」。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5月27日 星期六

港府必須追究暴亂首惡的罪責
--市民更應提高警惕,防止他們任何死灰復燃的詭計

到目前為止,左派分子與全港居民作對的騷亂,在官民同心協力下,業已被鎮壓下去,左派分子冒犯眾怒,無惡不作,其不一敗塗地者幾希。但是我們也要特別提醒港府當局和全體市民,左派分子儘管「造反」不成,焦頭爛額,但也未必甘心失敗,我們雖可透一口氣,卻不能樂觀得太早。說一個譬喻,左派分子現在有如一頭負傷的惡獸,牠需要喘息養傷,再謀「反撲」,而其獸性決不可改。在這些暴亂「餘孽」不被徹底肅清以前,他們「人還在,心不死」,誰也不應忽視其「死灰復燃」的可能性和危險性。因此有關防亂除暴的各種準備和措施,無論港府當局和市民大眾,均須密切配合,共保公安,絕不容有絲毫的憐怠,一有騷動跡象,即應以快刀斬亂麻手段,迅速處理,勿使滋蔓。

在港府方面來說,我們認為一個必須確立的原則,是眼明手快,消弭亂源,而目前需要加緊進行的,有如下這三點:

一、首惡必辦:這歷時半月以上的大小騷亂,對全港公私造成的各種損失,不可以數計,這些為市民公敵的首惡分子,人人皆欲得而甘心,法律具在,不容寬恕。就已知的事實論,那個在新蒲崗靠自置貨車為活的司機梁泉,他的貨車給暴亂分子縱火燒燬了,因為這是屬於群眾暴亂,保險公司未必負起賠償之責,全家生活便馬上發生問題;還有在彌敦道上那部私人汽車,車主給暴徒趕下再予焚毀,亦屬「有冤無路訴」;還有因暴亂宵禁的影響,港九各區酒樓首當其衝,無業可營,已經定下酒席的居民,都被迫臨時取消,據該業權威人士透露,祇是此項有形損失,起碼超過五百萬元;還有東九龍各區的許多工廠,因暴亂影響而被迫減時減班,一般升斗市民如小販和日工勞動階級因暴亂而無業可營。無工可作,其因此蒙受的損失,一時尚難估計。像所有這些由暴亂造成的災害,那些公開倡亂的首惡分子責有攸歸,自非按律嚴辦,決不足以平眾憤。最近有人提出建議,希望政府按照去年彌敦道事件的善後辦法,由政府給予受害市民以適當的賠償,我們認為這建議雖能顧到受害的一方,但卻混淆了這次事件的責任,因為去年彌敦道騷動係由天星小輪加價所引起,群眾並無組織,附近商店受了意外損失,由政府酌量賠償,於理尚無不合,但這次左派分子有一個公開領導暴亂的「鬥爭委員會」,而這些名列「委員」的首要分子,有若干是擁有身家千萬的富豪,所謂「冤有頭,債有主」,他們自應對公私災害負起應有的罪責。如果因為暴亂平息,就讓他們逍遙法外,這能算是公平麼?因此對於「首惡必辦」這原則,政府當局絕對不能打折扣。

二、脅從輕議:那些因飯碗關係,被要脅參加騷亂的分子,法雖難原,情有可恕,我們希望各主審法官,能夠法外施仁,從輕議處,能予減刑的減刑,可以罰款代刑的罰款,給他們一個悔罪改過的機會。

三、自首不究:左派的暴亂失敗,許多盲從附和的分子,都大感徬徨,我們建議政府儘速宣佈自首不究的若干規例,准許他們在一定時間內,向政府申請自首,免除刑責。逾時則認為怙惡不悛,依法追究。我們以為,為了減少自首者的不必要顧慮,華民政務司署應可協助警察機關辦理此項工作。

在市民方面來說,經過這次巨大創傷,人人無不對赤色分子深表痛恨,現在社會秩序漸次恢復,自必額手稱慶。可是,我們卻要向全港市民提出忠告,左派分子的存在,始終是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他們是否還要伺機生事,暫時雖不可知,但目前那種表面的平靜,仍屬變化難測,絕不是為我們「高枕無憂」的根據。在這期間,大家更應接受教訓,提高警惕,以防左派分子的再來挑釁。特別是公共交通事業和各大工業機構,為了確保內部安全,更應在用人行政方面,有各種防患未然的措施,釜底抽薪的辦法。至於一般市民,由於大家都不大留心政治,對共黨作風沒有足夠的了解,這亦更應懲前毖後,從這次事件吸取更多教訓,譬如說,當左派分子到處鬧事之初,他們除了大造本港內部謠言外,還搬出「解放軍」嚇人,有些人不明真相,對此種謠言攻勢,不無鰓鰓過慮。如今事實證明,中共內部正在鬧得天翻地覆,不僅沒有可能侵犯香港,就是對於一再強調的參加越戰,也大感有心無力。香港左派分子的盲目妄動,不管其背景為何,俱不是代表北平最高的決策,英國的外相布朗,就曾公開指出過這點事實。同時,人們也該理解,香港絕對不同於澳門,香港為亞洲交通的樞紐,對外關係一點也不孤立,如果香港遭受中共侵略,美國固不會袖手旁觀,中華民國更會策應此項行動以保衛本港的數百萬華僑。證以日來盛傳左派分子因暴亂失敗而受到大陸派來共幹的嚴厲申斥,則大家自應有充分信心以應付左派的任何搗亂,而不必理會他們的虛聲恫嚇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5月16日 星期二

寫在九龍東區騷亂稍趨平靜後
--並為中共向英提出抗議對全港居民提出誠懇忠告

九龍東區的騷亂,由於警察人員的應付適宜,使該區已有逐漸恢復秩序的趨勢。這個政治風暴的表面消失,當會使全港厭亂思治的安份居民,鬆一口氣。但是,我們要向全港居民提出忠告的,就是中共「外交部」昨日向英國駐北平代辦,對有關本港過去數日來所發生的事件,提出抗議和五項要求,致使本港市民又相驚伯有,發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覺。因此,大家祇有痛定思痛,接受教訓,摒除幻想,在未獲悉倫敦英國政府如何答覆中共抗議之前,仍應積極支持港府當局維持治安的措施,使本港社會秩序早告恢復,才是本港全體居民目前所應採取的急切步驟。我們相信英國當局必會重視事實,予以適當應付,不致使我全體安份居民失望的。

再就這次事件本質言,我們請大家認識清楚的,就是它與年前因市民反對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的騷動,是完全不同。那時的群眾是「烏合之眾」,沒有組織,一經警方控制之後,騷亂分子便作鳥獸散,以後就雨過天青,再也沒有甚麼風潮,而這次暴亂在最近兩天雖似漸趨平靜,但「風暴中心」仍在「警戒綫內」,盤旋不去,這是最大的分別。又將這次事件與十餘年前的「三.一」事件、「羅素街事件」等比較,雖然有點類似,但亦不盡相同,因為那時的陰謀分子祇知製造恐怖和混亂,還沒有一個「思想指導」的原則,因此祇要警方把局面控制得住,這些騷動分子便帖然就範,沒有能力死灰復燃。但這次的赤色分子卻標榜以「毛澤東思想」為鬥爭武器,同時還宣稱組成了一個甚麼「鬥爭委員會」之類的組織,現在更由中共「外交部」經英國駐平代辦向英國提出抗議,為之撐腰,姑無論是否出自本港左派分子的主動要求,或中共當局對外虛聲恐嚇的一貫慣技,但本港左派分子之必更搖旗喊吶,興風作浪,甚至待機蠢動,將是勢所必然的,誰又能說香港從此風波平息,大家可以安枕無憂呢?

成語有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共黨鬥爭術語中,也有「退一步,進兩步」的說法,這次赤色分子在九龍東區的騷動,由於「不擺事實,不講道理」,行為狂妄,失腳人心,因而為形勢所迫,暫時不能不稍事歛跡。可是,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一看到港當局和居民之間有甚麼弱點,又可能伺機再作「進兩步」的打算。看看那個左派「鬥爭委員會」昨天發出的聲明,不是說他們「準備迎接新戰鬥」嗎?不是揚言「敢在任何一個地方」,不論「文鬥、武鬥、長鬥、短鬥」都要「鬥到底」嗎?左派分子這些話,有可能是危言聳聽的虛聲恫嚇,但「慶父不去,魯難未已」,我們是更不能不把他們的說話「紀錄在案」,引為警惕,並有以消弭他們這種陰謀的。

根據這次暴亂事件的情況顯示,赤色分子的瘋狂盲動,固然為全港市民所深惡痛恨,不過在我們居民之間,也並非沒有可資檢討的弱點。譬如說,他們在九龍東區燒車放火,無所不為,對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是個嚴重的威脅,但為什麼在這些區內的街坊首長,竟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力斥其奸,表示了街坊組織維持公共安寧的應有限度呢?又那些赤色分子在大埔汀角公然鬥爭一所公立學校校長,再搗毀了東頭村的佛教寶靜學校各項設備並予焚燒,為甚麼那些擁有眾多會員的中文學校和教師組織,也沒有一個來公開讉責這種暴行,表示他們的應有立場呢?又如在連續幾天的暴亂影響之下,九龍的大小酒樓都門堪羅雀,區內小販更苦不堪言,為甚麼除了港島東區持牌小販業聯誼會理事長盧惠文已有表示外,這兩種工商業的其他領袖,尚沒有一個敢發出正義之聲,替自己會員說些要說的話呢?還有一些未成年學生,被赤色分子驅使到騷亂地區,與警察對抗,企圖造成「血案」,作為他們擴大暴亂的藉口,香港平日有許多稱為「保護兒童」的組織,它們又為甚麼裝聾扮啞,不對這些兒童發表一點「保護」意見呢?像諸如此類的事情,都顯出了我們居民之間,普遍存在有一種弱點,那就是「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而根本無視了這種暴亂本質對危害全體公安的意義。

日來我們又聽到一些社會名流發表談話,大抵上都有一個共同要求,就是希望這種騷亂早日結束,以免過份傷害本港的經濟,這是一種大眾心聲,自甚公平而合理。但其中亦有呼籲勞資舉行「和衷」談話,表示願作調人的,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種呼籲獲得良好反應之前,我們以為他們應認清這次由「勞資糾紛」而演變成為騷亂的過程,否則,這種「調人」任務便將無從談起。因此歸根結蒂,我們認為大家的當前急務,應該是積極支持港府當局的一切消弭亂因的措施,不要陷於幻想,否則,一旦落入赤色分子「談談打打」的圈套,那就夜長夢多,後患無窮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17日 星期一

天星小輪不能再加價

天星小輪去年五月加價後,盈利因加得減。據該公司發表的一九六六年營業報告指出:去年的盈利較前年降低了百分之六十,沒有達到港府規定的最低合埋利潤的一半。利潤劇減的原因,同一報告中指出有四:㊀紅磡線小輪繼續虧損;㊁政府碼頭修理費用浩繁;㊂營業和保養費用增加;㊃頭等搭客太多改搭三等。上述四項原因之中,第一和第四兩項因素,顯然各為主因;而證明去年加價一舉,結果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觸發了一場空前風暴之外,對增加盈利的目的,不但並未遂願,反而因加得減。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當然出乎天星小輪公司的意料之外!

盈利劇減之後,天星小輪當局為了亡羊補牢,正向港府有關單位申請,實施「全面管制辦法」。這一辦法是去年三月時公共交通諮詢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港府與天星小輪協議一種合理利潤,如純利超過合埋利潤時,把超出的純利撥作發展服務或減低收費之用;如純利低於合理利潤時,則考慮加價。其實這種辦法,就是經濟學上所稱的合理利潤的限額制度。公共交通諮詢委會去年建議的合理利潤限額,是總資本的百分之十四至百分之十八,天星小輪此時舊案重提,目的顯是想再度增值,因為去年純利祇及百分之六點七八,遠低於合理利潤限額。這一打算如獲同意,天星小輪就可把再加價的責任,諉諸公共交通諮詢委會,而再加價就可以名正言順了。

港府對於這件事,自在注視之中,而且相信已與天星小輪進行必要的協商;但迄今為止,不但未有決定,而且也沒有正式聲明發表,說明協商已否完成。交通事務處處長薛璞,於上月底發表談話,除了證實港府對天星小輪的營業情況正加以研究外,同時強調港府迄未收到天星小輪再加價的申請。薛氏透露正在研討中的辦法,包括:㊀紅磡線的續辦或取消;㊁回復去年五月一日以前的票價;㊂保持現時票價;㊃再度加價。這四項研討中的辦法,紅磡線可能是關鍵性問題,因為天星小輪去年申請加價時,最大理由就是說因為辦理紅磡線小輪,虧損極鉅,入不敷出,影響全部收入。最近,天星小輪申請把紅磡線專利權期限延長至一九七零年,但港府僅批准延期至今年六月底止。如此一來,紅磡線的虧損理由,已經解決了一大半。天星小輪紅磡線的專利權既僅餘兩個多月,它就不能再以此為一項難駁倒的理由,而動再加價的念頭。我們同意天星小輪紅磡線的虧損,自屬事實;既是虧本生意,又何必申請延長專利權至一九七零年?就港府而論,除了天星小輪之外,還有可經營小輪的組織,為何非天星小輪不可?強人所難之外,又使天星小輪蒙受虧損,殊非正當措施。六月底專利期限屆滿之時,港府當局應予考慮的,一是停辦此線,一是公開招標。為了顧全中區通往紅磡的海上交通,取消和停辦自與居民的利益背道而馳,絕非上策;公開招標易人主辦,纔是對症良藥。我們在去年天星小輪申請加價之時,曾在社論中建議委由油蔴地小輪主辦,用意在此。油蔴地小輪昨日發表的去年獲利數字是一千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九百五十元,比前年僅減百分之一,可見得俗語所說「一樣生意兩樣做法」,天星小輪虧損,港府又何必非天星小輪經營紅磡線不可?

紅磡線一旦易人主辦,間接解除了天星小輪虧損的主要成因,再加價之議,因而亦缺乏根據,不必談起。照我們的看法,交通事務處處長薛璞所提出的第二項辦法,值得採納實施。這一辦法就是恢復去年五月以前的票價。薛氏所說:天星小輪去年五月一日加價以後,原期收入因此增加,但此一期望為改乘三等的搭客而成泡影。寥寥數語,無異道出問題的核心所在。港府和天星小輪去年對加價的決定,最大的疏忽是沒有弄清楚居民心理的反應。區區五分,其實並非重大問題,這是屬於物質方面的,每個居民仍可容忍;但心理上的反應則非區區五分所可衡量。猶憶常時倫敦泰晤士報在評述天星小輪申請加價一事時,便曾促請香港當局了解「群眾的沮喪心理」,其意亦在於此。大多數搭客改乘三等,絕非為節省五分,而是近乎一種心理上的報復和行動上的抗議,而這一趨勢,從加價迄今毫無改變,更可證明居民對加價的心理反應,何等巨大和深遠。現在如再度動加價腦筋,無異使居民的心理反應更進一步波動,其結果就不堪設想了。

如果恢復原價,此舉必贏回一度失落的民心,表示當局尊重居民的利益和意見;對天星小輪而言,營業情況必見好轉,達到合埋利潤限額,輕而易舉。值茲港府對此事尚未作最後決定之時,我們虔誠希望當局三思而行,把居民的權利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後考慮所謂「合理利潤」。香港需要安定,人人咸願「九龍騷動」永不再見。中國聖者所說「溫故知新」,願大家三復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