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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1日 星期二

慨論台北的「五月逃亡潮」集會!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香港邊界發生震動世界的「大逃亡潮」,大陸的飢餓難民,每天漫山遍野的從四面八方逃來香港,逃亡成功的達四五十萬之眾,不幸被警方截留送回大陸,或在途中因溺水墮山而死的,為數亦不少,當日的梧桐山、深圳河,就不知灑遍了幾許慘絕人寰的血淚。由於這些逃亡事蹟實在驚心動魄,全世界的逾百記者都雲集香港採訪該項新聞,他們發出的新聞報導起碼以百萬字計,真可以說是現代歷史的人類大悲劇。香港雖然是個輻員有限的城市,但在收容這些逃亡難民的表現上,還算差強人意。可是毛共政權的罪惡,卻已由此暴露於天下。

「五月逃亡潮」之所以發生,是因毛澤東的「大躍進」失敗,造成連續三年大飢荒的結果,當時大陸「人心思漢」,能夠逃亡的逃亡,不能夠逃亡的,也對毛幫公開表露其憤恨不滿的情緒,廣州大沙頭火車站每天擠滿搶購車票準備逃港的人群,該火車站一度被憤怒的群眾所搗毀,據當時一名外國記者在廣州發出新聞報道說,假如國軍有一團部隊登上大陸,大可毫無攔阻的由廣州「步行」到北平。但可惜,這個千載一時的大好機會,由於我們政府事前缺乏情報,毫無準備,一旦事到頭來,又不知如何措手足,結果還是錯過了這個「天與」的時機了。

台北今天有一個紀念「五月逃亡潮」的六週年集會,五百餘名獲得自由的反共義士將在大會上對毛共罪惡提出控訴,他們對於這個日子舊恨難忘,其心理狀態並不難於理解,但對我們政府卻不能不說是一種精神的鞭策。因為大陸人民向海外逃亡並不是在那年五月過後便完全沒有,更不是我們政府錯過這個時機以後就失去了一切反攻的機會,事實是中共內部一直在「一天天的腐爛」,大陸人民的向外逃亡也從未宣告終止,祇是規模沒有這麼大而已。譬如在今年春季至今,大陸難民仍有千數百人逃亡到香港,毛幫也對內招認此項船隻流失以數百計,何以大陸人民的逃亡自逃亡,而我政府始終沒有什麼行動呢?就已知的事實,除了台北「救總」一本過去精神表示願意全力救濟外,政府還是沒有落過足以振奮人心的「大手筆」。而最有使到海外僑胞感到失望和不耐的是,六年前的五月大逃亡潮還不能算是毛共政權的致命傷,而且這逃亡時間不到一個月便過去了,但由前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那是舉世公認為毛幫無可救藥的絕症,如果就反攻論反攻,我們政府可說天天都有機會,但迄今為止,這種機會雖然還未消失,而我們政府卻亦祇能望洋興嘆,這又怎樣可以告慰於大陸人民和海外千萬僑胞呢?

又不談這些而談其他有關的問題:一是台灣雖把港澳看作海外反共鬥爭的最前綫,但自前年十二月澳門事件發生後,我們政府除了接運了一部在澳門無法立足的義士赴台,自始至終可說「束手無策」。到了去年五月港共掀起瘋狂暴亂,台北有關方面初時也沒有任何積極反應,後來港共敗象畢呈,那些官員才轉憂為喜。而一個算是關心的表示,是對林彬兄弟被害舉行了一個相當隆重的追悼會,最近行政院認為林彬死事忠烈,已正式通過呈請總統明令褒揚,林彬生榮死哀,對此應無遺憾。但我們知道,香港僑胞不顧生死禍福與共幫作「寸土必爭」的,並不限於林彬一人,特別為文化界人士,他們表現的忘我精神,有許多人比之林彬兄弟決無遜色。但為甚麼他們沒有甚麼人得到政府的鼓勵和嘉勉呢?語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我們政府對港澳反共人士的觀念,是否就是這麼簡單呢?如果說不是,那為甚麼許多有關部門都像懨懨欲睡,無事可為呢?

再從更遠一點說,因為我們政府對大陸的空前大亂一直「巋然不動」,國際上那些死心不息的姑息主義幽靈,又在冉冉出沒,由日本、加拿大至美國,都有這種姑息幽靈的魔影,反而那些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都像我倦欲眠,少有積極支持我們的言論。如果說,國際關係祇有利害而無是非,則毛共政權有必亡之象,還會有人給它打氣,這又是否與我們長期「靜觀自得」的政策態度有關呢?

也許有人說,台灣對大陸天翻地覆而仍不敢輕舉妄動,可能受了中美聯防條約的影響,或者是出於等待越戰發展的心理。且不管真正的原因為何,由現在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亦可以說沒有一個足為我們衷心信賴的朋友,這祇要看看美國怎樣要與北越談和,英國怎樣要急於從遠東撤退,和法國怎樣的發生這次嚴重工學潮,就可明白西方國家那種內部虛弱的事實。也因此,我們覺得台北今天舉行的那個「五月逃亡潮」六週年集會,不管它是「形式主義」或是甚麼,都缺少了一種使人興奮的因素。語謂「需者事之賊」,我們「需」了許多年,始終打不開這個不死不生的局面,現在真非從頭猛醒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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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4月24日 星期三

評戴麟趾爵士的政績

「中庸」述哀公問政,孔子答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這段話是孔子在距今二千多年前所說的,但它所含蘊的不朽哲理,到今天的核子世紀,仍然萬古長青,一樣可作為我們評量為政之道的圭果。

我們想起孔子這段話,是因為鑒於最近以來,港九各界人士,對港督明年任期滿後的去留一事,極度關切。此事的來龍去脈,應該從去年秋間說起。事緣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作者為該刊的總編輯,文章的題目是「回家去」,因為當時港督正返英度假未歸。文內對港督的施政雖有譽有毀,但是毀多於譽。作者把港督稱為是一個「政運欠隆」的人,而在其文末,提及倫敦認為未來的港督,需要由一個政治家來擔任,於是舉出了八個人名,說是可能的「理想人選」。作者最後稱:「戴麟趾爵士對其繼任人選,自難置言,但他可以儘早向倫敦提出暗示--例如在明年下半年時,則新舊任的交接就會容易得多了。」望文生義,作者的用意何在,已無須我們饒舌了。

到了今年三月廿一日,上述同一週刊又發表了一篇寄自倫敦的文章,執筆者則是該刊前任總編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下任港督的有希望人選者」。他舉出了十幾個人(其中僅有一人為該刊去年九月文章所提到的八人之一),都有「入圍」的資格。作者於是列舉了三項資格:㊀他必須是文官;㊁他必須已獲有北平或香港的首長們的尊重,或者他可以贏得這種尊重,而對待華人有經驗和能力的;㊂他必須有行政經驗,年齡最好在五十五歲以下。

由於上述兩篇文章的發表(特別是後一篇),頓時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街談巷議,多以此為話題,若干社團和社會名流,且紛紛籲請挽留戴麟趾爵士連任,臚述種種理由,強調其請求,敦促英倫接納。

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第一篇文章發表後不久,本報曾撰文對此有所評述(見去年九月廿二日本報社論「不要自毀藩籬」),認為該篇文章對港督的批評,殊欠公允。根據該文所述,港督蒞任後所遭逢的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房地產與建築業不景氣、銀行風潮、九龍暴動與去年五月港共搗亂,俱是港督「政運欠隆」的事實。此外,該文並謂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行政改革,俱未履行蒞任之初所許下的全面改善諾言。上述的批評,顯而易見屬於偏頗之論,而且極度牽強。凡是自然災害,不能委咎於人,人力勝天之說,祇是鼓勵人類鑽研科學和不斷創新的勇氣。把自然災害列為行政首長責任,實在匪夷所思,何況當年旱象,在港督蒞任之前即已出現,在其履新後不及一月,甘霖沛降,四日供水改為隔日供水,嗣又恢復逐日供水。凡此皆為事實,豈容歪曲!至於銀行擠提風潮,病因早伏,一旦發作後,港共分子復乘機搗亂,用銀彈政策,僱人排隊擠提,故意造成人心動盪,破壞居民對銀行的信心。而「五月風暴」之起,成因不一,但澳門當局對當地共黨分子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氹仔的暴動,處理無方,導致去年一月廿九日的變相投降,這顯然間接使港共分子為之「壯膽」,因此而敢發動暴動,正面向法律挑戰,殺人放火,一心以為港府在其恐怖恫嚇下,必步澳門後塵,貼然「就範」。當時本港若干有地位的中外人士,亦抱此種看法。幸而港府卒能改採強硬立場,以鐵腕粉碎港共的陰謀,使本港轉危為安,共黨毒計不得逞。若猶以此歸咎港督,天下罕有公理!

現在論列到該週刊的第二篇文章。不客氣的說一句,這篇文章用意頗為刻毒,一方面似圖動搖港九居民對港督的信任,一方面企圖散播一種對港共採取懷柔和安撫的荒謬主張。這可以從作者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兩項「資格」見之。他解釋軍人不能出任港督的原因,是顧慮到中共「認此舉為挑釁」;僅僅是文官仍嫌不足,而且要能與北平「培養良好關係」的人,言外之意,就是指能與中共「交結」的人。若根據這樣的標準去選人,不啻是主張對港共實行安撫,「張伯倫姑息思想」的借屍還魂而已!請問這是四百萬港九居民所能贊同的嗎?戴麟趾爵士在「五月風暴」的初期時,不容諱言也是抱持着息事寧人的政治哲學,過於容忍,致港共分子變本加厲,鬧法庭、毆警察、在督轅大門示威和張貼「大字報」等等,橫行無忌。戴麟趾爵士一旦發覺其對港共採取溫和政策的不當時,立即改採強硬政策,用抗暴平亂的手段,逐步擊敗了港共的搗亂,最後粉碎了港共的顛覆陰謀。這一過程,港九市民有目共睹,如今卻有人仍在主張對港共實施溫和政策,若非另有所圖,絕不致顢頇至此地步。至於有人批評戴麟趾爵士在去年六月杪返英度假為「對現實的逃避」,這與實際情形亦頗有出入,因度假早已決定在先,並非因「五月風暴」發生而匆促成行,而在其離港期內,經戴麟趾爵士一手擢升的若干港府要員,俱能堅守崗位,堅毅睿智,全力除暴安良,其中尤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厥功至偉,吾人固不可一筆抹殺。

總之,回首過去十餘月來,港九居民歷經驚濤駭浪,所幸者現已風和日麗,正是同舟共濟鼓浪前進之時。我們所面臨的任務,除繼續全力抗暴之外,厥為重創繁榮。邇來外逃資金,業已逐漸調回,外來投資亦重見開始,在在證明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祇要官民全力以赴,任何困難俱可逐一克服。此時此際如有人以私利為重而動搖我們的信心,則後患就不堪設想了。港九三百餘萬華人,視此為安身立命之所和幸福寄託之地,香港如一旦陷於萬劫不復境地,少數人固可遠走高飛,而三百餘萬華人,則將淪入地獄,成為共黨的奴役。興念及此,不忍欲言。這是全港居民對此問題應該有深切考慮的時候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2日 星期日

「和平日」談和平
--求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必須消滅共黨威脅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距今已有四十九年,差一年就夠半個世紀。那次大戰歷時四年又四個月(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參戰國家達卅個,「同盟國」與「協約國」雙方動員了六千五百萬士兵,戰爭結束之日,死傷的人數達三千七百萬,財產損失,簡直似天文數字。德國是最後投降的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協約國」簽訂休戰書,英聯邦國家就把此日取名為「大戰和平日」,而在翌日舉行紀念儀式。本港方面,今天上午亦有同樣的儀式舉行。

此時此際,放眼世局和港九情勢,「大戰和平日」所帶給我們的啟示與感觸,實在太大和太多了。半個世紀前所建立起來的和平,如今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廿一年,又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平遭受徹底的破壞。第二次大戰結束迄今,又逾二十餘年,在這段時間內,大規模的戰爭雖然不見於世,但地球上各處,仍是烽煙遍起,除歐洲一隅之外,無論是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槍砲聲震耳,血肉橫飛。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湯比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未結束,允是的論。於此可見和平締造的艱難,人類如想實現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若無大智大勇與前仆後繼的毅力,和平祇是可望而不可即!

我們在談論和平的時候,最重要是對「和平」兩字,先有基本的概念。因為當今之世,和平亦有真與假之分,不加區別而籠統談論和平,自由世界人士所期待的和平將愈離愈遠。甚麼是假和平?它就是共黨口中的「和平」。世界共黨在第二次大戰後,就是利用「和平」這兩個字,作為他們侵略擴張的代名詞,企圖藉此掩飾他們的侵略野心。各國共黨(特別是蘇俄和中共)深知全世界人民盼望和平之心,超過一切,因此,他們就用「和平」兩字來麻醉全世界人民,爭取他們的同情和支持。莫斯科的「和平共處」與北平的「友好和平」,祇是用字不同,其企圖則一,用意都是掩飾黷武侵略。自由世界受莫斯科和北平迷惑的人士,便是因為他們對和平不分真假,而盲信共黨口中的「和平」是真的和平,結果成了共黨的應聲蟲。如果我們對此不加區別,不但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可能永遠不會建立起來,反使共黨的侵略陰謀,一步一步獲得實現。

甚麼是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答案非常簡單,就是實現一個永遠不受戰爭威脅的人類大社會。為此目的,我們必須團結,消滅共產主義的邪惡思想,推翻共黨政權。以亞洲來說,中共政權存在一日,侵略的威脅就不會消除,亞洲人民就永遠不能擺脫災禍,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也就無法享受了。中共繼侵韓之後,現在正以其全力,支持北越南侵。北平對外所發出的宣傳,無時不在喊殺喊打,一副窮兇極惡的蠻橫面貌,正面向人類挑戰。自由世界如果不群策群力加以反擊,亞洲將遭其蠶食鯨吞。推翻共黨暴政,就是揭穿它們假和平的詭計;不如此,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的曙光,將難照寰宇。

在實現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努力中,我們認為聯合國必須徹底發揮它的作用。一九四五年六月廿六日在美國舊金山訂立的「聯合國憲章」,它的宗旨是「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廿二年來,「聯合國」是否百分之百的履行了這一神聖的宗旨呢?不!它不但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而且面對共黨侵略,姑息遷就,孱弱無能!在一小撮所謂「大國」操縱之下,正義焉能伸張?國際和平與安全,分秒俱在被不斷的破壞和不斷的嚴重威脅。中東問題和越戰問題,就是具體事例。「聯合國」本為人類和平希望所寄,可是現在它似乎正步四十七年前的「國際聯盟」後塵,無疾而終。一百廿二個「聯合國」會員國,面對如此每下愈況的情勢,應該猛醒,共下決心,為貫徹「聯合國憲章」的神聖宗旨,為實現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把「聯合國」全力加強;否則,這個被稱為「國際大家庭」的組織,終將難逃分崩離析的一天。

對於港九善良居民來說,我們盼望和平之心,既切且殷。姑不論世界其他地方的和平遭受破壞,現在祇要看看我們這個社會的和平,從五月迄今被港共暴徒破壞到了甚麼程度,就可了解共黨是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的敵人,有共黨就沒有和平!港九居民如果想享受和平生活,非把港共暴徒肅清不可。這是義無返顧的大是大非問題,不容我們猶豫瞻顧。前此,一部分人士曾發出「妥協」怪論,不論他們的出發點為何,都是對共黨騙人的假和平缺乏認識所致。與共黨妥協,等於出賣真正的與持久的和平,把港九居民推入極權地獄,「澳門事件」不就是一項生動的教訓嗎?

和平雖然渺無音踪,我們願大家牢記美國故總統甘迺迪在六年前所說的一段話:「縱然我們有時似乎是臨近黑暗和末日的深淵,和平與自由的人卻不必灰心,因為他們並不是孤獨存在的。如果我們都能夠強毅,如果我們在每一國家和每一職位中,都試向我們自己的海岸和願望的彼方瞻顧,無疑,這時代即將來到,彼時強者公正,弱者安全,並且和平卒之保全。」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22日 星期五

不要自毀蕅籬!
--評「遠東經濟評論」對戴麟趾爵士的抨擊

港督戴麟趾爵士,六月秒返英度假,倏倏已三個月。根據港府日前發表的公報,港督預定在後天動身返港,繼續主政。在港督離港的三個月期間,香港的情勢並未發生基本的變化,共黨暴徒仍猖獗無已,繼續製造流血恐怖。社會各方,無不期待港督回任之後,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和更強硬的措施,來對付這班喪心病狂的共黨暴徒,使香港居民重享和平安定的生活。共黨暴徒在港督即將返任的消息公佈後,「畏懼與沮喪」心情,已表露無遺。但恰在此際,本港英文「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最近出版的一期,卻刊出了一篇文章,長凡四頁,對港督蒞任迄今的施政成就,頗多批評;甚至表示英倫當局已着手物色未來的港督人選。言外之意,似暗示戴麟趾爵士於明年任期屆滿時,行將不再聯任(該文要點,本報曾自「星報」摘譯,於昨日刊在第五版)。該刊於此時此際發表這樣的一篇文章,不啻對本港現時局勢投下一枚新型「炸彈」,其動機與作用何在,未便妄加臆測;但社會人士的一般反應,對此顯然極感困惑。英文「南華早報」昨日社論評及此事時,認為該文的發表,「不合事宜」。我們對此,頗具同感。

「遠東經濟評論」週刊,已有廿一年歷史,為本港若干大財團所擁有。上月間,該週刊亦曾刊登一篇文章,分析共黨暴徒製造暴亂的目的(見八月三日「遠東經濟評論」週刊),曾「觸怒」共黨分子,「文匯報」且陸續發表八篇文章,對該週刊大肆攻擊。現在該週刊突將詞鋒轉向,對港督諸多批評,而該刊股東之一的滙豐銀行,亦透過其法律顧問,表示對戴維斯論調的支持,還殊易使人懷疑該週刊的「老闆」,對港督所採取的強硬鎮壓共黨暴徒政策,似有不贊同的意念。這一懷疑是否正確,我們不願作何判斷。

依該文所述,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港督對教育、醫療服務、房屋和政府行政改革,未曾實踐他就任時所揭業的目標。這是屬於他的施政失敗。第二部分是港督在過去三年之中,遭遇到自然災害(天旱、雨災、山泥傾瀉)、地產暴跌、銀行風潮,九龍暴動和現時的暴動。這是屬於他的「政運欠隆」。把這兩部分批評歸納而論,我們初步的感想祇有四個字;殊欠公平。尤其對於無法自辯的公務員予以抨擊,更非適當。

以施政而言,除了行政改革可能無顯著表現外,教育、醫療服務和房屋三大施政,我們殊難抹殺所有的成就。官立中小學校的逐年遞增,盡人皆知。九龍伊利沙白醫院的落成和揭幕,對擴大醫療服務,發揮了一定的貢獻。至於房屋問題,廉價屋宇的不斷興建(例如現正興工中的薄扶林道華富新村),至少為收入低微的家庭,解決了最嚴重的住的問題。我們深以為對施政得失的評衡,必須基於事實。邱吉爾生前有句名言,那是「天下無十全十美的政治家」。任何政治家,弱點難免,在月旦施政得失之時,最重要的是要從全局觀察,客觀的比較,然後纔能發展真正的得與失。該刊又指港督起用祁濟時為輔政司是「第一個錯誤」,因為祁氏對香港情形並不熟識,但它又提出幾個所認為後任港督的理想人選,而這幾位英國政治家也是對香港實況毫無所知的,這真使人有莫名其妙之感。至於批評港督「政運欠隆」的幾件事,其中如天旱,就與事實不符合,因為在港督蒞任前一年,旱象已成,但他履新之後未及一月,即得雨二吋半,繼之又有「維奧娜」風姐過港,帶來大量雨水,使四日供水一次的限制,得以解除,改為隔日供水,及至六月十一日起,更恢復每日供水,民困大蘇。凡是自然災害,絕非人力所可預防;天下如果有人能防止自然災害的發生,那人一定是「神仙」!

此外,銀行風潮、地產不景氣以及九龍暴動(屬於社會性、經濟性,與此次左派暴動屬於政治性的,完全不同)等等,若因發生的時間而把責任諉諸當時的主政者,似有牽強附會之嫌。任何事件的發生,其過程一定相當曲折,先有一定時期的醞釀,然後到了爆發點;而促成事件的因素極多,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都有。銀行風潮等等的發生,若把其責任全部諉諸於港督,似有不顧因果律之嫌。中國人有句俗話,此即「前人種樹,後人納蔭」,但是,前人種植的樹無後人灌溉培養,「蔭」從何來?這一道理,非常明顯。此所謂思前顧後,不能籠統批評。

至於戴麟趾爵士是否留任,或下任港督為誰,其權卻操於英廷,不必我們置喙。在此時而提出此一問題,至少可以造成對港督的一種缺乏信心的印象,殊覺不智。港督從五月開始,對共黨暴徒所採取的堅定立場,已贏得了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支持,祇有嫌其施行略遲,絕沒有反對的(當然一小撮左派分子除外),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我們可以指出的一點,就是不論將來港督是否更動,任何對港共暴徒妥協或安撫的政策,都是違背港九居民利益的。如果採取這種政策,最後將把香港推到內憂外患的深淵,甚至可能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這一可怕的未來,大家現在不能不提高警惕。澳門已經「變色」,如果香港步其後塵,其遭遇將較澳門更為悲慘,那些希望保持「既得利益」的人,恐怕更難如願了。

大公報社論 1967年9月19日 星期二

中國人民一定回擊一切挑釁者

美帝軍用無人駕駛的諜機,前天又侵入我廣西領空,進行偵察挑釁,當即被我空軍打下來。這是五個月來,連同有人駕駛的美機被我擊落的第十架了。這是挑釁者唯一的下場。

隨着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發展,帝修反向中國進行偵察、試探、挑釁等勾當也在加劇。美帝強盜飛機入侵頻頻,說明了這一點。蘇修頭子勃列日湼夫赤膊上陣,在匈牙利咒罵中國文化大革命,攻擊光焰無際的毛澤東思想,並公然對已被中國人民唾棄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表示同情支持,也說明了這一點。

它們在中國周圍收買嘍囉走卒,大搞反華勾當,除了在宣傳上歪曲真相,肆意把中國的現狀描繪得非常糟糕之外,還一再投石問路,試探虛實,找尋罅隙,妄想徼幸於萬一。

澳葡是最早給它們辦這一件骯髒的差事的。嘉樂庇揮起螳臂迫害澳門同胞,結果在祖國人民支援下,澳門同胞一下子就把澳葡的反動統治打到低頭認罪。帝修反對於這次試探的失敗仍不甘心,跟着又在香港更大規模地搞起來。最近印度也在中印邊境動手。連龜縮台灣的蔣匪幫也狂妄地在唱「反攻」的濫調,裝出蠢蠢欲動的樣子。

印度最近侵犯我邊境,遭受我邊防部隊的還擊,日前已被迫打起紅十字旗,到我方邊境領回被殲印軍屍體,領回被繳槍械,並簽字承認侵犯了我方。

蔣匪幫自己也知道所謂「反攻」是徹頭徹尾的鬼話。他們現在只能騙點美元來度日,什麼地方反華,不管是印尼的反動派也好,緬甸的反動派也好,香港的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好,他們就指派一些人馬去搞特務工作,幫助這些反動統治者充當宣傳走卒和打手,專門殘害中國同胞。如果蔣匪幫真的敢於多送一些什麼「游擊司令」之類到大陸去,那倒是祖國軍民十分「歡迎」的,保證像以前一樣照單全收。蔣匪幫要是有種的,就來試試吧。

目前試探與挑釁以港英最為瘋狂。它格殺打捕香港同胞,並在黑牢裡用盡非人待遇來折磨被濫囚的同胞,不惜向全世界大大暴露出它法西斯本質;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兩次三番的嚴重警告,血手越伸越長;甚至頻頻在邊境挑釁;在在表明它要同中國人民為敵到底。這四個多月來它又欠下中國人民和港九同胞算也算不清的血債了。事情就能這樣了結嗎?讓港英自己想想好了,它憑什麼能夠「過骨」?

港英和它所糾集的美蔣分子一直叫嚷中國忙於文化大革命,說什麼「中共不支持港共」,甚至自造謠言,作自我安慰。我駐深圳解放軍部隊近來連續進行夜間軍事演習,聲明「時刻準備給帝國主義者以沉重的回擊」,而反動派硬要宣傳這是國內革命派在「火併」,又說這是解放軍向什麼逃亡者開火,真是不知死活,自欺欺人。

帝修反這次把賭注押在它們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主觀假設上,都是輸定了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從帝修反的瘋狂的反對中更顯出其意義重大,威力無窮。現在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已經被揪了出來,整個革命正朝着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指引的大方向和所作的全面部署,勝利進行。全國革命軍民既「抓革命,促生產」,又「促戰備」。更加革命化了的全國軍民在任何方面都更加強有力了。

在這個時候,任何反華的行徑,無非「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別想動中國一根毫毛。像港英這種不知自量的挑釁,就更不必幻想能逃掉最後的懲罰。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4日 星期一

為香港的「社會名流」進一言
--有關他們「隱士」態度與「鄉愿」言論的問題

香港共黨暴亂至今已歷時四月,每個居民都無不身受其痛,亦無不由此激發起對港共暴行同仇敵愾的情緒。在這期間,我們曾根據事實,就若干工商機構的不當措施,某些殷商巨賈的「隱士」態度,若干社會名流的「鄉愿」言論等,提出檢討,有所批評,事後那些有關人士或機構,或則提出書面答辯,或則透過各種關係加以解釋,這至少可以表示,那些曾被我們提出討論的問題,無論與有關人士的見解是否相同,但在維護香港共同利益這個大前提上,總是目標相同,毫無二致的。

不過,有關前面所說的問題,有些雖已大致澄清,有些依然尚未獲得結論,因此我們今天仍願本於「風雨同舟」之義,為本港的殷商巨賈和社會賢達再進一言。

誰也不能否認,這次香港共黨暴亂的成敗,將直接決定每個市民的禍福安危,質言之,如果共黨的暴亂成功,有如那些倡亂左報所說的香港終被「解放」,則香港便為大陸的翻版,首先受到清算、鬥爭、殺戮的,絕無疑問是許多所謂「資產階級」。今天共黨暴徒對「玻璃瓶」的利用,尚不過把它注入腐蝕性液體,作為傷害警察和人群的武器,但是到了那時,他們已無需投擲玻璃瓶,但卻必然把所有玻璃瓶打碎,強逼許多屬於「資產階級」的殷商巨賈跪在那些「碎玻璃」上面,要他交出所有財物,然後隨其所欲,對殷商巨賈勒令「勞改」,或逕予慘殺,結果必是香港的「資產階級」勢必同歸於盡,無可倖免。即或這種「解放」悲劇不致出現,而香港淪為「第二個澳門」,那麼,在共黨的邪惡勢力控制下,香港的工商百業亦必立陷於絕境,「資產階級」也是祇有「死路一條」。而且,今天香港對外門戶大開,如果殷商巨賈不願受共亂驚擾,尚可藉詞到外國「遊歷」,暫避「風頭」,到那時則香港命運已根本改變,所有「資產階級」,都將成為被「管制」對象,要想擇地為良的遠走高飛,也將沒有可能了。這就是說,今天香港的每一個居民,如果不願束手待斃,就必須一致起來協助政府,敉平暴亂,才有和平幸福之可言。特別為殷商巨賈,社會名流,他們是共黨主要憎恨的目標,更必須挺身而出,用事實行動來支持政府除暴安良的努力,然後他們的身家性命才有切實的保障。這道理,應是他們所能充分理解,而無待我們費詞,抑亦在事實面前,他們也可說沒有觀望躲閃餘地的。

但是,由過去四個月來的事實所顯示,我們與無數香港市民的觀感一樣,對許多殷商巨賈和社會名流的態度言論,不是深感失望,就是大惑不解。例如:

一、在面對港共分子無惡不作和層出不窮的暴亂行動中,那些平日在社會聲望卓著的工商界人士,他們雖然身在香港,卻好像住在「另一個世界」,對於有關除暴安良的事宜,既不願出錢,也不肯出力,而唯以扮演「隱士」為得計。甚至於,連發表一些譴責共黨暴行的言論,也惜口如金,永不啟齒。人們不禁要問,他們這樣做,就是一個社會名流的應有態度麼?他們這樣做,就能算是對社會人群盡了責任麼?他們這樣做,就能自信可以長享富貴麼?他們這樣做,就能高枕無憂,問心無愧麼?

二、今天香港政府固然盡了最大力量來壓制共黨的暴亂,但也更需要全港市民給以充分的支持。在這期間,所有軍警人員,公用事業和交通工人,廣播電台和各自由報紙的新聞工作者等,都無不站穩他們的崗位,對香港的公共利益作了可貴的貢獻,亦正由於這種正義力量的伸張,才使共黨的基本陰謀歸於粉碎,而令香港社會保持着難得的安定。亦正由於大眾信心的堅定不移,才使那些殷商巨賈能夠優哉游哉,不損一根毫髮,可是,當社會人士發起募集正義交通工人的福利基金時,我們的許多殷商巨賈是置若罔聞,一毛不拔的,甚至於「商台」廣播員林氏兄弟為共黨暴徒所殺害,他們也好像視而不見,無動於中。然則他們這樣做,是否認為抗暴是別人的責任,與他們毫不相干呢?抑或認為他們是「名流」,應該「走上城樓看馬鬥」,而自己不必出一點力量呢?否則,他們這樣的置身事外,究竟打的甚麼「如意算盤」呢?

三、在全港的正義電台、報紙一致對共黨暴行口誅筆伐中,有些議員之流出來說話了,但是,那些曾被我們稱為「鴿派」的議員,據他們事後自稱,他們並不反對給予共黨暴徒以最高法律的懲罰,祇是有些地方被「誤解」了。但我們知道,一種肯定語氣是不會被「誤解」的,例如:「對共黨暴徒必須處死」,「共黨暴徒該殺」,無論用那一國文字寫出,意義都是一樣的。要不是那些議員先生抱有一種「鄉愿」觀念,因而說話含糊其詞,這又怎會引起所謂「誤解」呢?

因此,我們今天所以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這不是有意與社會名流們為難,而是提醒他們香港沒有「沙堆」,希望他們不要學「鴕鳥」,把自己的腦袋鑽進去。因為這是不會「安全」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自圓其說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8月11日 星期五

港九左派頭目快快棄暗投明!
--從吳叔同的行動和談話,他們該知所抉擇了

一度擔任港九左派非法組織「各界鬥委會委員」的吳叔同,月初投奔自由,安抵台灣。吳氏復於前天下午,在台北公開招待記者,發表書面談話之外,還解答若干與左派分子製造港九騷動有關的問題。吳氏服務出版界有年,在投奔自由之前,曾主持投共後的「中華書局」香港業務,而且被任為中共「廣東省政協委員」;五月以後,他除了擔任「各界鬥委會委員」之外,而且兼任「出版印刷界鬥委會主委」,在二百四十多個「鬥委」之中,雖不是「掛頭牌」的角色,至少也是一個重要「演員」。因此,他的毅然與港九左派斬斷一切關係,棄暗投明和劃清界綫的行動,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所講的話,更值得重視。倘若把他的行動和談話聯繫起來,我們就不難看到港九左派分子的中心領導組織,已進入分崩離析的階段,而左派分子的製造暴亂陰謀,大部分經被粉碎,最後的全面慘敗,已經成了定局。

綜合吳氏在記者招待會中的口頭和書面談話,我們可以分別提出下列三個問題,進一步加以分析:

第一、港九左派分子發動的暴亂行動,與中共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輸出」。他們企圖以暴亂行動,提高「聲勢」,使香港成為「澳門第二」,但並不想用武力來奪取。此點,我們在過去也曾指出過。港九左派分子在一小撮頭目指使下,於澳門當局變相投降之後,喜不自禁,全心伺機在港九點燃暴亂火頭。香港人造花廠的勞資糾紛,因此就成了他們千載難逢的機會。左派頭目以為祇要製造暴亂,一方面可以向中共「邀功」,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一方面可迫使港英當局,步澳門後塵,向他們低頭。這班左派頭目,本來就是一群投機冒險分子,向來聲名狼藉,他們既缺乏群眾基礎,又錯估了港英當局和港九居民的抗暴意志,結果遭受了「失敗再失敗」。面對如此情勢,中共處境的尷尬,可以設想而知。如果不支持左派頭目,等於「自滅威風」;如果支持,卻心餘力絀,大陸空前混亂,毛澤東的獨裁統治正在風雨飄搖之中,何來力量支持?在這樣的情形下,中共惟有「退而思其次」,開動宣傳機器,大喊大叫,二千萬港幣的象徵性「鬥爭費」,其實就是「膊金」。此情此景,宛如吳氏所言的「騎虎難下」。

第二、經過過去一個多月來港府當局和居民携手抗暴,左派暴徒如同困身大網之中,祇要把網逐步拉緊,他們便休想逃脫。不過,我們萬萬不能鬆弛抗暴努力,以為左派暴徒已成甕中之龞,伸手可擒,港九居民從此便可以高枕無憂。持這樣想法的人,多數是對共產黨詭計認識不清楚者。吳氏所說「根據中共以前製造暴亂的經驗,在陰謀未遂之前,它是很難罷休的」,這的確是中肯之言。左派暴徒雖然面臨絕境,但他們一定會千方百計,一如吳氏在記者招待會中所舉的賭徒翻本譬喻,明知輸定,也要賭下去。因此,無論是港府當局或居民,此時必須加倍努力,要以斬草除根的精神,堅持抗暴,針對左派暴徒的一切可能陰謀,逐一加以粉碎,使他們失去所有的憑藉。共產黨徒是不擇手段的,對付他們,我們也要以牙還牙,不能姑息。祇有如此做去,我們纔可以永絕左派暴徒的一切後患,確保港九社會的安定。

第三、因為吳氏曾任「鬥委」,他對這個非法組織的內部情形,所知較為具體。照他所說的,這個「鬥委會」根本是一個傀儡組織,「鬥委」們貌合神離,人人準備逃亡。這一情況,早在我們料想之中。這班「榮任」「鬥委」的人們,其中有的被迫,有的被指定,出於無可奈何。他們起初以為名列「鬥委」之後,「身價十倍」,自視為「出人頭地」。經過一連串的失敗後,他們已逐步認清兩點:一是他們雖然名列「鬥委」,祇不過出錢賣命而已;二是再「鬥」下去,鬥不垮港英卻鬥垮了自己。對於這班人,我們希望他們能及早覺悟,回頭是岸,走吳叔同所走的路,快快棄暗投明。自由社會對於自新的人,從來是既往不咎的,吳叔同今天能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就是一個例子。他們在過去一段日子裡,可說是壞事做盡,現在已成為港九四百萬居民的公敵,若不幡然醒悟,擺脫共黨羈絆,苦海無邊,將永無翻身機會。此時此際,他們該知所抉擇了。

我們還要提醒左派「鬥委」們一件事實,在中共攫奪政權前後的那一段冗長歲月中,不知有多少人受了中共的欺騙,甘心為虎作倀,替中共「獻身」。這班人之中,「鬥委」們不乏有知交之友,請問他們的遭遇如何?殺的殺了,活着的正過着牛馬不如的日子,生命時時有危險。論他們對中共的「貢獻」,「鬥委」們望塵莫及,他們的下場尚且如此悽慘,遑論你們這班靠中共政權在海外「起家」之輩?前車之鑑,你們應該及早考慮何去何從了。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16日 星期日

英國人對香港局勢的看法

香港是戰後英國碩果僅存的殖民地之一,倫敦對於香港目前的局勢,自然極度關懷和重視;特別是中共民兵偷襲沙頭角警署後,更震動全英。報刊紛紛著文,對香港左派分子的暴行和未來發展,予以分析。例如日銷逾一百三十萬份的「每日電訊報」,它就強調香港不可能成為「澳門第二」。同時促請工黨政府,如果中共不停止在港九製造暴亂,英國就必須與北平絕交。權威的「經濟學人」雜誌,肯定港九所發生的暴亂,並非獲得北平的支持或授意。它舉出沙頭角射擊事件,「似乎是出乎北平意料之外的」。綜合上述評論的中心意見有二:一是主張港英當局必須採取強硬手段,對付港九左派分子的暴行和陰謀;二是港九左派分子的暴行,完全是一小撮左派頭目策劃的,北平不但未予直接支持,而且有點突兀驚奇之感。

英國報章的觀點,大致上與此間一般看法相同。中共一向心懷叵測,滿腹詭計,笑裡藏刀,自由世界已吃過它的不少苦頭;但以「五月暴動」的當時環境和事後種種發展而觀,不但倫敦輿論傾向於港九左派分子未得北平授意和支持的看法,就是此地各方面的意見,也作如是觀。過去一個時期內,此間自由報刊所發表的分析或評論,大多數俱持與此所見相同的看法。前天的英文「南華早報」讀者投書欄中,刊出了一篇長函,所述尤見具體。它說:港九左派頭目,屬於擁劉反毛一系。「五月暴動」慘敗,北平曾着彼等「北上」說明,但無人前往,事後乃發動各種恐怖活動,企圖換取北平的「信任」。這種看法,似合邏輯,而且與倫敦報章所述,不謀而合。

上述看法的接近正確性,我們也可以從此地各共報的反應窺及。共報一方面在評論中,全力渲染和誇大北平所發表有關港九暴亂的言論及聲明,甚至不惜工本,以「聯合號外」隨街派送;一方面強調「祖國的支持」,企圖欺騙受他們煽惑的盲從之徒。若干共報,居然大造「解放軍來了」的謠言,企圖為身處絕境的左派分子打「強心針」,同時藉謠言惑眾,動搖港九居民的抗暴鬥志。共報這種做法,充分暴露它們內心的虛怯,自知來日無多,祇有製造荒謬謠言,自欺欺人!

左派頭目企圖製造港九暴亂的結果,現在證明已全部失敗。最近使用卑鄙無恥的殺人放火手段,不但無法挽救他們的最後命運,反是觸發了廣大居民的普遍仇恨心理。新近曾訪問香港的英國全國出口理事會亞洲委員會主席孟達古,返抵倫敦後談及港九情勢時說:「中共已喪失了香港居民的大量同情心,香港居民並且對中共極端憤怒。」孟氏之言,可說一針見血!如果說左派暴徒窮叫「鬥垮港英」有甚麼「成就」,那就是中共已成為香港四百萬居民的頭號敵人!對所有參加暴動的左派分子,人人皆曰可殺!

左派頭目為了打算「將功折罪」,正在全力誇大「港英經濟已被癱瘓」的宣傳。若干外國報章,不明底蘊,信假為真,例如日本的「每日新聞」,最近就刊出該報駐港特派員的一篇通訊,竟把香港經濟描述為「一片漆黑」,祇憑左報捏造的資金外流和貿易下降等等新聞,便作出這種報導。須知左派頭目故意散播「香港經濟癱瘓」的謠言,其企圖是向北平「報功」,想證明他們策動暴亂的「方向正確」。自由世界若受其愚,無異做了他們的幫兇!

事實是真理,無法爭辯。我們現在舉出若干數字,揭穿左派分子的漫天撒謊:工商管理處最近調查六十間工廠,結果證明從五月迄今,它們生產並未停頓。若干大的工廠,新的訂貨合同有增無減。輸出方面,今年一月至五月,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十七。至於所謂資金外流,官方的統計僅為百分之一點六至一點九。上列數字,充分證明左派分子「癱瘓」香港的工業、貿易和金融的陰謀,不論是採取罷工、罷市或恐怖行動,統統落空。他們的陰謀不但沒有實現,反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使左派資本經營的商店,受到嚴重損失。據此間「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的估計,目前左派的百貨公司,生意祇及平時的百分之十。此項估計,事實上已極保守,而且是十幾天前的事;若以最近一個星期的情形而言,左派的百貨公司,門堪羅雀,與停業無異。試想誰願進入打手把門、暴徒聚散的「店舖」購物呢?至此,左派暴徒該自問一聲:「究竟鬥垮了誰人?」告訴你們:就是鬥垮你們自己!

一切的發展,無不說明左派暴徒在過去六十餘天來的所有陰謀,已遭港府當局和四百萬居民的鐵拳全部粉碎。不論左派暴徒有甚麼新的陰謀,其結局也必然是逐個被打破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15日 星期六

痛論台北各方對香港局勢的無知
--由英文「中國郵報」的無稽消息說到其他

昨天本報刊登有幾則外間報紙對本港暴亂提出批評或涉及新聞報道的消息,主要的消息來源是倫敦和台北兩地。倫敦為英國首都,報紙批評可以反映英國人的意見。台北是中華民國的行政中心,無論一言一動,都會受到國際的重視。如果說,香港居民除開本港報紙外,尚有外地輿論值得他們所重視,這毫無疑問是來自英美和台北的有關新聞。特別是佔全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居民,對來自台北的聲音,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的,都特別注意。

在本報昨日刊出的該項新聞報道中,包括有一、倫敦「中央社」引述「每日電訊報」促請港府採取堅定立場,對付共黨暴動的評論;二、台北「路透社」引述英文「中國日報」所稱國民黨某最高決策人士對香港當前局勢表示的意見;三、由本報特別轉載台北「聯合日報」本月七日發表的一篇「論香港安危與人心向背」的社論。除此之外,有為他報刊登、本報「割愛」的一則台北英文「中國郵報」所稱:倫敦正與北平就香港局勢作「幕後談判」的離奇消息,正因為它的內容「離奇」,沒有任何動態事實作根據,故亦在我們今天附帶提出批評之列。

在香港共黨暴動發生迄今的兩個多月來,台北報紙刊登有關新聞的來源,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由香港幾家中外通訊社發出的電訊,這些電訊大抵以擇要報道左派暴動和警方應付的事實為主,故多限於一鱗半爪,絕不足說明香港局勢的「全豹」。二是若干報紙駐港特派員發出的專文報道,這些報道雖能概括敘述了一些事實,但也不免偶為香港左報作斷章取義的反宣傳。這亦即是說,香港共黨暴亂的真象,台灣人士所能知道的,恐怕不及十分之一。正唯如此,所以台北報紙就少見對香港局勢發出正確的評論,更何論於獲得所謂「情報人士」的特別消息?

就在這時候,台北英文「中國郵報」(按:該報為純民營報紙,由余夢燕女士主持)居然刊出一則離奇消息,這消息包括兩部份,其中一部份據稱來自「外交界」人士的情報,說是倫敦現正經由外交途徑與北平舉行談判,如果此項「交易」成功,香港政府可能承諾拘捕任何被中共列為「間諜」的人,並遞解他們出境或在中共提出要求時,把他們押回大陸。該報說:「倫敦已暗示,如果中共不再在香港搗亂,那麼它將接受這項條件。」「中國郵報」發表這個消息,在我們看來,不僅離奇,且極荒誕,不問是否「閉門造車」,都是絕不負責的「謠聞報道」。這個消息沒有事實根據,可由英國政府和倫敦報紙迭次表示支持香港當局對左派暴動採取堅定立場,獲得證實,也可由香港當局最近表現的強硬行動,足資證明。在這種事實之下,「中國郵報」所稱的「外交界」消息,根本就沒有它的立足點。而這個消息最為我們不容緘默的一點,是它不僅對香港局勢毫不了解,而且還無意中替共黨作義務宣傳,使香港僑胞多少受到一點精神打擊。就心理狀態言,「中國郵報」發表這種不負責任亦無根據的消息,對香港僑胞目前所受共黨嚴重的迫害,和他們在各方面所作英勇抗暴的鬥爭,殆有甚於「秦越人之視肥貧瘠」。依照我們的判斷,這個消息的構成,可能是「中國郵報」主事者把香港誤認作澳門,以為毛幫對澳門的「政治勒索」手段,也可同樣適用於對付英國和香港,殊不知兩者的主觀條件和客觀形勢根本不同,而香港政府有廣大中國居民支持,也決不會卑賤到甘作「澳門第二」。「中國郵報」對此重要前提「不求甚解」,那就適足將它的荒誕消息予以無情否定了。

在此我們可以告訴台北同業和「官民人等」,目前香港各方為迎擊共黨暴亂表現的勇氣,有許多是為你們夢想不到的。那些大部份為我僑胞充任的警察人員,他們受盡了左報辱罵挑撥,始終不眠不休的與暴亂分子相週旋;那些由我僑胞充當的水陸交通工人,他們甘冒共黨暴徒襲擊的種種危險,一直奮不顧身的為社會服務;那許多為僑胞耳目所寄的華文自由報紙,所有工作人員都是「不惑、不憂、不懼」的與倡亂左報作殊死戰。共黨所以傾了全力攪罷工、罷市以全殺人放火也無不失敗,主要就是賴有這三支大軍的對左派暴徒迎頭痛擊,才會使他們今天處於垂死掙扎的劣勢。但是我們也可指出,這次共黨暴亂,事實上是以有組織對無組織,其來勢之兇,用心之毒,手段之狠,亦非安居樂業的台灣各界所能想像。姑以那些倡亂左報論,它們天天鼓吹殺人放火,滿紙盡是血腥,我們相信台北許多官員,包括那些所謂「中共問題專家」,恐怕此生也沒有見過。奇怪的是平日把香港僑胞看作忠於中華民國的人民的我政府當局,竟一直沒有用言語行動給予他們以應有的鼓勵,直至最近才有僑委會委員長高信發表一項差強人意的聲明,香港僑胞對此不僅大感困惑,且表失望。因此,如果自由中國朝野不願失去香港的人心,那他們在過去兩個多月來所有使人失望的態度和言論,那是的確非要嚴加檢討和有所改進不可的。

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7月13日 星期四

法律不切實執行.秩序即無法確保
--論港府對左派暴徒過度容忍的非計

連日左派暴徒到處殺人放火,存心把香港變成一個無法無天的恐怖世界。這種暴亂行動,不僅使若干警察人員、交通工人受到死傷,更使全港居民的生命財產,蒙受嚴重的威脅和損失。如前晚因暴徒作亂,實施宵禁,當電台播出消息時,各大戲院的九時尾場剛開映不久,許多酒家的公私宴會也方告入席,結果是戲院要輟映退票,赴宴的人不待席終(或者尚未上菜)便狼狽回家,向以「夜市」為主的灣仔至北角商店,紛紛提早關門,像這種商店、市民所受的各項損失,簡直不可以數計。至於「五月暴動」迄今兩個多月來,由於赤色分子的暴亂勢力未遭徹底破滅,不僅娛樂、飲食等消費事業首當其衝,即各行生意亦莫不蒙受嚴重打擊,近來灣仔有幾家開設不久的新傢俬店,已經公開宣告結束營業,幾家關閉了的中型酒家,更少有重張旗鼓的可能。而這種宵禁雖能遏止暴徒蠢動於一時,但那完全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對左派暴亂分子絲毫無損,祇有害苦了廣大的香港市民,同時也間接助長了左派暴亂組織的兇燄。試想想,他們祇是嗾使和收買一些流氓歹徒,分在幾個地區幹起違法亂紀的勾當,而港府為免警察人員顧此失彼,疲於奔命,不能不用宵禁手段以求控制局勢,如此一來,左派暴徒蠢動一次,港府就要被迫宵禁一次,像昨日午間過後,港島雖未發生嚴重暴亂,但港府為了「預防措施」,即又宣佈宵禁提早至八時執行,而九龍隨後亦因暴亂迭起,更於半時內宣佈某一地區實施宵禁,假如長此下去,香港前途,還堪設想嗎?

自左派暴亂至今兩個多月來,儘管香港政府再三強調「維持法律與秩序」,但因沒有徹底執行的決心,不僅法律、秩序無法「維持」,反而使左派組織以為港府軟弱可欺,暴亂程度,更為瘋狂猖獗。而就日來所見,有關港府「維持法律與秩序」的諾言,經暴徒公然破壞而未受到應有制裁的,就有如下這許多事實,這包括:

一、天天日報被暴徒兩度縱火被燬其運報汽車,經該報公開指出,在現場指揮縱火焚車的為兩名左派報紙記者,該報已將該非法事件及犯罪人等報告警察當局,但迄今為止,這些有姓名住址可供緝捕的罪犯,仍然未受「干擾」,逍遙法外。

二、月前九龍旺角左派塑膠工會,為暴徒嘯聚,傷害警察,警察立即封鎖該幢樓宇,最後從隔壁破牆而入,把暴徒一網成擒,控之於法。但近日港區幾家「國貨公司」,被暴徒利用為非法巢穴,他們在附近焚燒公共車輛,毆打交通工人,搗毀電車站和交通燈,從樓上亂擲烈性腐蝕液體玻璃瓶,甚至焚燒了替貧病市民服務的「貝夫人健康院」,惡跡罪行,罄竹難書,而當警察聞訊出動,擬加鎮壓時,這些暴徒便走入那些「國貨公司」的樓宇。根據香港法律,警察應該有權入屋追捕這些「現行犯」,但警察似乎有所顧慮,踟躕不前,而港府除了採取「宵禁」步驟,就好像沒有維持法律秩序的辦法。港府何以對這些「暴亂公司」和塑膠工會採取不同的措施,誠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三、港府曾經明令禁止煽動性廣播器,禁止非法集會遊行,禁止在公眾地方張貼和塗寫煽動性標語,但禁者自禁,那些為暴徒出沒的左派機構,不止煽動標語張貼如常,並且還新裝上了廣播器,和利用它來廣播煽動宣傳,作為支持群眾示威與暴徒作惡的工具。這種違法措施彰彰在人耳目,卻未聞受到港府法律的取締。

四、港九各裁判署審理左派暴徒的犯罪案件,左報必在新聞報道上大罵那些主審法官為「狗法官」,它們「蔑視」法庭尊嚴至於此極,也未聞有任何司法機關控之於法。

由上述這些事實說明,左派暴徒所以敢於在光天白日之下殺人放火,那些左報所以敢於鼓吹暴亂,視香港政府如無物,這都是港府當局沒有切實執行其「維持法律秩序」這一莊嚴保證的惡果。假如港府確有除暴安良的決心,那些祇有一小撮的左派暴徒,就將不敢幹出日來許多無惡不作的罪行。但我們知道,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完全支持港府「維持法律秩序」的政策,警察人員也在為制裁暴亂分子而盡了最大的努力,港府有如此蓬勃「民氣」和旺盛「士氣」不加善用,反而對左派暴徒作了使人失望也自損尊嚴的「容忍」,還是有如俗語所說的「斬腳趾避沙蟲」,無論港府本身的想法如何,都祇有助長亂源,增加危機,而使全港居民飽受其害,不寒而慄的。

應該指出,當前的左派暴亂是一個治亂攸關的大問題,要想香港法治得以維持,就不能容許有那些暴亂組織的存在。目前形勢險惡已極,非對那些暴亂組織「掃穴擒渠」,採取根絕亂源的強硬辦法,香港就將沒有任何安全的保障。而演變結果,香港是否將會變成「澳門第二」,這更是我們所不忍推測的。

最後,消息傳來,署理輔政司何禮文昨在立法局會議席上,論及本港目前形勢,曾鄭重的宣稱:「政府現時已經決心認定,在這場競爭,爭取主動的時間已經來臨,……現時,我們也要保持警覺與堅定立場」,我們但願何禮文先生此項代表政府的宣示,立即見諸行動,以免全港市民再感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