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12月5日 星期四

論香港「緊急條例」的存廢問題

香港大律師公會秘書列顯倫最近提出一項有關香港緊急法例存廢問題的意見。列氏形容目前香港政府的態度「極權」,因所賦予輔政司的權力是等於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據他說:大多數人,一如他本人,不知在本港真正有多少人被扣留,甚至不知他們被扣的真正原因。列氏為此建議,輔政司無須宣示理由而扣留任何人的權力應予廢除,而代以相同於在英國所運用的緊急條例。英國條例規定,被扣留者可以向覆查委員會提出合法的反對。最低限度應通知被扣留者因何被扣。列氏並指出,律政司曾承認此等權力「極端與危險」,但是祇限於最緊急時才謹慎使用。列氏說,大律師公會反對授予此種權力與輔政司和反對繼續賦與此種權力,因為此種權力「太大和不必要」。對於列顯倫氏這些批評和建議,因為涉及到一個香港法治的基本原則,現在我們也想在此表達一些意見。

就民主法治的基本原則言,我們並不贊成任何政府擁有太大的權力,因為政府的權力愈伸張,民主法治的精神必隨之減締,這是必然的結果,所以民主法治的國家,立法議會必以種種手段限制政府權力的膨脹,也是出於這一點理由。就香港現狀言,它是英國海外的殘存殖民地,在政治上可供討論的問題相當多,固不限於「緊急條例」的權力。但以我們的觀感,近年香港政府的許多措施,雖然尚未凡事符合民主的精神,惟在可能範圍內,尚能適當顯到一般法治的原則,所以我們也不想稱之為「極權政府」。譬如香港政府容許批評,若干政治弊端也容許指摘,這比之共產國家極權政府的全力壓抑言論自由,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計。

說到「緊急條例」的利害問題,我們以為,無論任何臨時或永久性的法律,都不會絕對有利而無害,所以各國法律也要不時加以修正。以香港的「緊急條例」性質言,假如香港的社會秩序一向和平,從未發生過足以威脅公眾安寧的騷動事件,而在其內外政治關係中,也沒有一些可能產生「緊急狀態」的因素存在,則這些「緊急法例」根本是沒有必要的,更用不着討論它的存廢問題。但由去年「五月暴動」的過程所顯示,無論香港的法律秩序與公眾安寧都受到空前嚴重的挑戰,這樣才迫使香港政府不能不運用「緊急法例」予以必要的制裁,其中如不必持有入屋搜查令而授權警察搜查藏有非法武器和暴亂分子的樓宇,不必宣佈理由而拘捕了一些聲名狼藉的非法分子,並逕予囚禁而不經由法庭審訊,都是根據「緊急條例」行事。假如「以法言法」,這自然與法治原則不相符,但是如果我們並非善忘,當可清楚記得去年港共暴亂期間,他們不僅到處鬧事示威,而且還隨時殺人放火,假如政府沒有一種「緊急」行動予以對付,則這個局面會如何演變,將是我們所不敢想像的。譬如港府拘捕了好幾個惡跡昭彰的「鬥委」,要是根據平日法律,因為他們都是躲在幕後發號施令的「頭頭」,不是暴動現行犯,這就沒有可能加以拘捕,又或拘捕之後必須經由法庭處理,他們也可利用法律為護符,逍遙法外,使港府無法動他們的毫髮。在這種「法律效力有時而窮」的情況下,試問港府採用「緊急條例」去對付他們,剝奪他們危害公安的自由,難道又有甚麼「過份」麼?

正如人們所了解,在某種情況下,法律也有例外的,所謂「例外」,是應罰者不罰,應禁者不禁,譬如某處發生大火,其鄰居是私人住宅,非經主人許可不得進入,但如逃火者破門而入,這在法律上就稱為「緊急避難」行為,違犯者不禁。又如有人遭暴力威脅,非奮起反抗不足維護自己的安全,如果因此而傷及對方身體,這在法律上也稱為「緊急防衛」行為,違法者不罰。這就不難明白,個人在「緊急」情況之下做出無可避免的「不法」情事,也可不受正常法律的約束,則香港政府曾經根據「緊急法例」而拘捕了一些危險分子,又有甚麼不可以呢?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緊急條例」的適用,應該限於「緊急」時期,而其執行也必須非常慎重,不能濫施,我們要想評判香港政府是否「極權」,亦當以此作為衡量的根據。由目前事實看,曾於去年被港府拘捕的那些左派暴亂分子,最近已因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紛紛獲釋出獄了,這至少可以表示,在正常狀態下,港府是無意濫用這種「緊急」權力的。但是誰也不敢保證,香港已永遠沒有騷亂再起的危機,那麼我們就必須注意,在討論「緊急條例」廢止之前,也得先要想想,我們是要等事故發生而束手無措好呢?還是暫時保留「緊急條例」以防患未然好呢?這是兩個必須先決的前提,也必須我們對這兩個問題有了解答,然後才可決定「緊急條例」的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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