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8月8日 星期四

也論香港的「禁賭」與「開賭」問題

最近傳說新界各鄉父老有大部份贊成開放賭禁的消息,頗引起社會各方不同的反響,鑒於這個問題深為市民大眾所關心,所以我們也想在此申述一些意見。

「賭博」,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個不美之名,唯其「不美」,故如有人提出反對主張,雖販夫走卒,也可說得頭頭是道。因為如要談到賭之為「害」,這是人人皆懂,「不待智者而後知」的。但在事實上,賭博卻可說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性,無論古今中外,莫不皆然,問題乃在「賭博」的性質。原來,賭博是一種「好勝心」與「僥倖心」的揉合,因此除了「上智」如聖賢,「下愚」如白痴,幾乎可說無人不好「賭」,此中的分別,僅在他們要賭些甚麼東西,和是否沉溺到除賭以外就不知有其他而已。就我們記憶所及,孟子曾經說過:「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照此看來,在戰國初期的各國人民,「博奕」和「好飲酒」是當時流行的兩大嗜好,其中有因沉溺過度,而致「不顧父母之養」的,也大不乏人,所以孟子加以「不孝」的譴責。就文義分析,孟子的譴責中心是「不顧父母之養」,不管「博奕」也好,「好飲酒」也好,祇要在供養父母上有虧子職,便是「不孝」,可見孟子祇是從孝親着眼,而不是「禁賭」論者。又據史記和漢書紀載,李廣治軍寬緩不苛,平居常與士卒「畫地為軍陣,射闊狹以飲」,這也是「賭博」,但不是賭金錢,而是以酒作賭注,誰的射術精,誰就有賞飲的資格。到了唐代,「雙六」之戲更流行於宮中(擲兩顆骰子,以「雙六」為勝),武則天對此興趣尤大。據前人筆記載,薛懷義有寵,常與武后賭雙六,一次狄仁傑進宮,武后邀他入局,着與薛懷義作賭,時武后方賜懷義南方進貢的一襲珍珠裘,懷義恃寵而驕,聲言以此作「籌碼」,武后問仁傑以何為博,仁傑舉其朝衣對,武后說珍珠裘價逾千金,朝衣如何相配?仁傑抗聲曰:「臣衣乃大臣朝對之衣,懷義之裘是嬖倖之物,以此相對,臣猶怏怏!」既入局,懷義氣沮,連戰皆北,仁傑遂取其珍珠裘而出,逕命家奴衣之,以示不屑。這節故事,正好說明唐代賭博風氣的流行。

再看現代國家,除蒙地卡羅是有名「賭城」不說外,許多國家不管有無禁賭之令,但人民好賭成風還是沒有多大差別。以英國為例,跑馬、跑狗都是合法賭博,而由拳擊、球賽以至兩黨選舉,也無不有賭博盤口,供人下注。英國是個很講體面的「紳士」國家,但人們對於這些形形式式的「賭風」,並不以為是罪惡。

由此而看香港的賭博問題,正如任何人了解,賭博不能說是良好的風尚,如果有人嗜賭如狂,因而虧空公款,身敗名裂,或傾家傾產,事業蕩然,這都值得引為警惕,當然更不足為法。因此在根本原則上,我們贊成絕對的禁賭,由賽馬以至「麻雀學校」和祇限於社團舉辦的「氹波拿」(數字遊戲)等,都包括在內。但衡諸事實,世界上沒有真正能夠禁絕一切賭博的國家,並不是它們不想禁,而是由於人們賭博的方式很多,大有大賭,小有小賭,以此欲禁無從。香港情形也是這樣,在「禁賭」名義下,港府特准私人組織舉辦賽馬,當然是想人們有了這個「合法賭博」的去處,就減少了其他賭博的興趣。但由事實證明,香港儘管有許多「馬迷」,每逢賽馬日期便萬人空巷,但在人口比例上,這種「賭徒」畢竟是少數,而大多數的市民,他們還要在其他賭博方面博勝負,找刺激,結果,港府的「禁賭政策」成了具文,而「外圍馬」、「外圍狗」、私設賭檔乃至私開「字花」等等,竟如雨後春笋,所在皆是。就以報紙而論,無分華報、西報,都有狗馬「貼士」刊載,其中藉「狗經」、「馬經」為主要銷路的,亦為數不少,甚至於左派報紙,大部也要靠「狗經掛帥」。這種風氣,且傳染到電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而看香港的賭博問題,那就祇有在兩條途徑之中作一抉擇,要嗎實行全面全力的禁賭,不僅外圍狗馬必須掃蕩,私設賭檔必須肅清,就是報紙、電台的狗經馬經,也該取締;假如這點事實做不到,則在有條件之下,在某些地方,如離島之類,酌量開放賭禁,例如跑狗,這卻不能謂無可供考慮的餘地。人們既可遠赴別地賭狗,為甚麼要讓這些金錢外流呢?

對於這個問題,如果有人一定要堅持「道德觀念」,硬說「賭博之害有甚於洪水猛獸」,這不僅無視現實,且亦決無補於當前社會賭風的猖獗,但如因勢利導,把這種賭博洪流予以調節宣洩,這卻比之任其「壅塞」為害,尚勝一籌。例如跑狗,香港已經有了賽馬數十年,試問跑狗性質與它有何分別?但為甚麼,人們卻對賽馬博彩視作「高尚娛樂」,而對跑狗則認為非反對不可呢?如果說,賽馬博彩值得維持,是因為它對社會公益有所補助,那跑狗不是也可以此作為開辦的條件嗎?假使控制得宜,則政府每年由此所得的稅收,必可足供興建若干平民屋宇、醫院和學校。現在本港雖無跑狗場之設,但市民為賭狗而外流的金錢,月達數百萬元,這是有目共睹的事。與其讓金錢外溢,何如保留來造福本港人群呢?

由此可見,祇要人們能從實際的利害比較去論新界「開賭」,才會獲得正確結論,否則聚訟紛紜,徒亂人意,這是永遠也不會得到公允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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