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8年5月20日 星期一

戴高樂統治的喪鐘響了
--回頭是岸,祇有重返自由世界

戴高樂統治法蘭西,到本月底剛滿十年。在過去十易寒暑之中,法國與西方大國(主要是英國和美國)的關係,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站在一條戰線擊敗希特勒侵略的和諧團結,逐漸隨風而逝,代之而起的,是一種猜忌和近乎報復心理的不合作。對美國,戴氏除了公開詆毀白宮政要之外,復利用法蘭西銀行掌握的美元,打擊美幣的價值和信用,又對美國在法境的駐軍和軍事設備,悍然限期他遷。對英國,堅決反對英國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而且不時譏笑英國國力的衰退。戴氏這種倒行逆施,與日本政府對中華民國的以怨報德行為,東西「媲美」!在法國淪於納粹之手時,戴氏的軍階是上校,若無英國的收容和美國的支持,「自由法蘭西委員會」就無法在倫敦成立。若無英、美與其他盟邦健兒的流血苦戰,法蘭西的解放豈能如此容易?這些都是英、美與其他盟國對法國的大恩大德,但不旋踵悉被戴高樂渾忘了。

法國與英、美由疏遠而發生種種歧見,有識之士都為之惋惜不已,但戴高樂於此猶未心滿意足,不顧自由人類的共同利益,他一面與蘇俄接近,巴結東歐共黨國家;一面則承認中共政權,在亞洲慫恿「殖民地革命」,對美國與南越人民的抵抗共黨侵略,不時為侵略者幫腔。亞洲自由人民對他這種助紂為虐的政治變態心理,無不痛心疾首,既為法國人民被戴高樂引入歧途而同情,又為戴氏的甘與自由為敵而憎恨。但我們早就料想到一件事,此即戴氏倒行逆施的日子不會太長,最後必自食苦果。這不是我們對人世報應的迷信,而是鑒於戴氏的一言一行,俱是出諸邪意,多行不義,一定會受到正義的膺懲。

最近一個時期法國的學潮和工潮,規模之大,為自一九三六年以來所首見,已使整個法國陷於全面癱瘓,形勢空前惡劣,頗似反戴高樂革命的遍地爆發,也好像是戴氏統治喪鐘的齊響。他為了「救亡」,不得不縮短其訪問羅馬尼亞的時間,昨天已趕返巴黎,親自料理「善後」。在他返回巴黎之前,自謂將以強硬手段,對付學生。這又是他的政治變態作祟所致,因為今天的法國學生已與工人和公務員緊密團結,這是一股巨大的反戴力量,試想戴氏敢正面與它一碰?我們可以料想到的,就是今後一段時間內,可能離戴高樂十年統治的「最後關頭」不遠了。

如果戴高樂的政治生命就在這次的學潮和工潮中斷送,則戴氏是遭共黨所陷害和犧牲,此亦即我們前面所說的「自食苦果」。這次由學潮擴大成為全面罷工,背後的佈置者和策動者,顯然有北平的份。這不是我們的「栽贓」,而是北平自己招認的事實。這也不是我們有意「抬舉」北平的力量,把它視為能夠呼風喚雨的「神仙」,唯一原因是戴高樂統治下的法國,無論是對內和對外政策,俱向北平提供了中共遂其陰謀的「自然條件」。北平無法在別的國家攪風攪雨,就可證明戴高樂現在所面臨的嚴重威脅,屬於引狼入室的結果。中共的「新華社」,三天前就發表了一篇「巴黎通訊」,全文無處不是煽動法國人民,「衝斷法國資產階級統治的鎖鏈」,而且引述「毛語」,肆無忌憚的喊出「造反有理」。此間的左報對法國的危急情勢,幸災樂禍,把戴高樂急急忙忙從羅馬尼亞趕返法國一舉,與美國詹森總統上月初改期赴檀香山開會一事相提並論,說後者當時因為黑人暴動,前者則為了政治危機。這些事實,在在證明中共已以「倒戴」統帥自任,全力煽動法國人民,向戴高樂政府「進軍」。戴高樂不顧輿情民意而悍然承認中共政權,現在所得到的卻是中共對他的迎頭猛擊,這真是惡有惡報,天理昭彰了。

戴高樂若想保持他的統治,現在祇有一條路可走,那是自悟自新,快快重返西方陣營,用最大的決心,與共黨集團割斷關係,撤消對中共政權的承認。這是政策方面刻不容緩的措施。在行動方面,必須使用嚴峻的抗暴手段,鎮壓受中共慫恿的學生和工人的搗亂。香港官民去年的英勇抗暴努力,大可供法國借鏡。據合眾國際社電訊報導,戴氏在訪問羅馬尼亞時,他曾請美國大使替他向詹森總統致意,並請他對詹氏思念不已。我們希望戴氏此種表示,出於誠摯之忱,不是口是心非之言。戴氏也許逐漸了解自己過去太富於英雄色彩,獨斷擅專,已經誤盡了法蘭西蒼生,有所悔悟,果如此,則他的政治前途,尚有希望。

我們所願指出的,就是擊敗中共和蘇俄的任何政治滲透與軍事侵略,端賴自由國家忘我般的同心團結,任何分裂,都足以助長共黨的氣燄,使自由世界遭遇到大大小小的不同損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盟邦如果各自為戰,則希特勒可能已「壯志」獲酬,統治了半個世界。想通了這種大道理之後,戴高樂就會懂得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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