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0月25日 星期三

談論香港局勢必須切合實際情況
--從英工黨議員鄧禮博的談話說起

英國國會議員,邇來頻頻訪港,觀察港九社會情況,了解各種有關問題,這表示英倫方面對香港情勢的關切。這些已離港和正在訪問中的英國議員,因為逗留時間不長,祇能作走馬看花式的觀察,難作深入了解。他們發表的意見,也都是屬於綜合性,有的見解精闢,頗能把握問題的核心;有的卻言之無物,空空洞洞,而且存有某種偏見。這種情形一定是會出現的,因為香港是一個華洋雜處的社會,舊問題和新問題交替而至,若無充裕時間去深入研究,無法觸及一切問題的實質和核心,所知者祇是表面現象,甚至因為無法深入了解的關係,往往成了瞎子摸象。例如在香港訪問十天後離去的英工黨議員鄧禮博,他在前天的記者招待會中,所提及的公務員和警察貪污與左派青年暴徒的判刑過重等問題,就犯了誇大和不顧事實的錯襄。一般人讀了他的談話之後,都頗覺詫異,因為作為一名英國國會議員,見聞必廣,不能以不求甚解的態度,發表不切實際的意見,流弊所及,將造成了社會人士的錯誤反應。

鄧氏說香港的公務員和警察的貪污情形,「令人吃驚」。至於發生貪污的主因,則是待遇太低,「就算他們能夠加薪」,鄧氏認為「似亦不能彌補這種惡劣的情形」。鄧氏所說的這段話,我們認為要根據事實,分開兩方面來講:一方面,貪污情形的存在,無人可以抹殺,個別的事例,我們也曾屢度著論抨擊。不過,「貪污」兩字已成為世界性名稱,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固非香港一地為然,祇要對它不斷檢舉,雖不能根絕,也總可以防止蔓延。一方面,香港的公務員和警察,與世界各地一樣,良莠不齊,貪污情事,決不能以一概全;而且近年來由於民意的督促和當局的努力,本港嚴重性的貪污案已少見。至於警察,一般而言,待遇之低,盡人皆知。可是,由五月迄今,警務人員所表現的堅苦草絕精神和履行保安責任的克盡職守,已贏得港九居民的一致讚頌和崇敬。不要說港九居民如此,就是海外各地的人士,對港九警察這種任重致遠的毅力和英勇行為,亦無不加以喝采。過去存在的居民與警察之間的「鴻溝」,眼看已漸漸填平。此時此際,一個從倫敦前來的議員,僅僅花了十天時間,根據一鱗半爪的表面現象,竟對香港警察加以侮辱性的指摘,我們頗為他的口不擇言而惋惜。老實說,他的指摘大焉者可以當作挑撥居民與警察的感情看待,打擊警員的士氣,小焉者亦使港九警察在海外的聲譽,受到損失。

至於鄧禮博議員認為左派青年暴徒判刑過重一節,那更是不明香港當前情勢的「清談」,立意雖善,但不能適應此時此地的客觀環境。那班入獄的左派青年暴徒,是受左派頭目的脅迫煽惑和收買的,但這點並不能減輕他們殺人放火企圖的違法行為與法律責任。在這半年以來,甚至在目前這一時期,左派青年已成為左派暴徒對港九居民四出行兇的「主力」,他們無法無天,公開向當局挑戰之外,還隨時威脅居民的生命安全。我們區別罪惡的標準,不能因年歲而「法外開恩」,兼之左派頭目現時就正想利用這種心理,驅策無知青年幹其傷天害理的事,若對這班「哀莫大於心死」的左派青年暴徒加以「憐憫」,試問置港九居民的生命安全於何地?而且亦正中港共黑幫的詭計。我們對鄧氏的見解,恰恰相反。中國古語所云「亂世用重典」,正是我們要採取的態度。鄧氏提到這班被判坐監的左派青年暴徒,「罪屬無辜」,祇是「愛好政治」。對於他這段談話,越使我們困惑不解。西方觀念的「政治」,向來是一種合法的鬥爭,和平的而不流血,政黨和議會就是政治鬥爭的工具。香港左派青年暴徒的行徑(置彈、擲彈殺害手無寸鐵的居民),豈能說是合法的「政治鬥爭」手段?

港九百分之九十九的居民,現正以空前團結的陣容,高舉抗暴大旗,為自身和後代的安全福祉而努力奮鬥中。凡是對我們善意的建議和鞭策,我們都表衷心的感謝;如果根據皮毛之見,提出一些與事實不符合的「玄談」,我們是敬謝不敏的。同時我們還要提醒這班喜歡高談闊論的人士,他們的口不擇言,對港英當局與港九居民同心協力的抗暴努力,有損無益,反是成了左派分子的宣傳題材,企圖動搖我們的抗暴決心。香港與英國之間,休戚與共,此是大家的共同信念。對於那些來自英倫的嘉賓,我們唯一的期望,就是他們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訪問時間,擇要點,深鑽研,了解重大問題,同時要顧到港九所處的環境,少說多看,這樣纔能觸及問題的本質。如果提出意見時,更應三思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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