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9月4日 星期一

為香港的「社會名流」進一言
--有關他們「隱士」態度與「鄉愿」言論的問題

香港共黨暴亂至今已歷時四月,每個居民都無不身受其痛,亦無不由此激發起對港共暴行同仇敵愾的情緒。在這期間,我們曾根據事實,就若干工商機構的不當措施,某些殷商巨賈的「隱士」態度,若干社會名流的「鄉愿」言論等,提出檢討,有所批評,事後那些有關人士或機構,或則提出書面答辯,或則透過各種關係加以解釋,這至少可以表示,那些曾被我們提出討論的問題,無論與有關人士的見解是否相同,但在維護香港共同利益這個大前提上,總是目標相同,毫無二致的。

不過,有關前面所說的問題,有些雖已大致澄清,有些依然尚未獲得結論,因此我們今天仍願本於「風雨同舟」之義,為本港的殷商巨賈和社會賢達再進一言。

誰也不能否認,這次香港共黨暴亂的成敗,將直接決定每個市民的禍福安危,質言之,如果共黨的暴亂成功,有如那些倡亂左報所說的香港終被「解放」,則香港便為大陸的翻版,首先受到清算、鬥爭、殺戮的,絕無疑問是許多所謂「資產階級」。今天共黨暴徒對「玻璃瓶」的利用,尚不過把它注入腐蝕性液體,作為傷害警察和人群的武器,但是到了那時,他們已無需投擲玻璃瓶,但卻必然把所有玻璃瓶打碎,強逼許多屬於「資產階級」的殷商巨賈跪在那些「碎玻璃」上面,要他交出所有財物,然後隨其所欲,對殷商巨賈勒令「勞改」,或逕予慘殺,結果必是香港的「資產階級」勢必同歸於盡,無可倖免。即或這種「解放」悲劇不致出現,而香港淪為「第二個澳門」,那麼,在共黨的邪惡勢力控制下,香港的工商百業亦必立陷於絕境,「資產階級」也是祇有「死路一條」。而且,今天香港對外門戶大開,如果殷商巨賈不願受共亂驚擾,尚可藉詞到外國「遊歷」,暫避「風頭」,到那時則香港命運已根本改變,所有「資產階級」,都將成為被「管制」對象,要想擇地為良的遠走高飛,也將沒有可能了。這就是說,今天香港的每一個居民,如果不願束手待斃,就必須一致起來協助政府,敉平暴亂,才有和平幸福之可言。特別為殷商巨賈,社會名流,他們是共黨主要憎恨的目標,更必須挺身而出,用事實行動來支持政府除暴安良的努力,然後他們的身家性命才有切實的保障。這道理,應是他們所能充分理解,而無待我們費詞,抑亦在事實面前,他們也可說沒有觀望躲閃餘地的。

但是,由過去四個月來的事實所顯示,我們與無數香港市民的觀感一樣,對許多殷商巨賈和社會名流的態度言論,不是深感失望,就是大惑不解。例如:

一、在面對港共分子無惡不作和層出不窮的暴亂行動中,那些平日在社會聲望卓著的工商界人士,他們雖然身在香港,卻好像住在「另一個世界」,對於有關除暴安良的事宜,既不願出錢,也不肯出力,而唯以扮演「隱士」為得計。甚至於,連發表一些譴責共黨暴行的言論,也惜口如金,永不啟齒。人們不禁要問,他們這樣做,就是一個社會名流的應有態度麼?他們這樣做,就能算是對社會人群盡了責任麼?他們這樣做,就能自信可以長享富貴麼?他們這樣做,就能高枕無憂,問心無愧麼?

二、今天香港政府固然盡了最大力量來壓制共黨的暴亂,但也更需要全港市民給以充分的支持。在這期間,所有軍警人員,公用事業和交通工人,廣播電台和各自由報紙的新聞工作者等,都無不站穩他們的崗位,對香港的公共利益作了可貴的貢獻,亦正由於這種正義力量的伸張,才使共黨的基本陰謀歸於粉碎,而令香港社會保持着難得的安定。亦正由於大眾信心的堅定不移,才使那些殷商巨賈能夠優哉游哉,不損一根毫髮,可是,當社會人士發起募集正義交通工人的福利基金時,我們的許多殷商巨賈是置若罔聞,一毛不拔的,甚至於「商台」廣播員林氏兄弟為共黨暴徒所殺害,他們也好像視而不見,無動於中。然則他們這樣做,是否認為抗暴是別人的責任,與他們毫不相干呢?抑或認為他們是「名流」,應該「走上城樓看馬鬥」,而自己不必出一點力量呢?否則,他們這樣的置身事外,究竟打的甚麼「如意算盤」呢?

三、在全港的正義電台、報紙一致對共黨暴行口誅筆伐中,有些議員之流出來說話了,但是,那些曾被我們稱為「鴿派」的議員,據他們事後自稱,他們並不反對給予共黨暴徒以最高法律的懲罰,祇是有些地方被「誤解」了。但我們知道,一種肯定語氣是不會被「誤解」的,例如:「對共黨暴徒必須處死」,「共黨暴徒該殺」,無論用那一國文字寫出,意義都是一樣的。要不是那些議員先生抱有一種「鄉愿」觀念,因而說話含糊其詞,這又怎會引起所謂「誤解」呢?

因此,我們今天所以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討論,這不是有意與社會名流們為難,而是提醒他們香港沒有「沙堆」,希望他們不要學「鴕鳥」,把自己的腦袋鑽進去。因為這是不會「安全」的,而且也沒有什麼「理由」可以自圓其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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