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6月15日 星期四

對共特自請解去台灣的剖析
--梁威林談話證實香港左派被解回大陸都「怕得要死」

四天前港府把一批中共特務分子遞解出境,但在起解之前,有三名共特自請轉解台灣,而不肯被遣回大陸,港府接納了此項請求,他們業已得償所願。在這十多年來,有不少共特、共幹經由香港投奔自由,前去台灣,但都是一種自發行動,有如這次的例子則很少。因此這三名共特的勇敢抉擇,也立即引起了舉世人士的注意。

共黨特務經過嚴格訓練,主要任務是經由滲透活動,向其「敵人」內部進行顛覆,這一類「第五縱隊」,非被認為具有堅強信仰者不用,也非被鑑定富有犧牲精神者不行。根據這些共特必需具備的條件,他們既由大陸所派出,在香港被捕之後也並無生命危險,自不應有中途變志請求轉解台灣的理由。可是違反這種「理由」的事實終於出現,這是甚麼原因呢?

據我們所理解,這些共特來自大陸卻毫不躊躇自請解去台灣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蔣總統在今年元旦文告中,曾向所有中共黨人提出過一項「不為敵人,便是同志」的明確保證,共特們在職務上經常留心台灣動態,對此關係切身利害的問題,自比一般人有更深的認識。當他們發覺蔣總統保證正是他們棄暗投明的一個大好機會時,其自請解去台灣就無所用其躊躇了。二是中共對其特工待遇並不比一般共幹為優厚,而「紀律控制」則嚴厲得多,這些共特在香港失手,一旦解回大陸,他們就得要對這種失敗責任徹底交代。但中共對待特工紀律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這失敗引起的後果,輕則勞改,大則死亡,絕對不會「安然無事」。就在這個「生死關頭」,他們當然要選擇生路,不會自尋死路。而樂生惡死乃是人之常情,這三名共特所以採取同一決定,正是出於這種人性的自覺。明乎此,則他們之寧去台灣而拒返大陸,也就沒有甚麼使人感覺意外之可言。

如所週知,任何共特分子被解回大陸都「沒有好下場」。就已知的事實,一九五二年因「迎親人」事件被限令自由離境回去廣州的莫應溎,十幾年來一直就潦倒不堪,過着一種極其困苦的生活。到了去年紅衛兵造反,莫應溎被列為「資產階級」分子,他的西關寓所被抄了家,至今數月,杳無消息。還有一個已被宣判為反動分子的侯外廬,在大陸陷共初期,被派到香港的左派「達德學院」任教,該「學院」是中共的一個海外訓練機關,經港府查封解散,侯外廬被逐出境,以後即受毛幫歧視,一度任教「北大」也被排擠,現在更淪為「牛鬼蛇神」。莫應溎原為香港大律師,侯外廬則是所謂馬列主義的「名教授」,他們替中共賣命的下場如此,正可充分說明共特畏懼解回大陸的共通心理。

事實上,害怕被解出境的不僅為來自大陸的共特,那些過慣資產階級生活的左派人士,尤其「怕得要死」。目前一個最好的證明,就是「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就最近港府遞解左派暴亂分子出境發表的談話。據刊載該項談話的「大公」、「文匯」等報稱:「港英這種迫害我愛國同胞的措施,是完全非法的,是法西斯鎮壓的一個組成部份。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絕對不能容忍英帝國主義這種胡作非為。」該項「抗議談話」說:「香港中國同胞自己要回內地,祖國人民是隨時都歡迎的。但是中國人民和香港同胞絕對不容許港英當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違反其本人意志,把中國同胞強行遞解出境。中國人民居住在香港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絕對不容許剝奪。」梁威林這一項談話,明顯的告訴我們,香港任何左派分子都不願被解回大陸,因為他們根本捨不得香港的「好風光」,也清楚知道解回大陸祇有「死路一條」。

但是,梁威林的談話是非常可笑的,而且也是背叛「毛澤東思想」和否定了目前的左派宣傳的。譬如說,他們宣稱大陸現在是個「紅彤紅彤毛澤東思想的世界」,有甚麼大小困難,祇要唸動毛咒,就無不可以解決,那些暴亂分子既被稱為「愛國同胞」,他們回去大陸正好「加強學習毛澤東思想」,作一個「毛澤東的好戰士」,這應該是求之不得,為甚麼要反對呢?難道是,在香港學得的「毛澤東思想」,回去大陸就「攪不通」了麼?如果說,港府把這些暴亂分子解回大陸,就是「違反其本人意志」,這又怎好說他們是「愛國同胞」呢?再其次,左派分子現正把香港說成為一個「臭港」,日前左派吹噓「聯合大罷工」,港澳左報都說香港是個「街道堆滿垃圾」的城市,香港既然這樣的「奇臭難聞」,那些暴亂分子回去大陸正好樂得「一身乾淨」,那為甚麼反對遞解,硬要作一個「逐臭之夫」呢?由此可知,梁威林的談話,恰恰表白了左派分子的一個心事,他們都戀戀不捨於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寧願違反「毛澤東思想」,也不願被解回大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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