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6月6日 星期二

論香港應有民眾「保衛團」之設
--對謝伯昌氏向港府建議的補充意見

日前九龍總商會舉行第十一次會員大會,由理事長謝伯昌主持,謝氏鑒於左派分子在上月製造的一連串暴動,對香港的進步繁榮影響至大,特建議港府當局重新組織「保衛團」,以協助警方應付突發事變,維護社會安寧,保衛工商各業,免遭歹徒破壞。謝氏在該項建議中指出,港府當局對「五月暴動」以最容忍的方法應付一切,使香港轉危為安,市民無不感到快慰,並對警方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敬意。「但此種暴動是否為最後一次呢?港府當局對今後怎樣應付呢?」謝氏對此提出解答說:「警察力量仍感太過薄弱,倘遇更大規模的暴動事件,恐怕難以阻壓。」因此他認為要確保今後香港的安寧,政府應重新推動如一九四零年所訓練的保衛團,以協助警方的不足。該保衛團可由工商界或街坊會負責徵募,並由警方訓練及指揮,此舉對於應付突發事變,意義非常重大。謝氏說:「我們檢討五月暴動,受損失最大者是工商界和貧苦市民,故今後居安思危,非尋求安全保障之法不可。」

謝氏此項具有積極性的建議,與我們前此提出由各區街坊會組織「維護公安糾察隊」的主張,名稱雖異而意義則一,現以左派分子譸張為幻,陰魂不散,我們自有再予討論和促請港府當局詳為考慮的必要。

左派分子存心破壞公安,立意與居民為敵,對付他們的一個基本概念,應該是「拔其本,斬其根,斷其源,塞其流」。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要群策群力,防患未然,使他們在人群監視下,雖欲為禍作惡而不可得。民眾「保衛團」之類的組織,即係屬於此項事實的需要。根據「五月暴動」的經驗,騷亂分子本來祇有一小撮,但在左派組織策動下,卻可選擇任何地區點起火頭,而該區便立即引起紛亂,非警察動用最大力量不能控制,等到暴亂平息後,左派分子雖然計不得逞,或有若干人被捕下獄,但該區商人和升斗小民的慘重損失,卻已無可補償。這一事實說明,左派分子以「有備攻無備」,在他們的罪惡勢力尚未被徹底肅清之前,如果我們沒有一種民眾組織與它對抗,這就很難確保這些暴動為「最後的一次」。這是我們需要促請港府當局必須認真考慮的第一點。

再以警察本身言,在「五月暴動」這期間,大部警員都不眠不休,集中待命,稍有風吹草動,就得採取戒備狀態,這種服務精神,雖足使人敬佩,但畢竟也是一種精力的浪費,且亦可暫不可常。目前左派分子雖已潰不成軍,但卻「賊心未死」,假如他們不甘失敗,再謀掙扎,來個「聲東擊西」的戰術,一會兒在這裡鬧事,一會兒在那裡點火,則警察人員勢必疲於奔命,不勝其煩,而對壓制左派仍無萬全之道。這是我們需要促請港府當局須加注意的第二點。

又或左派分子避重就輕,放棄集體行動,採用「散兵游擊戰」,這仍舊足以妨礙社會公安,引起市民大眾的困擾。例如,他們曾在中區某大廈樓上散發傳單,因事出突然,警方人員便無法查究。又如警察站崗巡邏皆以通衢大道為主,對於非衝要地區,在情勢上無法經常顧及,這樣他們又可伺機生事,打其「游擊」戰法。以「先報」記者梁達才君在大埔被赤色分子毆打的一事為例,事後「大公報」以「黃皮走狗強拍照片,大埔群眾怒斥嚴懲」作標題,對此非法暴行,自鳴得意,直認不諱,他們如此目無法紀,以後左派歹徒大可當街強搶,調戲婦女,也可指被害者為「黃皮走狗」,而逍遙法外,這試問香港還成個甚麼世界?這又是我們必須促請港府當局不容忽視的第三點。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懲前毖後,亡羊補牢,有了民眾「保衛團」或「公安糾察隊」之類的組織,則所有左派分子大小暴亂的陰謀,都必在市民守望相助的「聯防」辦法下,全部歸於粉碎。因為這些分區組織雖以維護各區的公安為主,但聯合起來,就是民眾「防暴、防奸」的一個巨大力量。我們以為,祇要港府當局能夠批准這種民眾組織,其經費可由各區街坊會自籌,不必增加政府的負擔,其所需辦事處所,亦可由各區空置樓宇徵借使用,不會有多大問題。至於人員方面,各區可用市民「志願輪流服務」和僱用服務兩種,由警方派員予以短期訓練,執行工作。為了使這些人員能與警方密切配合,警方並應配給這些人員若干特用警棍,及對各區團隊處所設置與警方聯絡的無綫電話。這樣他們就成為警察人員最好的伙伴,也是保衛社會公安的一支「生力軍」。此項組織事簡易行,而對防止奸宄,安定人心,則為用甚大,但願港府當局善為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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