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18日 星期二

左派分子的陰謀遭粉碎了

由左派分子存心製造的香港「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的糾紛,在左派司機的非法怠工嚴重影響下,該兩公司當局迫得宣佈「關廠停業」,把全部汽車分別售賣與非左派工人,那些違反勞資合約而存心搗亂的左派司機,將一律遣散。此項糾紛發展的結果,自始至終都是左派分子一手所造成,並已構成對香港公共交通的一項威脅。港府當局在它職責範圍內,應有對此等左派分子的搗亂行為,採取適當手段善為處理的必要。

這次「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當局,為了不受左派分子的無理要脅,寧願「關廠停業」也拒絕他們的荒謬條件,這種「壯士斷臂」的精神,在兩的士公司本身,誠為一項巨大損失,但已博得了社會全體人士的敬佩。因為在這糾紛發生之初,那些鬧事司機欲迫使資方無條件屈服,曾一再公開聲言,拒絕港府「勞工處插手」,他們製造糾紛之別有所圖,可謂路人恉見。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方除了決心關門,簡直別無辦法。同時,自從澳門事件發生後,那些左派司機受了背後工棍所蠱惑,欲一舉而控制了兩家的士公司的內部行政,再進而威脅其他公司,不僅所提條件無可理喻,而且要脅手段層出不窮,資方即欲有所讓步,亦將無從「談」起。可是,在這兩家的士公司宣佈關廠停業後,由於這種行動完全出乎左派分子事前的估計,他們頓感整個計劃陷於失敗,「口風」也立即軟了下來,重以公司廉價分售車輛的辦法,大為原有守法職工所歡迎,紛紛辦理購車登記,益使左派分子陣腳大亂,露出了「紙老虎」原形。根據日來左派分子的宣傳,所謂祇要資方開除了車務主任梁某,「事件就會比較容易解決」云云,正是他們面臨失敗的哀鳴,卑鄙嘴臉的寫照。

這一事實證明,香港資方對付左派分子的要脅,如果問題超出了正常勞資糾紛的範圍,那就不能不要出以堅決對付的手段,而港府當局為了不讓那些左派分子任意鬧事,對於他們陰謀製造的無理「工潮」,也不能袖手旁觀,置之不理。因為那些左派工人有背景,有組織,而一般商人多數無組織,自不能不有賴於港府當局的保障。但由這次的士「工潮」所揭露,那些真接受左派工會操縱的司機,不過四、五十人,他們為了達到其陰謀目的,曾多方脅迫其他守法司機參加怠工行動,以壯聲勢,而他們本身,事實祇有「一小撮」,對於這些害群之馬,祇要港府當局不予放縱,則其他守法工人亦必能明辨事非,善為應付,而無所畏於左派分子的危言恫嚇的。

目前,那些攪風攪雨的兩的士公司左派工人,顯然已因資方採取了「關門停業」的堅決措施,使他們的囂張聲勢,頓感黔驢技窮,無能為力。而因資方已經乾脆結束營業,他們以後再有搗亂行動,這便屬於違法行為,應為香港法律所不容。在此,我們不能不向那些受人利用的左派司機,提供一點最後的忠言:

人們記得,在約十年前,中共曾經以「高薪酬」為餌,在香港招請了一批汽車司機和學徒,回大陸參加所謂「祖國建設」,但在他們回去大陸後,原來許諾的所謂「優厚待遇」,經過中共玩弄一下「公評」手段,他們都要被迫「自願」減去過半,跟着大陸全面飢荒,那些「港澳司機」經不起生活剪熬,結果又分批「偷渡」回到了香港。他們由於曾受欺騙,情有不甘,返港以後,曾紛紛登門責問某左派工會,使那些左派工棍到處避匿,不敢見人,鬧出了不少悲劇式「笑話」。這事人們記憶猶新,面對今天負責向兩的士公司煽動滋事的工人,應不失為是一個寶貴的教訓。這亦即是說,赤色工棍祇知利用工人,而工人絕對沒有可能「利用」或有所借助於他們,如果那些左派司機不及早猛省回頭,跳出這個赤色陷阱,則最後被犧牲出賣的將是他們,概可斷言。

在另一方面,當「中央」、「上海」兩的士公司被迫結束營業後,誰是從中策動搗亂的左派司機,同業一定知道得清清楚楚,資方為了他們自身的安全,一定把那些鬧事司機視為「瘟神」,誰也不敢僱用。以香港社會的環境,他們今後生活便祇能依賴三種不同方式來解決:一是他們自己購買新車作老闆,實行個人「專政」,如果他們經濟能力許可的,這是唯一的上策。二是由某左派工會組織「新公司」,安置他們免於失業,而他們則無條件服從那些赤色工棍的控制指揮,這是忍辱求全的辦法,但還勝於失業捱餓,但問題卻是那左派工會有無可能另組一家「新的士公司」呢?三是「立定決心」的回去大陸,不管生死禍福,回去再說,這是「最長一計」,如果他們相信毛語錄是一本「寶書」,不妨冒險一試,但誰能相信過慣資本主義社會生活的他們,會有這種勇氣呢?現在問題就是這麼的簡單,何去何從,倒要他們自己抉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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