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13日 星期四

香港能夠容忍左派搗亂嗎?

自由,對左派分子是一道「方便之門」,今天世界上許多自由地區都有左派分子作或明或暗的活動,正是拜了自由之賜。自由對左派分子最大的恩惠,是民主制度給予人們的許多保障,這種保障,一般人也許十分珍惜,不肯濫用,但左派分子則非濫用不可。例如言論的自由,集會結社和示威遊行的自由等等,俱屬其中的一部。近年美國有些左派分子,就常常利用這種自由去從事反政府、攪學潮等違反公眾利益的勾當。

香港是個自由地區,左派分子的存在和活動,與一切自由國家同。左派分子唯恐天下不亂,不搗亂,就不成其為左派分子。過去十七年來,左派分子在香港已經有過不少搗亂的紀錄,但因港府當局應付得宜,而左派分子又祇限於一小撮,所以也沒有甚麼大影響。而因香港能夠保持內部的安定,使外界人士對香港產生了信心,不僅外界投資源源而來,旅遊事業也跟着飛躍發展了。今天香港能夠成為歐亞交通的樞紐,對自由世界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正是由這種內部安定獲致效果的明證。

但是,在這些左派分子一日未「改邪歸正」之前,他們是決不會甘於失敗,甘於雌伏的,祇要他們認為有機會,又將會顯出其蠢蠢欲動、「野性難馴」的本色,像目前的香港現象,便是如此。關於左派分子對香港的存心搗亂,其方式不一而足,惟大致不出訛詐、撒賴、無事生風這一套。就目前來說,這種左派分子的搗亂活動有如「疥癩之疾」,還不見得有多大危險,但如所週知,「疥癩之疾」如果不及時加以有效治療,也會逐漸蔓延而成為一種嚴重惡疾,甚至是不治的絕症,這是有疾的人所不容等閒視之的。

最近,香港左派分子不斷向社會各方製造麻煩,攪風攪雨,這對香港每一居民來說,都是一種警號,正如「疥癩之疾」,不容置之不理。昨天,香港有兩家左報發表一篇相同的「特稿」,公開對港督戴麟趾爵士作「指名攻擊」,妄指「香港接二連三地攪『兩個中國』的陰謀,提供香港給美帝作為侵越戰爭的活動基地等等」,極盡無理取鬧的能事。這兩家左報如此指摘香港政府,是否為左派分子企圖採取更多搗亂行動的先聲,我們暫時不擬忖測,但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左派分子在陰謀搗亂之前,照例必作種種試探,或作宣傳恫嚇,或者製造勞資糾紛,藉以測驗港府當局應付的態度,目前香港左派分子的所作所為,正是這種手法的重演。

香港當局究將如何應府左派分子的陰謀搗亂,我們無意借箸代籌,但有必須指出的一點,是對付左派挑戰絕對不能示弱,否則後果堪虞。因為左派分子向來就是欺善怕惡,吐剛茹柔,對香港政府如此,對社會大眾亦如此。照香港當前的現狀,廣大居民都各安所業,愛好自由,當不致受區區一撮的左派分子所蠱惑,但其對抗左派分子的信心,仍得要看港府當局的態度強弱如何以為斷,因為他們無組織,而左派分子有組織,假如港府當局不能給予他們以勇氣,香港居民將是沒有可能「孤軍作戰」的。譬如原定在香港舉行的「亞洲電影節」,傳說為了懸旗問題,港府當局不願引起左派分子的滋擾,謝絕了擔任「地主」角色,以致在開幕前夕,竟告胎死腹中,即屬其中的一例。而在這個國際集會宣告取消後,香港左派分子的叫囂訛詐便接踵而來,這便足以證明,港府當局任何「息事寧人」的想法,結果正適得其反。

如所了解,香港的安定繁榮,一貫有賴於官民雙方的通力合作,而這種合作,必須建築在一個「無所恐懼」的基礎上。同時,香港又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城市,而它卻要每年給大陸套取超過二十億港元的資金,又須負責解決四百萬人口的生活,在這兩大壓力下,香港賴以生存的憑藉,一為外界對工商事業的投資,一為旅遊事業的發展。而在旅遊事業中,任何國際性集會的在香港舉行,都會使我們「名利雙收」,獲益不淺。但是,如果港府當局不能給人以一個內部安全無可懷疑的印象,甚或予人以左派搗亂儼然不受拘束的錯覺,則其影響所及,不僅使外界人士的對港投資懷有戒心,和使現時欣欣向榮的旅遊事業蒙受不利,並有可能促使本港資金對外轉移,尋求更好的安全保障。如果說,香港是個「敏感的城市」,則港府當局對左派示弱的結果,這種發展就決非不可能的事。那麼,港府當局應該怎樣應付左派分子的搗亂,這利害之間就有明確答案,無待我們煩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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