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4月6日 星期四

對本報記者被左派威脅的申明

香港一小撮左派分子在荃灣南豐紗廠鬧事了個多月,企圖藉恐嚇手段來支配該廠的內部行政,他們開了許多次所謂「鬥爭會」,又不斷糾集一些來歷不明的「工人」,向南豐廠方諸多要脅。在每次糾眾滋事時,都手持「毛語錄」,對着廠方當事人叫鬧不休,他們並且經常在路上高唱大陸共產歌,作為「示威」的表示。在這一個多月來,荃灣坊眾直給這些赤色分子鬧到雞犬不寧,無不人人側目。本月三日,本報駐新界記者正在荃灣執行採訪職務,恰值這些左派分子也方集結隊伍到南豐滋擾,當場拍攝了他們一些在路上活動的照片,不料那些左派分子作賊心虛,群起對本報記者追逐喝打,聲勢洶洶,直視香港法律如無物。本報記者恐遭不測,急足避入荃灣交通警察總部,但那些左派分子仍不肯罷休,復闖入該警察機關大吵大鬧,有些裝腔作勢的揮舞拳頭,有些竟將「毛語錄」向本報記者迎面投擲,狂妄囂張,得未曾有。如此喧鬧不休逾一小時,直至警方調來大批防暴隊,這些左派分子以計不得逞,始揚言「明日再來」,嗒然離去。此中經過,前天本報日晚兩刊,都有圖文報道,今不再贅。

自這一事件發生後,前天的左派報紙隻字不提,到了昨天「大公」、「文匯」、「新晚」各報才作了「惡人告狀」的歪曲報道,在此我們需要加以申明的,有如下這幾點:

第一、這一事件的發生,很顯然的受了澳門事件的影響,當澳門左派進行瘋狂搗亂時,本報駐澳記者亦曾受到安全威脅,為他們所欲得而甘心的目標,因為左派製造暴亂最怕被人揭穿真相,尤怕自由報紙的公開報道,過去如此,現在亦然。香港左派嫉視本報和本報工作人員,我們既不感覺意外,更絕不因此畏怯。我們是為自由社會的公眾利益而工作,也早看透了左派分子的伎倆,我們目睹共產黨的誇張為幻二、三十年,曾經拆穿過他們不少西洋鏡,今後仍當本此職志,對廣大讀者服務。

第二、由於個這事件並不孤立,這就決非香港左派和我們的所謂「立場」之爭,而實關係到香港整個社會秩序的安寧,如在這兩三個月來,香港左派就蠢蠢欲動,想把在澳門製造的暴亂風潮,在香港如法炮製。他們曾經威脅「明星」的士公司恢復僱用全部被開除了的左派工人;與香港后海灣一水之隔的華界蛇口,曾幾次派出共幹和紅衛兵滋擾流浮山,使到該區商店居民,備受精神和生活的威脅;最近又有「中央」和「上海」兩的士公司,因其中一名工人被解僱,其他部份工人被左派煽動採取「怠工」行動報復的事件,這糾紛目前尚在僵持,並未獲得解決。由此可知,南豐紗廠之給左派藉端鬧事,和本報記者之因執行職務而被追打,都不過是左派分子存心在香港製造混亂不安的無數事件之一。香港當局如何確保公安,使他們揚言要在香港製造另一「澳門事件」的虛聲恫嚇,不致成為事實,這無疑是一個關係全港居民利害禍福的問題。

第三、左派分子的種種活動,如果他們自信「光明正大」的,應該不怕被人攝入鏡頭,尤其不該害怕如本報記者的攝影工作,固不論本報記者此種工作乃為本身應有的權利,不會因為他們無理威脅而終止。但現在他們卻鬼鬼祟祟,唯恐人知,這就適見其情虛理虧,在事實面前,站不住腳。正如許多人知道,香港左派都具有雙重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即一方面思想腐化,生活糜爛,而另一方面卻偽裝前進,極力醜詆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如去年那批左派「觀禮團」,進入大陸時人人穿上事前製備的「解放裝」,到了事畢返港,一進入羅湖車站,就急不及待的穿回西裝,即其例證。唯其如此,所以他們儘管存心鬧事,向香港的社會安寧挑戰,但仍時刻提心吊膽於其醜惡面目的暴露,害怕被人認識廬山,為社會人群所唾棄。這次他們欲以暴力阻撓本報記者攝影,正是這種卑鄙「雙重人格」的最好說明。

第四、昨天「大公」、「文匯」、「新晚」各報發表有關此事的新聞,以含血噴人的口吻,給本報記者加上「反動」和「美蔣記者」的稱謂。古人有言:「跖犬吠堯,吠非其主」,他們說些甚麼,本來可以置之不理,但是,本報是絕對獨立民營的報紙,我們雖然一貫反對中共暴政,也經常對美國和台灣當局提出批評,我們請問,他們所謂的「美蔣記者」究竟作何解釋,他們平日也侈言「擺事實,講道理」,如果他們不想迴避問題,自暴其短,就請拿出「事實」來,講出「道理」來。

最後,我們願意申明,香港左派分子始終是一小撮,而在這一小撮人中,蓄意製造事端,不惜與廣大居民為敵的,更屬少數中的少數,其餘如非「口是心非」,亦必屬盲從附和,他們是這個時代的可憐人,我們曾經一再勸告他們棄暗投明,及早自拔,如果他們認清大勢,知所歛跡,我們是會與人為善,寬恕他們的。但在暴力之前,我們卻不能不採取另一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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